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篇1：

论新经济常态下的农民消费能力提升①

摘 要：就新经济常态下的消费结构而言，农民消费是“短板”。刺激农民消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关键在于补齐农民消费短板。要释放农民的消费潜力，一是要增收，特别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让农民有能力消费；二是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让农民无后顾之忧地愿意消费；三是补齐农民消费短板，营造和谐有序的消费环境让农民舒心地消费。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 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消费 消费环境

“三去一降一补”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解决供给、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其中“补短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亦是平衡供需关系的必然手段。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出口减弱，国际投资下滑，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城市消费增长表现乏力，农民、农村消费自然而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刺激农民消费从而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补齐农民消费短板。

1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腰包鼓起來”有能力消费

“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增收，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决定着他们的消费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但增长的基数较低，收入总量增加的数额不大，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还有一段距离。要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主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通过引用良种，提高作物产量，增加农业种植直接收益；加大富农项目培训，提高农民种养技能，提升农业种养业的比较收益；夯实农村基础设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劳作间接收益。培育特色品牌，畅通市场渠道，增加农业产品附加收益。二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健全城市与农村的劳动就业制度，实现优工优酬增加职业农民打工收入；积极鼓励农民进行创业，大力发展农家乐、体验式旅游农业、休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等项目，实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优惠政策增加农民创业收入；引导龙头企业创办或入股合作组织，健全产业链联结机制，增加农民合作收入。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这也是城乡收入差距中农民收入比较大的一块“短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的租赁和抵押功能，拓宽土地增收渠道，增加农民土地租赁、抵押的财产性收入；依照法规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促进农民土地经营权变为金融资本的能力，让农民把土地经营权变成“活资本”快速增加农民土地融资能力的财产性收入；支持农民以土地、林地等资源开办或入股乡镇企业，鼓励大型粮油加工龙头企业与种粮农户签订合约、定价收购等多种方式结成更紧密的联合发展共同体，有效激活乡镇企业对农村土地、林地等资源的需求，增加农民土地使用权、承包权的财产性收入。

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让农民无后顾之忧愿意消费

预防性储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可以降低个体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相反的情况是，当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以解除个体后顾之忧时，为了防范不可预见的风险，通常个人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不愿意消费甚至不敢消费（李树良，2016）。纵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简称“新农合”，下同）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下同）先后于2003年和2009年实施。其中，“新农合”自2003年7月实施以来，不断扩大了全国区县的试点范围，各地方新农合参保率不断增加，各级政府对参保农民的补助资金也逐年递增，全国各地县域财政统筹不断完善。2016年1月，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正式实施，意味着新农合成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一部分，按照六个“统一”的制度政策要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医疗保障作用（李树良，2016）。“新农保”自2009年实施以来，在短短8年时间内基本完成“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目标。实际上，对于年轻人来说，新农保相当于储蓄式的个人账户和政府补助的结合，增加了其未来预期收入，从而使其有信心消费，促进其消费倾向及意愿；对于参加新农保的老年农民而言，60岁以后每月可以领到政府补助和自交费用的返还部分是明确的，相当于一种额外的收入，农民对待这种额外收入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政府补助和自交费用的返还为农民家庭消费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够增加农民家庭的消费意愿。

理论上，由于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功能，新农合与新农保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民的医疗开支，减轻未来的养老负担，使得社会财富向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转移。但农村市场、农民消费“启”而不动，主要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使得农民的社会保障难以更好的发挥社会保险功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农村市场“启”而不动的僵局，应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要着眼于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无忧，逐步完善农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参照相关标准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在“五保户”的基础上确定广大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通过加强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选择科学合理的社保资金管理方式、健全社保资金使用机制等措施，使农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逐步提高农民的消费信心和基本消费能力。第二，在逐步完善和普及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新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和质量，政府应强化对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运行的管理与监督，使农民逐步摆脱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郭洪仙，2011）。逐渐消除农民因病致贫的担忧，减少农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第三，逐步建立农保与城保的衔接机制，打破养老保险的城乡差异，探索建立公民个人社会养老保险永久账户，实现社会养老保险信息的互联互通。农民交纳社会保险的记录、支付、查询、服务等，均可查询、归档，逐步实现各地区间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社会养老保险信息的联通和转续。第四，以“补短板”的责任意识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农村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设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时，实行多层次梯度发展，新老办法相结合，逐步实现不同区域间的社保一体化。

3 补齐农民消费短板，营造和谐有序的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泛指影响居民消费的外部因素，它既包括水、电、交通、通讯、农村市场体系等基础设施（即硬件环境），也包括医疗和就业等社保体系，以及其他相关市场、金融制度建设等（即软件环境）。更加广义的来讲，消费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格局，造成农村基础设施普遍落后。首先，我国农村的道路、交通、邮电通讯、供电、供水、商业网点设施、文化体育设施等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虽然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在不断向农村倾斜，但农村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改善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其次，绝大多数农村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最典型的是农村商业网点少，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农村消费主要是以集市和附近小城镇为主，而当前我国的集市还非常分散，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价格、竞争等都没有形成合理的机制，导致广大农村往往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之地，严重地损害了农民消费者的权益，影响了农民的消费（韩留富等，2010）。最后，许多农村地区的传统消费观念制约着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比如一味强调节俭、过度积累给下一代等。注重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过度的节俭则使广大农民牺牲了很多当代人应该享受的消费。

由此看来，扩大农民消费需求，补齐农民消费短板的关键措施之一是不断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一是加大城市对农村的反哺的力度，增加各级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水、电、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农村、农民消费的“硬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品，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分析得出，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比较重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的政府所创造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低的国家和地区。集中资金建设农村道路、电网和生活用水等项目，促进农村商品流通和发展，促进农村电网自动化水平提高，逐步实现全社会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逐步改善农村供水工程，提高农村饮用水质量。二是改革农村市场体制机制，营造农村消费和谐有序的市场环境。应根据农村“通路、通电、通水”的状况和人口密度，在人口聚集的小城镇、中心集镇和自然村，合理规划和布局商业网点，提高农民消費的便利性。加大执法监督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降低农民消费风险，保护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加大伪劣产品的辨别、危害事件的宣传力度，利用媒体舆论监督，提高农民的辨假，打假和维权意识。三是加强金融配套服务建设和对农民消费观念的引导，完善农村地区金融网点建设和融资借贷配套服务，逐步引导农民由简单的生产、生活消费向多样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农村金融配套服务应鼓励农民增加科教文化、卫生医疗、通讯交通等方面的消费，减少在送礼请客上的不必要开支和铺张浪费，更要杜绝在封建迷信、黄、赌、毒上的不良消费行为；加强教育和引导，努力把农民的消费观念由过分节俭型向适度超前消费、正常消费上转变，防止盲目攀比、铺张浪费，树立积极、健康的消费观念。

参考文献

[1] 李树良.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J].西部论坛，2016，26（3）.

[2] 李树良.“新农合”与农民耐用品消费：消费层次和区域比较[J].科学决策，2016（11）.

[3] 韩留富，王丽琦.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与扩大农民消费需求[J].农村经济，2010（6）.

[4] 冯晓燕，刘兆征.消费环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农村电网改造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8（6）.

[5] 郭洪仙.提振我国农民消费能力需要新思维——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探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经[J].经济问题探索，2011（3）.

①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2016PY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龙茜（1981-），女，重庆市人，职称经济师，主要从事系统集成、社会保障等问题的研究。

作者：龙茜

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篇2：

非常牛市的寻宝策略

我们可以这么说,活动性泛滥下的牛市行情即使有其他题材可以炒作,但价值投资为核心的大盘蓝筹仍然将担当行情的主角｡

股权分置改革､整体上市和上市公司激励制度的完善,这曾经长期阻碍证券市场发展的三大因素,在今天中国金融体制全面变革中,已转变成为股市发展的重要推手,从而实现了金融体制变革通过股市的非常繁荣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注入超级能量｡金融市场内部制度的革命,也为市场聚集了人气,激发出股民前所未有的热情｡非常牛市下,股民的择股策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着手｡

民众富裕概念

人民幸福(民众富裕)概念将在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成为未来股市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筛选标准｡

以人民幸福为择股标准,就得从人民的消费结构及需求升级方面考察｡随着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富民安民政策的逐步推动下,中国经济将会从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为主动力逐步向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状态｡从而消费升级和需求升级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利润增长机会,也即形成新的股市投资机会｡

从消费结构看,与"吃"相关的消费及其延伸的产业机会是第一位的｡中国居民开始从吃饱向吃好转变,绿色､生态､环保等食品将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方便居民消费的餐饮业,特别是连锁餐饮业将会使居民从家吃向在外吃转变,这种转变与居民的旅游消费又结合在一起｡因此,围绕吃的生产企业､加工企业､经营企业及提供生产需要的种子业､农药､化肥､农具等等行业的上市公司,都会因居民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方便而产生更多的利润｡

当前,中国居民的吃结构开始由"五谷"向"五谷"与鱼肉蛋禽绿方面平行发展,这种吃的习惯改变,是一次饮食革命,其基础是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相关产业生产力提高｡"一斤粮食四斤酒,四斤粮食一斤肉",由于种粮食和其他作物之间有利益比较问题,在消费习惯逐步"西化"的时代,粮食将更多地体现在其转化为肉类和酒类的消费上｡因此,高档酒如茅台,高品质的奶品如伊利股份等都因为符合中国居民"高档"与幸福概念而会有大发展｡如果上述分析的吃的概念而引申的投资机会与整体上市､股权激励等结合在一起,其发展空间则要大得多｡

从需求结构看,在吃的方面消费升级的同时,居民对其他消费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1090美元,表明我国经济进入总体小康的新阶段｡2004年,人均GDP突破1万元人民币｡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国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升级换代"｡

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降为37.12%,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5.6%｡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北京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31.8%,比2000年降低4.5个百分点｡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北京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温饱型"上升到目前的"富裕型"｡2005年北京的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大关,人均消费支出13244.2元｡31.8%的恩格尔系数与北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称的｡但是在"吃"之外,教育､住房､医疗等都是现代社会人的基本需求,同样是必要的生存条件,具有极强的刚性｡医疗､教育､住房+食品支出,才是当前我国居民实质上的恩格尔系数,才是我们居民的真实生活水平｡

在国民消费总额中,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消费所占比例逐年缩小,休闲娱乐的消费比例不断增加｡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人们对电脑､数码相机､手机等数字产品的需求势头强劲,车市､房市持续升温,服饰､化妆品､保健品等类商品的消费快速攀升｡因此生产和经营这些消费品的商场､连锁经营公司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股市中对苏宁电器的股价追逐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

产业升级概念

产业升级(国家强大)成为择股标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要由自然农业经济向以加工为主的轻工业转变､轻工业又必须及时向重化工业转变,重化工业又要与信息产业结合发展｡这一转化链条是如此的长,时间要求是如此的紧迫,将使国家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利用现代金融的平台,即利用股市实现资本迅速向生产率高的产业和产业内部的龙头企业集中｡中国股市带有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使命,即强国需要股市这一平台,因此凡是有利于综合国力强大者,都将会在股市中迅速发展｡

首先是农业一产二产化的加工业公司和一产三产化的农产品经营公司将会在其中得利｡在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与一产二产化和一产三产化相关的道路建设､电力供应､卫生设备､医疗保健等上市公司将会得益｡道路建设相关的钢铁､水泥生产经营企业､电力供应相关的设备制造､医疗保健相关的医药企业将同样受益｡

其次是二产高级化的企业将会受益｡二产中有传统的轻纺及一般加工行业,它们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出口的核心力量之一,在内需增长和产业升级特别是与信息技术结合过程中,将会产生效益提高特别快速的企业,其中进入中小板的民营企业不少属于这类企业｡

当然,二产产业升级的主力是重化工业,重化工业不仅担负中国经济升级的历史任务,还是中国经济能否安全发展的关键因素,如精密车床生产企业,如重型机械生产企业､如大型电力设备生产企业等｡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工艺流程､管理水平､产品质量等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生产力水平,也即关系到中国实体经济能否在全球争得定价权的核心力量｡

股改以来,上述相关企业由于资源垄断､效益经营､技术力量､管理水平､产品质量等等综合因素,几乎贡献了上市公司60%以上的利润,因此也为大盘蓝筹股担当牛市主力提供了经济背景｡

由于特殊的中国因素作用,上述经济优势,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扩大对经济的控制力的政策背景下,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如果加上整体上市和激励机制到位,我们可以这么说,流动性泛滥下的牛市行情即使有其他题材可以炒作,但价值投资为核心的大盘蓝筹仍然将担当行情的主角｡

军备实力概念

《反分裂法》实施,使反分裂求统一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意志｡反分裂求统一需要强大的国防为背景｡强大的国防需要与时俱进的武器装备,当祖国完全统一与反分裂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时,股民购买相应上市公司的股票,是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完全统一｡有关军工企业的上市公司在股改顺利完成､在进行整体上市的过程中,还会得到投资者的支持,因为统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之一｡

当今的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祖国统一从而成为加强执政能力的平台｡因此,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只要中国政府有能力进行外汇管理､只要股市内部的三大改革顺利推进,当前的牛市只是行情启动的第一步,未来的表现会更好｡(作者为银河基金管理公司市场总监､高级经济师)

作者：李国旺

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篇3：

基于心理会计的居民消费研究

[摘要]在世界经济危机下内需的扩大显得尤为重要。文章运用心理会计理论，对居民消费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历史演变过程的考察，论证了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居民心理会计账户结构随公共福利和保障水平的下降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并成为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原因。理论同时得到其他经验事实的有力支持。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心理会计；居民；消费不足；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李碧芳，大庆石油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黑龙江大庆163318；孟祺，浙江工业大学讲师，博士，浙江杭州310024

[文献标识码]A [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消费、投资、净出口通常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改革开放，实行出口导向的政策，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扩大出口推动，这种增长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只有走国内消费需求主导型的增长道路，依赖于最终消费需求的提高才能健康、有效、稳定地拉动经济增长。

已有的对于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强调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具有特殊性，认为以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我国的消费问题。龙志和(1994)最早指出，由于不完全消费品市场的存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有别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准确地区分二者之间的差别是研究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出发点。秉承这一研究思路，余永定、李军(2000)运用以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建立了一套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宏观消费函数。研究指出与降息和提高工资相比，使居民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对刺激消费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叶海云(2000)考虑到转轨经济中消费者对未来信息的难以获得性，提出了一个“短视消费模型”，并认为居民的短视行为与流动性约束是造成我国目前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金晓彤、杨晓东(2004)认为西方消费理论以“制度确定”为前提，因而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行为。他们在对中国体制转轨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相关性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导致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变异。相应的，政府应当采取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加以引导和矫正。然而虽然此类研究都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取代原有的生命周期理论，但与传统理论相比，新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与可信性还缺乏进一步的验证。

另一类研究则是在传统消费函数理论的框架内，将中国的制度性特点加以考虑，进而对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进行解释。例如，龙志和、周浩明(2000)；罗楚亮(2004)在预防性储蓄框架内对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结论都显示我国居民存在着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体制转型过程中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并成为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袁志刚、朱国林(2002)在现代形式的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中考虑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他们指出高收入者更多的是出于遗赠目的进行储蓄，而低收入者则更多的出于生命周期动机进行储蓄。据此他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均和高收入者的遗赠储蓄是造成我国总消费不足与高额储蓄并存的主要原因。Modigliani和Cao在新近的一篇关于中国储蓄率的研究文章中(Modigliani和Cao，2004)使用1953－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他们的研究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人口结构和赡养比率对我国居民的消费和储蓄都有明显的影响。

本文与已有研究不同之处体现在，笔者认为以生命周期为代表的传统消费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前提假设的简化设定与真实世界中个体消费决策行为不一致。以此为出发点，本文通过引入更为现实的消费行为基础，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修正，新的理论是对原有理论的顺承和发展而非抛弃。这样做既能够增强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进而对我国居民消费问题进行解释，同时又保持了理论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的逻辑一致性，使其能够对其它经济环境中的消费问题也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历史演变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我国存在的是低工资、高福利、铁饭碗的单位保障制度，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费用由国家和单位统统承包。对于城乡居民来说，由于享受全方位的福利保障而无需为将来进行计划，因而人们会将绝大部分收入放入当前消费账户中，几乎不存在积累性账户和保障预防性账户。

1978～1991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环境的变化体现在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同时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各项福利保障制度被进一步强化，表现在各类福利占工资总额由1981年的36.86％上升到1991年的61.49％(龙志和，1994)。这一时期居民的年平均消费倾向为80.97％，较前一时期有所下降。这一时期居民在增加当前消费账户资金的同时，也开始将财富放入积累性账户之中，为购买大件商品、改善生活质量而储蓄。由于经济环境和福利保障制度的稳定性，国家承担社会福利和保障责任，人们仍然没有必要将财富放入保障预防性账户中。

从以上两个时期来看，居民的消费行为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居民将收入中的绝大部分都放入消费账户中，从改善生活水平出发的消费意愿十分强烈，同时又由于国家承担社会福利和保障责任，个人无需设立保障预防性账户。这样一种心理会计账户结构使得人们将收入中绝大部分都用于消费支出。

　　199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明显增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等方面的重大变革。使得居民心理会计账户的结构相应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显著地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行为。

首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改革几乎涉及了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住房制度、医疗领域和教育支出等。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变化的是就业制度的巨大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终身就业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人通过与企业签订就业合同参加工作。就业制度的变化和国有企业改革，在导致大规模职工下岗失业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就业和收入预期，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失业的风险。

相关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行使得城镇家庭单位人口储蓄率有一个显著的增长，在1995～1999年期间，单位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保持在每年2％的水平，同时单位人口的平均储蓄率却以每年13.1％的速度快速增长(孟昕，2001)。储蓄率的快速提高也表明，居民当前消费账户中的

资金比重逐渐减少，而从储蓄动机来看，预防保障性账户中的资金比重不断增加。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政府为每个人提供终身保障的时代已经结束，家庭必须通过积累并占有足够的财富才能为未来的各种支出做好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近年来中国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伴随着失业的增加，改变了城乡家庭对未来的预期。社会保障程度的明显下降和社会公共福利覆盖面的降低，使得居民意识到必须将财富进行重新配置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支出，相应的，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财富从当前消费账户和积累性账户转移到消费倾向很低的预防保障性账户中。虽然这一时期居民的收入水平一如既往地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人们增加消费支出的意愿下降，造成了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的增长缓慢。这充分说明，居民的心理会计账户结构成为制约居民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三、心理会计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分析

生命周期假说一个最重要的欠缺在于其错误地理解了消费者的理性化程度，即认为消费者能够事先理性地制定一个最优的消费计划，同时也能够理性地执行这一计划。这一假定显然缺乏对消费者真实决策过程的深入观察与思考。正是基于此，Shefrin和Thaler(1988)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对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修正，以求能够更好地描述经济个体的消费行为。与经典理论相比，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强调自我控制、心理会计和决策定格这三个心理特征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是说，抵御当前消费的“诱惑”而为未来消费进行储蓄，对人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选择”，因而个体需要行使“意志力”进行自我控制，同时这种控制是有心理成本的。心理会计是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假设，它是说，人们在潜意识中会将其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和收入按照来源或用途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心理会计账户，对于不同账户中的财富，消费者的行为是不同的。与心理会计密切联系的概念是决策定格，它用来描述，消费者会在心中预先设定好一个框架进而对决策的结果进行评价，其中框架的设定由个体所处的环境所决定。

行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可替代性(fungibility)是经典理论的关键假设，即假定资金是完全可替代的，家庭所拥有的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对于消费的边际贡献没有差别。与此相反，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则主张，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是完全可替代的，或者他们被阻止这样做。具体来说，人们为了更有效地进行“自控”，会将财富放入不同的“心理会计账户”，对于不同账户的资金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也不同，倾向于支出流动性更强的账户中的资金，同时不同账户中的资金之间并不是完全可替代的。最简单的划分方法为(Shefrin和Tha－ler，1988)：当前可支配收入账户，当前资产账户，未来收入账户。其中当前可支配收入账户中财富的MPC最高，当前资产账户次之，未来收入账户最低。消费者倾向于较多地通过当前可支配收入账户消费，而较少通过当前资产账户消费，几乎不通过未来收入账户消费。这样做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好地实现自我控制，减少行使意志力的心理成本。例如将资产从当前可支配收入账户转移到未来收入账户就可以显著的减少当期消费，从而达到推迟消费，为未来储蓄的目的。实证层面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心理会计的存在性。Levin(1992)通过实验发现，以日常收入形式增加的财富会很快地被人们消费掉，而以房屋增值或养老金形式增加的财富却对消费支出的增加几乎没有影响。此外，很多对美国401(k)退休计划法案的研究表明(P0－terba，Venti和Wise，1996)，家庭通过参加退休储蓄计划，即收入更多的以退休储蓄的形式获得，明显地减少了消费支出，而增加了储蓄。目前401(k)作为政府的刺激储蓄计划在欧美许多国家推行，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与经典理论相比，行为生命周期理论无疑更为准确地描述了人们的真实消费行为。因而本文采用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分析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理论框架。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居民会将财富放入不同的心理账户中，由于不存在完全的可替代性，不同账户的资金其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如果增加的收入被放入消费倾向较低的心理账户中，则收入的增加就不会引起消费支出的增加。这就是我们用来解释当前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不足的机制。

引入心理会计分析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考虑家庭如何将财富划分为不同的心理会计账户。由于我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主要有：日常开销；购买电器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应付疾病及急用；防老；准备装修、建房、购房、购买汽车；子女教育；获得利息，外出旅游等。相应的，以上述储蓄动机为依据，我们将我国居民的心理会计账户化分为当前消费账户、积累性账户、保障预防性账户三大类。

根据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不同账户的资金其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且彼此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可替代性。考虑到具体用途的不同，当前消费账户中资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积累性账户次之，而保障预防性账户中资金的消费倾向最低。如果居民将所拥有的财富较多地放人当前消费账户中，那么表现出来家庭扩大消费的意愿强烈，消费倾向较高，相应的收入的增加也会迅速转化为消费支出；相反，如果居民将财富较多地放入保障预防性账户中，那么表现出来人们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的增加也不会带来消费的增长。因而，不同于传统生命周期理论中居民的消费支出由收入水平决定，由于心理会计的存在，居民消费支出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体心理账户的结构决定。

根据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居民的心理会计账户结构是决定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当收入被较多地放入当前消费账户中时，表现出人们的消费倾向较高；当收入被较多地放入保障预防性账户中时，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

上述结论说明财富或新增的一笔收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消费支出取决于人们会如何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对资金进行放置。那么个人的心理账户结构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对于心理会计的描述告诉我们，人们设立心理账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控功能，控制当期消费，为未来的支出进行储蓄。假设消费者身处一个享受全方位福利保障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生老病死全部由国家负担，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显然不会通过设立预防保障账户来控制当前消费而为将来储蓄，因为抑制消费是令人痛苦的选择，而这些保障已经由政府承担了。相反，如果养老、教育、医疗等费用都由消费者个人承担，那么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人们通过设立预防保障账户来控制消费，以确保有足够的储蓄应对未来的各种支出就会成为必然的选择。

因此，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和保障水平的高低，通过影响居民的心理账户结构进而影响消费支出。公共福利和保障水平越高，家庭消费账户中的资金比重越高，消费越多；公共福利和保障水平越低，家庭预防和保障账户中的资金比重越高，消费

支出越少。

也就是说，政府和家庭在福利保障责任上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如果政府承担的保障责任越多，居民就可以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反之如果政府承担保障责任较少，则个人就必须减少消费，更多的为未来的保障进行储蓄。以下将从不同的层面对上述结论进行验证。

根据邹突变点检验，我们发现1990年前后两个时间段居民消费对收入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

四、实证检验

1．不同阶段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性检验

通过对我国居民心理会计账户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心理会计账户结构的变化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成为决定消费支出增长的关键因素。因而为进一步支持以上的分析，接下来本文使用邹突变点检验(Chow Breakpoint Tests)对两个阶段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用以观察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否如前所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做法为，将1952～2007年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共53个观测值以199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子样本，进而考察在两个子样本内消费对收入的回归系数是否相同，即回归系数在不同时段是否稳定。如果不同时段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则可以认为，居民消费行为在两个阶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居民收入水平数据由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货币收人以人口为权重加权平均得到，居民消费由历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以人口为权重加权平均得到。

首先对整理得到的居民消费和收入水平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用lnc和lny表示，用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数据见图，其中用圆圈表示的观测点为1990年以前的数据，用三角表示的观测点为1990年以后的数据。从图6中大体可以看出，在1990年前后居民消费与收入水平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明显地下降。两个子样本容量分别用nl和n2表示，并定义T＝n1＋n2。假定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形式为：Lnet＝β0＋β1 Lnyt＋ut。OLS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著性水平上有了明显的改变，因此，可以认为居民消费行为确实在两个阶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对世界各国的检验

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居民心理账户结构随着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的下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成为制

图1给出了几个代表性国家家庭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空间比较情况。如图所示，高福利国家如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的家庭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要明显高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高福利国家的突出特征是社会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北欧国家通常为30％以上)，居民享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家庭可以领取子女补贴、学生享受免费高等教育，失业者可以领取失业金、低收入者不仅可以不交税，还可以享受低费用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补贴，生活困难者可以领取社会救济金，甚至他们的生活费包括房租都由国家负担。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提高全方位的福利保障，高福利国家的居民可以将更多的收入放人当前消费账户和积累性账户中，很少甚至无需设立预防保障性账户，因而表现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较高。

以上分别从不同国家的角度验证了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结果表明，该理论不仅能够对我国体制转型期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很好的描述，同时也和其它经济环境中所表现出的消费现象相一致。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相当理想。至此可以认为，本文所述的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确实能够准确地描述居民的消费行为。

五、政策建议

本文应用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我国当前阶段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宏观经济政策无力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认为，个体心理会计账户约消费支出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与此前对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的描述相一致。为了进一步增强理论的可信性，我们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个体心理账户结构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的结构是决定消费支出的关键因素。体制转型过程中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下降，引发人们心理会计账户结构发生变化，是造成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因而启动消费也应当从调整居民心理账户的结构人手。中央政府应当通过提高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程度，从而取代家庭设立预防性账户的功能，促使人们将财富从预防保障型账户中转移到消费账户中，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进而促进消费支出的稳定增长。

1．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阶段，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仍然比较低，截至2002年，我国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只占全体居民的18.3％、10.7％和13％，基本保障的覆盖面还达不到20％的国际最低标准，与此同时，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广大农村居民还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因而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减少由居民个人负担的保障和预防费用负担，消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

2．启动农村消费。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速度都是城市高于农村。同时从消费的结构上来看，广大农村居民传统的消费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食品支出仍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一半左右。制约农村消费升级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于城镇，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大大增加了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农民必须为生产经营进行必要的投资，而这一投资很少获得金融部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自身储蓄解决；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农民自身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农民负担。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积极落实各项扶持和保护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减少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加快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解决农村的乱收费问题，把这部分收入还给农民，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村的信贷条件，为农民筹集资金改善生产条件提供方便，减少“生产挤消费”情况的发生；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加强基本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进一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升农村现代化流通水平；探索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生活的后顾之忧。此外，各级政府还应注重引导农民消费观念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启动农村消费的增长。

3．调整现存收入分配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我国经济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传统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方法的思路是，通过发挥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功能，将一部分收入从富人手中转移到低收人人群手中，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之间差距，进而降低贫富差距水平。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当前阶段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下降，个体心理账户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传统的收入分配调节方式显然无法改变居民的心理账户结构，因而其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与传统的方式不同，笔者认为，当前调节收入分配的思路应当转变为将高收入阶层的部分过高收入通过政府税收等手段进行集中，并将其用于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福利方面的支出，从而达到提高全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的效果。这与简单的转移支付相比，能够更加有效地改变居民的心理账户结构，从而达到鼓励居民扩大消费的目的。施行新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要求各级政府转变理念，逐步减少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的相关支出，将通过税收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扩大对于公共福利事业公共医疗与教育等领域的支出以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这在增加消费的同时还可以减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使广大低收入居民切实感受到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改善．进而提高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

作者：李碧芳 孟 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