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思想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科学地解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生态问题的途径。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对我国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提高公民素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篇：生态伦理思想论文

从生态个体维度解析道德效用的伦理思想

摘要：从生态个体的维度探究道德效用，旨在确认道德对个体生存、自由与幸福的效用，引导行为主体自发地进行道德实践。首先基于道德效用相关概念的微观分析，道德效用包含着道德行为使受益者受益的思想内涵。其次从生存、自由与幸福这三个生态个体逐步递进的追求展开对道德效用的探微，具体表现为道德效用是利他的，意味着道德主体的行为使他人成为获益者，随着道德效用在时间与空间层面的推演发展，回馈效应又会使道德主体自身受益，最终演化为道德效用也是利己的，这是道德共同体的有效构建。最后站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道德效用的社会生态蕴意突显了生态个体与社会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的伦理智慧，其注重以人为本、利他与利己均衡发展以及培育公共品格的伦理思想可以提升伦理道德体系话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使道德主体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式去把握生态个体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道德效用;道德主体;道德受益者;道德共同体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引发人们活动的不同走向，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集结，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着生存空间与资源的争夺，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道德缺失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与解决。基于此，从效用维度印证道德是十分有益的，即利他性与利己性并存，进而引导道德主体自发地进行道德实践，有利于我們更好地面对新形势下伦理道德领域内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生态哲学认为整个宇宙都是一个生态系统，强调世界是一个整体，社会中的每个人或自然界中的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生态个体。生存、自由、幸福是生态个体生命力的追求，是生态生存的保障。从道德受益者的角度出发，按照阐述论证的逻辑顺序来讲，生存、自由与幸福是生态个体逐步递进的需求，从这三个层面对道德效用的探微，可以挖掘其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思想，寻求平衡传统和现代道德观的支点。

一、道德效用基本内涵的微观分析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以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其中提及道73次、德45次。道者，物之所由，道就是事物发展的方向、道路和规则，是做人的根本原则。德者，物之所得，按照道去做，具有了道的品质，才能有所得，即有所收获和体验。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按照道去做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道德”在这里就是规律、规则，对人们起约束和团结作用。道德的本意是说明在各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么做，它以“应当怎样”为尺度来衡量和评价人们行为的现状。道德具体体现在行为的发出者最终指向行为的承受者（人或物），并通过道德实践对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发挥一定的效用。

道德效用是道德的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有效的作用。其中道德意味着行为主体的实际行动，人具有道德意识，道德通过对个体的影响使得人发出道德行为，作出道德选择，并对他人、社会与自然演化出正向结果，使之受益。效用是出于更慷慨的动机和考虑而使人快乐，并产生积极的功效和作用。因此道德行为使受益者在某些程度上获益，便是道德效用最直接的表现。整个道德效用的演变过程蕴含着道德教育的意味。道德的效用具有普遍和广泛的影响力，人类的幸福、社会的秩序，家庭的和睦、朋友间的互相支持，这些都是道德无形地“统治”人们胸怀的结果。基于人道与同情的本性，我们认同与赞许道德的效用，重视它的有益趋向。

道德效用涉及的要素分别是道德主体、道德行为与道德受益者。只有那些能自主的生物、有自由和理性行为能力的生物，才具备道德身份，可以称之为道德主体。具体表现为，自主的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存在，卷入某种道德关系、并且运用理性作出道德选择所表现出的道德认知和行为。人类对于道德具有与生俱来的能力，道德行为是道德主体在一定的道德认识指引下，结合具体情境所采取的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实际行动。道德行为具有自知性、自主性与主体性、意志自由性与超功利性。道德行为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不单单是狭义上的意思，还包括对事物、对他人、对自身身体等的道德态度与做法。

道德受益者分为行为者本人、其他个体与群体。道德主体发出道德行为，约束自己的衣食住行，自律的生活使自己受益，那么本人就是道德行为的受益者。其他个体又进一步划分为他人与自然界中的个体。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协助他人，有益于他人的生存、自由与幸福，那么他人就是道德行为的受益者;当道德主体的行为指向自然界的动植物时，有益于维护生物的生存自由权与自然平衡，因此自然界中的个体就是道德行为的受益者。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帮助群体，有益于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秩序与运行发展，因此群体就是道德行为的受益者。

二、利于生态个体生存的道德效用

生存是所有生态个体最基本的需求。当道德受益者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其他个体时，利于个体生存的道德效用表现为道德主体的利他行为使其他个体受益，对其生存提供直接支撑。人类天性中存在着利他动机，自然选择在增加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的过程中，有利于他人的生存，增加了个体和种族存活的可能性。如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里，一男病患突然晕倒，女护士跨栏式飞跃服务台救人，背着患者到手术室，拯救了过敏性休克病人的生命，“最美跨栏”的背后是对责任与生命的敬畏。这种直接拯救生命的道德行为使其他生态个体的生存得以继续，道德主体本人也直接获得了回馈——受益者的感激与全社会的赞许。南京大屠杀时期，拉贝先生挺身而出，在自己的住所保护了几百人的生命，使这些特定的个体得以生存，又在安全区内为拯救更多中国人出力。在共同战“疫”的当下，拉贝先生的孙子托马斯向中国求助药品，中国第一时间赠送药物，对拉贝先生的后人施以援手。虽然拉贝先生自己没有成为道德行为直接的受益人，但随着时间的延续，道德效用继续发展，我们把拉贝先生当年无私的爱与义举推及他的后人，这是道德效用在时间过程中的回馈。由此观之，道德行为是会“传染”的，这种直接促进生命生存的行为使受益人得以保存生命，并受到道德行为的触动，受益者也会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回报道德行为发出者。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利于个体的道德效用则是道德主体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个体提供生存空间。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从生态伦理的维度出发表现为道德主体把道德对象和行为规范的范围从社会系统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和整个地球环境。用一种生态整体观的系统思维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道德主体通过调节自身的实践活动，确立起自己与周围生命休戚与共的观念，将共生共存的范围扩大到人与动物、人与整个生态系统中。地球上的生物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稳定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生物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中个体存活的同时，保障了人类的生存利益与长远发展，所以道德的效用在利于自然的同时利于道德行为主体。

当受益者是道德主体本人时，利于生态个体生存的道德效用表现为道德受益者作为生命而生存。追求生存是所有生命的本能，热爱自己的生命、珍惜生命的伦理原则规定着人的道德行为。道德主体正确地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的道德行为是维持生存的前提。此外，中医认为“养生必先养德，大德必得其寿”。这表明注重道德修养的人，将有利于行为主体的健康长寿，这是道德效用的进一步发挥。医学研究表明，对生命的渴望与热爱是积极的生存动力，保持好心态是强大的正能量，会使生理功能包括精神、心理等也就相应调整更高一些，而这些都有助于自身病情的恢复与生存期的延长。当我们了解道德对个体生存的效用后，基于对自身生命的负责，自然会选择正向的道德行为，使自己成为道德的受益者。

当受益者是道德主体本人时，道德效用还表现为道德受益者作为人而“高级”地生存。人与动物相比，生存更为“高级”的地方在于人追求有道德的生存，氏族中的成员共同劳动、相依相助，而动物仅仅是本能的生理生存。道德主体的良心与同情心会促使其帮助他人，使较弱的个体有了生存下来的可能，最终实现社会群体的共同生存。道德缩减了甚至消除了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使道德主体获得稳定的生存合作与生活幸福感。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合作研究了“行为方式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这一课题。研究者随机抽取了7000人进行了长达9年的跟踪调查，经过数据分析发现：经常帮助他人、人际关系和谐的人，其健康和寿命明显优于经常斤斤计较、损害他人利益的人，后者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1.5～2倍。我们发现，利他性的道德行为让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能更好地维持生命，因为帮助他人生存就是在维系自己的生存，进而使道德主体的生存更加“高级”。

道德主体和道德受益者构成“道德共同体”，这时道德效用表现为共同维护共同体中人的道德生存。所有拥有生存权利的存在物都具有道德受益者的资格，道德受益者与道德主体构成“道德共同体”。根据人类正常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由单方面首先实施的道德行为，会引起道德受益者的回馈效应，最终可以导致行为双方均获得利益，达到互助双赢的结果。全国道德模范黄永生，为了回报乡亲们的救养之恩，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敬老院，使老人们的起居生活有所保障。黄永生在接受他人的道德帮助后，成为道德受益者，在生理上获得了存活，乡亲们对他无私的帮助与爱使他在心理上受到触动，心存感恩，最終上升为回报的行动，使乡亲们受益，安享晚年。因此，每个人既是道德主体也是道德受益者，两者的互动是双向的、积极的、有效用的，使受益者在生命存活、他人认同等方面获益。

三、利于生态个体自由的道德效用

自由是所有生态个体的最根本属性。当道德受益者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个体时，道德效用表现为与人方便的道德行为使社会中的个体获得自由。给他人提供空间自由、时间自由、行为自由等，这些与人方便的道德行为也会与己方便。比如乘自动扶梯，主动让出一条方便通道让着急的行人快速通过，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德行为，可是就是这种简单的行为在现实中也产生了令人感动的回馈效应。上海市小白鸽舞蹈团的孩子们到日本参加舞蹈比赛，在机场自觉让路给老人们先上扶手电梯，领队的老人李嘉诚深受触动，赞助了孩子们出行旅费。孩子们尊老敬老的道德行为使老人们获得了乘坐电梯的空间自由与方便，回馈给孩子们的是道德激励与金钱捐赠，这也有利于让孩子们形成今后更关爱老人的公益行动。可见，道德主体在行动时选择一种有益于其他人的、具有道德善的行为方式，就能使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成为自由的受益者。个体发出的道德行为能量虽然是有限的，但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对他的回馈是巨大的。

自律才能获得自由，当受益者是道德主体本人时，道德效用表现为自律使道德主体获得更多的自由。自律，即“自己约束自己”，它是对一个人意志力的考验，康德认为自律就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根据。老子主张“知足知止”，即返璞归真到人朴素纯净的自然本性中，把握事物的度，不过分沉溺欲望。这便是自律的体现，自律的行为表示人不受偏好与欲望的主宰，从而行为主体获得更多的自由。对于我们自身健康来讲，在年轻时养成规律饮食、定期锻炼等自律习惯会延长自身的年轻状态，使自己健康地进人中老年时期，到那时会更好地融入生活与调节自我，拥有更自由幸福的生活。自律代表的是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创造一种井然的秩序来为生活争取更大的自由，为我们保障了稳定性的生存，使我们在社会环境中获得更多的选择。

有时行为主体看似恣意追求自由的行为，不仅违背了道德原则，也阻碍了自己的自由，这从相反的方面肯定了道德的效用。最基础的自由是身体的自由，其直接的涵义就是人出于自己的意欲而做出行为，道德主体并不会受到物质与身体方面的阻碍。人是自由的，可以不受限制特别是不受威胁地选择行为方式，但是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在天门山“翼装飞行”女大学生失联的事件里，女孩在自身准备不充分和地理环境复杂的情况下飞行，酿成悲剧，女孩追求自由与爱好的代价太过沉重。追求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将生命、健康作为赌注来肆意妄为;相反，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更要珍惜生命、敬畏自然，不然便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有道德的行为才能让我们真正做自己的主人，成为实现真正自由的受益者，而不是沦为自身喜好欲望的奴隶。生活在这种有道德的自由中的人，他们的生命也因此有了正面意义，最幸福美好的人正是那些在道德的底线上享有自由的人。

四、利于生态个体幸福的道德效用

幸福是所有生态个体最高级的生态追求。当道德的受益者是家庭中的生态个体时，道德效用表现为道德主体出于责任感与义务的道德行为，使家庭中的个体受益而获得幸福。个体在家庭中获得幸福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效的亲子教育、家人在一起并彼此付出协助、和睦与融洽的家庭关系。首先，积极的亲子关系与孩子的幸福感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作为家长，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能使孩子树立正确幸福观。其次，父母与子女的密切联系对老人的健康与幸福有着积极的效用。美国社会学家苏斯曼（Sussman M.）研究发现，亲属间相互援助的模式和情感上的支持，对老年妇女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可以让她们比配偶多活大概8年。最后，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会增强个体在家庭中的幸福感。在良好的家庭关系中，夫妻双方忠于婚姻，互相珍惜，共同参与家庭活动，会提高双方的归属感与幸福感。由此观之，在物质经济与精神情感等方面积极的付出，这种符合家庭美德的行为使每个道德主体既是行为发出者也是幸福的受益者，两者共同创建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当道德的受益者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个体时，道德效用表现为道德行为会为社会中的个体创造幸福出力。道德主体为他人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道德行为通常和同情、人道、仁义等紧密相连，使他人成为幸福的受益者。幸福不是狭义的，协助或帮助他人的行为、付出物质利益的行为、付出经济（金钱）利益的行为等，都是道德主体使社会中其他个体朝向幸福的最好体现。我们善尽自己的道德责任，关心他人，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使社会中的其他个体获得幸福。这种道德行为导向的结果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人的尊重与社会的褒奖等，这些都是行为主体自身获得幸福的重要因素，对道德主体来说也是一种回馈的收益。由此得知，道德主体与受益者共同构成“幸福的共同体”，一起创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当道德的受益者是行为人本人时，道德效用表现为道德行为使道德主体本人受益而获得幸福或朝向幸福。道德的行为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增进人类的幸福。身体的健康与心理上的满足是这种道德行为至关重要的所及。健康是幸福的基础，尽量追求自己健康的最佳状态不仅是朝向幸福的必须，也是最基本的道德行为，因为健康出现不利的情况将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经合组织美好生活指数（OECD Better life index）显示，居住在瑞典的公民中，81%的人健康状况良好，远远高于经合组织69%的平均水平，瑞典人关注健康和幸福，担心不能获得足够的医疗保健和休假时间等外部压力一旦大大减少，就会获得精神和情感上的自由，从而把精力集中在个人的幸福之上，达到身心平衡。生存、健康是达成幸福的基础，道德主体注重养德，选择有利于自己生存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而指向幸福和享受幸福，这就是道德的效用。

对于道德主体自身来讲，尊崇道德，经过积极努力与付出，自觉律己，孜孜向善，境界就会提高，达到立身行事、仰俯无愧的程度，对自己的行为或人品作出正面评价，从而在精神上产生愉悦、幸福的主观体验。国外学者发现经常行善有益于人的幸福指数。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试验中，对经常行善的行为主体的唾液分析表明，由于道德行为给自身带来身心愉悦与幸福，他们免疫蛋白的数量会增加，而这种抗体能防止呼吸道感染，这表明道德行为使自己趋向幸福的同时利于自身的身体健康和延長寿命。真正的幸福是通过主观努力、成就道德后内心的愉悦和满足。穆勒则表明，效用原则意味着在道德上对的行为是倾向于增进我们的幸福，错的行为是倾向于产生与幸福相反的结果。这也意味着道德主体通过道德实践，帮助他人，提高自我价值感;个人自律的生活，不过分沉迷利欲，履行并很好地完成社会责任，这两者都能实现内心的满足安宁，使自己成为幸福的获益者。

五、道德效用的社会生态蕴意

道德效用首先应注重以人为本的生态蕴意。这里的“人本”有两种含义：第一，以“现实存在的人”面对实际社会生活，而不是理想中的圣人;第二，以“具体的人”为本，而不是抽象的集体或社会。人类道德的核心问题是利益与幸福问题。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个体。这点注定了不可能依靠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只有依靠遵循社会最大效用的利他行为，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既有追求私利的元素，也有关怀他人利益的情感，道德效用可以帮助人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作出道德选择，打破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割裂对立的思维模式。事实上，道德的回馈效应表明利益并非静态也非短期的，而是随着人们行为方式及时间的改变而不断地损益增减，现实中是可以让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和谐一致的。

其次，道德的效用为利己与利他的均衡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也是生态平衡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特有表现。道德效用的整个演化过程表现为人们能够互不妨碍地实现自己意欲的利他之善与利己之善，即一项利他的道德行为在效果上必然产生利己的效果。首先人是少有的合作性物种，因此道德主体的利他情感与行为，即关心他人的生存、自由与幸福，是人类生而为人的基石。其次利己的效果并不是人出于自私的本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道德行为结果导向的“自利倾向”。利己的效果又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个维度。直接的利己表现为道德主体自身直接获益。例如自律的生活与对他人的尊重惠助等道德行为将助益于自身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延长，使自己在生存健康方面获益匪浅。间接的利己则表现为道德回馈效应使自己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获益，往往有德行的人会使生活最佳化。例如社会对德行的赞誉和奖赏，使主体获得财物荣誉等报偿、他人感激之后的道德满足感与快乐、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等有形无形的收益。

道德效用还有助于培育生态个体的公共品格。这种品格不仅利于社会生态系统，也有助于个体融入这个系统。公共性是公共生活对生态个体的基本要求，包括公共意识、公共伦理与公共责任。第一，公共意识。公共意识是道德主体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是公共生活的前提。抗疫中暴露出了一些个体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使我们认识到部分生态个体公共意识淡漠的现状，道德效用这一伦理道德思想将会弥补这一空缺。第二，公共伦理。公共伦理有不同层次，底线层次是利己却不损人，即追求个人利益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一般层次是互利互惠、相互帮扶，高层次是出于仁爱的道德情感关怀他人、温暖社会，我们需要坚守底线、倡导高线。这也印证了道德效用所强调的利他即利己。第三，公共责任。公共责任表现为对他人利益与幸福的关怀，为了公共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牺牲自我利益。这表明道德主体与道德受益者两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共同构成道德共同体。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顾及对方、帮助和配合他人，才能使他人在生存、自由与幸福中获益的同时，正向反馈给自己。

六、结语

道德是人生之本，生态个体层面的道德效用让人相信道德行为会使生活最佳化。道德主体使他人或群体普遍受益，回馈效应深入推演会使自身受益，即利他性的道德实践结果导向利己性，这便是“道德共同体”的有效构建。如果每个生态个体都了解和认同道德的效用，重视道德的有益趋向，就会把道德的效用内化为自身的良心、外化为行动。对道德效用的研究，可为正确引导道德主体自发地进行道德实践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增进伦理道德话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藉此改善行为主体对伦理道德的接受度。

（责任编辑 张月红）

作者：李世雁 许畅

第二篇：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摘 要：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科学地解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生态问题的途径。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对我国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提高公民素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 社会建设 生态环境

一、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有产生的历史背景，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也不例外。古代西方和近代西方关于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比较丰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研究内容，马克思在其中得到了借鉴。另外，马克思立足现实，从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层面探索生态伦理思想。

(一)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

古代西方自然生态思想和近代西方自然生态思想是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古代西方思想家和近代西方思想家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内容丰富且深刻。古代西方思想家把某一自然事物当作万物的本源，比如泰勒斯认为事物的本源是“水”。这样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却冲击了“神创说”等唯心主义思想。古代西方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坚持唯物主义方向上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坚持唯物主义方向具有重要的启示。近代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尤其是黑格尔自然观中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二)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

第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另一方面引发了人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改变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同时，科学技术被极力推崇，人文伦理精神被损害。“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化关系’，这种‘物化关系’，导致人与自然之间‘适应—依赖—共生’的本真伦理关系的异化，最终造成人的长期片面发展及自然的深度破坏”[1](11)。

第二，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自然和人本身。

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本质是剥削，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唯物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考虑自然的恢复和再生产，任意从自然界攫取物质生产资料，在不断索取大自然中获得巨大利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深刻地摧残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浪费神经和大脑。”[2](102-105)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分析生态破坏及劳动者异化的原因，是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容

(一)科学解读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这一思想论断蕴含着极其深刻的伦理价值意义。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说明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我们对待自然界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自然界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障，人类只有和自然界和谐相处，合理利用并善待大自然，才能满足自身生存与不断发展。人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实践，没有实践活动，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大自然是相互作用的，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人类要发挥能动性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协调两者关系。

(二)深入探究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際贬低”[3](52)。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环境下，人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认识失误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当前社会制度体系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剥削，目的是获取高额剩余价值，资本家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盲目开采大自然的物质能量，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同时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另一方面打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总之，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前瞻性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给环境造成的危害。

(三)提出了克服生态问题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人类应加强对自然的道德情感和责任，提出了人类克服生态问题的基本途径。首先，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马克思认为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是克服生态问题的最基本途径。其次，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追求。只有坚持人类的全面发展，消除贫富差距，根除劳动异化，才能解决人类与自然界对立的矛盾。再次，马克思主张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因生产而产生的废物减少到最低，要把废弃物降低到最小限度和把投入生产的原材料利用率提高到最高值，坚持循环生产。最后，马克思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4](31-32)。同时“土地是有限的”[5](727)。人类要树立生态消费观，克服不合理的消费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三、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启示

(一)为重塑和构建新型的发展观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违背了生态伦理，还导致了人发展的片面化。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科学地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为重塑和构建新型的发展观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中央首次提出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概念。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是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重要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与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批判了传统发展观的严重局限。传统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仅仅关注人自身发展的片面的机械性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在引导人们发展的同时，没有以全面的辩证的思维审视和对待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势必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1](75)。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要求人们用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理念对待人的发展与自然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树立全面辩证思维，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

(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在本质上与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一致性。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对克服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建设生态文明首先必须树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用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用伦理的眼光审视自然，用伦理的态度保护自然。牢固树立生态生产观念，遵循自然生态法则，坚持生态化生产、循环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树立绿色消费观念。传统的消费方式破坏了资源和环境，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挑战。我们坚持适度消费，在做出消费选择时，既要考虑个人消费需要，又要考虑消费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要树立理性的生态科技观。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发展人的主体性能力时，引发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与对立。生态科技观要求我们不仅利用科技避免传统科技对生态的破坏，还合理利用科技造福人类。

(三)对公民生态伦理教育具有深刻启发

随着经济日益发展，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已经开始从伦理角度思考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国家对公民的生态伦理教育还不够重视。“生态伦理教育是指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生态伦理的原则和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心中的‘道德律’并外化为他们的价值行为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在于培养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生态人’”[6](65)。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不仅让我们认清生态问题的根源，还对提高公民生态伦理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公民的生态伦理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内在的基本素质，公民伦理素质直接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公民及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为指导，从国家、社会、学校等各方面采取有效途径对公民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培养公民的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伦理责任。

(四)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體”提供了理论支持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外国人士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接踵而至的环境污染和极端事故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二十一世纪，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等问题依然存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要求我们从人文伦理角度出发认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共同利益观，呼吁全世界人民保护地球、爱护环境，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是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陆松柏.论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罗维萍.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10).

作者：晁钟丹

第三篇：宗喀巴的佛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摘要：宗喀巴在佛教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佛教思想中同样蕴含了宝贵的生态伦理思想。宗喀巴关于动物伦理和环境伦理的思考和解答，构成其独特的生态伦理观，为藏传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挖掘和梳理宗喀巴所倡导的藏传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加快其与现代生态伦理接轨并实现转化，有助于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生态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宗喀巴;藏传佛教;生态伦理;价值

文献标识码：A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然而受狭隘利己主义思想的驱使，人类无视客观规律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掠夺，使自身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众多问题，导致地球生命系统面临着失衡的危险，从而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关乎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价值，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藏传佛教所蕴含的丰富伦理思想，在调整思想观念和对治生态环境危机方面具有其独特作用。

一、藏传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性

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藏传佛教包含许多宝贵的生态伦理思想，它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及人与环境的关系有着独特思考和解答。面对人类社会空前的生态危机，人们对强调尊重生命、爱护环境的藏传佛教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倍加关注，希望从中获得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启示。藏传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独具特色，具有较为雄厚的理论支撑，它牢牢根植于藏族人民的思维观念中，并转变为历代藏民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实际行动，成为藏族传统的社会生态伦理主流，即便在当代社会生态伦理多元化的背景下，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与其他宗教伦理的比较优势中。

众所周知，西藏的原始信仰是苯教。苯教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神灵，神能够佑护人的生命，而鬼或精灵会把人的魂魄带走，还会危害其家人。人死后魂魄与肉体分离，但其魂魄不会消灭，而亡者的灵魂在“阴间”仍需受用人间的物品，在亡灵去“阴间”的路上还会遭遇鬼怪精灵的伤害。因此，苯教以万物有灵为基础，崇尚对鬼神的祭祀。为了能使神灵佑护人的寿命，也为了使亡灵能顺利到达阴间并在那里享受幸福，在世之人必须举行祭祀，祭礼中以动物作为祭品，以便供奉神灵和驱除鬼怪。据《空行智慧胜海传》等记载，苯教在举行隆重的祭祀或有人得病时，都要宰杀大量的鹿、绵羊、牦牛、山羊等，将其活活肢解后用其血肉作为供奉。佛教传人青藏高原后，逐步消除鬼怪精灵等迷信成分，对各种杀生祭祀传统加以改造，最终使杀生祭祀的习俗基本废除。藏传佛教不杀生伦理的传播与实践，对高原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进而成为藏族宗教传统文化的普遍伦理，也体现出其相对于藏族固有宗教的优越性。

藏传佛教的独特性在于其强烈的生命情怀，它以至善的慈悲之心关注每个生命，对一切有情众生都倍加呵护，这在长期的宗教文化发展中已内化为藏民的自律和习惯。宗喀巴作为历史上改革和振兴藏传佛教的重要人物，在佛教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佛教思想中同样蕴含了关于动物伦理和环境伦理的卓越智慧，构成其独特的生态伦理观，为藏传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

二、宗喀巴的动物伦理思想

宗喀巴的佛教生态伦理观，是建立在“缘起性空”和“因果报应”理论基础上的。一方面，宗喀巴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相互作用和互为条件的关系之中，离开因缘，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如他所说：“一切事物皆待因缘和合而生，若离因缘，则无所有。”另一方面，宗喀巴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可更易的定律，他说：“每一种造的恶业，因为依业的对象有所不同，按三毒的强弱性质，各自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杀生等十恶业，各遭受地狱的果报;中品十恶业，各自遭受饿鬼的果报;下品十恶业，各自投生到畜生道中感受果报。”正是在假缘而生、离缘即灭和因果报应的基础上，宗喀巴指出，作为自然生命体之一的人类必须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万物的固有价值。

宗喀巴动物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慈悲精神和生命平等观，以此来对待一切生命之物。宗喀巴大力倡导爱护动物的行为和精神，他说：“皈依法宝后，就要断除伤害众生的心念。我们对其他的人或者是对畜生决不能鞭打、捆绑、囚禁、穿鼻孔、脚踢、追赶、强迫使其驮沉重的驮子等。”杀害动物更是属于不净之业，如若杀害牲畜就是犯了重罪。为此，宗喀巴特别斥责了违禁杀害牲畜的种种奇谈谬论，指出：“做杀害牲畜祭祀以为是在求正法，所以持此邪见杀害众生;又婆罗门等众外道为了满足食肉的愿望，借口说出一切畜生是由世主赐给人、天所受用的食物，所以杀害牲畜就没有罪过，说出种种邪知邪见的言词，尔后又说这些都是为了正法故而杀生等等，以上这些所作所为皆属重业。”这里明确指出动物并非什么神灵恩赐的食物，人类没有主宰或随意杀害动物的权力，否则就是犯下重罪。宗喀巴这种积极的不杀生和护生的伦理观与佛教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如《梵网经》中说：“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因此，藏传佛教坚决反对杀生，把尊重和珍惜生命作为其一切行为的根本，认为杀生必然导致堕入恶道。而且有些藏传佛教寺院每年正月的祈愿大法会期间，都会专门举行放生的法事活动。

宗喀巴根据佛教的依业受生理论，认为一切众生在过去生中互为亲属，只是因为业力果报的不同才有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因此，人从六道轮回的角度，应当想象所有众生都曾是自己的母亲，从而生起亲爱心和感恩心，并能够为如母有情承担痛苦，他说：“又此资具皆非易得，是负罪苦及诸恶名，受尽艰辛来授与，又苦其子有病等苦，较其子死，宁肯自死;较其子病，宁肯自病;较其子苦，宁肯自苦。出于自心，实愿易代。用尽加行除苦方便，总尽自己所知所能，但有利乐无不兴办，凡有损苦无不遣除。于此道理应专思维。”宗喀巴以三世因果的大生命观深刻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在生命轮回中的密切关系，要求人类以慈爱之心去关爱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切生命。当人有这样的观念时，才会生起不假造作之慈悲，从而激发其救度有情众生之勇气。

宗喀巴认为作为六道众生之一的动物处境是艰难的，命运是悲惨的。为此，他主张修佛最低追求的下士道就是要杜绝来世转生于三恶趣。正是怜悯动物的艰难处境，藏传佛教在传统祈愿中不仅为个人祈愿，也为六道众生祈愿，如宗喀巴在其《皈依发心仪》中有云：“愿诸有情具足安乐及安乐因!愿诸有情永不离失无苦之乐!愿诸有情远离爱恶亲疏住平等舍!愿诸有情永离苦恼及苦恼因!”为诸有情祈祷发愿，自然也就包括一切动物。藏传佛教这种无差别地关怀一切众生的平等慈悲思想，在藏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教化作用。此外，宗喀巴还根据佛教义理，制定了保护动物的相关戒律和行为规范，从而使不杀生的观念和行为达到内在和外在的统一。藏传佛教不杀生伦理的传播与实践，对高原野生动物所起的保护作用意义重大而深远。

三、宗喀巴的环境伦理思想

宗喀巴的环境伦理同样以“缘起”和“业报轮回”为理论基础。一方面，他说：“从来没有一样事物，不是因缘存在之物。”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现象世界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和依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不管是人类还是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依赖于合适的生态条件，否则就会危及其生存质量和生命的存在。另一方面，宗喀巴用“业报轮回”来解决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指出如果不尊重自然界的有情和无情众生，来世我们就可能成为这些众生之一，也就破坏了来世自身的生存环境。因此，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而对自然的破坏，就是对自我生命的摧残。

宗喀巴环境伦理思想的核心是生命平等和宇宙整体观，他认为人生和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小至微尘，大至宇宙，一切事物都互为条件、相互依存。主张对于有情众生之外的山川、草木、大地等无情万物，要尊重其自然价值，从而形成了基于缘起性空理论而凸显人与环境和谐圆融的独特的环境伦理观。宗喀巴这种环境伦理观契合佛教人与自然万物相互融合的思想，如禅宗《古尊宿语录》云：“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种主张生存环境和生命主体相统一的“依正不二”准则，强调了自然万物在统一的宇宙生态系统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要求人类怀着平等心态和慈悲心愿去尊重和爱护自然万物。

正是在宗喀巴环境伦理观的影响下，藏传佛教教导人们知足少欲、勤俭节省和有效利用资源。藏族民众不仅对一切动物持平等、爱惜之心，对自然界的植物及湖泊山川也加以细心保护，对草木也怀着特殊的情感，爱护一草一木，形成了保护水资源、草原和森林的观念和行为，重视和追求一个适宜众生生存的优美环境。藏传佛教帮助人们建立了人与自然、环境互相依存的观念，认识到人与生物和合互生的关系，使人们对大自然怀有感恩之心，反对无度的占有和浪费。例如，藏族民众认为水是生命之源，给人类带来恩惠，具有无量功德，所以不允许人们在泉水中洗头、洗脚和洗衣服，从而保持了泉水的纯洁性。藏族民众注重保护森林，在藏族传统中，佛教寺院曾长期进行封山活动，不准人们对森林乱砍乱伐。藏传佛教的平等慈悲和生态伦理观，蕴含着科学发展理念，切实保持了生态环境的平衡，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尊重自然、善待和维护自然的生态观具有重要价值和启导意义。

四、宗喀巴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与价值

由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气候变暖、酸雨污染、臭氧层空洞、淡水供给不足、森林资源减少等诸多问题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如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性议题而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藏传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摄含的生态文明智慧向世人昭示其现代价值，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高原的自然环境极为严酷，生物要生存均不易，近千年来如果被随意杀戮的话，好多高原特有的野生动物可能早已灭绝。藏传佛教的不杀生伦理，是藏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保护高原野生动物具有特殊意义。至今在高原猎杀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都是外地人，由此可知，为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利，保证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能够繁衍，我们要提倡佛教伦理的慈爱之心，讲求慈悲利他，增强人们对万物的慈悲之心，促使人们采取切实行动保护资源。藏传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所有的生命都是同样宝贵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现代生态学的肯定。现代生态学家认为，每种生命形式都有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因为这种自然权利是生物所固有的，它按照生态规律存在并应当受到尊重。因此，藏传佛教的所有生命平等的思想对于克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影响是极其有利的，这种尊重生命、尊重异类的思想在根本上承认了他类生命的生存权利，从而有利于保护一切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藏传佛教身体力行的慈悲观，同样得到了当代环境伦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赞赏，英国著名动物解放论者辛格在其《动物解放》一书中指出：“使人类的关怀及于动物，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毕竟，影响了中国许多世纪的佛教传统的一个中心理念是众生平等，甚至要求信徒不杀生，这与西方把人与动物截然分开，强调只有人才是上帝的刻意创作，因而天赋统治其他动物之权的观点大异其趣。”因此，辛格认为，众生平等和不杀生的观念是一种高尚的伦理，这种生态伦理观有助于拯救人类居住的地球。

藏传佛教的众生平等观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现代生态意识，打破人在宇宙中的优先性和优越感，深刻认识所有的存在具有本性上的统一性，使得人类能够以一种万物一体的情怀去关照和爱护自然，维持人类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藏传佛教伦理的这种和谐共生思想重新确认了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使人类与其他生物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从而有助于我们克服“物质至上”的生产消费观所导致的种种弊端。无怪乎现当代的生态学家基于整体论、关系论的生态世界观，认为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就是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生态整体主义。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佛教无情有性说的理解和发挥：“宇宙全体，还有其中的万物都有尊严性，它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就是说，自然界的无生物和无机物也都有尊严性。大地、空气、水、岩石、泉、河流、海，这一切都有尊严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严性，就等于侵犯了我们本身的尊严性。”可见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佛教对于建构现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价值。

在藏传佛教生态伦理观的指导下，藏族民众在生产生活中严格遵循着关爱和保护动植物的戒律戒规，并内化为一种自觉行动，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以保护一切有情众生的道德情感和实际行动，切实保护了广袤藏区的珍稀野生动物和森林、草原。藏传佛教注重依靠智慧究明自身，从包含人类、动物和植物的整个宇宙生态体系的视野，主张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一种对自然非侵害的态度，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因此，以佛教的“平等慈悲”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观，是宗喀巴生态伦理思想对今人的重要启示，对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仍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挖掘、梳理藏传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加快其与现代生态伦理接轨并实现现代转化，有助于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生态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价值。

作者：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