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学德育分析论文

2022-04-18

[摘要]国内外一流大学校训的内涵存在差异性和共通性。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国外一流大学校训的词频分析显示,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校训凸显道德追求,并在学问、道德与创新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国外一流大学的校训则体现了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外大学德育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外大学德育分析论文 篇1:

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德育创新问题的思考

摘 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教育国际化发展日益成熟,中外合作办学逐渐成为教育改革新模式,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在德育工作方面更为突出。为了探讨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德育工作的创新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学生群体的主要特点,然后再阐述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德育工作的必要性,重点探讨了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德育工作的创新对策,希望能有效改善当前德育现状,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德育;创新

现如今,我国各大高校的办学领域日益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教育事业国际化趋势不断发展,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的教育资源,为教育环境与办学模式带来巨大變化,同时为学生带来了全新的学习环境,也对其思想道德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现阶段,如何做好高校学生德育工作成为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对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德育创新问题展开详细探讨。

一、 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学生群体的主要特点

(一) 政治信仰坚定,价值取向自我化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学生而言,他们的政治信仰坚定,政治态度积极,关注社会的发展,且民族责任感强烈,在国家遭遇灾难时,愿意伸出援手,助国家一臂之力。在价值取向方面,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贴合,但其自我化程度较为突出,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关注社会给予其尊重与一定的回报。同时,在理想追求方面,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关注精神享受与心理享受。

(二) 自我意识强,易情绪化

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学生知识积累不断增加,抽象思维能力日益发展,思维批判性日渐突出,对待周围事物的看法存在较强的批判性,自我意识较强,缺乏一定的自控力。虽然能够以所学专业为指导规划自己的未来,但因自身知识与经验积累不足,社会能力有所欠缺,且在面对问题时,往往容易情绪化,无法用理智对情感产生有效约束。

二、 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德育工作的必要性

(一) 避免大学生思想受到不良观念的腐蚀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而言,与我国公办教育模式、民办教育模式相区别,存在较大的特殊性。该办学模式的办学主体由中外双方构成,因此在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材选择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此期间,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在为高等教育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德育工作带来一定冲击。具体而言,在办学过程中,西方文化不断渗透到教育教学中,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等逐渐对大学生产生影响,意志薄弱的大学生在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价值观产生变化,甚至逐渐走向堕落,对其未来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二) 满足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而言,其办学宗旨在于培养外语水平高、创新能力强且熟练掌握国外某行业专业知识的高级专业人才,因此,德育工作紧紧围绕这一办学宗旨而展开,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与成长规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了解本专业所在行业的发展现状与国际趋势,对职业生涯进行科学规划,在提升社会适应能力的同时,增强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

(三) 教育环境特殊,为学生提供正确指引

一般而言,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合作伙伴多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相互碰撞,为学生带来一定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学生可以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知识与技术;另一方面,学生因社会阅历少,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强,因此很容易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高校德育工作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强化德育工作的针对性,为学生提供正确指引,树立学生正确的是非观,使其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坚固思想防线。

三、 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德育创新对策

(一) 渗透感恩教育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学生的德育工作,应渗透感恩教育,创设良好的感恩教育氛围,使学生怀有感恩之心,感念社会、感念集体、感念他人。具体而言,可充分利用节日气氛,营造感恩环境,例如在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等特殊节日,组织感恩交流活动,或通过演讲方式、征文比赛方式,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同时,作为高校辅导员,与学生的接触相对密切,因此应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将对学生的感恩教育融入到日常教育工作中去,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感恩意识,强化其感恩情怀。

(二) 强化德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特点来看,英语能力对学生的专业学习与未来的发展起到关键的影响。因此,在德育工作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还要重视其专业教育,尤其是英语口语与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提升其学业水平,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 正确处理主体教育与正面教育的关系

在信息时代发展背景下,国外各种思潮对我国高校学生的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在德育工作中,应首先做好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将正面教育与立体教育向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至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去,形成立体教育网络,以提升教育效果。另外,在德育工作中,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思想灌输与舆论引导,引导学生对正确思想的升华与积淀,积极进行自我教育,促进自我知识更新的同时,提升自我价值。

四、 结语

总而言之,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走向国际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国家化教育的具体实践。该办学模式下的德育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实施德育工作的过程中,应认证把握德育工作特点,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交流为高校学生带来的影响,更新教育理念,为高校学生创设良好的德育环境,引导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时为其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

参考文献:

[1]苗敕.医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德育工作的困境与对策[J].卫生职业教育,2016,34(16):151-153.

[2]吴磊.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高校德育工作探究[N].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4(06):126-129,137.

[3]龚爱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德育:冲突与解决对策[N].青少年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12(02):19-21.

作者简介:

贾林,辽宁省沈阳市,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作者:贾林

中外大学德育分析论文 篇2:

组织文化视角下一流大学的精神追求

[摘 要]国内外一流大学校训的内涵存在差异性和共通性。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国外一流大学校训的词频分析显示,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校训凸显道德追求,并在学问、道德与创新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国外一流大学的校训则体现了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一流大学应注重精神文化建设,在组织文化的理论视角下,国内外一流大学具有不同的组织文化关系:国内一流大学以学问为本,注重道德素养和创新精神;国外一流大学以真理为本,追求自由和智慧。作为学术组织,一流大学应发挥组织文化功能,增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不仅要坚守大学已有品性,更应该吸收国外一流大学的优秀精神文化。

[关键词]一流大学;校训;精神文化;组织文化;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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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5.005

一、校训的内涵与相关研究

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双一流”建设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又一重要国家战略。如何建设“双一流”高校成为热门话题,而建设“双一流”高校,首先要明确的是“双一流”高校应具有怎样的精神追求。

校训作为大学的文化名片,是大学在创建过程中确立下来并不断传承的精神内核,反映了大学的办学宗旨。大学校训文化属于大学精神文化范畴,蕴含着大学理念、办学宗旨、价值取向、学校传统、民族精神等文化载体,折射出一所大学的文化话语、文化品位和文化根脉[1],是大学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校训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是大学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探究一流大学校训,能够以一个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大学校训中所蕴藏的精神内涵。

(一)校训的内涵与源起

校训是大学必不可少的精神符号,《中华百科辞典》对“校训”解释为:“学校为训育之便利,选若干德育条目制成匾额,悬之于校中公见之地,目的在于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2]《汉语大词典》将校训定义为:“学校为了进行道德教育的方便,选择若干符合本校办学宗旨的醒目词语,作为学校全体人员的奋斗目标。”[3]《教育大辞典》对校训的定义则是“学校树立优良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准则。”[4]校训是学校为了进行道德教育、建设校风,选用一定词语或准则作为师生共同追求的目标,它是高校在文化内涵上的浓缩和凝练,是高校办学理念的精神指引,也是高校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文化名片。

我国古代的家庭、私塾和书院等都承担着教育的职能,这些教育机构中虽未出现校训,但实际上已产生起校训作用的家训和学规。普遍认为,1905年更名为圣约翰大学的一所教会学校所确立的“Light and Truth”(“光与真理”)为最早的校训[5]。早期教会大学的校训为英文形式,中文形式校训出现在甲午战争以后,当时有学者从日本引进“校訓”一词,该词使教会大学乃至后来新式大学中的校训实体有了明确的中国式称谓,即“校训”[6]。我国大学校训形借鉴于外,而神传承于内[7],凸显出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二)大学校训的相关研究梳理

通过文献梳理發现,聚焦“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的相关研究较少,大学校训研究大多通过校训内涵、特点、历史演化等方面来探究大学校训的概况。徐苏兰和段鑫星以“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校训演变中的同质化问题及其三种形成机制[8]。李翚按照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了民国时期、解放后以及21世纪3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校训演化进行研究[9]。周谷平和陶炳增则从校训内涵的角度探讨不同时期大学校训内涵的变化[10]。在大学校训精神理念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我国校训不仅取法于古典名篇, 还充分反映出办学者的独特追求[11]。但是我国大学校训同质化现象严重,千校一面,百“训”趋同[12]。雷同的校训易淹没大学的个性, 不利于各自特色的形成[13]。造成校训同质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大学校训大多取材于传统文化,但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些校训内容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正是因为这些内容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校训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是大学文化的集中体现[14],好的校训在长期实践中经师生共同接受并加以自觉传承,就会演化为代表大学整体价值追求的主体精神[15]。作为学术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大学精神文化是学术组织文化中的精髓,因此,探究校训需要将其置于学术组织和文化氛围中并以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大学中具有整体价值追求的文化精神是否存在某种共性?这种共性将以何种形式凸显?校训又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基于此,本文聚焦“双一流”建设高校,对我国内地“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和国外一流大学校训进行分析,试图归纳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办学宗旨的共性与差异,并在组织文化的理论视角下探讨校训对我国一流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启示。

二、中外大学校训分析

(一)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分析

为了调查“双一流”大学校训的精神内涵以及文化指向,本文通过搜集我国内地“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校训建立语料库,由于北京大学没有官方规定的正式校训,因此实际搜集136所“双一流”高校校训。通过ROST CM6软件对语料进行字频和词频分析,在剔除无意义字并提取高频词之后,通过类属分析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校训进行归纳。

1.校训高频字:求、学、德。通过对校训的字频分析发现,“求”“学”“德”“实”“新”这5个汉字频率在30次以上。除此之外,“行”“博”“创”“笃”“勤”“厚”“明”“诚”等汉字也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在15次以上。使用频率较高的这些汉字以名词为主,兼有动词和副词。《说文解字》中,“求”作为名词,是“裘”的古文形式,有裘衣之意。在校训中,“求”并无此意,而是作为动词使用,组成“求实”“求是”“求真”“求学”等词语。“学”“德”“实”“新”等汉字则以名词形式在校训中使用。

2.校训高频词:博学、创新、求实。通过对校训的词频分析发现,“博学”“创新”“求实”3组词语的频率在20次及以上。“厚德”“笃行”“明德”等词语出现频率也在10次以上。同一汉字在校训中组成了不同的词语,“德”字以“厚德”“明德”的词频形式出现两次,虽是两个不同的词语,但实际上都是指向道德。

3.“双一流”高校校训中的学问、道德与创新。与“德”字有关的词语累计出现频率高达30余次,在校训中多组成“厚德”“明德”“立德”“进德”等词语,这些词语基本可以表达“德”字本义,即“道德”。与“德”字相似的是,使用次数较高的“学”字虽然组成了不同的词语,但是词义基本一致。在字频统计中,作为动词的“求”字、“学”字使用频率最高,为48次。由“学”字组成的词语多为“博学”“笃学”“厚学”“求学”“治学”“勤学”等,体现出“学”字的实际含义并指向“学问”本身,这体现了大学的本质功能,同时也表达出学问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意义。

除了“学问”和“道德”,“创新”一词在“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中的使用频率也有22次之多。在校训中使用“创新”一词的高校多创办于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有一些高校在后期更改校训的过程中加入“创新”一词。成立于1949年的大连理工大学校训为“团结、进取、求实、创新”;成立于1952年的华中科技大学校训为“明德、厚学、求是、创新”。吉林大学“求实创新,励志图强”的校训诞生于1996年50周年校庆之际[16]。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在1938年开学典礼上提出要以“求是”两字为校训,而1988年,由路甬祥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17]。

4.“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的语义关系。通过使用ROST NAT软件的语义网络分析功能,可以发现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的词语使用具有语义关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5组词语多联合使用,“博学”和“明德”“厚德”也同样具有较高的联合使用频率。比如上海财经大学的“厚德博学、经济匡时”、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等,体现了我国大学对德才兼备这一传统品质的重视与追求。语义网络显示“创新”多与“求实”“团结”等词语搭配使用。比如华北电力大学的“勤奋、团结、求实、创新”、华中师范大学的“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等。“求实”意指实事求是,讲求实际,“求实”与“创新”两词的联合使用表明一流大学对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的重视,也可以认为个体需要通过对客观实际具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开拓创新。

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校训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学问”“道德”“创新”3个词语,但是实际已经囊括了它们的含义。比如郭沫若校长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题写的校训“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红”可以指向高尚的品质与情操、先进的思想精神与政治觉悟,“专”则是具有专业的知识能力和素养,体现了一流大学对学问与道德的追求。南开大学的校训“日新月异、允公允能”则是对创新精神最精致的概括。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校训解释道:“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走在新时代的前列。”[18]与此类似的校训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德才兼备、知行合一”、广西大学的“勤恳朴诚,厚学致新”等。

我国“双一流”高校校训对学问、道德与创新这3组词语青睐有加。与“学问”和“道德”有關的校训内容明显指向中国传统文化,而“创新”一词通常被置于校训的末尾,大有继往开来的展望之意[19]。“创新”在我国古代写作“剏新”,意为创立或创造新的,现在使用的“创新”一词起源于拉丁语,多了更新和改变之意。“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问、道德和创新一方面蕴含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对学问的追求和对道德人格的修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大学发展进取的决心。

(二)国外一流大学校训分析

为比较中外一流大学校训差异,本文选择QS 2020世界大学排行榜前150名大学作为比较对象,除去前150名中的内地高校和我国港、澳、台地区高校,以及暂时无法获得校训的大学,共搜集122所国外大学的校训作为语料。由于国外大学校训多为拉丁语、英语以及各个国家的母语所写,本文将按照各个大学校训的中文版本进行统计。

1.校训高频词:真理、自由、光明。国外一流大学的校训中同样存在重复使用的词语。通过ROST CM6软件对语料进行词频分析,在剔除无意义字与提取高频词之后发现,“真理”一词出现18次,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除此之外,“自由”“光明”“智慧”“知识”及“科学”等词语的使用频率也在5次以上。查阅国外大学校训,可以发现大多数校训在学校建立之初就已设立,这些校训往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历久弥新。大学中追求真理与自由的精神流传至今,成为大学重要的精神追求。

2.国外一流大学校训的语义关系。通过使用ROST NAT软件的语义网络分析功能,对国外一流大学校训的语义关系进行分析,发现自由、真理和光明3个词语多联合使用。比如耶鲁大学的校训“光明与真理”、首尔国立大学的“真理是我的光明”、加州理工学院的校训“真理使人自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等。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这个校训集中反映了哈佛大学坚持真理,在学术上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的思想,是哈佛大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大学理念的体现[20]。在西方文化中,光明多象征真理,意味着对真知的追求。

校训中多次出现“光明”一词,同样说明西方大学对真理的不倦追求。同时,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也体现着大学对理性的追求。大学作为传播知识、追求高深学问的场所,是崇高而有尊严的,是应该具有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正如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所言,教育和科学为理性的两大功能,而大学则具有“教育”与 “科学”的双重职能,这也就决定了“理性”是一所大学不可或缺的素养[21]。科学与艺术两个词语的联合使用,可以探讨西方大学看待科学的态度。而校训中“智慧”一词则指向个体与内在,体现了国外一流大学对教育培养人的思考,这也与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三)中外一流大学校训比较分析

1.中外一流大学校训内涵的差异。在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中,“博学”“笃学”等词语共同构成了对学问的追求,“厚德”“明德”等词语体现了大学对道德精神的崇尚。学问、道德和创新成为我国一流大学校训的主要内涵。不同于国内高校,国外一流大学的校训追求真理和自由,展现出对智慧的向往和对光明的期望。

探源我国大学校训,除了引经据典,还有国家领导人以及专家或校长的题词。比如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就是孙中山先生所题写。此外,还有一些高校采取全校征集的方式选择校训,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不论是领导人、专家题词,还是通过征集遴选的校训,我们都可以从中探寻到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身影。

我国具有重视教育的悠久历史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教育思想早已勾勒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古代知识分子既是能够“修身、齐家”的君子,又是能够“治国、平天下”的统治者。在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传统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之下,大批知识分子勤奋励志、刻苦学习。博古通今的学问知识、高尚克己的道德修养和独立完善的人格,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标尺和毕生追求。作为培养人的机构,大学理应根植优秀传统文化,施以广博的知识和崇高的道德,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品质。

不同的社会环境孕育不同的文化。国外一流大学校训体现出西方大学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和光明的崇尚与向往,这与国内一流大学校训所体现的精神有一定差异。西方大学同样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在与国王和教会的不断交涉中,大学逐渐具有了自治权力,这种自治权力促成了学术自由风气的发展,并将学术自由的观点延续至今。同时,自由也指向自由教育理念,意在培养通识人才。大学发展到今天,它已然成为一个塑造人灵魂的场所,而这一场所培养的正是能够独立思考、有批判精神的人,这就需要他们能够自由地判断、自由地探索和自由地思考[22]。哲学的不断思考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使西方大学中始终弥漫着尊崇真理和科学的风气。同时,受到宗教的影响,西方大学校训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2.中外一流大学校训内涵的共性。国内一流大学的校训注重学问,国外一流大学同样在校训中表达了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这说明中外一流大学校训的内涵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从大学的目的来看,我国一流大学校训体现的对“学问”的追求,就是对专业知识的不断探索和钻研,在某种程度上即追求真知。不论是传授高深学问还是进行科学研究,大学最终都指向“真知识”“真学问”,这与国外一流大学对真理的追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体现了中外大学办学目的在认知上的相似性,也表达了一流大学对学问和真理的向往,以及在精神层面上对大学学术环境的追求。

从中外一流大学的价值观角度来看,我国一流大学强调德文化,大学应培养学生的道德精神。西方一流大学更强调自由精神对大学的重要作用,同时,西方一流大学的自由精神,与真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布鲁贝克认为,自由是追求真理的条件,作为个人,对真理的追求不仅因为它在认识和政治方面更有价值,而且也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在道德上产生困惑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对与道德难题有关的事实缺乏责任感[23]。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探讨了道德的可教性,说明知识与道德具有紧密的联系。自由是追求真知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与道德并非是相对的概念,而可以认为自由是对探索道德的一种环境宽容。

三、组织文化视角下中外一流大学的精神追求

探索高深学问是大学的本质职能,立德树人的成效是检验大学工作的根本标准,创造创新则是大学前进发展的不竭动力。学问、道德和创新犹如三股合力,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平衡和支撑作用。伯顿·克拉克在研究中将工作、权力和信念作为高等教育组织的3个重要因素。在讨论院校文化时,他认为这种文化有助于组织转变为共同体,在情感上温暖着院校,给个人以归属感,同时作为一个整体,院校总是有某种统一的象征[24]。

一般认为,文化包括精神、制度和物质3个层面。在大学的精神文化中,类似校训、理念等元素属于价值层面的精神文化,学风、校风等元素则可以认为是属于实践层面的精神文化。实践层面的精神文化从实践的角度告诉人们应如何践行大学的价值诉求。赫尔曼·勒尔斯在阐述大学精神文化的整合时认为,大学独立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及支持它们的通才教育,这一切都是经典的大学观念发展的组成部分[25]。大学的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靈魂,它引导着大学的文化和品性的方向,而作为大学价值层面精神文化的校训,正是一所高校文化内涵的精华和整合,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彰显。

组织文化包含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等不同的文化范畴,精神文化则是组织文化中最高层次的文化内涵,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对组织的思想和精神起统领和引导作用。从高等教育组织的角度来看,大学作为学术组织,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纽带,用以连接组织内的每一名成员。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浓缩,校训起到价值层面精神文化的整合作用。同时,高校组织文化与社会其他组织文化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其中有一个持续追求传承和创造知识、培育人才、造福人类的核心理念[26]。这是学术组织所独有的特点,是一系列精神和理念的联结和整合。

组织文化最早出现在企业界和公司中,是指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27]。美国学者率先用组织文化理论来研究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腾飞的原因。随着组织文化理论的广泛传播,美国学者T.J.Sergiovanni将其应用于教育管理领域。对于一所学校而言,组织文化主要是指能够体现本校特色的指导思想、管理哲学和办学宗旨,它是为全体成员所接受和承认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活信念和崇高理想[28]。

作为道德规范和崇高理想,校训是师生在学术组织中追求的共同价值观。虽然每所高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制定了不同的校训,但基于对校训的类属分析,本文认为中外一流大学各自存在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一流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所具有的独特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和时代背景基础之上,与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息息相关。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组织文化同样需要不断地发展与改造并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

美国学者威廉姆·H. 伯格奎斯特(William. H. Bergquist)将美国大学的组织文化分成4种模式:学院文化、管理文化、发展文化和协商文化。他认为学院文化是一种“松散”的文化,并具有两大历史渊源:一是英国的自由教育模式。这种以培养精英为主的教育模式主要是通过教学来塑造人的精神和灵魂;二是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这种大学倡导教学与研究的自由,无止境地拓展知识领域。学院文化所主导的学术组织,具有强大的文化亲和力[29]。英国与德国的教育模式,一方面体现了大学培养完整人格的功用,一方面也说明了大学的科研职能。基于此,本文尝试分别阐述国内外一流大学组织文化的关系内涵。

(一)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体现的组织文化

根植于民族文化,并不断地吸收其他优秀文化。我国一流大学的组织文化既有内生的学问品质和道德修养,又有外发的创新精神,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维护知识权威的地位,始终是大学得以存在的基础[30],作为学术组织的核心品性,探索学问是大学的根本,对学问的探索离不开对道德精神的时时追求。大学要培养同时具有知识能力和道德修养的人,即德才兼备的人,而不是有才无德或有德无才的人。作为现代大学发展的推动力,创新推动着学问的不断探索和前行,同时,探究高深学问的过程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创新。这3个要素不仅指向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同样需要高深的学问作为基础并通过创新实现进步(图1)。

(二)国外一流大学校训体现的组织文化

国外大学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具有了自治的权力。虽然中世纪大学自治的传统并未完全流传下来,但是学术自由的风气依然延续至今,并影响着学术组织文化。大学是探究真理的场所,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科学的狂热,都是追求真理的不同途径。在西方的文化中,教育总是要培养完整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并促使人完善发展的,对知识与科学的崇尚不仅是为发现真理,更是对人类智慧的启迪和开拓。

作为学术组织,国内外一流大学在组织文化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论是追求真理还是探索学问,它们都是大学作为组织在文化上所反映出來的品性,这种品性为大学组织所独有,表现为大学对知识的权威地位。不过,我国大学学术组织侧重强调道德的培养和锻炼,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国外一流大学学术组织更强调自由,它不仅体现在环境上,更是体现在组织内成员的思想上。自由、相对独立的学术环境,是国外大学的另外一种独特气质(图2)。

四、我国一流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

作为组织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应该得到关注和重视。大学是探索高深学问、培养人才的场所,普遍认为现代大学具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和国际交流等职能。当下被各种排行榜困扰的大学往往忙于评估和科研,忽视了大学培养人才的真正的职能。高等教育组织传授知识,学生认真学习,本是大学的校训中应有之义,然而在大学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大学似乎不再是师生们的象牙塔。一流大学要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通过文化育人,培养学生的知识才能与道德水平。

(一)完善制度文化建设

学校制度是学校一切人员的规则体系和行为准则,学校制度文化则是学校制度在规则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统一。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其文化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层面构成。若将精神文化比作大学文化的内核,那么制度文化则是精神文化的外壳,建设大学精神文化首先要完善学校制度文化。

与学校制度相比,学校制度文化更注重制度本身所蕴藏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一所学校所特有的管理观念、人文精神与运行效度[31],制度文化建设也理应发挥其导向、激励等功能。然而,国内高校往往将制度文化片面理解,导致学校制度文化弥散缺失,未发挥其应有价值。完善制度文化,高校不仅应该科学制定和引导制度文化建设,还要因“校”制宜,建设具有本校特色的制度文化,发挥学校制度文化的正向功能和基础功能,从而促进学校精神文化建设。

(二)坚守大学已有品性,追求学问、道德与创新

作为高等教育组织,学问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特殊文化,它不仅表现为学生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步伐,更是一所大学中全体成员的精神高峰。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一流人才应该具有专业的知识和通识文化素养。发挥学问在大学精神文化中的导向作用,形成追求真理、探索创造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化精神塑造大学学术环境,使大学成为真正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场所。

洪堡认为,大学是“民族道德文化的荟萃之所”,它的“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32]。大学与社会和民族中的道德文化关系密切。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其内部成员必然要遵守道德规范,并将道德规范外显为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不仅体现在教师的教学工作中,还应该体现在科研工作中。道德精神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重要角色,应该得到成员的共同认可,并内化为共同价值观,产生向心力并发挥凝聚作用。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高等教育组织作为科研重地,承担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职能。大学是培养人的场所,学校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创新的驱动力。以学术研究为主的研究型大学,理应培养一流的创新型人才。一流大学应重视创新文化,除了传授专业知识,更应该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和创新能力,从而实现教学、科研等组织中各个领域创新精神的融通。

(三)吸收国外一流大学优秀文化

一流大学应该发挥培养人的功能。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和对智慧的追求是国外一流大学校训所体现的特征。教育不仅要培养对社会有用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更要重视对个体个性的培养。作为学术组织,对真理的探索、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智慧的追求同样是我国一流大学所要追求的目标。

国外一流大学注重对真理和科学的思考与探索,这是对真知的求索,也是对真理的追求。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应该是科学研究和创造的场所,因此我国一流大学应注重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在大学中形成崇尚学问、追求真理、尊重科学的文化氛围。

学术自由是探求真理的条件,也是国外一流大学的灵魂。国外大学不仅对学术自由孜孜以求,也意在通过自由教育培养博学的人才,这对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流大学不仅需要相对自由的学术风气,还要发挥精神文化作用,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不断追求学问和探索真理。

参考文献:

[1]韩萌.“双一流”战略下我国大学校训文化的优化与升华[J].当代教育科学,2019(05):67-71.

[2]舒新城.中华百科辞典[M].上海:中华书局,1935:958.

[3]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四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1002.

[4]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一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142.

[5][9]李翚.我国大学校训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走势[J].高等教育研究,2005(01):82-86.

[6]王彩霞. 二十世纪中国学校校训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

[7]高雅.大学校训的文化价值及育人功能研究[D].河北科技大学,2018.

[8]徐苏兰,段鑫星.“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的演变回溯及思考[J].江苏高教,2019(07):99-104,124.

[10][13]周谷平,陶炳增.近代中国大学校训——大学理念的追求[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02):95-101.

[11]钟晓雪.从校训看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精神追求[J].江苏高教,2003(06):90-92.

[12]潘远斌.中国大学校训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14(04):99-105.

[14]周玉.校训彰显育人之道[J].中国大学教学,2016(02):7-9,18.

[15]眭依凡.关于大学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01):11-17.

[16]于姗姗.吉林大学校训的故事受到社会媒体关注[EB/OL].https://www.jlu.edu.cn/info/1111/32045.htm,2014-09-15.

[17]中国日报网.校训故事:浙江大学“弘扬求是创新魂”[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interface_toutiao/2014-09-10/12352459.html,2014-09-10.

[18]王彩霞.中国学校校训研究——20世纪中国校训历史演进的教育考察[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141.

[19]張德瑞.我国大学校训的整体特征与优化完善——以“211工程”大学校训为样本的分析[J].中国文化研究,2018(03):173-180.

[20]李承先,徐辉.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兼论道德论大学理念[J].高等教育研究,2005(06):1-6.

[21]高晓清,崔阳阳.中世纪大学理性的缘起[J].大学教育科学,2016(06):4-10.

[22]程光泉.哲学视野下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121-126.

[23][美]布鲁贝克S.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48.

[24][美]克拉克R.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94.

[25]卢晓中.大学精神文化刍议[J].教育研究,2010(07):82-87.

[26]陈潮光.塑造我国现代大学组织文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42-45,102,158.

[27]石伟.组织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2.

[28]郭祖仪.试论高校组织文化的提升与组织形象的塑造[J].高等教育研究,2001(05):41-45.

[29][30]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D].华东师范大学,2001.

[31]史根林.学校制度文化的现时缺失与建设取向[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32-34.

[32]周川.大学的德行:传统与现实[J].教育研究,2019(01):86-93.

(责任编辑:庞博)

Key words: firstclass university; school motto; spiritual cultur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作者:张洪泰

中外大学德育分析论文 篇3:

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与研究

【主持人语】(华中科技大学 徐锦芬教授) 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精神,课程思政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是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工程。外语课程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外语教学中的課程思政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拓展外语课程在知识、思想和技能上的功能、最终培养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专栏共收录4篇文章。第1篇从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以及教材建设等方面探讨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并分析了开展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研究的关键要素。第2篇对2018—2021年间的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研究进行综述,具体分析了研究论文的主题变化及主要内容。第3篇文章从教育政策、外语学科属性和外语教育现实需求三方面分析了实施外语课程思政的理据,并提出了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5条路径。第4篇通过对某一外语教材中的一个单元进行案例分析,展示了如何进行教材内容二次开发以有效服务课程思政的新需求。

摘要:

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与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该课程的思政作用。通过介绍课程思政产生的背景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再从提升大学英语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以及建设服务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素材/教材两方面论述了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实践,最后介绍了开展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研究的四个关键要素,即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加强理论素养、界定核心概念、结合具体教学语境确定研究选题。

关键词:

大学英语课程; 英语课程思政; 实践; 研究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1.04.001

College English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Exploring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s conducive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by this course.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curriculum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and then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rom two aspects:Improving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eaching and constructing teaching materials so that serve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College English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Finally,it introduces the four key elements of carrying out research o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that is,mastering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literacy,defining core concepts,and determining research topics in combination with specific teaching context.

college English course; English cours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practice; research

“课程思政”这一概念最早是2014年上海市各高校在教育部指导下开展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时提出的。2016年,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由此,课程思政进一步深入人心,并很快成为我国学界的研究热点和高校各类课程努力的方向。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系列文件,如2017年2月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18年1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9年8月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等。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从5个方面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一是强调要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二是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三是推动课程思政全程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四是着力提升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建设能力;五是完善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激励机制。按照《纲要》精神,课程思政建设必须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发挥每门课程的思政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量大面广,覆盖全校学生,而且,大学英语教学所涉及的内容大多选自西方,是英语国家文化的直接呈现,蕴含的主要是西方价值观。如果忽视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有可能会导致大学生产生“唯西方文化独大”“外国的就是好的”等不正确的价值观。因此通过将课程思政、立德树人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意义重大。大学英语教师承担着梳理和传递思政元素的使命,他们的课程思政实践与研究能力是实现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最重要的保障。因此,探讨大学英语教师的课程思政实践与研究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拓展大学英语课程在知识、思想和技能上的功能,最终培养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课程思政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与“立德树人”进行探讨。宏观上注重课程的顶层设计、课程体系建设、融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等方面[1-4],当然,更多的研究探讨课程思政的内涵[5-7];微观上探索“课程思政”与“立德树人”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具体途径[8-9],如何结合教材进行课程思政设计[10],如何建设有利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材[11-12]等。总体来说,国内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大多属于思辨类研究,实证研究偏少,尤其是评估课程思政效果的研究严重不足。

(二)国外研究

与国内相比,国外的实证研究数量多且类型多样。例如,有通过问卷进行的大型调查类研究,如LePage et al.[13]对比了土耳其、美国的小学和初中教师对待道德和德育的观点以及学生的道德发展。研究者自制问卷,通过随机抽样从土耳其和美国的中小学各抽取1 100名教师(共2 200名)参与问卷调查,具体探究这些教师如何界定道德,如何开展道德教育来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研究发现,土耳其教师更注重学习者社会价值观和整体价值观的培养,而美国教师则更强调学生的道德行为以及特定情境下(如文化相对性)的道德观,而非整体价值观。另有学者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例如,Asif et al.[14]采用互动模型(an interactive model)和方差分析(ANOVA)进行数据分析,考察了中国高校英语教师和巴基斯坦高校教师的德育观念、所强调的价值观、使用的德育教学方法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理据。研究首先使用质性数据分析(包括对两个国家各6名教师的课堂观察和访谈)建构了7个主题,然后自编问卷考察了两个国家教師(各150名,回收有效问卷239份)的课堂实践和德育观念是否存在差异。

除了研究方法多样,研究者还采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或理论视角进行相关研究。例如,Feng[15]采用社会符号学框架,将教科书中的社会价值观视为由复杂的符号学话语资源构成的语义范畴,分析考察了19本英语教材中的社会价值观是如何构建的。该研究发现,英语教材通过态度词汇、隐喻、事件描述、视觉图片等方式构建社会价值观。同时,Feng对教材中的价值观进行了编码,发现不同阶段学习者使用的教材在价值观呈现上有所不同,且发现所分析的英语教材大多强调培养良好社会公民,忽视了学习者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Wu & Navera[16]运用评价理论框架分析了一本新加坡中学英语教材中两种体裁文本(小说和新闻报道)中的价值观融入情况。研究首先通过该框架辨识文本中涉及行为判断的表达,随后梳理文本中在刻画和描述人类时涉及到的冲突、矛盾等,最后分析以上两种文本特征如何触发情感投入,而这些情感投入则直接与新加坡社会的价值观紧密关联。该研究发现教材文本尤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对待工人时的公平性,社会和谐、团结与包容,而这些价值观正是多文化性的新加坡所倡导的核心价值。

国外的这些实证研究,可以为国内教师和学者开展课程思政实证研究提供很好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方面的启示。

二、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实践

(一)提升大学英语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

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是实现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最重要的保障。首先教师要确保自身的价值观正确,其次教师要能充分理解、深度挖掘教材中的价值观,教师还要知道如何让学生自觉自愿地认同并践行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最后教师能结合教材主题有机地融合补充思政教育素材。我们可以借鉴《纲要》从5个方面给出的提升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育意识和能力的途径。其一,广共享。建立健全优质资源共享机制,分区域、分学科专业领域开展经常性的典型经验交流、现场教学观摩、教师教学培训等活动。其二,强培训。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和内容纳入教师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师德师风、教学能力专题培训等。其三,重合作。充分发挥教研室、教学团队、课程组等基层教学组织作用,建立课程思政集体教研制度。其四,树表率。鼓励支持院士、“长江学者”、“杰青”、国家级教学名师等带头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其五,深研究。加强课程思政建设重点、难点、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积极支持课程思政类研究选题。必须指出的是,在提升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过程中,教师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是关键。

教师同时需要意识到,我们需要挖掘的课程思政元素因课程类型不同或题材不同而不同。例如,在进行文学类课程(如英美文学选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教学时,我们首先要帮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以学生为中心赏析作品,即从作品引申到与学生相关问题的思考。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例,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挖掘其思政元素:第一层面是结合小说产生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引导学生了解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本质,即鲁滨逊是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典型(杀戮、霸占等),以此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考;第二层面是要挖掘值得学生借鉴与学习的元素(励志),即遇到困难不怕艰险,保持乐观和积极应对的态度等等。如果是医学类题材,则要在课程教学中注重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注重加强医者仁心教育,在培养精湛医术的同时,教育引导学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尊重患者,善于沟通,提升综合素养和人文修养,提升依法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

(二)建设服务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素材/教材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教材的编写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背景,本身承载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17-18],是传播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重要渠道。要使教材更好地服务于课程思政,必须遵循两大原则。一是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元素需设计成隐性形式。不同于思政教材,英语教材需隐性育人。如果在教材中生硬地将课程思政元素植入,可能会引起学生反感,弱化大学英语教材和课程本来的性质。因此将“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和风细雨般地融入到教材,实现知识传授、技能掌握和价值观教育同频共振。二是教材中融入的“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元素,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所获得的教育经验一致。这样就不会造成学生价值观的冲突,有利于提升大学英语教材所应具备的育人效果。

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实现大学英语教材的思政化,一是基于现有教材的思政元素建设,二是重新编写包含思政元素的教材。首先,针对现有教材,分析各单元主题已涵盖的课程思政内容,再基于分析补充相应的课程思政元素。其次,在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设置上要考虑如何将价值引领、知识教育、能力培养有机融合在一起。最后,要注重教材活动或任务的设计环节,给学生创造机会,让他们在完成活动或任务的过程中去感悟、领会和思考,真正把所学的知识内化于心,最终形成自己的见解。例如,现有的某“综合英语”教材中有一个单元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该单元包括的历史人物全是欧美国家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增加一些中国的历史人物(即中國元素),通过引导学生挖掘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伟大人物的亮点以及对推动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其次,如果有机会新编教材,要从“教材目标重构、教材语料选择、教材活动设计”三方面着手[19]。具体而言:第一,融知识、技能、情感、道德等多维度目标于一体;第二,语料的选择总体框架上要对应教材的多元目标,单元主题涵盖课程思政核心内容,尤其要注重体现中国特色元素和时代性特征的语料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学习兴趣;第三,活动设计要有层级性,即从注意、理解、应用、反思中逐步提升,结合教学语境,为学生搭建相应的学习和思维支架,真正体现教材在课程思政中的重要作用。

三、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研究

研究是一个用系统方法探究问题答案的过程,为了促进研究,合理的做法是尽可能使研究过程系统化。教师做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在教学工作中出现或遇到的问题而进行的调查、统计、分析等。研究与教学既有关联又有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研究要聚焦,并且要有理论框架。

(一)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多以宏观性、思辨性、规定性研究为主要特色,这类研究需要研究者有较强的理论素养、政策意识和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初入该领域的研究者可以借鉴这类研究的结果或结论,按照实证研究的规范要求,设计实证研究。一般而言,目前外语教育领域常见的实证研究主要有描述性研究、实验性研究、民族志研究等。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描述一个现象及其特征,更关注“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怎么样”或者“为什么发生”。方法通常是定性收集数据,再进行定量(有时也可以定性)分析,分析方法包括对比(占比、平均数、标准差)、趋势等。实验性研究通常被用来检验某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真正的实验性研究需要满足5个条件:1)提出并清晰定义自变量和因变量;2)通过某种形式的“介入”(训练/干预)调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3)形成实验组和控制组;4)受试者被随机分布到不同小组;5)通过前测和后测(即时后测与延时后测)求出两组测试分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实际上,大多数教学类实验研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研究,而是准实验研究,因为大多数实验研究的被试并不是随机抽样而是采用就近原则选取的。民族志研究是对自然发生的、不间断环境中人类行为的研究,专注于对行为的文化解释,它强调从多维度视角(如课堂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收集多样性数据的重要性,以及使用这些数据去描述和理解行为的常规模式,它有三个主要特征:历时调查、综合性、从文化方面考察人类行为。此外,对课堂参与者的日记或备课笔记以及使用互动分析系统或录音录像进行课堂观察等进行研究,也是民族志研究者经常使用的方法。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现成的实证研究工具很少,需要研究者自主开发调查问卷等具体的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必须具备开发研究工具(如设计调查问卷)的能力。假设要研究教师在某一门课程中融合道德和文化价值的教学实践情况,我们可以构建5分量表(1不成功……5非常成功)的调查问卷,举例如下:

(1)提高学生对普遍道德价值观的意识。

1  2  3  4  5

(2)强调人类行为的规范和标准。

1  2  3  4  5

(3)帮助学生培养对目标语言人的同理心。

1  2  3  4  5

(4)将文化行为研究作为该课程每堂课的组成部分。

1  2  3  4  5

……

(10)激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求知欲。

1  2  3  4  5

综上所述,研究方法的掌握是我们开展课程思政实践研究的前提和重要保障。研究教师针对某一门课程进行思政教学实践的数据收集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和访谈。

(二)加强理论素养

理论素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将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能力,如二语习得相关理论、教育心理学理论、语言社会化理论等;二是具备基于理论形成研究问题的能力,并能围绕所形成的研究问题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对得出的结果进行阐释,最终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20]。例如,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语言是个体对外交流信息的中介和对内进行思维活动的心理中介,二语学习可以影响和调控心理高级机能和思维发展[21]。基于这一理论,外语课程可以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不同文化和价值观。这一理论中的最近发展区理念如何指导教师设计语言学习支架和思政教学支架,如何将思政支架体现在聚焦语言意义和达成交际目标的过程中,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如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课程思政实践研究,很多学者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示范。例如,Moss et al.[22]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法和视觉语法分析法考察了一部哥伦比亚EFL教材如何开展公民教育。该研究通过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模型(the transitive model)分析教材语言,利用视觉语法(由及物性思想演化而来)分析教材中的图片,从而用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世界观。研究发现,所分析的教材缺乏互动机会,从而不利于学习者协作精神的培养。黄国文[10]从生态哲学观视角,利用Stibbe[23]所构建的“破坏性话语”“有益性话语”和“中性话语”的框架开展课程思政语篇分析,展示了语言如何构建现实,以及语言教学与课程思政的内在联系。

(三)界定核心概念

任何研究都会围绕某个主题,即核心概念,因此高质量实证研究的前提是清晰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并确定具体维度。例如,如果要研究“批判性思维能力”,首先要界定什么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学生需要具备哪些具体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核心概念维度的确定可能来自一些纲领性文件,也可能来自某些学者的观点,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例如,来自纲领性文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维度包括: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提高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修养,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不断追求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假如已经有学者提出“品格教育”的维度涉及虔诚、诚实、宽容、自律、勤奋、创造力、独立、民主、好奇心、责任感、爱国主义等18个具体的品格或美德特征,那么我们要聚焦外语教学中的品格教育研究,就可以基于已有观点或研究发现结合自己的语境添加新的维度或改编原有的维度,但最终维度的确定一定要有理据。

(四)结合具体教学语境确定研究选题

大学英语课程涉及各专业学习者,所接触内容涉及各种类型题材,英语教师需探索各专业及题材特征,探索规律,构建有章可循的框架,以实现量体裁衣式的课程思政融入方式。我们应该秉持教研联动的理念,即“教学科研化,科研教学化”,以问题为导向,以提高课程思政成效为目的,结合自己所处的教学语境确定研究主题科学系统地开展研究。例如,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话语能力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主题。教师话语是教师在课堂中控制课程进程、讲授内容并组织学生有效学习的手段,它并非是一个新的话题,但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教师话语能力有了新的内涵。教师话语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环节的主要载体,更是教师在英语教学内容、教学管理与评价制度等方面所体现的,将立德树人理念有机融入英语课堂教学各个环节,致力于为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的语言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师“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大学英语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依归。我们还可以针对不同课型探讨某一种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如情境教学实践、转化教学实践等。其他值得关注的研究话题包括教材及其他教学资源中的思政内容分布、中外文化元素对比等。

四、结束语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课程思政落实的效果如何,一线教师是关键。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师一方面要有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要基于现有教材补充思政元素或重新编写包含思政元素的教材。而且,为了更好地实施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我们要主动积极地开展基于课程思政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现象的科学研究,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加强理论素养、界定核心概念、结合具体教学语境确定研究选题是思政实践研究的四个关键要素。

参考文献:

[1] 崔戈.“大思政”格局下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7):138-140.

[2] 姜锋,李岩松.“立德树人”目标下外语教育的新定位与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J].外语电化教学,2020(6):27-31.

[3] 刘建达.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大学外语课程改革[J].外语电化教学,2020(6):38-42.

[4] 杨金才.外语教育“课程思政”之我见[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0(4):48-51.

[5] 刘正光,岳曼曼.转变理念、重构内容,落实外语课程思政[J].外国语,2020,43(5):21-29.

[6] 文秋芳.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J].中国外语,2021,18(2):47-52.

[7] 张敬源,王娜.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内涵、原则与路径探析[J].中国外语,2020,17(5):15-20,29.

[8] 胡杰辉.外语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教学设计研究[J].中国外语,2021,18(2):53-59.

[9] 黄国文,肖琼.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六要素[J].中国外语,2021,18(2):1,10-16.

[10] 黄国文.思政视角下的英语教材分析[J].中国外语,2020,17(5):21-29.

[11] 孙有中.课程思政视角下的高校外语教材设计[J].外语电化教学,2020(6):46-51.

[12] 徐锦芬.高校英语课程教学素材的思政内容建设研究[J].外语界,2021(2):18-24.

[13] LEPAGE P,AKAR H,TEMLY Y,et al.Comparing teachers’ views on morality and moral educ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in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J].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11,27(2):366-375.

[14] ASIF T,OUYANG G M,HAIDER M A,et al.Moral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mparis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erceptions in China and Pakistan[J].Sustainability,2020,12(7):3014.

[15] FENG W D.Infus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an ontogenetic analysis of social values in EFL textbooks in Hong Kong[J].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2019,40(4):458-473.

[16] WU S M,NAVERA G S.ELT materials as sites of values education: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materials[C]∥WIDODO H P,PERFECTO M R,VAN CANH L,et al.Situating Moral and Cultural Values in ELT Materials:The Southeast Asian Context.Cham:Springer,2018:51-68.

[17] WENINGER C,KISS T.Culture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EFL) textbooks:a semiotic approach[J].TESOL Quarterly,2013,47(4):694-716.

[18] CURDT-CHRISTIANSEN X L,WENINGER C.Language,Ideology and Education:The Politics of Textbooks in Language Education[M].London:Routledge,2015.

[19] 徐錦芬.高校英语课程教学素材的思政内容建设研究[J].外语界,2021(2):18-24.

[20] 徐锦芬,龙在波.技术调节外语教学研究中的理论意识[J].外语电化教学,2020(1):38-44.

[21] LANTOLF J P,THORNE S L.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2] MOSS G,BARLETTA N,CHAMORRO D,et al.Educating citizen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missed opportunities in a Colombian EFL textbook[C]∥CURDT-CHRISTIANSEN X L,WENINGER C.Language,Ideology and Education.The Politics of Textbooks in Language Education.London:Routledge,2015:69-89.

[23] STIBBE A.Ecolinguistics:Language,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London:Routledge,2015.

(编辑: 朱渭波)

作者:徐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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