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犯罪的社会学研究论文

[摘要]在我国目前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角度入手，鲜有从生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本文从犯罪生理学角度做了尝试性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生理学对策。[关键词]现代犯罪；生理学理论；青少年犯罪防控学派式的理论研究可以深入，但未免有失偏颇；综合式的统统折中，似乎全面与均衡，却难以深入。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暴力犯罪的社会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暴力犯罪的社会学研究论文 篇1：

文学作品中的不恰当描写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

[摘要]文学的影响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任何文学对读者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文学作品中的色情、暴力等内容属于不良的文化，特别现代许多作品都打着法制的旗号，很容易迷惑人，这些不恰当的描写会对青少年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青少年属于文学影响中的“易感人群”，他们的认知心理还不太成熟，文学艺术中的不恰当描写会在青少年确立正确的人生观、身心健康、人生行为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关键词]不恰当描写；色情暴力文化；青少年；影响

一、文学作品中的不恰当描写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文学作品对读者道德行为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尽管像英国文学理论家安妮·谢泼德一类的艺术道德价值否定论者都认为“我们既无法确信艺术作品具有改善观众的道德品质的效果，也无法确信艺术作品具有使观众道德堕落的效果”(P211)，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文学艺术对读者的品德和行为确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文学作品内容的道德价值含量不均等，有的作品明显是在宣扬不健康、不科学和有背公序良俗的内容，有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不恰当描写，这些内容都很容易对读者产生影响。所谓不恰当描写是指文学作品中包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的描写：(1)宣扬封建迷信、反科学、反人类的内容；(2)违背人类共同认可的伦理道德准则；(3)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4)违背甚至歪曲、诋毁某一民族或国家的信仰和习俗；(5)对色情、暴力以及恐怖等行为和场面进行大量而细致的描写。

当然也并不是说这些内容就一定会对读者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它们会对青少年读者产生非常明显的不良影响。人和人的心理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成年人和青少年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的受众分为“易感人群”和“非易感人群”两大类来分析。“易感人群”本是一个流行病学的术语，原本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免疫力而容易感染该病的人群，在这里我们用以指那些比较容易受文学作品道德内容影响的人。当面对文学作品中的不恰当描写内容时，青少年读者对这些内容的辨别能力就较成年人要差，其自我控制能力也不及成年人，所以对不良内容就缺乏应有的免疫力。一般而言，青少年群体基本上都属于“易感人群”，成年人中情感和心理受到伤害处于心理不稳定期的人也属于“易感人群”，不过“易感人群”和“非易感人群”两大阵营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是会相互转化的，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原来处于“易感人群”的青少年就会转为“非易感人群”。

二、青少年为什么容易受不恰当描写的影响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影响其身心发展的因素很多，总起来看，主要有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教育这两大类。遗传素质在人的身心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体现在它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主要表现在通过人的素质影响其智能的发展和通过气质类型的因素影响人的性格和情绪特点。前者体现在神经系统的灵活性、敏感性、对外界信息反馈的速度等方面；而后者则体现在个体体验的强弱、快慢、隐显以及动作的灵敏与迟钝等方面。所以有些青少年天生就比较外向，善于交际，比较容易接受新的观点、产生新的行为方式，而有的人则相反。遗传素质是人的心理发展的自然基础，是一种心理发展的可能性条件，而真正能对人的身心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其后天所处的环境和所接受到的教育。所有这些教育都是通过对信息的获得与接受来进行的。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接受到好的信息，就会对他的身心都造成不良影响，有时甚至还会产生巨大的恶果，而这些不良信息绝大部分又都是通过书籍、报刊、影视、广播以及网络等信息传播渠道获得的，而这些不良信息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又是以文学艺术的样式出现的。

战国时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给“性”下的定义是：“生之为性”，并认为：“食色、性也”，也就是说，饮食、性欲等自然欲求是人的天性，是无所谓善恶的。在告子看来，所谓的善恶，都不过是后天教化的结果。对此孟子曾提出了尖锐的驳斥：“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这一批驳是切中了告子的要害，告子确实将人性混同于兽性，有些人兽不分，但他提出的“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后天影响观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的确，一个人初生时犹如一张白纸，是后天通过各种教育所接受的信息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道德体系。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知识在本质上既非发生于客体，也非发生于主体，而是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皮亚杰的这一理论中止了几千年来关于心理是由遗传决定还是由环境决定的绝对化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也使后人对认识的发生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肯定，个体道德体系的建立和行为产生的思想基础也都是后天所接受的各种信息影响的结果，一个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与发展，必然会受他的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各种信息的影响。

现代社会学习理论认为，青少年平时通过对电影、电视、小说、以及网络游戏中所描写的色情、暴力与恐怖情节的观察，虽然当下并没有导致他们直接的自发模仿行为，但也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对这些信息的接受。即使是描写中有对这些反社会行为和反伦理行为进行严厉惩罚的描述，也不能阻止他们对这些行为的无意识模仿和学习。只要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类似于影视、小说中类似的情境，他们就可能进行模仿和学习。青少年对这些行为的观察学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他们并不是单纯地重复示范者的行为，而是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学习和回忆他所见过的所有类似行为，经过对这些行为进行抽象和归纳，形成一种新的行为范式，然后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P361—362)受到类似的不良影响的青少年，其道德体系是不完善的。一个人的道德体系包括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以及道德行为。道德观念是一个人对道德行为准则以及执行意义的认识；道德情感是人的道德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引起的一种内在体验；道德意志是人运用自己的意识，通过理智去解决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矛盾的内在力量；道德行为是实现道德动机的行为意向及其外部表现，是一个人道德品行的重要标志。青少年如果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受到不恰当描写的影响，就会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们所观察习得的行为，接受这些作品中所传播的价值观念，进而就会损害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破坏他们的道德意志，最终对他们的道德行为产生不良影响。

三、文学艺术中的不恰当描写与色情暴力文化

就青少年受众而言，文学艺术中的不恰当描写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色情和暴力信息。色情和暴力是文学艺术中的古老主题，是人们对自身欲望的一种文化确认方式。性和暴力都是人内心潜藏着的一种动物本能，前面提到春秋时的告子就曾有句名言：“食色、性也”。在告子看来，饮食和性欲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另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20～23个月的婴儿在游戏争执中就已经

显示操作性攻击行为”，(P364)可见崇尚暴力也是人类的天性之一。

当原始人还没有进化成人的时候，或者说当人类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并没有产生道德感和羞耻感，性欲是不受限制的，呈现出一种乱婚状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我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人类逐渐认识到了这种乱婚状态的危害性，于是就出现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性对象于是便固定下来，不再频繁地交换性对象，性被纳入了文化的轨道，出现了性禁忌、性习俗、性道德、宗教戒律和现代的法律，人的自然性欲也就被文化规范起来了。但是这种被压制下去的自然欲望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像一条地下的暗河一样，在不断地冲击着约束它的河岸。弗洛伊德称这种无意识的性欲为“里比多”(libido)，他认为这就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力。但是人的性欲本能不能被压抑过度，只能加以合理的疏导，否则人的身心健康就会受到伤害或者反抗。为了减轻这种被压制着的性欲本能，人们便选择了艺术，通过对性的刻画和描写而达到“性补偿”的目的。所谓“性补偿”就是已经接受了性规范，并被这些规范压抑了自然本能的人类，通过运用内容与性爱密切相关的艺术样式来给人类以精神上的补偿和满足。因为人不同于动物，动物的性欲只在特定时期和受到异性的直接刺激才会发生，而人不但没有发情期的制约，而且可以对描绘异性以及性爱行为的语言、文字、图像产生反应，引起性兴奋。所以文明人可以通过艺术而达到“性补偿”，而文学中的性描写就是这些可以用来作为“性补偿”的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

从中外文学史来考察，文学艺术中的性描写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阿里斯托芬、薄伽丘、拉伯雷、享利·米勒、D·H·劳伦斯、甚至曹雪芹这些名字，都是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十日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都已经成了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是各民族性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却总是和“色情淫秽”牵挂在一起，比如D·H·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享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不能在美国合法出售，直至今天，《金瓶梅》以及其它一些有艺术价值但内容包含有色情描写的古·典小说的全本还不能在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性描写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虽然1988年12月新闻出版署对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作了“暂行规定”，但规定中有许多地方语焉不详，或存有较大的争议，实际的可操作性不强。我们不赞成将色情描写看成是十恶不赦，当然也不赞成认为色情描写没有任何社会危害的看法。色情描写应当属于性文化的一个部分，在难于准确判断性爱行为描写是否属于色情淫秽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不恰当描写”，这一称谓在这里是一个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说法，可以将这种“不恰当描写”看成是隶属于性文化的色情文化，它对文学的发展和满足成年读者的性补偿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不能简单地予以排斥，但是对于青少年受众而言，就应当出于保护的原则，对此加以限制，甚至是严格控制。

除了色情描写，暴力情节的过多展示对青少年受众的影响也不应小觑。1985年10月颁发的《国家出版局关于严格控制描写犯罪内容的文学作品出版的通知》指出：“专事描写详细过程的‘奇案’、‘案例’，以及根据这种内容改编的连环画，出版社不得出版。”这一规定中提到的对“各种凶杀、强奸、偷盗、淫乱等犯罪活动”的描写，也属于“不恰当描写”之列。国家新闻出版部门虽然未曾对文学作品中的暴力描写作过规定，不过我们所说的“不恰当描写”中也包括暴力描写的内容。对暴力的向往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分，“在人类漫长的史前时期，具有报复本能的人会比其它人更加趋向于在生存竞争中获胜，所以，对于真实的或想象的伤害复仇而不算计复仇时的净收益，这样的愿望已经成为人类基因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014《P65—66)对复仇暴力的向往只是人类喜爱暴力的一个原因，人性中恶的一面在许多时候是在对暴力的欣赏中展现出来的，无论是古罗马斗兽场中的狂热观众，还是今天武侠小说的忠实读者，他们从暴力和血腥中所获得的快感是一样的。基于这样的心理本能，文艺作品中的暴力描写千百年来同样经久不衰，特别是在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持下，文学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展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暴力手段不断升级，暴力场面愈加逼真，给人带来的愉悦也就更加强烈，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暴力文化”。“暴力文化”的存在并非坏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有些不满，轻者通过牢骚、咒骂可以发泄，但重者在潜意识里往往希望用暴力来加以发泄，但社会的法律、规范又对人的行为进行着约束，不能通过暴力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暴力文化”在想象的层面上就可以使人们受压抑的心理得到宣泄。但是和“色情文化”一样，两者都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是被“易感人群”所接触，就很容易造成不良后果。根据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他们由于精力旺盛，情绪不稳，自控能力差，再加上社会阅历浅，分析问题、判断是非的能力有限，一旦接触文学作品中的不恰当描写，往往很容易被其中的信息所影响，进而产生不良的后果。所以说，从社会的整体和谐出发，出于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保护，应当对文学作品的不恰当描写加以严格控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文字出版管理和影视播出管理，将其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人类发挥作用。

四、不恰当描写对青少年的影响

文学作品中的不恰当描写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的程度也深浅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影响青少年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青少年的可塑性很强，他们非常容易受到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种种信息的影响，所以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过去，学校教育是青少年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在这方面学校教育做得已经尽力了，但是学校教育在这方面所能给青少年提供的信息很有限，据调查，生活在信息时代里的青少年，有70％甚至更多的信息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得，但是现在的书刊和影视甚至网络游戏中充斥着的却是大量的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信息，其中特别是色情和暴力文化的媒介污染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最为有害。

现在的文艺作品中处处是走私贩私、帮派行会、偷盗抢劫等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犯罪，情节中动辄出现枪战、凶杀、绑架、搏斗等场面，对涉世不深、是非观念不强又缺乏自控能力的青少年来说，这些信息极容易产生误导，认为“强力即正义、强权即真理”，使他们认为动用武力是解决问题、调停纠纷的唯一办法。所以生活中每遇问题，总是通过武力来加以解决。“据北京市少管所有关人员介绍，该所关押的97名犯有抢劫罪、伤害罪、盗窃罪的成年犯中，有63％喜欢看电视暴力节目，喜欢看凶杀打斗的书刊录像。管教人员深有感触地说：青少年精力旺盛，模仿能力强。但辨别是非能力差，遇事容易冲动，不计后果。因此在不良环境及电视暴力的影响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P5)

在不恰当描写中，大量的杀人场面降低了人们对侵犯他人行为的抑制能力，形成了一种崇尚

暴力、轻视生命价值的价值观。在屡屡发生的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中，绝大部分青少年犯对自己的行为严重程度缺乏应有的认识，2001年上海某郊区发生的一起未成年的绑架杀人案中，两个中学生绑架并杀害了他们的同学，然后将尸体抛进大海企图灭迹。当警方在审讯中间及罪犯知不知道杀人的严重性时，他们竟然认为自己的父母赔被害人父母一些钱就可以了结此事。生命在他们心目中是有价的，对他们来说，杀掉一个人就像杀死一只小动物一样，因为所有的文艺作品中哪个英雄不是手起刀落，人头就落地了，华山派也好，嵩山派也罢，哪个江湖英雄为自己的杀人行为负过法律责任?特别是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哪一个不是因为杀了人才成就了一生的英名，流芳千古!这样的艺术形象被青少年当成了人生的楷模，而忽视了这些人物作为艺术形象，其背后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

青少年往往比较重感情，讲义气，这种心理本来是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青少年来说，如果进行积极的引导，就可以帮助青少年形成健康向上的人生观，有效改变现代青少年自私、懦弱、以自我为中心等心理。但是义气不应当盲目地讲，而是应当在正义、公正、合法、合理等基本的社会学和法学的基础上，以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为指导，否则就会走向正义的反面，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窦洪涛在报告文学《灵魂风景线》中写到过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某中学5名学生因团伙盗窃被司法机关收审，消息传到学校，老师、同学者晒感震惊，因为他因为他们在校者都表现很好。原来早在五年前，他们在一本书上读到了一个结义行侠的故事，于是便照葫芦画瓢地秘密结成了“英雄帮”。起初只是利用假日在一起欢聚作乐，后因寻欢作乐没钱便先向同学“敲竹杠”，胆子越来越大，后开始盗窃，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作案11起，总额近10万元。据警方介绍，他们整个的作案过程与一本叫做《行侠万里亦风流》的小说情节如出一辙。(P57—58)

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同其它有关部门的研究人员对武汉市1973年出生于武汉的未成年人所做的跟踪调查显示，81位被调查的未成年罪犯中，表示追求享受的有59人，占72．8％；追求金钱的有57人，占70．3％；追求权势的48人，占59．2％；而表示愿意追求知识的只有7人，仅占8．6％。其中有人明确表示，接受“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等人生哲学。还有的青少年认为：“人生不吃喝玩乐，青春白过”(P5)可见，不恰当描写已经形成了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严重影响了青少年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树立。

第二，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影响。青少年大都处于青春期，正是生理上性征已经出现、心理上性欲开始萌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应当让青少年接受一定的性教育，使他们能够科学而且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禁欲主义思想的影响，青少年大都不了解性，在各种性禁忌影响下，使青少年觉得性很神秘。但是各种文艺作品中却充斥着大量的带有性挑逗的情节和场面，对青少年又构成了巨大的诱惑力。青少年本来就想象丰富，但自控能力极差，在面对不恰当描写的时候，往往要么精神和心理受到伤害，要么因不能抵制其诱惑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受到不恰当描写信息影响的青少年极容易出现性早熟现象，往往容易发生早恋，还有不少青少年过早地有了性行为。进而学习中不易集中精力，成绩下降，不少学生产生过不健康的性心理，有的还有手淫等不良习惯。

有的小说、影视作品为了吸引读者和观众，往往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凶杀、恐怖等血淋淋的场面，而且这些场面的刻画都十分逼真，很容易使青少年受到惊吓。据窦洪涛调查，“有的学生已经意识到：我们的伙伴动不动就抡起拳头，更有甚者拿刀弄棒，这不能不说是受了书中人物的影响。有的人说：很恐怖，总是杀人，有时吓得睡不着觉。”(P58)有研究表明，接受较多暴力内容的受众，把社会看得比实际要危险，他们把自己的安全问题看得比接受暴力内容少的受众要严重的多。经常看暴力内容的青少年对暴力的恐惧感会上升，因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这些不恰当描写对他们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刺激，导致他们的心理失衡和情绪失控。因此经常接触不恰当描写，会使青少年对社会产生了不信任感，不少作品对司法腐败的描写令青少年对司法公正、社会正义以及司法人员都产生了怀疑，对社会失去了信心，使他们时刻都感觉到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环境中。

第三，诱发青少年犯罪。不恰当描写和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理沦和实践的关系。青少年的接受能力和模仿能力都很强，不少作品中对犯罪情节的描写又十分详细、逼真，极容易成为青少年犯罪的“蓝本”，1985年颁发的《国家出版局关于严格控制描写犯罪内容的文学作品出版的通知》中就曾经指出了当时有一批“单纯以盈利为目的，以‘宣传法制’为名，出版各种专事描写凶杀、强奸、偷盗、淫乱等犯罪活动详细过程的‘奇案’、‘案例’等以招徕读者，在社会上特别在青少年中引起了恶劣影响。”也就是由于这样的作品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人们才“称这种粗制滥造的所谓法制文学为‘犯罪文学’、‘教唆文学”’。

在现代有关法制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以刑事案件的描述居多。反映刑事案件的作品往往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远较描写民事案件、经济案件的作品更能吸引入。但是描写刑案的作品却是一柄“双刃剑”，受众在看到法律惩处那些“罪恶”的同时也“认识”了这些罪恶，作家通过那些“引人入胜”的作案方法吸引了读者的同时，也教会了一些人掌握这些作案手段。不恰当描写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情节的诱惑力。有不少未成年罪犯当初都是一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由于偶然受了不恰当描写的“启发”，之后便走上犯罪道路。前面提到的“英雄帮”盗窃团伙中的五个少年，原本都是好学生，如果不是受了书中结义行侠故事的影响，他们也许还是刻苦努力的好学生，而不会成为少年犯。“据山西省榆次少管所的调查，该所关押的400名少年犯，其中性犯罪罪犯100％是由于受到‘黄毒’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的。(P58)

其次是情节的指导性。不少青少年犯罪往往都是在不恰当描写“指导”下实施的，他们在作案时往往根据不恰当描写中所展示的犯罪过程实施作案，同时还根据警方侦破案件的过程和方法，熟练地运用反侦察手段，把现场处理的干干净净，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有的还伪造现场，干扰警方的破案视线。一位曾经审理过一起青少年杀人案的法官认为，许多未成年人拜影视为师，从中学会作案手段，并动辄以暴力解决问题。他呼吁说，影视媒介大量充斥的暴力镜头对未成年人行为模式产生的恶劣影响，应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这样的悲剧近年来还在不断上演，而且犯罪年龄日趋低龄化，犯罪手段却是日趋成人化。这都是文学作品中(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新闻作品)不恰当描写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应当引起研究界的注意。

作者：范玉吉

暴力犯罪的社会学研究论文 篇2：

现代犯罪生理学理论与青少年犯罪防控

[摘要] 在我国目前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角度入手，鲜有从生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本文从犯罪生理学角度做了尝试性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生理学对策。

[关键词] 现代犯罪；生理学理论；青少年犯罪防控

学派式的理论研究可以深入，但未免有失偏颇；综合式的统统折中，似乎全面与均衡，却难以深入。综观西方犯罪学的种种理论，很难说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完全正确，完全符合我们的社会现实，但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任何一种学说都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在此，我们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可以综合各个学说中的精华或者有利于我们问题解决的部分，而不必拘泥或纠缠于学说整体本身的合理性。这是本文理论选择的前提。

西方犯罪学的研究发端于1885年，以意大利犯罪学家拉斐尔·加罗法洛的《犯罪学》的出版为标志，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流派与理论学说。基于本文的目的，考虑目前的社会现实，我们将不再分析古典犯罪学派的内容，而主要从现代犯罪学理论出发。在我国目前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当中，学者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角度入手，鲜有从生理学研究的实例。这种忽视是不应该的，本文将从犯罪生理学角度做一初步的尝试。

一、遗传因素

遗传与犯罪的关系曾一度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主流观点认为一些遗传基因，如父母、祖父母的精神病、智力低下、性格异常、异常的性染色体、犯罪恶习等对犯罪人的人格等个人素质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使犯罪人在这些遗传基因的作用下形成不良的或反社会的人格，并且由此而产生犯罪行为。

“犯罪家族”是法国出生的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达格代尔所进行的一项有关退化家族的研究，其得出这样的结论：“犯罪人在心理方面和身体方面都比一般人低劣。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个别犯罪人，而且也适用于作为一个阶层的犯罪人……低劣是血统和训练的结果。因此，可以把罪恶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地位……犯罪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个年龄的人都会进行犯罪，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变成犯罪人。每种犯罪都是本能和训练的产物，是个人因素和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的产物。”[1]

低能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的研究结果，他和许多别的心理学家对监狱、看守所、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中的人员进行了智力测验，发现大多数犯罪人是智力低能者。通过研究，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犯罪人不是生来就有，而是后天制造的，并进一步指出，制造犯罪最好的材料就是低能。在他看来，每个低能者都是一个潜在的犯罪人，他是否会真正成为一个犯罪人，取决于两个条件：他的气质和他周围的环境。如果他是一个安静的、粘液质的人，冲动性非常弱，他就可能不会因为冲动而犯错误。如果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容易兴奋和冲动，那么他肯定会进行犯罪行为。但是无论他气质如何，只要他处于不良的环境中，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犯罪人。而生来就适合于犯罪的，是遗传性低能，而不是遗传型犯罪性。所有低能者都是潜在的犯罪人，低能是由隐性基因造成的，隐形基因遵循正常遗传规则遗传。

奥地利犯罪学家阿道夫·伦茨指出，人格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特质存在于一种“动态内聚结构”（dynamically coherent structure）中，遗传因素和身体异常往往强烈地影响个人的人格和反社会倾向。当遗传因素使个人人格中具有进行犯罪行为的倾向，而这些倾向又与环境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犯罪行为。所以，遗传性是引起犯罪的必然原因，而非充分条件，遗传的不是犯罪倾向，而是适应不良的素质，只有当个人在不良环境中面临着斗争的压力时，这种素质才会导致犯罪。

美国犯罪学家威廉·钱布里斯在《探索犯罪学》一书中概括了性染色体异常与犯罪的研究，总结出一些XYY男性所共有的特征：（1）XYY男性往往比XY男性高大；（2）XYY男性被宣判的犯罪更有可能是财产犯罪，他们实施的暴力犯罪比XY男性少；（3）XYY男性犯人的家庭中犯罪或精神疾病的历史往往比XY犯人的家庭少；（4）XYY男性在精神病院和刑罚机构中的出现率似乎比一般人群高。

二、体质因素

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内分泌腺功能异常与犯罪具有一定的关系。许多人对妇女在经前和月经期间的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得出妇女在经前和月经期间犯罪行为增多的结论，并且把这种增多的原因归因于经前及月经期间内分泌失调的影响。例如英国学者凯瑟林娜·多尔顿的调查表明，几乎一半的妇女是在月经期间或月经前实施犯罪的。经前紧张症①似乎是一种重要的因素，63%的妇女是在发生经前紧张症期间实施犯罪的。而对于男性来说，睾酮的分泌情况与人的敌意、攻击行为和暴力犯罪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当睾酮水平表现出病理性改变的人，以及激素水平产生感应性改变的人中，睾酮分泌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犯罪学家谢尔登·格卢克和埃利诺·格卢克夫妇的研究，体型与犯罪的关系表现为，少年犯罪人中具有中胚层体型的人最多，中胚层体型与少年犯罪有较高的相关性。他们认为:“（中胚层体型一般）更有可能具有适合进行攻击行为的特质（身体力量、精力、感觉迟钝、用行动表现紧张好挫折的倾向），这种体型也很难抑制诸如不适当感、明显的对权威的服从、情绪不稳定等反社会的冒险性。”

对于学习能力缺失与犯罪的关系，一些学者主张学校失败模式，认为下列因素会导致少年犯罪：成年人认为儿童有纪律问题；儿童固有的学习能力缺失；同辈朋友把儿童看成是缺乏社会适应能力的、只能引起别人嘲笑的人。另一些学者主张感受性模式，认为学习能力缺失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缺乏对通常的社会制裁和奖励的感受性，因此那些对正常儿童的不良行为起约束作用的因素，对他们起不到约束作用。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遇到适合进行少年犯罪的机会，学习能力缺失的儿童就更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

三、生理学对策

与成年人犯罪相比，青少年犯罪与生理因素更具有相关性。因为青少年正处于成长、成熟期，生理性的基础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更大，而成年之后，随着社会阅历和经验的增长，这种基础性的因素会被社会性的因素所压制，而处于不易被激发的更为深层的地位。所以，对青少年犯罪，生理性因素绝对不应被忽视。

通过相关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遗传、低能、染色体等因素都是犯罪的因素之一，但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导致犯罪，不是犯罪的充分条件，他们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环境，这是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内因与外因关系的典型表现。所以，在青少年犯罪的防控当中，我们应当尤其关注那些存在犯罪潜在因素青少年的周边环境的监控与改造工作。

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应当关注的对象是犯罪人的子女。公安部门、社区管理机构、学校应当对本辖区或学校内的犯罪人子女进行了解，掌握其基本情况，并进行适当的干预。尤其是学校，对于罪犯子女的教育要特别注重多方面的教育、素质教育，真正做到不仅仅“教书”，更要“育人”，充当起“第二监护人”的角色，营造良好的外围环境，使潜在的犯罪因素没有发挥功能的土壤，通过外因来限制内因，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关于低能理论的实际应用，曾有学者建议通过选择性生育来消除低能，甚至提出在特定的机构拘留低能者，不允许他们生育的建议。[2]当然，这种违反人权的方案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任何一对父母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犯罪人，我们可以对相关理论进行宣传普及，使大众对其有所了解，降低遗传的可能性。即使已经是“低能”，也并不一定成为犯罪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低能理论中低能者成为犯罪人的第二个因素，即“周围的环境”来预防犯罪的发生。此时，预防的责任更多的由家庭来承担。

性染色体作为一种遗传基因我们无法改变，而且一般民众也很少有人去了解自己的性染色体究竟是什么结构，看似对于预防犯罪好像没有关系，实则不然。我们认为在预防二次犯罪方面，该理论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思路。我国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存在缺失，应该尽早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而不应该选择回避。监狱系统可以就相关人员的性染色体进行分析，总结其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如果确实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可以对犯罪人员进行教育，尤其对于青少年罪犯，这样可以令其减轻负罪感，重新审视自己，面对现实，也有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同时，在以后的生活中注意控制自己，就像糖尿病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会对含糖的食物避而远之，犯罪人在了解自己具有潜在的犯罪基因后，会在可能引发犯罪的情况下提醒自己不要犯罪。此时，预防的主体主要是个体。

内分泌腺与犯罪的关系较之于性染色体与犯罪的关系更明确，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实践当中，使用睾酮可以成功治疗性发育不足的病人，使这些病人长成男性化的身体，增加了性方面的兴趣。受此启发，可以尝试用雌激素降低暴力性犯罪人，特别是性暴力犯罪人的攻击性的性驱力。对于青少年中的女孩，应该加强生理期健康知识的教育，使其明白自己的生理特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犯罪的发生。

体型与犯罪关系的研究给我们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少年犯罪人和可能的犯罪人不同于非犯罪少年和非犯罪人。在身体方面，他们更有可能属于中胚层的体型，精力更旺盛；在气质方面，他们更具有潜在的攻击性；在动机方面，他们表现出更强烈的成就和权力需要。因此，对于中胚层的青少年，应当加强引导，使其旺盛的精力、潜在攻击性发挥在合法的方面，比如体育竞赛等，通过这种合法途径的宣泄与努力，满足其强烈的成就感。

[参考文献]

[1]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Henry Herbert Goddard ,Feeble-mindedness ,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 New York:Macminllan,1914,p28.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舒洪水

暴力犯罪的社会学研究论文 篇3：

青少年犯罪成因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摘要：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成因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犯罪成因研究的主要领域。青少年犯罪的成因相当复杂，已经广泛涉及到了生物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政策等层面，迄今还没有令各方一致满意的定论。作为犯罪行为产生的最直接的因素——心理层面的理论研究则是青少年犯罪成因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领域。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成因理论研究逐渐采取了科技整合的观点，结合各领域各个学科的研究对各类青少年犯罪进行研究。青少年危险模式包括了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因素，提供了多元化的取向。我国的学者长期囿于传统的横断研究，鲜有对青少年犯罪进行纵贯研究者，需要进行青少年犯罪纵贯研究的尝试与探索。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一般犯罪理论；心理学理论；纵贯研究

作者简介：郑红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讲师；罗大华，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2249

对于犯罪成因的探讨，最早的解释是：魔鬼或超自然的力量控制了人，使其产生犯罪行为，直到欧洲中古世纪仍抱持这样的想法。“人之所以犯罪，是趋利避害本能作用的结果；在利与害面前，人在‘利’的诱惑下去犯罪，在‘害’——刑罚的威慑下不去犯罪，都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是18世纪的“古典犯罪学”理论。19世纪以来，人们开始使用“科学方法”来探讨犯罪的成因——展开了“实证犯罪学”的研究潮流；认为犯罪必有其原因，或来自生理缺陷，或来自心理问题，或来自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是自由意志所能控制。实证犯罪学将对犯罪成因的探讨带入到了多元化研究阶段，研究的对象分化为一般成人犯罪、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等等。而由于青少年这一群体或者说这一年龄阶段的特殊性，使其一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角色和群体。因此，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成因是各国社会所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犯罪成因研究的主要领域。青少年犯罪的成因相当复杂，对青少年犯罪成因的探讨已经广泛涉及到了生物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政策等层面。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令各方一致满意的定论。作为犯罪行为产生的最直接的因素——心理层面的理论研究则是青少年犯罪成因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领域。

一、青少年犯罪高峰现象

“青少年犯罪率远远高于其它年龄层的犯罪率”是各国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国外的犯罪统计都发现，一旦迈入青少年期，犯罪率就开始急剧攀升至高峰，随后逐渐降低。Gotffredson与Hirschi(1990)收集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19世纪中至20世纪末)、不同种族的犯罪年龄分布，绘成曲线图后发现，10岁到20岁之间犯罪率剧烈攀爬至高峰，20至30岁时犯罪率开始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上升的幅度要小，到30岁以后趋向平缓，50岁以后几乎消失。由此他们认为，既然无论何时、何地、任何种族都呈现出这样的现象，则此现象为“自然现象”，因此不具有研究的价值r3j149。而Moffitt(1993)却并不这么认为。她检视了第一次犯罪年龄分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肯定了“青少年犯罪高峰现象”的存在，见图1.1所示。Mof-fitt又以非官方资料——自陈报告法收集的资料——检视了初次犯罪的年龄分布，结果发现：官方资料只呈现出了青少年犯罪的冰山一角，其实在青少年阶段，参与犯罪行为的人数可能多到足以称为青少年期的“常态”。青少年犯罪的纵贯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的实证研究也说明，青少年期间的确多了一群暂时参与犯罪行为的人。此类实证研究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Glueck夫妇的少年犯罪的纵贯研究。他们比较了500名犯罪少年与500名非犯罪少年，发现儿童时期的适应不良与青少年甚至成人时期的犯罪行为密切相关。智力较低、心智有缺陷与斗士体型者，最容易成为“持续犯罪者(Per．sistent Offenders)”。美国宾州大学Wolf-gang、Figli0和Sellin等人也采用纵贯研究方式对1945年出生的9945名青少年追踪至18岁，统计发现，占所有样本数6％，累犯五次以上的所谓“常习少年犯”(Chronic Delinquent Offender)却触犯了全部罪行的51.9％。此外，Wolfgang等人(1987)追踪上述研究样本中10％的被试(总计974名)至30岁，进一步发现，成年后之“持续性犯罪者”中有70％来自原来的少年常习犯；少年时期无犯罪纪录者，成年后只有18％的犯罪可能性。Robins(1978)的研究显示，几乎所有具反社会人格特质的成人在小时候都有偏差行为。Loeber的回溯研究发现，若要预测成人的犯罪行为，可用7至1l岁之间是否有被逮捕的经验作为重要指标。Moffitt因此推测，可能有某种青少年发展上的原因，造成青少年犯罪人口暂时而猛烈地增加，当青少年期结束后，这种发展上的原因消失，犯罪人口数则开始逐渐减少。由此，Moffitt提出，对于犯罪青少年而言，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犯罪人，一种犯罪人终其一生都会持续犯罪，称作终生型反社会行为(Life-Course-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简称LCP)，另一种是只在青少年时期才会犯罪的犯罪人，其犯罪行为称作青少年暂时型反社会行为(Adoles—cence-limited antisocial behavior，简称AL)。也就是说，在青少年犯罪高峰现象中，大部分的青少年犯罪只是暂时现象，只有少部分的青少年最终会选择犯罪生涯(Criminal Career)而发展成为成人犯罪。正如Robins(1978)曾提到的：“事实上，犯罪成人在小时候就有偏差行为，而大部分的犯罪青少年并不会变成犯罪成人。”

为什么会出现青少年犯罪的高峰现象，为什么个体到了青春期就会大量产生反社会行为呢?Moffitt提出了成熟代沟(Maturity Gap)理论。她认为，20世纪以来，因于生存和营养条件的改善，个体的发育期比以前来得更早，而现代化的各行各业却需要受过更多训练的人才，使加入劳动市场的年纪往后延。因此，现代社会加快了生理成熟，却延缓了成人角色的赋予，于是个体的生理发展与社会发展呈现5到10年左右的落差，Moffitt称之为成熟代沟(Maturity Gap)。换言之，青少年的生理发育迫使他们产生成人角色的需求，渴望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拥有私人财产、想自己做决定以及受到成人重视；而社会却对他们的“需求”进行了限制，在个体有“需求”而“需求”被外界所“限制”的情况下，易于导致偏差行为。

二、青少年犯罪成因的心理学理论研究

有关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探讨，不同学科从不

同层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遗传和生物学从遗传、体格类型、荷尔蒙或生物化学成分失调、脑部受损或脑功能失调、染色体异常等观点来解释。而社会学则强调人的行为的本质是社会性，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并用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观点来解释犯罪行为。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青少年犯罪的成因，而且众说纷纭。Newman和Ferrancuti在1977年对这些心理学理论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厘清工作。

(一)Newman和Ferracuti的整理研究

根据Newman和Ferracuti在1977年的研究，将已有的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学理论(Psycho．10gical Theories)学说分为两大类：人际因素论和个体因素论。其中，个体因素论又具体分为不可变个体因素论和可变个体因素论两种。

1　人际因素论

人际因素论的学者认为影响青少年犯罪行为产生的因素主要青少年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出现了问题。而这一问题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青少年所在的家庭、社会团体或者同侪团体本身出了问题，或者是这些机构或者团体的成员与青少年之间的互动关系出了问题。这派理论可分为家庭动力论、归因理论与社会学习理论等。

2　不可变个体因素论

不可变个体因素论的学者，认为青少年犯罪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青少年个体的内在特质，而这些内在因素是一些无法或难以改变的因素，诸如其所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与生理特质，或是因这些基础因素在发展中所造成的心理因素。这派理论至少可区分为特质论、本能论与成熟论等。

3　可变个体因素论

可变个体因素论的学者，认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少年个体的一些可改变的内在特质，诸如其所有的行为基础因素，如果这些因素能够得到较好的疏导、培育、管教或社会化，个体则不会步入歧途，反之则会步上犯罪的道路，持此观念的学者将这派理论至少可区分为情绪冲突论、同一性理论、道德发展论与情绪控制论等。

(二)一般犯罪理论

一般犯罪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是目前国际上解释犯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范式，是由Gottfredson与Hirschi在1990年所提出的。在此之前，Hirschi的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Theory，1969)在犯罪学领域中流行了20多年，其认为依恋(Attachment)、奉献(Commitment)、参与(Involvement)与信念(Belief)等四个社会键(Social Bonds)的失去，是导致犯罪的理由。后来Hirschi修正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不再持完全的社会成因论，而开始加人心理层面的考虑，终与Gotffredson共同提出了一般犯罪理论。一般犯罪理论提出“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与“犯罪机会(Opportunity of Crime)”两个概念。

1　低自我控制与犯罪机会

Gottfredson研究发现，犯罪行为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极端、反常的行为，事实上，大多数犯罪行为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造成的损失很微小，犯罪者获益也不大；而且受害者调查发现，大部分的犯罪并没有成功。一般犯罪理论认为不同类型的犯罪都具有共同的特质——为了追寻立即、明确、简单的利益，因此犯罪的定义就是：“以暴力(force)或欺骗(fraud)的行为来满足个体趋乐避苦的倾向”。绝大多数会采取犯罪行为的人，只不过是想追求立即满足、不顾长远后果、行动缺乏计划的犯罪性(criminality)倾向者，或称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者。低自我控制者包含几项特征：立即满足的倾向，缺乏勤勉与毅力，冒险、体力取向，缺乏稳定的婚姻、工作与友谊，缺乏一技之长，自我中心、漠视他人与挫折容忍度低等等。对于产生犯罪行为的另一个要件——犯罪机会，Gottfredson与Hirsehi则采纳了Cohen和Felson(1979)的“日常活动理论”中的观点。认为犯罪事件的发生均需具备三要素：一为具有能力及倾向的犯罪者；二为对犯罪者而言，有合适的犯罪目标物；三是足以抑制犯罪发生的保卫人员(Guardian)不在场。三个条件在特殊时空的聚合足以使犯罪事件发生，缺一不可。一般犯罪理论认为犯罪人是低自我控制者，当具有适当的犯罪时机时他们容易选择从事犯罪行为。那么，犯罪人的低自我控制特质是从何而来的呢?Gottfredson与Hirschi认为低自我控制是不良或无效的社会化所导致；而家庭的教养与学校的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最主要方式。

2　家庭教养与低自我控制

一般犯罪理论认为，不良的家庭教养会导致低自我控制，而良好的教养方式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有其顺序性：一是依恋(Attach-ment)：亲子间的情感依恋会影响父母对子女行为的关心程度；如果父母对子女缺乏关心，则子女就难以受到完整的社会化熏陶。二是监督(Su．pervision)：关心孩子的父母亲，未必有时间或精力监督孩子的行为；监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让社会控制内化为自我控制的最直接管道。三是辨识(Rec－ognition)子女的偏差行为：尽管父母关心孩子、且具备时间和精力去监督孩子的行为，他们并不一定有辨识偏差行为的能力。例如父母明知子女不做功课、学抽烟、在学校打架等，却不认为这是偏差行为。四是惩罚(Punishment)：具备以上三个条件还是不足，因为尽管父母已经察觉子女有不良行为，却不一定有恰当的方式进行处罚。

3　学校与低自我控制

一般犯罪理论认为学校也是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它具有比家庭更多的优点；首先，学校的监督功能更能彰显，因为老师正扮演监督孩子的角色；第二，老师基本上没有辨识偏差行为的困难；第三，由于学校有维持秩序和纪律的目的，因此学校控制孩子的违规行为是被允许的；最后，学校有权处罚不守纪律或缺乏自我控制的孩子。在学校如果能每天做完功课、喜欢学校、在学校有优良的表现，都能提升一个人的自我控制力；因为做功课代表一个孩子学会顾虑到明天，而非立即享乐、不顾后果；喜欢学校代表孩子愿意接受学校的种种限制、忍耐一些不自由。但是，虽然学校有很多优点，但若没有家庭的配合，仍很难收效，孩子在学校的问题常常可以追溯至家庭因素。

(三)其他的青少年犯罪心理成因理论

1　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

Sampson和Laub(1993)对上述Glueck夫妇的纵贯性研究资料加以重新整理和分析，提出了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系。Sampson等人该理论认为，儿童早期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在自我控制上的差异，固可解释偏差行为的变化，但

日后的人生经验对个人自我控制的影响仍是很大的。该理论有三要点：(1)结构变项(性别、年龄、种族等)透过家庭和学校控制的中介作用而解释儿童和少年时期的偏差行为。(2)儿童时期的反社会行为可以以不同形态(如：酗酒、精神疾病、意外事故、犯罪或偏差行为等)而延续至成人时期。(3)但无论早期犯罪倾向如何，成人时期的家庭和就业状况可以解释成人犯罪状况之改变。因此，依据该理论的观点，家庭和学校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过程是解释儿童及少年时期偏差行为的最主要因素。结构变项只有在对非正式的家庭及学校过程有所影响时才显出其重要性，而这些变项对偏差行为应无直接影响。个人的特性如不良性格和早期行为失序也会对家庭、学校之社会控制历程及偏差行为造成影响，但个人因素并不会显著降低家庭和学校对偏差行为之影响。

2　青少年危险模式和McWhirter的观点

Resnick和Burt在1996年提出了“青少年危险模式(Adolescent Risk Model)”。此模式认为青少年之所以处于危险(Risk)中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例如缺乏社会资源、压力大、制度支持不够等。而引发危险行为的变量包括了：(1)危险前提(Risk Antecedents)：危险前提是青少年可能产生显著负向行为的肇因，例如贫穷、不良成长环境及家庭功能不良等；(2)危险标签(Risk Mark-ers)：功能不良的行为或条件的信号，例如学业表现不佳；(3)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是个体所产生的负向行为，例如逃学，过早性行为等；(4)结果(Consequences)：问题行为所衍生的严重后果，例如未婚怀孕、吸毒、辍学、犯罪、服刑等。Resnick和Burr的模式包括了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因素，提供一个多元化的取向，以了解形成犯罪青少年的复杂互动关系。同样，McWhirter等人(1995)也认为，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危险，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转变成为严重的危险。例如，从小学时期的偏差行为、攻击行为、低学习成就等征兆，转变成严重的反社会或犯罪行为。这些濒临危险边缘的青少年，就被称为“危险边缘青少年(At-risk Youth)”，是指因个人身心状况、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等不利因素之影响，在传统教育体系中难以获致成功经验的青少年，甚多面临教育或学业失败的危险，易于发生偏差(Deviant)或违规犯过(Disruptive)的行为问题，包括中途辍学、药物滥用、暴力攻击、危险性行为或自我伤害等。同时，这些过早离开学校的危险学生，大多尚未具备求职就业所需的工作技能，以致失业情况严重，甚多流连在街头或潜伏在社会底层，极易造成社会更大的危险。McWhirter尝试从生态学观点，将少年产生偏差行为的相关因素加以整合而成。其中“危险(Risk)”系指一组因果动力的假设，会导致少年陷入偏差行为的可能因素，这些危险并非分离、单一的范畴，而是一系列相关连危险因子(Risk Factors)的连锁状态。因此，这些危险因子只有通过教师、心理咨询辅导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养育者及政策制订与执行者等相关人员，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给予适时及适当的支持辅导，才有可能有效地减少偏差或犯罪行为的产生。

三、讨论

(一)青少年犯罪高峰现象的启示

大部分的青少年犯罪成因心理学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犯罪行为具有持续性，犯罪青少年整体群体的特异性，却没有在探讨犯罪成因之前检视青少年犯罪现象的本质与特点——青少年犯罪高峰现象，以及大部分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并不会持续到成年。一般犯罪理论通过数据的归纳和整理证实了“青少年犯罪高峰现象”，但是却认为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而Moffitt则认为这说明了对于整个犯罪青少年群体内部而言，是存在着不同的犯罪成因和犯罪类型的。Moffitt认为有两种犯罪类型——少部分从小到大犯罪的人(LCP)和大部分仅在青少年阶段犯罪的人(AL)，且成因各异。AL来自青少年发展上的成熟代沟问题，跨越过成熟代沟得到合法的成人地位后犯罪行为就停止了。LCP的反社会行为来自先天或婴儿时期的神经心理(neuropsychological)缺陷与恶质环境的交互作用，但她特别强调，因果顺序是由个体的行为引起环境的反应，环境的反应又加强了个体原有的特质，最终导致反社会行为。由于有这两种犯罪类型，才会产生青少年犯罪率高峰的现象。因此，对于任何青少年犯罪成因的思考，都需要考虑到这一现象以及青少年犯罪群体内部的不同类型。对于我国的情况而言，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这里牵涉了一个基本问题：“青少年犯罪率较其它年龄层高”的前提是否普遍成立?检视这个问题的理由是基于犯罪率的年龄分布可能有跨文化的差异存在，我国未必有青少年犯罪率较其它年龄层高的现象；这需要我国的学者进行研究和检视。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是对整个青少年犯罪群体的检视，那么对于不同的犯罪类型——例如暴力犯罪、毒品犯罪——是否都存在着青少年犯罪高峰现象，这也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心理学理论学说的操作性增加

对于新近的青少年犯罪成因的心理学理论学说而言，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理论学说的概念和定义往往十分明确易懂，很适合用来做实证研究时的操作型定义。例如，一般犯罪理论的“低自我控制”概念。它包括的特征有立即满足倾向，缺乏勤勉毅力，冒险、体力取向，自我中心，缺乏一技之长等等，其中“追求立即满足，不顾长远后果，行动缺乏计划”可说是一般犯罪理论赋予“低自我控制”的最主要特质，这符合许多心理学家对“冲动性格”的定义。低自我控制者易于立即表达其情绪以及动机上的冲动，缺乏对事情的规划，无法履行承诺，缺乏冲动调节的能力，缺乏延宕满足的能力。

(三)科技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趋向

长期以来，对青少年犯罪成因的理论研究争论不断，难于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理论基础过于单一和偏颇，没有充分认识青少年犯罪成因的复杂性。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犯罪成因理论研究逐渐采取了科技整合(TheoreticalIntegration)的观点，结合各领域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各类青少年犯罪进行研究。一般犯罪理论不再局限于社会层面，而引入了“低自我控制”或“犯罪性”这样的心理学概念。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强调家庭、学校和个体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青少年危险模式包括了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因素，提供一个多元化的取向，以了解形成犯罪青少年的复杂互动关系。McWhirter也将少年产生偏差行为的危险因子假设为一系列相关因素。

(四)纵贯研究

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为了更好地预防青少年偏差行为以及他们成年以后的犯罪行为。这就涉及到了青少年犯罪的“发展”、“变化”和“预测”等动态概念。但是，单纯的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对于这些发展性问题是束手无策的。同横断研究相比较，纵贯研究是指在一段长时间内的不同时刻点上对所研究对象进行若干次观察和资料搜集，以描述事物发展的过程、趋势和变化的研究类型。纵贯研究的最大优点是可以描述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考察事物的发展趋势。青少年犯罪纵贯研究是指研究者通过收集青少年某段较长的时间内某些特定年龄点(18岁、32岁或45岁不等)的各种资料，而来了解不同的研究问题：何时开始犯罪(age of on-set)、犯罪职业化(criminal career)或者专精化(spe-cialized)的过程、何时开始脱离犯罪生涯(age ofdesistence)、儿童、少年以及成年犯形成的因素等。以期了解少年成长期间触犯严重罪行之成因与重要相关因素。在国外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中，纵贯研究(logitudinal study)已经成为更常见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一项纵贯研究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搜集资料，而且在不同时间搜集同样的资料，有着许多的困难并且耗资巨大。我国的学者长期囿限于传统的横断研究，鲜有对青少年犯罪进行纵贯研究者，需要进行青少年犯罪纵贯研究的尝试与探索。

作者：郑红丽　罗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