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的地域文化素养论文

[摘要]红军长征在四川留下了太多类型多样、异彩纷呈的长征文化遗产，使四川成为红色文化巨大的精神宝库。长征文化资源既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是一种优质的教育资源，但必须经过一定形式的转化才能成为教育资源。就四川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的路径进行了探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纪念馆的地域文化素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纪念馆的地域文化素养论文 篇1：

贵州文化资源现状及助力脱贫路径研究

对贵州来说，风格独立、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不管是在遥远的过去、正在进行的现在还是充满希望的未来，都已成为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不能缺少的动力源泉。应以红色文化助力贵州经济发展，形成属于贵州的文化经济竞争力，使贵州的脱贫攻坚战略获得大踏步的发展。

贵州省红色文化资源现有状况

红色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的。贵州省红色文化资源种类丰富，囊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以及心态层面种种红色文化资源。而制度层面、行为层面以及心态层面的文化资源统称为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包括革命战争年代的歌谣、故事、口号以及更深层次的如遵义会议与红军长征文化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等。

1、红色物质文化资源

革命遗址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重要机构旧址、重要事件及活动遗址、重要人物故居、革命烈士墓、烈士陵园以及其他纪念建筑。贵州省共有2130处比较重要的革命遗址，贵州全省境内有近40%的行政区域属于国家划定的革命老区。其中包括了14处国家级文化资源，如遵義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青杠坡战役遗址、猴场会议遗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干部团修养连旧址、毛泽东住址、王若飞故居赤水红军烈士陵园、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黎平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等以及2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红三军团抢渡乌江茶山关渡口、苟坝会议遗址、抗战公路二十四道拐遗址、红七军军部榕江旧址、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邓恩铭故居、红花岗区红军烈士陵园等。

2、红色非物质文化资源

贵州是红色文化资源大省，其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如动乱战争年代的民间歌谣、乡间故事、红军口号等，还有诸如以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所形成的革命先驱文化 ;贵州省工委领导贵州各族人民积极开展地下组织工作所形成的以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等精神为核心的地下党斗争文化;贵州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文化;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长征文化等。长征期间，红军足迹遍及贵州省68个县（市区）并在贵州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政权、武装、以及群团组织共计120余个，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贵州内涵丰富的红色文化见证了党在革命时期历经的转折与考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伟大的革命事业精神。

贵州红色文化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红色文化传播基础薄弱，传播受限

传播主体不够重视红色文化，欠缺对红色文化的理论知识、文化价值、传播困境等方面的研究，对红色文化知识的表达运用和信息技术的掌握能力不够高;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力度不足，导致很多红色文化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传播内容陈旧、单一;对新媒体传播认识不足，红色文化的传播依然局限于传统传播模式如红歌、红色影视剧或者红色景点参观等;而且在传播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太过商业化，未能重视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此同时传播主体在红色文化的传播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不足，导致了后期缺少传播效果的及时反馈以及相应传播策略的调整。因此，总体上来说，贵州红色文化的传播基础较为薄弱，限制了贵州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2、传播主体红色文化意识缺乏，传播效果不明显

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贵州红色文化富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贵州先进文化，由于历史的限制，使得贵州红色文化被打上了久远的革命时期与战争年代的标签，与现代大众审美文化的传播内容定位错节，因此导致传播主体缺乏民族文化认同，红色文化意识较为淡薄。贵州是红色文化资源大省，然而许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却并未重视新媒体平台的建设，未能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大对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度，传播拘泥于形式化，依然以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为主，导致传播内容缺乏时代感，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3、传播渠道落后，偏离受众需求

贵州红色文化的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比较单一，主要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为主，局限于传统的红色景点参观旅游、红色书籍、红色影视等方式进行宣传，广播宣扬红色故事，电视播放抗战剧以及红歌演唱节目，而报纸、杂志则是用于回忆抗战时期的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依赖于传统媒体的红色文化传播时效性较弱、受众反馈较为滞后。旧媒体因为其发展历程久远、受众分布广泛，涵盖各个年龄阶层，受众面广阔，影响力较为深远，因此当前红色文化的传播主要以传统媒体为载体。但是，由于科学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的出现为大众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高效、丰富多彩、互动性强的崭新的媒体体验形式与受众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受众对传播的信息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越来越高。落后的传播渠道，受众需求得不到满足成为旧媒体进行红色文化传播的主要掣肘。

贵州红色文化资源助力精准脱贫的对策研究

1、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播，扩大影响，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

传播媒介具有“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其产生的强大的社会反响和随之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可估量。为了加强贵州省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将其纳入贵州特色文化发展战略，制定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并付诸具体实施，为贵州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需重点加强传播主体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作为信息传播底线的传播主体，其信息传播的水平与成果与其对相应红色文化信息的筛选、过滤、对红色文化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对新媒体技术的熟练掌握与运用能力密切相关。大力运用现代传播媒介，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传播贵州红色文化资源，扩大贵州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前往贵州，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业，用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2、促进新旧媒体结合，调和满足各种受众群体的文化需求

在新媒体时代，媒体对事物的重视程度越高，公众对这类事物的关注程度就越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众在经济水平、传播能力、知识储备、社会传播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所获信息的选择、理解和记忆存在不同的看法，从而产生了“代沟”。旧媒体虽然传播方式单一，时效性差，受众反馈不严，但其悠久的历史却造就了大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受众，其社会影响力也很大。新媒体的出现，为受众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丰富、互动的体验平台，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贵州红色文化传播应将新旧媒体相结合。传统媒体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内容，而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手段，扩大了红色文化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借此形成贵州红色文化的特有符号，形成贵州文化的价值标签，使贵州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获得极大的民众认同，产生强大的民族效应，用红色文化助力贵州经济发展，形成属于贵州的文化经济竞争力，使贵州的脱贫攻坚战略获得大踏步的发展。

3、普及红色文化教育传播新模式，促进教育发展，培养人才

教育对人的价值觀的形成和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中学生红色文化知识可以集中于贵州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教育教学的表现和展示的一部分。课程内容丰富，还可以传播贵州学生的红色文化。另一方面，在普及红色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全面推进红色文化教育新模式，全面普及贵州红色文化。用红色文化浸润青年一代，培养青年学生学习红色精神，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社会实践，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武装头脑。培养高素质的全面发展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4、创新技术传播手段，提升红色文化元素的运用内涵，用科技改造生活

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态势，是现代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贵州红色文化传播应利用科技平台，丰富文化传播的表达，提高文化传播的效果。例如，虚拟现实技术（VR）和增强现实技术（AR）可以应用于革命遗址、重要人物故居、纪念建筑等红色物质文化的传播，增强红色文化网站的互动性和体验性。贵州正积极打造“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红色文化是创建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红色文化元素与贵州文化资源密集区的城市文化品牌形象相结合，在传播贵州红色文化、增强红色文化影响的同时，可以全面提升贵州的文化形象。例如，革命战争年代的口号被用作贵州对外宣传的口号;红色文化博览会、红色文化博物馆、红色文化资源小册子、红色文化研究机构、红色文化纪念馆、红色文化元素命名道路、开发红色文化纪念品。借用种种平台和传播媒介，扩大贵州红色文化影响力，将其影响力进一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寻求经济发展渠道，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助力贵州精准脱贫工作。

5、创新传播模式，促进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大力发展红色文化

贵州红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可以通过举办红色文化博览会、红色文化旅游节，开发红色文化旅游纪念品等方式进行，在传播红色文化的同时，争取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并努力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促进贵州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将文化资源传承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一条文化开发保护与文化发展创新齐头并进的新路，积极促进文化资源产业化，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效益创造密切结合起来，共同致力于贵州精准脱贫。要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品牌效应，一方面，必须不断发掘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核，提升红色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自身，尤其是红色文化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与开发。在分布丰富但分布分散的地区，分散的红色资源应得到有效整合，形成有机整体。如果它们可以连接起来，就应该连接成一条线，并逐渐形成统一的思维。整体规划、整合重组、联合开发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开发红色文化纪念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从红色文化中汲取越来越多的营养。传承红色文化遗产的紧迫感越来越明显。只有不断提升红色文化的历史感染力，不断促进红色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才能使红色文化获得稳定而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积极探索，寻求一条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相得益彰的创新之路，用红色文化资源铺就经济发展之路，用经济持续发展更好回报文化资源，使贵州的经济发展更上新台阶，使全国的精准脱贫迈入新阶段。

参考文献

[1]《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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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捷.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N].福建日报，201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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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庆祥，黄相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哲学理解[J].哲学研究，2017（12）.

[8]李艳琼.贵州红色文化传播研究[J].理论与当代，2018（9）.

作者简介

王春芳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作者：王春芳

纪念馆的地域文化素养论文 篇2：

四川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路径研究

[摘           要]  红军长征在四川留下了太多类型多样、异彩纷呈的长征文化遗产，使四川成为红色文化巨大的精神宝库。长征文化资源既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是一种优质的教育资源，但必须经过一定形式的转化才能成为教育资源。就四川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关    键   词]  长征文化遗产;转化;教育资源;路径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对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与利用的殷切指示。80多年前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伟大而神奇的壮丽史诗，随着时间的流逝，长征文化凝练出了恒久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以四川为舞台，红军展现出了长征历程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长征”理念的提出、长征文化符号的提炼就是从四川开始的。[1]红军长征期间在四川开展的革命活动规模空前、形式多样，留下了太多类型多样、异彩纷呈的长征文化遗产。四川长征文化遗产涵盖了红色文化遗产的全部内容和要素，使四川成为红色文化巨大的精神宝库。

一、四川长征文化遗产概况

四川是紅军长征时间最长、经过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恶劣、路线最长、党中央会议最多的省份。长征历时两年，有一年零八个月在四川，行程一万五千里，途经70个县。在四川，红军先后打了数百次战役，其中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抢渡嘉陵江、攻占剑门关、土门攻守战、血战百丈关、爬雪山过草地等成为经典战例;在四川，中共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懋功会议等14次重要会议;在四川，三大主力红军两次胜利会师;在四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曾写下了闪光的篇章。四川境内长征文化遗产得天独厚：拥有红军四渡赤水遗址、双沙鱼塘湾毛泽东、朱德驻地遗址遗迹的古蔺县;拥有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全国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群的巴中;有彝海结盟遗址的凉山州;全州13个县都留下了红军长征足迹的阿坝州;有泸定桥等重要的史迹及代表建筑的甘孜州。红军长征在四川是红军长征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在长征胜利50周年时，中央决定修建一座纪念红军长征的总碑在四川松潘，这显示了中央对四川在红军长征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是四川人民的荣耀，同时也是党交给四川人民的责任：把长征文化、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目前，四川在长征遗址遗迹保护方面，各地情况参差不齐。有的地区，由于资金和人力有限，遗址遗迹保护力度不够;有的地区，保存比较完好，红军当年留下的战壕、树上的弹孔都有迹可循;有的地区，古建筑和红军石刻标语特色鲜明，但部分石刻标语风化严重，急需抢救性保护;有的地区，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等加大了对长征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入;有的地区，开始逐步整合长征资源和当地其他资源，比如绵阳市，把当地丰富的长征文化资源和大禹文化、嫘祖文化、文昌文化、李调元文化、李白文化等这些本地传统文化资源整合重构，并进一步将长征精神与绵阳独特的“两弹一星”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等进行有效衔接，既丰富了绵阳红色资源的内涵，也提升了绵阳的整体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革命老区，并且指出，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伴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四川打造了“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阿坝、甘孜、凉山、达州等红军长征沿线20多个红色场馆修缮一新，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彝海结盟、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10多个红色园区焕然一新。为了更好地把长征文化遗产展现出来，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牵头，各市州党史工作部门对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在四川的行军路线、行军里程、四川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支援和帮助以及红军长征的遗址遗迹等，进行了一次普遍深入的调查发掘，编纂了《红军长征在四川图志》。 把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长征轨迹完整地展现出来。

二、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的必然性

长征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表现为遗物、遗迹、遗址、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塔、纪念堂等长征纪念场所，其精神形态则是党在长征的光辉历程中形成的长征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长征文化资源既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是一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每一件红军文物、每一处长征遗址、每一个革命故事、每一位革命先辈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都以不容置疑的史实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及追随者捍卫信仰、献身使命、担当正义、心系人民、无私无畏、坚强乐观、百折不挠、进取不止的思想道德境界和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2]众所周知，先进文化和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应该有一个灌输和教育的过程，因此，在新时代如何把四川区域内珍贵的长征文化遗产进行重构，使之成为教育当代人的教育资源，使长征文化遗产走出历史、走出红色遗址、走出博物馆，走进民间、走进群众、走进现实生活，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走进历史、走近英雄的崇高体验，给一切有志于实现自己志向的人提供一种从道德、智慧、勇气到坚忍、决心、毅力等个人修为方面的系统方法，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鲜活教材，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优质文化资源至关重要。

长征文化遗产由于其具有时间上的久远性、空间上的零散性、内涵上的崇高性、价值上的延拓性、形式上的平面化等特点，决定了长征文化遗产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转化才能成为教育当代人的教育资源，才能为广大受教育者所接受。长征文化遗产时间上的久远性，只有通过有效的转化，才能使长征文化遗产以富有新时代特色的方式展现在大众的面前，以此来拉近由于时间而产生的距离感。长征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具有零散性，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胜利会师，长征途中转战14个省份，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尤其是中央红军途经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渡过了22条江河，翻越了20座大山，攻占100余座县城。[3]在长征征途中，革命遗址遗迹为数众多，感人事迹不计其数，如果让每个受教育者重走长征路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要采取有效的转化，从而达到“集聚”和“凝练”的目的。长征文化遗产内涵上具有崇高性，所以，要充分利用长征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就必须实现有效的转化，使其能够为最广大的教育对象所接受，以鲜活和易达到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真正起到教育的作用。长征文化遗产具有价值上的延拓性，即其教育价值无论是在广度或深度上都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而长征文化遗产自身不会主动发挥其教育价值，只有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后才能对教育对象产生积极教育效果。开发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转化的过程。[4]正是因为延拓性决定了只有不断开展转化，才能够将长征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发掘出来。长征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还有平面化的特点，即给人的感觉比较单一、平面。多数长征文化遗产呈现在大众面前都是同一个视觉角度，加上各地开发雷同和重复，导致了“平面化”趋势不断加剧。因此要通过有效的转化消解这种平面性，使长征文化遗产具有整体上的立体感。总之，长征文化遗产由于自身特点决定了其转化为教育资源的必然性。在实践中要不断探寻长征文化遗产转化的有效路径，真正让长征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得以充分利用。

三、四川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的路径

所谓路径，指的是实现效果及达到目的的路线和途径。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的路径，即是实现长征文化遗产教育效果、达到教育目标的具体做法。

1.建立长征文化遗产主题教育基地，打造特色鲜明的长征文化现场体验场所，以此有效地拉近久远形成的长征文化遗产与现实的距离。

教育学普遍认为越是接近受教育者心理的东西越能够引起受教育者的兴趣和共鸣。而長征文化遗产是我党在艰苦奋斗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及其物质载体，是党过去英勇奋斗的辉煌历史，而由于时间的久远性，使其与今天的教育现实产生了一定距离。怎样缩短长征文化遗产由于时间的久远性而产生的距离感？重点在于体验。长征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遍布于四川各地，把长征遗址遗迹打造成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长征文化遗产主题教育基地，为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利用长征主题教育基地，组织多样形式的主题体验活动，让受教育者置身于情境中亲身体验与感悟，实现思想境界的升华，实现教育的作用。比如在长征文化遗产主题教育基地设立长征英烈公祭活动。通过这种公祭的方式不仅仅达到了祭奠先烈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教育了当代人，使广大受教育者在这种强大的教育场中感受到了长征精神的伟大，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2.营造长征文化大环境，广泛开展群体感化教育。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贴近群众的学习工作实际，开展并创新多种形式的长征主题教育活动。

学校可以在校园里打造长征文化长廊或长征文化园，把长征文化融入校园景观，使之成为校园文化的传播载体，学生身处其中潜移默化地实现了群体感化。学校还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使学生能够广泛地接触到“鲜活的长征”，比如通过举办长征主题讲座、主题报告会、主题演讲会、主题班会、长征知识竞赛、纪念长征文艺演出等方式来进行教育活动和实现广泛的群体感化。当然，群体感化教育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端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内容要尽可能的平民化、“接地气”。但是，长征文化遗产反映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人物和事件，限定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充满了强烈的崇高精神与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又被不断拔高，造就出了一个个完美英雄。这种远离大众、远离生活的形象往往使普通人感觉遥不可及，不可避免会让人产生“假”“大”“空”的印象。苏联著名教育家维果斯基指出：“教育教学应着眼于‘最近发展区’，提供带有难度的内容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同时，这种差距应该保持一定的度，如果差距太大，使人们感觉无论怎样也难以到达，就会使这种教育作用大打折扣。”[5]所以，如果要充分利用长征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必须使其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贴近群众的学习工作实际，开展并创新多种形式的长征主题教育活动。比如通过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平民化、生活化，接地气的长征主题教育活动，比如组织长征旅游、举办长征歌会、开展长征故事会比赛、纪念长征胜利文艺晚会等，使其以更鲜活、浅显、易达到的方式呈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充分迎合“普通人”的“最近发展区”要求。通过各种“接地气”的方式，营造出长征文化大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群体感化教育。

3.发展长征主题旅游。通过旅游这种寓教于游的活动形式来把长征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能量开发出来、利用起来。同时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尤其是广大农村、革命老区的经济协调发展。

长征主题旅游可以充分发挥长征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教育价值。长征主题旅游既是观山观水、愉悦身心、领略祖国秀美河山的过程，也是回忆过去、温故历史、增进知识、陶冶心灵、提升修养的过程。通过发展长征主题旅游，实地重温党当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学习长征知识，挖掘长征精神内涵，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品格和崇高精神，把具有崇高意义的长征文化印迹渗入旅游者心中，使其思想道德素养得以升华，并结合新时代的特征，同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使其更加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同时发展长征主题旅游也是改善长征途径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途径。长征途经的地方，自然风光旖旎、民风淳朴，但是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当地经济文化不发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高。发展长征主题旅游既是反哺长征途径地区，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协调区位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利用开发长征主题旅游的契机，可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改变当地的投资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当然，长征主题旅游不仅仅在于能够带来社会经济效益，还在于它能够充分地发挥长征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使旅游者在轻松愉快的旅游活动中接受精神洗礼，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教育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可以说真正做到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

4.开发长征文化遗产主题网络。利用网络的丰富性、共享性，交流的便捷性、互动性优势，创新方式，有效促进四川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的实现。

当今社会，网络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核心的生活符号。网络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共享性，交流的便捷性、互动性也逐渐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网络环境下，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阐述观点、畅所欲言，或点赞或批评，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的碰撞，大多数人的观点和少数人意见的交锋。如果能够在网络上利用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的引导，使网上的主流意见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便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广泛意义上的交流，最终的结果是教学相长、各得其所。

在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应该结合网络优势，创新方式，运用多种技术开发长征文化遗产主题网络，使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教育场所。长征主题网站是“教育者”，通过真实的长征史实资料、珍贵的长征历史图片，经典的长征影音资料使进入长征主题网站的浏览者在浏览中不知不觉就获得了知识或感悟。哪怕是一张图片、一句话、一个故事，能够带给浏览者心灵上的某种触动，教育价值就得到了实现。长征主题网站的定位首先要向普通大众，网站设计要尽可能考虑最大多数人的需求，兼顾不同群体的多层次需求。其次，长征主题网站设计要具有吸引力，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内容和形式应该丰富多彩。为了让进入长征主题网站的人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还可以设计网上虚拟重走长征路体验活动。重走长征路一直以来是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的一条主要路径，但是现实中重走长征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经济状况、时间条件、身体状况等等。因此，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真正实现重走长征路。而网上虚拟长征就可以成为一种最佳的选择。所谓虚拟重走长征路，是指在长征沿途风光基础上，通过网络模拟再现实际场景，构建虚拟长征环境，使参与者能够身临其境般重走长征路，在网上打造虚拟的长征之旅。同时，长征主题网站还可以在网上虚拟重现长征在四川发生过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战役和重要会议。重大事件有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的歃血为盟、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懋功会师、长征途中最艰苦的过草地、红二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著名战役有战略转移中决定性胜利的巧渡金沙江、突击队越过天险的强渡大渡河、粉碎蒋介石阴谋的飞夺泸定桥、打乱蒋介石部署的嘉陵江战役、粉碎把红军饿死在草地阴谋的包座战役、红军胜利走出雪山草地的激战腊子口;重要会议有巩固遵义会议成果的会理会议、指明红军正确前进方向的两河口会议、总结经验增强团结的芦花会议、坚定北上信心的沙窝会议、重申北上方针的毛儿盖会议、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巴西会议。[6]在四川发生的这些事件、战役和会议，让中国共产党最终战胜艰难险阻逐渐走向成热，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通过长征主题网站生动再现这些事件、战役和会议，可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甚至还可以把这些事件、战役和会议做成游戏，让人参与其中感同身受。

5.讲述长征故事，打造长征经典作品。讲述生动的长征故事，展现鲜活的长征人物，打造长征经典作品，能够有效地扩大长征文化遗产教育的覆盖面，能够丰富教育的内容、活跃教育的形式，促进长征文化教育的大眾化、广泛化。

在长征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将这些先辈的事迹改编打造成经典作品，既是对先辈们的一种缅怀，又是对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的传承和利用，也是长征文化遗产转化为教育资源的有效路径之一。今天我们要讲述长征故事，打造长征经典作品，首先要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到尊重历史真实。“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 [7]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与材料，唯有尊重事实，尊重史料，结合当今的时代特征，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实现创作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有机统一，从而创作出长征经典作品。其次对长征英雄人物的塑造要有“度”。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明白英雄人物首先是“人”，但更要明白英雄人物之所以是英雄，他具有不同一般人的超越性和特殊性，因此对其“烟火味道”的刻画和英雄的光辉形象渲染要适当有“度”。比如那些获得极高赞誉、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作品中，其主要人物例如韩英、江姐等，就是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的艺术加工，创作后的人物比原型更典型，更有艺术感染力，从而成为红色经典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和永恒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感动和激励了一代代人。最后应创新各种艺术形式和方式。要对长征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再进行艺术创造和凝练，打造出诸如音乐、舞蹈、文学、表演等形式丰富多样的经典作品，用以抒发长征历程中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情怀，用新的方式和表现手法演绎耳熟能详的长征歌曲、长征故事，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

总之，长征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养分和教育价值，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食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文化、尊重艺术的姿态，积极打造出长征经典作品。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和感染，自觉成为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的传承者和传播者，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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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立夏.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以江西省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0（7）.

[3]郑椿霖.从数字看长征[DB/OL].hu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299/4661165.htm1.2006-08-03.

[4]朱小理，杨宇光，胡松.关于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必然性的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11）.

[5]邵梅.从“最近发展区”看教育的“度”[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2008（1）.

[6]毛泽东思想研究.编辑部红军长征在四川的重大事件、重大战役、重要会议[J].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6（10）.

[7]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

◎编辑 马燕萍

作者：钟华英

纪念馆的地域文化素养论文 篇3：

精书成业：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策略

【摘 要】高校出版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文化阵地和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做好主题出版是高校出版社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切身实践。东南大学出版社秉承“弘毅乐群，精书成业”的出版理念，坚持出版高质量发展和主题出版工作精品化、特色化发展，依靠学科优势，吸收属地文化，多题材、多形式地打造主题出版精品，为高校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关  键  词】主题出版;高校出版社;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王斌，东南大学。

主题出版是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和出版重点的出版活动。具体来说，主题出版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新时代，主题出版有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参照，进一步拓展了主题出版的外延。

高校出版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文化阵地和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肩负着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使命[3]。高校为主题出版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做好主题出版是高校出版社在新时代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切身实践。东南大学出版社自1985年3月成立以来，始终秉持“弘毅乐群，精书成业”的出版理念，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牢牢把握时代的出版航向，出版了数百种教材著作、科技图书和音像制品，荣获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本文以东南大学出版社为例，分析该社在主题出版工作中的实践，借其出版经验，为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

一、主题出版题材要服务中心大局

高校出版社要在主题出版工作中服务中心大局。东南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题材丰富——编辑团队从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等视角挖掘主题出版素材，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纳入主题出版中，不仅丰富了选题资源，也为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

1.解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

党政读物一直是主题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的选题方向注重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解读。该社于2015年5月出版的新世纪高职高专系列“十二五”规划教材《形势与政策》（邹厚亏主编），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印发的有关文件的精神，分国内、国际两个视角解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国际形势。国内内容包括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经济新常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把反腐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革新与发展;国际内容包括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态势、从乌克兰局势看大国关系、中国的大国外交之路、上合组织如何谋定而发展。该教材吸收了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主题出版的及时性。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东南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杨晓慧主编的《形势与政策》。该书共有五个板块，分别是高举伟大旗帜以优异成绩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时代“赶考”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打赢三大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奋斗、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乘风破浪砥砺前行：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可以看出，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解读类的主题出版工作中，东南大学出版社关注主题出版的及时性，相关选题具有延续性和可拓展性。

2.聚焦经济发展，印证经济光明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主题出版，不但可以反映最新的经济发展成就，还可以为暂时处于经济发展弱势的地区提供借鉴。东南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系列经济管理方面的图书，不仅有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演进70年》的对中国转变经济方式理论的分析的图书，还有对区域经济发展热点关注的论著。早在2013年10月，东南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面向以经济持续增长和区域整体优势提升为目标的部门或机构，以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技术自主创新的《长三角区域研发联盟研究》。同年12月，东南大学出版社从小微企业的特殊性发展热点入手，出版了《江苏小微企业发展研究》。该书将理论与实际、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探讨江苏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方式和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方式。2021年8月，该社出版的《走在前列——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分析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以及体制机制改革的成就，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进行评价，提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可见，东南大学出版社不仅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典范，还关注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研究，将宏大的国家叙事浓缩为具体区域、特定行业的微小叙事，以点带面，印证了中国经济光明论。

3.对历史文化题材的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4]。东南大学出版社对历史的关注和文化的传承保持了极高的热情，并集中体现在主题出版的三个方面中。一是以经典文本切入，如《儒家原典与现代人生：以<论语>为中心》从人生智慧、家庭伦理、社会理想、价值取向和幸福秘诀等角度探讨了儒家文化的内核，与现代价值的建构形成观照。二是以历史档案切入，如江苏省档案馆编著的《红色记忆：江苏省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报刊资料选编》就通过翔实的报纸史料，再现了1929—1949年中国社会重大的历史事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三是以特定的场域切入，如于2021年4月出版的《传承与彰显——南京红色文化资源空间保护利用》，从价值特色研究、保护利用研究和实施行动建议三个方面对南京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回溯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建构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二、精书成业：主题出版精品化发展的立足点

东南大学出版社自成立以来，荣获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在众多出版单位中展现了鲜明的出版优势和强劲的综合实力。这与该社在出版过程中始终依靠学科优势，吸收属地文化，多题材、多形式打造主题出版精品密不可分。

1.立足学科优势，积蓄主题出版品牌价值

主题出版并非只有及时性，还具有长期可积累的品牌价值。高校出版社的主题出版要依靠优势学科。东南大学出版社制定长期的选题规划，立足学科优势，打造了特色的主题出版产品模块，形成品牌产品群。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最具学科完整意义的起始地，自1927年建系以来，其持续引领国内建筑教育的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研究》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金属建筑，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建筑遗产保护学》入选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高质量的专业出版是主题出版的沃土，为做好相关主题出版工作打下了根基，提供了可能。

东南大学法学院致力于建设科研活动平台。在传统法学学科教研室组织构架的基础上，其先后创建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法治发展评估研究中心等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化学术研究平台[5]。2017年5月，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治反腐的路径、模式与机制研究》一书，便是法学院“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的首批成果，该书出版的目的是基于当下反腐工作状况，为我国突围反腐理论困局提供有益参考，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2.找准定位，吸收属地文化

出版机构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文化的浸润和熏陶。地处江苏南京的东南大学出版社，自身便有江苏地域文化和南京历史民俗的烙印，出版了大量带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主题出版图书。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的热点背景下，东南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12月出版的《南京明城墙及周边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研究》，以遗产廊道的概念探讨南京明城墙及周边散落的遗产资源整体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该书不仅为遗产景观的保护与规划等工作提出建议，也将南京明城墙遗址的文化符号展现给读者。2013年由顾风主编的《大地上的卷轴画：扬州蜀冈瘦西湖的景观精神和人类价值》，以分析扬州申报世界遗产的困境为指向，带领读者穿越历史，领略农耕社会的文明，探寻扬州历史的原真景象;2014年出版的《远逝的风帆：海上丝绸之路与扬州》围绕党和国家“一带一路”工作的主题，从扬州的自然历史变迁入手，对扬州遗迹进行解读，深层剖析海上丝绸之路与扬州现存遗迹的密切关联。上述带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主题出版物是东南大学出版社精品出版的重要构成，凸显了东南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的特色，厚植了主题出版的属地文化内涵。

3.多题材、多形式打造主题出版精品

东南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题材多样丰富。除了常规的教育读本、学术论著，还有绘本、人物传记、纪实文学等。入选“2019苏版好书”的《千年壁画、百年沧桑——古代壁画暨流失海外珍贵壁画再现传播与展示》一书是主题出版题材样式创新的例证。该作品首次以临摹、复制的方式使流失海外的壁画“回归中国”，即把流落海外的珍贵壁画再现于国人眼前，唤醒国人的文化传承理念和遗产保护意识。由李晓雪、高伟编写的《壶中九华：英石假山研究与口述实录》，回应了保护与传承岭南传统民间工艺的时代使命，详细地记录了英石传统技艺和英石盆景创作手法，为英石文化的非遗传承发展探索新路径。该书以口述史的方式为岭南地区传统工艺留下珍贵的档案记录，话语随和，表述平实，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喜爱，在岭南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宣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出版中，东南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古代传统美德经典故事丛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挖掘蕴藏于中华传统美德中的价值要素，汇集了孝节、悌节、忠节、信节、礼节、义节、廉节、耻节八个类别的经典故事，以活泼、直观、形象的表达迎合了当前读者碎片化、生活化和即时性的阅读需求，生动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 “国学经典书系”在内容上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引领读者构建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在形式上进行创新突破，通过调配版式适应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

三、高校做好主题出版工作的保障

传递时代精神、传承历史文化和传播思想知识是出版人一生的追求。主题出版承载着国家意志解读和民族精神凝聚的功能，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2020年各地区各部门各出版单位精心组织上报主题出版选题2233种，其中图书选题1911种、音像电子出版物选题322种。经评审，最终确定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125种，其中图书选题11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选题15种[1]。未来，出版机构要把握主题出版的基本规律，探索主题出版的创新路径，做好主题出版的保障性工作。

首先，出版机构要坚定信念，守初心，策划能彰显国家意志、引领阅读需求的主题出版物。主题出版工作要全面配合党和国家工作的主题主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粮。因此，出版单位要守初心、担使命，提升政治站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主题出版不仅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还要引领读者的阅读需求，起到见证文化中国、涵养中国精神的功能。

其次，出版机构要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强化人才保障。人才是第一资源，东南大学出版社十分重视编辑的素质培养，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多种实践。一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厚植责任意识。东南大学出版社举办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河南行，开展了参观纪念馆体会红旗渠精神、观摩青年洞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重现了红色历史情景，提高了编辑的责任意识。二是提升编辑人员运用新媒体技术的能力和水平。为培养编辑的互联网思维和自媒体应用素养，东南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7月与东南大学教务处联合举办了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混合式教学实践交流研讨会。三是督促编辑进行自我学习与自我感悟，全面提升编辑人员专业技术素养。2021年10月，东南大学出版社组织全体员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的贺信精神，会上，总编辑张新建指出，作为大学社，东南大学出版社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强化主题出版意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好文化引领，构建思想理论高地、精神力量高地，为该社的编辑树立了明确的工作目标。

最后，出版机构要擦亮高校出版品牌符号。品牌是出版机构地域人文精神的传承和自然禀赋的创意表达。品牌的发展往往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它不仅根植于出版机构自身的发展环境，也离不开出版机构对社会的公益性回馈。2021年4月，东南大学出版社等7家出版机构向蔚蓝基金会捐赠了数百万本图书，这些图书通过基金会到达各受赠图书馆，惠及广大读者。在福建泉州丰泽区图书馆举行的“读书传递力量·红色经典阅读”阅读马拉松活动启动仪式上，东南大学出版社社长江建中表示，今后将继续为建设书香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这些都体现了东南大学出版社推广全民阅读的具体实践，也加深了社会各界对该社品牌的认同。

|参考文献|

[1]辛晓磊，周斌，池瑶. 以主题出版提升中華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J]. 出版广角，2021（10）：13-16.

[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27）[2021-

11-01]. http：//www. gov. 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 htm.

[3]李永强. 新时代主题出版和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探索[J]. 出版广角，2020（1）：6-8.

[4]魏荣，肖李伟.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生文化自信提升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2）：40-42.

[5]李卓谦. 打通医事法理论与实践的隔阂[N].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9-07-04.

作者：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