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物权法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我国物权立法应选择最适合我国实际，又是当代最先进的立法经验为我所用。本文从介绍德国物权法开始，分析了我国物权立法对德国物权法的继受及现行《物权法》的中国特色。我国物权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立法技术上都存在一些不足应加以完善。
第一篇：物权法论文范文
《物权法》实施对船舶物权立法的影响
摘 要：《物权法》实施后，其一般规定对船舶物权有适用的余地，但《物权法》对船舶物权采用不同于一般财产的变动模式，导致船舶物权在直接适用《物权法》时将产生制度上的冲突，对此，需要通过修改《海商法》和《船舶登记条例》，另行进行制度上的配置。
关键词： 物权法;船舶物权;船舶物权立法
文献标识码：A
作为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对明确物的归属、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以船舶为标的的船舶物权亦属于物权体系的范畴，《物权法》第24条和第180条、188条更直接规定了船舶物权变动模式、船舶和建造中船舶抵押权，因而，不仅《物权法》的一般原则和制度有对船舶物权适用的余地，而且《物权法》实施中还存在着船舶物权立法与《物权法》衔接等问题，《物权法》的实施必将对船舶物权和现行船舶物权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船舶物权的特殊性，又会使其在适用《物权法》时对船舶物权立法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对此，如何协调和理顺船舶物权与物权、《海商法》、《船舶登记条例》和《物权法》的关系，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物权法》与《海商法》有关船舶物权规定的关系
《物权法》调整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是对物权制度的共性问题进行规定，包括物权法的原则、物权变动和公示、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等，并建立了物权的基本概念、制度和体系。《海商法》因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而对船舶物权进行规定，《船舶登记条例》则因国家对船舶的监督管理和保障船舶登记各方的合法权益而对船舶所有权和抵押权登记程序等进行规定，它们构成了我国现行船舶物权的专门法。《海商法》关于船舶物权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2章“船舶”中。其中，船舶所有权涉及到船舶所有权变动以及船舶共有等问题;船舶抵押权涉及到船舶抵押权的设立、顺位、抵押权登记、建造中船舶和共有船舶抵押权以及与此相应的船舶保险和转让等问题;船舶留置权仅涉及修造船时的留置问题;船舶优先权涉及到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和顺序、优先权的转让和消灭等。船舶所有权和抵押权以登记为公示，在物权变动上采登记对抗主义。《物权法》与《海商法》有关船舶物权的规定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对此，《海商法》关于船舶物权的规定应遵循《物权法》所确定的一般原则;同时，基于船舶物权的特殊性，《海商法》需对船舶物权不同于一般物权的领域进行规定。在法律适用上，《海商法》对船舶物权有特别规定的，应优先适用该规定，没有规定的，则按照《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和原则处理。
二、《物权法》实施后对船舶物权和船舶物权立法的积极影响
(一)《物权法》的颁行统一了我国现行法律中船舶物权规定存在的冲突
《物权法》颁行前，我国有关船舶物权变动的规定并不统一。《海商法》、《船舶登记条例》对船舶所有权和抵押权的变动采意思主义立法模式，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担保法》则对船舶抵押权采用了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船舶抵押权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注:《海商法》第9条和第13条，《担保法》第41条和第42条。)由于《海商法》、《担保法》和《船舶登记条例》对船舶的界定并非一致，(注:《海商法》中的船舶为第3条规定的“海船和海上移动式装置，但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船舶登记条例》中的船舶为机动、非机动船舶以及其他水上移动装置，船舶上装备的救生艇筏和长度小于5米的艇筏除外。《担保法》则对船舶没有界定。)导致了上述法律法规在船舶抵押权设立上存在着冲突，给法律适用上带来混乱。《物权法》的颁行解决了该问题，其第9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针对一般财产的物权变动采用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以登记或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同时，将船舶物权变动从该模式中拿出，第24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以及第188条船舶、在建船舶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针对船舶物权变动采取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该规定消除了我国现行法律有关船舶物权变动的规定不一致的状况，并将所有类型的船舶物权变动统一到登记对抗模式下，从而使现有的《海商法》和《船舶登记条例》与《物权法》的规定相协调，并避免了争议的产生。
(二)《物权法》的颁行在完善我国物权立法的同时也完善了船舶物权立法
《物权法》颁布前，我国的船舶物权很不完备，《海商法》在第2章规定了船舶物权的相关内容，但并没有采用船舶物权的称谓，而是以“船舶”代之，规定了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除船舶所有权和抵押权外，船舶优先权主要针对特殊的海事债权，如工资请求权、船舶吨税和港口规费请求权、救助报酬请求权、与船舶营运有关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请求权等。通过其所具有的无需公示的秘密性、随船转移性等特点，保护特定债权人的利益。船舶留置权范围较为狭窄，仅限于造船人、修船人对船舶的留置权。由于《民法通则》并未建立起物权的一般原则、制度和体系，造成船舶物权在法律适用上一般规定的缺失，给解决实务问题带来困扰。《物权法》的颁布弥补了上述缺憾，基于《物权法》和《海商法》的一般和特别关系，船舶物权在《海商法》没有特殊规定时，即适用《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因而，《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的基本概念、一般原则和制度同时也构成了船舶物权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物权法定、物权公示以及对不同当事人物权的平等保护原则、《物权法》对物权保护的规定以及有关所有权、担保物权一般规定等均应当对船舶物权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在完善我国物权法的同时也相应地完善了船舶物权法。
三、《物权法》实施后船舶物权在适用该法时所面临的问题
《物权法》的颁行在对船舶物权立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给船舶物权适用《物权法》带来相应的问题，如果对船舶物权不加区分地直接适用《物权法》，甚至会给船舶物权及船舶物权制度带来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一)《物权法》有关登记公信力的适用
登记公信力即经登记所表现的物权变动或者物权状况真实、合法和有效，纵使该物权不存在或有瑕疵，信赖该物权而为交易的，法律承认其效力。登记公信力的基础是登记推定力，它以登记的外部表征对登记权利作了法律上的真实推定，将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物权变动分成形式上物权变动和实质上的物权变动。当登记所反映的形式上的物权变动与实质上的物权变动不一致时，登记提供了一种对形式上物权变动的信赖。因而，当登记所展示的形式上的物权不受实质物权的影响而独自发生法律效力时，经登记的物权即具有公信力，反之，则无公信力。
《物权法》对船舶物权变动模式采用意思主义，与一般财产物权变动的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不同。同时，《物权法》并没有进一步就该模式下船舶登记效力以及是否具有公信力等作出具体规定。而《物权法》确立的登记公信力是建立在不动产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的模式之上，因其与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所依赖的经济环境和法律理念不同，由此形成配套制度上的差异。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物权变动以当事人的意志为最终决定因素，“登记”和“可以对抗第三人”之间并非为充分必要条件，只有当登记的形式上物权变动和实质上物权变动一致时，才对第三人产生绝对的效力。故登记仅具有消极信赖作用，登记本身不具有权利正确推定的效力，因而，船舶物权登记没有公信力。基于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立法模式是截然不同并具显著对立的立法主义[1]，且它们的某些差异具有不相容性，如果直接将《物权法》有关登记公信力的规定运用于船舶物权，则将对船舶物权产生制度上的冲突。
(二)对《物权法》不动产登记规定的适用
《物权法》第2章第1节对不动产登记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包括登记的效力、登记审查、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和预告登记、异议和更正登记等，建立了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物权法》对船舶物权公示与不动产相同，亦采取登记方式，同时却将其规定在第2章第2节动产交付中，且没有对船舶物权登记作出一般规定。对此，《物权法》中有关不动产登记的规定是否适用于船舶，值得探讨。从两者皆以登记为物权公示方式看，船舶物权登记在无特殊规定时，应适用登记的一般规定，从而，《物权法》有关登记审查、登记机关赔偿责任和预告登记、异议和更正登记的规定理应适用于船舶物权。但如果按此适用，则会产生新的问题。原因在于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对登记配置的要求并不相同，势必会造成《物权法》有关不动产登记的规定与意思主义模式的船舶物权变动并不匹配。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登记配置不同主要表现在：(1)从登记的属性上考察。前者登记是强制行为，不登记，对当事人和第三人均不能产生船舶物权变动;后者则为自愿行为，不登记，不影响船舶物权变动。(2)从登记审查上考察。前者登记机关对物权登记进行实质审查，并承担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后者登记机关仅对登记进行形式审查，无须查明物权的真伪。(3)从对错误登记的补救上考察。前者因登记具有公信力而需运用异议登记和更正登记纠正登记错误;后者则因登记无公信力可以直接撤销错误登记，异议登记和更正登记的内容有别于前者。(4)从预告登记的作用上考察。前者适用于对未来取得物权的债权请求权进行的保全;后者则针对未完备登记程序条件的物权保全和附条件、期限的债权保全。由此，船舶物权登记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中有关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否则，将无法实现船舶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功能和目的，并最终无法落实该模式下的物权变动。
(三)对《物权法》确定的统一不动产登记制的适用
《物权法》对我国现有登记制度改善的举措就是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即统一不动产登记机关和统一不动产登记法律。这对于解决目前我国登记机关众多、登记法规杂乱状况，提高登记效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船舶物权登记也是物权登记的一部分，在《物权法》统一不动产登记制下，船舶物权登记能否纳入其中，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涉及到未来不动产登记法体系和范畴的确立。
船舶物权登记能否纳入不动产登记体系，关键是考察船舶物权登记是否与不动产登记相匹配。船舶物权登记属于船舶登记的一部分，因船舶本身是动产，具有航行的功能而具有流动性，在采多元登记制的国家，船舶物权登记连同船舶国籍登记共同构成船舶登记，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而不同于不动产登记。首先，船舶物权登记总是与船舶国籍登记紧密相关。不动产登记具有单一性，仅表明不动产物权登记。而船舶的拟人化使其登记呈现双重性，船舶登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船舶物权登记，除船舶物权登记外，还包括船舶国籍登记。前者是对船舶物权的公示和确认，具有私法性;后者则是船旗国对船舶所实施的有效管辖，具有公法和强制性。在两者的关系上，船舶所有权登记是船舶国籍登记的前提，登记机关对船舶国籍登记和船舶物权登记要进行统一审查和考量，由此，船舶物权登记的条件受船舶国籍登记的影响。其次，船舶所有权登记受船舶国籍登记的限制。在采取严格登记制的国家，船舶国籍登记的船舶所有人限定于本国的公民和法人，因而，只有具有船旗国国籍的公民和法人才能成为船舶物权登记的主体，外国自然人和法人则无法在该国进行船舶物权登记。第三，船舶本身是具有流动性的动产，在船舶交易后，可能因船籍港的改变，导致船舶物权登记管辖机关的变化。第四，船舶物权变动为意思主义模式，对登记的程序配置与不动产不同。包括登记的自愿性、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以及因登记无公信力所带来的具有特定内容的预告登记和异议登记等，需要另行进行程序配置。
可见，船舶物权登记具有其特殊性，尤其是《物权法》关于船舶物权变动模式不同于不动产，致使其登记制度不能与不动产相兼容，船舶物权登记不宜纳入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中，而应当另行考虑，即需要按照船舶物权变动模式，设置与其相适应的船舶物权登记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
(四)对《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物权法》第106条确定了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并明确了善意取得的条件，即(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物权法》的规定完善了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并将其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但船舶能否适用善意取得，以往学者很少就此研究和论述。
从立法例上讲，由日尔曼法承继而来的善意取得，着重于占有，以占有为物权的外部体现作为基础建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其适用仅以动产为限。《德国民法典》规定了“从无权利人处取得”，其中第892条和第893条针对不动产而有善意取得的适用[2]。《瑞士民法典》则在第973、974条规定了不动产的善意保护，从而将善意取得的财产由动产扩至不动产。我国《物权法》亦采类似立法例。从《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适用动产和不动产而言，船舶似乎应是善意取得的标的，有对善意取得的适用。实际上，船舶能否适用《物权法》善意取得并非如此简单。
动产的善意取得以占有为基础，通过运用占有的权利外衣完成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船舶虽然本身为动产，但其权利的表象不以占有而以登记为判断，缺少保护信赖占有之交易余地[3]，故不能成为善意取得的标的。(注:日本学者和我国台湾学者多认为船舶不能成为善意取得的标的。(我妻荣.日本物权法[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199;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22;郑玉波.海商法[M].台北：三民书局，1983：19.))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从《物权法》设定的条件“转让的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考察，以登记的公信力为基础，通过对物权登记的信赖实现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我国《海商法》和《物权法》对船舶物权变动采用意思主义的模式，船舶物权登记为船舶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不具有权利的正确推定机能，由此丧失了登记公信力的基础，船舶物权登记不具有公信力。因此，按照不动产善意取得衡量，船舶不能适用善意取得，至于由此所带来的对船舶交易安全保护缺失问题，需要通过其他机制的设置完成。可见，如果不做上述分析，直接按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将船舶适用于善意取得，显然这种对《物权法》适用的结果与船舶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不符，并将进一步带来船舶物权制度上的冲突。
四、《物权法》颁行后如何完善我国现行船舶物权立法
《物权法》颁布后，可能会使一些原有的船舶物权立法不合时宜，或者由于船舶物权在专门立法不完善时适用《物权法》会带来一定的制度上的冲突。为避免上述问题，解决的途径即是按照船舶物权变动模式另行进行实体和程序上的制度配置。目前可行的方式是修改我国《海商法》和《船舶登记条例》，对不合时宜的规定进行修正，对缺失部分进行补充和完善。
(一)通过立法补充对“第三人”范围的明确界定
《海商法》对船舶物权变动模式仅规定了“船舶所有权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进行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物权法》虽然将第三人改为善意第三人，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第三人的范围。而第三人范围是意思主义立法模式本身的固有问题，因其在物权变动上对当事人和第三人采用不同标准，必然产生可以对抗或不能对抗第三人等形式主义立法模式无需面对的问题。缺乏对第三人范围的规定，不仅造成船舶物权变动模式配置上的缺失，而且无法解决海事司法实践中对第三人范围的不同认识。(注:对第三人，有人采广义说，认为第三人为当事人之外的所有的人。有人采限制说，认为仅限于善意第三人。(金正佳.船舶所有权、抵押权、优先权[J].海事审判，1995(2)：38;李海.船舶物权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6.))
笔者认为，第三人范围是意思主义模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法律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不能离开意思主义立法模式所包含的理念和理论基础，应在模式的整体上与其他部分协调一致。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广义第三人说”扩大了第三人的范围，其结果是未经登记，船舶物权变动只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物权与债权不分，模糊了物权和债权之间的界限。《物权法》规定的“善意第三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广义第三人的弊病，使一部分未登记的船舶物权变动亦能对抗第三人，符合尊重当事人意思的意思主义模式的立法目的，但它还是使第三人某些债权具有了优先于物权的特性，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尚需进一步界定。基于船舶物权因双方合意而产生，对“第三人”较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与船舶有系争关系的善意第三人，他们是具有船舶物权或类似权利的人。包括：1.船舶物权取得者。船舶物权取得者是指：(1)船舶的受让人，主要发生在船舶二重买卖中，取得他人船舶而没有登记的人，不能以船舶所有权对抗在同一船舶上的其他受让人;(2)船舶抵押权人，即在该船舶上具有抵押权的人;(3)因法院拍卖而取得船舶所有权的人，即法院依一定程序对船舶强制拍卖时，经竞买而取得该船舶所有权的人;(4)未进行份额转让的共有船舶的共有人。2.因法定程序而直接取得对船舶支配关系的债权人。主要指的是因扣押、参与分配和进入船舶拍卖与受偿程序等而取得对船舶支配的债权人。“可以对抗”的第三人包括：1.恶意第三人，即以不公正手段，妨碍真权利人取得登记的人或者为他人申请登记义务的人;2.对船舶没有实质权利的人或者其受让人，即无效的登记名义人及其受让人、受让人的扣押债权人，因无效行为而取得船舶所有权的所有权人或恶意受让人，因担保的债权消灭后的抵押权受让人等;3.不法行为人，即对船舶实施了损害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人;4.不法占有人，即没有合法依据而占有船舶的人;5.一般债权人，即船舶所有人的债权人。
(二)另行规定船舶物权登记的实体和程序规范
鉴于船舶物权的特殊性和物权变动模式有别于一般财产，应当根据《物权法》、《海商法》船舶物权变动意思主义模式，进一步完善船舶物权登记的实体和程序规范。考虑到立法的确定性、规范指引的明确性和节省立法成本的因素，应对船舶物权登记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另行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在实体规范上，主要是明确船舶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和公示作用，建立船舶预告登记制度。在程序规范上主要是修订《船舶登记条例》。首先，重新定位船舶物权登记的属性以界定船舶登记法律的范畴。我国《船舶登记条例》将船舶物权登记与国籍登记同时规定，船舶登记行为为具体的行政行为。而《物权法》将不动产登记直接规定在《物权法》中，明确了物权登记的私法性。对此，需要重新考量船舶物权登记的属性，将船舶登记法定位为船舶物权的程序法，在《船舶登记条例》中单独规定船舶物权登记，同时另行规定船舶国籍登记。其次，完善船舶登记的具体程序。目前，《船舶登记条例》中仅有船舶所有权和抵押权登记以及变更和注销登记，其他登记程序缺失。虽然《物权法》规定了预告登记、异议登记和更正登记，但对船舶物权直接适用并不符合船舶物权变动对登记的要求，对此应当按照船舶物权变动模式重新设置上述程序。主要是完备船舶预告登记程序，以应对现代船舶交易中大量存在的船舶所有权保留、船舶租购或者船舶融资租赁的交易方式，在协议成立后至船舶物权变动前的阶段中，船舶所有人可能对船舶进行处分，或者船舶所有人破产、船舶被扣押、被强制执行等情形，在船舶物权登记程序中直接救济权利人，有效地减少船舶交易成本。
(三)将目前《海商法》与《物权法》一般规定不相协调的规定调整成与《物权法》相一致
《物权法》在对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规定上，明确了国家财产的范畴，同时针对国家投资设立国有企业的情形，明晰了国家和企业的财产权属，改变了《民法通则》下国家对国有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国有企业享有经营权的规定。在国家出资设立企业时，国家享有出资人权益，并不直接对财产享有财产权;同时赋予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现行《海商法》在对国有航运企业船舶所有权的归属上，沿用的是《民法通则》的观念，《海商法》第8条规定“国家所有的船舶由国家授予具有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的，本法有关船舶所有人的规定适用于该法人”。在权属划分上，国家对船舶享有所有权，企业仅享有经营管理权。显然，《海商法》第8条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对此应当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正，直接规定国家对其投资设立的国有航运企业，享有出资人权益，国有航运企业对船舶享有所有权，以与《物权法》相协调。
结束语
《物权法》的颁行在一定意义上完善了船舶物权立法，但由于《物权法》和《海商法》对船舶物权采用不同于一般财产的变动模式，从而使船舶物权的一些制度与《物权法》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或者适用《物权法》将产生一定的冲突，为此，需要我们在《物权法》整体框架下，通过修改《海商法》和《船舶登记条例》另行设置相应的实体和程序规范予以解决，以健全和完善我国船舶物权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82
[2]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86
[3]我妻荣.日本物权法[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199.
Impact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al Right Act on the Title of Ships and the Relevant Laws
LI Zhi-Wen
(Law School,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In logic,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newly enacted Real Right Act might apply to the title of ships. However, the title of ships is not treated by the Act as a general property and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may occur while directly applying the Act to the title of ships. As such, to apply the Act to ships smoothly, the relevant laws such as the Maritime Code and the Ships Registration Regulations should be amended so as to make them consistent with the Act.
本文责任编辑：汪世虎
作者：李志文
第二篇：中国《物权法》对德国物权法的继受及中国特色
【摘要】我国物权立法应选择最适合我国实际，又是当代最先进的立法经验为我所用。本文从介绍德国物权法开始，分析了我国物权立法对德国物权法的继受及现行《物权法》的中国特色。我国物权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立法技术上都存在一些不足应加以完善。
【关键词】物权;物权立法;继受;中国特色1《德国民法典》及其物权编的简介
《德国民法典》第三编规定的是物权法(第854条至第1296条)，第三编共分为九章：
第一章：占有。
第二章：关于土地权利的一般规定。
第三章：所有权。“所有权”一章分为五节：所有权的内容、土地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共同所有各为一节。
第四章：地上权。
第五章：役權。“役权”分为三节：地役权、用益权、限制的人役权各为一节。
第六章：先买权。
第七章：土地负担。
第八章：抵押权、土地债务、定期土地债务。
第九章：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德国民法典》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民法发展史上取得了与《法国民法典》平分秋色的地位，尤其是物权法这一奇葩。《德国物权法》对整个世界物权体系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物权法也正是从《德国民法典》开始才真正形成为具有自身独立体系的，内容完整的法律。
2中国物权法对德国物权法的继受
中国引进民法概念与民法知识体系发轫于清末变法。“司法之革新事业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自是年设修订法律馆，先后所订有民法律草案、商律草案、公司法制草案、海船法草案、破产法草案各案…”。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民法典的编纂的情况是：“宣统三年法律馆编纂成功五种法典，即大清民律草案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债权，第三编物权，第四编亲属，第五编继承…”。虽然这一民律草案不是法律，但它开启了中国接受西方法律知识的大门。
欧洲大陆民法比起英、美的民法更容易被学习、借鉴，因为事实上被认为是普通法的英美民法并不适合于被快速地继受到另外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律体系中，其作为判例法，只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和发展，它的一些规则和法律思想可以被个别地加以采纳，但作为一个整体，并不适合作为一部新成就的民法学习的榜样。而作为成文法的欧洲大陆法的经验和成果，因其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所以能较好地被移植到另一个法律制度体系中或者在另一个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被作为素材来使用。
3中德物权法的对比及中国特色
31中德物权法的对比。
311德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制定的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典。规定于德国《民法典》第三编的“物权法”，开创了现代物权法的先河。“德国物权法模式”体系的主要特点在于：
其一，将地上权列为一种独立的物权。
其二，确立了先买权、土地负担两种用益物权和土地债务、定期土地债务两种担保物权。
其三、确立权利可以作为物权客体，形成权利上的用益物权、权利质权等。
其四、严格区分抵押权和质权，抵押权仅适用于不动产，质权则适用于动产和权利。
其五、保留了某些封建法律的残余，如土地债务和定期土地债务即是日耳曼封建土地制度的变种。
312中国《物权法》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重要法律部门，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物权法》，分为五编，十九章，共247条。其体例采纳了德国物权法的总、分则结构，不仅将整部法律的首章定为“总则”，而且于分则的每一编首章设立了“一般规定”。我国《物权法》确立的物权体系由所有权、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和类物权(占有)构成。
32《物权法》的中国特色。
321制定一部专门的《物权法》本身就是中国特色。不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在大陆法系的立法例中，几乎没有看到一部专门的物权法。相比之下，我国专门制定一部完整的《物权法》，这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特色。
322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规定我国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种经济制度。
323《物权法》规定具有独创性的物权体现了强烈的中国特色。在《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体系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都独具我国特色。
324《物权法》规定与众不同的物权规则也具有中国特色。
3241有关善意取得制度，其他国家的物权法一般规定适用于动产交易，不适用于不动产交易，但《物权法》在“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中，不仅规定善意取得适用于动产，而且同样适用于不动产。
3242有关拾得物的规定，《物权法》用了5个条文进行规定，突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具体规则上，规定了拾得物应当返还给权利人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等规则，显示了拾金不昧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4现行中国《物权法》的不足与完善《物权法》的不足之处就是我们所要完善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孙宪忠教授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当前物权立法中的十五大疑难问题》的论文，主要就是在讲我国物权法的不足，很有参考价值。
另外在其他国家的民法典中，物权制度都充分展现出了各自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它说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物权法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一面。物权法的基本内容是规定物权制度，体现一个国家的基本所有制，以及在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各项物权制度。由于一个特定的国家具有自己不同的发展历史和观念，物权法的发展必须充分体现浓厚的国家和民族特色，显示与自己国家和民族发展相一致的民法物权制度，因而使物权法所规定的制度千差万别，各有自己的特点，而与他国不同。在看到我国《物权法》的上述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物权法》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物权种类、物权规则也还存在某些不够完善的问题，在其他方面也还存在很多的不足，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需要在《物权法》现行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将《物权法》编入中国民法典的时候，能够使它更加进步，更加适合于我国国情，在推进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和保障人民幸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结语
在世界各国的民法典中，物权制度从来都是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的民事权利制度，对德国物权法的继受同样不可盲目“拿来主义”，我们应该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择优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进而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物权法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作者单位：王新龙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穆旭甘肃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王新龙 穆旭
第三篇：论物权法框架下的船舶物权
摘要：船舶物权既具有物权的共性，又具有特殊性，对其建构应立足于船舶物权的上述特点，在物权法整体框架下进行制度上的安排。目前，我国船舶物权在一般制度和登记上均存在一定缺失，无法与《物权法》有机衔接，应当通过完善船舶物权立法予以解决。论文最后对船舶物权中是否存在船舶用益物权的争议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关键词：物权；船舶物权；物权法
船舶物权属于物权的一种，与一般财产物权具有共同的特性。目前我国学界对物权的研究多集中于一般物权。专门针对船舶物权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大多数海商法书籍中没有船舶物权的专章论述。而是将其并入到船舶的有关内容中。相关论文又多针对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个案探讨，缺乏系统性，更无从物权法整体框架下论及船舶物权及与物权法的衔接，不能给实务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目前我国《物权法》已经出台，除确立了物权的一般规则外，第24条和第188条更涉及到船舶物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船舶物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本文旨在对船舶物权特殊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在物权法的整体框架下对船舶物权进行梳理，并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船舶物权的立法建议。
一、船舶物权及其特殊性
船舶物权是船舶物权人对船舶所具有的不受他人干涉的支配权，与一般物权相同，属于对物权利。虽然人们至今对权利内涵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通常认为权利是法律为了满足某人需要而赋予他的意思之力或者法律之力。船舶物权正是物权人为实现其利益而对船舶行使的权利，其实质在于所有人具有直接之于船舶的力量，并通过船舶物权各项权利的行使而得以体现。
我国学界对船舶物权所采用的界定方式并不相同。有人认为船舶物权是法律确定的主体对船舶享有的支配权利，采用的是界定物权的一般方式，强调船舶物权人对船舶的支配性。有人从船舶物权的法律定位上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船舶物权作为海商法所规定的物权，是以船舶为客体的物权，具有特别法物权性、客体单一性、公示方法的特殊性和优先顺序的多重性等特点。
笔者认为船舶物权既具有物权的一般属性，又具有特殊性。作为物权，船舶物权与其他物权相同，具备对世性、支配性、排他性、追及性和优先性等物权的一般属性。但同时船舶物权又是以船舶为客体的物权，又有其特殊性，在制度安排上需要作出特殊考虑。首先，船舶物权的标的特殊。船舶价值较大，具有流动性甚至跨国航行的特点，各国法律在对待船舶物权时，多按照不动产规则处理船舶物权关系，以登记而非交付/占有作为物权变动以及船舶物权状态的公示。其次，船舶具有海商法船舶和非海商法船舶之分，在船舶物权的法律适用上具有不同的安排。海商法船舶首先要适用海商法，遵循海商法关于船舶物权变动、船舶优先权、抵押权和留置权等所作的特殊规定，只有在没有相应规定时才适用《物权法》关于物权的一般规定。而非海商法船舶则应按照《物权法》的一般规则处理船舶物权的相关问题，并按其动产的固有属性，在物权变动上遵循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第三，船舶在不同状态下存在着属性的转化，对船舶物权有一定的影响。如船舶建造时，从建造开始到建造完成，为由建造中船舶向海商法船舶的转化过程，建造中船舶归属于建造人。船舶建造完毕后依交付转移给船东。而船舶沉没或被强制报废后，船舶可能转为沉船、废钢船，由海商法船舶变为非海商法船舶，船舶登记被注销后，作为一般财产，其得丧变更依动产而为之。第四，船舶拟人化使船舶登记有别于不动产登记。船舶登记除物权登记外，还包括国籍登记，两者登记的性质和条件不同，且船舶物权登记受船舶国籍登记的影响，在程序设置上无法完全照搬不动产登记，应作特殊的考虑。第五，相比于一般财产，船舶上常设有负担。除船舶抵押权外，还有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优先权具有秘密性和随船转移性，不宜把握，船舶物权发生变动时，比其他财产更迫切地面临着船舶物权人与船舶所有人的其他债权人、受让人等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分配等问题。法律在制度设置上通常要比一般物权更需要考虑当事人与船舶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协调和平衡。第六，船舶上的公法限制多于其他财产。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在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合理地利用海洋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国策，船舶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成为各国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和各国均对船舶航行安全和避免船舶污染海洋环境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通过限制船舶所有人所有权，船舶强制报废等制度，强制消灭船舶所有权等，以维护航行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
可见，船舶物权既与一般物权相互关联，又有别于一般物权。作为物权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对船舶物权的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物权法的基本理论。同时，又要针对船舶物权的特殊性，考虑其无法为一般物权包容的成分，在船舶物权的制度建构上做到在物权法整体协调下符合其特有属性。
二、我国现有立法中的船舶物权和《物权法》颁行后所面临的问题
《海商法》第二章规定了船舶物权的相关内容，但并没有采用船舶物权的称谓，而是以“船舶”代之，这种立法体例存在很大的问题。船舶作为物，可以是某些权利的客体，但它并不是权利本身，以权利客体说明权利本身不仅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而且存在着概念上的混淆。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海商法颁布时我国物权法理论研究尚处于薄弱的阶段，民法理论和立法排斥使用物权造成的。
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尊崇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皆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任意创设物权，船舶物权亦遵循相同的原则。我国《海商法》在第二章仅规定了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由于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按照物权法定原则衡量，我国现有的船舶物权即应当包括自物权——船舶所有权，担保物权——船舶优先权、抵押权和留置权。在船舶物权中，除船舶所有权和抵押权外，较有特色的当属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船舶优先权是海商法特有的一种权利，它形成于长久的航运实践并为各国海商法和国际公约所确认。它主要针对特殊的海事债权，如工资请求权、船舶吨税和港口规费请求权、救助报酬请求权、与船舶营运有关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请求权等。立法基于社会、经济以及人道考虑，通过船舶优先权所具有无需公示的秘密性、随船转移性等一般担保物权所不具备的特点。以保护特定债权人的利益。船舶留置权仅限于造船人、修船人对船舶的留置权。它按照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的模式进行设置。该类船舶留置权的顺位在船舶优先权之后、船舶抵押权前。海商法中船舶留置权范围较为狭窄，目的是限制位于抵押权前的船舶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种类，保障
船舶抵押权人的受偿顺位。以满足现代社会船舶融资的发展需要。
我国《海商法》中有关船舶物权的规定并不完善，《物权法》颁布后，虽然对船舶物权变动模式进行了一般规定，但并没有就该模式下船舶登记的作用、登记效力和是否具有公信力以及相应的登记制度等作具体规定，因而，也未能解决海商法中船舶物权制度上的缺失，无法使船舶物权与《物权法》有机衔接。主要体现在：
1、船舶物权一般制度的缺失。船舶物权变动是船舶物权体系的基础，《海商法》第9条和第13条规定了我国船舶物权变动模式为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即船舶物权依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发生变动，但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但《海商法》并没有第三人范围的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学界对第三人范围的不同认识和海事司法实践中对此不同的认定。而新颁布的《物权法》虽然统一了船舶物权变动模式，遗憾的是也没有界定第三人范围。第三人范围为意思主义立法模式本身所固有，它必然会产生可以对抗或不能对抗第三人等理论问题。这也是采意思主义立法模式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
在日本，它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司法界。早期日本判例采用无限说，明治41年(1908年)大审院的判决，改用限制说，以后又有有效交易说、信赖登记说等，对第三人界定的标准仍未能统一。而我国《物权法》对意思主义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能从制度上对其进行全面建构，理论上对对抗要件下第三人范围的研究仅限于表面，缺乏在体系上的深入探讨，司法实践又多以广义说界定第三人范围。法律规定缺失，势必会阻滞其贯彻，带来法律适用的混乱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标准不统一。
2、与船舶物权变动意思主义模式相对应的登记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缺乏。《海商法》没有在实体上就船舶物权变动模式对船舶物权登记进行制度上的安排，而《物权法》将有关船舶登记的规定放在“动产交付”中，将其作为动产登记看待，对此，船舶物权登记能否直接适用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定。如登记效力、预告登记、异议登记和更正登记等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登记程序上，虽然我国《船舶登记条例》对船舶物权登记程序进行了规定，但它仅规定了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和光船租赁登记以及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因将船舶登记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对船舶登记错误采用行政救济途径予以解决。⑥缺乏与船舶物权登记私法行为属性相对应的救济程序。从而造成《物权法》和《海商法》船舶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无法得以落实，海商法与物权法的不衔接，进一步带来相应的实践问题。
三、在物权法整体框架下考虑船舶物权的制度建构
在物权法框架下考虑船舶物权的制度建构，就是要解决船舶物权特殊性及与物权体系的衔接。鉴于船舶物权立法目前存在的问题，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制度建构。
1、对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中的“第三人”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
笔者认为法律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不能离开意思主义立法模式所包含的理念和理论基础。作为意思主义立法模式的构成部分，第三人范围理应在模式的整体上与其他部分协调一致。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广义第三人说”扩大了第三人的范围，其结果是未经登记，船舶物权变动只存在于当事人之间，模糊了物权和债权之间的界限，导致物权与债权不分，破坏和动摇了财产法基础。《物权法》规定的“善意第三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广义第三人的弊病，使一部分未登记的船舶物权变动亦能对抗第三人，符合当事人意思亦能产生完全所有权的意思主义模式的立法目的，但它还是使第三人某些债权具有了优先于所有权的特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需要进一步界定。解决的途径是在《物权法》框架下，另行增加船舶物权一般制度的相关规定，尤其需对“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中的“第三人”范围给予明确。理论上。基于船舶物权因双方合意而产生，对“第三人”较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与船舶有系争关系的善意第三人，他们是具有船舶物权或类似权利的人。包括：(1)船舶物权取得者。1)船舶的受让人。主要发生在船舶二重买卖中，取得他人船舶而没有登记的人，不能以船舶所有权对抗在同一船舶上的其他受让人。2)船舶抵押权人。即在该船舶上具有抵押权的人。3)因法院拍卖而取得船舶所有权的人。即法院依一定程序对船舶强制拍卖时，经竞买而取得该船舶所有权的人。4)未进行份额转让的共有船舶的共有人。(2)因法定程序而直接取得对船舶支配关系的债权人。指因扣押、参与分配和进入船舶拍卖与受偿程序等取得对船舶支配的债权人。
“可以对抗”的第三人包括：(1)恶意第三人。即以不公正手段，妨碍真权利人取得登记的人或者为他人申请登记义务的人。(2)对船舶没有实质权利的人或者其受让人。即无效的登记名义人及其受让人、受让人的扣押债权人；因无效行为而取得船舶所有权的所有权人或恶意受让人：因担保的债权消灭后的抵押权受让人等。(3)不法行为人。即对船舶实施了损害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人。(4)不法占有人。既没有合法依据而占有船舶的人。(5)一般债权人。即船舶所有人的债权人。
2、另行规定船舶物权登记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并建立配套的登记制度
新颁布的《物权法》虽然对不动产登记进行了实体规定，但该规定是建立在形式主义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之上的，与意思主义模式的船舶物权变动并不匹配。原因在于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所要求的登记配置并不相同，表现在：(1)登记属性上。前者登记是强制行为，不登记，对当事人和第三人均不能产生船舶物权变动；后者则为自愿行为。(2)对登记的审查。前者登记机关对物权登记进行实质审查，并承担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后者登记机关仅对登记进行形式审查，无须查明物权的真伪。(3)对错误登记的补救。前者因登记具有公信力而需运用异议登记和更正登记：后者则因登记无公信力可以直接撤销错误登记。(4)预告登记的作用。前者适用于对未来取得物权的债权请求权的保全；后者则针对未完备登记程序条件的物权保全和附加条件、期限的债权保全。可见，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对登记制度设置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船舶物权登记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中有关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如果不加分析地一概适用，势必无法实现船舶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功能和目的，并最终无法落实该模式下的物权变动。
笔者认为考虑到立法的确定性、规范指引的明确性和立法成本的节约等因素。鉴于船舶物权的特殊性，我国应当针对《物权法》、《海商法》船舶物权变动模式，进一步完善船舶物权登记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在实体规范上，主要是明确船舶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和公示作用，建立船舶预告登记制度。在程序上主要是修订《船舶登记条例》，在现存船舶登记程序的基础上，完备船舶预告登记程序，以应对现代船舶交易
中大量存在的船舶所有权保留、船舶租购或者船舶融资租赁的交易方式，在协议成立后至船舶物权变动前的阶段中，船舶所有人可能对船舶进行处分，或者船舶所有人破产、船舶被扣押、被强制执行等情形。在船舶物权登记程序中直接救济权利人，有效地减少船舶交易成本。
四、关于是否存在船舶用益物权的问题
对于船舶物权，海商法学界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船舶物权包括船舶所有权、共有权以及船舶担保物权，@在船舶上不存在船舶用益物权。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我国船舶物权在理论上，除应存在船舶所有权和船舶定限物权外。也应当存在以船舶为客体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划分。根据海商法第144条，光船承租人就承租船舶所取得的权利已经具备船舶用益物权的基本特征，完全可以被定义为或规定为一种船舶用益物权。
笔者认为在船舶上是否存在船舶用益物权或者光船承租人对船舶的权利是否为用益物权，除了考虑大陆法系物权法定原则以甄别我国现行法律下船舶用益物权的现实存在外，尚需考虑在理论上是否确实有建立船舶用益物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从大陆法系物权法定原则考虑，我国现行法律下并不存在船舶用益物权。从一般用益物权角度，新颁布的《物权法》完善了我国物权法体系，确立了用益物权法律制度，在第三编中明文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和特许物权等用益物权类型，但没有船舶用益物权和一般用益权的规定。从船舶物权作为民法特别物权的角度，我国《海商法》明文规定的船舶物权也不包括船舶用益物权(如上所述)。可见。我国现有立法并没有将光船承租权作为用益物权看待。
2、从用益物权的历史沿革和各国立法例上看。用益物权并不包括基于租赁关系承租人对承租财产具有用益物权。罗马法的用益物权包括役权(人役权和地役权)、永佃权和地上权。法国民法规定了用益权、使用权及居住权、地役权四种用益物权。德国民法规定了地上权、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和人的限制役权)、土地负担三类用益物权。瑞士民法规定了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居住权和建筑权)、土地负担二类用益物权。日本民法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类用益物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典权四种用益物权。均没有将基于租赁而产生的租赁权作为用益物权。
3、从用益物权的客体上，用益物权的标的大多限于不动产。从各国的上述规定上看，用益物权多基于不动产对土地或者房屋的利用而发生。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台湾地区民法所规定的四种用益物权的标的物，仅以不动产为限。我国《物权法》虽然将动产作为用益物权的标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动产用益物权的类型规定。虽然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和瑞士的用益物权类型中包括了用益权，并且其标的不限于不动产。也包括了动产，但作为用益物权中的用益权与基于租赁所产生的对承租财产的利用权不同。用益权即在保持物的本质情况下对他人之物使用和受益的权利。在德国，用益权是指不可转让、不可继承的使用他人之物的权利。用益权虽然有对他人之物加以利用之义，但其产生较为独特并具有特殊的功能，并非所有的利用他人之物产生的权利皆能成为用益权。用益权具有极强的人身性。其最初产生的目的是以遗嘱将某项遗产的使用受益权遗赠给他需要照顾的人，而保留虚有权给其继承人，在受照顾的人死亡后，继承人再恢复其完全的所有权。在德国，用益权主要功能在于：(1)供养和抚养。物的所有人可以用自己的某一制定的物或者财产，为与自己有某种身份关系的人设定一项用益权，使后者能够在其有生之年获得供养或者抚养。(2)担保。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将其土地交付给自己占有作为担保，同时允许自己使用其土地和获得收益。(3)为自己养老。不动产所有权人可以在自己的不动产上为自己设定用益权。而基于光船租赁产生的承租人权利不具有用益权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因而，不能列入用益权的范畴而成为船舶用益物权。
4、现代社会通过二元结构对财产实行有效的利用，光船租赁权实际上是对船舶的债权利用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激增，资源有限性、稀缺性要求对物要尽最大可能地进行利用，以实现物的最大价值。法律的任务即是合理设置和安排各利益方的利益，协调财产归属与利用间的关系。在现有法律下，各国对所有人之外的人对物的使用、收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其一为用益物权制度，主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不同类型的用益物权。以实现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的利用。其二为债权制度。主要通过租赁、借用等债权，实现对特定财产的使用。两者对物的利用方式不同，并形成不同的法律效力和救济体系。体现在：(1)用益物权属于物权体系中的一部分。受类型强制和内容固定等限制，当事人间自由的余地较小。而基于租赁而产生的债权利用权则为债权的一种，当事人对此有着较为广泛的自治空间，可以自由设定。(2)用益物权具有对外的效力，可以对抗第三人和财产所有人。而债权利用权则并不完全具备该属性。虽然承租人的租赁权具有在租赁物买卖时对抗受让人的效力。但该对外效力受到一定的局限，它只是租赁权物权化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其本身的债权属性。(3)两者的救济方式不同。用益物权在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物上请求权的物权救济或者采用侵权损害赔偿等债权救济。而船舶租赁权受到侵害时，则仅能通过债权方式进行救济。
我国船舶登记条例第6条“船舶抵押权、光船租赁权的设定、转移和消灭，应当向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将光船租赁权与船舶抵押权放在一起。按照物权公示的方式对光船租赁权进行设计，对此，该规定是否将光船租赁权纳入了船舶用益物权的范畴。值得考量。笔者认为应当针对该规定设置光船租赁权登记的目的和法律整体对此加以考虑。首先，该规定中关于光船租赁权登记的设置缺乏相应的实体法依据。《船舶登记条例》是关于船舶登记包括国籍登记和船舶权利登记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实体法律规范如《物权法》、《海商法》的相应要求而对船舶登记所作的程序上的规定。应当有实体法上的依据。但不论是《物权法》，还是《海商法》均没有将光船租赁权规定在船舶物权中，也没有关于光船租赁权设定、转移和消灭的登记规定。因而，《船舶登记条例》中的该条规定缺乏实体规范的基础。其次，光船租赁进行登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基于以光船租进或者租出我国境内时船舶换旗的需要。在此，悬挂我国国旗或者悬挂他国国旗，均需要借助于船舶登记完成。
可见，光船租赁权虽然具有某些对外扩张的效力，但归根到底，它仍然属于一种债权，光租人通过光船租赁合同对船舶的占有、使用甚至营运的权利并没有超越债权利用权的范畴，它不具备大陆法系国家用益权的属性，不应当为船舶用益物权。因而，我国船舶物权的体系仅包括船舶所有权和船舶担保物权，并不包括船舶用益物权。
结束语
船舶物权虽然有其特点，但依然属于我国物权体系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物权存在着统一和协调的关系，需遵循《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因而，船舶物权的特殊性也应在《物权法》的整体框架下加以体现，不存在完全脱离物权体系的船舶物权。
(本文责编 宋冬英)
作者：李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