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跨世纪理论分析论文

选题策划李而亮2007年10月22日上午11时许，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总书记胡锦涛率领新一届常委，依惯例前往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中外记者。新常委习近平和李克强的亮相，是十七大亮点中的亮点。胡锦涛以他一贯平和的口吻介绍“比较年轻”的他们，一位54岁，一位52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行政法跨世纪理论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行政法跨世纪理论分析论文 篇1：

试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摘要:法律意识是人们对社会客观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即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统称。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与未来,对大学生群体的法律意识的关注与培养将会直接影响我国法制化进程。

关键词:大学生 法律意识 现状 主要途径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社会客观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即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统称。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应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

一、研究和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意义

1.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进行客观、准确地研究及分析,是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教育,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遵守法律内在自觉性的基础。

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和法律需求,对于提高法律教育的针对性,切实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大学生遵守法律内在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方针,是国家法制建设的百年大计,是促进培养现代化合格人才的需要。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大学生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备社会主义现代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又有自己的特征,同时还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就其主体而言,大学生的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或社会公众;就其内容而言,由于大学生尚未形成成熟的科学人生观和世界观,致使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还不够全面,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带有明显的易变性和不成熟性。

分析当前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不难发现有以下特点:第一、当代大学生有着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制意识。第二,法制心理状态呈现出多样化倾向。第三,更加注重实现自我价值,但他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喜欢以批评的眼光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为表现个性,甚至把学校规章制度视为束缚其思想和行动的多余之举,对法纪教育存在逆反心理,有的甚至出现违规的情况。第四,相当一部分学生虽然法律知识懂得不少,然而现实生活中,其行为与法律规定背道而驰,守法的自觉性较差,形成“学而不用”、“知而不信”现象。面对这种情况,对大学生加大法制教育的力度,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势在必行。

三、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现实路径的思考

(一)社会因素

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创造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做到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执法的程序化,守法的自觉化;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应利用普法、守法、执法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进行生动的法制宣传,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对于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学校因素

1.精选内容,扩充课时,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完善法律基础课堂教学。

首先,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其次,通过民法、刑法、行政法、婚姻继承法、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与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正确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再次,在扩充课时的基础上,改进教学方法,增加“案例法”、“讨论法”等提高教学效果。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拓展第二课堂。

走出课堂,旁听审判,让案例事实说话,会比老师在课堂上的泛泛讲解更有震撼力。

(三)学生因素

学生要自觉学习法律,强化道德自律,培养人文精神。现代法律意识只有经过大学生自觉主动的学习,才可能对法产生信任,才可能对法产生信仰,才可能根植于内心。

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追求目标,增强大学生的公德意识。

学校是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场所,但仅靠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心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国家的各种建设规程同步进行,形成良好的法制教育大环境,才能为社会输送具有较强法律意识的跨世纪人才,才能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旺洪.法律意识论.法律出版社,2001.

2.陈建新,袁贵礼.中国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透视.社会科学论坛,2002,(4).88.

作者：穆 娟

行政法跨世纪理论分析论文 篇2：

李克强与影响他从政底蕴的七个引路人

选题策划　李而亮

2007年10月22日上午11时许，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总书记胡锦涛率领新一届常委，依惯例前往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中外记者。

新常委习近平和李克强的亮相，是十七大亮点中的亮点。胡锦涛以他一贯平和的口吻介绍“比较年轻”的他们，一位54岁，一位52岁。

聚光灯下的李克强在向现场挥手致意时，面带着他一贯的微笑。从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他展现给外界的形象，很多人用“温文儒雅”、“沉稳内敛”来形容。

4个月后，即2008年3月1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提名，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李克强和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新一届国家机构次第产生，人们用热烈的掌声献上由衷的祝贺，同时，也想了解这位高层政要的成长轨迹。在李克强的人生道路上，曾有过七位引领他成就今天的恩师：李诚、龚祥瑞、马石江、季羡林、王照华、萧灼基、厉以宁……

大师李诚的得意弟子插队“帝王之乡”

2008年4月10日下午，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了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同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年纪只相差两岁，两位政坛“年轻人”的见面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场。

李克强祖籍是安徽定远，东吴名将鲁肃、南宋名相董槐、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均出于此。李克强“自报家门”，笑着说：“我特别荣幸的是今天在大会堂的安徽厅见你!”陆克文则热情地表示，他曾去过安徽，那是中国很美丽的一个省份，希望有机会再到李克强的家乡“去看一看”。

李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

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合肥八中创办于1956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为校训，校风以“尊师、育才、砺志、求真”而著称，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中华名校。然而，由于李克强成长在政治动乱的年代，步人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一时间，学校成了马蜂窝，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

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奉三与李诚谈诗论文，并相互唱和，两人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边的李克强常常为他们吟诗时抑扬顿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而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

此后，李克强常来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李诚则不顾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李克强每有看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给他讲解。有时还专门给李克强讲授唐诗，一天讲一首，而每讲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来旁征博引，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使李克强嗷嗷待哺的心得到一种意外的收获和满足。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李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到农村插队，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刚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早早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告别时，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僻远贫穷的地方，李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很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那年头劳动强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他的饭量显得特别大。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

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往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

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了锈有金锤银镰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自己已从一个城市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娃变成现在这样转变了立场、跟农民能亲切谈天、了解农村农民农业的知识青年，而且变成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这一刻，李克强开始在一个红色起点上起跑。当年，他肯定没有想到，在31年后自己还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

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并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后立志成才以慰藉远去的灵魂。

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颌首低吟，日复一日，年年如此”。李克强对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先生有着“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有着“敏于事而慎于言”的生活准则，有着“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的读书品位，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原则。李诚的言行品行穿越了李克强的青少年时代，以致李克强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诗书，对他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大包干”发源地到“黄埔一期”后受益于龚祥瑞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早起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上大学的似乎遥远的梦。

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李克强成为570万人的一员，走进那场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

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他的“逆填”让人质疑。

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在凤阳轰动一时。

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惟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里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的权力，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已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李克强也崇拜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素养的龚祥瑞。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然而，龚祥瑞在课堂上畅谈民主宪政真义，让李克强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当时，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李克强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

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在宪法之上再也没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确领导”。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这些宪政主张，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李克强犹如石破天惊，也让他热血沸腾。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

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同时又以为自己的学生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为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李克强，并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

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有龚先生的名字。”李克强感慨地写到：“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在《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一书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段文字：“在担任此类课程的过程中，著者有幸常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和协助。其中李克强、王绍光、王建平、陈兴良、姜明安、陶景洲和张来明同学都曾协助著者整理本书文稿，为之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使本书得以及时问世，并使书中讹误有所减少。与此，著者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这是著者龚祥瑞在书序中的话。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是李克强等协助龚祥瑞整理的学术著作，该书是龚祥瑞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讲授外国宪法和比较行政法这两门课程时编写的，是一部相当有影响的作品，在比较法、宪法与行政法三个领域都占有重要位置，至今仍被多所大学指定为学习与论文写作参考书。在龚祥瑞致谢的学生中，李克强位居首位，由此足见他在老师心目中的地位及自己为学术著作编写所付出的心血。可以设想，如果李克强日后不从政，沿着法学之路继续走下去，他将是一位优秀的法律学者。

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同学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从主掌“学生人大”到始建“政治代表队”期间幸遇“马季”

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

毕业前夕，李克强面临人生选择。他的同学李少民、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等人纷纷选择赴美或赴法留学，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这时，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

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10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团员。

经过马石江的多次思想工作动员，李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这一消息震荡北大校园，议论四起。有的说：“克强，你可亏了，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做那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

其实，作学生工作，于李克强是轻车熟路。作为学生时，李克强是校园里一位思想活跃、言辞犀利的学子。在跨学科小组讨论中，李克强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在校学习时，李克强热心于社会活动，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

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担任团委书记后，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他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了7台105个文艺节目，在学校与社会引起良好反响，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文化气氛，培养了学生情操，增强了学生自身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大共青团出现干部数量匮乏、业务素质差、基层组织不健全等问题，李克强心想：要设法挽回10年浩劫的损失，全面提升共青团事业。他决心加强团组织的队伍建设，为各级团组织培养骨干，为共青团事业培养人才。于是，他着手创建北大团校。

1982年，北大团校的开学典礼简单而热烈。李克强在讲话中说：开办团校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较高理论修养和工作能力的共青团干部。

很快，北大团校成为学生心目中响当当的“政治代表队”。最吸引大学生的，是团校每项活动都与学生的实际密切相联。学生们说，在团校不仅学习了理论、锻炼了能力，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不同时期遇到的各类认识问题。

当时，他仍然师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并在龚祥瑞指导下，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该译著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为了翻译这本巨著，李克强与杨百揆、刘庸安相互帮助、共同切磋，常常为一两个译名推敲至更深夜静，不敢丝毫懈怠，并不时到龚祥瑞家去请教。

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一天，李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季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返回后，季先生即向李克强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多种含义解释得十分详尽。“我不敢想像季先生是否是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做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多年之后，李克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马石江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而季羡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为学与处世。为此，“马(石江)季(羡林)”两师同样让李克强终身难忘。

王照华的点将与两位经济学家的点拨

当上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后，李克强保持不少求学时的锐气，虽然在北大莘莘学子中受到欢迎，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校外其他行业背景不同的团干部中，就常常鹤立鸡群，显得“另类”。他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重大政治、社会议题发表思想相当解放的独立看法，招致其他领域的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这名北大团委书记居然落选。

不过，李克强本人似乎并不太介意这些。但是，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王照华点将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

1982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精英，掌管了共青团的工作。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1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王兆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被选为团中央常委。曾有评论说：至此，李克强进入政坛快车道。

不久，李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由燕园来到前门东大街10号楼。他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

1983年12月8日，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补李源潮、宋德福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书记处分工中，他分管学校口。

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增选年仅30岁的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希望工程”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1990年3月，李克强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春风未融的冰雪，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当年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老区的现状震撼着李克强等考察组同志的心灵，也更坚定了他们实施“希望工程”的决心。李克强说：“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用这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

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诞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

很快，“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和享有崇高声誉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一般人不知道，“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管理制度出台都是李克强亲自督办的。在后来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

共青团十三大闭幕以后，以李克强为第一书记的团中央书记处为了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新形势要求的青年工作发展战略，决定在1993年六七月间，组织“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的现状发展战略调研”。当时，组织团中央机关的105名工作人员，由书记处全体成员分头带队，分7路深入到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研。

李克强亲自为调研方法定调——开阔思路深入实际。他说：“我们不是为了做文章去寻找论据，而是要根据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实际情况来指定符合新形势需要的发展战略，从而推动共青团工作有新的发展。因此，在具体方法上，要用归纳法，就是由个别到一般，从许多个别材料中概括出普遍性的结论。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中，不带条条框框，摸清真实情况，掌握大量素材。不仅要有定性的判断，还要有定量的分析，要注重两者的互补。”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各路人马回京。团中央书记处在京郊大兴举行了为期3天的务虚会。随后，团中央书记处通过认真分析、总结大量的调研资料和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出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

当时，李克强把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作为青年工作再上新台阶的突破口，“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从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青年文化园等3个方面展开，“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从培养合格的青年劳动者、造就优秀的青年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开创21

世纪大业的生力军、推广普及新知识新技能4个方面展开。

有人说，李克强总能先人半拍。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李克强当过知青，知道农村经济凋敝，每到年初许多地方就闹“春荒”，没有饭吃农民就成群结队出去讨饭。在读北大在职研究生时，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

而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该院前院长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为厉以宁与他的3名弟子合著。那是1991年8月，厉以宁把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3位在职博士生以前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一本书，并为书的其他章节作了补充，加上了股份制的内容，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当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备受经济学界关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的所有论点后来完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策。

得到全面历练的“50后”稳健务实

1998年6月，李克强调往中原，出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一个月后接任代省长，半年后转正，时年44岁。李克强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长，也是第一位“博士省长”。2002年，又出任河南省委书记。

2004年12月底，中央宣布李克强调任辽宁担任省委书记。于是，他拥有一份丰富而完整的履历——从北大法律系求学开始担任学生干部，并进入共青团系统，再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转任地方大员，仕途可谓“平顺”。对李克强来说，由中央到地方、由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不仅完善了履历，更重要的是能在不同的挑战前接受全面的历练，可以帮助他更有信心地应付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2007年10月22日，在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李克强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李克强将告别辽宁进入北京中南海，去为整个中国谋略施政。

2008年1月11日以来，川东北等地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给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遭遇雨雪袭击的巴蜀大地，寒气逼人。

1月30日，李克强专程奔赴四川灾区，当晚即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灾救灾工作。31日一大早，李克强一行驱车百余公里，沿雪后崎岖的盘山公路，来到海拔1000多米的宣汉县老君乡紫云村。他踩着10多厘米厚的积雪一家一家看望村民，慰问结束时已是下午1点，他坚持不在群众家中吃饭，在路途中以方便面充饥。

2月2日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李克强到四川查看雪灾灾情的消息。在众多的活动镜头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被一位网友发现，那就是李克强吃方便面的动作特别熟练：只见李克强接过方便面随手一扯，面团部分就非常准确迅速地落到纸碗里，然后是挤佐料汁，也是稀里糊鲁地就直接到位，再然后好像就是嘻嘻刷刷地快速解决战斗。这位网友感叹：看那个动作的熟练程度，也许一些手脚麻利的家庭主妇都要自愧不如。

3月1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李克强等4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是副总理中惟一的政治局常委(其他3人均为政治局委员)，也是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李克强不仅是首位“50后”的副总理，而且是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很明显，他是中国未来政治领军人物之一。出身法学和经济学专业的李克强，也成为近年来涌现出的人文社科背景官员的代表人物。这种趋势也正好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国理念的转向相契合。

新阵容汇聚新力量，新征程赋予新使命。肩负着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凝聚起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从李克强等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的光辉前景……

文字编辑：刘之昆

作者：余　玮

行政法跨世纪理论分析论文 篇3：

城市规划管理的现状与改进建议

摘要：城市规划管理是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关系着城市规划能否顺利实施，并最终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文章分析了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给出了改进建议，以供管理人员借鉴。

关键词：城市规划；行政责任；规划审批权；四线管制

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项协调城市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行政管理工作，它直接关系着城市规划能否顺利实施。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房地产行业发展迅猛。在此过程中，市场制度也在不断更新，规划管理方面的新问题纷至沓来。为保证城市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必要对城市规划管理中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给出了改进建议，以供参考。

1　城市规划管理的现状

1.1　管理主体内部制约制度不健全

有关统计显示，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力度的加强，违法建设数量总体上有了明显下降。超面积违法建设案件下降最为明显，从2003年的37％下降到2008年的4％。这是与规划许可后的监督检查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及全社会的法制意识不断加强分不开的。目前严重违反城市规划的开发活动较过去已大大减少。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违法建设行为却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擅自搭建的比例从2003年的23％增加到2008年的50％，查处违法建设罚款金额大幅度上升。总体上，涉及违法建设的单位量少面窄，但单个开发项目涉及违法的程度在加剧。

此外，近年来规划审批许可后再进行变更的项目数量在增加。这是由于很多建设单位在工程建造过程中，未完全按照规划许可的内容建设，有的擅自改变了总平面布局，有的增加了建筑面积等，为通过规划验收，选择在竣工前向规划局申请变更规划许可内容，使工程状况与规划许可内容一致，试图逃避处罚。根据《城乡规划法》，这种“木已成舟”的未按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违法建设工程，是不符合申请变更的条件的，应根据相关条款给予处罚。然而，事实上多数情况下，这种“木己成舟”的未按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违法建设工程，规划局以“不影响城市规划”为依据，做出了准予变更的行政决定。这种现象表明，由于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缺乏有效的制约制度，使得规划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能够“唯权”或“唯利”，不正确或不正当地使用手中的规划许可权。

1.2　“规划审批杈”的行使受限

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城市中，区规划局受区政府和市规划局的双重领导。一般来说，区规划局在“人、财、物”上均有区政府管理，只是在业务上由市规划局领导。在领导负责制下，区规划局的行政权力受到区政府的制约明显大于市规划局。我国负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部门和层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部门和单位的既得利益，由此所制定的政策，就可能偏向于某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利益，这就难免会影响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从而造成政府失灵。当前，我国城市市区政府之间的协调并不充分，区规划局在“规划审批权”的行使上必然会因区政府的要求而放弃从全市整体利益出发的规划原则，即城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影响到区规划局正当行使“规划审批权”。尽管在权力监督机制上，备案制度可以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存在着及时性的问题而造成监督乏力。

1.3　缺乏公众监督

在我国，许多时候的城市规划决策，往往是只有领导者才是“决策者”，规划决策权集中在书记、市长、四套班子及几个规划专家手上，是少数人闭门造车式的决策。规划师和公众只是决策的执行人和贯彻人。地方政府和部门规划自由裁量权过大，对行政审批缺乏约束制度和监督机制。规划主管部门既是规划管理者又是规划编制单位的直接上级和规划的决策方，使得规划编制和实施自始至终在规划管理者的单方动作之中。这种决策主体的错位使得规划领域的决策呈现封闭型、政治家型的特点，缺乏公众监督，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从而使城市规划决策背离城市规划目标，公共利益的最优化被某些群体、个体利益所替代，最终使城市偏离良性的发展轨道。

1.4　行政法不健全导致城市规划管理不规范

行政法制的要求对城市规划领域来说就是要规范城市规划的组织编制、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等一系列的行政行为，包括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具体的行政行为。抽象的行政行为通常为制定、修改、废止与城市规划相关的行政法规、各级部门规章、技术标隹、部门规范性文件，组织编制、审批各层次规划。具体的行政行为通常为城市规划行政许可行为、行政强制行为、行政处罚行为、行政确认行为、行政复议行为、行政撤销和变更行为、行政合同行为、行政检查、行政补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奖励、行政给付。就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行政立法状况来说，规划编制、审批行为缺乏招投标或政府采购、时限、公式、听证、调整等程序性规定：行政强制行为、行政确认行为、行政合同行为、行政补偿行为缺乏完整的程序、范围、标准、实施条件甚至是原则性的规定：非许可类行政审批的设定权限、范围、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在现行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这诸多的问题都是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不完善造成的。

2　改进建议

2.1　深化规划审批制度改革

深化规划审批制度改革，不仅要规范行政许可、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而且还耍对那些保留的非许可类审批事项加以制度上的规范，对那些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或者没有设立许可的有关事项积极运用规定、标准、协调、监督检查、备案等管理手段，加强后续监管。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绝不仅仅是清理和规范行政许可的问题，而且还要求建设行政管理的理念、管理职能、管理体制、管理方式，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方式；做出重大的转变，加快建立起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建设行政管理体制。

2.2　健全规划决策机制

传统的城市管理似乎历来是政府的职能，但是现代的城市管理理论已经认识到，政府不是惟一能够履行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城市的管治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除了政府机关外，还需要公众社会的参与和各种利益集团及组织的介入，共同协商以促进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同时，也能取得公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关心，以尽快达到政策的目标。为了实现科学有效的城市和区域管治，建立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由公务员、非公务员、专家、学者等组成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共同决策或参与决策规划事务，实现对城市的科学治理。设立委员会重在解决有些地方领导随意决策、规划管理部门自由裁量杈过大的问题，以强化城市规划重大问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委员会是城市规划的决策机构，由政府设立，由公务员和非公务员组

成，其中非公务员人数应多于公务员人数，总人数应为单数。

2.3　实行四线管制

规划编制和管理的重点从确定开发建设项目转向对各类脆弱资源的有效保护利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为了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建设部推行了绿线管制、紫线管制、蓝线管制、黄线管制的四线管制方法，即城市的绿地系统、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街区、水系、城市干道等重要基础设施及周边上地通过规划划定四线范围，一旦经过审批，要执行严格的管制，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变，原则上不得调整。实行四线管制，有效地保护了城市历史资源、生态资源、空间资源，防止由于错误决策而造成的城市资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2.4　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

城市发展建设的长期性，决定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不间断的长期工作。要保证城市规划能够顺利实施，各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就必须将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工作作为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好。

(1)做好土地使用和建设活动的批后管理，促使正在进行中的各项建设严格遵守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要求。

(2)做好经常性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和严肃处理各类违反城市规划的违法活动。

(3)做好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偏差，严肃管理各种违法读职行为，督促提高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的质量水平。只有制度才能保证和维护监督，没有以制度为载体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监督制度的核心是通过上级政府派出城市规划督察员，依据法律法规和经批准的规划对项目实旗事前、事中监督，及时发现、制止违法违规行为。这样有利于强化层级监督，建立快速反馈和处理机制，防止和减少由于违反规划带来的损失。

2.5　建立规划管理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要将规划管理的行政责任，具体分解落实，使城市规划管理的各项工作任务，包括规划执行和规划实施的监管，都有明确具体的责任主体，责任和权力相符。城市规划管理的行政责任主体，是各级政府领导、城市规划管理部门领导和直接管理工作人员。对于由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后果，耍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对于造成严重影响和重大损失的。还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对违法建设不依法查处的，要追究城市规划部门的责任。城市规划行政决策法律责任的确立，其目的在于保护行政管理的法律秩序，保障国家、市民、开发商的权益，制约和预防决策违法行为，推进城市规划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3　结语

城市规划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保证城市土地合理利用和开发经营活动协调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有赖于科学、合法、合理的规划管理。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动态跟踪，发现问题，及时分析总结，找出解决策略，唯有如此才能妥善解决好我国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参考文献

[1]许广安.关于城市建设现状存在一些问题的思考[J].有色冶金设计与研究，2007.10(5)

[2]林兆未，邵宁.跨世纪的发展道路研究[J].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3]周承水.21世纪城市建设发展趋势与对策[J].长江建设，1995.(4).

作者：戴茜 傅小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