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并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研究

2022-10-12

一、合并控制的福利标准类型

企业合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常见且重要的经济活动。企业合并一方面可以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费用等达到企业更高的经济效率, 但另一方面会扩大市场势力造成垄断, 损害消费者和社会的福利。企业合并的双重效应则要求对其反竞争效应和效率促进进行权衡。Williamson (1968) 表明任何合并反垄断控制体系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某些福利标准的基础之上的。不同的福利标准导致不同的权衡结果, 福利标准体现出了反垄断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

当前理论学界和反垄断司法实践当中主要存在两种典型与常用的福利标准———消费者福利标准和社会总福利标准。社会总福利是指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 社会总福利标准关注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总和状况。社会总福利标准学说认为每一单位的福利对于不同的主体产生同样的效用。对于消费者与生产者给予同样的权重, 主要关注二者创造的社会福利是否最大, 而不考虑福利分配问题。因此, 企业合并后的社会总福利大于企业合并前的总福利, 即企业合并获得的效率高于社会福利净损失, 企业合并即可批准。消费者福利标准是指以消费者福利为导向, 要求消费者因企业合并所带来的效率要能弥补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因此消费者福利标准考虑到了效率的分配问题, 认为单纯只考虑效率的增长, 而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是不可取的。它更多关注的是效率提高能否增加消费者福利。部分学者认为消费者福利标准仅体现在商品价格上。即企业合并后商品价格必须下降, 至少要与合并前价格持平才能保证消费者福利不受损害。这种标准纳入消费者福利的因素仅有价格, 而忽视了商品、服务性价比提高、产品多样化等其他因素。该观点对于消费者福利标准过于严苛, 如采用这种消费者福利标准, 企业只有降价才能够被批准合并, 企业很可能丧失扩大经济规模、发展创新及投资的动机而选择不合并。这样则会造成一些能够创造较高效率, 获得更大生产力的企业失去发展的机会。因此, 消费者福利标准应该是企业合并所带来的效率超过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如果企业合并后价格不变甚至降低, 价格好处使消费者剩余没有下降, 自然符合消费者福利标准;若企业合并够价格上涨, 但是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可以由获得企业合并而产生的效率而补充 (如商品、服务质量的提高, 产品多样化等其他非价格好处) , 那么也是满足消费者福利标准的。

中国是新兴经济大国, 企业合并的反垄断审查中也在逐步引入效率抗辩, 但是却没有明确反垄断合并控制的福利标准, 给反垄断审查实践带来了一定的模糊性。明确反垄断合并控制的福利标准, 能够增强企业对合并的可预期性, 也能够对反垄断的司法执行提供原则性的指导, 降低反垄断的司法成本。

二、合并控制的福利标准的经济模型分析

(一) 威廉姆森权衡模型

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阐释了企业合并可能形成垄断也能产生效率, 关键要看二者权衡的结果。本文以威廉姆森权衡模型为基础, 进行扩展来分析两种福利标准各自的特点。该模型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合并前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 如图1所示, 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即P0=MC1, 此时消费者剩余最大, 而生产者剩余为0。企业合并后产生一定的市场势力, 产品价格由P0上升到P1, 产量由Q0下降到Q1。同时由于企业合并由于节约交易费用、规模效应能够产生一定的效率, 合并后企业的边际成本由CM0下降到MC1。企业合并后, 消费者剩余下降了a+c, 生产者剩余上升了b+c。威廉姆森认为只要社会总福利的增值大于0, 即b+c>a+c→b>a,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福利就是上升的, 而企业合并就是可取的, 不应该被禁止, 反之则应被禁止合并。我们从威廉姆森的分析中能够看出威廉姆森是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的, 只考虑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的最大化, 而并未考虑消费者福利是否有损。

(二) 两种福利标准的模型分析

福利标准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它能够决定并购评估审查的结果。在有些情况下, 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标准下的选择会趋同, 但有些情况下则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接下来, 将以威廉姆森权衡模型为基础扩展分析两种福利标准的区别。以下几种情况的前提条件均为企业合并前无市场势力, 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第一种情况, 见图2。企业合并并没有产生效率, 边际成本仍然为MC0。但是由于企业合并产生了一定的垄断势力, 企业制订了一个更高的价格P1来攫取消费者剩余。此时, 企业合并并不能产生生产效率, 企业合并的动机在于获得市场垄断地位, 从而制定高价, 获得更多的利润。从图中可以得知企业合并后价格由P0上升到P1, 产量由Q0下降到Q1。从图中可以得知生产者剩余增加了c, 消费者剩余下降了a+c, 整个社会总福利下降了c。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均下降, 因为企业并未因合并产生效率, 也就不能弥补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因此, 无论是在社会总福利标准还是消费者福利标准下, 这类合并都应当被禁止。追其根本原因, 企业合并并未产生效率, 就毋须谈效率抗辩了。

第二种情况, 见图3。企业合并产生了显著的效率, 边际成本大大降低, 由MC0下降到MC1, 企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能够获得最大利润, 即MC1=MR处获得最大利润, 企业合并后价格由P0下降到P1, 产量由Q0上升到Q1。此时, 消费者剩余得到了提高, 消费者剩余也得到了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采取社会总福利标准还是消费者福利标准, 这类合并都能通过。因为消费者福利得到提升, 社会整体福利也上升了。

第三种情况, 见图4。即威廉姆森模型所描述的情形。企业合并产生了一定的效率, 边际成本下降 (不如第二种情况程度大) , 由MC0下降到MC1, 价格由P0上升到P1。消费者剩余下降了a+c, 生产者剩余上升了b+c。威廉姆森采用的是社会总福利标准, 因此只要b>a,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福利就是上升的, 而企业合并就不应该被禁止。b>a代表的含义则是要企业合并所带来的效率b大于整个社会福利净损失a, 企业合并就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采用消费者福利标准, 则要求企业合并所带来的效率要能弥补消费者福利的损失, 从图中表现出则为b>a+c。从两种福利标准的表达式中可以看出, 消费者福利标准比社会福利标准要更严格, 满足消费者福利标准要求企业合并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率。

第四种情况, 见图5。这种情况的条件与第三种情况是一样的, 企业合并产生了一定的效率, 边际成本下降 (不如第二种情况程度大) , 由MC0下降到MC1, 如果任由企业合并, 则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采用MC1=MR而定价为P2, 通过第三种情况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无论是采取社会总福利标准还是采取消费者福利标准, 都要进行权衡, 实践起来较为麻烦。但如果反垄断当局在对企业合并进行审核时, 采取承诺制度或者是附条件批准制度, 要求企业合并后价格为P1 (该价格只要在P2和MC1之间即可) 。如果价格在P1, 则能够与第二种情况相同, 消费者剩余得到增加, 生产者剩余也得到增加。在消费者福利标准和社会总福利标准下都是可批准的。企业在法律的规制引导下, 也能得到一定好处, 相对于不合并更有优势。因此会选择承诺制度或是附条件批准。这样, 企业因为合并产生的效率可以一部分自己获得, 一部分传递到消费者福利。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是实践中, 由于企业合并中的效率抗辩的举证任务是交给企业这方, 反垄断机构对于企业的运营情况也无从得知, 制定出准确恰当的P1存在一定难度。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发现, 消费者福利标准和社会总福利标准在部分情况是趋同的, 但是在第三种情况中, 社会总福利标准需满足b>a, 要求企业合并产生的效率大于企业合并产生的社会福利净损失;消费者福利标准需满足b>a+c, 要求企业合并产生的效率能够大于消费者在企业合并中所遭受的福利损失。总体看来, 消费者福利标准较社会总福利标准严格。在满足消费者福利标准的状况下, 一定能满足社会总福利标准, 反之则不尽然。

三、我国适合的福利标准

目前纵观世界, 各国反垄断当局采用的福利标准并不相同。加拿大采用的是社会总福利标准, 而欧盟采用的是消费者福利标准, 美国则是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混合标准。由于每个国家国情不同, 经济、文化传统等的差异造成了法律制度的不同, 所表现出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福利标准的选择决定了反垄断当局的政策目标与执法实践。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况, 我更赞同消费者福利标准。下面从几点来阐述我国适合的消费者福利标准的理由。

(一) 我国《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制定本法。”由此可见, 我国《反垄断法》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提高经济效率,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但是在实际执法当中, 多元的目标往往不能同时实现, 并且很可能还存在冲突。一项企业合并很可能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但却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如果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 难以保证维护消费者利益目标的实现。但我们通过上一部分的模型分析, 消费者福利标准严于社会总福利标准, 在满足消费者福利标准的情况下是严格满足社会总福利标准的。因此, 选择消费者福利标准更能与我国《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趋于一致。

(二) 我国现实国情的需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中国已经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队伍。但是其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中国目前贫富差距巨大, 这也成为目前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 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况, 做大蛋糕与公平的分配蛋糕之间, 需要给公平分配更多的权重。消费者福利标准相对于社会总福利标准更公平也更有意义。

另外, 人人都可能是消费者, 对于消费者的保护能够等同于对整个社会成员的保护。如果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 尽管社会福利是上升的, 但是大部分的财富都在生产经营者一方, 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无效率的。无效率在于不能满足帕累托最优, 因为这种分配状态还能够有改进, 使消费者福利更大。有学者认为财富分配并不属于垄断问题, 可以借由税收等政策来解决相关问题。但对生产经营者的纳税最终也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如果只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率的提高, 企业合并产生的效率都集中到生产经营者一方, 生产经营者更可能将获得的效率用于行业进入壁垒, 权力寻租方面破坏市场竞争, 而不会将效率传递到消费者身上。因此, 从公平的角度看, 消费者福利标准更适于我国。

四、结语

企业合并反垄断控制中, 主要有消费者福利标准和社会总福利标准。消费者福利标准相对于社会总福利标准较为严格, 除了要求企业合并能够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率外, 还要求企业合并产生的经济效率能够传导到消费者身上。针对于我国的情况, 消费者福利标准更能满足我国《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 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实现公平分配。

摘要：企业合并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效率, 但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垄断, 损害消费者和社会的福利。企业合并的双重效应要求对其反竞争效应和效率促进进行权衡。在这一权衡过程中, 反垄断机构面临着福利标准问题。不同的福利标准可能导致不同的权衡结果, 也体现了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针对两种典型且常用的福利标准——消费者福利标准和社会总福利标准, 从经济学模型进行分析,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明确提出我国更适宜消费者福利标准。

关键词：反垄断法,企业合并,效率抗辩,福利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