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险业社会管理论文

2012年是萧山增强“硬实力”、提升“软实力”的机遇期，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攻坚期。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产险业社会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产险业社会管理论文 篇1：

宁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与思路

编者按：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朱之鑫副主任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改革部门要把社会管理纳入宏观调控和宏观管理，重视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宁波市发展改革委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本刊刊发《宁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与思路》文章，供参考。

今年7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宁波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处、宁波市发展规划院、宁波市信息中心组织开展了社会管理创新课题调研，在深入了解宁波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建议。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成效

（一）社会管理服务更趋人本化

宁波市自2010年先后被列为省和国家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以来，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从源头上减少了社会问题的诱发因素。

1、公共服务供给创新不断强化

不断深化81890公共服务平台建设。81890服务已在全市实现全覆盖，为符合条件的老人免费安装81890“一键通”电话5600多部，并开通了18条24小时电话热线，群众服务满意率达99.88%。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2010年以来，共投入资金630万元，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项目300多个，有效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2、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不断加强

进一步健全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政策制度体系，修改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积分落户政策和“五险合一”社保政策，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制定下发外来务工人员培训考核办法，率先启动进城青年农民工“订单式”技能培训工作，全市累计新培训进城青年农民工7968人。开展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已结对农民工子女6200余对。研究制定加强出租房屋服务管理办法，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服务管理模式。

3、弱势群体得到更多关爱

全面落实“城乡一体、标准一致、零门槛”的医疗救助办法，今年上半年共救助城乡患重大病困难群众2.74万人次；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和城乡低保标准，保障水平居全国、全省前列；建立困难群众物价补贴联动机制，1—6月累计8.36万人得到实惠；建立高龄老人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对80岁以上高龄老人和孤儿发放生活补贴；加快保障房建设，新开工各类保障性房源122.6万平方米，开工率达 63.7%。

（二）社会管理主体更趋多元化

通过进一步创新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激发全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发挥各类“两新”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构建主体多元、互联互助的社会管理网络。

1、社会组织加快发展

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培育管理机制，放宽条件、降低门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截至目前，宁波市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4772个，较2006年增长30.38%，另有备案社区社会组织7000多家，平均每个社区10个，参与居民30万人次，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力量。同时，在海曙区成立全省首个区域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通过资金、场地、项目和技术支持等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良好的服务，发挥社会组织“孵化器”作用，促进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目前已有40多个社会组织进驻中心，“百名高龄孤独老人新年圆梦”、“自闭症家庭社会支持与指导”等20多个服务项目启动实施。

2、新经济组织建设深入推进

加快落实“三个普遍”工作，推动广大职工积极参与企业管理。目前，全市拥有基层工会1.8万多家，覆盖企事业单位6.3万家，4万多家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建立职代会制度企业1.34万家。深化“和谐企业”创建，研究出台《宁波市社会责任评价标准》，和谐企业参与创建面达70%以上，3700多家企业成功创建。

3、基层自治组织创新发展

深化“基层和谐促进工程”， 实现和谐组织向基层最末端延伸。截止到今年6月，全市建成村、社区和规模企业和谐促进会3909个，协助排查矛盾纠纷1.42万件，调处成功1.38万件，成功率达97.4%。加强基层政法综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有14个创建成为省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推进民间调节力量品牌化，宁海矛盾调解“老何说和”、江北劳动争议“老娘舅”等一批好的基层自治经验得到推广。

（三）社会管理手段更趋智能化

1、“智慧城管”建设稳步推进

出台了《关于推进宁波市智慧城管建设的工作方案》，在原有数字城管和整合各方资源的基础上，投资1亿多元建设宁波智慧城管平台，实现相关部门业务系统的信息互联和实时交换。完善视频监控系统，在城区重点部位适当增加智能探头，现有的3000多辆公交车实现与110指挥中心联网，能实时报警、录像和图像传输，有效预防和控制了盗抢案件。“社区警务e超市”全市推行，并应用于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提高了城市管理整体智能化水平。

2、食品卫生智能监管进一步加强

在全国率先建立食品检验检测信息共享系统，全市290家食品安全监管和检验检测机构实现联网共享食品检验检测信息。出台《宁波市数字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以电子健康档案为重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宁波市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网上监管系统和药品及医疗器械安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正式投用，检验能力和水平得到进一步增强。

3、网络社会管理创新力度加大

在江东等区级层面试点成立网络管理中心，组建了由新闻发言人、社区网络引导员、网络志愿者组成的网络管理队伍，通过舆情搜索收集、网上发布和评论引导等应用平台，实现对网络舆情动态管理，有效维护网络社会稳定，目前已有１万多家商务网站、35家电子商务平台和1.1万余家网店纳入全市统一的网络经营主体数据库。与此同时，利用网络方便快捷的优势，开通民生咨询网、网络问政平台等网络渠道，向群众提供在线民生服务，引导群众知政、议政、参政，提高了亲民为民服务水平。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经验

（一）高起点谋划

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高标准谋划，高起点推进试点工作。立足宁波实际、顺应群众期待，研究制定《宁波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按照总结推广、完善提升、创新突破三个层面，圈定8大体系、38项工作和12个重点推进项目进行部署。同时，市委、市政府把12个重点项目全部纳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和“提升生活品质”战略部署，实行立项管理，进行项目化建设，为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二）大力度推进

成立了以党政一把手挂帅的试点工作组织领导体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工作指导和任务部署。同时，对社会管理创新的“12个重点项目”进行了责任分解，由市领导与重点推进项目实施地区、市级牵头部门领导签订责任书。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定期通报试点项目进展落实情况，加强工作推动力度。

（三）主动性服务

适应当前社会矛盾燃点多、燃点低的特点，全力保障群众需求，维护群众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社会矛盾。如在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上，继海曙区创建81890服务热线之后，江东区顺应网络普及的新形势，建立了社区网络发言人制度，并开通了民生咨询网，通过搭建网络沟通平台，发挥服务民生需求、化解矛盾纠纷等作用，形成了与群众进行“零距离沟通，面对面引导”的工作新局面。在法律援助上，继建立了市、县（区）、乡镇、村四级服务网络之后，宁波市成立了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干部组成的法制工作促进员队伍，进驻城乡社区（村）、重点工程所在地，主动走访服务群众，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有效改变了基层群众信“访”不信“法”的传统观念。

（四）多方面引导

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和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如在农村社区建设上，北仑区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注重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区域联合党组织、公共服务中心、和谐共建理事会“三位一体”的现代新型农村社区，吸纳村委会、社会组织、外来人口以及社会贤达人士代表自愿参与，自觉结合，推进各类群体协商、协调和议事，促进区域和谐共建。在城市社区建设上，江东区创新社区服务理念，注重通过党组织凝聚社会力量，建立了“社工＋党员＋居民”的服务模式，在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带头作用的同时，引导社工、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和自我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在社会矛盾化解上，镇海区率先成立区、街道两级社会矛盾联合调处机构，整合信访、维稳、司法、政法等单位资源，开设群众诉求窗口，集中处理全区信访案件、调处社会矛盾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实现了社会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

（五）重基层建设

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尽可能从源头上防止、减少和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生。如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适应外来人口不断增多、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大力推广发展以村级和谐促进会为代表的融合性组织，充分发挥其服务管理外来务工人员的纽带和平台作用，有效化解因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融合性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形成了新老宁波人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在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建设方面，大胆创新，在乡镇（街道）一级设置公共安全监管所，推动公共安全监管网络向行政村、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延伸，整合现有的村（社区）安全生产、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监管队伍，在村级建立公共安全协管员队伍，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全覆盖的监管网络。同时，创新监管方式，赋予乡镇（街道）安监站（所）公共安全监管的职能，以辖内企业安全监管为主，同时承担环境保护、食品药品、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的安全综合监管工作，强化了基层安全监管薄弱环节建设。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制建设方面，海曙区主动下放基层执法权限，成立了由城管、公安、交警、工商和卫生５部门人员组成街道联合执法组，并被赋予辖区内各类违法违章行为的全权、全时、全管、全责的执法职能，有效解决了城市管理“看得见管不着、管得着看不见”的问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管理权责划分还不到位

政府部门与社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城乡社区承担的行政性、社会性事务依然偏多，影响了自治功能的充分发挥。同时，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还不完备，政府部门之间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边界和职责范围尚未完全理清，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现象仍然存在，强化社会管理合力的工作机制还有所欠缺。

（二）社会管理主体培育还不到位

尽管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有所提高，渠道有所拓宽，但总体而言，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仍较淡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觉程度不尽如人意，文明素质还待提高。同时，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机制尚不完善，政策扶持力度、转移发展空间、专职工作人员等还相对贫乏。另外，宁波市社会组织的结构还不甚合理，法律、环境保护等维权类组织所占比重偏低。

（三）社会管理服务提升还不到位

与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宁波市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有待加快。社会管理力量相对薄弱，财政投入不足，公共财政体制尚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基层服务网络尚未健全，社会化、专业化程度还不高，不能很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四、推进宁波市社会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社会管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解决好民计民生问题等相结合，从影响和谐稳定和民计民生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突出重点难点，不断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新突破。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夯实基层管理基础

根据权责统一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规范市级垂直管理部门与城乡基层政府的关系，合法合理地调整社会管理事项，明确事权，科学分工，加强协调，密切配合，优化行政资源配置，形成全市上下共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

第一，进一步明晰政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各自的职能，强化街道“组织公共服务、社区综合管理、监督专业管理、指导自治组织”的职能，提高街道对辖区事务的综合协调能力。

第二，加强街道对“七所八所”等双重管理部门的属地管理，从人、财、物等方面，强化街道对各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话语权，充分发挥“七所八所”在落实基层行政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推广海曙区试点综合执法的做法，在街道平台上整合资源、优化队伍，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地管理社区事务、推进社区建设，为构建和谐社区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第四，合理减轻社区（村）工作负担，尽量减少不必要和不重要的行政性和社会性事务，对于一些转移委托事务确实需要社区落实和办理的，应提供相应的人员和经费保障。

（二）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各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使城乡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的诱发因素。

第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发展基础教育，全面推行中职教育免学费政策，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力度，逐步将外来人口纳入到优质教育资源服务范围，提高全体居民教育品质。

第二，打好医改攻坚战，深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字化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推进新一轮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公立医院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就医的可及性、便利性和公平性。

第三，加快国家创业型城市创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服务。同时，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适时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确保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第四，以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为目标，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从制度全覆盖向人群全覆盖转变。推进医疗、养老、工伤等基本社会保险的市级统筹，并稳步提高社会保险参保待遇。

第五，在落实国家调控政策，抑制过高商品房价格的同时，适度扩大经济适用房和公共廉租房的建设规模，注重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三）完善社区服务管理体系，构筑和谐温馨家园

进一步深化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广北仑、江东等新型社区服务管理经验，不断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水平，切实解决好“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后的服务管理问题。

第一，充分发挥党组织优势，吸纳区域内所有部门、单位、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管理，不断完善和谐促进会、“村民说事”等平台建设，有序扩大基层民主，保障居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第二，依托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积极挖掘辖区内各部门、单位、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实现辖区内服务资源的整合优化，打造各方积极参与的立体化、多层次社会管理服务网络，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第三，以信息化为手段，积极构建无形和有形相结合、实体化和网络化相联动的社区生活服务模式。完善社区热线的服务功能，借助加盟单位网络为居民提供家政、教育、购物等多项服务，特别是针对困难人群、老年人群等特殊群体，设置助老、康复、暑托、晚托等项目，丰富社区服务内容。

第四，进一步拓展志愿者服务领域，在继续开展服务大型活动、创建文明城市、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加快推进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联动机制，形成“社区工作者引领志愿者拓宽服务，志愿者协助社区工作者加强社区管理、改善社区服务”的良性互动。

（四）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提高公共管理效能

顺应宁波市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高、民主政治推进快、民间结社热情高的新形势，充分挖掘各种社会资源，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

第一，加快制定并兑现各项社会组织发展扶持政策，在会费收取、财务制度、票据管理、税收减免、社会保险等方面提供优惠和便利，鼓励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社会组织，支持兴办养老助残、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科技、法律援助等民办非企业机构。

第二，积极创建宁波市社会组织发展孵化基地,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推介、信息发布、政策咨询、培训交流等服务。尽快制定出台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和承接政府有关职能的实施意见，把相关社会管理事务和公共服务项目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社会组织办理，有效拓展社会组织发展空间。

第三，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支持力度，建议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并争取将每年购买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并逐年递增，从资金上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在运作上实施分类指导，重点扶持和培育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引导其向产业化发展。

第四，注重人才的输送培养，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引导他们到社会组织创业就业，为社会组织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撑。

第五，按照“谁主导、谁负责”和“谁登记、谁监管”的原则，进一步理顺登记管理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落实责任，建议由登记管理部门牵头，建立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登记管理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强化社会组织的日常监管工作。

（五）加强公民文明素质教育，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定位，畅通民主参与渠道。同时，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注重从传统的应急式、灭火式、被动式转向前瞻性、主动性、积极性的管理服务，加快形成政府主导、群众支持、协同创建的良好氛围。

第一，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和教育，增强广大群众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引导公民理性表达合理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法制促进员、法制辅导员等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法用法宣传和实践指导，提高广大群众依法参政议政、实现自我管理的水平。

第二，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大力推广民情信箱、居民接待日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引导广大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个人意愿。充分发挥网络在畅通社情民意、推进政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推广“部门网上发言人”、“社区网络发言人”等制度，强化舆论监督和引导。

第三，结合新一轮换届选举，注重培养、选拔熟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优秀干部，选好配强领导班子，实现班子内各类专业人才的优化组合。同时，扩大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在干部绩效考核中的分值比重，增强各级领导干部追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四，培养充实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通过公开招聘和民主推荐等方式，把大批具有社会管理和服务专业知识的人才充实到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中去，为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创新输入新鲜血液。同时，加强对现有社区工作者的教育培训工作，帮助他们更新观念，更新知识，开拓视野，增强才干，确保各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真正落实到实处。

（执笔人：詹荣胜，宁波市发展规划院院长、宁波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柳明，宁波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处处长。陈民恳，宁波市信息中心）

作者：詹荣胜 周柳明

产险业社会管理论文 篇2：

加快实施“八大工程”全面建设富裕和谐现代化萧山

2012年是萧山增强“硬实力”、提升“软实力”的机遇期，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攻坚期。我们将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富民强区、社会和谐为主旨，坚持城市化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环境立区、软实力提升、民生优先“五大战略”，加快实施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城乡统筹、民生幸福、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生态文明、改革创新等“八大工程”，全面建设富裕和谐现代化萧山。

加快实施转型升级工程。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以十大产业为重点，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

大力发展十大产业。以产业规模上台阶、创新能力突破、企业梯队建设、园区集聚发展、品牌战略和高端人才集聚为抓手，全面实施萧山区十大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进和扶持一批十大产业的重点项目和优势企业，加快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文化创意、旅游休闲、金融服务、现代商贸、现代物流等十大产业，力争到2015年十大产业增加值达1100亿元，成为萧山经济新增长点。

提升发展现代工业。突出“四大”建设，实施千亿产业、千亿平台、千亿企业、千亿投资和千亿新产品开发等五大千亿工程，着力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以优势主导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力争201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万亿元，培育形成纺织化纤、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等三大千亿产业和万向集团、恒逸集团、荣盛集团等三大千亿企业，成为长三角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全面落实萧山区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切实加大中小企业帮扶力度，着力帮助企业“树信心、清底子、建机制、减负担、降成本、强保障、送温暖”，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稳健经营。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省市区三级服务业产业集聚区建设为重点，加快培育中央商务区、大型专业市场、休闲旅游度假区、现代物流园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大力扶持发展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着力发展总部基地、楼宇经济，全面提高杭州萧山空港综合保税物流中心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加快提升现代商贸、旅游、房地产、社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实施新一轮“十大商贸”工程，大力打造以人文湘湖为核心的“华东会客厅、休闲新天堂”，努力打造萧山服务业发展新高地。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继续大力发展总部农业、强队农业、精品农业、休闲农业和服务农业等“五大农业”，高标准推进市区两级15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全省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坚持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导向，做精做优蔬菜、花木、畜牧、水产、茶果等五大特色产业，强化现代农业商务平台、现代农业园区、休闲农业、种子种苗、农业品牌等五大工程建设。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入户工程，加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健全新型农业营销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业公共服务能力。

加快实施科技创新工程。着力提升区域创新发展水平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积极打造智慧型城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和成果应用转化机制。推进技术联盟、产业联盟、标准联盟建设，实施科技研发、科技孵化、科技服务、科技合作、科技投融资等“五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行动计划”，加快新松南方创新研究中心、萧山工业研究院建设，推动科研院所与企业的深度融合，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创新科技服务机制。完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大学生和大学生村官创业、人才发展公共服务政策，营造重才爱才的社会环境。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开发专项资金投人、人才专项用房建设等体制，营造公正透明的制度环境。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金融支撑的多元化创新投入体系，营造优质高效的科技创新服务环境。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人才强区”，完善人才管理体制，加大人才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引进一批与萧山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创新团队和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军人才，培养一批带动产业升级的企业家。充分发挥人才和科技专项资金的激励效应，积极营造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出成果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建设一支总量充实、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加快实施城乡统筹工程，着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按照“东兴、中优、南秀”的战略部署，扎实推进“一心三区七新城”建设，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增强萧山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和都市化水平，加快形成以新老城区为核心，钱江世纪城和湘湖旅游度假区为两翼的“一核两翼”新型区域发展格局。以产业集聚区建设为引领，深入推进大江东新城开发建设，大力引进和培育大项目大产业大企业，努力把大江东新城建设成为全省最具竞争力的发展大平台和高效低碳的转型升级示范区。以建设“世界级高端纺织化纤总部基地”为目标，推进瓜沥镇小城市培育试点，加快浙江(中国)化纤纺织科技城规划建设，推动纺织化纤产业转型升级。以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为核心，加快实施浦阳江两岸综合整治工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环境友好型工业和高效生态农业，推动浦阳江生态经济区跨越发展。坚持“建城”与“建区”相结合，提高钱江世纪城、湘湖新城、江东新城、临江新城、空港新城等七大新城的发展水平，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新城。

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加快城市有机更新步伐，推进城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北区块“退二进三”，实施城中村、失管房、危旧房改造，加强园林绿化建设和河道有机更新。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全面建设交通道路“12881”工程，积极推进地铁、杭甬客专、杭长客专等轨道交通工程，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广公共自行车系统，加大公共停车场建设力度，着力缓解城区行路难、停车难问题。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升数字城管运行效率，不断提高城市管理与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

进一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积极培育中心镇和特色镇，不断强化镇级财政扶持和要素保障，推进集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促进人口和产业集聚。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实施新农村示范带动、村庄整治和中心村培育工程，深化农村住房改造，完善农村基础

推进国家级生态镇、省级生态镇和生态村等创建工作。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积极落实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监管减排“三大减排措施”，继续推进钱塘江饮用水源环境整治工作，不断强化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污染整治，切实巩固新“811”污染整治成果。加快实施南片截污工程，推进区镇两级污水管网建设，提高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截污纳管率。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准入制度，探索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南部生态保护区、湘湖水源涵养区的保护，加快大江东江海湿地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加大城乡河网水系的整治力度，打造水利生态走廊、绿色长廊和亲水名廊。

推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科学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积极盘活低效用地，加快存量建设用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亩产效益。积极推进工农业和城市节能、节水示范工程，建设节约型社会。

加快实施改革创新工程，着力提升体制机制建设水平

以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不断提高开放发展水平，争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新优势。

建立促消费扩投资的新机制。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建立健全有利于投资消费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支持和鼓励企业完善市场营销网络，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优化投资结构，规范民间投融资行为，引导投资进一步向民生保障、社会事业、农业农村、科技创新、生态环保、资源节约等重点领域和七大新城等重点区域倾斜，不断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机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深入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促进外贸出口平稳较快增长。坚持“招商选资、内外并举”、“引资”与“引智”并重，创新驻点招商、楼宇招商等招商方式，着力引进一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的产业和项目，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开发资源、建立生产加工基地、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培育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国际创业中心建设，推动服务外包产业跨越式发展。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积极稳妥扩大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试点范围，创新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分配机制，促进资源要素向重大发展平台、重点项目集中。加强金融改革创新，继续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引导和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做大做强“萧山板块”。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推进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推行“并联”审批、网上审批和投资项目审批代办制，健全镇街办事服务中心和招投标中心运行机制。创新大江东新城、浦阳江生态经济区、瓜沥小城市等新城、小城市的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协调方式，积极推进扩权强镇和小城市培育试点。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作者：洪航勇

产险业社会管理论文 篇3：

社会风险预警与公共危机防控:基于突变理论的分析

本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转型期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课题编号:06JZD0034)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及其干预机制研究”(课题编号:05BSH010)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如何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已经发生的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公共危机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而突变理论则为审视社会风险与控制公共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大量不连续现象,可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只要控制参量的个数符合要求,我们就可以借助级数展开式完全预测机构的定性状态,此即突变理论对社会风险预警的参考价值。一旦出现公共危机,我们借助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的关系可以尝试研究从理论上对之进行防控。

关键词 突变理论 社会风险 公共危机

〔

突变理论诞生后,已经被较广泛地运用于科学研究中,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相关研究如:凌复华:《突变理论——历史、现状和展望》,《力学进展》1984年第4期;赵松年:《突变理论及其在生物科学中的应用》,《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1期;沈骊天:《突变理论的哲学讨论》,《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田盈:《基于突变理论的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模型》,《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6月增刊;孙尧:《突变控制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余茂迪:《对突变经济系统预测问题的研究》,《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周绍江:《突变理论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人民长江》2003年第2期;胡晓婷:《基于突变理论的复杂网络系统行为预测研究》,《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7年3月;付成华、陈胜宏:《基于突变理论的地下工程洞室围岩失稳判据研究》,《岩土力学》2008年第1期;门峰、刘子先、杜慧滨:《基于突变理论的评价方法在经营者激励评价中的运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等。),但在社会学中的应用却很少为人注意,笔者不揣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辨义

20世纪初一位风险管理专家就预言:“20世纪是保险业的世纪,21世纪是风险管理的世纪。”

③李航:《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现代制度的构建虽然提高了人们认识和防御风险的能力,但也产生了新的更大的风险,制度系统越复杂和精致,社会风险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社会可看做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所要揭示的是:风险的解决不是要消除现代性制度,而是要对它们进行反思性变革,避免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与社会代价。③乌尔里希•贝克甚至认为,中国由于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用3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两三百年现代化的里程,期间社会转型的痛苦、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宛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快吃一盒压缩饼干,短时间可能还尚无饱意,但不久肠胃胀痛与不适就会接踵而来,因此,中国也即将进入“高风险社会”。(注:〔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常和芳译,吴志成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代序”,第5页。)贝克的断言是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还很难妄下断言,但毫无疑问,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确实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

到目前为止,风险一词的词源仍然不是十分明确而且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来自于阿拉伯语,一种认为来自于古希腊语,第三种认为来自于拉丁语。而根据卢曼的分析,“风险”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被发明出来是在从中世纪的晚期向现代的早期转换的阶段,它最早被发现存在于中世纪的文献中,但只是伴随着印刷业的出现,才出现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⑥⑧

刘岩:《发展与风险——风险社会理论批判与拓展》,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9月,第18、26、27页。)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看,“危机”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希腊语,普遍用于医学领域,以形容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立即做出相应决断的状态。直到18世纪至19世纪“危机”一词才逐步被引入政治领域,表明政治体制或政府面临的紧急状态,是相对于政府的常规性决策环境的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情境。“危机”在古希腊语中指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注:张小明:《公共危机预警机制设计与指标体系构建》,《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6期,第28页。)

公共危机与社会风险在概念上有诸多相似,这种相似源于“危机”与“风险”概念的相似。和“风险”一样,“危机”的概念也总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但公共危机与社会风险有着实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也源于“危机”与“风险”的区别。“风险”是抽象的,“危机”是具象的;谈“风险”是为了揭示问题,谈“危机”更侧重解决问题;“风险”的概念是为了反思,“危机”的概念则是为了控制。对“危机”进行探讨的动力来源于对其进行管理,因而强调“决策”,而对“风险”的分别更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现代性”,强调“自反性”。关键在于,任何风险在发生之后,却不能称之为风险,只能称之为危机,而危机在发生之后,仍称为危机。风险是因,危机是果,二者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注: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第114-115页。)公共危机的特征,除了符合传统危机的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决策时间的紧迫性和损失程度的严重性等特征外,最主要的是它们具有公共性。首先,它们导致了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从而影响公共机构的预算;第二,它们极大地影响了公共利益;第三,对于这些危机的管理需要公众高度参与。(注:童星、张海波等:《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 )是第一位研究风险问题的社会学家。她从文化理论的视角率先解释了公众不断增强的风险意识和关注科技风险的新现象。詹姆士•肖特(James Short )则强烈呼吁社会学家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从宏观视角出发侧重于“风险分析的社会转型”维度。而尼古拉•卢曼(Niklas Lumann)则提出了“生态交往”分析和风险社会学。⑥相对于风险社会学而言,风险社会理论最为流行,也是研究社会风险问题的主导理论模式。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朱力著:《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序言”。)他明确将未来社会界定为一种风险社会,指出现代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之中。⑧(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1)既非毁坏也非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事实;(2)(依旧)与事实相反的是,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变成了影响当前行为的参数;(3)在数学化的道德中,它结合了事实、声明及价值声明;(4)在人为的不确定性中所表述的控制和控制的匮乏;(5)在认知或重新认知的冲突中被意识到的知识或无知;(6)被同时重构为全球性的,地区性的“全球地区性”风险;(7)知识,潜在的影响和有症状的后果间的差异;(8)失去了自然和文化间的二元性的一个人造的混合世界。〔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风险分析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手段;对被建构和质疑的风险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风险科学是盲目的;不了解威胁的由技术制造的“第二性”的风险科学是天真的。②〔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风险社会不仅要求有国家,而且要求私有公司和各门科学开放其决策。②

也正因为如此,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合作。“风险社会”是公共危机频现的时代背景,“公共危机”则是风险社会无法回避的表现。由“风险社会”到“公共危机”的转变,实现了社会政治学概念到公共管理学概念的转变。这种横向的过渡本质上意味着更强的实践性和现实关怀。由“风险”到“风险社会”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学话语向社会政治学话语的转变;由“危机”到“公共危机”实现了管理学话语向公共管理学话语的转变。这种纵向的提升在本质上意味着私人话语向公共话语的转变。因此,可以这么说,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公共危机则是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童星、张海波等著:《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突变理论的诞生,使数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学领域,为审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可以说是数学向社会学“开放”。

二、突变理论的解释逻辑

突变理论,这一用语由英国学者齐曼(Zeeman)提出,后来为法国学者勒力•托姆(Thom,R)(也有国内学者翻译为“雷力•汤姆”)在其著作《结构稳定性与形态发生学》(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 )中得到应用与发展。⑨〔法〕勒力•托姆:《突变论:思想和应用》,周仲良译,张国梁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9、123-124页。)后来,突变理论逐步发展为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法国的托姆学派、英国的齐曼学派和前苏联的阿诺尔德学派。⑥〔前苏联〕阿诺尔德:《突变理论》,陈军译,李培信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10月第一版,“中译者附言”、第2页。)伦敦的泰晤士报宣称突变理论为“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成就”。

突变理论起源于哈斯勒•惠特尼关于光滑映射的奇点理论,以及彭加勒和安德洛诺夫关于动力系统的分歧理论。所谓突变就是由于系统对光滑变化的外部条件的突如其来的反应而产生的突发的变化。⑥突变理论(catastraphe theory)是研究不连续现象的一个新兴数学分支。作为数学的一部分,突变理论是关于奇点的理论。所以当应用于科学问题时,它直接处理不连续性而不联系任何特殊的内在机制。这就使它特别适用于内部作用尚属未知的系统的研究,并适用于仅有的可信观察具有不连续性的情况。⑧〔英〕桑博德:《突变理论入门》,凌复华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第1页,“译者的话”。)一般所讲的突变理论,实际上是初等突变理论,它的主要数学渊源是根据函数把临界点分类,进而研究临界点附近非连续性态的特征,即为有限个数的若干个初等突变。把这样得到的知识与不连续现象的理论分析和观察资料相结合,就可以建立数学模型,更深刻地认识不连续现象的机理并作预测。特别是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许多现象很难用其他数学方法处理,却可以应用突变理论。⑧

突变理论的应用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第一类属于这一理论的“严格”应用,是硬理论。应用精确的定量规律提供了可应用于正规的突变论(物理学和力学)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应用突变理论,对解的整体特性及其奇点能够很快地作出“定性”的解释。此时,只要方法得当,在原则上就总能进行精确的定量计算,从而保证模型具有预测的能力。用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第二类模型是软理论,它从一种属于解释性的经验性形态出发,在控制空间上构造微分系统的场,力求使观察到的形态与模型突变集一致。一般说来,这些微分系统只是在近似光滑等价的意义上定义出来的,因此要作出定量预测是不可能的,这类系统的作用在于用区域间发生冲突的概念为理解实际情况提供一种整体的观点,它还允许对可能产生实验形态的动力学作相似的分类。这类定性模型主要用于对现象进行解释和理解。⑨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正是属于第二类模型,软理论。

对于突变理论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借用齐曼突变机构来说明:

上图是齐曼发明的一种示教模型的简图。它很容易制造,最简单的步骤是找两根几乎完全相同的橡皮筋。取它们的未拉伸长度为单位长度。用卡纸剪一个直径为一个单位长度的圆盘,并在接近周边的Q点按一个图钉,使针尖朝上。用图钉穿过圆盘的中心,把圆盘装在一块合适的底板上。把两根橡皮筋套在Q点的图钉上,并用第三个图钉固定其中一根橡皮筋的另一端于底板上距O为两个单位长度的R点处。余下的一端P则任其自由。尺寸都是近似值,无需搞得很精确。在突变机构所在的平面内慢慢移动P而使它动作。试验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发现一些奇怪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P的位置有微小的改变时,突变机构的响应几乎总是平稳的,然而它有时也会突跳。如果在底板上标出发生跳跃时P的位置,我们会发现它们形成曲边钻石形的轮廓线。但也可使P越过轮廓线而不引起跳跃。例如,如果我们使P点垂直于机构的对称轴越过钻石形作前后移动,则在两个方向上都只有一次跳跃,而且它们并不发生在同一位置上。最后,如果P在钻石形之外,则圆盘只可能有一个平衡位置,但若P在钻石形之内,则圆盘有两个稳定平衡位置,其一是Q偏向左面,另一是Q偏向右面。如果我们仔细操作,还能在这两个平衡位置之间找到第三个平衡位置,但它是不稳定的。②〔英〕桑博德著:《突变理论入门》,凌复华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4-5、14-15页。)

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所谓突变理论产生定性结果的说法意味着什么。我们用方法进行分析,因而结果是定量的。我们关心的不是预测图中所示那一个具体的突变机构的性态,对它的一些尺寸的选择纯粹是为了计算方便。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要理解为什么在那种普通设计的一个机构中会以一种相当特别的方式出现突跳。采用通常的方法,我们能够精确地确定将会出现不连续性的那些点,但只是对一个有点理想化了的机构。我们没有说明的——这是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并且一般(但并非总是正确地)被看作是“显然”的——是对于任一个大致相似的机构,跳跃的模式会是相同的,而跳跃可能发生的点的集合,会构成一个曲边钻石形。突变理论所提供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定性结果。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结果的“局部”性。我们的分析确实是局部的,因为我们是在B点的一个无限小区域内进行运算的。然而这个结果却在一个大得多的区域内是成立的;事实上,一旦我们确定了所有四个尖点,我们就可以借助级数展开式完全预测机构的定性状态。这也是突变理论的许多应用的特点。在突变机构的情况下,突变理论,可以预测“靠近”每个尖点(即在每个相邻的半钻石形内)的跳跃模式。②

托姆用拓扑学的方法证明了:可能出现性质不同的不连续构造的数目并不取决于状态变量的数目(这可能很大),而是取决于控制变量的数目(这可能很小)。按照托姆突变理论分类定理,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大量不连续现象,可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只要控制参量的个数不超过5,那么,按某种意义的等价性分类,总共有11种突变类型。但发生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四个因子控制下的形形色色的初等突变,概括起来只有7种性质的基本类型,如下表所示。这些数学模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其证明是相当困难的,但掌握证明的结果却是比较容易的。②李士勇、田新华:《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61-62页。)

表格来源:李士勇、田新华编著:《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在7种基本突变类型中,最常用的两种形式是折叠突变和尖点突变。其中又以尖点突变最为广泛。我们在此处介绍齐曼的突变机构和托姆的基本突变,都是想要说明,突变论在经济学、社会学中,可以定性应用。在定性应用中,不仅描述系统的动力学方程不知道,而且描述问题的状态变量及其个数也不能准确地确定,只能凭借对问题的感性知识或实验做出推测。然而,以拓扑学为基础的突变理论对这种推测提供了根据,使问题得到简化。例如,剖分引理把状态变量分为实质性部分和非实质性部分,而突变只与实质性状态变量有关,实质性状态变量通常很少,只有一个或两个。这样,选择能代表突变发生的实质性状态变量就不难了。在实质性状态变量和独立控制参数选定之后,对于定量极差的突变现象就可以用突变理论的结果对其进行解释和描述。之所以一个尖点突变可以来解释许多学科众多的突变现象,是因为突变论用拓扑学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保留了突变现象中的共性。突变理论与具体模型无关,它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突变现象遵循的普遍原则,这正是突变理论的结论所在。②

突变理论对于揭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在前文分析过,社会风险是潜在的,指向未来的损害或者破坏,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突变理论为社会风险(潜在的社会威胁)的预测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

无论是突变理论还是社会风险,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冲突的不确定性(或者称为不可计算性)。突变理论是研究不连续现象的一门数学分支,许多现象很难用其他的数学方法处理,但是用突变理论却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英〕桑博德:《突变理论入门》,凌复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译者的话。”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冲突的孕育都带有一种不确定性。(注:〔法〕勒力•托姆:《突变论:思想和应用》,周仲良译,张国梁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00页。)社会风险,尤其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制造的风险,其本质特征与突变理论中的突变一样,也表现为不确定性(不可计算性)。风险的可计算性是一个经济学或金融学的问题,不可计算性则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对于人为制造的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来源于人为制造风险的复杂性,如食品中的有毒成分可能来源于几十年前除草剂的滥用或几千公里外的污染,也可能源于唯利是图的商人的不良行为;另一方面,来源于不确定性,它破坏了“大数法则”的基础。⑥童星、张海波等:《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7页。)

突变理论与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则在于,突变理论可以将突变进行分类,如果我们把握了突变的类别,则可以从理论上对之进行研究、控制。在公共危机中,由于人为制造的公共危机占据了公共危机的话语主导权,这些公共危机可以通过改变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进行控制。⑥例如禽流感的爆发、中国“非典”的爆发、全球温室效应的产生、社会突发事件的持续等等,无一不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有关:预防禽流感,应该尽量减少与病死家禽的接触,做好消毒工作;防止非典,人类则应洁身自好,爱护动物,不吃未经检疫的野生肉类;减少全球温室效应,人类则应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地球清洁;减少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社会应当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尽量给公民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三、突变理论与社会风险的预警

对于潜在的冲突,每一种显然是不确定的自然(或社会文化)现象都需要引起大脑的注意。如果不确定过程的确定性结局对于我们的诚实性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那么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要求最终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另一方面,即使过程对我们并无明显的影响,它对我们仍然会有极大的迷惑力。关于这种孕育“机会”的现象无疑有其一般的动力学原因:每种不确定情况都可比拟为处于不稳定位置的物体(如立于锥尖的锥体)。当它向一个稳定状态移动时(锥体倒在一条母线的位置上),不确定性也就减小了。在这种“突变”中,能量较高的位置(亚稳定平衡)过渡到能量较低的位置时,就将释放出能量。这种能量在环境介质中扩散,根据“突变的传染性”原理,就会引起次要的突变,这种突变将可能对我们的肌体或利益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确切地了解不确定情况可能产生的后果,以便采取措施防止威胁性突变的出现,至少也能预计一下各种可能结果在空间扩散的情况。(注:〔法〕勒力•托姆:《突变论:思想和应用》,周仲良译,张国梁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00页。)实际上,突变现象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过程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悬挂重物的绳子,它的状态——形变由外部控制因素——由悬挂物的重量所决定。当我们从零开始不断增加重量时,形变成正比例关系相应增加,这是属于渐变的阶段,当重量超过一定限度时绳子就会断裂。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绳子断裂并不是发生在重量刚刚达到那个限度临界值的时刻,当重量刚达到临界值时,绳子并未断裂,这时我们不再继续变动控制因素——重量,足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绳子断裂——即状态跃变的过程,恰恰发生在控制因素并未变动的这段时间里。换句话说:控制因素小于或大于临界值时,状态都由控制因素唯一决定。但当控制因素等于临界值时,绳子的可能状态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既可“不断”,又可“断裂”。这种情况下控制因素虽不变动,状态却会自动地由“不断”跳跃到“断裂”,这时控制因素并不能唯一决定状态,状态跃变是内因自身引起的(突变理论指出了是何种内因,如何引起了此种跃变)。③

沈骊天:《突变理论的哲学讨论》,《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67、168页。)一般的社会现象中,突变也是经常可以碰到的,军事中的倒戈叛变行为,往往并不是发生于正在施加威逼利诱之时,而是发生在控制因素达到临界值但并未继续变动之时;由内部因素自身变化而引起行动突然跃变的,革命并不一定发生于大规模镇压施加之时,而往往是发生在镇压过后,控制因素尚未有新的变动之时,由内部因素而引起统治者意料之外的突然爆发的。许多社会突变事件都不是发生于外部控制因素加剧的当时,而是在外部控制因素停止变动时突然发生。③

突变理论告诉我们,一个超稳定的社会并不一定是真正稳定的,超稳定的社会实际上在内部是暗流涌动,只有一个内部和谐的社会才是真正稳定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从突变理论的角度来讲,这已经显示出,中国的高层决策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尽量消弭潜在的社会风险的重要作用。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尽量消除社会的不稳定,把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降到最低、最小,事前预防显然要比事后的控制更加重要。

突变理论还说明,若想防止社会稳定出现波动,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防范未来的社会风险和即将出现的公共危机。只有这样社会对于可能发生的危机才能够更加做到“防患于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类依靠自身的预警能力,趋利避害求生存的历史。历代开明政治家无不居安思危,利用各种预警和控制方法谋求天下太平和长治久安。(注:阎耀军:《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卷首语”第2页。)社会预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突变理论为社会预警提供了理论前提。突变理论表明,通常的控制,可控阶段的状态都必须是稳定态,控制因素也要时刻注意保持状态的稳定态,得到稳定态才被认为是有效的控制。同时,需要对社会采取演化过程控制,而非暂时的状态控制,演化过程控制才是高瞻远瞩的全过程控制。真正有效的社会控制,是控制元件与受控系统共同参加高层次的控制,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共同当家作主,是外因与内因配合作用。③沈骊天:《突变理论的哲学讨论》,《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71、172页。)如果控制因子的变动绕过分支曲线,不进入分支集,就可以使某一突变不发生,因为它并没有达到临界点。为了防止某一突变,为了绕开分支集,控制因子需要迂回,往返变动而不能一味单调地增加或减少。对某一已接近临界值的,有可能将爆发的事变,为了避免它的发生,外部控制因子应当从原来一直增长的情况适当退让,或从原来一直减少的情况适当增补,待绕过分支集(消除事变的可能后),再按原先的趋势(原定的方针)变动控制因子。③

四、突变理论与公共危机的防控

如果说突变理论为社会风险提供理论支持,是为了“先发制险”的话,突变理论对于已经发生的危险——公共危机则可以提供控制层面的理论支持,从而尽量将公共危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我们可以用狗的攻击作为例子。狗同时又发怒又恐惧。若不用突变论模型,似乎两种刺激将互相抵消呈现平静的中间状态。但实际情况却是中间状态极少发生,而两种极端状态出现概率较高。我们用水平面上两根轴分别表示发怒和恐惧,这是成为突变原因的连续变化的因素,称为控制变量。竖直轴表示狗的行为的变量,如仓皇奔逃、退缩、回避、漠然、惊叫或咆哮进攻,称为状态变量。对于控制平面上的每一点,即对于发怒和恐惧的每一种组合,至少存在一个最可能的行为,即得到一个行为点,这些行为组成行为曲面。突变论模型表明行为曲面在中间发生折叠。在表示最少可能行为的中间叶,控制变量的微小变化均可能导致状态变量的急剧突变,表现为狗受到逼迫时的行为。这类突变论模型称为尖点(也有称为尖顶)型突变。〔英〕桑博德:《突变理论入门》,凌复华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译者的话”,第2-3页。)如果我们将狗转向来分析人,也可以进一步认识突变理论的作用。

这里以2008年11月发生的多起出租车罢工事件为例加以具体讨论。

据人民网报道:2008年11月3日到12月1日——不到一个月,中国出租车业共发生“罢运”事件19起。管理费过高、黑车泛滥、油价高、加液化气难等,被媒体多次提及。与此同时,民众如何与政府对话并获得回馈,也成为事件带给社会的思考。(注:《出租车罢运处理:黄金48小时如何处理》,http://society.people.com.cn,2008年12月24日。)较为典型的是重庆市出租车罢运事件。如果我们以配合与罢运分别作为控制变量,以政府的决策(积极或消极的)为状态变量。控制变量有2个,状态变量有1个,它属于尖点型突变。在这个突变中,如果政府对该群体的要求与诉求进行认真地梳理、考虑,则出租车司机有可能配合而继续进行运营,反之,则容易激化矛盾,造成更持久的罢运事件。其实,早在2008年7月,重庆市出租车行业因为“管理费过高、加气难、租价不合理及黑车泛滥”等因素的存在就有罢运之意向。尤其是重庆市的黑车,可谓是沉疴难愈,2007年底,重庆市主城区假冒、克隆出租车已达1500～2000辆,当时正规出租车总量为7000多辆,两者之比接近1∶35。在的士司机看来,夸张的比率背后是政府执法部门的监管缺位。如果政府能更好地构筑一个与民沟通的意见渠道,罢运或许不会一再发生。一旦重庆市出租车全部罢运,则会给重庆的交通及市民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无论是罢运还是配合,都是可以被控制的变量,但它取决于政府对待罢运与配合的态度,即积极的考虑出租车司机的要求,还是消极地对待该群体的诉求。罢运初始,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局认为是“少数人操纵了这次出租车全城罢运事件”,公安机关也在城区以高压姿态劝阻罢运并告知公众将全力调查操纵罢运的“幕后黑手”。但很快,这些定调有了变化。当日上午,重庆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应急预案。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官方已经将这一事件的定性由“少数人操纵”改为“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面对司机们提出的要求,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的负责人开始明确表态——“罢运的四项诉求有其合理性”。政府发言人说:“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3日下午,重庆市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启动出租车票价调整的调研工作,征求各方意见,按照相关程序,提出方案。与此同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在人民广场组织了近100辆出租车,推动恢复运营。很快,出租车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出租车罢运事件说明,如果当地政府采取积极的疏导措施,局面基本可以控制,出租车市场基本会恢复正常运营。反之,如果当地政府消极对待,不认真考虑司机的合理诉求,则容易导致场面失控,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从而引起当地社会的更大动荡。在这里,状态变量(积极或消极)决定了控制变量(配合与罢运)的变化,即政府的决策如何往往决定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假如说重庆市政府坚持认为是有人操纵,实际上对于司机们来讲可能会选择继续罢运,如果政府积极考虑司机们的合理诉求,则其积极的行为有可能换来司机的配合,即停止罢工,恢复运营。这就是从理论层面我们尝试用突变理论在控制公共危机方面应用的一种分析。

总而言之,突变理论的产生,对于社会风险的防范与社会公共危机的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揭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也具有其他理论无法取代的参考价值,突变理论在风险社会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作者单位:丁烈云,华中师范大学

何家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陆汉文,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责任编辑:曹 英

作者：丁烈云 何家伟 陆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