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保障论文

2022-04-15

摘要:五台山作为唐代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基地,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和繁荣。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对外交流中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而这种对外交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输出人力;二是外国僧人来五台山瞻礼求法。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对外交流影响巨大,成为沟通与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中介。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唐代社会保障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唐代社会保障论文 篇1:

古代就有公费医疗

我国现行医疗社会保障有四种形式:公费医疗(我国的公费医疗制度于1952年建立,享受的对象主要为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目前不少省份正在加快推进取消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毫无疑问,在这四种形式中,公费医疗“含金量”最高,因为公费医疗指的是国家为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而实行的、通过医疗卫生部門按规定向享受人员提供免费医疗及预防服务的一项社保制度。也就是说,享受公费医疗基本上是“看病靠国家”,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相当部分“看病靠自己”。

公费医疗这种特殊的医疗待遇并非新产物,其实古已有之。

翻开唐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公费医疗”的明显“痕迹”。唐宋规定,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药,都找太医署。除了为皇帝嫔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它负责。

太医署是古代医疗机构名,它隶属于太常寺(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兼备医疗组织和医学教育的功能,类似于现代的医学院,不过它是中央一级的医学院。唐代太医署共有行政人员和教职员工300余人。太医署设最高行政官员太医令2人,相当于现在医学院校校长;另设太医丞2人,是太医令的助手,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协助太医令之工作;府2人、史4人、医监4人、医正8人、掌固4人等,为协助太医令分管教务、文书、档案和庶务等工作。像现在医学院校设立医学系和药学系那样,“太医署”分设医学部和药学部。医学又分四大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包括伤科)和咒禁科,类似现在医学系的设置。可见,唐代太医署在当时规模之大,医疗水平之高。

除了京官,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唐代凡州府都设有州一级的医学院,承担州府官吏看病的职能。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遇缺即补。

古代官吏能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得益于“医在王官”,就是医药行政、医疗组织和医学教育的主导权,都归政府掌握。这个制度,早在西周就已经确立,以后逐步成熟。例如在春秋时代,军队都有医疗组织,在京城军队看不好病的军人,可以转诊到太医院。唐代的“公费医疗”制度,只不过比先前更加完善而已。

(责任编辑/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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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裘影萍

唐代社会保障论文 篇2:

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对外交流

摘要:五台山作为唐代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基地,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和繁荣。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对外交流中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而这种对外交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输出人力;二是外国僧人来五台山瞻礼求法。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对外交流影响巨大,成为沟通与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中介。五台山在唐代成为各国人民熟知的世界品牌,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界的地位也不断加强,为世界的大和谐、大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五台山佛教;唐代佛教交流;世界品牌

五台山不仅是中国佛教圣地,而且也是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作为唐代中国佛教文化对外交流的中介,许多外国僧人慕名前来五台山瞻礼求法。现就五台山在唐代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五台山佛教对外交流的状况与影响作一探析。

一、五台山在唐代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成就期和鼎盛期。五台山作为唐代中国佛教交流的重要基地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和繁荣。唐代的皇帝,除武宗外,大部分都尊崇佛教,以五台山为李唐王朝的植德之所,对五台山佛教采取积极地扶持政策,建寺数百,度僧数万。遂使国内著名的高僧大德纷纷前往五台山设坛讲经、宣扬教义,五台山逐渐汇聚了佛教的各个宗派,如华严、净土、天台、密、律、禅宗等等,吸引了全国无数的信徒从四面八方赶来顶礼膜拜。同时,五台山的繁盛香火和隆重法会在唐代蜚声海外,成为五台山佛教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许多外国僧人也慕名前来五台山瞻礼求法,成为五台山佛教在唐代对外交流的重要中介,他们为五台山的对外交流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从唐代文人的描述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五台山佛教的历史真容。如刘禹锡在《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中说:“北方之人锐以武,振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道者宗清凉山。”与刘禹锡同时的柳宗元,一生好佛,他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说:“云、代之间有灵山焉,与竺乾灵鹫角立相望,而往解脱者,去来回复,如在步武,则勤求秘室,作礼大圣,非此地莫可。”晚唐进士姚谟在《大唐润州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中也指出:“今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如吾党依之于丘门也。”这些评价和记载,充分反映出五台山当时是佛教的中心,其影响很广,地位很高。

从相关的佛教历史资料记载,也可看出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繁荣昌盛。敦煌莫高窟第61窟文殊堂内各壁,绘的都是五台山图。据专家考证,此图约绘制于唐五代时期。图上可见寺院林立、高僧说法、信徒巡礼、香客如流,这些图像充分反映了唐代五台山佛教文化的风貌。又如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日本的圆仁大师在《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详细记录了唐代五台山佛教的发展盛况。该书被誉为“古代东方三大游记”之一,具有不朽的学术价值。此书记载了圆仁偕弟子,从河北行唐县开始经阜平县入五台山沿途所过的普通院(类似于招待所)。五台山平均20余里就设有一个普通院,当时五台山的寺院多数在“峻崖上建立,四方崖面,尽是花楼宝殿。任地高低,堂舍比栉。经像宝物,绝妙难明”。总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五台山佛教的发展盛况。

五台山在唐代是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五台山佛教的主业是弘扬佛法和普度众生,这既是五台山僧人的主要职责,也是五台山这一地域载体的社会职能。千百年来五台山的社会职能与五台山僧众的业务职责,就是专业化的、单一的、纯粹的传播宣扬佛教。这一点不因为政权的更迭和都城迁移的变迁,而发生丝毫的改变。相比之下,唐都长安虽然也是当时的佛教中心,但它的城市职能是多元化的,它在当时佛教传播中的职能是附属的、非主流的。长安更多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更多地成为佛教徒的集散码头。对于海外来访僧人来讲,必去长安的政治性因素是第一位的。因为一是要转换官文,二是要传达本国统治者的政治意图,三是参与译经与对佛学著作的交换等。而且一旦长安随着其主要职能政治中心地位发生变化,其佛教中心的地位会随之消失,远不如五台山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更加恒久、更加专业。事实上,在唐朝灭亡与宋朝建立之后,来华访问的海外僧人必到之地肯定有宋都开封和五台山,而很少再有人去瞻礼唐都长安。元、明、清三朝的情况依此类推,也大都如此。可见随着政治功能的消亡,唐都长安在佛教中心的地位也明显减弱。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台山专业化弘佛的崇高品质与千年佛教中心的恒久魅力。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讲,长安佛教与五台山佛教代表了佛教在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两个不同趋势。五台山佛教的兴盛与长安佛教式微,反映了佛教由上层统治者看重然后再普遍回归到广大群众中去的历史必然,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对外交流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佛教不从印度直接向亚洲各国传播或这些国家不派僧人直接去印度求经,而是由中国传人的重要原因。首先,公元八、九世纪以后,由于佛教的内在管理机制腐败和内部派系纷争以及外族入侵等原因,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到13世纪时基本消亡,佛学的研究中心与佛教的传播中心也由印度转移到了中国。其次,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繁荣,物质生产极大的丰富和充裕,这为佛学的理论研究与佛教的普及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再次,唐代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在全国各阶层形成了持久、广泛而深入的参与热潮,这就为佛教的对外交流构建了良好的文化平台。此外,中国处于印度和东亚、东南亚、东北亚及中亚的中枢位置,这种有利的便捷的地缘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成为佛教不经印度而可四散传播的中介地位。

二、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对外交流状况

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对外交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输出人力,即五台山僧人走出国门、宣扬佛法;二是外国僧人来五台山瞻礼求法。其中以至五台山求法瞻礼的为主,这充分反映出当时五台山作为佛教最高学府的理论水平和传播中心的崇高地位,更进一步说明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

其实早在东晋时,就有山西僧人法显到达印度尼泊尔,瞻礼佛陀遗迹,这便使中国和印度、尼泊尔佛教结下了友好佛缘。在唐代,也有僧人走出国门进行佛教交流,如唐僧道璇曾应日本人唐学问僧荣睿和理镜的盛情邀请,带着《华严章疏》和《律藏行事钞》,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抵达日本,住在大安寺的西唐院,弘传华严、律宗。但从总体上来看,唐代的佛教外交以来华访问、求法者居多,体现了当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

因遥闻五台山文殊师利灵应,印度僧人菩提仙那和越南僧人佛哲来到五台山,瞻礼了清凉寺、

菩萨顶真容文殊、金刚窟文殊灵迹等。后受到日本僧人的邀请,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与唐僧道璇—起东渡日本,见到圣武天皇时向其讲述了五台山佛教的盛况,并将五台山文殊信仰传到了日本。

不空(705-774),北印度人,自幼来中国,拜金刚智为师,译出密教经典143部,与罗什、真谛、玄奘为中国佛教的四大译师。他深受朝廷的礼遇,赐号“大广智三藏”、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他派弟子含光到五台山,建造了印度那烂陀寺式样的金阁寺。据《资治通鉴·唐纪·代宗二年》载:“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足见金阁寺的富丽堂皇。在五台山建成金阁寺后,不空又造玉华寺,并奏请把金阁寺等作为国家道场,经常为国家念诵《仁王护国经》、《法华经》、《密严经》等,这对五台山佛教的繁荣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慧超,新罗僧人,也是不空的弟子。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来到乾元菩提寺,后写出《一切如来大教王经瑜珈秘密金刚三磨地三密圣教法门》,并述其秘义。

般若三藏,北印度僧人,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慕名五台山而入唐,先在长安翻译佛经,后赴五台山朝拜,返回长安后主持负责佛经的翻译工作,在长安西明寺译出《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十卷。贞元十二年至十四年(796—798),同五台山清凉国师澄观译出《华严经》四十卷。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同灵仙三藏等僧译出《大乘心地观经》八卷。

佛陀波利,厨宾国人,高宗仪凤元年(676)赴五台山,在五台山遇文殊幻化老人,受其指点,返回印度取得梵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后至长安译出,并在他第二次赴五台山朝拜时将此经传^五台山。

日本佛教源于中国,所以,来华求法的日本僧人也特多。其中最著名的日本人唐僧人,当数灵仙、圆仁、惠运、宗睿、慧萼等。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灵仙三藏乘遣唐使之船,从日本筑紫出发,于次年抵达长安,在译完《大乘心地观经》后,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即去朝拜五台山。他在五台山朝拜了大华严寺、菩萨顶等著名寺院;在金阁寺住了2年,后来常在铁勒兰若和七佛教诫院,最后移住大历灵境寺浴室院。敬宗宝历元年(825),渤海僧贞素将嵯峨天皇赐与灵仙三藏的百金送到五台山。灵仙三藏回献嵯峨天皇一万粒舍利、新经两部和造敕五通等物,答谢国恩。大和二年(828),淳和天皇再赐百金,贞素又至五台山寻访,可惜灵仙三藏早已圆寂。贞素便写下《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并序》悼之,并珍藏了有关灵仙三藏的重要资料。灵仙三藏是日本最早瞻礼五台山清凉圣境的高僧,他为五台山留下了自制的手皮佛像和金铜塔。

日本僧人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被誉为平安朝的“入唐八大家”。其中,圆仁、惠运、宗睿,又是日本平安朝至五台山巡礼求法的三大家。

圆仁(794-864),又称慈觉大师,是日本天台宗的著名高僧。而日本天台宗,正是圆仁的师父最澄大师在我国天台宗的基础上,吸收了密宗、禅宗和菩萨圆戒,而创立的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宗派。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圆仁乘遣唐使船入唐。开成五年(840),在平卢节度使张咏的帮助下巡礼五台山。唐宣宗大中元年(847)著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详细记录了唐代的佛教发展状况及社会发展面貌。

惠运(788-869),平安城人,武宗会昌二年(842)人唐。次年,赴五台山朝山拜佛,瞻礼求法。后至长安青龙寺,从义真法师学习密法。唐大中元年(847)带着真言经轨等180卷乘船回日。仁明天皇嘉祥元年(848)奉敕兴建安祥寺,被敕为安祥寺开山祖师。他对于日本律宗的发展兴盛,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著作有《菩提心戒仪》流传后世。

宗睿(809-884),平安城人,唐懿宗成通三年(862)入唐。先至五台山巡礼圣迹,瞻仰寺容,游览台顶。后至长安、洛阳求学密法。成通六年(865)回国,带回经论章疏134部、佛舍利10粒。其中密教典籍居多,对日本密教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建立了日本东寺与中国五台山的友好关系。

仁明天皇时的遣唐学问僧慧萼,先后在唐会昌年间和咸通年间三次到五台山巡礼求法。唐武宗会昌元年(841)秋天,慧萼首次乘船入唐,巡礼圣迹,朝拜菩萨。次年他为了向本国请求五台山供养费,取道明州回国。第二次在会昌五年(845)秋,慧萼奉橘太后之命,将橘太后亲手制作的袈裟、宝幡、镜奁等物,布施给了正处于“会昌法难”中的五台山寺僧。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慧萼邀请齐安国师的上首弟子义空回日。义空禅师随其赴日弘法,为日本弘传禅法之始。第三次赴五台山巡礼求法于唐咸通三年(862),慧萼随同宗睿等人抵唐。第二年他带着从五台山求得的观音画像,取道四明(今浙江宁波市)准备渡海回国,当船到普陀山时,因被风所阻,便奉像于普陀山,因此说慧萼为普陀山的开山祖师,是唐代在中国开辟佛教道场的唯一日本僧人。而惠萼三赴五台山,也增进了五台山与日本佛教的文化交流。

此外,唐代时至五台山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人还有圆觉和济诠。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圆觉入唐。两年之后,长住五台山,巡礼求法。后到长安,帮助日本平安朝“入唐八大家”之一的圆珍法师抄写圣教经文,绘制曼荼罗图样等,将五台山佛教和长安佛教传入日本。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又有日本僧人济诠法师,带着上自天皇、下至公卿施舍的大量黄金,作为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供养费,人唐至五台山,资助了五台山佛教,表达了日本人民对文殊菩萨的敬仰之心和对五台山佛教的关怀和帮助。

三、唐代五台山佛教对外交流的影响

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的对外交流影响巨大。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外国僧人来五台山瞻礼,五台山在全国乃至世界宗教界的地位也不断升高,成为增进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亲密友谊与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为世界的大和谐、大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

首先,五台山成为沟通与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中介。五台山既是佛教多宗竞秀的道场,也是各国僧人的汇聚之地。据山西代县保存的唐开元年间石灯台铭文《五台山及灯台颂》记:“其五台山也,五百毒龙居此,一万菩萨同臻。兼加密迹金刚,颇不知其数。台台供养,累道来巡。他国远方皆来奔凑。置寺名当一百,兰若约有数千。每年礼谒诸台道俗,强过一方。西方净土,与此无殊。”此铭文为后世了解唐代五台山佛教盛况,提供了重要资料。与此同时,有些外国僧人直接来华礼台后又转赴他国。如新罗僧人司真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来唐学习密法,后去印度。又如印度僧人菩提仙那和越南的佛哲本意只是瞻仰文殊灵迹,谁知礼台后又受到日本遣唐使的邀请而赴日。天平胜宝元年(749),新铸毗卢舍那佛像落成,还诏菩提仙那为开眼导师。天平宝字三年(759),菩提仙那又

被敕为僧正,时称婆罗门僧正。又如日本的密教是天竺沙门善无畏传给唐僧道慈,又由他传到日本的。道慈回国后传给善议、庆俊。善议又传勤操,勤操又传空海。从此,日本便开创了真言宗,也就是日本的密教。因此,学习密教“密规”自然要巡礼五台山、瞻礼文殊灵迹了。可见,菩提仙那和道璇等人把五台山佛教文化与文殊信仰传播到了日本。

其次,唐代五台山佛教的对外交流,推动了各国佛教由城市到农村、由高层到大众的普及。在宋、元、明、清,还有不少外国僧人至五台山朝礼,五台山佛教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如日本平安朝的“入唐八大家”,特别是圆仁、惠运、宗睿三大家,自五台山朝拜回国后,便大力提倡五台山“为国为家,山修山学,利益有情,兴隆佛法”的思想,模仿五台山的自然环境与建筑布局,在高野山、比睿山和爱宕山等山区大量兴建寺庙。这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由都市向山岳的迁移和推广,也促进了日本佛教的民众化和山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三,五台山在唐代成为各国人民熟知的世界品牌。许多礼台僧人回国后纷纷以五台山诸寺之名命名本国的寺庙,如新罗甚至将本国的重要山脉改名五台山,足见当时五台山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又如日本比睿山延历寺的建筑,就模仿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风格。尤其是该寺圆仁修建的文殊楼,不仅参照了五台山大华严寺菩萨院文殊堂的样式,就连建堂所用的一些材料,都是圆仁大师从五台山带回去的。还有日本的成算与其师父从五台山回国后,向天皇请求把原来的栖霞寺内的释迦堂改名清凉寺,在该寺的山门上挂起了“五台山清凉寺”的匾额,从此,该寺便成了日本赫赫有名的古刹。从这些山寨版或克隆版的行为,足见五台山品牌的文化影响力与吸引力。

此外,唐代五台山佛教的对外交流,保留了许多现在国内失传的历史资料。由于国内佛教的几次毁灭性的灾难,许多第一手历史资料在国外反而保存完好,这充分体现出唐代五台山佛教对外交流的重要意义。如圆仁不仅带回日本《清凉山略传》一卷、《五台山大圣竹林寺释法照得见台山境界记》一卷,而且还带回了净土四祖法照国师撰的《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一卷,这便把五台山著名的净土道场大圣竹林寺的佛教盛况和法照创作的五会念佛音乐传到了比睿山,从而客观地保存了一千多年前法照创作的原汁原昧的五会念佛法和五台山的佛教音乐。另外,宗睿、惠运、成寻等也带回日本许多经论章疏传记,其中有《广清凉传》三卷等。这些都是研究唐代五台山佛教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

参考文献:

[1]崔正森,敦煌石窟《五台山图》研究[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王国棉

唐代社会保障论文 篇3:

传统金属錾刻工艺含义的衍变

摘 要:业界对金属錾刻工艺的认识不尽相同,甚至给人们在认知錾刻上造成了困惑。笔者将其中代表性的论述进行比较,同时对照金属和首饰工艺的发展历史,整理出对錾刻工艺不同认识的内在联系,使錾刻工艺自身的体系变得清晰起来。

关键词:錾刻工艺;传统首饰工艺;历史衍变

什么是錾刻?看似明确,在业界同行中,对于“錾刻”的含义却有不同的见解。做传统银饰收藏的朋友认为,錾刻就是錾子在金银表面刻出的线条,包括挤压和剔刻的线条,不包括浮雕效果。云南银匠师傅认为錾刻是用錾子在金银铜的表面打制浮雕效果,也包括刻画线条,他们认为錾子挤压的线条才算錾刻,有剔除的刻线不属于錾刻。在苗族地区,无论是以线刻画图案,还是制作银衣片上突起的浮雕、镂空,他们都称之为錾刻。

国家职业资格教程《贵金属首饰手工制作工》中,将錾刻与抬压浮雕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錾刻是以线条刻画图案,包括剔刻和挤压的线条,包括浅浮雕的阳花錾刻,不用从背面抬压。

这些关于錾刻的认识综合起来,分歧的关键在于:第一,浮雕是不是錾刻?第二,錾刻的线刻包不包括剔地的线条?

我们带着问题,依据相关资料,试作简要的分析。

齐东方著作《唐代金银器研究》中有:“贺知章《答朝士》诗曰:‘鈒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鈒’亦为雕刻,‘鈒镂’也指雕刻纹样……‘镂’或者‘鈒镂’,现代考古中也叫镌刻、錾刻、攒刻等,最常见的称谓是錾刻,是在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技术,多施用于花纹……錾刻工艺十分复杂,工具有几百种之多,根据需要随时制作不同形状的錾头和錾刀,一类錾头不锋利,錾刻较圆润的纹样不至把较薄的银片錾裂……另一类錾头利如凿子,錾出较细腻的纹样,在制作实施时又分两种,一种线条是挤压出来的,另一种线条为剔出来的……在金银器使用了锤揲技术以后,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的手段而使用……镂空,本来也是錾刻,要錾掉设计中不需要的部分,形成透空的纹样,称之为镂空或透雕,唐代香囊是这种工艺的代表……”

文中明确讲到錾刻的三种效果:一是用錾子挤压出的线条;二是錾子剔出的线条;三是认为用錾子镂空出纹样,錾除不要的部分也本是錾刻。并强调制作浮雕效果需要锤揲和錾刻两个不同的加工流程。《唐代金银器研究》对于前面疑问的回答是:一是浮雕不被称作錾刻工艺,至少从背面锤揲(抬压)的不算;二是錾刻线条包括挤压和剔除两种效果;还追加第三,镂刻也本是錾刻,这点与贵州苗族对錾刻的认识一致。

杨之水著作《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一“宋元金银首饰”中对錾刻的描述与《唐代金银器研究》基本一致。宋元首饰风格较唐代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纹样多用浮雕效果表现,所以文中说宋元的金银首饰制作以锤揲为主。杨先生书中将略显浮雕效果的银满池娇纹圆饰片归入锤揲工艺,与《唐代金银器研究》一样,将之与錾刻工艺区分开。

“把金银打制成形或成型,宋元时代称作‘打’或者‘打造’……明陈铎散曲[双调]《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咏银匠句云‘铁锤儿不住敲,胶板儿终常抱。会分鈒手艺精,惯镶嵌功夫到’,是对宋元以来金银器制作工艺‘打’或者‘打造’一项最为形象的概括。‘铁锤儿不住敲’指打造胎型;‘胶板儿终常抱’,包括了打造纹样……所谓的‘铁锤儿不住敲,胶板儿终常抱’,便是现代细金工艺所说的‘錾刻’,也就是近年金银器研究中惯常说到的‘锤揲’。而‘会分鈒手艺精’,则是现代细金工艺的‘花活錾’,也便是‘錾刻’,亦即宋元之‘镂花’、‘鈒镂’。”杨先生书中对于前面疑问的回答是:浮雕是锤揲和打造的效果,不被称作錾刻工艺;至于线条的效果虽未论及,基本上继承了唐代,应该没什么问题。

杨之水先生书中提到现代细金工艺对錾刻的表述,并与宋代对照,我们看看《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书中更详细的叙述:“实錾即錾刻。由于錾刻大部分以各种花纹纹样为多,因此,又称錾花。实际上在行业内实錾、錾刻、錾花是一个意思,这里统称錾刻。”“实錾分实作、堑作两部分。实作是素胎錾,是将金、银、铜板直接打制成自然形状或图案,做成工艺品。錾作是‘花活’錾,就是用各种工具在工艺品的素胎上錾刻出各种图案花纹,它不能独立成活。实作和实錾的工艺技法是相同的,只是錾作更细一些。”

以现代认识与宋代对照,这样表述是不是更明了一些:唐代通常说到的“锤鍱”,便是将金、银、铜板直接打制成自然形状或图案,即所谓“实作”,亦即宋、元之“打造”;而“錾刻”,便是在成型的素胎上装饰纹样,即所谓“錾作”或曰“花活錾”,亦即唐、宋、元之“鈒镂”与“镂花”。

《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中现代人对于錾刻的理解有了较大变化,以“实作”和“錾作”将唐宋元的“锤揲”“打造”和“鈒镂”“鏤花”“錾刻”都统一在了“錾刻”的名目之下。为什么?原因其实书中也讲到了:“实作和錾作的工艺技法是相同的,只是錾作更细一些。”这样笼而统之的叫法也并非孤例,百度百科中“錾刻”的词条之下解释传统錾刻工艺引用董凤钰《传统錾刻工艺》中的文字,将整个银壶的制作工艺称之为錾刻。

“词条”以复制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时代制作的鎏金银壶为例,解读“錾刻工序”。“整个复制经过了13道工序。整个工序依次是:翻模具、锡模、库铜坯、修整铜库坯、制锡模、库银坯、分段攒活、大焊、錾刻、总体攒合、清理、鎏金和作旧。”“第六道工序库银坯。将厚薄合适的银板按需要尺寸剪裁下料,过火后夹于锡模之间,轻轻用锤敲砸,循环过火锤打数遍,库出全部坯片”,做的是将板材突起的工作,就是“锤揲”“抬压”工艺。第九道工序“錾刻”——“把焊合后各分件的空腔中灌入胶液,而后放在砂袋上进行錾刻,……逐步将人物粗线条衣褶等图案加深加细,在图案正面偏高处用踩錾往下落,鼓起不够的地方,要待出胶后过火灌胶,再从背面顶出。”——也是在对浮雕进行调整。

可见,在现代从业者的概念里,錾刻不似唐宋时专指用錾子刻划线条、镂空图案,也包括浮雕的锤揲或叫抬压,錾刻的含义较之古代要笼统得多。这种变化跟金银器和首饰工艺的发展有关。

今天说的錾刻,以贵州苗族地区錾刻银衣片为例,它所用到的工艺手段若与唐代对应,有锤揲、鈒镂(錾刻)、镂空;若与宋元对应,是打或打造或鎚鐷、鈒镂或镂花(錾刻)、镂鍱(镂空);但若是与明代对应,可能也只有笼统的“打造”或“打作”了。杨之水著作《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二“明代金银首饰”中有“打作、镶嵌、累丝,三种不同的工艺是明代金銀首饰制作的三幅笔墨,打作用锤錾表现浮雕的效果,累丝以钳镊见出玲珑,镶嵌则以玉石珠宝为图案敷彩,——小到一件,大到一副”。明代的打作、打造相当于今人所指的錾刻,称谓已经变得笼统,这并不意味着唐宋时期“打或打造或鎚鐷、鈒镂或镂花(錾刻)、镂鍱(镂空)”工艺萎缩了,它们依旧为工匠所用,并在进一步发展。但金银首饰制作的表现手段越发丰富,诗句“铁锤儿不住敲,胶板儿终常抱”中点到的锤子、錾子、胶板是锤揲、鈒镂(錾刻)、镂空工艺不可缺少的必备工具。相对而言,愈来愈成熟和被普遍应用的累丝工艺、镶嵌工艺对这些工具的依赖不大,甚至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一套工具系统,于是就形成了明代金银首饰制作的三幅笔墨:打作、镶嵌、累丝。打作就成了运用锤子、錾子、胶板这一套工具系统的锤揲、鈒镂(錾刻)、镂空等工艺的统称。

金银首饰制作工艺的发展也导致行业的分工,首饰匠人中分金银匠和珠翠匠,《苏州地方志·工艺美术卷》也记载了近代首饰行业的分工。“包金业都系作坊,承接加工业务。为银器包金、鎏金、发蓝、点翠。专制作银餐具、鼎、炉、瓶、盾等大件器皿……抽拔金银丝行业(亦称作花丝),专制累丝件……辛亥革命后,苏州大小银楼约有六十余家,另有多家大件和抽拔金银丝作坊。”金银工艺的发达和细化导致了分工,事实上也是人们对越来越多的工艺进行了分类。錾刻称谓变得笼统,含义更宽广,这也是一个佐证。

本文开始的疑问已经很清楚了。今人所说的“錾刻”是指为在金属器物和金银首饰上装饰图形纹样,以锤子作用于錾子在一定厚度的金属上挤压或刻划点、线,使表面起落凹凸,形成线刻和浮雕的装饰效果,包括挤压、剔刻线条、浮雕、脱錾镂空等手法的金属加工技法。其实“錾刻”一词的出现比较晚,古代只有“鈒镂”“镂花”“镂鍱”“锤揲”或“鎚鐷”,它们各自对应的工艺明确,随着金银首饰工艺技术的发展、行业的变迁,被今天的“錾刻”囊括了。

参考文献:

[1]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M].中华书局,2010.

[3]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贵金属首饰手工制作工[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罗振春(1979—),男,硕士研究生,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首饰专业主任,从事首饰设计、教学研究。

作者:罗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