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物权分析论文

【摘要】物权法中涉及很多与行政法相关的问题。例如“公法遁入私法”的现象与行政法的内容相互联系;关于基层民众的自治组织对财产的支配问题和国家的间接行政相关联;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涉及公权力的干预基础进行讨论;不动产登记行为和公权力间的关系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行政法物权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行政法物权分析论文 篇1：

公私法双重视域下的不动产物权登记

摘要：不动产物权登记涉及一系列公私法定位纠结难辨的问题，需要在整合行政法和民法双重知识视域的基础上明辨是非，准确归位。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是准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中的独立类型。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是国家赔偿责任中的行政赔偿责任，是一种过错推定责任，并根据侵权行为的不同类型有数种责任承担方式。

关键词：不动产物权登记；公私法划分；登记错误赔偿；赔偿诉讼模式

不动产物权登记所涉主体之中公权机关与私法主体并存，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具体过程之中贯穿着诸多性质复杂的行为，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立法之中呈现出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彼此混杂的局面，且不动产物权登记立法的局部公法成色并不因其框架被整体置入《物权法》中而有所更变。在大陆法系公私法划分的传统思路之下，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定性归位和相应的具体制度设计，遂成为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和民法学者争吵不休的议题，甚至常常演变成不同学科划分势力范围的混战，而远离了学术研究的真意。本文在此不打算对不动产物权登记所涉及的全部争议点作面面俱到的评议，而着重围绕不动产物权登记中公私法纠结难辨之处，如登记行为的性质、登记错误所生的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诉讼模式的选择等，在公私法双重视域下一一辨明，以期能对相关的立法改进和实务处置有所助益。

一、法律规制的基础：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的定性

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的定性是研究不动产物权登记问题的起始和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根本问题，才可能将登记错误所致赔偿责任的准确认定以及对相应救济途径作出恰当选择。

（一）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性质的三种学说

对于登记行为的性质，大致存在三种认识。有学者将登记行为定性为私法行为。其理由在于，登记的目的在于维护个人的私权利，发端于当事人的申请，登记机关对于合乎要求的申请无权拒绝，且登记行为产生私法效果＼[1＼]。此外，登记与交付同是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动产的交付是典型的民事行为，不动产登记若定性为行政行为则不伦不类。不动产登记与工商登记有本质区别，后者才是行政行为＼[2＼]。与此相对的是，也有学者认为，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属于行政行为＼[3＼]。理由包括，其一，不动产登记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其二，登记对不动产物权的设立、移转、变更和消灭具有决定性；其三，不动产的登记具有公定的法律效力（公定力）＼[4＼]。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登记行为兼具有行政行为和私法行为的性质。其理由在于，登记是凭借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而产生私法上的效力，它体现了国家公权力行为和私权利的结合。一方面，登记的本质引起私法上的效力，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仅仅是从属性的，登记申请只要符合条件，登记机关就必须登记，在登记错误的情况下还会发生民法上一系列的问题。另一方面，尽管处于从属地位，登记机关在从事登记时并不是单纯地维护申请人个人需要，而是必须谋求其他公共利益＼[5＼]120。

（二）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是行政行为

拨开芜杂的学说争论，具体考察登记的实然可知，登记是一个过程，其中包括了许多的可供法律评价的行为，如登记请求、申请、审查和核准等等，以及登记所发生的效力，以不同的角度，对不动产物权登记不同阶段的审视，会得出迥异的结论。以往正是因为对此不加区别而一体定性，才造成了各说各话，莫衷一是的局面。欲判定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的性质，首要的就是清晰界定何谓登记行为。显而易见的是，登记的效力是登记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不管是私法效果，还是公法效果，都是外在于登记行为本身的。而容易令人疑惑的是，究竟是当事人的登记请求和申请，还是登记机关的审查和核准，应当被看作是登记行为？有学者就认为，因为登记申请可以说是当事人向登记机关所为的意思表示，但登记并不是行政机关的权力，对于符合法律要求的形式要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有登记义务。所以研究登记行为的性质应从当事人参与的登记请求和申请这两项行为去考察＼[1＼]。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一，申请是当事人作出的希冀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表示，属于纯粹的程序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性质的意思表示。申请的提出并不代表一定会获准登记，申请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尚须登记机关依法审核，同时登记申请也不可能直接导致登记的各项效力产生。第二，按此逻辑，任何被动受理的羁束性处理过程都不会被认定为行政行为。然而，依法理，行政行为既可以区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依申请行政行为，又可以划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裁量行政行为＼[6＼]。被动受理的羁束性处理过程完全有可能是依申请的羁束行政行为。在不动产登记过程中，登记行为理应是登记机关的审核行为。第三，不动产物权登记虽然大多情况下导因于当事人的申请，但是也存在着登记机关依职权而进行的登记程序的例外＼[7＼]308。也就是说，在有些登记程序中并不存在当事人的登记申请，这时如何能说登记申请是登记行为呢？由上述可知，探讨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的性质就是探讨不动产物权登记过程中登记机关的审查和核准行为的性质。

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是行政行为，而非民事行为。之所以说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是行政行为，其原因是：第一，登记机关的审查和核准行为具有单方性和强制性，其与登记申请所连接而成的登记过程也迥异于达成民事行为的要约和承诺的过程。第二，不动产物权的登记行为是登记机关回应申请而为的单向度的、不可逆的程序活动，由此产生的后果，无论是否符合申请人的欲求，均要对其产生法律效力。这显然是登记机关单方决定申请命运的职权行为，登记是外在于民事法律行为而与其并列的官方机关行为＼[8＼]。第三，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的效力内容包括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四个方面。公定力表现为登记完成即推定合法，确定力表现为登记机关不得自行任意变更，拘束力表现为登记具有约束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效力，执行力表现为一经登记则发生物权变动或权利确认＼[9＼]。第四，虽然登记行为的动因和效力都存在私法上的要素，但是行政行为的作出常常就是用来处置民事法律关系，而且私法效果并非专属于民事行为，行政行为亦可能产生私法效果。第五，严格而言，在物权变动过程中，交付与登记并非一对范畴，与动产交付行为所对应的是同属物权设立合同之履行行为的不动产登记申请行为，登记审核行为是不具有私法评价意义的，其后的动产占有事实又是和不动产登记的事实相对应的。故交付的民事行为属性并不与登记的行政行为定性相矛盾。

尚须辨析的是，登记机关的转换是否会导致登记行为性质的变化。从登记的目的来看，之所以要求不动产物权须经登记，乃是为了避免具有排他性的物权会给他人造成不测之妨碍，以及通过公示所生的公信力来确保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此外还可以在诉讼之中作为物权存在的证据。而欲达成此目的，并非要求登记机关一定是行政机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比如德国的登记机关就是由地方法院掌管的土地登记局＼[7＼]277。甚至就理论和历史而言，由公证机关等民间组织来充任也并无不可。再加之，尽管我国实践当中的登记机关都是行政机关，但是由《物权法》第10条观之，立法上对登记机关究竟为何并无定论。然而，这一切都不改变登记行为的定性。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组织亦有从事行政行为的情形＼[10＼]。法院的行为并非都是司法行为，也可能为行政行为。这正像行政机关的行为也并非一定都是行政行为一样，比如行政裁决是准司法行为，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是准立法行为。判断行为的性质仍应主要就行为本身而言，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不是争议裁判行为，故不可能是司法行为。登记行为是登记机关依职权作为第三方对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关系的公权证明行为，一定是行政行为。

（三）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是准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

与公司注册登记或婚姻登记不仅审核真实性，还要审查是否达到法定标准（如法定最低资本限额和最低婚龄）不同，不动产物权登记只审查权利状态的真实性，其并非行政许可行为。如果对登记的内容作进一步的探究会发现，引起物权发生变动的是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意，而非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所谓“非经登记，不生物权效力”说的是不动产登记是物权发生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非引起物权发生变动的原因，并不是说登记机关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导致了物权发生变动＼[11＼]。该私法规则不过是强化物权公示效能的体现，即通过立法的强制规定使本可依当事人意思表示为已足的物权变动经公示后方产生权利变动的效力，在最大限度上保障真实权利状态与登记对外表彰的权利外观相一致。登记所表彰的物权虚像与实际物权人的真实权利断不可混为一谈＼[12＼]129，而且由于未登记的商品房的买房人只要合法占有建筑物专有部分即可成为业主，以及夫妻共有不动产时往往只登记部分成员等情形的存在，我国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只可能也只具有相对化的公信力＼[13＼]，其可能因其他证据而被推翻。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是行政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与判断行为，这种观念表示行为，会对相对人等的权益产生一定的影响，实际上是在相对人的民事权利上叠加了一层官方认可的色彩，既不同于依意思表示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法律行为，也不同于非依意思表示或观念表示，而仅仅依据法律规定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事实行为＼[14＼]。更具体而言，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是准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

二、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

不动产物权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如果登记行为存在错误，则很有可能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害，轻则造成一定程度的权利妨碍或须承担一定的更正成本，重则因善意第三人适用公信力规则而终局性地丧失该物权。登记机关对登记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须承担的是什么责任，在怎样的情况下承担责任，就很值得探讨。

（一）不动产登记错误之赔偿责任的性质

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究竟是民事赔偿责任还是行政赔偿责任，在有的学者看来，其认定是十分简单的，凡主张登记行为为民事行为的学者都主张因错误登记产生的赔偿责任为民事侵权责任，凡主张登记行为为行政行为的学者都主张因错误登记产生的赔偿责任为行政赔偿责任＼[4＼]。然而此逻辑并不成立，比如尽管常鹏翱认为登记行为是行政行为，但却认为因错误登记产生的赔偿责任为民事侵权责任＼[8＼]。也就是说，虽然笔者认为登记行为是行政行为，这一认识也确有助于对赔偿责任的定性，但是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的性质依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要明确的是，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属于国家赔偿责任。我国目前的规制现状是不动产错误登记损害赔偿责任在《物权法》第21条中，而不是《国家赔偿法》里规定，而且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的性质也没有最终确定下来＼[15＼]。但是，法现状并不当然地构成一项制度定性的当然理由，更何况在《物权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并非就一定是民事责任，尤其是在涉及兼具公私法性质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之时。《国家赔偿法》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一般法，仍然留有在其他法律文本中规定特定国家赔偿责任类型的空间。我国台湾地区在《土地法》第68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①，其和《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第27条、《公证法》第68条等一起都构成《国家赔偿法》的特别法。其之所以成为国家赔偿法之特别法，是因为有基于法律明文规定其为国家赔偿者，亦有基于其所规定之国家责任系因国家公权力行为之不法侵害所致，而依其性质可予认定系国家赔偿法之特别法者＼[16＼]595596。此外，不管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最终确定为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不动产登记行为都将被认定为行政行为，而所谓国家赔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违法，造成人民权益受损时，基于法治国家的原则，必须由作为国家工作人员“雇主”身份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17＼]243。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显然符合之。

这里真正的问题所在是国家赔偿责任，其中包括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到底是属于民事责任还是行政赔偿责任，是存在争议的。这项争议是有其深刻背景的。国家责任理论的变迁历经“国家无责任”、“国家代位责任”以及“国家自己责任”三种理论。一开始，国家代位责任就是国家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尽管国家自己责任渐成学说主流，并在国家赔偿法上有所反映，但是国家代位责任并未完全从立法上淡出，比如德国《民法典》第839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6条所规定的公务员的侵权责任依然存在，国家赔偿的构成乃仿效民法上的雇主责任，由国家代替公务员承担侵权责任＼[18＼]。甚至我国台湾地区《国家赔偿法》第5条规定：“国家损害赔偿，除依本法规定外，适用民法规定。”这里用的是“适用”，而非“准用”。再加之，在《国家赔偿法》出台之前，我国的国家赔偿责任是在《民法通则》第121条进行规定，而且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更是存在于《物权法》第21条之中。凡此种种，无怪乎民事责任论者在国内外都能找到立法和学理上的依据。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国家赔偿固然与民法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正逐渐从民法中脱逸。既然认定公法与私法的二元体系，那么国家赔偿法是对由于公法原因发生的损害，规定国家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就理应看作是公法。国家赔偿责任对责任的条件、补偿问题及否认免除责任事由的规定与民法有所不同＼[19＼]，作为国家机关的登记机构没有能力履行完全的民事赔偿，而且按件收取的不动产登记费用也指示出其后因登记错误而生的赔偿责任须与之相适应。国家赔偿责任的本质是公权力的不法侵害所产生的责任＼[16＼]597，不动产登记机关因登记错误所产生的赔偿责任理应属于公法上的行政赔偿责任。

（二）不动产登记错误之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承担方式

《物权法》第21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责任人追偿。”该条规定存在部分含义不明，逻辑层次不清的状况，我们应在学理上加以辨析。

关于不动产登记错误所生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存在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之争。《国家赔偿法》第2条和《民法通则》第121条按多数学者的理解为采无过错责任原则＼[20＼]。此外，虽然我国台湾地区《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项规定国家赔偿的一般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但是其《土地法》第68条中仍将不动产登记错误所生的赔偿责任规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其理由为土地交易价值恒高，对于社会交易秩序之安定具有绝对地位，是基于人民财产权应受完全保障之最大信赖原则，登记机关理应负较高之审查注意义务，更何况登记机关还在积极办理“登记机关专业责任保险”＼[21＼]。也有学者认为《物权法》第21条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15＼]。笔者认为，该责任以采过错推定责任为宜，理由如下：第一，从解释论上分析《物权法》第21条第1款和第2款之间的逻辑关系可知，登记错误应当是登记机关自身因工作原因导致的错误，而不应当包括第一款中所规定的申请人恶意提供虚假材料，并且登记机关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但无法发现的情况。如果在所有登记错误的情况下都要求登记机关承担第一位的赔偿责任，则第20条没有必要专门就“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作出规定，并且在条文顺序上首先规定此种责任形式＼[5＼]127。第二，依利益衡平观之，不管负多高的审查义务，理应在违反义务之时才承担责任，而不是一切以结果处断之。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虽有利于受害人获得救济，但却相应地加重了登记机关的责任，显属失当。尤其是在我国登记机关财政拨款和登记费用收入不足，责任保险制度普及远未可期的情况下，无过错责任对于登记机关而言过于苛刻。第三，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大前提下，如机械运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将使登记错误受害人因面对公权机关的举证困难而难以获得救济，这一困难在我国行政机关普遍办事程序不规范和不透明的现状下更显突出。而过错推定责任可在登记机关和登记错误受害人之间实现较好的权责分配。

不动产登记错误之赔偿责任的另一问题就是责任的承担方式，这一问题也关乎其后赔偿诉讼模式的选择。德国《民法典》第839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6条对此的规定较为一致，也就是如果登记机关存在故意，则承担首要赔偿责任，在存在第三人过错的情况下，与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登记机关存在过失，则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只有在没有其他赔偿人，以及其他赔偿人没有偿付能力或不能偿付的情况下，才实际承担赔偿之责。而据学者总结，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依照侵权行为的类型进行划分，共可分为四种情形下的责任承担形态＼[8＼]，我们对此深值赞同。第一种情形为登记错误的原因可完全归责于登记机关的行为，也就是仅有登记机关存在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由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二种情形为登记错误的原因源于登记机关和申请人的故意，这就构成了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应由登记机关和登记申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种情形为登记错误归责于嘱托登记中的嘱托人，由于登记机关在嘱托登记中不负任何审查义务，故登记机关不负赔偿责任。这几种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方式与前述立法例并无二致，也争议不大。存在问题的是第四种情形，登记错误的原因不仅在于登记机关的过失，还在于申请人的故意或过失，这构成了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那么其责任承担方式为何呢？如依前述立法例，则登记机关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然而笔者认为，于此更契合法理的是登记机关应与登记申请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赔偿责任。这样受害人可以同时获得双重救济渠道，且具有选择权，较之补充责任更有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另外，存在可归责原因的登记机关和申请人一方面都要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原因是更为重要的申请人承担终局责任，而登记机关只是承担替代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也使得违法性和过错程度能与其责任的承担相适应。要说明的是，上述所谓申请人并不包括登记错误的受害人。如存在受害人过失，将不采用责任承担方式来分配责任，而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

三、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的赔偿诉讼之模式选择

无救济则无权利，缺乏恰当合适的救济途径也会令救济形同具文，“焦作房产纠纷案”十年审理，十八份裁判即是明证＼[22＼]。在不动产物权登记存在错误的情况下，受害人能依循救济“路线图”尽可能快且最大限度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在损害已发生的情况下及时便利地获得应有的赔偿，是有关救济的制度设计的核心目标。然而，在对不动产登记诸多错误认知的指引之下，无论是理论或实务工作者，还是真实受害人，在混沌不明的救济格局之下常常会作出南辕北辙的选择。惟此尚须在学理上进一步探讨之。

（一）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之赔偿诉讼的避免路径

在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之后，受害人的损害可能并没有马上发生或仅存在于一定限度之内，这时如果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登记错误的事实，那么他就应当采取一些法律措施去预防损失的发生和消除隐患，并且这理应是其法定义务，典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6条第2项就规定：“如被害人得依法律上之救济方法，除去其损害，而因故意或过失不为之者，公务员不负赔偿责任。”相信对此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应采取怎样的救济方法，此即产生登记错误的行政赔偿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第一个关联问题，为了避免登记错误的行政赔偿诉讼，是否可以先进行行政诉讼，撤销登记行政行为或确认登记行政行为违法。

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基本原理是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使具有瑕疵，在未经法定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认定和宣告以前，仍具有被视为合法行为并要求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尊重的法律效力＼[23＼]。囿于僵化的直观认知，有学者认为，对于登记机关错误登记的事项，也可以同时规定当事人可以不经变更登记和异议登记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登记错误的问题，两条救济途径任由当事人选择＼[4＼]。然而提供多重选择并不一定就更好，特别是在有的选择从根本上就违背法理的情况下。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更正并不要以行政诉讼为前提，只要有证据证明权利的事实状态和权利的登记状态有异，即可通过异议登记阻止登记物权的处分，并透过民事诉讼程序由法院确认自己的权利和登记错误的事实。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判文书可以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更正登记的依据。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更正也不能以行政诉讼为前提，这是因为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不是如行政许可般的行政法律行为，而是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公权证明的准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民事权利的归属和事实状态都应由民事诉讼予以审理，行政诉讼只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比如登记机关是否违反审核义务，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等等。也就是说，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效性和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特定情形下即使需要更正登记也并不意味着登记行为违法（无论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都存在一定限度）。行政登记诉讼案件中行政与民事的关系既非附属问题亦非附带问题，而是民事归民事、行政归行政的并列关系。单纯的民事诉讼并配以异议登记与更正登记制度的有效运行，为解决当事人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并使登记记载与事实归于一致提供了适当的处理方案＼[12＼]124125。更何况在一些情形下甚至无须通过诉讼程序来为更正登记提供依据，比如错误登记的受害人可与错误登记的权利人共同申请更正登记，或者登记机关也可在发现登记错误后依职权主动更正登记。

（二）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之赔偿诉讼的先决问题

在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之后，如果在相关当事人能够采取措施之前，错误登记权利人已然处分权利，且第三人善意取得了该项物权，这时的登记状态就具有不可逆性，错误登记的受害人受到损害已为既成事实②，但是在过错推定原则之下，损害结果并不能直接指示出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仍需具体考察登记行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这是登记错误的行政赔偿诉讼的“先决问题”。产生登记错误的行政赔偿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第二个关联问题是行政赔偿诉讼是否要以行政诉讼（行政撤销之诉或行政确认之诉）确认登记行为违法为前提。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的文意可知，在确定国家赔偿责任前，必须先确定这个行政决定是否违法，因此必先进行行政诉讼，方可决定国家赔偿的案件＼[17＼]265。行政处分在撤销诉讼上合法的话，即使因此而产生权利和利益的侵害，除了相对人具有损失补偿请求权以外，也必须忍受该侵害。因作为权力性法行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中，该行为在撤销诉讼上的违法成为赔偿请求权成立的必要条件＼[24＼]。这是有其道理的，但是这里存在诉讼效率的问题，在不动产登记错误的损失赔偿之诉中，错误的登记行为已然不存在，根本没有撤销行政行为的空间，而在行政赔偿诉讼之前的硬性要求是必须经过行政确认之诉，除了更为符合形式逻辑之外，徒增繁琐和讼累。故而有学者试图通过法解释学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行政处分公定力的理论出发，行政处分公定力仅在于行政处分的有效性，而不在于行政处分的合法性，则普通法院于国家赔偿事件中判断行政处分是否违法之问题，乃至认定行政处分系违法，并不涉及行政处分公定力之范围＼[16＼]630。事实上，德国的学者通说和联邦普通法院的实务上也多将行政赔偿诉讼的审查对象认定为违反职务的行为，而将其与行政行为相区分，以规避所谓先决问题＼[25＼]。也就是说，行政赔偿诉讼无须以行政确认诉讼确认登记行为违法为前提。笔者十分赞同，然亦认为，还应同时赋予登记错误受害人以选择权，其也可以选择先提起行政确认之诉，如斯则确认之诉的结果对登记错误的行政赔偿之诉具有拘束力，或将行政确认之诉和行政赔偿诉讼合并提起。

（三）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之赔偿诉讼的程式构造

既然登记机关在我国是行政机关，登记行为是行政行为，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是行政赔偿责任，那么登记错误的行政赔偿诉讼是否就必定要依循行政诉讼程序呢？对此《国家赔偿法》并未作出明确说明，但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应依行政诉讼程序＼[26＼]。然而反观其他同样坚持公私法二元划分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虽也大多认为国家赔偿是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但是德国、日本、韩国均认为登记错误的行政赔偿诉讼应依民事诉讼程序。我国台湾地区《国家赔偿法》关于请求程序采双轨制，即可循民事诉讼途径，或行政诉讼途径请求。不过在实务中，由于民事诉讼便捷直接，多利用民事诉讼请求＼[27＼]。之所以如此，除了传统延续的因素之外，主要基于这样的考量，即在判断具体案件是应当以行政诉讼程序还是应当以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争议时，不能仅仅依据该案件本身的公法性质或私法性质来判断，而应从为国民权利利益提供有效的救济出发，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合利用何种诉讼程序解决来判断＼[28＼]。对于登记错误的行政赔偿诉讼而言，采用民事诉讼程序确实更优。

基于上述理由，在登记错误的原因可完全归责于登记机关的行为的案件中，应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登记错误的行政赔偿案件。而在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违法登记行为同民事侵权行为共同造成损害后果的案件中，不论是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还是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都可以在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解决，而无须在繁琐的行政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之间附带、并行或此先彼后的模式中作艰难而无甚意义的选择。

注释：

①我国台湾地区对所谓登记错误作狭义理解，其认为登记错误是指登记的事项与登记原因证明文件所载的内容不符。登记错误、遗漏和虚伪都属于登记不实。所谓的登记“不实”等同于中国大陆语境下的登记“错误”。参见张铭晃的《论土地登记不实之赔偿责任》一文，载于《法令月刊》，2004年第9期第3738页.

②在此尤须注意的是，利害关系人因登记错误而受到损害，并成为登记错误受害人的一个前提是，利害关系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或名义登记权利人的肯认而获得了自己为真实权利人的确认，且登记的权利状态与真实的权利状况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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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婧

行政法物权分析论文 篇2：

探讨物权法中的若干行政法问题

【摘    要】物权法中涉及很多与行政法相关的问题。例如“公法遁入私法”的现象与行政法的内容相互联系;关于基层民众的自治组织对财产的支配问题和国家的间接行政相关联;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涉及公权力的干预基础进行讨论;不动产登记行为和公权力间的关系等。

【关键词】物权法 行政法 相互间关系

第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行通过，强调了其作为私法的性质，并且明确规定了因物的归属权和利用产生的所有民事关系都适用物权法。物法权所规范的不仅仅是物本身的权利，而是规范因物的归属权问题和利用因物产生的人和人之间的法律的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可以是私法的法律关系，也可以是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物权法中涉及的法律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应当按照法律就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关公权力的干预基础

公权力的行使是存在边界和限制的。对私人使用或者所有的物，公权力机关要介入必须具备干预基础。干预基础是指行政公权力在哪种情况时才能干预公民的合法权益。一般认为，干预基础包括公共利益和法律授权两方面。行政公权力的机关必须基于公共利益或者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行行政行为。为此，很多行政法相关方面的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公共利益，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指以公众利益为目标的行政。所有行政行为的界限和理由都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这也是私人追求的和大众福祉涉及的利益以及行政机关想要达到的大众福祉的区别。在物权法上，对于公共利益的重点强调体现在对涉及影响到公民的不动产等重大权益问题时。一般情况下，公权力机关具备干预基础，只有当符合公共利益的时候。在实际中，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和宪法都对公共利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

公共利益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物權法制定时，公民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发生了激烈辩论。曾经一部分常委会委员提出，应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才能有效地限制地方职能部门滥用征收权力，使群众利益遭受侵害。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情形下，公共利益不同，情况极其复杂，所以物权法对公共利益难以做出统一的界定。因为公共利益是与法律授权并列的干预基础，可推断出，在一般情况下对公共利益的判断很难找出实定法的依据。据公共利益本身的特点，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时，应该把握：1.公共利益是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特征，应排除单纯私益行政。关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福利、公共事业都是属于“公共利益”;2.公共利益是非营利性质。凡是隶属商业开发的都不是公共利益;3.公共利益有持续公共功能。

二、“公法遁入私法”的现象与行政法的内容相互联系

“公法遁入私法”指行政机关在选择私法行政和公法行政的方式时选择私法的行为。民法受合同自由、平等自愿等原则支配，较易与当事人合作，达成行政目标。对于只能采取私法方式的事项，严禁采用征用和征收的方式进行。行政私法设计的范围有：1.行政法意义上的私法行为，例如公车、办公用品、行政办公场所等地供应可通过民事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如有争议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解决;2.行政意义上的经营行为;3.利用私法方式达到行政目标，如国家通过邮政、供电、供水等企业达到行政目标，若发生争议可依据相关法律进行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来解决。物权法对于行政私法的规定多数集中在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资企业的物权规定，以及对国有财产管理、国有财产保护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三、由村委会对财产进行支配与间接国家行政间的关系

间接国家行政指国家不经过自己的行政机关直接执行行政行为，而是委托或授权其他在法律上有权利能力的组织进行执行。间接国家行政与直接国家行政是有区别的，间接国家行政的重要因素是基层群众的自治原则。例如基层群众性质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就作为间接国家行政的表现形式，在宪法上也具有地位。对于基层群众性质的自治组织在宪法上的地位规定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节中。基层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镇人民政府、民族乡、乡对村民（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支持、帮助和指导，但不得干预法律上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物。村民（居民）委员会协助镇人民政府、民族乡、乡开展工作。因此，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行的是间接国家行政，隶属于国家管理。新的研究表明，村民委员会成为公权力主体法律上的地位越来越清晰，一部分法院开始受理关于村委会做出的公权力行政行为的案件。

四、不动产登记行为和公权力间的关系

行政法中对于某项事项进行强行规定，在司法的法律关系中也同样具有约束力。对于和行政法相悖的司法法律行为行政法能够排除其法律效力。在行政法中，对于规定强制的事项，行政机关给予许可、核准、登记等形式计入司法法律关系，使其成为效力要件。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的登记行为进行规定：对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转让、变更和消灭，必须依法进行登记，方能产生效力，如未经登记，则不具有法律效力，除法律另行规定的以外。物权法采取登记生效的主义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使其享有法律上规定的连续性。但是如因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权力机关征用、征收决定和因行政行为拆除房屋等设立或消灭物权的，不需要登记就可生效。此外，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如登记对抗主义情形。

对不动产进行登记主要涉及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等。就目前的登记体制来看还是比较分散的。按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物权法确立的是统一登记的原则。对不动产进行登记最重要的是对登记机构的审查密度。审查密度是指登记机构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的是实质审查还是仅仅是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区别在于登记机关审查权限是否涉及原因关系。在物权法中，就登记机构的职责虽然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的问题没有规定，将会导致弊端的出现。

五、总结

物权法涉的及行政问题还很多，例如土地承包经营的问题、公用企业的问题、企业问题、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使用问题等。本文由于篇幅有限，仅对物权法中涉及的几个方面进行初步论述，物权法在今后的实行当中还需要进一步深刻地进行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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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必新，梁凤云. 物权法中的若干行政法问题[J]. 中国法学，2007（03）：138-146.

作者：周姿言

行政法物权分析论文 篇3：

论我国行政主体的新发展:基于《物权法》的解读

摘要：《物权法》不仅具有产权明晰的私法意义，对法治政府的构建亦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在《物权法》的公法性表现下，物权登记机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业主委员会都表现出行政主体所具有的特征，尤其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业主委员会已成为新的行政主体形式。

关键词：公私混合法；公法性；行政主体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性质，大多数民法学者认为其仅仅是一部私法，它所能解决以及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不受其他公民的侵犯。行政法学者则从公法或行政法层面对物权法进行了重新认识，如江必新教授认为：“物权法中的法律关系应当根据法律在实践中的具体情形加以具体分析，而不宜将此关系直接限定于私法范畴”。笔者亦认为《物权法》并非单一的私法或民法，而是一部兼容了私法规则与公法规则的混合法。正是基于公私混合之特点，我国《物权法》不仅对法治政府的建设有重大影响，也为行政法治的制度建设输入了新鲜血液。

一、《物权法》与法治政府建设

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思想强调个人利益至上、推崇个人自由，因此，其物权法基本上是私有财产保护法，其核心和主要内容是保护私有财产；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的法律，在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保障财产权利、维护安定有序的交易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法治理念的特殊意义。与基本人权中财产权息息相关的《物权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贯彻到公权力的运行机制和私权利的保障机制之中；通过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和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保障提供具体的法律规范，使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通过厘清国家保障不动产物权交易安全的职责、明确国家保护物权的方式和法律责任等的规定，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只有从保障和发展人的权利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宪政体制运作，才能建设一个既受监督、又具高效的法治政府；也只有在法治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有效管理下，才能使我们的经济社会获得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物权法》起着维系国家权力行使与公民财产权利保障的作用。《物权法》作为一部基础性法律，与国家、政府及普通公民息息相关，使宪法确立的人权保障、私有财产保护、权力保障权利的原则和精神得以具体体现。

二、与物权相关的行政权力运作及其行政主体

《物权法》的实施不仅为公权力的运作增添了新的内涵，而且对行政法治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行政法治观念的更新上，又体现在对制度变革的推动上，而制度变革尤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即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论我国行政主体的新发展：基于《物权法》的解读

1.《物权法》的规定与行政权力运作

《物权法》的内容既涉及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也涵盖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房产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征收征用中的补偿权等。本文就行政权对物权的确认、保护、消灭和补偿3个方面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

①行政权对物权的确认。其一，行政确认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方式。《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二，物权经行政权确认后可对抗善意第三人。如《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其三，物权通过确认方式得到保障。如《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②行政权对物权的保护。《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其一，在物权受到侵害时，法定的行政机关可以介入进行调解或裁决①。其二，当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时，法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确认②。其三，当物权受到妨害或可能受到妨害时，权利人可向法定的行政机关提出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的请求③。其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法行政管理规定的侵害物权行为，还要承担行政责任。

因行政权而致物权的转移及补偿。《物权法》下行政权对物权的消灭主要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形式：其一，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征收、征用财产，主动导致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其二，基于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取得遗失物物权，被动导致遗失物物权转移。当因公共利益之需求而消灭物权时，就会引发行政权对物权的补偿，包括所有权人因征收、征用受到补偿和用益物权人因征收、征用受到补偿。

2.《物权法》的规定与行政主体

无论是行政权对物权的确认、保护，还是行政权对物权的转移及补偿，都是国家行政权力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具体表现，其运作与实现必然由一定的行政主体去实施。在我国，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力，能以自己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地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根据行政职权的来源方式，行政主体可划分为职权性行政主体、授权性行政主体与委托性行政主体。其中，授权性行政主体是指“依法定授权而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以外的社会组织。被授权组织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文授权规定；授权主体与被授权组织具有合法性；授权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法定方式授权，所授权力不具有专有性；被授权组织能独立承担法律后果且具有与所授行政管理职能相应的人员、技术和设备等条件”。结合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与物权相关的行政主体除具有相关行政职权的一般行政机关(如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外，尤其突出表现为如下几类：

①物权登记机构。《物权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说，关于登记机关的设置各不相同，主要有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私营机构。例如：日本为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务局、地方法务局、支局及其法务所；德国是设置于地方法院的

土地登记局；英国为政府土地登记局；美国各州的登记机关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由一个私营机构来运行统一的登记系统。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于登记机构的性质尚存在分歧：有学者从《物权法》的私法性角度主张物权登记是对私权的保护，是私法上的行为，产生的仅是私法效果，不同于行政法制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动产登记，是指不动产登记机构代表政府对不动产所有权、不动产用益物权、不动产担保物权等进行登记并进行公示，依法确认不动产物权归属关系并使之具对世效力的行政行为”。“不动产登记亦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申请作出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体现了国家行政权力对不动产物权关系的合理干预，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首先，物权登记机构的公法性不因其保护公益或私益而改变。就我国法律制度而言，作为不动产重要内容的土地，其所有权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全国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物权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授予登记机构对土地进行监管的职权，所达到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对私权的服务性和保障性的管理或干预”。其次，虽然《物权法》没有就物权登记机构的设置进行规定，但实践中主要以政府的职能部门(如建设局、房管所)来履行物权登记职责，即强制不动产物权人提出登记申请，从而由物权登记机构单方作出行政确认，以保护不动产物权交易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再次，“不动产物权登记与相应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及职权结合在一起。如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门管理，土地使用权登记也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房屋由房产部门管理，房屋产权登记亦在该部门进行。这说明不动产登记是登记机关的职责与职权，其具有行政性”。尽管对有关不动产统一的登记机构尚无法律、行政法规加以规定，但无论是现实的物权登记机关还是未来的物权登记机构，都具有明显的行政主体特征，属于行政主体范畴。

②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宪法上的地位。《物权法》第六十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集体财产行使所有权；第六十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村规民约向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状况；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授予村民委员会的权力不是建立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的民事权利，而是建立在实现集体财产管理上的公法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已从法律上赋予村民委员会对村集体所有土地等财产进行经营管理的经济职能，《物权法》赋予村委会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不但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而且符合多年来的法律实践。可以说，立法机关实际上是认可村委会作为公权力主体的法律资格的。“国家行政属于公行政，但公行政不等于国家行政，公行政除了国家行政以外，还包括其他非国家的公共组织的行政”。村民委员会虽然不属于国家行政的主体，但其属于社会行政的主体。村民委员会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公法组织，其进行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属于社会行政的范围。

③业主委员会。关于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大多数学者仅在民事范围内进行讨论。鉴于《物权法》的公私混合性，笔者认为不应再狭隘于传统的视角和理论，有必要就业主委员会是否具有行政主体地位进行探讨。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提上日程，政府由过度管制到服务于民的角色转变，政府职能除由行政机关完成外，公共性组织或社团基于授权或委托也从事一定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即不同于国家行政的新行政——社会行政。《物权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2007年国务院依据《物权法》对《物业管理条例》进行修改时，在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2009年12月1日颁布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分别就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任期及备案手续做了详细规定。依据上述规定，业主委员会实际上充当着一定的公共管理者角色，代替政府及其部门履行部分社会管理职责，对业主范围内的公共利益进行配置和管理。可以说，业主委员会是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一定行政管理行为、行使社会行政职能并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

三、结语

国家对物权的保护并非仅是单一的私法途径，而是私法和公法的共同保护。某些组织在一些学者看来也许是纯粹的民事主体，但它们却担任着保护物权的公法义务和职责，扮演着辅助管理、减轻行政负担、提高管制效率的行政主体角色。在“国家目的转换、利益多元化走向以及法律关系多边化下，公私法混同的现象所在多有”；公私法相互交融，公私法主体伙伴性合作已成为当下整个法律体系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中国法治的健全与完善，公私法界限的模糊与交融，行政主体的形态亦将走向多元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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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解君 周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