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思想发展阶段划分论文

摘要：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的宪政思想是现代国家建设在政治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集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政治制度优点于一身的理论，虽然他的宪政思想没有得到最终实现，但是他在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宪政思想发展阶段划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宪政思想发展阶段划分论文 篇1：

政治文明与宪政价值目标的关系

【摘要】 新时期阶层分化现象呼吁社会阶层理论的构建。从主体、资源和约束条件，对新阶层和相应的社会现象提供观察视角和有效的解释力。政治文明与宪政价值目标的存关系，政治文明的目标取向与宪政价值的基本取向相一致，政治文明的实现蕴涵宪政价值的内容，宪政价值是实现政治文明的保障因素，宪政在发展上蕴涵着政治文明的终极价值。宪政价值与政治文明能在实践中获得有机融合。科学界定阶层意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 政治文明 宪政 价值目标 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文明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1843--1847所写的笔记《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政治文明”概念，指出“集权制和政治文明”。把政治文明同封建主义集权制对立起来，即集权制的对立面--民主、法制、人权就是政治文明。[1]P6从政治文明产生的最初形态和基本功能看，就蕴涵了许多宪政价值的基本内容。

1.政治文明与宪政价值目标的关系

目标取向的一致性。政治文明从提出到发展，是对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和尊重的过程，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合的过程。近代以來的政治文明，构成了近代宪政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突破了最初针对政治文明所作的静态层面的描述，将政治文明看作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状态。[2]P57静态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动态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动静态结合的标准界定，政治文明的含义是以民主为核心，包括平等、正义、法治等的思想、制度和行为的形成及其进步状态。[3]P78

学术界有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研究，从明确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开始，普遍认为政治文明建设是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之不仅是理论概念问题，更成为紧迫的实践问题，即将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因此，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际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层面；[4]P77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高度的民主政治，民主必须依靠法制来保障，民主政治也蕴涵着法治政治的含义，因而，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实现政治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5]P79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从宏观上确定其基本内容和建设途径外，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微观操作层面上来，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看，微观方面的建设往往较之宏观方面的笼统提法更具针对性和社会价值，如何从个体的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不同层面来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尤其是针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私营企业主等新兴阶层日显强烈和明确的政治权利要求，怎样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框架内做出合理有效的解释和处理，都需要做出具体并符合实际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政治文明的实现蕴涵宪政价值的内容。政治文明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民主与自由的确立与和谐，而宪政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其作为较佳政治选择的种种便利。首先，它将政治文明的两个价值目标转化为法律话语并将其建立在稳固的宪法文件之上，使政治革命的成果得以保障；其次，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从而增强了政治争议解决的可操作性；并且，宪法通过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与宣告，使有限政府得以建立，宪法的内在价值得以彰显；同时，宪政作为一种法治的理想形式，突出表现为程序至上，在利益多元的时代，这是解决政治力量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矛盾与纷争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场所，有助于将政治纷争解决法制化，并将这些活动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宪法平台上。[6]P17宪政与政治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价值目标、制度选择、建设途径、规定内容、功能作用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都是一致甚至相同的。从发展阶段和最终结果来说，宪政文明是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动态组成部分，宪政制度运行的根本目标就是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宪政通过法治化的规范途径保证政治文明成果的实现。

宪政价值是实现政治文明的保障因素。宪政不仅有效推动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最为重要的是，它的实现为政治社会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手段、渠道与规则，从而有效避免了通过激烈的形式解决政治争议的后果。冲突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功能，在一个没有或不充分准备对冲突给予宽容并使之制度化的社会里，它总是表现为负功能，敌对情绪容易积累，一旦爆发将导致社会分裂。相反，如果事先提供一个解决冲突的程序、途径和标准，让冲突得以及时消解和合理宣泄，则能有效保持社会稳定发展。[7]P275以宪法为依托和载体的宪政体系为这种多元利益冲突提供了一套程序、途径和标准，人类政治日益文明化的今天，在宪法框架下实现政治活动的常规化与法治化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宪政在发展上蕴涵着政治文明的终极价值。将政治生活的基础建立在以宪法为特征的宪政意识之上，权力的行使才有合法和稳定的保障。合法性政治体制的设立，在功能上为国家政治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制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各种政治价值目标。民主与自由的和谐是宪政历史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作为人类政治追求的基本价值，民主与自由以及两者之间的和谐，在宪政观念和制度之外是无法妥善解决的，政治文明的过程就是民主与自由得以确立并且两者之间的平衡得以确立，在这个过程中，宪政观念与宪法制度逐渐孕育、发展和成熟起来，并成为现代文明政治最终的制度选择和价值回归。宪法将“法律取代暴力”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将政治纳入法治轨道，使政治成为一种以合宪性与合法性而不是通过暴力的和平政治，最大限度地减小了社会风险，尽可能地避免了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脆弱性与动荡性。[8]P45

宪政价值与政治文明能在实践中获得有机融合。以宪政为核心的法治建设客观上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任务，既需要进一步完善形式法治，也需要从价值导向上把形式法治转化为实质法治。[9]P18需要在以独立人格和自主权利为主的社会中才能有效实现，从内部条件看，企业家队伍是实现法治理想的重要社会政治基础。他们具有明确的创业务实精神，希望法律成为社会活动根本准则的心态和愿望也更加强烈。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和机理主要针对经济资源，但也适用于思想资源和政治资源，在法律上就表现为对各类主体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受历史和传统因素的影响，私营企业主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以及成就逐步获得重视，但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合理待遇一直未予必要明确或仍处于争议阶段。确立社会大市场的观念，并以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重新审视私法和公法领域的原则和精神，能够合理解释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在以宪政为主导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树立市场观念的基础，建构切合时代精神的法律价值，实现法律体系尤其是权利义务关系的合理调整，能够强化法治的利益调整和价值保障功能，使宪政的发展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这些内容，不仅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构成和实现方式，也是宪政价值的运行要求和发展方向。

2.科学界定阶层意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依据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占有关系，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占有是构成阶层结构形成的基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导致利益分化，利益分化既是阶层分化的前提和条件，也是阶层分化的实质和表征。因此，主体间的资源配置在社会关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要廓清阶层分层的现状，揭示新阶层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趋势，必须围绕转型时期的资源类型和资源配置及其变化状况进行具体考察。当代社会中，权力、资本、知识和劳动力等社会重要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所拥有的资源的数量及其综合实力，社会分层的实质，就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社会成员因为占有和分配社会资源的种类、多寡和质量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10]P28社会成员间通过对有限社会资源的竞争，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体的分层和流动，从而不断产生新兴社会阶层。

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不同利益要求的多层次社会群体，从而形成了历史新时期的新阶层。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体制外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流动资源增加，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行资源配置和多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存。私营企业主阶层属于新资本阶层，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的、以拥有大额资本为标志的社会群体。階层特征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通过资本运作获得利益，其主要资本是作为一个社会基础因素的生产资料，对社会的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能力，并进而影响政治和文化。掌握新阶层产生规律，通过对新阶层的考察了解社会阶层流动的动力、形式和路径，把握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规律，力求社会资源能合理公平地分配，社会主体间能达成和谐的共生状态。同时，也有利于消除和化解参与危机，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从而引起参与危机。制度化程度低或缺乏制度化政治参与通道的政治系统，必须有维持自身结构稳定性的强烈要求。引发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政治参与的活跃，使私营企业主愈来愈相信自己能够在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系统内有所作为，纷纷要求在现有政治系统内维护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生存空间，动员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承认并维护现存政治体系的条件下参与政治，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有效的、正常的渠道，有效地化解私营企业主因参与意识的觉醒和参与实践的萌动而产生的“参与危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平稳发展确立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对其政治文化的要求是参与型政治文化，主要体现在公开性原则、开放性原则，注重政治道德建设，树立正义与科学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强调政治行为的自我约束等方面。长远来说，有助于政治文化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朱学勤.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J].政治与法律2003（1）：6-9.

[2] 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1992年.P57.

[3] [4] [5]虞崇胜.政治文明概念辨析[J].新华文摘2003（1）： P77-79.

[6] 郑贤君.论我国宪政模式的走向[J].中国法学200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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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邹学平.中国宪政建设论要[J].法学2003（11）：45-48.

[9] 夏勇.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P18.

[10] 王春光.透视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新框架（上）[J].河北学刊2010（3）：28-32.

作者简介：马雁（1974-），女，云南昆明人，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领域：民族法学，地方法制史。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思政部）

作者：马雁

宪政思想发展阶段划分论文 篇2：

浅析孙中山宪政思想

摘 要：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的宪政思想是现代国家建设在政治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集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政治制度优点于一身的理论，虽然他的宪政思想没有得到最终实现，但是他在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关键词：孙中山；宪政思想；五权宪法

一、孙中山宪政思想的产生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都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由于当时是小农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而且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当时这种政体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清朝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逐渐失去了效力，还加剧了统治者和生活在底层农民的矛盾。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果都是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然后西方列强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像林则徐和魏源等人，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弊端，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他们想用民主立宪来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后来又出现了王韬、郑观应等人在对西方进行详细、系统的考察之后认为应当推翻封建君主专制而实行君主立宪。

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但是孙中山认为必须通过武力革命，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孙中山在早年的时候想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平改革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然而，孙中山挽救清政府的满腔热情在清政府面前遭到冷遇后，他彻底灰心了，并且亲身经历了政治事件活动以后，他逐步地认识到清政府的统治存在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自上而下的改良无效的情形下，在中国只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革命实践和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宪政理论体系的产生。

二、孙中山宪政思想的核心——五权宪法思想

制定一部能够充分体现其政治思想的宪法，是孙中山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孙中山认为：“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1]为此，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五权宪法”思想。五权宪法思想由“五权分立”和“权能分治”两大学说构成。

（一）五权宪法思想的形成过程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提出、发展和成熟四个阶段。

1.萌芽阶段

孙中山对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兴趣和了解始于他的学生时代。然而对于他研究五权宪法的开始年代却模棱两可，但孙中山在1894年前后走上“倾覆朝廷”和“创建民国”的革命道路，就开始了五权宪法的萌芽，还是有据可查的。孙中山曾说：“1904年，我和王宠惠在纽约层谈到五权宪法，他自赞成。”对于此次谈话的内容，后来也得到了刘成愚的证实。因此，至少在1904年，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结构已有了比较明确的思考，并有了明确的观点。

2.提出阶段

同盟会建立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在客观上要求革命党人必须提出一个明确的民主共和国方案。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同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交谈时，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五权宪法思想。他指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试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离的共和政治。”同年12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说中，又进一步重申在中国实行五权宪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发展阶段

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届临时大总统。按照他的本愿，是要实践他的思想，但是没有成功。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并手书《中华革命党总章》。他在《总章》中规定：在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内，应当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以便“使人人得以资其经验，备为五权宪法之张本。”[2]1916年7月15日和17日，孙中山在上海两次向国会议员，社会名流，商、学、政、军各界，新闻记者等发表演说：“只一种代表权，若底于直接民权，则有创制权、废止权、退官权。”[3]在1919年春夏之间发表的《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中，孙中山较为完整地揭示了五权宪法的基本结构。

4.成熟阶段

随着各地方自治与国民大会制度的提出，孙中山的五权宪制在形式上基本完成。1922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一文，第一次表述了“权能分开”说的基本原则：“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托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多支自由仍在人民。”[4]权能分开学说是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在新三民主义的指引下，五权宪法思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说中，对于权能区分理论做出了系统的阐述。权能区分理论的完整提出，使孙中山五权宪法中各个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明朗化，从而标志其五权宪法思想的成熟。

（二）五权宪法的主要内容

五权宪法思想是孙中山宪政思想的核心，它是从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演化发展来的，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宪法思想。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的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的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5]，因为它们都以三权分立来达到国家不同机关之间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从而避免封建时代君主专制的弊端。孙中山对它进行考察后发现，虽然三权分立的存在具有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监督弹劾权力的滥用演变成为议会专制，没有直接民权；二是在官员的选举和委任方面存在弊端，选举可以作弊，委任则不免任人唯亲，结果是政治腐败。他认为，为防止在选举和委任中腐败，把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考试权独立了才能更好地选拔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为防止议会滥用权力，他建议把监察权从立法中分离出来，独立于议会，从而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由此创立了五权宪法。

所谓五权，就是立法权——议会议员制定法律之权；行政权——政府首脑管理国家之权；司法权——裁判官司法之权；考试权——考试官掌管考试以选择大小国家官员之权；监察权——监察官对国家大小机关和官员进行弹劾之权。根据权限的不同在国家机构中设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和监督五院，这五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合，共同构成国家的主体。

（三）权能分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的权能分治思想是围绕着他对“政治”下的定义展开的。孙中山提出：“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6]从“政治”的定义可以看出，“政治”包括政权和治权两部分。在民主专政的制度下，人民只行使“政权”，由政府行使“治权”，这样“权”与“能”就分开了。为什么将“权”与“能”分开？孙中山根据一个人的天生能力把人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叫作先知先觉，这种人绝顶聪明，是世界上的创造者；第二种人叫作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次一等的；第三种人叫作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最次的。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靠第三种人来完成。但是孙中山认为，人们大多是不知不觉者，他们没有能力去管理公共事务，所以这些事物交给由能力的人去管理，于是就有了“权”与“能”分开的必要。

为了更好地理解“权能分治”理论，孙中山用“股东”和“经理人”的例子来做说明。孙中山指出：“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工厂，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工厂。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力的人，股东就是有权的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大公司发大财。”[6]可以看出，“权能分治”的根本目的是人民主权，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就是把政权完全交给人民。这里的“政权”指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有能，即把立法、行政、司法、考试和监察五项治国大权交给政府，政府才能有很大的力量来治理国家事务。孙中山强调，在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基础上应当保持“权”与“能”之间的平衡。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建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五权宪法思想更为中国宪政建设在民主政治框架内提供了依据，权能分治理论坚持了人民主权原则，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在现代中国一直闪耀着光芒。但是他的宪政思想有着不足，“主权在民”和“权能分治”体现了他不相信人民群众能够当家做主，而仅仅依靠少数有能力的人来完成从封建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转变，这里看出他的唯心主义。他用阿斗和诸葛亮来比喻权和能的关系：中国有四万万个阿斗，他们有权，但无能，只好把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交给有能力的诸葛亮。实际上，人民没有能力去管理国家，那么主权在民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序[M]//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70.

[2]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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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集[M].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36：1026.

[5]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329.

[6]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作者：王晶

宪政思想发展阶段划分论文 篇3：

国民党“训政”时期对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背离

摘要：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主要精华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说”思想，“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以及“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这些思想极具进步意义。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未真正按孙中山遗教办事，而是在“训政”的标榜下，建立和维护其反民主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政治体制。主要表现在：训政时期国民党从未“萃全力于县自治”，限制、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必先治党思想，日益专制、腐败、独裁，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终致失败。

关键词：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国民党；训政

文献标识码：A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也是我国民主宪政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奠基人。他的思想和实践，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极大的关联。但后来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未真正按孙中山遗教办事，而是在“训政”的标榜下，建立和维护其反民主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政治体制，日益专制、腐败、独裁，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本文试就“训政”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孙中山先生民主宪政思想的践踏和背离予以评述。

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主要精华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说”思想。

孙中山提出了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革命军起事，到革命的完成、民主共和制度的实现，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就是他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说”思想，即经过军法时期、约法时期，最后到达宪法时期。“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孙中山的“三步说”，既表明了他对民主共和的坚定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又表明了他一直为真正实现民主共和的目标寻求具体的途径，使他的民主共和思想具有较高的现实性。孙中山强调，要实现这一理想，扫除君主专制之后的训政时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阶段。此时期以县为单位，努力办好地方自治，以养成人民参与政治、管理政治之能力。他具体提出县自治完成的标准是“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各事业照约法所定之低限度而充分办就者”；且县内“过半数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这些事都办有成绩，方可视为达成县自治，方可自选其县官，自选其议员，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第二，“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

孙中山民主宪政理论中最精彩的内容之一便是“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孙中山先生把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部分，他说：“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他还说：“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权能分治”即“权能区分”、“权能分开”的意思。针对“政权”，即“民权”，孙中山认为，在西方代议制下，人民只有选举权，这不能保障主权在民的宗旨得以落实。所以他吸收瑞士及美国若干州的直接民权的实践经验，提出人民除选举权以外，还应享有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官权，即所谓四大直接民权。其中，选举权和罢免权是人民管理官吏的权力，而创制权和复决权是人民制定、修改和管理国家法律的权力。孙中山把“治权”，即“能”，也分成五个部分，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分别由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五个机关来行使，这也就是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思想。“五权分立”即是指政府权力划分为五种，各自独立，分别有五个政府机关(即五院)行使的制度。在孙中山看来，“权能分治”、“五权分立”就是老百姓有权，政府有能；老百姓有权利(四大民权)管理政府，政府有能力(总统节制，五权分立)治理国家，服务人民。就是说，在人民掌握“政权”的前提下，把“治权”完全交给政府去行使。“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给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可以行使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

第三，“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

孙中山十分强调革命党的重要作用。在他的“三步说”中，他认为最关键的训政即约法时期，全靠革命党领导人民、教育和训练人民，完成自治，为实行民主宪政建立可靠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建设好一个有责任有能力的革命政党呢?孙中山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探索，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比较成熟的“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认为，一个党贵有好的主义、好的理想、坚强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历史重任。他说：“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所以革命党现在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即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以谋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实现这一建国任务以后，还要“以党治国”。孙中山说：“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存在着一个最终能否把政权完全交给人民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以党专政”的危险。孙中山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民权主义“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标，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万不可少的”。也就是说，革命党人本身不具备民权思想，那么革命成功，政权在握，就没有谁能保证他们愿意把政权交给人民。因此，他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认为党要来训练人民，“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至而能感化他人”。他强调担负训政责任的革命党必须谨遵三民主义，“要预先替人民打算，把全国的政权交到人民”。

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顺乎世界潮流，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对于动员人民起来推翻中国的封建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执政时期并未真正按孙中山的遗教办事，而是在实行训政的标榜下，建立和维护其反民主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政治体制，严重践踏和背离了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训政时期国民党从未“萃全力于县自治”。

孙中山在“三步说”中，把训政时期视为达成民主宪政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强调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是办好训政的关键，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第一，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

主革命运动的一般过程。革命程序的划分，将有助于革命民主派在革命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把握首要任务。第二，革命程序中包含着对于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的内容，对于革命运动的巩固和深化有着积极作用。第三，阐明了革命不但要有主义和目的，而且要有“实行主义之方法与步骤”。孙中山把训政时期视为达成民主宪政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强调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是办好训政的关键，这些都是极具合理性、极为可贵的思想。

按照孙中山对训政时期的制度设计，《建国大纲》规定：“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即以一省为基础，确定训政开始期。一省进入训政时期以后，最中心的工作即是以县为单位办理地方自治。“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孙中山在解释“训政”的必要性时说：“在共和国里，人民就是皇帝。训政是教会人民做皇帝，而不是教人民如何作顺民。以五千年来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做起皇帝，定然是不会做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民治“实行之次第，则莫先于分县自治。盖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藉，所谓全民政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终无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所以，县自治“为民治之根本”。故要想实现民治，“宜大减其好高骛远之热度，而萃全力于县自治”。

但从国民党的政治实践来看。他们从未“萃全力于县自治”。《训政时期约法》制定于1931年，到1935年，国民党自己承认：“全国一千九百余县中在此训政即将结束之际，欲求达《建国大纲》之自治程度，能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犹杳不可得，更遑言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工作。”国民党领导集团和绝大部分上层分子，首先关心的是维护和加强国民党的政治垄断地位，其领袖集团更心营目注于个人或派系在党内的权力地位。他们“剿共”是如此，相互倾轧是如此，尽力限制人民权利是如此，发展特务统治亦是如此。至于推行地方自治，只是官样文章而已。从此可以判断，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上层领袖分子们，至少是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曾真正致力于贯彻孙中山关于“萃全力于县自治”，以立宪政基础的工作。他们想要的是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

第二，限制、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最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思想，而民主宪政思想又是“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指出“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就是建立共和民国，使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迁徙、通信、言论、集会、结社、请愿、财产、信仰等项自由，还有选举、被选举、考试、诉讼等民主权利。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在大会宣言中，又重申了他的民权主义思想。《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而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中山先生所创立之五权分立为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分立是也。这就是“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权能分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所贯串的民主主义精神，“主权属于人民”的观念，在这里被提到首要地位。孙中山强调了人民应当握有“权力”的论点，“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和“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被奉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准则；“主权在民”、“官吏是人民之公仆”，“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闪耀着革命民主主义的光彩。这一理论首先解决了政府权力的来源问题——是人民授予的。人民通过宪法，把各种治权分别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人民则保留“民权”，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来控制和指挥“治权”的行使，促使这些行使“治权”的主体，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的公仆。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五权分立”是从欧美国家的“三权分立”演化而来的，这是孙中山先生目睹西方政治的某些流弊，借鉴中国古代的考试、监察的传统而提出来的。目的是想使中华民国宪政制度比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更为完善。“五权分立”是对弊病丛生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怀疑，是对更加民主、合理的新的政权构成形式的探索。“五权分立”的积极方而既存于它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利于破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暴虐统治；也由于它包含着对于欧美的“三权分立”的宪法的某种批判，显示了孙中山探求理想宪法的尝试。“五权分立”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促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壮大国家资本主义的美好愿望。

孙中山还认为，“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是从训政到宪政过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条件。如果人民没有这些权利，则他们的社会地位便同皇权专制社会里完全一样。孙中山强调，人民在训政时期应享有上述各项权利，而且是完全地享有，不许以法律限制之。在这种条件下，人民才能学习和训练自治，才能学习和训练使用四大民权，没有这一条件，人民仍与奴隶一样，是根本谈不上自治与使用四大民权训练的。为了提高工人、农民的地位，使他们从被压迫者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孙中山还提出了“扶助农工”的政策，使其思想更加完善。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其训政时期，严重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破坏、限制和践踏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1931年5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经过几年内战，打败了国内各派系老军阀后，操纵“国民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个约法虽然也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中抄袭了许多民主的字句，列举了西方民主国家通常都有的如居住、迁徙、通信、言论、集会、结社、请愿、财产、信仰等自由权，但除信仰与请愿两项之外，各项权利皆以明确界定为“依法享有”和“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这就是说，这些权利是有条件的，是受法律限制的，因而是不完全的。况且，法律的制定权、解释权皆属国民党一党所有，实际上是由国民党内最有实力的一部分上层领导人物所掌握，也就是说国民党内极少数的一些人有权限制和停止大多数人所应享有的权利。那么，在人民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怎样训练人民掌握运用四大民权呢?又怎么向宪政过渡呢?所以，《训政时期约法》颁布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内战政策，践踏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以致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伍朝枢在1932年致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现实是“军阀专横，官吏恣肆，对于人民身体自由任意蹂躏，往往无故加以拘禁。拘时固不以法定手续，拘后则审讯无期，又不开释，致令久羁囹圄，呼吁无门。即有亲友营救，而除托情及贿赂外，更无途可寻。其结果有不宣布理由而径予释放者，亦有始终拘禁而不予释放者，甚至擅处私刑者。似此黑暗情状，计唯吾国历史上所谓乱世及欧洲中古时代始有之”。国民党迫害人民的行径，不仅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也遭到各中间党派的坚决反对；不仅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和独裁统治作斗争，就足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知识分子，也创办《新月》杂志，发动“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反对一党专制和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更加强烈。1931年12月，各界著名人上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等6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提出了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主张，他们认为，“以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掌握政权，自属于统治阶级，而无视大多数国民之国家主人地位”，要求“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等自由，决不应再以“训政之名，行专政之实”。他们的看法和主张，得到了全国很多人的赞同，国民党内一部分较有民主思想的人，也同意他们的意见。因而此后不久，便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陆续成立了一批要求民主宪政的团体，并积极开展活动。从而开启发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民主宪政运动。

第三，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国”必先治党的遗训。

“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国民党必须自己首先受训练”。这是孙中山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如前所述，孙中山认为，民主共和不仅仅是革命的目标，而且应当在革命一开始，在革命过程中，都是“万不可少”的。革命党和参加革命的人如果对此不自觉，不严格约束自己，尽可能用民主共和的原则和精神处理团体内部的各种问题，则革命成功之后，必以打天下、坐天下的心态，雄据一方。这些思想，根本出发点都是为着人民，它彰显了孙中山的伟大民主革命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也表明了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倾慕，并为革命斗争阶段所需要的革命党的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提供了理论根据。然而，“训政”时期及其后来的国民党和国民党人，从不提孙中山的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不严格要求自己，不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而无条件地发号施令，做人民的领导者和监护者。正是由于国民党日益专制、腐败、独裁，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遭到了人民的反对，最终决定了其在大陆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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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