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作品的北京地域文化论文

摘要安徽潜山的地域文化，即“山水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新常態下，开发利用好张恨水文化不仅能提升天柱山旅游品位、推进文化扶贫等区域经济发展，而且能相得益彰，实现“山水共天长”的互惠双赢效应。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张恨水作品的北京地域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张恨水作品的北京地域文化论文 篇1：

城市文化空间功能变迁与当代性重塑

摘 要：北京前门是历史性形成的城市文化空间，在历经重大空间变革后，前门迎来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当代性重塑。重塑后的前门空间争议不断，“文化”如何重塑“城市空间”在这一案例中便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关键词：前门；城市空间；文化空间；空间重塑；启示

在民间通俗性称谓中，北京“前门”不仅是正阳门城楼的俗称，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地域性概念，泛指前门周边的生活空间、文化空间与商业空间。从最初的城楼名称到区域代名词，“前门”本身就彰显出一个城市的空间变迁与空间属性，这个空间又因与无数的文化故事、商业传奇、历史风云、生活哀乐交融共生而成为北京城市史话的活教材与城市传统特色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但是，历史在毫不吝惜地赋予前门地区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让前门经受了命运的多舛，在经历了四次被烧，一次被炮轰后，几经重建的前门已经逐渐失去其本原面貌。时至21世纪，北京的大型现代商业圈已是星罗棋布，前门昔日的“商业帝国”地位在新时代商业文化的围合中被不断蚕食，历史性形成的前门城市空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困境，以“前门文化”重塑“前门空间”成了一种“新空间生产”的重要策略。“前门大街”的改造和前门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塑是新时期前门地区“空间变革”的开端，但重塑与再生后的前门却是问题连连，争议不断。

一、丽正门与前门：

从城楼名称到地域概念的空间性转变

从城楼名称到地域概念，“前门”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种种变迁，前门地区的商业空间与文化空间就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生产与建构起来的，空间的变迁始终与商业的繁荣、文化的丰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北京城市记忆的历史象征，构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符号与城市文化资本。

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的建设基本完成，其南面三座城门中正中的城门为丽正门，这便是“前门”最原始的踪迹与最初的雏形。相传，“丽正”之名是元初政治家、元大都设计者刘秉忠所命。“丽正”之丽不取美丽之意，它来自于《易经·离卦》中的“日月丽于天，重光以丽正”，大意为：日月附着于天，因而光明；皇帝正大光明，方能成就大业。关于丽正门的形制、规模等，由于较少历史记载，现已无从追寻，但可以确定的是，丽正门处于现在天安门前长安街一带，为正阳门之前身。丽正门外南北走向的“丽正门大街”上“不但有菜市、草市等日常集市，还有太平楼、德兴楼、状元楼等茶肆酒楼，已然一派兴隆景象，”[1]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前门商业空间的历史原型。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历时15年，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对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改造，北京城的空间格局遂为之一变。在这次改造中，原都城南面的城墙被南移了近1公里，原来南面的三座城门均被保留，正中间的丽正门也仍保留着原有的称谓。明正统元年（1436年），明政府开始修建内城的九座城门，直到正统四年（1439年）全部完工，此时，丽正门改名为“正阳门”。司马相如《封禅书》中有“正阳显见，觉悟黎烝”之句，“正阳”乃兴旺发达之意。改建后的正阳门“除正楼外，还有一座箭楼。箭楼原有弧形月城，与箭楼合抱，形成瓮城，两侧城墙名叫‘东西月墙’。其瓮城之宽阔，正楼与箭楼之高大，非其他八门可比”。[2]（P50）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正阳门城楼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毁坏，但包括大栅栏、鲜鱼口和珠市口地区在内的正阳门一带却借助“天子脚下”的地势之便与交通之捷，居民稠密，商贾云集，百肆居之，会馆众多，梨园荟萃，热闹非凡，逐渐形成了北京城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出前门”是皇帝出宫到先农坛、天坛祭祀时的“规划路线”，然而，在另一套民间话语体系中，一直到民国时期，“逛前门”都是老北京人经济文化活动中的重要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北京市对民国时期的20个区进行了重新划分与调整，以数字为编号，设立了十六个区，其中的第六区名为“前门区”。这便是“前门”二字作为地理名称在北京城市历史中的首次出现。到了1958年，在对北京城市区域进行新一轮规整之时，“前门区”又被撤销了，作为地理概念的“前门”又重新回到民间生活中。如今，“前门大街”是唯一一个用前门正式命名的地理范围。但是，在更真实的日常生活意义上，“前门”依然是一个区域性、空间性的概念。从丽正门算起，前门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前门”不仅指北京城中一座具体的城门建筑，“同时也是一个轮廓从模糊到逐渐清晰起来的区域范围”。[3]（P9）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前门从一个城楼名称到地域概念的轉变本身，就预示着一个城市空间的强势崛起，一个融合了商业文化、梨园文化、会馆文化等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登堂入室”。在鼎盛时期，前门一带开设了数量极大的药店、金店、绸缎庄、鞋铺、食品店、酒楼、钱庄等店铺，内联升的鞋、马聚源的帽子、会仙居的炒肝、通三益的海味、普云斋的酱肘子、三洋金店的金饰、同仁堂的药、便宜坊的烤鸭等，都颇具名气。在从一个城楼名称到地域概念的转变过程中，“前门”不仅生产了独特的城市空间，而且同时生产了这个城市空间中独有的文化形态与生活方式。以正阳门为核心，八大胡同、菜市口、大栅栏、鲜鱼口等周边街巷与胡同不断繁荣，产生了一种“产业链”式的共存共荣的集群效应。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前门地区的生活不断变得丰富，早在元代，丽正门外就成了市井繁荣的商业区，明朝在正阳门外建房招商，清朝实行满汉分城而居，将汉人经营的店铺赶到正阳门外，并因“城内开设店座，宵小匪徒易于藏匿”将戏院等娱乐场馆迁往外城，不仅“导致清初北京的居民区格局发生变动，随之引起北京商业中心发生变迁……正阳门外一带成为京城繁荣的商业街区”，[4]（P209）由此形成了娱乐场所、名优店铺云集且充满生活气息并体现出特殊文化内涵的城市空间。

不同的时代共同生产着“前门”城市空间，不断积累、融合、建构着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品格与生活情调，“前门”地区遂成为百年京味文化与宣南文化的缩影。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生动的商业传奇与商业文化，它们是平民化的，是脱离于宏大叙事的日常性、民间性的“亲民故事”。这个区域集中了同仁堂、全聚德、都一处、内联升、瑞蚨祥等驰名天下的老字号，也有物美价廉、京韵十足的大前门香烟和大碗茶。这里有最恣意、最活泛的平民生活。张恨水对前门生活情有独钟，在大栅栏购置宅邸，“其居所有大小七个院子，各种花木果树繁茂一场，可谓闹市中的世外桃源。他在这里品茗会友，饮酒赋诗，许多佳作就是蘸着丁香花的香气落笔成章的。”[5]（P122）在鲁迅日记中，关于前门地区的记录就多达四百多处。沈从文的《棉鞋》记下了他在前门买鞋的尴尬经历。蔡锷与青云阁名妓小凤仙的爱情故事跌宕起伏，名传千古。这里还是京剧的诞生地，以及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前门一带汇聚了众多京剧科班，这里不仅走出了一代代京剧大师，如王瑶卿、梅巧玲、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等，“去前门看戏”更成为一种时尚，构成琐碎生活的不尽乐趣。1905年，任庆泰拍摄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前门大亨轩茶园即现在的大观楼上映，一时之间万人空巷。世事更迭中，前门的老字号店铺、娱乐文化活动与那些唾手可得的廉价物品始终贯穿在老百姓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很多老字号正在逐渐失去市场，在现代商业品牌更新浪潮中已经风光不再，但是，它们的意义对于老北京人，对于北京城而言，却是永不褪去的。老字号的古旧情调，喝大碗茶、吸大前门、踩内联升、穿瑞蚨祥、欣赏京剧等，似乎才是令人感到最温暖最亲近的北京生活。它们已然成为前门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构成其悠长韵味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在对前门日常生活事物的隐喻性领会中为漂泊无依的“老北京情结”找到依傍，获得一种“恋乡情绪”的历史性延绵。

二、前门城市文化空间的

当代性重塑及其争议

在历史的不断淘洗中，前门大街作为北京城不可分割的城市文化空间，在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后发生了“致命”的变迁。第一次是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大地震。前门大街上自明代以降修建的商铺被毁于一旦，新建的商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基本完成。第二次是因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大火。这次大火烧毁约4107间房舍，“前门大街两侧二三十米以内尽成焦土……灾后恢复，沿街仍是一层铺面。”[5]（P17）第三次是因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门地区共4000多家店铺毁于大火。第四次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炮轰了正阳门箭楼。在1900年的浩劫之后，前门地区花了大约10年时间进行自我修复。到了20世纪80年代，老店铺改建，房屋整合，多栋现代钢筋混凝土大楼的出现使前门大街原有的空间风貌被彻底破坏，原有的文化形态逐渐模糊，原有的商业空间功能与文化空间功能也不断弱化。在几次具有颠覆性、毁灭性的城市空间“解构”与“重构”中，原有的具有浓郁北京地域特色的“中国商业发源区”和“老北京民俗生活集中展示区”逐渐演变为一个“中西杂糅”“不土不洋”的城市空间。至此，原有的城市空间形态几乎被另一种让老北京人感到陌生与惋惜的空间形态所取代。前门大街一带日益老迈，在越来越年轻化、活力化的现代城市空间中似乎有些举步维艰、停滞不前，一些“角落”空间甚至被城市进程远远落下，沦为了窘迫不堪的“破败”空间，抑或“贫民区”。在前门历史变迁中，虽然空间面貌、文化形态、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积淀了带有鲜明象征意义与历史记忆的文化底蕴。因此，对前门地区进行整改，利用前门文化重塑前门城市空间，恢复原有街区的传统风貌就不仅是一项事关民生的重大课题，也是城市文脉延续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

2006年，北京市政府开启了对前门大街历史文化空间再生产的规划工程。这是历史上对前门大街进行的第五次重大修复，与前四次不同，2006年的治理“不是店铺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次有完善计划的修复、重建”[3]（P17），是涉及危房改造、历史文化风貌修复、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环境品质等的综合性整治。在此之前，北京市政府曾于2003年确立了前门历史文化特色商业街区主题的改造工程和恢复前门大街清末民初历史风貌的修缮方案，在保护历史建筑及其原始风貌的基础上，重塑以商业、文化、旅游、休闲为主，具有浓厚老北京文化底蕴和鲜明地域特色的多元化、功能化城市文化空间。2006年，前门大街危房改造和历史风貌修复工程全面开启，2007年，前门大街开始进行封闭修缮。2008年，在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天，前门大街开街仪式隆重举行。2009年，前门大街全面开市，103家商铺开户迎市，全聚德、内联升、吴裕泰、都一处等81家中华老字号和国内知名品牌与优衣库、H&M、星巴克等22家国际品牌汇聚于此。此次修复保存历史建筑9处，恢复41处老字号门面和4处老牌楼、老牌坊，保留仿古建筑4处，76%的历史建筑风貌得到再现，最大限度地还原与重构了前门大街的街巷格局、历史建筑形态和传统空间风貌。

的确，从北京市的历史传承、现代建设与未来发展这一纵向的时间性层面，以及北京现代城市空间与传统城市空间的综合性规划与治理这一横向的空间性层面来看，对前门大街及周边胡同街巷的空间重塑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前门大街在开街后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奥运期间，其修复成果曾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认为古朴的建筑风貌、厚重的历史文化涵养、浓郁的民俗气息有效地营造与还原了一种“老前门”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空间。但是，好景不长，人们对于新前门大街的热情很快便淡了下来，前门大街中段和南段不仅人流稀少，南段的一些店铺甚至都没有开张。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整条前门大街有近30%的店铺处于关闭状态，优衣库、New Balance等品牌已撤出，肯德基、麦当劳等关闭了二层用餐厅，即便是一些老字号也是门可罗雀。“前门都是赝品”“前门大街是商人战胜文人的典型”“前门修缮整治成公认败笔”“前门大街新不新、旧不旧、洋不洋”等负面评价接踵而至，“前门热”降到了冰点。实际上，关于前门大街的改造以及如何改造的问题，在全面修缮之前一直都存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历时三年，经过30多次的论证才最终确定了修缮的总体规划与方案。但即便如此，在具体设计方案上仍然是聚讼纷纭，胶着难解。而最终的改造方案也是诸多争论调和的产物，即北段的前门大街以明清风格为主，南段突显现代风格，而中间段则兼顾古今、融通中外。虽然在修缮前，乃至修缮中，关于前门大街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无法避免的，但修缮后的前门大街被公開斥为“败笔”，却是令设计者与实施方始料未及的。

改造后的前门大街，似乎一直处在舆论的旋涡之中，不间断的唇枪舌剑让前门无所适从。概括来说，质疑之声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ZARA、H&M等国际时尚品牌占据较大比例，与其他商圈的同质化使前门大街失去了特色与文化魅力；前门大街因缺少一个共同的主题，而无法将各色元素统一、贯穿起来；充斥着大量的仿古建筑；外来文化、品牌与原生文化之间的不协调等。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参与生产地域文化与组织日常生活的实际过程中，前门已经从实体性、具象性、实用性功能中慢慢退却，逐渐呈现出一种文化的、纪念的、记忆的性质，演变为人们想象与体验“皇城根下”故事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情感因素与记忆碎片。关于城市空间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体验是城市想象与城市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在背景中逐渐凸显，走向前台，并构成了群体认知中比真实的城市物质空间更加真实的“城市情感空间”与“城市记忆空间”，由此，“城市变成了一个充满记忆和希望的如梦似幻的地点。”[6]（P91）在时间流转中，在影视剧、歌曲、文学作品的反复渲染中，前门具有了一种似乎不可磨灭的“灵韵之光”，象征着一个集体、一种归属、一抹乡愁、一种回想的“灵光”。从这个层面来说，前门的被冷落、被嘲讽，或许和那些仿古建筑，和那些现代品牌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毕竟一个城市的真实及其感知“既是物质的问题，也是情感的问题；既是可见的，也是不可见的；既是不断加速的，也是缓慢移动的；既是相互连接的，也是偶然并存的”。[6]（P5）忽视细节与情感的城市宏观规划与整治实际上低估了城市生活的情感运作在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再生产中的重要性。夹杂着地域感知、情感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认知的前门记忆也许在个体上有细微差异，但总体上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前门回忆，它就像是一种“期待视野”，借助于这样一种“期待视野”，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凝缩与转移前门的空间意义，渴望着前门的改造能勾勒、还原与复制出心中的前门，但面对缺少生活气息、情感与记忆回溯的“新前门”，即便历史建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复，也依然无法唤起人们对前门的综合印象与感受，人们心中的前门，人们记忆中的“真实前门”似乎再也回不来了。

三、前门空间重塑的启示意义

关于重塑后的前门空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看法，甚至是负面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传统景观的整治，前门至少在物质形态上恢复或生产了一個传统的、历史的城市空间，沿袭了北京中轴线的建筑形态与空间格局。不过，物质性景观的重塑与总体性情境的再生、空间重塑的功能性定位与空间整体的文化性主题、地方性文化空间的生成与全球性品牌文化的引进、地方性文化知识体系与全球化逻辑等，种种问题之间的矛盾与错位，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前门的发展活力，以致在开街10年之后的2018年，前门仍然在为如何挽回逐渐消失的人气而不懈努力。前门空间重塑这一案例对当代城市文化空间功能的定位与重塑具有典型意义，也带给我们几点启示。

首先，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再生或重塑传统的城市空间与文化空间，需要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把握与规划。修复与重建的对象不应仅仅局限于狭义上的历史建筑或文化景观。只有以“空间”为场域，促进与地方性文化相关的场景、传说、民俗、人文在整体上的情境式复现与再生，才是文化空间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具有战略性眼光的重要举措之一。大致来说，一座具体的城市，尤其是一座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可以从逻辑上分为物质性的建筑环境与人文性的文化空间两个层面。前者在历史性发展中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城市空间，并在时间的积淀中与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样态不断融合，物质空间的历史性生成与文化空间的历史性建构因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物质性的历史建筑，物质性的城市空间在空间文化化的过程中，不断根植在当代原住民那不可割舍的“恋乡情结”之中，成为具有文化认同性与地域标志性的重要载体。一座城市，或一个城市空间，因此就不仅仅意味着“建筑环境”，对于能反映城市风貌与地方特色建筑物的保护、恢复抑或重建虽然在建筑形式与空间形态上还原了城市空间的历史风貌，但将建筑环境的恢复与人文空间的再现割裂开来，却是众多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和城市文化空间重塑的策略性缺失。前门城市空间是历史性生成的商业空间、文化空间与生活空间，物质性景观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语境下的物质性空间构架。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属于“人文景观”意义上的前门，即与前门具体的建筑、景观相关的传说故事、历史事件、人物风云、民风民俗等，在人们的记忆中尚且清晰地存在着，作为文化背景且代表地域文化主流的“人文前门”依然承载着历史文脉，具有极强的文化认知性与文化凝聚力，而对这一软性意义上的前门空间的忽视势必会造成前门“重塑空间”与前门“记忆空间”之间的认知错位。因此，在文化空间重塑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合适的物质或非物质载体，如场所、活动、表演、仪式等，将此类“人文景观”进行情境式再现，通过还原商业盛况、生活场景等历史画面，将人、建筑、场景、活动等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实现地方性文化的再生与“文化空间”的有机再造。

其次，前门城市文化空间重塑后所遭遇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当代城市空间中再利用和生产历史文化空间需要统筹考虑商业与文化、消费与体验的有机融合，在空间重塑的功能性定位上实现与空间整体文化性主题的有效对接，以文化的有机性、活泛性、空间性、统一性带动商业、旅游、休闲、观光的联动发展。在文化空间的重塑与建设上，众多的历史街区改造都追求一种混合式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在功能定位上寻求文化、商业、居住、旅游、文创等方面的交融与混合。对于城市空间的持续性发展来说，考虑到社会、经济、旅游等城市其他维度的文化发展策略，这种做法无疑具有方法论上的正确性，但是，如果缺少现代产业与传统商业形态、商业形态与文化符号之间的恰当统一，重塑后的历史文化空间便极有可能沦为千篇一律的商业步行街，如重庆磁器口古镇、湖南凤凰古城等国内著名历史文化区都难逃太过商业化的口诛笔伐。从“打造香榭丽舍名品街”到“文化体验式消费街区”，从“快时尚聚集地”到“非遗文化体验中心”，重塑后的前门大街城市空间一再经历功能意义上的转型。功能定位上的不清晰直接导致前门大街商业业态上的混乱，即在文化体验、时尚消费、北京本土与国际品牌之间徘徊不定，廉价且无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店和化妆品专卖店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文化体验店的旁边，全聚德烤鸭店旁是东风汽车体验馆，老北京布鞋店对面则是时尚服装品牌H&M。多种不同质的商业业态在同一城市空间中的局促共生，不仅使得前门大街在整体上处于一种缺乏统一性的“四不像”尴尬境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该城市空间在文化意蕴上的总体性与连贯性。在没有充分突显“老北京特色”的情况下，外来品牌与外来文化的“强制性入驻”，便极大地破坏了本土文化氛围的协调性，文化传承与商业业态的脱节就成为前门大街城市空间缺少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前门大街城市空间的重塑表明，在全球化逻辑中，地方性文化空间的规划与生产，与地方性文化和知识体系直接相关。重塑后的前门之所以被公认为一大败笔，就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地方性文化知识体系在城市文化空间规划中的重要价值，没有正确处理好地方性逻辑与全球化逻辑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文化的知识体系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中普遍盛行的某组观念，这组观念为关于世界或世界之任何一方的信息提供了一种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的知识体系就包括世界观、哲学、神学、政治意识，以及科学理论，只要这些体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是盛行的。”[7]（P65）地方意义上的文化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具有“地方感觉”的认知情境，不仅仅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而且还构成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共同体”，并与多元性的“文化全球化”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张力和对抗。在日益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城市中，地方性文化空间的复兴和打造可以说是治疗同质化倾向下城市历史文化失语症的重要手段之一。地方性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与规划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在需要承认多种知识类型和来源的前提下，注重当地知识的价值……未能将当地知识纳入规划则从一开始就有损于公共权力的实现与公开宣布的公众参与目标”。[8]（P12）从这个角度说，前门城市文化空间的再塑造便是一例没有将地方性文化知识体系合适地、合理地纳入城市空间规划中的典型，在这里集中体现了中、西、土、洋各色商品与各类文化无特色、无条理的“混糅”，独具特色的“前门文化”与“老北京风味”反而被无情地冲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全球与地方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城市空间的“去地方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将“当地知识纳入规划”就成了最为明智的文化发展战略与城市规划方案。當地文化与知识在城市规划中的价值还原因此就不仅仅具有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它更体现了一种在全球化逻辑中充分尊重当地文化机理的综合性城市发展视野。

参考文献：

[1] 郗志群，高希.前门：“百肆天街”之变迁[J].前线，2012 （5）：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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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欣.当代北京前门史话[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6] [英]斯蒂夫·派尔.真实城市：现代性、空间与城市生活 的魅影[M].孙民乐，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4.

[7] [美]史蒂芬·科尔.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 间[M].林建成，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 Tal Berman：Public Participation as a Tool for Integrat- ing Local Knowledge into Spatial Planning[M]. Springer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

作者：王淑娇

张恨水作品的北京地域文化论文 篇2：

关于新常态下开发利用张恨水文化的探索与思考

摘 要

安徽潜山的地域文化，即“山水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新常態下，开发利用好张恨水文化不仅能提升天柱山旅游品位、推进文化扶贫等区域经济发展，而且能相得益彰，实现“山水共天长”的互惠双赢效应。

【关键词】张恨水与天柱山；张恨水与古皖文化；开发与利用张恨水文化

有专家说，2l世纪有三大朝阳产业：一为信息产业，二为旅游产业，三为文化产业。对于张恨水先生的故乡而言，至少在后两大产业方面具备了相当好的基础条件，这就是人们倍加推崇的“一山一水”。山，即位于安徽省潜山县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AAAAA级风景区、世界地质公园的天柱山；水，即祖籍于斯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前者是大自然的杰作，雄奇灵秀，风光旖旎；后者指乡贤的创作，恢弘广博，韵味无穷。作为当代的安徽潜山人，开发、利用好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地域文化，即“山水文化”，进一步打响天柱山旅游品牌，做活张恨水研究文章，使“山”“水”相映，推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发展，意义深远。

本文，将结合自己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心得，重点谈谈开发和利用张恨水文化的一些思考。

1 张恨水与天柱山的“山水之缘”

我们谈开发利用张恨水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天柱山。张恨水与天柱山做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确实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天柱山，自西汉武帝封为“南岳”以后，便成为中国的历史名山，并且位列五岳之尊，从西汉至隋代，历届王朝每年都派员祭岳，拜祀天柱山，直到隋文帝改封湖南衡山为南岳，天柱山才冷淡下来；唐宋时期，由于潜山是江淮政治、文化中心，特别是佛、道两教均相中了天柱山这块宝地，天柱山又再度兴盛起来；至南宋以后，元军侵入，兵家争战，炮火连天，天柱山才真正冷落了下来。（1）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天柱山亦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开发滞后，人称“寂寞天柱山”，名副其实。直到1982年，国务院把天柱山列为首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后，特别是1998年安徽省皖西南旅游经济会议，把天柱山摆上皖西南旅游龙头以来，加之，潜山县委、县政府提出“旅游牵动、旅游兴县”的发展战略，天柱山才真正兴盛起来。

张恨水50年间，写出100余部中长篇小说，5000余篇散文和杂文，洋洋洒洒3000万言，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找不出第二人。特别是以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震憾文坛，成了蜚声大江南北的“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声名远扬，膜拜者络绎不绝，可谓火爆文坛。解放后，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张恨水倍受冷落，并被文学史打入“冷宫”。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末，张恨水研究才真正启动，在研讨会的促进下，张恨水又一次热起来、火起来。

这一山一水的兴衰际遇确乎有着某种共振的因子，我们说“山水相映”，看来是有其内在的依据的。

2 张恨水与“古皖文化”

若从深层次挖掘，我想，这山水际遇，与古皖文化的“胎气”不无相关，这就是：古皖文化的质朴厚重感、沉郁气质、韧的精神及其穿透力。

就张恨水而言，我认为，他既传承了天柱山古皖文化，又超越了天柱山古皖文化。

著名史学家欧远方先生曾把安徽文化分为三大文化圈：一是淮河文化，跨河南、安徽、江苏，和黄河文化、楚文化、吴文化并立而互相渗透；二是新安文化，以明清之际形成的徽学为代表；三是皖江文化，历史悠久，群星灿烂，古皖文化及桐城派文化皆并入其中。欧先生这种分法是否合理，有待史学家去作进一步的探讨。根据我们对潜山历史文化源流的一些考察和体会，感到“古皖文化”更具有山的品性：守成有余，变通不足。若将其特质定以“山文化”似乎更为妥贴。

关于“古皖文化”，近年来，许多同志都曾做过很多有益的探讨，寻流溯源，收获良多：坐落在县城之南的王河镇薛家岗文化遗址发掘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被学界定名为“薛家岗文化遗址”；春秋时，潜 山属皖国，周王朝封一伯爵治皖，政绩卓著，“周封大夫于皖，而皖之名始著”。后人为纪念皖伯大夫，山称“皖山”，水称“皖水”，安徽简称“皖”，即源于此；公元前106年，汉武帝登礼潜山天柱山，号日“南岳”，南岳封号延至隋文帝；汉代，被誉为中国叙事诗“长诗之圣”、与《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的故事产生在潜山，焦刘悲情，千古传唱；三国时期倾国佳丽大小乔诞生于潜山，苏东坡一曲“大江东去……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使胭脂井、乔公墓蓬筚生辉，流芳百世；唐宋时期，潜山为舒州治所，山谷流泉摩崖石刻至今留存。李白、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等写下了大量吟颂天柱山的传世诗作；佛、道两教在潜山也盛极一时。道书载，道家把天下名山洞府封为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称潜山为第十四洞天，五十七福地。道教方士葛洪、左慈等在天柱山修道炼丹，真源宫、炼丹房、应梦井等遗迹尚存；佛教自晋代传入潜山，南北朝萧梁武帝时，在天柱山南麓凤形山始建山谷寺。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均在潜山习禅修炼，讲经说法。特别是三祖，不仅将禅宗发扬光大，而且还留下了禅宗经典《信心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皖山皖水孕育了一代代潜阳骄子，汇成了古皖文化的灿烂星河。比较有影响的有：三国时数学家、天文学家王蕃；晚唐著名诗人曹松；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韭；宋代著名画家李公 麟；宋末元初抗元英雄刘源；清代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京剧鼻祖程长庚；现代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当代黄梅新秀韩再芬等等。古皖文化确实源远流长，地灵人杰。

何谓“古皖文化”？我以为，可以做出如下概括：古皖文化是以皖山为依托，以薛家岗文化为源头，以古皖国为原生地，以楚文化为底蕴的兼容多种文化而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我们认为，文化也是“双刃剑”，文化积淀是一种文明与进步的体现，但同时，古老与悠久的文化，如果得不到适时的开发与创新，又必然会成为一种文化的重负。在张恨水时代，古皖文化确实“流”得很久了，文化上因袭的保守性已经显现，并已成为束缚文化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好在张恨水跳出了“潜山秀才不发达”的怪圈，早在1914年走出潜山，独自到南昌“闯生活”，从而打开了全新的人生之门。

我们认为，在生生不息的古皖文化源流中，张恨水是“流”，是古皖文化中的一环。张恨水童年、少年生活在潜山，从家庭、私塾先生那儿汲取的教育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古皖文化的浸染，汇成了他心理结构中的最初层面，及至后来，张恨水走出潜山，走进大都市，特别是入主报界，视野大开，吸纳兼容面更广，这为他扬弃古皖文化的重负，准备了新的动力源。总之，张恨水作为古皖文化的一脉，既有传承的一面，又有超越的一面。前者主要表现在：

2.1 “率真无碍鬼为邻”

“皖”，即明亮美好的意思，说明皖地多清廉雅洁之士。张恨水弘扬皖风，诚信待人，清白自律，正道直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恨水执着地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遭人误解，甚至诋毁；在成名之后，市场上假冒张恨水之名的色情小说，大肆抛售，蒙受不白之冤；以诚信待友，可朋友却不讲诚信，或赖帐、或诈骗，甚至暗算，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但张恨水不搞睚眦必报，不搞反戈一击，心胸坦荡，宽恕为怀，高风亮节。

2.2 “徽骆驼跋涉沙海”

张恨水一生创作了3000万言，构铸了一个古今交融、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文学文化金字塔，是张恨水高举“成于渐”的信念之灯，坚持不懈一字一字垒就三十余年才得以完成的，犹如跋涉于茫茫沙海中的骆驼，一步一个脚印的逼近生命的绿洲，表现了一种坚韧卓拔的人格力量。这正是天柱山赋予张恨水山一般的意志力和“韧的精神”的最好体现。

2.3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1940年张恨水曾写诗述怀“不食嗟来四十年，戴将白眼看青天；解嘲本是寻常事，莫把文章事乞怜。”“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不用“人间造孽钱”，表明了张恨水质朴敦厚的人生观。朋友请他步入仕途，他不愿高就；朋友请他作军中幕僚，他婉言谢绝。他立定自己的职业：新闻记者、编辑、副刊主笔兼小说写家。有人曾对张恨水最高工作时间做过统计：做编辑，每日工作达15小时；做小说，每日工作达13-14小时。特别是1954年张恨水的病情稍有好转，刚刚开始部分恢复写作能力，便主动辞去文化部顾问的职务，不拿国家薪水，而要求专事创作，坚持以自己的稿费维系生计。这就是潜山人所特具的“痴劲儿”。这种“痴劲儿”令人敬佩。

2.4 “敬祖才能爱国家”

张恨水是有名的孝子，父亲去世后，他牢记父嘱，牺牲自己出国深造的机会，毅然担负起全家的生活重任，帮助母亲把几个弟妹拉扯成人；母亲去世后，每逢春节，张恨水都按潜山的风俗，迎祖宗回家过年，堂屋正中高悬父母照片，除夕之夜行跪拜之礼；对自己的儿女更是疼爱有加。19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恨水的国家情怀驱使着他“弯弓射日”，以小说唤醒国人，尽一点“鼓励民气”的责任，《东北四连长》、《满江红》、《巷战之夜》等，热情洋溢地歌颂抗日将士。特别是冒着生命危险创作了《八十一梦》，表现了张恨水炽热的爱国精神。张恨水的这种家国情怀正是对古皖文化精髓的承继。

后者主要表现为：

2.4.1 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

“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人以革命的手段，将中国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张恨水对习惯于读中国书的普通市民的接受心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以为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可以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他说“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于是，张恨水独辟蹊径，坚持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探索改良章回小说之路而自成一派。张恨水这种不跟风赶浪，不人云亦云，走自己认准的路的“拗劲儿”，与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在潜山曾任舒州通判的“拗相公”王安石的“拗”，一脉相承。这种“拗”，不是傲气，而是傲骨，是我们民族文化中非常稀薄的精神资源。

2.4.2 不拘一格，博采众家之长。

张恨水大胆尝试各种文学体裁来反映生活，抒发感情。3000万言中既有中长篇小說，也有散文、杂文，更有大量诗联佳作。这说明张恨水敢于从自己熟悉的文学套路中跳出来，博采众长，不断超越自我，否定自我，在否定中不断开拓新境界。张恨水还善于运用“拿来主义”的手法，在继承中华文学传统的同时，大胆吸引西方文化的精华。他在谈到自己抗战后期进行文学改良的追求时说：“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那意思也是试试看。在近十年来，除了文法上的组织，我简直不用旧章回小说的套子了”。这一切说明张恨水的灵动和机变，体现了他的兼容品质。

2.4.3 虚怀若谷，恪守平常心态。

张恨水功成名就，但从不摆“高山仰止”的架子，不摆什么“大作家”、“大明星”的谱儿，体现了一种虚怀若谷的大哲风度。他有两个“小”视，一是视自己为“微末人物”，自比“草间秋虫自鸣自止”；二是视小说为“小道”，言其“卑之无甚高论”。张恨水注重人品和文品上的修养功夫，完全克服了“小进则止”的狭隘心理和骄傲自满、趾高其扬的浮躁心态，这样就能在一种放松和散淡的心境下放笔直书，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2.4.4 精进不已，坚持与时俱进。

著名现代文学史家杨义称张恨水是最有“过程感的作家”，他说：“张恨水徘徊于旧营垒，窥视着新观念，依附于俗趣味，酿造着雅情调，留连于旧程式，点化着新技巧，总之积习难返，却始终不愿沉溺于陈旧的套数，时时追求着改良和变新……他以特定的身份和特定的角度，代表着对传统文学智慧的继承和点化，对新文学智慧的某种程度的借鉴和吸收，从而精进不已地促使自己从旧文学营垒中探出头来，迈出脚来，最终走到可以和新文学相比较的探索者的地步。”。张恨水从“鸳蝶派的胚子”而成为爱国文化名人、现代通俗小说大家，正是他不断追求进步的结果。张恨水研究专家徐传礼先生评说张恨水的伟大“不是雄狮怒吼、鹤鸣冲天式的伟大，而是‘徽骆驼’跋涉沙海，老黄牛耕耘终身，长江水聚沙成岛，以‘成于渐”为特色的平凡中的伟大”，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伟大。

3 利用开发张恨水文化

张恨水超越古皖文化的地方还很多，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利用开发张恨水文化就是要吸其精华，扬其不足，激发当代潜山人自觉发扬“孤立擎霄的敢冒精神，顶天立地的自强精神，众山环围的团结精神，不求名利的奉献精神，笑迎八方的开放精神”（《天柱山精神》），从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潜山服务。

开发利用张恨水文化，必须创新张恨水研究新思路。张恨水研究自1988年步入团队化、正规化以来，在各级领导和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在张恨水先生故乡和北京、合肥、重庆等地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张恨水研讨会，安徽、安庆、天柱山的知名度得到了提升，张恨水在文学文化上应有的地位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成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恕我直言，这十多年来的张恨水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计划经济的那套模式来进行运作的：偏重于“为研究而研究”，偏重于书斋里的“文来文去”，偏重于一种“象牙塔”式的静态研讨。如果我们仍沿袭上述套路开展研究，就会把张恨水研究事业与鲜活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而步入研究的“死胡同”。

如何把张恨水研究从书斋里解放出来，并且把这种书斋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何使张恨水研究为推进潜山县域经济发展服务？为天柱山旅游业的大发展、快发展服务？这正是张恨水研究事业在新常态下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崭新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时代，研究张恨水必须摒弃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要用运筹学、经济学的新思维，用市场化的办法开创张恨水研究的新局面，在关注研究的社会效益的同时，尤其注重研究的经济效益。要以张恨水研究为载体，利用他在海内外特别是在港澳台地区的影响，为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搭建文化桥梁；尤其要以张恨水研究为钥匙，打开招商引资的“芝麻之門”，让扶贫的热心人到恨水故乡来，共摘国家贫困县的帽子；让投资的款爷们到恨水故乡来，共同开发哺育了一代文豪的天柱山，推进天柱山旅游业走上现代企业运作的路子，从而带动和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前，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1 要进一步树立文化产业观念，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通常来说，文化产业是指以物化的文化产品和各种形式的文化服务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其产业群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制造业、文化产品批发零售业、文化服务业等。过去，人们常说“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似乎文化只能搭台，不能唱戏，不能赚钱，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美国的好莱坞文化业非常火爆，是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树立文化产业观念，树立文化经济效益观念，树立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观念，正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要求。近几年来，天柱山旅游呈快速发展态势，旅游经济增势强劲。今年以来，全县接待国内外游客372万人次，其中进入天柱山主峰景区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4亿元，同比增长32%。但是横向比较，天柱山旅游业发展仍比较缓慢，旅游业尚未成为全县经济结构中的支柱，天柱山尚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和开发空间。因此，“山”的牌子和“水”的牌子都有待进一步打响。张恨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对古皖文化既继承又扬弃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是我们潜山弥足珍贵的一种品牌资源、文化资源、特色资源，要想资源变成财源，就必须很好地打造它，开发它，利用它。首先，张恨水研究会要当好参谋，每年准备一至两个张恨水文化产业项目；其次，政府要立项支持，切实把打张恨水牌当作政府行为抓实抓好；再次，宣传、计划、扶贫等有关部门、有关理事单位要加强协作，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做好张恨水文化产业大文章。

3.2 要切实加强张恨水文化载体建设

到天柱山旅游的人大多要到“皖光苑”去看一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冲着张恨水纪念馆去的，而张恨水纪念馆蜗居在“皖光苑”内，体量很小，人手不够，馆展活动难以拓展，留不住客人。就现状来看，在潜山体现张恨水文化信息的除纪念馆之外，就只有黄土书屋张恨水故居了，如今，故居已经修复，但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健全。就我县的财力而言，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应一次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除政府给予力所能及的财力支持和政策优惠之外，完全可以用市场的办法拓宽融资渠道，解决经费问题，尽快把这些人文景观、馆展经济搞起来，真正浓化张恨水文化旅游氛围，提升天柱山旅游品味，激活天柱山旅游经济发展。

3.3 要在游客参与性、休闲性、趣味性上出招数。

谈起文化旅游总有一种普遍性的困惑，游客往往看看几张桌凳、几幅书画、几间旧屋，匆匆转一圈就走了。据有关部门统计，国内游客对文物古迹兴趣度的降幅达25.9%，而对度假旅游的兴趣上升了11.7%。特别是观光客的花费比度假游客花费要低12个百分点，比商务旅游的人均花费更是低两成之多。这一统计数字表明，现代旅游一要提升旅游的品味，要追求文化气息，文化内蕴，但同时，还要充分考虑旅游经济效益，特别是人文景观，要想吸引现代游客，也必须在参与性、休闲性、趣味性上下功夫，使知识性、文化教育意义寓于休闲、趣味、参与之中。

新闻媒体上曾报道了几年前浙江绍兴的兰亭“十八缸”的故事。说的是绍兴的兰亭，曾因1600多年前东晋的42位文人在此曲水流觞，王羲之酒酣之时留下了《兰亭集序》，而成为举世闻名的书法圣地。但是，占地仅34亩的兰亭景区，长期以来，很少游人光顾，如何使兰亭火爆起来，热平起来，兰亭管理区想出了一个奇招：绍兴三味书屋中有一种专供游人写字作乐的地坪砖，用毛笔蘸上水，在这种砖上写字，过不了多久字迹就消失了，可以重复书写。兰亭景区就从这里做起了大文章，他们开辟一个新景点，取名“十八缸”。因为相传当年王献之曾向父亲王羲之讨教书法秘诀，王羲之指着院子里的18只水缸说：你把这18缸水写完，就知道秘诀在哪里了。于是，王献之遵从父训，天天从缸里取水磨墨习字，用完了18缸水，成为一代书法大家，与其父并称“二王”。

兰亭景区设计的“十八缸”景点，由18只水缸、18块地坪砖构成。游客可以用景区提供的毛笔，蘸上缸里的水，在地坪砖上习字，以体验当年“王献之临池十八缸”的艰辛。此景点推出后，由于有较强的参与性，加上名人效应和教育意义，倍受欢迎。几个月下来，单是被游客写坏的毛笔就有200多支，“书法圣地”与绍兴文化旅游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了。

张恨水文化旅游景点的开辟也应从中得到启迪，也必须拓展新思路，特别要在参与性、休闲性、趣味性上做文章。譬如说，张恨水不仅是小说大家，而且是诗联大家。诗联，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格式，有着相当广泛的读者群，可以组织力量将张恨水诗联进行广泛搜集、整理，选其精华，分类归档，然后结合碑林建设、故居修复、展馆扩建等，设计“诗联迷窟”，制作趣味性强的题型，吸引游客去竞猜、作答并给予参与者以一定的奖励。这样，既可以增强文化旅游的参与兴味，又可以增加游客在潜山的逗留时间，拉长产业链。譬如张恨水故居修复问题，要积极争取把张恨水故居这一人文旅游纳入附近的长春生态旅游线之中，结合长春生态林场、长春水库特有的生态环境，尝试开发“恨水聪明泉”饮料、黄土书屋文房四宝、恨水农家乐、恨水长春垂钓等新型旅游项目，招商引资，做好人文旅游与生态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大文章。总之，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和各种有趣的运作方式，让静态的文化遗存通过动态的展示而显得可亲、可感、有知、有趣。

3.4 要与天柱山风景区以及潜山其他人文景观旅游并网接轨

特色是文化产业的活力，立足特色资源，进行文化开发，才能形成特色文化产业。张恨水文化旅游的开发，除自身的文化魅力外化之外，还必须紧紧依托天柱山自然风景区，必须与潜山其他人文景观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避免了单调，又避免了单一，符合现代旅游的新要求。张恨水与天柱山有着深深的情缘，游客来了，不单纯是玩天柱山，还要带走张恨水的灵气，而“山”“水”之间的关系游客不一定清楚。因此要加大对张恨水作品，特别是与故乡有关作品的宣传力度。如，张恨水创作了以天柱山為母题的《神秘谷》，可以带客人到天柱山神秘谷进行实地考察，亲身感受神秘风味，体会张恨水创作的真正内涵；如张恨水曾改编创作《孔雀东南飞》，可以带游客到县城南郊及怀宁小市一带实地考察，体会潜山民俗风情，搞活天柱山民俗游；如张恨水曾用笔名“大老板同乡”、“程大老板同乡”，可以带游客到王河程家井程长庚故居考察一番，通过参观程长庚纪念馆，体会程长庚在当时京城的美誉度和张恨水的自豪感等等。这样就可以把张恨水文化旅游与天柱山风景区旅游以及其它人文景观旅游紧密结合起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张恨水文化，不仅承载着传承古皖文明、提升天柱品位的功能，而且发挥着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功效。只有确立张恨水研究为旅游扶贫服务，为“五大发展服务”的现实主题，才能让张恨水研究“活”起来，使张恨水文化“活”起来，实现“山”“水”相映，相得益彰的双赢互惠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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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义.张恨水名作欣赏- 张恨水：文学奇观和文学史困惑[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10）.

作者简介

汪全红（1965-），女，安徽省潜山县人。哲学学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共安徽潜山县委党校。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及地域文化。

作者单位

中共安徽潜山县委党校 安徽省潜山县 246300

作者：汪全红

张恨水作品的北京地域文化论文 篇3：

上海海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摘要】随着与国内外各地区的文化交流融合，上海地区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即海派文化，其实质是在上海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对上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软实力支持。海派文化的历史较为悠久，具有包容开放精神、创新开阔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工匠精神等精神内涵，核心特点为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与多元性。如今，海派文化虽然欣欣向荣，但仍需注重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海派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交融等

一、引言

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江南文化，尤其是吴越文化，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各地区的文化和西方文化而形成的，其内容涉及建筑、电影、小说、美术、社会生活等多个文化方面，是文化交流融合必然的产物，符合上海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在如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快速发展的上海，文化软实力对上海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对于上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推动海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非常重要。

二、历史沿革

海派文化的历史渊源非常悠久，历史可追溯至距今六千年前，可以看出其是伴随着中华文明成长而发展，拥有非常厚重的历史底蕴。将海派文化的历史发展进行阶段划分，可大致划分为初生时期、形成时期、成长时期、发展时期、转折时期、动荡时期以及成熟时期。

（一）初生时期（公元前2146年以前）

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时期，上海人的先祖已在上海地区生活与活动。经过长时间的地质运动和长江的沉积作用，上海地区逐渐形成陆地平原，再加上上海的纬度低，气温适宜，一部分原始部落迁至上海地区定居，当时的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人们主要以打鱼、狩猎为生，而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活动，也就逐渐形成了青浦崧泽文化、金山查山文化、上海马桥文化等一批原始文明文化，这些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形态是海派文化的雏形，此时也是海派文化的滥觞时期。

（二）形成时期（公元前2146年—公元589年）

从夏朝建立到隋朝统一这段时期，属于海派文化的初步形成时期，这段时期主要是以吴越文化加上北民南迁所带来的文化为主要文化形态。

在西周和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吴国和越国受封相继在上海地区建立，吴越文化逐步形成，成了上海地区的代表文化，也是海派文化此时的主要形态，在秦汉朝时期，吴越文化得以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内涵也愈加

丰富。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的长期战乱，北方人民不得不南迁。由于当时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相较于南方而言是比较发达的，因此，随着北民南迁的趋势，大量北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也被带到上海地区，使得上海当地的吴越文化与北方文化交织相容，从而使得海派文化的内涵得以进一步发展，为海派文化奠定了基本面貌。

（三）成长时期（公元589年—公元1843年）

在隋唐时期到1843年上海被迫开放口岸这一期间，海派文化处于成长壮大时期，主要以国内外贸易交流为发展契机。在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上海地区的国内外贸易交流也日益密切，上海地区的地缘位置价值也逐渐突显。因此在唐宋元时期，上海地区相继设立建县建府管理，上海地区的行政管理范围初步被确定了下来。

另外，为方便管理对外贸易，元政府还在上海地区设立“市舶司”，清政府也在上海地区设立江海关，这有利于促使上海的对外贸易交流，使得西学东渐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扩大，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文化交流就是海派文化與外来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代表实例。

（四）发展时期（1843年—1949年）

由于鸦片战争的战败，上海被迫成了开放口岸，但也因为这一机遇，给予了海派文化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在上海口岸开放后，西方列强相继在上海建立租界，使得西方文化迅速进入上海，对海派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开放程度较高，上海迅速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无论在新闻、教育、创新、人才领域，还是在文学、艺术、美术领域，上海的水平都是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当时，绝大部分的书籍和电影都是出自上海;同时社会各界名人，如郁达夫、郭沫若、沈钧儒、章士钊等，都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

另外，海派绘画在当时的上海也是独树一帜。由此可看出，当时上海的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这进一步说明海派文化的内容得以进一步丰富。

（五）转折时期（1949年—1965年）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定都北京的缘故，一些文化单位需要迁至北京，使得上海文人陆续迁到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化中心的地位，但基于文化基础雄厚等原因，上海的文化领域依然较为丰富，影响力在全国也依然占有优势。另外，由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海派文化的面貌也得以更新变化，内涵也得以进一步扩大，这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六）动荡时期（1966年—1976年）

期间，上海当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破“四旧”活动，使得上海当地很多文化遗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从而使得海派文化发展受到极大的挫折。

（七）成熟时期（1976年至今）

“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全国开始拨乱反正，开展对“文革”的反思活动，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此时，上海产生了“伤痕文学”，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文学代表，同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海派文化既反思“文革”错误，也展望未来，开始了新的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浦东开放后，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并以其雄厚的经济文化基础服务于国家战略大局，海派文化也成了弘扬中华文化的文化力量。

進入新时代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海派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同时也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平台与外来优秀文化交流，重新焕发了青春，充满了活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走向成熟。

三、精神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深深地植入到了本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学习中不断发展进步的民族，在取精去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海派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作为上海文化的代表，其蕴含着上海地方文化特色以及上海人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

（一）包容开放精神

上海是座开放的城市，除了本地人口以外，移民人口一直都是上海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移民也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流，从而造就了海派文化的兼容并包性。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海派文化曾是以吴越文化为主要文化形态，随着楚国兼并吴越之地，楚国文化也被带入了上海地区，与吴越文化交织相容。

随着北民南迁、上海建县、市舶制度和海关制度的建立，上海地区与国内外各地区的贸易往来也日益密切，同时国内外各地也有不少人移民上海，所带来的文化也使得海派文化的内涵也日益扩大。

对海派文化兼容并包特性影响最大的阶段还是在近代时期。随着1843年上海的开埠和各国租界的建立，西方人逐渐移民至上海，西方文化迅速传入上海的文化市场，西方的制度观念、普世价值、生活方式等深刻地影响着上海和上海人。在这种情况下，海派文化以兼容并包的特点融合着西方文化，形成了中西合璧样貌，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代表文化之一。

在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和进入新时代后，上海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精彩的文化样貌吸引着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上海，定居上海。当今，海派文化在红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流文化的指导下，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接受着外来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形成了更加灿烂精彩的文化形态，从而推动着自身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创新开阔精神

在上海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上海始终保持着大胆创新的精神，开创了许多新的制度和文化。明代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盛行，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并与徐光启相识于上海，促进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沟通，在上海开启了“中西文化交融之风”。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对上海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创新。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成了开放口岸，经历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后，各国都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租界，使得上海的西化程度较为深刻。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上海在对外贸易、城市建设、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如国民政府在吸收学习西方城市建设思想和技术的基础上，制定了《上海市中心区域计划》，推动了上海城市建设的创新发展;《申报》的创立打造了上海的文化交流平台，促使上海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织传播;海派绘画的出现，创新了上海绘画画风和技术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推进自身的发展建设，上海建设了国内第一个自贸港区，为新时代全球化潮流下的中国沿海地区开创了一个先进的典范实例。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创新开阔的精神造就了如今发达的上海，不读丰富着海派文化的精神内涵。

（三）爱国主义精神

上海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国家发展的大局，自晚清以来，上海始终活跃在爱国运动的前沿，爱国主义精神也成了海派文化的精神内涵之一。为推动中国近代军事和经济的发展，抵御外来侵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掀起了洋务运动，在上海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著名的近代企业，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也在上海开办了许多近代企业，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进步力量的快速发展。

由于美国拒绝《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不平等条约的修改意见，1905年多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上海成了这次运动的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积极响应革命的号召，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并积极支持湖北武汉的革命斗争。1919年，由于巴黎和会中国的外交失败，上海继北京后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和工人罢工运动，积极响应“五四运动”。为抵御日寇的侵略，上海军民曾于1932年和1937年两次抗击日军，在淞沪会战中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

新中国建立后，上海更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浦东开放后，上海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外资，在金融、科技、对外贸易等领域默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以己之力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崛起，壮大了长三角经济腹地，在“一带一路”战略大局中上海更是居于重要地位，为国家的发展大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工匠精神

由于近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契约精神与商业精神已深深地刻在上海市民的思想意识里，而这样的精神也造就了上海人在生产和生活中非常注重准则化和规则化，对许多工作都注重细节，力求做到完美精致，具有非常高度的工匠精神。

例如：在文学方面，上海文学界自发组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派别，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非常注意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且不断追求刻画的真实度和细腻度，感染力非常强;在绘画方面，上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画风”，开辟了近代新的绘画风格，这种风格不拘于常规，敢于创新，以及其新颖和细致的手法将绘画对象描绘着非常精致;在建筑方面，上海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征，既有上海传统典雅的特色，也有西方现代开放的特色，结合中西建筑风格各自的优点，力求探索较为完美又新颖的建筑风格。

总而言之，上海海派文化既坚持了本土传统文化，又融合了西方外来文化，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以及多元性的特点。其自身的文化特色形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促进了自身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四、上海海派文化傳承与发展

（一）深入阐释，理解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上海海派文化是经历了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实践逐渐积淀下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夹杂着一些落后的思想糟粕，以及在吸收对外文化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错误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从根本上要求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站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高度，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要求，加强上海海派文化的阐释研究工作，深入挖掘海派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艺术特色、文化价值、基本走向以及社会作用，深刻阐明传承发展海派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从而引导大家更加客观深刻地认识地方优秀文化，自觉成为上海海派文化的传承者。

（二）多维传播，创新手段

海派文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年轻一代的观众对其核心价值的认知还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各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推动文化的传承发展。首先，加强海派文化剧目拍摄。在原有优秀剧目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多大众喜闻乐见、贴近大众生活的作品，并拍摄成视频，运用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进行传播和推广。上海戏剧学院等专业院校及团队要承担起专门为小学、中学、大学精选优秀剧目、传递正能量的责任，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海派文化进校园。

其次，加强文化创新及文化IP建设。打造海派文化主题公园，使海派文化辐射到公园每一处，涉及多种形式的海派文化周边产品，注重文化的休闲性、参与性和文化性。通过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纪念馆等教育阵地，以及对外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全方位地推动海派文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让广大观众感受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

（三）培养人才，储备力量

人才，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鲜血液，是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园丁与建设者。人才的断层，已经成为当下制约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海派文化的传承发展同样存在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于人才的保障力度不足，文化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受限于生活的需要，选择海派文化研究的人才少之又少。要想让海派文化走向更高的平台，打造更高艺术水准和更鲜明地域特色，且享誉世界的文化种类，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是最重要的手段。

为了响应国家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近几年上海市政府部门加强了文化人才建设的投入与重视程度，2018年颁布了《“上海文化”三年行动计划》。经过几年的定向培养海派文化人才得到了一定的补充，但是领军人物，依旧奇缺，这需要充分调动老一辈艺术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积极性，邀请他们参与到“名师高徒”人才培养工程中来，挑选出好苗子，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培养。

此外，对海派文化专业人才进行培养，要善于运用送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充分利用各种人才培养机会，甚至是创造机会进行培养。

（四）资源整合，树立品牌

树立海派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品牌意识，需要从事地方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人员具备坚定的信念，身体力行付诸实践。首先，针对海派文化进行文化品牌的规划及构想，与上级文化主管部门进行详细的沟通，并提供海派文化品牌规划可行性报告;其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海派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只古以来都离不开传承与创新。文化研究者应打破思想的牢笼，多方面多角度研究新时代的先进文化，结合当今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将红色文化、港口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融入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海派文化作品中去;总之，上海海派文化的研究者们必须以全球化的眼光和心态接受域外文化，超越错误的西方中心论观念，以开放的视野和胸襟在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中促进海派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寄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海派文化传承[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01）.

[2]沈善增.以建设话语给海派文化以新的定义[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3]马正跃.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J].中州学刊，2008，（01）.

作者：詹昊谕 陈驰忠 古亮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