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政改革论文

2022-04-16

[摘要]中国政府行政改革几十年的经验说明，不减人头、不敢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所谓“精简机构”，是避重就轻被扭曲了的改革，没有对症下药，具有明显的缺陷。行政改革应全方位，参考古人“精兵简政”的思想，既减机构，也减人减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医疗行政改革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医疗行政改革论文篇1：

国外行政改革的五大趋势

这里所说的国外行政改革大体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的20多年时间中，世界上以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开先河并迅速波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治理理念、政府运营方式以及政府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浪潮。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并推行西欧最激进的政府改革计划，以及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并尝试大规模削减政府机构人员规模、收缩职能、压缩开支、倡导公共部门私有化，标志着这次全球性行政改革的开端。在随后跟进的改革实践者中，既有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也有正处于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既有老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既有单一制国家，也有联邦制国家；既有内阁制政府，也有总统制政府；既有自由市场经济，也有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高举改革旗帜的，既有右翼政党也有左翼政党。总之，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政改革，的确超越了政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界限，业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空前广泛的认同和呼应。从行政发展史的角度看，由于这次改革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有不同寻常的特征，因而具有划时代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行政改革”不仅成为几乎是各国政府实实在在的形象工程，而且也成为理论、媒体和社会一般舆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由于实施行政改革的国家遍及全球，它们在不同的国内背景条件下采取了各有特点的改革战略和措施，因此很难做出一个包罗万象的总结，而只能根据现有材料进行粗略概括。大致说来，正在进行中的这次行政改革表现出五个主要趋势。

一、公共行政的民主化

至少有两方面内容，即权力分散和放松规制。

权力分散。涉及到民主的价值本原，体现出权利向社会和公民回归的社会历史趋势。包括“分权”和“权力的非集中化”两种做法，前者是权力与责任的一起下移；后者是将不包括决策责任的权力下移。权利分散的好处是反映了人性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普遍本质；可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更易于使管理权力与责任有机结合，从而增强管理者的责任心，使政府更接近人民；使政府更方便获取民众的反馈，从而提高政府回应速度和决策质量；使政府更能够减少繁文缛节和提高行政效率。在这方面，瑞典政府以其在中央和地方承担广泛的公共服务职能的众多自治机构或代理机构而著称于世。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它所普遍实行的各部自主权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如荷兰政府的“自主化机构”、丹麦政府的“契约局”或“国有公司”、法国政府的“责任中心”、加拿大政府的“皇冠公司”以及“特别执行局”、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司”等等，都与瑞典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而日本的地方分权则是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另一种范例。为了将战后确立的地方自治法落到实处，日本在9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于1995年推出了历史性的“地方分权推进法”，并成立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来促其落实。具体措施是废除中央干预的两大基础，即废除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清理和缩小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从而强化地方的财政独立。同时又在总理府设立“国家地方纠纷处理委员会”，公平独立地处理中间的矛盾，建立中央与地方平等的协作关系，推进地方分权，遏制中央干预。

放松规制。规制是指政府为谋求社会整体利益，设立并依据一定规则对社会特定主体限制权利或课以责任的强制性行为。规制分为政府内部管理规制和政府外部管理规制。外部管理规制又有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之分。经济性规制主要是政府为确保市场公平竞争、资源配置有效和保障消费者利益而对经济主体设立的一系列认证、许可、条件、标准等的规则。社会性规制主要是政府为了保证社会安全和公民权益而在相关领域设立的一系列规则。伴随各国政府职能的扩张，规制功能逐渐走向初衷的反面，成为限制企业发展和公民自由的工具。为了恢复民间的自主与活力，放松规制成为这次行政改革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美国和日本可视为这方面的典型。

美国放松规制的改革主要集中在1986年之前的10年里面。具体措施：1.将对某一个行业的全部规制比如价格、进入、退出以及经营空间等的控制，统统取消；2.对某一个方面或领域实行弹性管理，类似价格的浮动管理、行业进入数量限制的取消和资格的保留等；3.对某一产业特定部分的规制放松（电力管理的基础网络和电力生产分离以后对电力生产的放开就属于此类）；4.设立经济规制的“成本与效益分析机制”和社会规制的“风险分析程序”，将规制关注的焦点从过去的中间过程转向实际结果的控制；5.设立专门的领导机构，负责对联邦各机构新规则的审查，不审查不得颁布，并对以往所有规章条例在清理的基础上或修改或废除。

虽然规制放松在日本80年代的行政改革中已经引起注意，但直到1994年才真正进入实质性改革阶段。其主要措施：1.经济性规制按照“原则自由，例外规制”（即大部分放开，个别情况立规）的宗旨大幅度放松；2.社会性规制是最小限度地保留并进行彻底调整；3.推出了一个为期5年的“规制缓行计划”；4.严格审查并控制所有新出台的规制并在实行后进行功效的追踪评价；5.设立政府的规制改革与监督机构。在村山内阁和桥本内阁的两任政府内，大力度的改革使缓行与停止的规制数量达到1797项。

二、公共部门的民营化

各国都基本认识到政府失灵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职能的过于庞杂，而且在于政府自身属性和规模的模糊界定。一些国家在改革中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这类公共部门的民营化（卸载）改革是“政府瘦身”的重要举措。其中韩国和日本的举措比较突出。

韩国政府采取了对原有国有企业分类的办法来实施民营化改造。第一类，企业性强的公有企业果断进行民营化；第二类，公共性强的公有企业继续保留，同时根据现状，施行大幅度的结构调整和经营管理改革；第三类，那些企业性与公共性兼而有之的企业，经过评估剥离以后，将企业性强的部分或完全出售，或委托民间经营；而对公共性比较强的部分，则参照企业性的标准和经验来加以调整和改革。实际运作结果是，生产能力占GDP8%—9%的所有26家国企总公司及其82家分公司中，各有九成被政府实施了民营化改制和经营革新改造。在改革实施不足两年的时间里，韩国国企资产股份向海外出售所得收入已达46亿美元，国内出售所得为27亿美元。在纳入完全民营化范围的国有企业中，既包括电信、电力、天然气、供暖、输油管道、烟草人参这类垄断性企业，还包括韩国重工业集团、韩国化工制造业集团、韩国金融集团、国定教科书出版集团和浦港钢铁集团这类国企巨舰。

日本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可以说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对“BigThree”即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日本烟草公司、日本国有铁道公司的改革。后来大规模的改革发生在1997年的桥本政府时期。为了实现“小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调整的目标，加大了政府部门民营化的力度。在对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部门设置的必要性重新审查之后，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有：1.对邮政、国有林地的政府经营事业实施部分企业化管理，通过扩大管理自主权和独立核算来增加压力，以促使其改进管理；2.推行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独立行政法人从事不能完全由民间完成的公共性较强的业务。日本政府在对公共事业机构进行整理分类以后，对11家业务采取了撤消和民营化措施。对不宜民营化的60多家机构，比如非普通国民教育的成人进修性质的机构、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国立博物馆、科研单位以及一些处理公共事务和服务的机构等实行了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以明确的责任与绩效和质量要求来约束它们的公共服务水平；3.改革特殊法人制度。特殊法人是为了完成一些与行政相关的公共事务而设置的，一般被称为公团、事业团、公库等，比如金融、基金、互助、财团、住宅、道路等管理组织。改革的办法是根据其必要性或者缩小规模，或者撤消，或者导入独立行政法人制度。

三、公共管理的企业化

民营化的目的在于政府规模“瘦身”，而企业化的目的在于将企业文化有针对性地、有条件地移植到公共行政当中，从而改善政府工作的效率。它所针对的一种对象是不能进行完全民营化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另一种对象是政府内部可以独立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执行部门。在诸多措施中，公司制改革和绩效评估制度的引进受人瞩目。

关于公司制改革，在英国、芬兰、新西兰、加拿大、葡萄牙、丹麦、爱尔兰、荷兰、土耳其、韩国、日本等国被普遍推广。针对政府里面那些既不能撤消又不能出租，同时又可以与核心决策职能分开并具备一定规模和明确服务业务的部门，各国尝试将其从原来的部委整体机构中独立出来进行公司化运作，在主管部的政策指导下专门履行具体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通过竞争产生的机构主管获得有关人事、财政、领导、工资与福利等方面的独立管理权限，同时又要接受与行政待遇挂钩的管理绩效考评。在这些公司化的改革中，政府借鉴和模仿了企业所惯用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主管人员的产生方法、灵活的工资制度和业绩奖励办法以及效益管理方法。

在对不能进行完全民营化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司化改革方面，韩国的经验比较完整。其一系列措施如通过客观、中立的“经理推荐委员会”选任企业领导人；赋予经理独立的经营权责；经理人员的经营合同制与年薪制；废除政府理事制度；引进独立董事选任制和董事与监事的损失赔偿制度；采用绩效与奖惩升降报酬挂钩的制度以及经营公开制度等等，基本起到了促进国有企业公共服务质量的目的。

关于绩效评估，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显然既困难又陌生。然而，这一企业惯常的方法在政府改革中得到了广泛重视。它首先被应用于改革的试点单位。美国的“重塑试验室”和人事改革示范项目都获得了不少经验。美国和德国还规定，没有经过评估和确认其成本收益结果的示范不得推广。而在一些政府采用的目标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中，成本核算、财务控制、业绩奖励等环节也无不与绩效评估方法紧密关联。

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是此次行政改革中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具体措施有非垄断化与竞争、强制推动竞争、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竞争以及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

1.非垄断化与竞争新机制的建立主要通过四个途径：一是在原有独家国有服务部门之外再成立承担相同职能的新部门；二是将原来的独家国有服务公司进行化整为多的经营；三是对实行了公司制改造以后的原来的公共部门，予以持股比例的限制；四是在垄断性强弱分析基础上，对电力、铁路、自来水、天然气等公共服务行业内部不同业务部门进行拆分剥离，将基础设施以外的部分实施竞争性管理。

2.强制性推动竞争机制的建立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强制开放比如电网、煤气输送管道、输油管道、铁路等带有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同类服务供应者可以租用的“共用承载器”；二是对强制开放的基础设施的收费即出租价格及其透明度由政府确立硬性要求，以保证合理竞争；三是标尺竞争，核心原则是分割经营的若干公共部门的产品与服务价格上限取决于同类公司的平均单位成本，而不是分割前的运营成本。从而避免单个公司操纵成本和垄断价格。

3.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竞争机制的形成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合同出租，亦称合同承包、竞争招标，指的是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对外承包给私营企业或非盈利机构，中标的承包商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用财政拨款购买承包商的公共产品和劳务。二是市场检验，是对内部和外部服务承担者进行比较以检验资金效率的方法。要求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内部单位与外部竞争者一起进行管理服务的竞争，并且要求参与竞争的内部单位，必须提供完整的过程性的成本信息。从而获得对内外部竞争者服务成本进行比较的真实信息，为政府改进管理打下基础。

4.公共组织之间的竞争机制，主要通过制造内部市场来实现。旨在打破传统体制中围绕国家公共福利供给而形成的垄断性集中配置、划片服务及客户分割，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竞争，为公民自由选择创造条件。美国将原来的义务教育费用由划片下拨给学校，改为以“教育券”（实际是有价证券）方式直接下发到有资格享受的个人以便于其自主择校；英国则通过发放“医疗券”（实际是公共医疗福利有价证券）让患者自主择医。这类改革都是政府在公共服务“大锅饭”里面制造市场，迫使公共部门在竞争中生存立足，从而改进服务质量满足公民要求的范例。

五、公共运营的信息化

公共运营信息化的核心是电子政务。这是随着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在政府管理领域出现的崭新事务。它首先于1993年在美国政府里面发展起来。此后仅仅10年时间，已经如火如荼，几乎进入了各国政府的管理之中。迄今为止名列世界前茅的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英国、芬兰、德国、爱尔兰、荷兰、法国、韩国、新西兰、挪威、日本等国政府。

电子政务的出现使政府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电脑网络将政府部门与企业、公民联为一体，不仅大大节省了管理者的管理成本，也节省了被管理者的时间及费用。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政府的服务网络足不出户地办理，如申报纳税、查询企业增值税号、向统计局上报外贸统计资料、申请政府贷款、查阅政府文献、向政府咨询相关事宜等许多事务。

全球电子政务发展的特点：一是在各国的起步时间大致相同，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二是发展目标基本上都是指向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管理的透明度、方便公民与企业等；三是都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要求为出发点。作为一个必然趋势，电子政务已经成为各国行政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本栏责任编辑赵慧珠）

作者：马庆钰

医疗行政改革论文篇2：

精兵简政与精简机构

[摘要]中国政府行政改革几十年的经验说明，不减人头、不敢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所谓“精简机构”，是避重就轻被扭曲了的改革，没有对症下药，具有明显的缺陷。行政改革应全方位，参考古人“精兵简政”的思想，既减机构，也减人减事。

[关键词]精兵简政　精简机构　行政改革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不仅阐明了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此文还提到当时延安一位非党绅士李鼎铭先生，他向共产党边区政府提出了一条非常好的建议，为毛泽东欣然采纳并加以表彰。这条建议即“精兵简政”。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以“精简机构”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但是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两三年一个循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改革接近十次，成效都不显著。精简机构与精兵简政都是讲“精简”，但内涵有所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精简机构主要是对政府部门机构的省并增减，人员的精溅是次要的。我国当前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就属于精简机构的范畴。但精兵简政首先考虑的是减员，提高兵员质量，此外还要简政，也就是简化政务，同时也要减少机关和行政层级，是一个更全面的“精简”工程。精简机构与精兵简政可以说是行政改革中的两种不同思路，本文拟对二者作些比较并就我国当前行政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

古代王朝的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先秦兵家提出的一项治军治国思想，在孙吴兵法中有不少论述。孙武和吴起都强调军队组织编制的精简，强调组织功效，“治众如治寡”，合军聚众，兵非益多，兵员要训练有方，讲究效率。吴起在提出组织“选锋”、“练锐”编制精兵的同时，还主张“法令省而不烦”，即“简政”。减少不必要的官僚层级，排除食利阶层的政治干扰，使政令贯通，凡战即可“令不烦而威震天下”。兵家思想的精髓就是讲究效率，讲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精兵简政体现的就是兵家效益思想。

精兵简政作为一项国策不仅用于治军，而且自古就多次被用作治国方略，也用于指导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精兵简政之用于政改，其要点在紧缩政府机关，精简政府官员。西汉王莽乱政，“慕从古官”，滥封官爵收买人心。都下谚语称：“烂羊胄，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莽新政权被推翻后，东汉光武帝因连年战乱，土地抛荒，为减轻百姓负担维持新朝统治，实行了精兵简政方针，裁汰冗兵冗官，节省国家开支。建武六年(公元30年)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者并之。”一年就裁并400多个县，裁减官吏数万人，“吏职减损，十置其一”。次年光武帝又诏军吏“还复民伍”，挂印解甲当普通老百姓。《通典-职官志一》评论此事：“光武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精兵简政措施很快稳定了政局，使东汉初民众得到休养生息，“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也”。

隋唐王朝也多次实行精兵简政的改革。隋统一时就推行了省并郡县措施，隋文帝下令把地方政区由州、郡、县三级减为州、县两级，裁撤了五百多个郡，后又裁并州县，“罢州县乡宫”，大幅度地减少州县两级官吏编制，改变了官场“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唐太宗也省并州县，并省有司，裁减地方官员。中央机关官员也由两千余人裁减为643人。“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精简不仅节约了行政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澄清吏治是唐王朝得以强盛的重要政治前提。

然而精兵简政往往只是王朝开创时的权宜措施，王朝稳定后官僚群体很快就会膨胀，出现卖官鬻爵，官场腐败。宋朝有所谓“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官多兵多耗费多，使朝廷不堪重负。史尧弼《冗官策》列举冗官“无其事而虚设其官，无其功而空食其禄”，“坐无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禄，尽无穷之欲而尽有穷之财，海内所以虚耗，国用所以凿空。”官吏奔竞运货赂于权门，槌民肤、剥民髓，使国家“积弱”“积贫”。王安石变法就是要革除“三冗”弊政，其思路可以用精兵简政来概括，寓兵于农，裁汰冗兵冗官，精简政府机构，使财政收支好转。但改革受到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的抵制，官员名称、机构名字是改了，但人员减不下去，编制以外的“员外”之官多如牛毛，精兵简政变成了单纯的精简机构，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现代中国的精兵简政

延安时期，贫瘠的陕北要供养边区数万党政军人员相当困难，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在南泥湾开荒，解决部分给养，另一方面精兵简政，减少“吃皇粮”的人数。在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相对容易。但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事实上掌握了权力，生活上与群众很快拉开了档次，再精简人员就困难了。共和国治理的主体是大批党政干部，特征是其官僚政治制度移植于苏联模式，广设机构，党管干部，干部统管一切行政事务。政府机构日益庞大，干部数量日益增加，到文革时与宋朝“三冗”已不相上下。

改革开放之初的行政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其思路就是精兵简政，以挤出资金搞建设。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几件大事之一就是军队“消肿”，裁军百万，解决冗兵问题，成效显著。但要解决冗官问题就不那么顺利了。早在1982年1月邓小平就提出精简机构，说涉及大约4500万干部。但由于牵涉既得利益，因此阻力重重。军队“消肿”易行是由于军队干部可转业地方，但地方干部无处转移。于是精简改革只能是紧缩政府机关，政府官员则始终无法彻底精简。干部总量不减，则政府机构减了又膨胀，精兵简政扭曲为单纯的精简机构，实际意义并不大。

精兵做不到，简政又如何呢?简政即简化政务，让政府从不该管的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摆正政府的位置。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受西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响，“小政府，大社会”主张受瞩目，政府放权限权，“不找市长找市场”，其实质就是“简政”。但言易行难，事实上，只有政企分开取得了一定成效，“小政府”只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在实际行政中见不到踪影。

“简政”并不比“精兵”好办，古人对此也多有讨论。例如隋宰相牛弘与学者刘炫反思“刀笔吏”年久长奸，因“事繁政弊”，而使“老吏抱案死”。刘炫认为强化对官吏的管理，“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等措施并没有什么效用，而“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因此要求统治者清心寡欲，最后归结为道家的无为而治。刘炫等人的见解在古代一直受到正面肯定，但在实际行政中却办不到。现代社会行政事务日益增多，政府无为更不符合时代要求，无为政府并不是有限政府。政府从不该管的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不等于政府无为，现代政府都应是有为政府。但有为政府绝非人浮于事的冗散大政府，精兵简政要求的是有效率的小政府，人员要精要专要有业务水平，这就要求裁减冗员，是没有人吃闲饭的办事干练的服务型政府，凡不能提供公共产品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可以统统精简。

行政改革的现实障碍

历次机构改革使政企不分的状况有所改变，但党政不分的情况尚难以触动，甚至政社不分也难以改变。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上下对口的僵化的“条块”结构，也催生出许多冗散机关，比如华北平原某县境内没有森林，县政府却设有林业局，行政职能虚设，但官多兵少，人员大多是闲职。而这没有林业的平原某县林业局居然还是个肥缺部门，靠批木材及挂靠其下的木材公司上交红利，工资以外的“经济效益”还不错。另如没有江河湖泊的县设有水利局以便与上级“对口”，这种无事衙门在县区所在多有。

有行政权力的政府机构日久天长也就有了本部门的利益，考虑的不是服务社会，而是单位“创收”，从本部门利益出发，维护与谋取本部门私利，这种状况越往基层越突出。

部门利益膨胀使得机构臃肿，编制减不下来。党政机关之外还有事业单位，也都是干部编制，造成分权不清、职责混乱。于是乎人浮于事，“无其事而虚设其官，无其功而空食其禄”的状况十分普遍。冗官在基层数量更多，看得见摸得着，人们早已“司空见惯”。

以精兵简政取代单纯的精简机构

199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机构改革，并提出要完善公务员制度。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再次推行精简机构，由中央政府部门带头实行。2002年温家宝总理上台答记者问时也叹息官多难办，仍坚持精简机构。2005年国家公务员法出台，全国公务员定编700万，还有3000多万干部属于“事业单位”，要逐步推向市场，不再吃“皇粮”。但如何进入市场，至今困难重重。工人可下岗，干部却不能下岗，岗闲无事，但工资、公费医疗一样都不能少。目前，公务员的身份界限还难以划分清楚，党的干部、群众组织甚至民主党派干部都被列入国家财政工资预算，精简机构却很少有人被精简下来。到2008年“十七大”推行“大部制”改革之时，其思路仍然主要是精简机构，省并机构，不减人头。

国务院部委从1982年的100多个紧缩到2008年的27个，减得不能再减了。但地方却是越到基层问题越严重，官员人数总量减不了。中央干部裁减可下省市、省市下县区、县区下乡镇，到了基层却下不去，全国干部总量未减反而年年增加。该精简的不精简，不该精简的却“一刀切”，其结果就是减了又扩，扩了又减。况且还有“隐形超编”，即从外部“借调”或用不要编制的办事员，有如明清时代的“绍兴师爷”。这种情况在基层相当普遍，有记者调查发现，越是落后地区的人越想挤入官员队伍，因为看到“只有官员才能活得既轻松，还能有钱拿，特威风”。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不时发生，造成官场腐败。

据成都商报2009年8月12日报道，偏僻的湖南省溆浦县行政机构林立，全县吃财政饭的人数高达3万。为安置冗官，在县乡之间增加一个行政层级，设“七站八所”办事处，县林业、财政、计生、国土、经管、农机、畜牧等部门均在乡镇设派出机构站或所，云集了大量吃财政饭的冗员。上班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且领导比职工多，十牧九羊。2008年10月底，全县共查实在编不在岗人员达1354人。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溆浦县地方财政收入1.7亿元，财政支出却高达7.86亿元。养活众多吃财政饭的冗员，主要还得依靠上级拨款。

中国政府行政改革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减人头、不敢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精简机构”，是避重就轻被扭曲了的改革，没有对症下药，具有明显的缺陷。行政改革应全方位，既减机构，也减人减事。不简政，“事繁政弊”，机构减了也无济于事。官事不省，人员也省不了。而70多年前非党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并受毛泽东肯定的“精兵简政”建议，则是比“精简机构”更高明的改革思路，只有精兵简政才真正能解决冗官冗费难题。当然，减人减事减机构的“精兵简政”改革，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涉及意识形态，比如挂名“群众组织”的准政府机构首当其冲要被裁汰，不给“皇粮”吃，这样的改革比起紧缩机构的“大部制”改革来，其意义要大得多，成效也必然更显著。

重温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对不符合服务型政府要求的冗官冗费弊政，理应义无反顾大刀阔斧地进行革除。连古代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都能以“精兵简政”措施来澄清吏治，且毛泽东也首肯并采纳过的“精兵简政”办法，有过显著的成效，我们还有什么顾忌不敢使用呢?我国当今政府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关阶段，是不是可以参考古人“精兵简政”的思想，不再在“精简机构”上兜圈圈，换一个思路，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有力地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澄清吏治，把建立服务型政府真正落在实处。

作者：袁　刚

医疗行政改革论文篇3：

广东“全方位”行政改革

在重庆轰轰烈烈地一手推红色浪潮，一手打黑恶势力的千里之外，广东省8个地级市区正悄悄以立体方式加速“会战”行政改革。

珠海借鉴香港模式

9月中旬，广东珠海市委一位副秘书长行色匆匆来到北京。今年以来，珠海已相继发生了几起企业工人上规模罢工事件，这位副秘书长找到中央党校和清华大学的教授，委托提供对珠海社会管理综合改革的专家建议，并邀请赴珠海讲解如何改革社会管理。

珠海在中央党校借助的专家是中央党校政研室副主任周天勇。“现在方案还刚开始做，没形成框架。”周天勇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就在这位副秘书长北京之行前的9月8日至11日，珠海市常务副市长何宁卡与市8部门负责人连续3天一审了市编办牵头的《珠海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方案》、市公安局牵头的《珠海市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市劳动保障局牵头的《关于推进我市社会基础保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我们借鉴的方向就是香港的社会管理模式。”珠海一位官员说。据了解，汪洋在听了珠海市委书记甘霖的《借鉴香港经验，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报告后，要求抓紧试验，给全省探路。

记者了解到，珠海方面意图通过社区民主自治和培育社会组织，政府逐步转移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职能。从而实现一种治安管理与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等有机结合的新模式。

但这个珠海市开展的社会管理综合改革试点，不是自下而上产生，而只是广东省整盘棋中的一个棋子。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深圳、珠海、顺德、广州、中山、江门、东莞、佛山，各自领受了先行先试的行政体制改革重点。进入10月，各改革实施方案基本出炉。

深圳、顺德“扁平管理”

最先破冰并引起社会关注的是深圳“大部制”改革。

这是一个看似合并同类项，实则触及官员利益的改革。7月，深圳一次性削减15个政府工作部门，占机构总数的1/3。取消、调整、转移284项职责及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内设、下设及派出机构151个，减少领导职数394个。改革后，100多项行政职能和事项要向社会转移或委托。

7月20日，为给社会组织松绑放行，民政部与深圳签订协议，准予深圳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制度，不再需要双重登记。即使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行业协会，也不需要到国家部委登记，深圳即可审批。“这些在全国都是唯一的。”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网专家委员会主任张经说。

同是“大部制”改革，佛山市市长陈云贤认为，深圳模式着眼于政府职能，顺德改革特点是党政联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顺德）是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

9月14日，省委书记汪洋批示同意顺德行政体制改革方案。此前6月和8月，汪洋已两次听取了顺德机构改革方案的汇报。

根据最终方案，顺德区政府办公室与区委办公室等数个机构合署办公。顺德党政机构由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了60%。顺德区增设区政府政务委员。与区委常委、副区长一起兼任16个大部门的首长，并参加区联席会议决策。联席会议的決策直接由16个大部门落实执行，形成“联席会议一部门一业务科室”的决策、执行机制，减少原来的副区长（区委常委）分管和秘书长协调两个环节实现扁平化管理。

顺德机构改革计划于10月底前基本完成。

深圳和顺德都是省委书记汪洋试点大部制改革的要地。顺德区主要领导日前对外称，在8月份的汇报会中点明，顺德机构改革代表县级城市，深圳则代表大城市，“如果搞成功了，将推动广东省下一步的改革，对全国都有意义”。

东莞、佛山“纵向调整”

广东很多街镇经济实力强劲，人口规模上百万，但公共服务体制依然是延存适合十几万人的村镇模式。镇一级级别偏低、权力偏小、责任偏多，“人大衣小”矛盾突出。

目前，东莞实行市管镇制度，共32个镇街，市镇之间没有县这层行政级别。从外部形状看，东莞各镇已具城市模样，但各镇没有预算权，大部分税收直接上市里，教育、医疗等建设由市安排投入。众多公共服务部门直接在镇级设分支机构，垂直管理，不受镇有效约束，工作形不成合力。投资100万元以上的项目要由市里招投标，镇级无权过问。

汪洋7月14日在《经济内参》上批示，要求东莞、佛山各选择一两个镇扩权试点。随后，东莞敲定石龙和塘厦作为试点，佛山选择顺德的容桂街道和南海的狮山镇试点。目前东莞给镇以县级经济社会权力的试点方案已经制订，但并未公布。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表示，东莞扩权强镇的试点重心将是下放城镇建设的规划权、财权、事权。

“人大衣小”问题也存在于县区级。目前，顺德作为佛山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城市建设却严重滞后，原因是2003年顺德撤市并区后，土地开发权和规划权上收佛山，连续6年，顺德无法安排规划编制经费。

2009年8月17日，佛山的顺德区被广东省委批；佳获得经济、社会和文化地级市行政权限。广州设计“协商民主”

广州是政治重镇，具有革命传统。汪洋要求广东在全国率先制定《政治协商规程》和《办理政协提案规程》（下称《规程》），这个任务落在了广州身上。

经过广州市政协组织专门人员半年的紧张工作，数易其稿，并提交广州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规程》呈到汪洋案头。

汪洋在2009年8月13日对《规程》的批示是：“感觉《规程》总体是成熟的，可以在广州试行。如试行顺利，明年下半年适当的时候向全省推广。”

9月3日，中共广州市委率先在全国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一场与西方选举式民主相对的中国协商式民主制尝试在广州隐现。

《规程》“是着眼于变政策性协商为制度性协商”，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如是点评。

《规程》的突破，一是首次列出必须政治协商的十项内容，包括“中共广州市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本市有关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等。

接着是统一政治协商的五个程序：制定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

最后规定协商是相关事项提交决策的先决条件。“需要进行协商的内容，未经协商的，原则上不提交市委决策、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市政府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