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日“积极互动”的国际背景及思想根源(甲午—戊戌年)

2023-01-04

1 绪论

美国学者任达曾作题为“中国,1898—1912:是谁进行了革命”的论文,“是谁进行了革命”,这对本文的意义所在给予一定的启发。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说,“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那么中国的维新与变革是谁进行的,又有谁支持了呢?若在近代中日关系中找寻答案不难发现,中日清末民初的“亲善”关系的发端即是相对“结盟”次一级的“积极互动”形式。

甲午戊戌年间日本联华活动频频,由外务省、参谋本部牵头,民间参与其中,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更是在戊戌维新期间访问中国,中国不仅在民间及维新士大夫当中兴建各种会社,以呼应日本联华活动,光绪皇帝也在1898年8、9月间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并派张荫桓、王文韶携带国书会见日本公使林权助,表达与日本结盟的意图,尽管结盟未成,但是在中日甲午戊戌年间的“积极互动”活动中掀起了高潮。有学者提出“黄金十年”的概念,他认为1898年到1907年是中日关系融洽,具有建设性的十年,尽管这一概念有人提出争议,但清末民初确实出现了中日两国相互靠拢的局面,甲午戊戌年间的“积极互动”即是这种局面的滥觞。本文所阐述的就是这一滥觞面临的国际背景及其思想根源,从这两方面来解释中日“积极互动”的原因所在。

2 1895年以后的东亚国际格局

1895年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使得东亚局势变得复杂化,1895年3月海军衙门裁撤,清政府在东亚的力量受到空前的削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东亚博弈的一粒棋子。为了确保自己的扩张利益,日本的主要外交策略是绥靖英国来防止俄国的争夺,故此日本在《马关条约》中提出投资设厂,以此来讨好在长江中下游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

日本以《马关条约》占领了中国的辽东半岛,而俄国一直视中国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5年4月8日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建议,由各国驻东京代表共同干预,称占领旅顺是对远东和平的威胁。英国未作出响应,德国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响应俄的建议,法国也表示与俄国共进退。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次官林董提交照会,日本在孤立无奈之下于5月5日答复三国,表示放弃辽东半岛。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发生使得日俄在东亚争夺主导权的格局更加清晰。日本确立与俄对抗的方略,并在联英抗俄,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在思想界不少人开始带上种族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日清提携论”重新活跃起来。

中国在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中是重要的利益关联方,中国在干涉还辽事件中看到了俄国的力量,“联俄拒日”成为清的基本国策。1896年6月3日,中俄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助援助条约》,结成攻守同盟。1897年11月14日,德国悍然占领胶州湾,清向“盟国”俄国急援,俄借机先后强迫清签订《旅大租借条约》、《续订旅大租借条约》和《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租借旅大25年,此时俄国已露出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中俄联盟的状态破裂,中日又有了联合的必要性,日本在三国干涉事件后表现出对中国明显的亲善,清总理衙门又回到亲英的路线上来。百日维新开始之后,早有师日、盟日言论的维新派依附于帝党集团,迅速影响中国政局,中国走上亲英日以抗俄的外交道路。

3 中日“积极互动”的思想根源

明治维新以来,西方的自由民权思想在日本流行,1890年天皇下诏召开国会,封杀自由民权运动,日本的自由民权思想逐渐表现出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相结合的色彩,自由民权运动的“与国家一体化的自由”(松本三之介教授所言)认识使运动演变成为国权运动。1898年6月30日大隈重信组阁上台,积极推行联英亲华的政策,并支持6月11日发生在中国的维新变法,以将其打造坚定有力的盟友为目的。日本视中国变法“采鉴日本”的行为是对日本自由民权与宪政的肯定态度。当然日本对华的这种亲善态度还带有谋求国家利益和宣扬人种帝国主义色彩的“同盟论”、“兴亚论”等谋略背景。明治维新初年的“日清提携论”又开始活跃起来,高山樗牛(1871-1902)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世界大势“呈现出一种人种竞争逐渐激化的趋势,即亚利安人与非亚利安人之角逐,乃至亚利安人在世界上逐渐征服非亚利安人”。

中国在甲午战败,尤其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租借旅大港之后,政局几如危卵,面对日本的主动示好,自然喜出望外,有所回应。1897年12月《天演论》刊出,严复刻意突出“自强保种”借进化论以救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当时士大夫阶层引起极大的轰动,不少士人接受进化论思想,从而衍生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求民族自立。在联络日本的必要性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维新派的“师日”以曲道“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社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提出要师法日本的明确主张,这为戊戌维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说,“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维新派的“师日”思想逐渐成熟,进而在维新变法中影响了清政府对日的态度。

结束语

国家间的战与和,亲与疏,都是国家利益和当时国际关系使然,当然国家理念的相近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重要条件。本文从国际格局和社会思想两个方面对甲午戊戌年间的中日“积极互动”做了背景性研究。

国际关系方面,主要阐述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日本的刺激从而导致外交政策上的转变和胶澳事件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及中国外交的转变。社会思想方面,主要从日本、中国两方面来讲,日本自由民权人士对宪政道路的信心和人种帝国主义基础上的“日清同盟论”和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而产生的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师日”思想,以上原因导致了中日在甲午戊戌年间的“积极互动”的局面。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1895到1898年的东亚国际格局和中日两国思想根源这两方面来阐述中日“积极互动”,迅速找到两国利益共同点的原因,进而有助于对中日在甲午戊戌年间的“亲善”或者说是同盟关系(未果)的初期阶段进行背景性质的研究。

关键词：三国干涉还辽,宪政自信,日清同盟论,“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