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配给产生原因试析论文

[摘要]2011年，伴随古共六大的召开，古巴进入了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新阶段。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既是半个世纪以来古巴社会主义建设内在逻辑的历史延续，也是古巴社会主义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作出的时代选择。尽管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未来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古巴高层锐意更新的决心和古巴社会必然经历的转型阵痛却是清晰可见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信贷配给产生原因试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信贷配给产生原因试析论文 篇1：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挤出效应分析

摘 要：首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在东道国的融资渠道。研究表明，出于汇率风险和国家风险的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公司更倾向于在东道国当地融资。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利率途径、信贷供给途径、资金供给途径等详细分析了FDI对国内投资挤出的机制。从金融市场视角就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的分析丰富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挤出效应；金融市场

引言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数量最多的东道国之一。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济所吸引的FDI数量一直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目前，中国每年吸引的FDI保持在600亿美元～700亿美元左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李稻葵等，2007）。毫无疑问，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就业扩大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已经逐渐摆脱了资金稀缺的约束。事实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资金输出国之一。一方面我们保持了巨大的外贸顺差，又将外汇储备向海外投资。同时，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储蓄率基本保持在40％以上，① 家庭储蓄率也在35％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流入的FDI很可能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Crowding-out），也即FDI的流入阻碍或抑制了国内投资，从而使国内总投资的增量少于FDI流入量。国内大量的研究基本证实了FDI对国内投资或多或少存在挤出效应（程培罡等，2009；杨新房等，2006；王志鹏等，2004；王永齐，2005；刘洋，2006）。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国际（Lubitz ，1966；Richard Caves，1971；Borensztein，etal，1998；Agosin和Mayer，2000，2005），还是国内（杨新房等，2006；王志鹏等，2004；王永齐，2005；刘洋，2006），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实证研究，很少涉及挤出挤入机制研究。唯一例外是程培罡等（2009）从产业组织视角分析了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入）效应的产生机制。但是仅仅从产业组织视角考察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显然是不完整的。本文试图从金融市场视角来分析了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以弥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一、外商直接投资公司的融资渠道

一般地，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总额要超过FDI流入量，因为外国子公司可以从FDI流入流量之外的途径来获得投资支出的资金，也就是说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来源包括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包括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人们可能会预期，在发展中东道国，由于借款成本往往高于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市场，因此外部融资往往来自于发达国家或国际金融市场。然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UNCTAD，2000）：尽管在各种渠道筹措的资金中，在发展中东道国金融市场筹集的资金所占的比重一般均低于发达国家，但这种差别并不大，在发展中国家筹措所占的比重都很高——超过了40%。美国的数据（见下页表1）同样表明：当地融资在跨国公司（TNCS）以外渠道的融资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并且在所有类型的东道国中筹资比重没有显著区别。也就是说，发展中东道国的高借款成本和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妨碍TNCS在当地融资，相反，出于汇率风险和国家风险的考虑，TNCS更倾向于在东道国当地融资。有关中国的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大量资金，合资企业有时基本上使用中方合资的设备，流动资金主要靠国内融资，因此“是我们被TNCS利用”（江小涓，1999）。新加坡学者Huang Yasheng（1998）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的外国投资企业借贷与自有资本的比率（debt/equity）是相当高的，并且所有外资企业在海外筹资不足负债总额的5%。孙婉洁等（1995）通过对外资与国内银行贷款相互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外资与国内银行信贷比率为1∶1.01，即每吸收1美元外资，需要从国内银行贷款8.5元。顾卫平、薛求知（1999）根据对54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调研，发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内部融资，其次是外部融资。在外部融资中，以在中国境内融资为主。明确外国子公司从FDI流入之外通过东道国金融市场融资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外资基于金融市场挤出内资的基础和前提。

二、FDI对国内投资挤出机制分析

在金融市场，FDI对国内投资挤出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利率途径、信贷供给途径、资金供给途径。

（一）利率途径

假设发展中国家存在初始储蓄缺口I0I3，国内利率为i0（见图1）。此时如果按此缺口I0I3引进FDI，则投资曲线I右移至i′，

图1 挤出效应分析：利率途径

储蓄曲线S向右移到S′（I曲线的位移量大于S曲线的位移量，因为正如上文所述，一般情况下，外商投资总额要大于FDI流入量），新均衡点为E′。从图中可见，此时国内利率上升到i1，总投资为OI2，其中I1I2为外资，内资则由于利率的上升，由OI0减少为OI1。由此可见，引进FDI将产生两种效应，一是资本形成效应，即FDI的流入增加了国内资本存量（见图I0I2）；另一则是挤出效应，即FDI的流入挤出了国内投资（见图I0I1）。换句话，由于引进FDI，尽管国内总投资额增加了，但国内投资减少了。我们可以把利率传导机制表述如下：

FDI↑→国内资金需求↑→国内利率↑→国内投资↓→挤出效应

（二）信贷供给途径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实行利率管制政策，因而FDI流入对国内利率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中国的储蓄率已超过投资率，在此情况下，即使FDI流入使用了中国的储蓄资源，利率也不会明显上升。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上，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是一种普遍现象。与发展中国家的内资企业相比，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信誉更好，实力更雄厚，总体经营状况优于内资企业，国内银行倾向于向跨国公司子公司提供信贷。在信贷可得性（Credit availability）一定的前提下，外国子公司获得的信贷配额增加，必然会导致国内企业可获得信贷配额减少。这个途径可以表述如下：

FDI↑→外资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在信贷可得性不变的前提下内资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内资企业投资↓→挤出效应

（三）资金供给途径

FDI流入的增加使央行外汇储备增加，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名义上是浮动汇率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被迫增加，国内货币供给也被动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为缓解通胀压力，央行被迫采取“对冲”政策，减少国内信贷总量，对冲政策虽然可以缓解其对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的压力，但随之而来会造成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外汇占款过多可能成为国内资金紧张（信贷可得性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紧缩性政策的背景下，对冲政策所造成的资金紧张可能会变得更严重；另一方面，外汇收入的不平衡必然导致资金在外资部门、内资部门分配不平衡，外资部门由于有外汇流入，资金供应相对富裕，内资部门资金则相对短缺，原本有预期利润的投资项目亦无法上马，而不得不拱手让给外资或寻求合资。此机制可直观地表述如下：

FDI↑→央行负债中外汇占款↑→为保持MS不变，央行采取冲销政策→国内信贷总量↓→内资部门资金短缺→国内投资↓→挤出效应

结论

本文从金融市场视角就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研究表明，出于汇率风险和国家风险的考虑，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更倾向于在东道国当地融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大量资金，相反其在华子公司主要依靠国内融资。随着外商投资公司在国内融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驱使国内均衡利率提高，另一方面在信贷可得性不变的前提下内资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减少，这两个因素都将导致国内投资减少。除此之外，FDI流入使央行外汇储备增加，央行被迫采取“对冲”政策，减少国内信贷总量，从而进一步导致国内投资下降。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基于金融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不仅仅作用于同一产业的国内，而且对整个国内投资均有挤出效应。有研究表明，FDI挤出效应恶化了东道国福利（Bhagwatti，1973；Brecher and Alejandro，1977），并且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譬如国民收入流失、市场和产业集中风险，甚至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等（万解秋等，2006）。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调整中国的外资政策以减弱或者消除这种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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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安世友]

作者：丁瑾君

信贷配给产生原因试析论文 篇2：

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历史路径与现实挑战

[摘要]2011年，伴随古共六大的召开，古巴进入了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新阶段。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既是半个世纪以来古巴社会主义建设内在逻辑的历史延续，也是古巴社会主义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作出的时代选择。尽管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未来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古巴高层锐意更新的决心和古巴社会必然经历的转型阵痛却是清晰可见的。进入2013年以-来，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步伐依然不减速，高层人事接连调整，经济举措密集出台，多元外交纵深发展，普通民众的工作与生活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起伏与变化。面对经济模式更新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古巴社会在渴求重生的同时，更承受着巨大的张力和考验。能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求得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将成为决定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成败的重要标尺。无论前景如何，坚持古巴道路的古巴经济模式更新都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有益探索和大胆尝试。

[关键词]古巴；经济模式更新；路径；挑战

2011年4月16-1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纪念吉隆滩战役胜利50周年和古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50周年。这是自1997年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大以来的首届党代会，也是古巴实现最高领导权顺利交接以来的第一届党代会，格外引人注目。2011年召开的古共六大旨在研究古巴经济与社会模式的创新与调整，会议通过了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指引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古巴建设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大计，《纲要》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不言而喻。古共六大的成功召开，昭示着以经济模式更新为主线的古巴新一轮社会主义改革正式拉开大幕，古巴革命50多年来（尤其是苏东剧变后的20多年来）累积的各种矛盾与危机将再次面临时代的考验与人民的抉择。

一、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历史背景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古巴的岛国经济就一直存在结构单一、基础脆弱、外部依赖性强的弊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古巴经济的传统缺陷，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内的严峻考验与深层矛盾。面对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古巴政府意识到，一场深入而广泛的经济调整势在必行。

（一）苏东剧变使古巴外部经济联系遭受重创，国民经济整体陷入低谷

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考察此番经济模式更新的重要历史节点。古巴学者认为，古巴经济早在苏东剧变前很多年，就已陷入了严重的效率低下和外部依附（尤其是资源和金融依附）的增长瓶颈中。不幸的是，古巴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了古巴的技术依附，使古巴科技与世界领先科技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外部援助的骤停加速了古巴重新融入复杂国际经济环境的紧迫性，而此时的古巴经济体系明显准备不足。除个别领域外，古巴物资生产水平已远远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外部投资不足，经济效率低下。古巴经济外部失衡加剧，意味着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努力都难以逃脱同期进口非均衡增长的厄运，继而加速生产能力的下滑。例如，1994—2010年间，商品生产对经济增长的累计贡献率仅为10.3%，而该部门却吸纳了就业市场1，3的劳动力，足见生产力的匮乏。另一方面，近20年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经济效益持续恶化，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农产品运输、包装、加工等环节的效率低下使古巴农业在丰收时节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农业是关涉国家安全的命脉，而古巴农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却并不乐观。与世界平均水平和周边国家相比，古巴农业种植的大部分基础作物产出不足，农业生产效益偏低。如果考虑到政府对农业的科学投入，该部门的效率问题愈加突出。这种情形不仅体现在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上，甚至蔓延到主销国际市场的蔗糖和咖啡等产品上。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适合古巴国情的激励机制，古巴大面积土地的利用率极低，土地闲置问题严重，80%的国内粮食消费依赖进口，约占古巴年进口总额的1/4，严重威胁到古巴经济的外部均衡和国家粮食安全。农业滞后导致古巴农民收入不足，基本生活困难，农村人口外流严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古巴关于服务业的讨论较多，但古巴第三产业仍难以成为生产部门的有力补充，反而加剧了古巴经济的比例失调。服务业的扩张严重依赖于社会与个体服务领域就业人数的集中和增加，且服务业亦游离于国民经济的主要生产链条之外（2009年，服务业43%的就业与生产部门脱节）。甚至包括古巴服务业的主要出口创汇部门——对外医疗服务，都难以创造充分的溢出效应，以刺激国内就业和中间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服务业（金融、法律、技术、咨询等）发展乏力，专业化程度较低。这与古巴经济体制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即国民经济价值链结构中的垂直僵化问题。同他国家服务业的典型特征不同的是，古巴服务业的横向联系也发展滞后。总体上看，关键领域的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经济决策随意性大，进而否定了古巴发展先进金融体系以提高资金利用率、促进生产的必要性。

古巴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还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干扰。首先，双重货币体制和并行背离的多市场格局导致商品价格及汇率混乱，价格体系扭曲失真，经济决策缺乏参考。其次，外汇收入高度集中于个别部门和企业，导致再分配领域分化加剧。此外，贸易活动的监管机制决定了古巴经济主体不同于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和实践。从总体上看，这一现象使国际价格难以成为古巴国内价格形成机制和投资机制的补充性参量，尤其是在国内市场高度扭曲的情况下。

古巴经济的另一个消极因素在于生产链接领域。其主要原因包括地区与地方缺乏替代发展动力、生产性服务业与金融服务业发展滞后、用于知识分享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薄弱、双重货币体制、中央行政机关结构与功能设置不当、所有制及管理方式单一及党政不分等。尤其是最后一个因素，严重阻碍了市场在促进产品专业化、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上述原因导致古巴国内市场分散化，继而人为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牵引力，明显削弱了特定经济活动的溢出效应。

（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古巴经济雪上加霜，古巴新一轮经济调整势在必行

进入21世纪以来，古巴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古巴主要出口产品镍矿价格持续走跌，出口外汇收入锐减，访古旅游人数急剧下降，侨汇收入也面临较大损失，而古巴亟需大量进口的国际粮食与食品价格却接连攀升。此外，古巴难以获取国际信贷的局面未有根本改变，美国在贸易、金融、传媒、信息等领域对古巴的封锁依然严酷，古巴国民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愈发突出，加之自然灾害频发，飓风旱灾损失严重，古巴经济雪上加霜。2008—2011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呈整体下滑趋势，年均增长率仅为2.6%，低于相关专家给出的古巴经济克服生产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所允许的最低增长率4%。另外，国家财政赤字超过了3%的允许范围，介于6%和3.8%之间。为扭转财政失衡局面，古巴政府先后采取了取消补贴、通过新社会保障法、将女性和男性退休年龄分别延长至60岁和65岁、重新调整和界定古巴中央行政机构（OACE）职能、减少投资和进口、严格实施节约能源等政策。

总之，自2006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古巴以来，古巴国民经济长年积累的历史性与共时性矛盾引起了古巴政府的高度关切，并由此引发了古巴关于未来改革的全民大讨论，古巴各界对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日益达成共识。

二、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路径选择

尽管难以抗拒的外部封锁依然存在，各种消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因素不断涌现，但古巴政府从未放弃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与调整，积极探寻危机出路和发展动力。

（一）古共六大成功召开正式启动古巴经济模式更新

1990-2006年，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在这20多年间，古巴始终致力于克服古巴革命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学者将这一阶段分为四个时段。第一时期（1990-1993年），是“危机管理”阶段；第二时期（1994-2002年），被视作“复苏”时期，更有甚者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复苏”时期，但现实却不太乐观；第三阶段（2003—2007年），以开展“思想战”为特征；第四阶段（2007-2012年），被视为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酝酿和启动阶段。2007年7月26日，古巴新一代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主席对古巴经济形势作出了深刻洞察，提出要毫不懈怠地推进批判与创新意义上的结构变革与思想变革。2011年4月16～19日，伴随古共六大的召开和《纲要》的通过，古巴进入了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新阶段。

从古共“五大”到“六大”的14年间，古巴社会政治形势保持平稳，古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较为巩固，但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指向经济领域，旨在讨论与制定古巴经济与社会模式更新的大政方针与具体政策。内含313项条款的《纲要》共计12章，其中，总则包括经济管理模式，宏观经济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投资政策，科学、技术、创新和环境政策，社会政策等六章；行业政策部分包括农业产业化政策，工业和能源政策，旅游业政策，交通运输业政策，建筑、住房和水利资源政策，贸易政策等六章。《纲要》在阐述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性质与目的时强调，古巴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完善和“更新”经济与社会模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15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任第一书记，马查多·本图拉为第二书记。劳尔·卡斯特罗还代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在古共六大上发表了中心报告，报告围绕《纲要》主旨，就古巴未来经济与社会变革的路径及突破口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二）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布局与推进

2011年7月，为确保落实《纲要》，古巴政府成立了“促进和落实《纲要》委员会”，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里诺·穆里略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会旨在指导和协调《纲要》的法规编制、具体实施、宣传及干部培训，并向古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古巴部长会议汇报《纲要》的年度落实情况。委员会制定的《落实（纲要）计划（2011—2015年）》对更新的路径和步骤作出了统一规划和安排。

始于2007年的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7年夏到2010年11月公布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草案；第二阶段是《纲要》初稿的讨论过程到古共六大的通过；第三阶段是《纲要》的实施即社会经济模式更新的启动阶段；第四阶段可从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层近期的公开讲话中得出信息，古巴拟把经济模式更新从克服危机的权宜之计上升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古巴领导人指出，“我们的经济模式更新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消除当前古巴社会结构与政府职能上的错误，而是为了实现模式运行的现代化，创新发展战略，使其既能肩负巩固社会主义的历史大任，又能助力古巴成功融入国际社会。”

在模式更新的第一阶段，古巴政府出台的若干措施旨在加强与改善制度建设，取消影响古巴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限制。改革重点包括：（1）加强制度化建设，包括国家与政府机构的重组；（2）根据古巴现有资源调整经济计划；（3）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优先促进经济增长、多元化发展和进口替代；（4）调整投资政策，促进投资的整体性，避免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1）重新分配可支配外债，重点扶持短期内对国际收支平衡影响较大的领域；（2）重新安排外债偿还期；（3）推进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农牧业领域颁布了第259号法令，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承包期限为10年，以促进农业生产、减少粮食进口；（4）继续开展能源革命，重组全国交通运输运力；（5）布局和启动关涉古巴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投资；（6）为减轻国家负担，对国营食堂职工和国营运输企业的工人试行下岗分流，向私人运输车辆和客运出租车发放许可证。

围绕《纲要》的讨论与制定，古巴上下就既有改革的成效、问题和未来更新路径进一步达成了社会与政治共识。这场古巴国内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改革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主攻方向。

1.减少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对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方式调整的重点包括以下方面。（1）政府将闲置的国有土地承包给合作社或个体农民。截至2011年年底，原闲置农地的80%已承包给17万户农民及合作社，仍有约200万公顷的土地闲置。（2）为提高国有部门经营效率，减少冗员，古巴政府从2010年9月起对国有部门（包括各部委及其下属单位和国有企业）约50万人实施下岗分流。由于政策推行过程中受到较大阻力，目前这一政策已放缓步伐。（3）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古巴政府在176项经济活动中放宽了对个体经营的限制，并向个体经营户发放贷款。仅2011年1年，共颁布了与个体户相关的10项法令和60多项决定。例如，将数百家原国有理发店、美容店（三个座位以下）、各种修理店及照相馆等交由原单位职工承包经营；允许个体户经营小商品、部分农产品（主要是蔬菜、水果）零售业务。（4）削减不必要的公共事业补贴，减少凭购货本低价配给的消费品数量。

古巴学者卡米拉·皮涅罗·哈内克认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应重点推进合作社的改革创新，尽管在一些部门和领域已开始试点和推广合作社经验，但现有的合作社实践还处于良莠不齐的阶段，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尽可能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趋利避害地引导合作社发展符合自身特点的组织文化，鼓励相关人员和机构探索新的合作社实现形式，尤其是承租国有资产并雇有三个以上劳动者的个体经营者。

2.重组国家机器，促进国家行政机构的现代化。古巴政府力图重新设置部委结构，建立新的制度与法规，通过间接手段调控国民经济，使国有经济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2011年8月1日，古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决定在新设立的两个省阿尔特米萨省和马亚贝克省搞试点，进行行政改革，将省政府与省人大原议行合一的行政管理分开。在精简政府机构方面，古巴政府又先后于2011年9月和11月将糖业工业部和邮电总局改制为企业集团。作为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古巴机构臃肿成为困扰模式更新的社会重症，因此劳尔力主精简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人员。根据相关部门预计，古巴到2015年为止会精简50万为政府工作的人员，将其再次置入市场竞争的大潮中。2012年10月，轻工业部和钢铁机械工业部合并为工业部。2012年11月29日，设立能源和矿业部，取代原来的基础工业部。2013年2月15日，撤销民用航空委员会，将其并入交通部。此前，古巴民用航空委员会与交通部同为部级单位。

3.解除限制古巴居民个体活动的各种禁令，如放开私人购车、购房市场，颁布新移民法，改善居民生活状况，促进私人投资等。2011年9月28日，古巴政府颁布法令，解除了私人买卖汽车近半个世纪的禁令。同年11月初，古巴政府宣布允许住房买卖和转让，允许银行向个人发放小额贷款，并决定给个人建房或修房有困难者发放补贴。自2011年12月1日起，政府取消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后销售的垄断，允许农民直接将农产品销售给旅游饭店或旅游公司。允许向持有可兑换比索（类似外汇券）的古巴普通居民销售手机、电脑、DVD机、彩电等商品。允许古巴本国公民入住涉外旅游饭店（需支付可兑换比索）。自2013年1月1日，古巴实行全面税收制度，这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并废除全部税收制度以来的第一部全面税法。比照新税法征税规定和古巴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新税法对普通劳动者影响不大，主要是针对古巴改革开放中包括个体户、私人企业主在内的一些收入增加较快、较多的群体增收税收，旨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2013年1月14日，古巴新的移民法案正式生效，新法案简化了古巴公民的出境手续，使古巴的移民政策和程序更加合乎国际惯例。2013年2月21日，古巴官方公布新规定，古巴银行放宽对个体劳动者及个人建造自住房的贷款申请条件。此次新发布的补充规定，将允许申贷者提供其它资产进行还贷担保，如珠宝首饰、车辆、避暑休闲住房等都可以用来作为担保。这些资产用于还贷担保时，其价值将按市场价格确定。

2013年7月7～9日，古巴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古巴经济模式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取消货币双轨制和国企改革即将试水等努力方向。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在大会上表示，2013上半年古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达2.3%，上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整体来说，古巴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并没有见好转。劳尔特别指出，要用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来鼓励古巴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挑战

三、古巴经济模式更新面临的现实

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既是半个世纪以来古巴社会主义建设内在逻辑的历史延续，也是古巴社会主义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作出的时代选择。当前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不仅面临经济管理与领导方面的复杂挑战，更面临着体制机制、社会、政治及地缘环境方面的诸多考验。古巴著名学者拉斐尔·埃尔南德斯教授认为，古巴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权力过度集中、严重的社会与人口失衡、机构管理效率低下、基本的消费需求得不到保障、腐败、自然灾害（主要是飓风）与流行病、美国对古巴的干涉等，而古巴战略调整的重心包括革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建立支持新宪政秩序的共识等。

经济模式更新的崭新历史课题对古巴社会主义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契机能否转变为生机？挑战能否演化为机遇？为彻底实现经济模式更新的战略考量，古巴社会主义更新必将是一场多维、持久、系统的社会革新工程。

（一）政治稳定面临系统性挑战

1.从制度和作风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011年12月21日古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古巴共产党六大《纲要》落实和发展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纲要》落实办法。会议强调古巴共产党反腐斗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查处了一批腐败案件和人员。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必须坚决抵制损害国民经济的玩忽职守行为，一些领导人的消极作为和部分党组织运转不畅导致了腐败的滋生；经济斗争的胜负发生在劳动场所，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所有措施都必须从劳动场所得到应验。古巴学者认为，反腐败是经济模式更新必须要打的一场硬战，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自古巴革命以来，古巴的行政腐败现象就一直存在，国家干部和行政人员的腐败行为不仅是犯罪，更是道德败坏的表现，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腐败的内因在于缺乏对公务员责任的理解，外在的社会文化原因在于消费主义社会价值观的渗透和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从文化角度看，腐败产生的条件应归咎于贪婪的社会合法性和私人特权的滥用；从现实角度看，腐败产生的条件在于违法不究和公职人员问责制的缺位、官方传统价值和社会不良风气的背离。

2012年1月28～2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该会是古共六大的历史延续。会议重点讨论了古巴共产党的党建问题，明确了古巴共产党未来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力图从党的领导、组织和思想政治上确保经济模式更新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工作目标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两个重要文件。《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强调，要转变思想观念，克服教条主义和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积极开展反腐斗争，推进党政职能分开，从基层选拔优秀干部（尤其是妇女、黑人、混血种人和青年干部）。《决议》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是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行动一致的必要前提，党的基本路线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捍卫古巴社会价值和民族团结，鼓励人民积极参与决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决议》授权古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等，修改党的章程、党的组织结构和相关规定。劳尔主席在闭幕式上再次强调，古巴将坚决捍卫一党制，勇于直面历史错误，与腐败斗争到底，力行党政分开，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严防美帝国主义的颠覆渗透等。

2.推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执政结构年轻化。2012年10月至2013年2月，古巴先后举行了包括市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在内的三级选举。2013年2月25日，古巴举行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人大领导班子，并选举产生了包括国务委员会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在内的、由3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再次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大会同时选举任现年52岁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为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69岁的埃斯特万·拉索当选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据统计，新一届国务委员会的31名领导成员中有17位新面孔，占54.84%，其中13名为女性，12名为非裔和混血人种，平均年龄降至57岁。劳尔·卡斯特罗在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成立大会指出，要保持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古巴应通过渐进有序的方式，在未来5年内完成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劳尔·卡斯特罗还提议修改宪法，实行古巴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化，并明确表示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任期。

2013年7月2日，古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对中央委员会组成进行了较大人事调整，包括古巴全国人大原主席阿拉尔孔、共青盟原第一书记柳德米拉在内的5位原中央委员被解除职务，另新增选11名中央委员。劳尔强调，古共领导人应看到问题，预见未来，站在模式“更新”的最前列，寻找困难的真正原因，并发动群众直面问题，这才是党的主要任务。

（二）公平与效率的两难抉择

古巴官方始终强调，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仍将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合理利用市场因素，目的是寻求公平基础上的高效进步。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旨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无论是古巴共产党还是古巴政府仍将继续以管理者、分配者而不是生产者的身份，继续为古巴人民的集体需求提供物质基础，对比新自由主义改革，由公司结构统治的全球生产与分配体制在古巴小规模经济体内是难以实现的。尽管古巴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但以国家和市场关系为中心的古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却从未动摇，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核心特征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家在公私部门配置资源、生产与再分配过程中的至高无上足以解释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为何不会带来古巴国内的激进转型、社会主义制度的放弃、党及国家机器的解体。

然而，就更新进程的艰难起步而言，对市场因素的有限应用能否充分释放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效率，克服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失衡，避免古巴历史上数次改革的无疾而终，仍无从判断。一种代表性的质疑观点认为，古巴的发展困境在于在促进平等与改善人力资本的同时经济增长滞后，对产权与政治权利的损害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对古巴政府而言，平等与人力资源是古巴政府关切的重点，也是古巴引以为豪的地方，但没有增长的平等会严重制约古巴社会主义未来的成长性。理论与实践表明，平等与人力资源的层次越高，经济增长水平也会相应提高，若增长微弱或负增长，将会产生严重的发展桎梏，古巴近期的经济改革将直面“有平等、无增长”的发展窘境。古共六大公布的古巴社会经济发展纲要首次对古巴的发展瓶颈作出了内源性分析。尽管古巴领导人意识到了古巴现有模式的缺陷，但对产权和政治权利的放开仍有所保留。此轮古巴社会主义“更新”将有助于古巴贫困的减少，但无法彻底终结古巴“有平等、无增长”的发展困境，它将成为古巴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改革与调整期。

（三）转型代价考验社会承受力

尽管经济模式更新为古巴居民提供了购车、购房、贷款、投资、创业、出国等新的社会机遇，但囿于传统经济结构和体制，古巴普通民众短期内依然面临物资紧缺、收入拮据、就业不稳定的现实挑战和心理考验。

据古巴国家统计局2013年7月6日最新公布的数字，2012年古巴在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平均月工资为466比索（折合20美元，23比索等于1美元）。另据古巴国家统计局，自2006年以来，古巴职工的月工资每年均有所增长，2006年平均工资只有387比索（16美元）。古巴政府承认古巴职工工资水平不高，有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仍须凭购货本定量供应，但教育和医疗始终确保全部公费。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也曾强调，居民工资不可能大幅提高，工资的增加必须与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步。

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中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原体制内人员向私营经济部门的转移。为解决国有部门大量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自2010年起古巴政府逐步放宽了对个体户的限制。截至2013年6月，古巴个体户已接近43万户，个体户的收入普遍高于国有部门职工。古巴不少前政界、文体界名人都纷纷下海，通过经营饭馆、酒吧等自谋生计，普通民众的下岗再就业之路则走得更为艰辛和迷茫。古巴学者认为，古巴革命50年社会政策的基本经验包括考虑和满足包括精神和文化在内的人类基本和全面需求、将公平置于效率之上、社会保障全面覆盖、战略的持久、国家稳定、对发展（医疗和教育）的高投入、广泛的社会救助、就业融入、扶贫战略等，而主要缺陷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低至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当前的经济模式更新应把就业收入问题作为保持社会政策延续性的核心议题，建立就业、社会救助和保障的市政信息系统，促进社区等基层单位的自治发展，推动各层级的社会公平，扩大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改革社会保障系统，定期评估修进社会政策，给予从事生产的弱势群体特别优惠贷款，推进建立更加灵活的劳动体系等。

（四）地缘政治环境有待改善

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经济封锁至今仍是拖累古巴社会主义的一个致命因素。尽管奥巴马任内的古美关系出现了局部松动，但囿于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古美僵局短期内难有起色。

委内瑞拉是支撑古巴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伙伴，2013年3月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突然辞世迫使古巴进一步加大多元外交力度，积极寻求同俄罗斯、巴西、中国等国家及地区建立更为广泛和稳定国际往来。此外，古巴政府还试图通过推进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加强古巴地区影响力，为经济模式更新营造良好的地缘环境。

[责任编辑：汤伟山]

作者：贺钦

信贷配给产生原因试析论文 篇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中立政策评析

摘要：一战期间美国的中立政策是美国外交史和中立制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既标志着中立制度的从此衰落，也标志着美国的战时外交政策彻底滑向一味强调交战国利益的一边，美国此后的世界大国、强国乃至霸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国际中立制度的逐步衰落与美国的中立政策不无关系。一战期间，参战之前的美国中立政策具有明显的非中立特征，这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参战后美国在中立政策方面则表现为强调交战国利益，压缩中立国权利。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外交；中立权利；中立制度

从学术研究的状况来看，有关一战期间美国中立政策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外交史和国际法研究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包括：欧内斯特·梅(Er－nest R.May)的《世界大战与美国孤立(1914～1917)》与艾丽斯·莫里西(Alice M，Morrissey)的《美国对中立权利的维护：1914～1917》，认为美国在一战期间维护中立权利就是为了维护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及英美经济联系对美国的中立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尤其认为要维护中立权利、甚至维护中立地位都需要中立国家之间的合作。国际法著作方面，菲利普·约瑟普(Philip C.Jessup)的《中立：历史、经济学与法律》(4卷本，1935年版)，探讨了中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第3卷分析一战期间的中立问题时认为美国的中立政策在中立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中立政策的目标选择扩大贸易、繁荣经济——即经济收益，那么美国不仅保不住经济收益，还会丧失和平；只是在涉及到外交史案例时，大多偏重法理，就事论事来评断是非，缺乏对案例背景、过程、结果合乎史实的分析。从国内来看，有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关于美国参战的原因。国内学者大多认为美国参加一战并非是为了证明公理战胜强权，而是美国基于国家利益走向战场。例如史煦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中立”与参战》(《世界历史》1985第10期)中认为，美国的中立与参战决定于美国的“利益线”；张福财在《齐默尔默电报泄密与美国参战——试析一战后期美国缘何参战》(《佳木斯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中认为，是美国的安全利益使得美国放弃中立。二是对于威尔逊等历史人物的研究。例如王晓德在《一面历史的镜子——评伍德罗·威尔逊的“使命观”》(《世界历史》1993第2期)中认为，威尔逊的道德使命感促使他在决定美国中立还是参战问题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杨彪在《威尔逊的史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中论述了威尔逊的历史观对一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美国外交史》等有关世界历史、一战及美国外交的通史著作中也记述了一战期间的欧美关系及美国外交政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中立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

总的来说，上述研究在两个方面尚有欠缺：一是参战后美国对欧洲中立国的政策措施；二是一战期间美国中立政策的变化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法史上的影响或地位。为此，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侧重于将法理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对一战期间美国的中立政策进行评析。这也是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创新所在。

在国际关系史上，中立权利蕴涵着中立国期盼和平，维护权利，反对霸权主义的行动和努力，但却总是与战争的劫难相伴而行。更值得人深思的是，战时中立国对权利(尤其是海上贸易权利)的争取和维护在联合国成立后遭到不应有的忽视，国际法学界在中立权利问题上多了一些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首先否定了战时中立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进而否定了战时中立权利。然而联合国成立以来及至目前的国际环境下，正如国家的战争权被《非战公约》废止后战争照样发生一样，战争期间的中立以及中立国对权利的维护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研究的必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立这一国际法上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制度行进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抑或是转折点，它摧毁(至少是削弱)了国际法中许多有利于中立权利的条款。尽管美国与欧洲中立国在维护中立权利方面有共同点，但由于各自实力、地理位置、与交战国关系等方面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差异。美国第一次拥有中立的大海军国的身份，无疑在所有中立国中处于领导地位，使一战期间的中立权利问题主要表现为美国与诸交战国的较量。及至参战后，角色的转换使得美国的中立政策彻底滑向一味强调交战国利益的一边，美国此后的世界大国、强国乃至霸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国际中立制度的逐步衰落，这与美国的中立政策不无关系。一战则充分体现了美国中立政策的定位和基本走向，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战争初期的美英《伦敦宣言》之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当天就声明中立。1914年8月19日，他号召美国人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样做到不偏不倚”。中立的最初问题来自于促进同欧洲交战双方的大宗贸易。由于国际法允许中立国有同交战各方进行贸易的权利，鉴于战时贸易的丰厚利润，美国政府希望同战时所有交战国进行贸易。一战期间中立国贸易的主要问题是英国控制着海洋，英国对德国实行不公开宣布的海上封锁，力图阻止德国获得物资供应。而美国为了捞取战时贸易的实惠，坚持要同两个交战集团进行“中立国”战时贸易。这样，在战争初期，美国的中立政策首先受到了来自英国的挑战。

为了把美国的贸易建立在有利的法律基础上，美国政府提议各交战国接受《伦敦宣言》。《伦敦宣言》是指1908年12月4日至1909年2月26日的伦敦海军会议结束时，与会各国签署的海战法宣言，简称《伦敦宣言》。从实质上看，《伦敦宣言》的规则和广为承认的国际法规则相一致，且有利于中立国和小海军国保护中立贸易；对德国来说，《伦敦宣言》对德国战略有利，因为它保护大部分的中立贸易，在日后作为交战国时可以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得供给，所以德国把《伦敦宣言》完整地包含在德国《捕获法》中。英国议会则基于与德国之所以批准的同样原因予以拒绝：即《伦敦宣言》过于有利于中立贸易，不利于在海战中发挥大海军国的优势。由于没有国家批准，《伦敦宣言》仅为宣言，成了未能生效的约定法。这也是在美英两国之间展开《伦敦宣言》之争的根源所在。

针对美国的提议，英国政府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做出修改和保留后宣布批准《伦敦宣言》，通过此种“接受”方式来抵制《伦敦宣言》。特别是在9月初马恩河战役后，持久消耗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英国很明显将依赖美国的供应，美国的态度具有了军事价值。此时，军事需要已经没有比维持与美国的善意更重要了。英国的外交目标转变为保证实施最大限度的封锁且不致与美国断交，软硬兼施，尽力寻求折中方案。在随后的谈判中，英国不愿作出让步，相反美国抗议的语气越来越缓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4年10月底，英国正式出台新的枢密院

令，在对《伦敦宣言》做了本质上的修改和补充后依然宣布接受。直到1916年7月7日，英国才宣布放弃《伦敦宣言》。

美国的妥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美国外交决策上的失误。威尔逊政府没有考虑到维持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及同时保持中立这两大目标的难以融合，在一个目标上的努力将损及另一个目标。第二，美国决策集团中亲英派外交行为不当，误以为英国会本着折中的态度在友好气氛下讨论争端，很少意识到他们正在放弃绝好的合法权利。主要是由类似的中立窘境导致的1812年美英战争的阴影对两国都有影响，美国当局却没有认识到英国此时决不会冒险惹恼另一个敌人，尤其是美国，英国需要从美国获得战略物资，更何况美国的相对实力已今非昔比。在《伦敦宣言》争论的最关键时刻，威尔逊不愿强迫英国，很明显是担心重蹈1807～1812年的历史。第三，英国维护其海上霸主地位是美国在谈判中退让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在和平时期尚不批准《伦敦宣言》，更何况是在战争期间?!主要根源是英国疑心一切可能影响其海上地位的国际协定，即使是美国提议各国在一战期间遵守的《伦敦宣言》。

英美《伦敦宣言》之争是美国在一战期间与交战国的第一场争论。由于大多数问题涉及到贸易，并且由于英国的海上实力决定了协约国的海上政策，因此争论主要在英美之间进行。由于美国在使英国遵守《伦敦宣言》方面以让步而告终，英美中立权利方面的争论变得更为含混不清。基于现行法，美国依然感到自己拥有在海上自由行动的根据。但国际法提供的仅仅是不完备的轮廓。当美国的商船在海上从事他们认为合法的战时贸易时，交战国——此时是协约国，尤其是英国——重视的只是那些如果不去尊重就可能会给协约国的事业招致麻烦的权利。如果不是担心美国这一点，英法将完全无视美国的中立权利。

此后，由于英国对羊毛等重要物资实施禁运或禁运威胁及美国对协约国出口量的增长等因素，在战争爆发6个月后，美国在中立权利方面的政策已基本厘清：违禁品方面，从来就没有广为接受的违禁品清单，美国过去的记录表明，作为中立国时主张简短的违禁品清单，作为交战国时却扩大违禁品范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因其历史记录应比英国更觉尴尬”；至于国内有人抱怨只出售军火给协约国是对德奥的不友好，国务卿布赖恩认为行政部门没有权力阻止这一行为，因为如果由于英国有能力阻止德国从美国购买军火，美国阻止其国民向交战国出售军火，那么美国的行为是非中立的。

美国没能在外交方面利用经济压力维护中立权利，而在贷款、武装商船等涉及中立义务方面的政策更使中立前景堪忧。战争初期，在商业利益的金色链条铸成之前，美国在对外贸易中已经倾向于协约国。此后，大西洋生命线确立，与协约国的贸易前途光明，美国已与运用经济武器强制交战国(主要是协约国)的机会擦肩而过。随之而来的是德美之间的潜艇战纠纷。

二、德美潜艇战之争及美国中立政策的定型

大战的前两个月，在德美之间并没有严重纠葛。可是，由于英国控制着海洋，有能力在海上阻止德国从中立国获得物资供应，美国与英法之间的贸易自然不断增长。德国试图从中立国，尤其是从美国获得外交支持的希望落空后，随着大量军需品等战略物资运往协约国，德美关系的阴影迅速扩大了。

德国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切断协约国的海上供应，且不能不进口物资。由于德国海军的大部分力量被英国军舰封锁在港口，无法完成其任务，于是德国不得不转向起用机动性较差的新的实验性武器——潜水艇。英国方面则设法在不造成英美关系破裂的情况下，切断了美国与同盟国的经济联系，并且武装英国商船，利用船只设立假目标引诱潜水艇上圈套；英国商船悬挂中立国(经常是美国)的国旗，只要有可能，就撞击任何按照国际法规定浮出海面向商船发出警告的潜水艇。

德国强烈抗议美国这种表面上默认英国行为的态度。为避免使用新式武器引起法律非议及外交纠纷，德国以英国的应加责难的战争手段(例如在北海无限制布雷)为理由，于1915年2月4日，宣布实施潜艇战，以此对英国的扼杀行动进行报复。美国在2月10日答复德国的照会时没有从整体上反对和制止潜艇战政策，而是提醒德国政府遵循临检规则——即要求在海上扣押船舶之前，应先使之停航并登临检查——及指出袭击商船“在海战中没有先例可循，以致我国政府不愿去相信帝国政府(注：指德国)认为这样做是有可能的”。在有关美国商船及美国公民的生命问题上，美国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声明对美国船只及人员的一切伤害都将是“对中立权利不可原谅的侵犯”，并将使德国对由此导致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损失承担“完全责任”。

在美国看来，协约国的行为带来的财产损失可以补偿，而潜艇战造成的人员伤亡无法弥补。而德国认为这是美国继续帮助协约国的遁词。美国在对德照会中称德国的政策不符合国际法和国家实践，这封照会函可被视为对任何一艘船只上的美国公民的保护——对中立国来说很难维持的保护。美国因此使自己成为坚持权利的中立国领袖，而非限于警告德国攻击美国商船的不合法性。

潜艇战标志着旧式海战的大转折及对国际法的挑战。德国当然拥有同英国一样的干涉中立国与其敌国之间贸易的权利。但海战法规定交战国军舰在海上应首先要求商船停航。如果船上有违禁品，交战国有权没收或摧毁违禁品。要摧毁商船必须保证船上所有人员的安全。而潜艇不加警告的攻击行为违背了这些规则。尽管在1900年潜艇作为实用性武器出现时各国纷纷进行购买和研制，但因为没有潜艇袭击商船的先例，国际法没有考虑到潜艇的行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国际法是滞后的。如果美国接受德国的声明，就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允许美国公民及其财产在没有政府保护或只有形式上的支持下进入欧洲水域，要么命令所有美国人及美国商船远离危险区。两项选择都需放弃中立权利及国际法，都将蒙受经济上的损失，这都不会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而且在威尔逊看来是道德上的退让。

潜艇战的确令协约国头疼，潜艇战也的确是协约国的机遇和福音。一方面，潜艇战可能使德美交恶；另一方面，协约国把潜艇战看作是加紧限制中立国与同盟国贸易的一个借口。现在他们可以以报复为由掐断德国的海外贸易联系，同时希望在相对温和的协约国经济战措施与潜艇的野蛮袭击之间作出明显对比。美国政府没有反对协约国的政策。

从整体上看，到1915年末，美国在中立权利方面的外交政策基本定型，那就是经济纽带的最终确立使美国实际上完全听凭协约国侵犯中立权利，成为协约国的供应基地；德国的潜艇战政策必然侵犯到大西洋生命线的安全，美国也必然会坚决予以反对。美国的对英政策只是对此前政策的调整且经受住了历史的冲击；对德政策尽管没有明显的危险后

果，却道出了美国政府所能容忍的行动范围，且使美德外交逐步形成死结。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中死亡1198人，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威尔逊最终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下定决心：把对德国与对英国的要求区别开来，及以战争相威胁来支持他对德国的要求。如果威尔逊在诅咒德国潜艇战的同时谴责英国的非法封锁，他将发现自己处在如1812年麦迪逊总统那样的窘境中。因此，经济利益、道德利益及无形的政治利益(即一个大国的声望)都是至关重要的。1915年8月“阿拉伯”号事件后，德国承诺对美国人的丧生进行赔偿，并宣称已对潜艇下达了严令，类似“阿拉伯”号的事件不可能重现。美国的干预对德国取胜的几率肯定会产生重要影响，德国现实地考虑了这一影响力，并且一厢情愿地认为与德国矛盾的满意解决会激起美国有力地反对英国侵犯中立权利的行为。

美国的确对英国的海上行为提出了抗议。美国的尊严和权利都需要它对协约国施加压力。1915年10月，美国提出又一份强硬的正式抗议，内容涵盖了英国“准封锁”的所有大的方面，对其非法之处提出异议，指出这种行为侵犯了美国的中立权利；强烈抗议英国干涉美国的产品运往中立国及把商船带入港内作无限期的搁置,重申美国意在坚持中立权利的最完整的表述。如果这封照会函是为取悦于美国及德国的舆论，那么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如果是为了迫使英国修改其海上政策，尊重美国的中立权利，则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阿拉伯”号事件的处理获得德国保证后，如果不考虑英国外交部的强硬态度，那么美国政府保住了和平，也保住了声望。但德国这一保证蕴含着堵死外交退路的危险：美国方面，在威尔逊看来，潜艇战已经成为对国际法及人类利益的威胁，同时逐步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利益；而在德国，潜艇战是德国取胜的最后机会，一旦德国认识到美国作为一个敌国不会比其作为一个中立国更危险时，德美交战就难以避免。毕竟交战国都是以国家利益来指导政策走向的，而非威尔逊所呼吁的法律、道德原则。美国要同时维护和平、荣誉及贸易权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潜艇危机与美国完全放弃中立地位

潜艇在面对武装商船时遵循海战法规等于引颈就戮，谁都明白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巴拉朗”号事件再次暴露出潜艇在遵循临检规则时面临的危险。为解开交战国之间武装商船与潜艇战的对抗死结，威尔逊尽力主张调解，派遣豪斯上校以总统特使身份赴英谈判。欧洲的和平是美国最终摆脱战争危险的唯一途径。威尔逊本意是以谈判来结束战争，在《豪斯一格雷备忘录》中所体现的豪斯的和平计划在豪斯离开欧洲时却成了促使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介入战争的工具。1916年2月15日，新任国务卿兰辛宣布美国不再把武装商船视为军舰。兰辛以一项毫无实践可能性的方法来遮掩自己的出尔反尔，即把武装商船区分为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配备的武器优于潜艇的商船可视为进攻性武装商船，潜艇袭击一艘载有美国人的防御性的武装商船将对美德关系产生严重后果。换言之，美国不会阻止它的公民搭乘“防御性”的武装商船。威尔逊认为阻止美国人搭乘交战国船只，是接受对国家的侮辱和破坏“国际法的完整基础”。总之，他拒绝适应潜水艇这个新因素，或考虑英国同样明显违反国际法而对德国造成的影响。

此类外交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加重了美国负担。如今美国必须保护搭乘武装商船的美国人的安全。武装商船性质的兰辛式划分于事无补，没有人可以决定多少枪炮可构成进攻性装备。英国声称，英国商船配备的武器除防御外别无他意；德国政府则命令其潜艇袭击所有的武装商船。美国在这样的难题下，却“幸运地”碰上了潜艇袭击非武装商船“苏塞克斯”号事件。

1916年3月的“苏塞克斯”号事件违背了德国处理“阿拉伯”号事件所作出的保证。在德国政府内部的交锋中，由于对潜艇战的威力存在疑问，且担心招致美国的干预，何况“苏塞克斯”号是非武装商船，德国只有屈服，不仅承认对“苏塞克斯”号的攻击是错误的，潜艇指挥官已受到处罚，而且最重要的是承诺潜艇将只遵循临检规则行动。德国政府同时为自己留了后路：如果美国反过来不能迫使英国遵守国际法，德国政府将保持决策的自由。

德国对“苏塞克斯”号事件处理的屈服态度提高了威尔逊的声望。威尔逊着手研究如何避免新的潜艇危机，结果无非是英美关系的紧张和新一轮和谈提议的出现。此时，英美之间的经济纽带已经确立，美国最有效的武器，即对军事物资的禁运由于协约国此时能较好地自给而已经失效，在商业部门看来，经济强制的时机已经过去，现在采取行动必将对美国的商业产生严重打击。

但英国控制着海洋决定了美国在放弃与德国公开进行贸易的努力后对外贸易的可选择性，长期以来只能为协约国生产武器，提供战争物资及信贷。美国中立而倾向协约国的态度触怒了德国，德国从对付海上贸易的潜艇战中找到了摆脱战败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认为最大限度地运用潜艇比让美国中立更可取。

这样当1917年2月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后，美国政府除了发出最后通牒外别无选择。“齐默尔曼电报”事件促使威尔逊下定决心武装美国商船。威尔逊4月2日在国会发出对德战争的呼吁，在演说中，威尔逊把潜水艇说成是“对人类的战争”。海上自由、贸易、美国人的生命、人权等等这些都受到了“无法无天”的潜水艇的挑战。经济上的自身利益、道义以及国家的尊严结合在一起，迫使美国人进行战争。4月4日，参众两院分别以82票对6票、373票对50票赞同总统为和平而战争的呼吁。

四、参战后的美国与欧洲中立国

美国成为交战国后，在中立问题上需要对付的主要是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等欧洲中立国。这些国家因各自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的影响，受战争的影响各不相同，但经济状况总体来看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交战国的意愿。交战国对中立贸易所采取的传统措施是截获违禁品、封锁敌国港口，这些措施在一战期间由于军事科技、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得到了变革，如违禁品清单的扩展、黑名单、燃料控制、准封锁等，从而更加损害了中立国的利益，甚至使中立国屈从于交战国的意志，尽管表面上没有一个中立国政府默许交战国侵犯国际法所规定的合法贸易权利。欧洲中立国在协约国诈悬中立国国旗及实施上述四种措施、同盟国实施潜艇战时都和美国一样提出了严正抗议。欧洲中立国官方在美国的带领下始终拒绝让步，强烈要求交战双方在行使国际法上的报复权时不能以牺牲中立国的利益为代价，但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他们被迫各自采取经济措施以保障自己的利益。由于欧湘中立国状况各不相同，采取的措施也不同，主要措施为：(1)为了满足国内供给这一基本目标，对那些传统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物品采取严格的出口禁运政策，特别是要获得交战国的禁运物资，须保证不会将这些物资

再出口，正如美国驻英大使在评论瑞典、挪威及丹麦的禁运清单时说这些清单构成了英国政府违禁品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成立官方或半官方的代理机构保证物品的供给。(3)与交战国达成协定以获得某类物品的配额供给协定或补偿协定。补偿体系同样用于欧洲中立国与协约国及美国的关系中。英国以出口一些物资给瑞典换取瑞典在俄国与其协约国贸易上提供便利条件。

一战期间，欧洲中立国在维护中立权利问题上的最大特征，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被迫“出卖”中立权利。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无力与交战国(主要是英国)抗衡，英国很快就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自己的战时轨道上，至少不使这些国家与英国背道而驰。

美国参战后，失去了强大伙伴的欧洲中立国势单力薄，且由于美国作为交战国而采取的政策反而使欧洲国家压力重重。加入协约国经济补偿体系后，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英国的海上力量一起使得美国政府掌握着北欧中立国经济福祉的钥匙。1917年7月24日，美国声称已准备好力促中立国的福祉发展，中立国应予以合作以推动美国人民的福祉，因此建议中立国：增加产出、降低消费、消除浪费；食品需求量不是以战前消费为基准，而是以糖、脂肪、蛋白质的价值来衡量；保证美国食品和其他物品不会通过中立国领土直接或间接地到达德国。美国则以提供物资为回报。在缔结协定之前，美国把一切出口物资置于禁运之下。

1917年圣诞节美国以数千吨咖啡和煤油为“圣诞节礼物”换取丹麦、瑞典等国出租船舶。这一“圣诞节礼物”驱使欧洲中立国最终在1918年春夏先后与美国及协约国缔结了配给协定。此后，欧洲中立国的战时贸易被牢牢地束缚在协约国的战车轨道上。

五、结语

中立国的贸易可以影响局势，是左右交战国集团双方力量对比的有效方法。没有哪一个交战国愿意另起战火或失去供给。因此战时中立国的中立政策成效取决于中立国的实力、政策取向等方面。一战之中的美国的实力决定了交战双方都不愿得罪美国。即便是德国在1917年违背处理“苏塞克斯”号事件时的保证，宣布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也是一种基于可能在美国作好战争准备之前用潜艇战结束战争的估计而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而一战中美国中立最明显的特征是其亲协约国，而非坚持其与同盟国之间的合法贸易权利。这是由以下几点决定的。

第一，是英国控制着海洋而不是同盟国，并且协约国迫切需要美国的产品，这两大条件决定了绝大部分的美国贸易是与协约国进行的。第二，许多美国人，包括总统及大部分政府官员的亲协约国情绪，当这种情绪与中立政策相结合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尽力避免一切可能削弱协约国军事力量的举动。第三，战争爆发时美国的商船队数量很小，多从事沿海贸易。战前美国对欧洲、近东、非洲、南美的出口主要经由英、德、法、意的商船运输，战争更使美国可用商船数量下降。在德国商船队无法出航、欧洲中立国受制于英国的海上政策后，德美贸易额的下降是必然的。在英美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面前，美国不再从英国那里争取传统上的中立贸易自由。在大战前6个月中，中立权利纠纷几乎全部发生在英美之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做出让步、表示默许，由此影响了以后的政策。美国放弃了绝好的合法权利且没有得到回报。此后，美国的抗议就沦落为抱怨和默许并举的局面。美国对协约国的政策不仅不利于美国，而且损害了德美关系。而英国不是没有认识到保持“英美友谊”的重要性，不是不担心1812年战争重演，而是老练的英国外交家狡猾地把协约国的战时贸易同美国摆脱经济萧条的危难局面联系起来，并使美国的经济繁荣有条件地置于默许英国海上措施的基础上。当这种外交手腕与美国急于摆脱经济滑坡、决策者受国内孤立主义倾向的影响、英美之间的经济纽带的建立、受血缘和文化及政治制度等因素决定了的公众的亲协约国倾向、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的中立政策给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及1812年战争阴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时，美国的退让是必然的。

在中立时期的对德方面，美国存在着双重标准，声称“财产权可以在战后通过赔偿而得到维护，人的生存权却无法赔偿”。双重标准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对两大交战国采取同样原则。例如在武装商船问题上，理论上武装商船没有资格从中立国港口接运武器或军需品。但是，美国援引一条很微妙的法律，即将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武器加以区别，允许装备有“防御性”武器的英国船只从美国港口运载战争供应品。德国人辩称，威尔逊主张遵循的那条老的国际法不适用于潜水艇。这是因为，传统的准则规定，将要被俘获或击沉的敌国商船必须受到攻击它的军舰的适当警告，以便乘客和船员得以安全脱险。潜水艇易受攻击且行动迟缓，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假如它缓缓浮出水面，商船船员可以将它炸沉或者用撞角撞沉。即便是商船服从警告，如果商船可以被摧毁，那么沉没之前，在让乘客或船员搭上救生艇的这一段时间内，附近的协约国军舰或者是因接受到遇险信号，或者是无意之间游弋经过，都会使潜艇遭受灭顶之灾。总之，从德国观点看，遵守一条不包括有关潜水艇条款的国际法是不可能的。德国认为威尔逊正在阻止德国使用唯一可以打破英国封锁的武器。威尔逊和其他美国人则认为这种武器给无辜的人带来了可怕的死亡。美国对武装商船的纵容损害了德国利益，英美间的贸易才是德美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德国意在切断英国的海上生命线，不论美国在武装商船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德国都不会放弃潜艇战；何况1915年2月4日的声明并非以武装商船为借口。

的确，经历了“百年和平”后的国际法在中立权利问题上具有滞后性(例如在违禁品的划分标准、新式武器的出现等方面)，但就中立权利而言，在与交战双方的权利之争中，美国对德政策的结果至少是保留了临检原则的完整性，在美国与协约国的争论中，美国逐步耗掉了几百年来中立国所争得的权利。表面上就权利进行争论而事实上却是逐步迁就，这不仅使协约国作为交战国拥有对中立国的行动自由，而且成为协约国变本加厉的借口。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1923年海牙会议上英国和意大利坚持进港检查是交战国的权利。默许交战国的自作主张只会损害中立国的利益。

一战期间美国的中立影响深远。一方面，美国在中立时期的非中立特征及最终卷入一战，加上两次大战之间国内对卷入一战原因的调查结果共同导致美国二战初期在中立问题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尽力回避同交战国因中立权利问题可能引起的纠纷，出台诸如禁止美国商船进入交战国港口、愿意乘坐交战国商船的美国公民将自担风险、现购自运等法律规定。

另一方面，一战中的美国中立政策再次证明了交战国和中立国永远都是相对而言的。交战的大海军国总是主张压缩中立权利。参战以后的美国作为海上强国之一，不可能同其他中立国讨论中立权利问题。在1917年和1918年美国作为交战国时扩展了对违禁品的敌性目的地的推定，把连续航程原则适用于两类违禁品(绝对违禁品和相对违禁品)，促使中立国商船在美国港内等待航行指令。美国参战后把经济强制发展到了极致。美国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把这些经济强制措施完善地用于对付中立国，尽管两次大战的性质不同，尽管美国的中立恰恰是为了回避中立权利的纠纷。

作者：郑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