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货币思想历史论文

2022-07-03

【摘要】中国孔方兄时代货币政策手段综述，即中国铜钱流通时代货币政策手段综述。在本文中，笔者结合钱币学，历史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系统性，综合性的总结了我国古代铜钱流通下货币政策手段的种类及特点。并运用古代货币金融的史实加以论证。内容中若有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唐代货币思想历史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唐代货币思想历史论文篇1：

中国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分析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通过不断融合与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在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历史上的统治者制定了不同的民族政策以巩固自身统治，有武力威慑的政策也有怀柔的政策，都起过重要作用。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大一统”思想同化政策抚纳政策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大一统”思想是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探索逐步形成的。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是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一统”的这一概念表述源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王正月？大一统也。”“一统”即社会若要形成统一的局面，并不是完全通过绝对的中央权力而形成的，同时需要人民自下而上形成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凝聚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情感，这样形成的统一比绝对的中央权力形成的统一更加牢固。“大一统”是中央封建王朝统治者表达自身在政治与领土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且各民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局面，在政治和文化上具有统一性。“大一统”思想具有一统天下的理想追求，孔子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管仲说“一匡天下”，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荀子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都是“大一统”思想影响下的观点，都深刻地表明了各民族对形成思想、文化与政治的统一局面的期望，为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处在中间，被称为“中国”，同时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当时对处在四方的少数民族的称呼，“中国”与四方构成了统一的天下。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开始实行郡县制，使分裂的华夏民族第一次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通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等一系列举措，使原本分裂的各个民族逐渐统一。自秦朝开始，“大一统”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尽管秦朝之后时有分裂的局面出现，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大一统”思想能源远流长并被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展现的是统治者对于与自身具有相似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的民族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驱使各民族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

“大一统”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统治者希望统治地域内的各族人民能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使中央集权王朝得以巩固。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民族战争、民族分裂，但民族的分裂与战争并不能将共同体意识彻底消灭，它的思想文化基础一直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中。“有时候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某一进程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但这种分裂与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而且有时这种统一的意识反映更强烈”①（16）。因此，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已经烙印于各民族人民的心中，为古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当今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力量。

二、民族同化政策对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5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并以这一文化为纽带，使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汉族与少数民族、内地与边疆是肢体、手足、唇齿的关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的特点都是‘合’，只有融合、和睦，中华民族才能长治久安，国富民强，才能使中华民族成为和谐发展的一个大家庭”②（42）。民族问题在每一个时代都對国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采取了诸多民族政策巩固统治、缓和民族关系。

历代统治者为了对各民族实行有效的统治，采取的一个重要民族政策是民族同化。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不断有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或被其他少数民族同化。所谓民族同化，“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③（205）。在中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主要代表朝代有曹魏、孙吴和南朝等。“南朝时设置管理少数民族的地方官吏，具体执行同化政策，两晋时即设‘校尉’一职，专门管地方少数民族事务。这些校尉采取撤关卡、省烦苛、布恩惠、减赋税的方法积极推行同化政策，使少数民族基本都接受了管理”②（50-51）。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积极推行同化政策，推进本民族汉化。他们制定一系列政策，比如与汉族杂居，劝农桑、兴办汉学、与汉人通婚、穿汉人服饰等。其中，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最典型的同化政策。“十六国时，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为了政治、经济上的需要，纷纷打破了其部落血缘氏族的部落组织，强制迁徙，分土定居，按照汉族封建行政管理制度，实行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编户齐民’制”②（203）。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推行汉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更深层原因是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吸引力，他们想要进一步学习先进的民族。

封建王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十分丰富，不但对少数民族发展与繁荣有很大帮助，而且对统治者巩固统治有很大作用。正是这些民族同化政策使各个民族更加融合，在风俗习惯、经济生活等方面日渐靠拢。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情感增多，共同在生活实践中展现出不同的历史文化与生活习惯，将其不断融合，从而不断形成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上曾经出现多次民族大分裂、大融合，正是经过一次又一次实践，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不断进步，在同化政策的实施下，各族人民思想意识得以强化。所以，中国古代民族同化政策的实施为形成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三、民族抚纳政策对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作用。

除了民族同化政策外，统治者们巩固统治的另一种政策是抚纳政策。中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信仰、风俗上一直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如果单纯凭借民族同化政策调和，就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所以，适当实施抚纳政策，不但能巩固统治者的统治，而且能使各民族在保留原有优秀的民族文化中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统治者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抚纳政策。“以俗而治”“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有利于保留各少数民族的独特性，对民族繁荣发展有重要帮助;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官加爵，给予名号，有利于巩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胡汉分治之策，不但可以使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民族内部的事务，而且有利于缓和统治者与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民族矛盾。这些政策都是为了安抚少数民族，不使其在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下因不满而发生民族战争等事件，影响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民族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民族关系，为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抚纳政策中最突出的是和亲政策，这一政策在古代封建王朝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政策难以超越的。秦汉时期的“和亲”政策，是抚纳政策的开端，和亲政策的实行使封建国家得以“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天下大安”，“两国之民若一家子”④（2895）。两汉时期能与汉族封建王朝抗衡者，只有匈奴。汉王朝根据国势的强弱情况实行了两种政策，一种是征讨，另一种是和亲政策。和亲实现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唐王朝进行和亲的目的是笼络少数民族首领，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例如，唐王朝与“回鹘累代姻亲”，对于加强与回鹘的友好关系，巩固唐朝的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唐代多位公主远嫁各少数民族首领，反映出唐代一直把和亲政策作为对周边民族的重要策略，这大大增进了唐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和亲公主客观上能加强民族间的友好往来，促进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把中原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在社会形态、价值取向、文化意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和亲政策的推行更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比如：“文成公主入藏后，积极推广中原的先进科技，向吐蕃人传授汉族的耕作方法，极大提升了粮食的生产产量;她还让汉族工匠为藏民安装落水磨，节省了大量劳动力;教藏族妇女进行纺织刺绣，吐蕃家庭手工业得到极大发展。”②（295）不但能促进民族繁荣发展，而且能增强民族间的凝聚力。

和亲制度是一种政治策略，有利于各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加快经济的发展，对后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自唐朝后的其他封建王朝同样采取了和亲政策，虽然这些和亲的规模、影响力等远不及唐朝，但是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同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与形成作出了分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深化，形成了分布上交错杂居、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局面。经过近代共同抗击外侮的血火淬炼，我国各族人民血融在一起，情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⑤习近平同志的阐述，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依据的，它是在民族发展中经过历史的实践而不断形成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近代人民共同抵抗外敌的历史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同志根据我国的历史与实际情况提出这个概念，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才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历史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经历了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的时期，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很多实践活动正是传统的古代共同体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存在并不断铸牢的强大根基。中国古代各民族通过不断努力形成了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新冠肺炎疫情使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都遭到了威胁，但在政府的强有力措施与中国人民的自觉践行下，情况出现了巨大好转，人们的生活步入了正轨。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全民抗疫”，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白衣天使前往疫情最严重的地方进行救治;有爱心人士捐款捐物;有社区志愿者把好社区这第一道大门;有普通民众听从号召足不出户。这些举措正是疫情阻击战胜利的关键，这些场景深刻展现出了在民族遇到危難之际中华民族能紧紧团结，深刻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人民能迅速地、大规模地紧紧团结在一起抗击疫情的状况，绝对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和实践，中华民族人民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代的充分展现，是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同志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和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重要的基奠作用。

五、结语

在古代中国“大一统”思想及历代民族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各个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与历史渊源。虽然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是为了巩固统治，但这些政策为后世民族团结和繁荣发展，起了重要的基奠作用。同化政策、抚纳政策的内容丰富且翔实，这些政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凝聚各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形成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正是因为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更加牢固，能牢牢地伫立在中华民族人民的心中。

注释：

①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②贾东海.中国历代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③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④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一零零，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5.

[2]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卷一零零，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95.

[3]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贾东海.中国历代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6]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7]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8]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薛欣莹

唐代货币思想历史论文篇2：

中国“孔方兄”时代货币政策手段综述

【摘要】中国孔方兄时代货币政策手段综述，即中国铜钱流通时代货币政策手段综述。在本文中，笔者结合钱币学，历史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系统性，综合性的总结了我国古代铜钱流通下货币政策手段的种类及特点。并运用古代货币金融的史实加以论证。内容中若有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关键词】中国古代货币政策方孔铜钱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

孔方兄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对我国方孔铜钱的雅称，鲁褒《钱神论》中就提及：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了。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进一步巩固大一统局面，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为半两方孔钱。就这样，方孔铜钱从秦代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在我国古代货币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一枚枚孔方兄，他是中国古人外圆内方、中庸思想的体现，是中国古代政通人和盛世的见证，是王朝兴替的无情诉说，还是中国历朝历代货币政策的有力佐证。

谈起货币政策就不得不提及非信用货币和信用货币。非信用货币又叫称量货币，比如汉代的上币马蹄金，麟指金，宋代的银铤，明清的纹银等。他们都是称量货币，受贵金属存量的制约，他们无法满足统治者对货币政策的调节，长期流通下会导致通货紧缩的难题。而信用货币则不同，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症下药，通过信用货币，制定扩张或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纵观古代铜钱货币的演化史：从秦代的记重钱半两钱到汉代的五铢钱，再到唐代的通宝制钱开元通宝，及其以后宋、元、明、清的通宝制铜钱都是信用货币。所以他们就可以执行统治者的货币政策。

而古代的货币政策与当代的货币政策也有不同之处。

当下央行是通过政策传导机制实施货币政策。从三大政策性工具（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到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的最终目标。{1}实质上，当下的货币政策调整的是利率和货币的供应量。

古代的货币政策则是通过发行虚币大钱、开放钱禁、钱币回笼、打击私铸、铜钱减重等措施来调整货币的供应量来达到稳定物价和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目的。

而古代的货币政策与当下的货币政策相同的是它任然可以分为扩张性和紧缩性两大类。（如图一）

下本便就古代的扩张性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展开分析，研究其具体手段，并用史实进行论证、分析。

一、扩张性货币政策

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史，在下列情况下，统治者便会采取这种政策：一是商品经济发展，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能满足时。二是统治者需要恢复生产，刺激经济发展时。三是政局动荡，战乱频发，当局者需要筹集军饷时。四是国家出现钱荒，流通中的货币严重不足时。五是封建王朝出现财政赤字时。

古代当局者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根本在于扩大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具体政策性手段便有以下几种：

（一）发行虚币大钱，增加货币名义发行量

1.唐代安史之乱中的虚币大钱。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在灵武为朔方诸将所推而自行登基。由于当时肃宗李亨政府财政吃紧，又急需军饷平定叛乱，于是唐肃宗李亨不得不在乾元元年，铸造了虚币大钱乾元重宝（乾元取自《道德经》大哉乾元，统领万物），用于军饷发放。

乾元重宝的发行虽然解决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下的财政问题，但是也给国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恶果。米价从玄宗天宝五年的13文/斗{2}，到了肃宗乾元三年竟然涨到了1500文/斗的天价{3}，通胀问题不言而喻。

2.内忧外患下清咸丰时期的虚币大钱。咸丰年间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此时的大清国早已不是那辉煌的康乾盛世时期，这时清王朝已到了白莲烽火、太平天国的道咸衰世。

在咸丰时期，清政府更是面临着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外有割地赔款。于是在咸丰三年，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发行虚币大钱-咸丰重宝的方法来度过财政难题。在此期间，铸造有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咸丰重宝。

大钱流通下给国家经济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由于虚币大钱的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相差甚大。制钱每千文约重6斤，而当千的虚币大钱仅重2两，即制钱一千文的铜材可铸造48枚当千咸丰重宝。这样巨大的铸币利差的驱使下，引起了民间的私铸。这严重破坏了货币市场秩序。

此外，由于清政府把发行大钱当做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不足的手段。因此货币的发行数量不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量，而是财政需求，以致货币发行量超过客观经济需求，引起了币值的降低，物价的上涨。以云南为例，当十咸丰大钱发行初期，“每文犹可3、4用，继不过1、2用。”可到了咸丰八年，“市面视大钱为无用之物，更不值一文用矣。”{4}

（二）开放钱禁，允許民间私铸

1.刘邦让民铸三铢五铢钱。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云集效应，豪俊并起。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后势力逐渐壮大与西楚霸王项羽形成了楚汉对峙的局面。

在公元前205年，刘邦下令让百姓铸造小钱，将十二铢的半两钱减重为三铢半两。因为铸币有铸币利差的存在，所以此举让利于民，极大地为刘邦争取了民心，同时又可以将大变小，将少变多，增加了货币的名义发行量，解决了刘邦军团的财政问题。

此外，刘邦将这些三铢半两派人带到项羽后方，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见效，极大地扰乱了项羽后方的稳定局势。可以说三铢半两的发行为刘邦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一定意义上的作用。{5}

但是货币减重，使得“币轻而万物重”，引起了物价的上涨。以米价为例，一石米在始皇大一统时期，价格仅为30钱。楚汉相争时期，为5000文。到了汉初，米价竟然达到了10000文/石的天价。{6}

2.南朝私铸钱。在南朝时期，政府对于民间私铸铜钱的行为采取了放任政策，以至于私铸之风喧嚣尘上。私铸钱十分恶劣，如史书中所记载的“鹅眼钱”、“铤环钱”等。最恶劣的铤环钱“入水不沉，随手可破，十万钱不盈一掬。”官铸钱币和私铸钱币并行流通，劣币驱逐良币，市场被劣币所笼罩，物价飞涨，百姓痛苦不堪。为了逃避通胀的灾难，此时百姓纷纷重新操起实物货币。

（三）铜钱减重，以发行更多铜钱

董卓小五铢。东汉末年，军阀割据，豪强并起。在黄巾起义后，董卓带兵入洛阳，控制朝局，废少帝，立献帝。其挟天子，自封太师。同时董卓贪婪无比，毁坏金人铸造轻小五铢，自然致使流通中的货币大增，五铢钱制度被彻底破坏。至此物价飞涨，一斛谷值钱数千万，钱货不行{7}。长安和洛阳的百姓生活在通货膨胀的水深火热之中。就这样董卓渐失民心，在一片讨伐声中，被吕布所杀。

（四）释放货币

唐代会昌开元通宝的发行

唐建中元年，政府实施了两税法，税租货币化。可凡事都有两面性，正是因为税收货币化，市场流通中的货币出现了短缺，唐王朝就此进入了六、七十年的通货紧缩。

鉴于这种情况，唐武宗于会昌五年下令回收全国寺庙中的铜像等铜器，将其熔铸，发行会昌开元，释放货币流量，有效的缓解了当时的通货紧缩局面。{8}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

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史，在下列情况下，统治者便会采取这种政策：一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时。二是王朝初期需要稳定物价时。三是统治者需要打击恶钱，维护市场秩序时。

古代当局者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根本在于缩小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通货。具体政策性手段便有以下几种：

（一）发行足值货币，重如其文

隋代开皇五铢。公元581-589年，杨坚先后灭掉北周、南陈，创立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势，史称开皇之治。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结束五铢钱的混乱局面，隋文帝采取了紧缩性政策，于581年铸造新型五铢钱，文曰“五铢”，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由此“钱重而物轻”，有效的稳定了物价，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同时新型五铢钱正反面皆有周郭，也起到了防止民间剪边盗铸的作用，有效的维护了新币种与通货紧缩政策。所以《隋书.食货志》也曾记载：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通，百姓便大。{9}

（二）政府严厉打击民间私铸、盗铸钱币

1.汉武帝时期打击民间私铸钱币。西汉初年，由于国家多次对铸钱采取放任政策，使得民众和郡国大肆铸造钱币，物价飞涨，诱发了通货膨胀。同时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也是因为吴王刘濞坐拥铜山，私造私钱，才有了实力发动叛乱。

所以到了元鼎四年，汉武帝听取了大司农桑弘羊的建议，决心整顿币制，下令废除郡国的铸币权，将铸币权收回中央，以上林三官五铢为全国唯一法定货币，严厉打击民间私铸，盗铸。就这样有效的平定了物价，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王朝的统治。

2.萧齐政权禁私铸钱币。在南北朝时期，萧齐政权考虑到刘宋政权通货膨胀的前车之鉴。于是肉食者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禁私铸，唯古钱。渐渐国家便出现了“物贱钱贵”，通缩萧条的现象。{10}

（三）货币回笼

唐高宗时的货币回笼。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由于此时货币减重，货币发行量增多，货币实际价值下降，物价飞涨。米价在高宗麟德三年（666年）才5文/斗，到了仪凤四年竟然涨到了100文/斗。{11}百姓生活的艰辛可想一般。

此时唐高宗便采取了以糙米换恶钱的办法，一斗糙米换一百恶钱，进行货币回笼。此举对当时居高不下的物价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

三、结语

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是我国古代先民的智慧结晶，其中包含了他们经世济民的伟大思想。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说古代的货币政策对我们当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借鉴意义。纵观中国古代史，如果说货币政策实施得当，那么便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缔造出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盛世。反之，货币政策有失偏颇，那么就会导致经济的衰退，政局的动荡，甚至王朝的灭亡。

贾山曾说；“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货币政策与千万民众，家庭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为政者岂能不慎乎？

注释

{1}蒋先玲编著.《货币金融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95页。

{2}《新唐书.食货志》。

{3}《旧唐书.肃宗纪》。

{4}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

{5}石俊志.《中国货币法治史话》，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1月第版，19页。

{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161页。

{7}肖茂盛.《中国货币文化简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44页。

{8}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41页。

{9}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29页。

{10}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37页

{11}《大唐通典》卷7。

參考文献

[1]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话[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2]千家驹.中国货币演变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2版.

[3]姚遂.中国金融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4]张艳花.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石俊志[J]中国金融，2014年12月刊.

[5]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版.

[6]蒋先玲.货币金融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简介：张帅（1995-），男，汉族，四川自贡，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钱币收藏爱好者，曾在校举办个人古钱币展，展览曾报道与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青年网、四川在线等新闻媒体；张皓南（1997-），男，汉族，四川乐山，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会计学专业学生。

作者：张帅张皓南

唐代货币思想历史论文篇3：

唐初武德开元通宝再研究

【摘要】唐初武德年间始铸开元通宝钱，开后代宝钱之先例，但与后代的年号钱有所不同。通过对该钱的铸造背景、铸造区域、流通情况以及钱文释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对武德年间的开元通宝钱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便于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

【关键词】武德开元通宝铸造流通

货币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目前，学术界对唐代开元通宝钱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学者们对唐代开元通宝的研究主要涉及出土情况[1]、品类分期[2]、钱文读法[3]、铸造工艺[4]、书法审美[5]等方面。这些研究可谓异彩纷呈，但对于武德年间开元通宝的专题讨论却相对缺少，尤其是对其铸造情况、流通范围等问题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以致人们误以为开元通宝就是开元年间铸造的钱币。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武德开元通宝的铸造背景、铸造概况、钱文释读等方面进行考查，并对它的流通情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不足之处，请方家教正。

一、武德开元通宝的铸造概况

隋末天下混战，群雄割据，与唐并立的政权有窦建德、梁师都、高开道、萧铣、王世充等，各地在货币使用上虽然仍沿用隋朝五铢钱，但货币流通领域弊病百出。据《新唐书》记载：“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髙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6]可见，五铢钱在铸造与流通环节都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唐王朝建立之初，由于私铸之风仍然盛行，各地无统一标准，铸造原料各型各色，钱币大小轻重不一，市场之中私币泛滥。这一时期，货币铸造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不合格，二是量不达标。显然，这种情况对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改革币制势在必行。《旧唐书·食货志》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7]这就是说，在唐王朝建立之后的第四年，即武德四年（621年）七月正式废除五铢钱，新铸开元通宝。这时，唐王朝相继消灭了梁、郑、许等割据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辅公祏降唐，江淮地区归附，全国基本上统一。高祖在此时推行新钱是比较符合时局的，另外也说明了五铢钱的废除与武德开元通宝的铸行是同时进行的。武德开元通宝的铸造时间只有五年，即武德四年至武德八年（621～625年）。

武德年间的开元钱并不只有铜钱一种，只是铜钱的铸行量较大、用途较广，更为人們所熟知罢了。据现有材料可知，在流通中最为普遍的铜质武德开元是由铜、锡、铅、镍等多种金属构成的青铜合金，比重较大，质量较高。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武德年间初制宝钱，政府对铸钱比较重视，要求相当严格，故所造开元钱在材质、大小、轻重等方面都比较适中，便于流通；二是私铸钱币现象逐渐被政府禁绝，从而逐渐取代了前代遗留的古钱；三是隋末经济凋敝，铜的开采和使用相对减少，致使唐建立之初铜的供应较为充裕。武德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7]。这里“所谓二铢四累者，今一钱之重也”[8]，即相当于清代一文钱，计量单位变为十进位制。由此，我国古代货币进入通宝钱时期，历时一千三百余年未变，直至民国时期才逐渐被废止。

对于武德开元钱的标准钱径，争议不大。目前考古发掘的唐尺长度普遍为29～31厘米[9]，按一尺十寸、一寸十分计，则唐初的武德开元通宝钱径八分应为2.3～2.5厘米。这与近年来考古学界所考证出的武德开元通宝钱径2.4～2.5厘米，两者并无太大的差异。而有关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且差异较大。陈鸿志先生认为武德开元通宝重4克左右[10]；汪有民先生考证的武德开元通宝重4～5克[11]；徐殿奎先生主张武德开元通宝重4.5克左右[12]；高英民、张金乾、李如森等学者则认为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为3.6克[13]。可见，虽然同是对武德开元通宝进行的研究，但由于各家测量所依据的货币批次不同，其结果差异还是很大的。因此，有必要对唐代的衡制略作探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存一枚武德元年制造的铜权，重464.2克[14]，当为一斤权。若按此标准计算，唐代一斤十六两，10枚钱一两，则一枚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应在2.9克左右。但仅凭此一例确定武德开元钱的重量并不科学。吴慧女士利用开元钱与有计重铭文的银锭、银板等跟史籍记载的衡制校对，推算出唐代的官秤一斤重680克，一枚二铢四絫的开元通宝的平均重量在4.25克左右[15]。丘光明先生统计的唐代有铭文的记重器每两为14.2～43.6克，因记重器一两在40～42克者居多，故而认为唐代一两的名义值为41.3克[14]。若依此标准，则一枚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应为4.1克。但是，一两在40克以下的记重器也应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相较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用佘下开元钱的其他唐代记重器考释唐代斤两的实际重量的方法。总而言之，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仍不能确定唐代权重的实际斤两数，也就不能确定武德开元钱的实际重量，但武德元年所制的铜权以及上述学者推算出的数据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另外，武德年间也铸有比较罕见的金质开元钱和花穿钱。所谓花穿钱是将普通的方孔加工成花型，陈延廷先生就曾对唐代的花穿钱进行过专门的研究[16]；所谓金质合背开元是面、背都铸有“开元通宝”钱文的鎏金开元钱，冯馨彬先生说他在朋友处曾偶见一枚字体极似唐初欧阳询书法的鎏金十字合背“开元通宝”钱（钱径2.4厘米，重3.9克）[17]。这两种开元钱无论是字体的书写还是整个钱币的工整程度都与武德年间的开元钱十分接近，一些学者将它们笼统地归为唐早期开元钱。但从其形制与字体的书写来看，笔者则认为它们应该是武德年间铸造流传下来的开元通宝。

唐朝建立之初，为了推行新的货币，政府对私铸货币的处罚十分严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7]。由此以来，“开元通宝”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下将以近年来的部分考古发掘情况为例，对武德开元通宝的铸造情况进行考查，同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略作探讨。

（一）对于钱径、重量、穿宽等记录比较详细，可以确定为武德开元通宝钱币的主要有以下几例。1999年，在西安的一次大规模发掘中，共存留短头开元8740枚，为素背、月纹、星痕共存，对于典型武德开元通宝的数量无明确记载，但其规格已十分明确：钱径2.45～2.50厘米，穿宽0.62～0.65厘米，重3.7克[18]。2010～2011年间，在西安唐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及夫人宝手的墓葬中出土了5枚开元通宝，1枚残损，其余4枚相同且保存完好，钱径2.5厘米，穿宽0.6厘米，重3.2克[19]。另外，从2012年就开始发掘的西安132号唐墓，随葬品中有15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2.5厘米，钱文清晰，轮廓规整，学者们也一致认为这些钱币为“武德开元”，只是原报告中并未见钱币重量的相关记载[20]。

（二）有一些开元通宝钱，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它们的重量在发掘报告中并无一一注明，但它们的钱径、穿宽等与武德开元通宝很相近，因此它们也很有可能是武德年间铸造的钱币，主要有如下几例。1955～1961年间在西安郊区发掘的墓葬中有47座隋唐墓葬，其中共出土了142枚开元通宝。有81枚开元通宝钱径2.4～2.5厘米，郭宽0.15～0.20厘米，穿宽0.7厘米，笔者认为应为“武德开元”[21]。2006年，湖北地区发掘了两组唐代初期的墓葬群：一组是后房口崖墓群的14座崖墓，另一组是猴子头崖墓群的4座墓葬。随葬的开元通宝大小重量基本一致，另有一些随葬品的形态有典型的北朝晚期到隋、唐初期的风格。对于墓葬的断代，湖北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比较保守地推测为唐代初期，实际上根据其随葬品的前代遗风，其具体年代很可能在唐朝建立不久的二三十年间。其中，后房口14座墓葬中大多数遭破坏，较为典型的四座墓葬M2、M4、M11、M12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开元通宝钱。M2中有3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8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1～0.13厘米；M4中有4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8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13厘米；墓葬M11是后房口崖墓群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墓葬，随葬品中的3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12厘米；M12中的2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5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08厘米。此外，猴子头崖墓群的4座崖墓，除了自然原因的破坏，墓口基本保持完整。较典型的墓例M1中也有2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厘米，穿宽0.7厘米，厚0.12厘米[22]。2011年，在陕西凤翔县发掘的三组唐墓M1、M3、M5中共出土7枚字形较为相像的光背开元通宝。其中，M1中的开元钱，钱径2.45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15厘米；M3中的开元钱，钱径2.5厘米，穿宽0.7厘米，厚0.15厘米；M5中的开元钱，钱径2.45厘米，穿宽0.6厘米，厚0.1厘米[23]。2013至2014两年间在山西临汾发掘了10座唐代墓葬，出土墓志的唐墓有M2、M17、M45。其中M17为唐初墓葬，墓主人身份地位待定。随葬品中有8枚保存完好、制作精良的开元通宝钱。钱径2.5厘米，穿宽0.7厘米[24]。

（三）还有一些开元通宝钱，钱径、穿宽等缺少数据记载，但从其墓葬年代、墓主人身份、钱币品相、钱文特征等方面来看，亦可能为武德年间所铸。1975年，在湖北富平县献陵附近发现一公主墓。墓主人大长公主为高祖第六女，此墓虽多次被盗，但仍有数枚开元通宝钱出土[25]。1986年，考古工作者对献陵附近的长乐公主墓进行了发掘。该墓曾被盗，出土的随葬品中有5枚开元通宝钱，其中4枚为光背，1枚有月纹。4枚光背开元通宝有可能是武德年间铸造的[26]。

此外，2012年专门对近年来两广地区隋唐墓葬的发掘情况进行了一个归纳总结性的研究，所附“两广地区隋唐墓葬登记表”统计出了两广地区的22座唐初墓葬，其中随葬铜钱的墓葬有4座，能够明确确定为唐初开元通宝的墓葬有2座，一座出土1枚，另一座出土30枚[27]。

从上述三类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唐初武德年间，在今陕西、山西、湖北、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已经开始铸造并流通开元通宝钱。《旧唐书》载：“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7]《唐六典》载：“皇朝少府置十炉，诸州亦皆属焉。及少府罢铸钱，诸州遂别。今绛州三十炉，杨、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28]这些记载都说明，唐初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都有钱币铸造。从这些地区发现的武德开元通宝来看，其重量筆者更倾向于高英民与陈鸿志先生的说法，即重3.6～4克。其间存在的差异，笔者认为可能由以下因素造成：一是武德年间可能多地区多次铸造钱币，钱币重量没有完全统一，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二是钱币经前人使用而有所损耗；三是考古发掘清理的过程中有破坏；四是人为称重，数字可能不够精确。

二、钱文释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开元通宝钱在形制上仍为圆形方孔，它所遵循的依然是秦朝改革币制以来的“天圆地方”理念，其独特之处在于钱名。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通宝钱文由大书法家欧阳询制且书，字体为八分和隶体。其读法一般认为是对读，即“开元通宝”。近年来，有学者主张该钱文应环读，即“开通元宝”说。由于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史料依据，为了便于分析，这里先将其依据的主要材料罗列如下[3]：

皇朝武德中悉除五铢，更铸开通元宝。（唐，李林甫《唐六典》）

肃宗乾元元年七月诏曰：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无新铸，不废旧钱，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其文曰“乾元重宝”。其开通元宝者亦依旧行用。（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O一《邦计部·钱币三》）

唐武德初铸开通元宝。（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钱币考一》）

但是，直接记述武德年间铸造钱币为“开元通宝”者更多，例证如下：

武徳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五代，刘昫《旧唐书·食货志》卷四十八）

隋末钱弊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弊。至是，初行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絫，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折中，远近便之。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并书，廻环可读。（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武徳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宋，郑樵《通志》卷六十二）

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九）

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废五铢，行开元通宝钱。（宋，王应麟《玉海》卷第一百八十）

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十）

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三）

武徳中，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

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五）

武徳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五十九）

武徳四年七月丁卯，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九）

对比可见，文献中最早出现“开通元宝”的读法仅于《唐六典》中出现一例，虽有一定价值，但仍属孤证，而《文献通考》和《册府元龟》的记载完全有可能是沿袭《唐六典》的读法。至于《册府元龟》所引材料，《旧唐书·食货志》中也有相关记载，然而《旧唐书》的记载却有所不同：“乾元元年七月，诏曰：钱货之兴，其来久矣，代有沿革，时为重轻……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7]为什么同一种货币既称为“开元通宝”又称为“开通元宝”呢？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旧唐书·食货志》的记载早已说得非常清楚，后人不应对此产生疑问：“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迴环读之，其意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7]由此可知，《唐六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等书记载的“开通元宝”的读法应是民间的一种流俗读法，并非唐初官方钱币改革时的定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开通元宝”作为武德钱文的官方正读是不合适的。武德年间初铸的开元钱，其官方正读应为“开元通宝”，民间也有“开通元宝”的读法，二者并行不悖。同时，从上述所引史料中，我们还可以获得如下几方面的信息：（1）唐初武德开元通宝钱的推行，在钱文上有较大的创新，它已突破了秦汉以来只注重记载重量的钱文形式，如秦“半两”、汉“大泉五十”、蜀“直百五铢”、北魏“泰和五铢”、北齐“常平五铢”、隋“五铢”等，进而发展成为货币意义较为纯粹的“宝”钱，开后代同类钱币之先河。（2）高祖令大书法家欧阳询撰写钱文，字形呈八分隶体，笔力险劲，在当时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可见当时对于此次钱币改革的重视。同时，该钱币文字所呈现的审美价值，也为当时人们所看重。（3）“开元通宝”为官方正读，“开通元宝”为流俗读法。在钱名的读法确定之后方可探讨钱名背后的深刻内涵。从表面看，钱名只是一种代号，然而钱币作为时代的产物则势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吻合。高祖李渊作为大唐的开国君主，其雄才伟略自不必说。身为一个有志之士，他所主张流通使用的开元钱亦有着深厚的意蕴。改革旧币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另一方面也是新政权合理化的一个标志。高祖意在表明他所建立的唐朝与隋不同，势必要扬名万世，故“开元通宝”才会有较深的文化内涵和政治理想寄托，而“开通元宝”并无这种特别的含义。

唐初武德开元钱铸造精美，历经近百年而少有變化，从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掘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只是由于铸造年代和地区不同，钱文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字体的细微变化上，但总体上与武德年间的开元钱还是比较接近的。有关武德开元的书法究竟是“八分及隶”二体，还是“八分及隶篆”三体，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29]，说明该钱币具有多方面的书法审美价值，尚需书法学界的学者们做更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武德开元通宝的流通情况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在中国货币史上，通宝钱始于唐武德四年，终于清宣统末年，流通了1300多年，影响深远。就唐初而言，武德开元通宝的流通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

武德年间所铸开元通宝钱的流通途径，最初主要是国内商业领域，后来涉及外事费用、部分边远地区的租税征收、商品交易等方面，至于力役、借贷、卖官鬻爵、官吏俸禄等用途，则是随着经济、政治发展变化而不断演生而来的。以下试作简要说明。其一，与边疆各国的外事来往。据《旧唐书》记载，武德年间与唐有外交往来的国家有林邑国、贞腊国、东女国、高昌、康国、契丹、奚国等。其中，明确记载接受唐财务赏赐的国家主要有东女国和林邑国。“林邑国，汉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余里……武德六年，其王范梵志遣使来朝。八年，又遣使献方物。高祖为设九部乐以宴之，及赐其王锦彩。”[7]“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武德中，女王汤滂氏始遣使贡方物，高祖厚资而遣之。”[7]如果说高祖赐予林邑国的“锦彩”为绢帛等实物货币，则赐予东女国的“厚资”中就很可能有开元通宝钱。政府垄断铸币权，在极力推广新钱之时将其赐给与自己有外事往来的国家，这也是扩大国家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一种途径。其二，部分边远地区的赋税征收。唐初在货币的流通方面为绢帛、铜钱并行，所收赋税为实物经济与钱币共存。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制，所收赋税全为实物，武德七年方开始对部分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征收钱币赋税：“武徳七年，始定律令……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7]其三，商品交易。《旧唐书·食货志》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7]可见，唐初对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已十分明确，各阶层人民各司其职，商品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新货币的流通，武德开元通宝逐渐被用于商品交易之中亦是合乎情理的事。

综合考古与文献材料来看，唐初武德年间所铸开元通宝钱的流通领域，呈现出了地域化分布与阶层分化的特点。其一，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山西、陕西、四川、两广、湖北等地的唐初墓葬中出土开元通宝钱的情况较为常见，而其他地区相对较少，这应该与当时的政区划分以及国家政令推行等因素有关。其二，武德年间的开元通宝钱在唐初贵族、官僚墓葬中发现较多，在中下层平民墓葬发现较少，这说明武德开元通宝钱在贵族、官吏间的流通相对更为普遍。其三，根据文献记载，隋唐以来民间社会丧葬流行焚烧纸钱的习俗，这与平民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有关，可能是造成唐初平民墓葬发掘很少发现当时实物货币的主要原因，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武德开元通宝在下层民众间的流通事实。

参考文献：

[1]A.吴伟强.湖州唐代遗址出土一枚开元通宝刻花钱[J].中国钱币，2008（2）：37-38.

B.张增午.河南林县出土的古钱币[J].中国钱币，1992（1）：65-67.

[2]冯馨郴，冯明杰.唐代各时期开元通宝钱的特征及断代[J].东方收藏，2011（4）：94-97.

[3]A.张建设，张锦鹏.“开元通宝”正读解[J].中华文化论坛，2014（1）：71-74.

B.赵昌.“开元”钱与“开元”年号[J].中州今古，1999（5）：54-54.

[4]A.龚伟.析唐开元通宝铸造方法[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s3）：83-87.

B.郑幼明.开元通宝生产技术初探[J].浙江金融，1987（s1）：12-18.

[5]刘吉德.试论中国古代钱币美学思想的发展[J].求索，2003（4）：164-166.

[6]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第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十一·权量[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