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法治的关系

第一篇：人性与法治的关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法制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的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

「1」“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

「2」 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

「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别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非常明显：法律由国家制定和实施，道德则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信仰及社会舆论来实现;法律具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惩罚方式则主要依据公共舆论、不赞成、嘲笑和摒弃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之外。„„法律与道德在客观性及执行方面的区别表现在：法律着眼于行为，而道德着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规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准则则因人、因环境而异。”

「4」 “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 「5」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

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

三、社会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主要表明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密切关系。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或法治。法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法律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虽然法律对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律是概括的，它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而实际生活却是具体和千变万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这些缺陷，弥补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渗透于经济、政治、行政、文化、教育、习惯、传统和舆论的思想观念和准则。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具备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确执行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难想象法律会得到有效实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实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就会做出不违法却又有害于社会公德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败的滋生，一是法治观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认为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约束下降，心理防线溃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和法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推动和影响道德的发展，通过道德推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会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经》，法律管行为，《圣经》管灵魂和内心。“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通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治理社会靠的是综合治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改革由经济改革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的综合改革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整体道德评价转向对市场中的道德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关心和评价，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会和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道德中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其原则就是要求等价交换，即交换的商品应是货真价实和双方的互利互惠，同时又绝不允许搞权钱交易。我国目前社会面临的状况和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信用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宏观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库，乱发奖金;社会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团)一方以各种偷逃税方式来转移和隐瞒利润。在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之间利用“双轨制”长期存在的条件，大规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转移权益，“三角债”是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利用国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赋予他们的“自主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劳动者则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极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扩大化，而国家又使劳动者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下岗，其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一方面，信用问题几乎遏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信用危机一致谴责，建立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单纯谋利的动机和取向问题，表现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再次是不择手段问题，表现为把致富与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投机、商业偷窃和掠夺性开发经营;又次是对经济利益的态度问题，表现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签合同等;还有就是“搭便车”或“无票乘车”问题。不少人仍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使得国家权力被滥用，社会上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但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仍然甚嚣尘上。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将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对此现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对一般的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整合需要全面的伦理道德建设为基础，制度整合更需要以伦理道德观念整合为必要条件，社会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强。

全社会要共同行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级人大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适应形势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执法机关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同时通过各种具体的执法活动，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四、德治应与法治的协调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导的“自然道德”传统已经崩溃，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体系也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而失去其社会约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德教为先”思想涵盖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内容，是与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紧密相联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的思想。其优点在于强调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须教化的，这种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其缺点在于它的立足点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对封建统治者安分守己，顺从封建专制和等级剥削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道德同传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服务，在于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有权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满足;道德规范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个人应尽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生活在一种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环境和法治环境中。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道德。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内容要求我们要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框架，把当前我们已经提倡的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设抓好。我们应使传统美德和新型规范相互渗透，法制和德治相辅相成，把依法治国不断完善，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为改革发展营造一个人心思进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二篇：浅谈如何正确处理好从严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关系

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规定和准则。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管理制度，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好的企业都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

当企业处在初级阶段时，企业的规模较小，管理制度不健全，企业靠“人管人”的办法进行管理，“人制”的现象比较严重。当企业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上升为“以制度管人”的管理模式真正做到有效的管理。

过去五年来，冶钢的管理主要是“以罚治厂”，新冶钢成立后，则强调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但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不是不要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公司强调“以人为本”后，个别部门和部分员工就放松了管理、考核，造成劳动纪律等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管理严重滑坡，为了正确处理好从严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真正拿出系统的“以人为本”的管理办法，形成一种人性化的文化体系。目前，新冶钢管理体系中，应强调哪些管理理念，既然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那么，我们就应该规范或更换过去的一些标语、口号，去除一些教条的不可操作的管理内容，提倡一些亲情、关怀的标语、口号，在管理制中多加入些奖励、激励机制的东西，当这些制度被员工认同后就形成一种人性化的文化体系。完善管理体系中的奖励、考核内容。我认为应以激励机制为主，以考核为辅，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目前，新冶钢在人才、技改、合理化建议等方面有了一些奖励政策，但仍需进一步完善，这些奖励应纳入日常工作中，而不是靠组织发动。各二级单位接到以上几个部门组织的奖励项目后才提报资料，而各二级单位在制订各种制度时只考虑考核，少有或根本没有考虑奖励、激励机制，这就需要新冶钢建立细致的、可操作性的、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各岗位相互配合的、考评体系。

第二，在考核制度执行过程中，要不断完善，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一般性违规，应本着教育为主，少罚或不罚，如果同样的一般性违规超过二次以上，则采取重罚。另外，部门对基层的考核和处罚一定要慎重，有些考核下到基层后，无法操作，主要是考核原因或地域不详细，无法落实;再者，考核事前不与考核单位见面，不征求意见，还经常出现考核错误(主要表现在地域划分上不清楚，有时把一个单位上的考核算到了另一个单位的头上)，这就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果单纯地为了考核而考核，使被考核单位和个人没有受到教育，这就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应本着考核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思想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第三，从严管理，不应理解为“以罚代管”。对那些严重违规或因为不负责任违规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制度在充分进行分析(“三不放过”)的情况下，从严考核。注重制度的执行力，不能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而影响到制度的执行。每个一流的企业都是从严执行管理与“人性化管理”。从严管理的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乱处罚、乱管理的单位和个人也要从严管理，严格考核。

总之，从严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相互相辅相成。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把她上升到一种人性化企业文化。完善体系，这是一个打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的过程，应循序渐进，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并大力宣传或组织学习这些管理制度，得到所有员工的认同，每个员工都在认真地执行这些制度，同时并不违反这些制度;使这些管理制度看起来不起作用，就象没有管理制度一样。

炉料公司：彭书宽

2005-09-9

第三篇：法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对和谐社会纲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民主程序与法治政府，乃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民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给不同群体平等地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也要求，政府应当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之间

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

法治意味着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一切权力均须具有法律依据。法治另一层重要的含义是，民众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一旦个人和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受到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侵犯，他们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法律支持。公平正义是民主法治的必然结果。民主程序能够使民众觉得政府所制定的法律、规则、政策是公平的，公正的司法体系则能够给权利和利益遭到侵犯的民众找回属于自己的正义。相反，民主的欠缺与法治的不完善，必然会损害公平正义，而造成社会不和谐。从制度层面上说，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友爱”，取决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只有法律平等地保护每个人，权益遭受侵害者能够及时得到法律的救助，人们才可以放心地信赖他人，才能有人与人之间、各个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宽容。

社会秩序“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前提是，政府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职能的界限，给社会和市场留出充分的发育空间。而法治政府，恰恰就是权力有限的政府。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以政府为导向的，政府的权力无所不在，政府的职能无所不包。这样的体制必然会窒息个人的创造性，抑制市场和社会自发的合作秩序的发育，整个社会显得缺乏活力。而在法治政府下，民众自由地创造财富，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民众又可以自愿合作起来治理自己的大部分事务。至于政府，则一方面为市场和社会的发育提供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弥补这两者的不足，通过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政策，支持民众的自我治理。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谈论和谐社会，需要从民主法治入手。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探究以民主来约束政府行为之道，必须探索以司法改革为民众提供法律救助之道。

在法治原则下，一切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离开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是没有根本和效力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动，各种主体的诉求需要充分表达，使各级政府面临着着大量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为此，要依法开辟和疏通各种渠道，引导各种利益主体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政治就是民心的表达。”因此，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宪法和法律，进一步规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政治制度，充分反映和谐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主权在民原则，体现一切公共权力“为民所授”、“为民所用”的法治品质和精神。和谐社会以法治精神为基本理念，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应该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并以个体的生活幸福为终极目的。行政法规要按照“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不断规范行政行为，畅通诉求渠道，更好地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要创新机制，提高处理诉求事项的效率;强化工作责任，促进问题的解决;切实维护正常的诉求秩序和社会稳定。法治的政府应把优化服务作为行使管理职肃的指导思想，努力使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和一切社会活动服从于法治，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从而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

第四篇：中国劳动关系转型与劳动法治重点

内容摘要《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劳动法治过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这一法律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并为今后劳动法律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基础。但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仍然没有摆脱gdp至上的执政理念，中国劳资力量的对比仍不平衡，缺乏一套法律和社会制约机制，《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并不理想。劳务派遣的泛滥是劳动法治最为突出的漏洞，这种情况加剧了劳资冲突。不过，《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2010年爆发的罢工潮，标志着中国的劳动关系开始由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变。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一客观趋势，政府、企业和工会都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加快以劳工三权为基本内容的集体劳动关系的立法和实施，是中国劳动法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罢工潮劳工三权集体劳动关系

作者1常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6)2邱婕，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0092)

自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至今已3年有余，在这短短的3年中，《劳动合同法》经历了各种情况，劳动争议的井喷、经济危机对就业的冲击以及罢工潮的出现。这些情况的发生，既有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也有与《劳动合同法》本身相关的内在因素，这3年中经历的各种情况使我们对《劳动合同法》有了一个更为深入和清晰的认识，当然也带给我们诸多思考。我们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与实施对中国的劳动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并已经对我国的劳动关系发展趋势以及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实施推动劳动关系转型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劳动关系发展史和法治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树立了劳动法治史上的里程碑，而是在劳动法制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部法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基本完成，同时又开启了劳动关系集体调整的新起点，并为劳动关系的集体调整提供了法律基础。《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对劳动关系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整体劳动关系的转型。

1.《劳动合同法》实施促进了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

《劳动合同法》开宗明义就是为了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通过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以达到矫正劳资关系失衡之目的。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看，这一目标初步达成。首先，劳动合同的签订率稳步上升。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估计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7%，小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也达到65%。[1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北京、上海、深圳、泉州、宁波、绍兴、河南等7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劳动合同签订率总体较好，大约为72%。同时，劳动合同续签率也有所提高，据北京市的统计，《劳动合同法》实施11个月后，劳动合同续订率即达93.9%。[2 ]至2009年，北京市城镇职工续订率为95.28%，同比增加2.1个百分点。[3 ]其次，劳动合同短期化的情况得到了有效遏制。全国总工会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年后所作的调查显示，广东省新签劳动合同期限3年左右的占60%以上;江苏省1～3年期限劳动合同增加12.89%，劳动合同期限在3年左右的已占60%以上[4 ]。人社部的调查也显示，新法实施后劳动合同的签订期限主要为3年。此外，《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必须明确有关劳动者权利的条款，明确约定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社保缴费、休息休假、职业安全等相关内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促进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特别是社保费缴纳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缴纳比例稳步提高，农民工的社保缴费率提高较快。

随着《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劳动者、雇主和工会等各方主体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劳动者得到了更多保障，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有所提高，同时雇主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改变，而工会为职工维权的职责则更加明确。《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劳动关系的相对平衡，特别是劳动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为集体谈判奠定了基础。因为劳动法律对于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必须以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为基础。只有确认了个别劳动关系的存在，并确认了劳动者所享有的个别权利或称个别劳权，方可提起劳动者的集体权利或称集体劳权。其突出表现为，《劳动合同法》推动了劳动关系的长期化，从而保障了劳动者的个别劳权得以实现;因为在劳动关系短期化的情况下，劳动者与雇主的劳动关系无法持续，劳动者始终处于劳动关系不久到期后可能被无条件终止的境地，而一旦劳动关系被消灭，集体劳权根本无从实现。此外，个别劳权的保障也使劳动者越来越意识到集体谈判的重要性。如南海本田事件中，劳动者发现企业上一年的利润有大幅度增加，而自己的工资还是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数额，他们感觉到不公平。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条款的变更需要合同双方的协商一致，如果劳动者个别向企业反映要求加工资，则无疑不仅不能成功，还有可能失业。于是，劳动者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识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与企业进行工资谈判。

2.《劳动合同法》实施推动劳动者意识转变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关系从个别向集体转型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劳动意识的提升。新法的出台是对全社会的一次劳动法普法宣传和教育，劳动法治意识空前高涨，特别是劳工意识显著提高。2007年为配合《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中共中央宣传部、劳动保障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的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动用各级政府资源，普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知识。工会系统也对《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学界和媒体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激烈争论，也引发了全社会对于这部法律的关注，并提升了《劳动合同法》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上海市总工会《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调研课题组于2008年5~8月对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82.71%的职工知道《劳动合同法》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87.30%的职工知道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需要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74.06%的职工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全面实施有助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如果发生劳动争议，94.29%的职工会选择通过正常途径维权。[5 ]从另一个侧面看，2008年后劳动争议的井喷式增长也说明了劳动者法制意识的普遍增强。

劳动关系的构成和调整由个别向集体的转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促成劳动关系由个别向集体转变的直接因素，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集体意识的发轫和觉醒。只要劳动者还能够接受或忍受现有的劳动关系状态，劳动关系就只能维持着一种个别的状态，因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需要劳动者的付出成本，只有劳动者意识到为改变现状必须团结和集体行动的时候，方能促成集体劳动者团结的形成。可以说，工人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是集体劳动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

2009年8月发生的通钢事件和林钢事件，以及 2010年夏季发生的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代表的罢工潮等集体行动事件，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工人劳工意识的提升，其具体表现即劳动者通过自发的团结和自发的集体行动来提出自己的诉求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诉求。在一般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工人的这种经济诉求通常是由工会组织来代表提出并加以解决的。然而，在中国现有工会与工人之间既联系又隔离的微妙状态下，使得工会与工人的距离与矛盾，也在劳资矛盾激化的时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如果说通钢事件、林钢事件还只反映了传统产业工人的意识和诉求，那么南海本田事件具有典型的意义，更多地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识和诉求。在南海本田集体停工事件中，罢工工人表现出了有序、自律和自我保护的鲜明特征。他们严格地将行动限制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他们穿着统一的工服并统一佩戴口罩，在厂区范围内平静地停止工作并护卫着机器设备和厂区的安全与秩序。参与罢工的工人基本为80后和90后的20多岁年轻人，但他们在罢工中表现出的团结意识和集体意识，集中体现了新生代产业工人的特点。南海本田的罢工最终以法制的手段，通过集体谈判顺利地解决。全国各地出现的罢工事件，基本都是以这种模式进行的。

第五篇：坚持法治、科学、人性化执法，创新基层监区管理

摘要：基层监区是监狱的组织细胞，基层监狱管理的水平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和监狱的发展。当前我国监狱正处于发展改革时期，基层监区的管理正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因此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通过具体分析科学化管理的内涵，结合监区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为基层监区管理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基层监区

管理 科学化 法制化 人性化

基层监区作为一个监狱的基本组成部分，对服刑人员的刑罚执行及教育改造都是在这里直接进行，基层监区管理执法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服刑人员教育改造质量，同时也直接反应出整个监狱的工作状态及水平。当前我国正全面推进监狱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完成司法部提出的“推进监狱工作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的建设目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基层监区管理工作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当前依法、科学治监，人性化执法已成为我国监狱发展的主流方向，如何将现有的理论有效的应用到基层监区的管理中去，从而形成推动我国监狱改革的动力。基层监区管理的创新机制已成为监狱体制改革有效途径的迫切需要和理性选择。作者结合基层监区的工作实际，浅谈监区管理的方面的想法，并将其整理如下，希望能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一、创新基层监区管理的内涵

监区管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监区民警、监区事务进行管理;二是对监区所属罪犯执行刑罚管理和行政管理。是监区民警管理及监区民警依法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过程中有关计划、组织、监管、控制活动的总称。创新基层监区管理应包含以下几点：

(一) 法治化

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文明是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监狱的法治进程不仅影响着服刑人员的教育与改造质量，也从另一个角度反应出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监区作为监狱的执法的一线，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执法工作，监区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法治化是监区管理的基础和根本保证。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通常理解为依据法律来治理。亚里士多德对法治作出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首先法治所依据的法律应该是反应人民意志，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其次法治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监区管理法治化，一方面可以让服刑人员在服刑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法治思维方式，让他们知道一切的行为与交往都有确定的模式可以遵循，他们可以凭借法律的指引来确定自己的行动，凭借法律可以预见他人的行为以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结果，他们合法的预期利益可以得到实现，在遇到权利受损可以用法律得以补偿。不管在监狱内还是在监狱外都在法的秩序中和平、稳定的进行，他们可以享受法律所带来的稳定和安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民警的执法风险，监区管理法治化，不仅仅是保障了犯人的权利同时也可以保障民警的权利。

(二)科学化

科学化,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从目标的角度讲,它是静态的结果,是一种达到了的这种知识体系的全面透彻的运用;从手段的角度讲,它则是动态的过程,是正在努力全面透彻运用这种知识体系的推进形态。监区管理的科学化,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

监区科学管理，基础是管理秩序规范化。规范化发端于泰罗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的核心思想归纳起来，就是定额化、标准化和制度化，由此，使管理规范有序。如果离开了定额、标准和制度，管理就会失控。科学管理理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规范化不是逐步削弱，而是不断加强，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监区管理虽然是一个特殊的管理领域，但仍然遵循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科学管理的客观规律，需要有统一的标准制度，对行为准则进行规范。在监区管理中，不仅对犯人的管理需要规范化，对民警的管理同样需要规范化。

统筹协调是监区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监区管理内容繁杂，不仅要管理好服刑人员还要合理安排民警。就服刑人员的管理来说，即要安排好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同时还要组织好他们完成劳动生产任务。而这些工作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这需要在管理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统筹安排及协调。比如如何平衡好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与生产问题等。

可操作性是监区科学管理的重要保证。操作性定义的是美国的物理学家布里奇曼，他提出：一个概念的真正定义不能用属性，而只能用实际操作来给出;一个领域的“内容”只能根据作为方法的一整套有序操作来定义。监区科学化管理中，任何一项管理的制度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即任何一名一线执法民警都能明确知道这项制度如何去操作，一项制度必须有一套可实施的操作流程而不是依据模糊的规定或概念。

(三)人性化

所谓人性化管理，就是一种在管理过程中充分注意人性要素，以充分开掘人的潜能为己任的管理模式。至于其具体内容，可以包含很多要素，如对人的尊重，充分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给人提供各种成长与发展机会。

人性化管理是指监狱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刑罚的过程中，以符合和满足人的合理需要为基础和出发点，以保障合法权益和培养健康人格为重要内容，以促进罪犯的改造为目标，使罪犯得到足够尊重和关怀的管理方式。人性化管理和严格管理是监管工作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重要原则。强调人性化管理，并不排斥严格管理，相反必须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实行人性化管理，在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要坚持“严不过人”、“宽不过囚”的准则。

二、当前监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完善，监狱的改革在近十年内也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监区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笔者在监狱工作的一年中，也明显感到监区的管理水平在不断的提升，民警的管理执法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法治监的观念已成为监区执法中的主流观点。监狱对监区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改革总不是一触而就的事，发展的本质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不断的提高完善。监区管理处在这一大变革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

(一)法治观念不足

在依法治监，法治化管理的大环境下，当前在监区管理中，大部分民警都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管理和执法。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使的监区管理过程中人治权威的影响仍难以根除。少数民警在对服刑人员的管理中，总是想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努力营造个人权威，习惯自己说了算。将自己的威严等同于法律的威严，将法治曲解为用法的威严去治、吓服刑人员，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对服刑人员计分考核中，加扣分仅凭自己的主管判断，缺乏一定的依据。在呈报减刑假释中，掺杂个人好恶。虽然监狱规定严禁打骂服刑人员但一些民警在面对一些难管的犯人，仍然会有打的想法，或用打来吓服刑人员。人治意识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有意识和无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作用，而且认为是正确的。

(二) 管理标准化不足

当前监区管理标准化不足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执行方面，另一个是制度方面。随着监狱的发展改革，各级领导对监狱管理的标准化越来越重视，从监狱到监区甚至到分监区都制定了很多管理标准，如犯人劳动5S现场管理标准，犯人管教计分考核标准等等。这些标准也是监狱进行长期的研究制定出来的，具有不错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但这些制度在不同监区以及分监区或劳动小组中执行中由于，不同民警的管理理念的不同，出现同一制度执行起来效果各不相同。比如在教育改造中，某服刑人员因为某项违规被管教民警严肃处理了，但某服刑人员同样的违规，由于民警个人因素并未按照已有的计分考核标准进行处罚而是简单的批评或未做处理。这样不具标准化的管理，很容易让服刑人员形成一种观念，就是制度并不是标准的而是具有弹性的，凌驾于标准制度之上的是权力。这对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不利的。在监区管理中有很多事务是不具有现成的标准化制度的，比如监区服刑人员劳动生产中，一般会将服刑人员分成几个生产小组，由不同的民警分管组里的管理工作。由于缺乏标准的生产管理流程及制度，造成一些小组生产管理中出现混乱，产品质量不合格，生产效率低，起不到劳动改造应有的作用。

(三) 过分重视生产效益

劳动改造是我国监狱对罪犯改造的手段之一，但在现实监区的管理中，由于对生产效益的过分追求，服刑人员的生产任务相对繁重，在对生产管理的过程中只是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劳动的目的是对服刑人员进行惩罚与矫正、在科学管理的劳动中进行社会化养成，同时学会一定的劳动技能，从而达到改造的目的。当然出现这样问题的根本可能并不在于监区，而在于监狱对监区的评价指标问题上，目前，经济效益仍然是监狱考核监区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监区会根据服刑人员的劳动效益来评价服刑人员的改造效果。而不断加强对服刑人员劳动效益的考核，也压缩和蚕食了服刑人员的教育与改造时间。如果服刑人员在整个服刑期间整体处于高强度的劳动之下，他们很难有时间去思考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他们在服刑期间只是机械的劳动，而暂时压制了他们思想。这样在他们出狱之后很容易产生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从而再次犯罪。

(四)对人性化的理解不透彻不重视

当前监狱都推行人性化管理，但一些民警对人性化管理理解不够透彻。他们认为的人性化管理不是对服刑人员人格和权益给予应有的尊重和保障，而是处于一种怜悯心理，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给予服刑人员的施舍。现代监狱管理的人本思想，是以法治、科学、人文关怀和效率作为监狱工作的灵魂和内在价值追求，但传统监狱管理理念受到历史的局限性以及我国长期封建社会意识的影响，监狱的惩罚、重刑、报应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些民警在管理过程中经常忽略对服刑人员人权的尊重，管理权利扩张，管理行为随意性，和个人主观性色彩严重，偏离了人本的核心。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改造环境中，会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形成怎样的负面影响，一个得不到他人尊重的人同样也不会尊重他人。

(五)民警执行力不足

监区民警执行力不足也是监区管理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执行力是指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监区管理的中的执行力是指，监区民警贯彻监区领导的管理思路，方针政策和方案计划的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它是把意图、规划为现实的具体执行效果好坏的体现，其强弱程度也直接制约着监区工作目标能否得以顺利的实现。监狱及监区领导的方针政策等都需要基层民警去实现，如果不能被付诸实施的话，再好的制度政策也是一钱不值。目前监区一线民警在年龄、性格、知识结构、工作态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些民警对监狱及监区制定的一些政策及管理规范流程存在执行不到位的现象，监区领导的一些管理意图很难最终有效实现在对服刑人员的管理上。

(六) 民警之间缺乏团队意识

在笔者调研所在的监区，民警的职能会分成两个条线，一是负责管教，另一条是生产。监区领导中一般监区长负责生产，教导员负责管教工作，分监区也会分为管教警长和生产警长。负责生产的民警一般只对生产负责，负责管教的民警只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负责。这样就出现了负责生产的民警会片面的追去生产的效益，而很少去考虑或理会教育改造工作。同样负责管教的民警不会关心生产改造的情况。在分监区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在分监区生产管理中，不同小组之间的协调存在障碍，容易出现抢料、抢机器，在民警方面存在各小组之间互相争有劳动技能或易于管理的服刑人员。这样不仅容易会引起服刑人员之间的矛盾，对服刑人员的监管安全带来巨大隐患，而且不利于服刑人员的改造。目前在监区中，不管是分监区之间还是各小组之间，都存在着竞争关系。竞争对于管理是好事，但是为了经济效益过度竞争，而忘了监狱本来的改造功能那就适得其反了。一个监区是一个整体，其目的是保证监管安全，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要达成这一目的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民警就能完成的，这需要监区全体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创新监区管理的对策

(一) 深入开展监区民警法治教育，培养监区法治化管理精神。

监区管理法治化不足，一方面由于当前监狱正处于快速改革的过程中，但一些老民警仍然不能从传统监狱的管理模式中转变过来，不能及时适应法治化管理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监区的监管要求不断提高，监管难度不断增大，如刑八修正案的实施，一方面长刑犯的刑期更长，而短刑犯增多。现有的监管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去管理这些服刑人员。因此，一些民警为便于管理，会使用一些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或方法，而在这些方法的使用中不自觉的违反了法律法规。面对这样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治标是从整个司法系统包括监狱监区等部门及时研究出有效的管理方法，让监区一线执法民警做到有章可循。然而缺乏有效管理手段等客观因素只是监区执法民警违规执法的外部诱因，并不是最根本的因素。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一些基层民警的法治意识不强，还没有将法治的理念深入到自己的思想中，将法治思维始终贯彻与自己的行动中去。在潜意识中还存在执法者就是法的观念。监狱及监区要加强对民警的法治宣传教育，将法治化的理念深入到每一名民警的思想中去。在执法过程中时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在对服刑人员的管理中，时刻提醒自己要保障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要认识到对服刑人员依法收监、服刑、改造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而绝非任何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的意志、行为使然，要向服刑人员树立法治的权威，而非个人人治的威严。切实形成 “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这种法治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触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教育和环境养成的，这就更需要监狱及监区对民警进行长期的法治教育，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惩处，这样才能使监区民警形成法治化的思维，让监区的管理活动有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

(二)细化监区管理规章制度，提高监区管理标准化。

从监区管理的角度来讲，不同监区有着不同的现实情况，如在押服刑人员的构成、劳动生产产品类型、监房及厂房的建筑特点等等。在监狱层面只能制定一些各监区通用的管理规章制度，而在现实监区管理中，监狱层面的规章制度仍然只是一种粗线条，在监区实际管理中很多是更加细化的工作。而这些细化的工作就缺乏标准化的流程和制度。笔者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同在一个分监区，两个生产小组生产同样的产品，一个小组的生产效率及质量都长期远远的高于另一个小组。在和生产效率高的小组管理民警交流之后，了解的他的生产管理流程及制度，小组生产中把握好人、机、物、法、环，这五个要素，加强责任制，这样就能有效的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另一个小组管理民警，对小组的管理思路不清导致组内生产秩序长期混乱，责任分散，造成产品质量严重不合格，效率低下。这种问题的出现主要由于在管理中缺乏细化的标准化管理制度，而只能依靠每个民警的个人素质。如果监区将管理好的小组的管理经验制度化、标准化推行到整个监区，那么就可以降低一线民警的管理难度，极大的提高管理效率。在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将一些在监区管理实践中证明有效的教育方式或管理制度整理出来，作为整个监区常态化标准化的执行标准。

(三) 控制服刑人员劳动时间，明确劳动目的。

劳动改造，劳动是手段改造才是最终的目的。监区的管理者需要平衡好劳动与改造这两个方面，明确劳动和教育改造并不是冲突的而是有着共同的目的。一次和监区一名民警交谈，他和我说起他呆过几个监区，不同的监区领导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监区领导重教育改造而有的监区领导重生产劳动。这些监区领导的看法都存在一定问题他们都割裂的劳动改造的概念，忽视了劳动是改造的手段之一。当然这也是受当前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对监区工作的评价指标等，不可否认在监区在这一问题上是无法做根本的解决，这需要在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改革。笔者所在监区的教导员面对过分重视监狱经济效益指标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监狱的首要任务到底是什么?”当然，也存在一些监区管理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肆意违法省局及监狱的规定，擅自延长服刑人员的劳动时间。监区管理者要有保障服刑人员权益的意识，要明确监狱的最终目的是改造，而劳动只是改造的手段是为改造而服务的。

(四)以人为本，强化人性化管理。

人性化管理的核心价值就是坚决执行制度，以制度保障服刑人员的合法利益和监狱的改造服刑人员的目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平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文化以“情”为特质。监区的管理模式，应当以理性精神为准则，纳情于理，移情于法，以建立“情、理、法”相统一的管理模型。实际上，任何管理都应当是三者统一。人文关怀作为一种监区管理方式，应体现在管理的各个环节。从监狱制度规章的建立到实际对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实施，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民警在实际工作中，要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把服刑人员所思、所想作为民警管理决策的一个信号。监区要鼓励服刑人员在改造的同时，向创新发展，鼓励他们在为监区的各项管理施展才智，并使之成为服刑人员的自觉行动。在实施人性化管理中要区分几个概念，首先人性化不同于人情化，人性化管理与人情化管理，这两种管理理念有质的区别。一般意义上讲，“人情化”管理是一种陈旧的管理理念。人情化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无原则的管理。而人性化管理不具有排外性，它的执行过程不以管理者好恶程度而改变，在选择人才上不以个人意志而改变，充分尊重服刑人员个性自由化。因此，人性化管理是优于人情化管理的理念，但在我国，人性化的管理常常被扭曲，很多人对二者的区别也没有弄清楚。其次人性化不能混同于自由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性化管理，是以严格的规章制度为前提，使管理更增加人情味儿，从而使服刑人员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从而使服刑人员从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学会尊重他人，符合社会规范。其实质是更多地考虑人性的特点，体现柔性的一面。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执行制度的尺度，也不是可以对管理制度钻空子、打折扣。恰恰相反，只有严格的管理，才是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诠释。管理人性化，绝不是自由化。如果只片面强调人性化，而放松了法律制度执行和对服刑人员的制约，监区管理将会一片混乱。监区管理者要明确人性化管理的内涵，不断提高监区管理的人性化，为服刑人员的创造良好的改造环境。

(五)优化监区管理结构，提高民警的执行力。

当前科学的管理组织追求扁平化，提高行刑终端的执行力，是监区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对于监区二级和三级化管理，在理论层面存在争论，在在实践层面中一些监狱也采用了监区二级化的管理模式。笔者所在监区采用的是传统三级化管理模式，在监区三级管理模式下存在一定的弊端。所谓三级管理模式就是监区管理层级由副警长、警长、监区领导三级构成。一般监区领导的管理政策和意图都需要通过警长传达副警长最终再到普通民警具体来实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些民警缺乏执行力，而管理层级过多造成民警的责任分散，监区的一些管理措施就很难最终得到落实，而监区领导又不便于直接进行管理，这样容易造成管理秩序的混乱。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解决。其一，简化监区管理结构，明确民警职责范围。简化监区管理结构是明确民警职责的基础，如果管理结构过于复杂就很难做到责任明确而且造成一线民警管理权限的丧失。实行二级管理模式，可以减少管理层的责任分散，降低制度传递之间的变形，同时可以让每一名民警按照责任制范围独立拥有管理权，实现民警有效管辖，强化各级的执行力。其二，加强对民警的考核制度，提高民警执行力的意识。一些民警缺乏执行力也和监区对民警的考核有关，比如监区存在一些民警在一线管理中不作为，只要不造成恶性违规，一般是不会受到处罚的，即使受到处罚也是相对较轻，这也和监区管理人情化不规范化有关。要强化民警执行力必须加强对民警的考核，这样才能督促民警都能够有效的执行监区的政策。

(六)加强集体意识教育，强化民警团队协作精神。 任何一项好的制度最终都需要人去执行，而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独立于他人之外存在，每一个监区良好的运行，都需要一个民警团队共同的协作。因此，监区内民警的团队精神尤为重要。强化监区民警的团队意识，首先是要加强民警之间的相互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信任于合作。监区领导应在不影响工作的基础上，为监区民警提供交流了解的条件，如组织一些拓展活动等。其次要加强对民警的思想教育，改变传统观念，以在理念上让服刑人员受到科学良好的教育为前提，在成果上以降低服刑人员再犯罪率为最终目标。放弃个人自私的想法，使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和监区科学化的管理形成合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