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决宪法学分析论文

马尔兰认为，全民公决顺利通过并不意外，这是人心思定的急迫表现。然而，国家恢复合法政权体系和实现经济复苏仍将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选择过总统制，选择过总统议会制，现在，我们选择了议会制，希望这能带给我们好运。”马尔兰这样说。他个头不高，眼睛不大，有着一张内陆山地居民典型的黑里透红的脸。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全民公决宪法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全民公决宪法学分析论文 篇1：

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合法性判断

摘要：2014年3月17日，克里米亚通过全民公决正式脱离乌克兰，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此次公决引来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各国对其合法性莫衷一是。基于此本文对克里米亚公决进行分析，判断其是否符合国际法上全民公决合法性的构成要件，并简述其对我国的影响。

关键词：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合法性

作者简介：何颖（1973-），女，汉族，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沈阳工业大学教师，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李泽先（1990-），女，汉族，辽宁营口人，沈阳工业大学国际法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

2014年3月16日，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就其是否加入俄罗斯联邦进行了全民公决，公决结果显示超过96.6%的民众赞成加入俄罗斯联邦。2014年3月17日，克里米亚议会正式决定脱离乌克兰，成为独立的国家“克里米亚共和国”，并且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的这次全民公决行为轰动了国际社会，但各国对其“公决”的合法性问题莫衷一是。①联合国大会于2014年3月27日通过克里米亚公决无效的投票。欧美国家对此次公决也表示坚决反对，不承认克里米亚公决的合法性。俄罗斯联邦则认为此次公决完全符合国际法，承认克里米亚成为主权国家“克里米亚共和国”。中方投了弃权票，对此问题未做明确表态。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全民公决合法性的“三要件”标准来判断克里米亚公决是否符合国际法。

一、克里米亚公决历史背景

克里米亚是黑海北部的一个半岛，将黑海分成两半，是连接欧洲和近中东的重要海上通道，自古以来都是军家必争之地。1427年，克里米亚汗国建立，从1478年到1777年，克里米亚汗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附属国，沙皇俄国一直觊觎家门口这块肥肉，先后发动了11次俄土战争，最终成功将此半岛并入沙俄帝国的版图。1918年建立了塔夫里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成员。②从1918年到1954年，克里米亚半岛一直是苏联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的组成部分。1954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为了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联邦“结盟”300周年，将克里米亚划给了乌克兰。

1991年，苏联解体，克里米亚试图脱离乌克兰，双方关系非常紧张，最终在俄罗斯的调解下决定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一个高度自治的自治共和国。1992年2月，克里米亚州更名为克里米亚共和国。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又制定了宪法，后因乌克兰政府反对被取缔。③

现如今在克里米亚的居民中，俄罗斯族占58%，乌克兰族24%，鞑靼人仅占约11%。由于民族认同感，民族归属感的驱动，俄罗斯族人独立且并入俄罗斯的愿望强烈。再加上俄罗斯族多数民众支持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因决定暂停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而被推翻，新政府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如取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等远离俄罗斯的措施，多方面因素导致了此次的克里米亚全民公决。

2014年3月16日，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就其是否加入俄罗斯联邦进行了全民公决，结果显示超过96.6%的民众支持“脱乌入俄”，反对者仅占2.51%。2014年3月18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克里米亚正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二、克里米亚公决的合法性判断

（一）全民公决概述

全民公决，又称“全民投票”，是指全体公民对重大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决定。其发轫于古希腊雅典的公民大会，是直接民主制的一种形式。全民公决制度包含多方面、多领域的内容，本文所探讨的是在国际法上作为领土变更方式的全民公决，它具体是指所在地的居民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领土归属或国家属性的一种制度。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自决权的确立和发展，全民公决作为民族自决权的一种和平实现方式，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有学者统计，仅在20世纪，以民族自决为理念基础的全民公决就举行过约100多次。

（二）全民公决合法性判断标准

尽管相关国际公约未对全民公决合法性具体判断作出规定，但从国际实践中，被认可的全民公决行为包括三个构成要件：第一，全民公决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正当的理由。所谓“合法正当”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公决行为有明确的宪法法律依据，其中“宪法法律依据”是指依照国内法、国际法的规则或原则，有其明确授权。再者“合法正当”还应包括主权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全民公决行为的认可。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国家只有在通过明确方式表示同意后，国家主权才可以让渡，这种“同意”包括事前同意和事后追溯，不然就构成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国际社会不予承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各国人民在主张自身权利时能顾全大局，协调好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国家的行为进行区分，维护国家的统一。比如1998年8月，加拿大最高法院颁布法令，规定魁北克省不能单方面宣布独立，因为其独立必须到联邦和其他省份的认可才可以。加拿大方面又于1992年出台《清晰法案》，再次明确规定，今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一定要得到加拿大联邦政府而的批准才能生效。

第二，当地民众能够自由表达意志，未受外国的威胁、操纵。这是全民公决合法性判断的核心。它要求民众出于自由、真实的意思来确定其领土的去留问题，如果全民公投是在强迫、欺诈、胁迫、甚至是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被认定为非法的。

第三，全民公决行为必须有联合国的监督。只有有了监督才能保证全民公投能充分地反映民意。联合国，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协调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科学、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三）克里米亚公决合法性判断

下面就通过全民公决合法性的“三要件”来分析一下克里米亚公决是否符合国际法，首先针对第一个要件，全民公决行为是否有合法正当的理由。通过乌克兰的相关国内法，领土归属问题不属于地方性全民公决的范畴，其中乌克兰宪法第72、73、85和134条均明确规定任何国家领土归属问题都应通过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再者当今的乌克兰政府是非法政变上台的，是俄罗斯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公决前后有数千外国驻军，乌克兰的政府领导人无法亲临克里米亚，所以不能认定其有合法正当理由。

第二个要件，当地民众是否自由表达意愿，未受外国操控、干涉。针对这一要件，存在两种观点。有的人认为，当地公民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自由地作出投票决定，不是基于外力干涉或者来自外界的力量的支持。克里米亚寻求独立的想法从未放弃过，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就不愿继续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后在俄罗斯的调解下使其成为乌克兰的一个高度自治的自治共和国。1992年也曾发生过和这次结果大同小异的一次全民公决。克里米亚一直不安分，与1992年5月先后通过“克里米亚国家独立法”和“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最终因乌克兰政府反对而被取缔。而此次的3月16日全民公决本是克里米亚政府在2012年的时候预计在2014年5月22日举行，鉴于当下政局动荡，新的总统选举还未开始，克里米亚政府于是决定乘此良机进行全民公决，完成脱乌入俄的最后一步。有报道称，在此次公决前，有不明身份武装人员控制克里米亚多处设施，俄方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为了维护公决秩序，防止乌克兰民族极端分子破坏；有的人认为，此次公决有受俄罗斯干涉之嫌，人民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占领克里米亚长达数周时间，并扶植起自己的傀儡政权。该政权在外国武装部队的监督下通过秘密的议会会议，强行建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而且议员反对俄罗斯提出的议程却被排除在外。再者此次公决组织混乱，程序缺乏透明度，公决时间一改再改，一些必要事项如选举委员会构成、选票发放数量等都没有详细的规划。通知时间只有十天，缺乏适当的宣传和辩论环节。

第三个要件，全民公决行为必须有国际组织的监督。克里米亚公投虽然有观察员参与，但多为俄罗斯代表团，没有持中立态度的国内或国际观察员，其他各国观察员多流于形式，没有起到真正监督的作用，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在历史、政治经济方面有密切联系，因此公信力减损，不被绝大多数国家认可。

综上所述，即使把这次公决看作是公民意志自由的表达，它也不符合其他两项的要求，因此克里米亚公决不具有合法性。

三、克里米亚公决对我国的启示

在中国，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国家领土归属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针对此次的克里米亚公决我国也是采取谨慎的方式。克里米亚公决还是给中国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一，我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这种局面有被固化的风险，而全民公决很可能成为其固化风险的一种手段。所谓“尚未实现完全统一”是指，一方面我国与邻国的领土边界争端还未完全彻底解决；我国与印度、越南、领土边界争端，与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领海岛屿争端一直存在。另一方面台湾问题一直未有实质性的解决。第二，在我国内部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分裂主义的风险依然存在，克里米亚公决很可能被滥用，使中国当前的政治格局雪上加霜。比如新疆“东突”势力严重侵害新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人权，从2008年开始，“东突”势力开始新一轮的破坏活动，制造了多起暴力恐怖活动。2014年3月1日，云南昆明火车站砍伤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对克里米亚公决草案存在明显争议的情况下，克里米亚仍一意孤行进行公决，这种做法会不会激起我国分裂势力的灵感，通过采取和平方式变相实现自己的利益。

在我国周边和内部有如此不稳定的因素存在，所以我们要警惕全民公决被复制，防止企图分裂国家者以全民公决为借口和契机激化民族问题，破坏祖国统一。

综上所述，克里米亚此次公决不符合国际法上全民公决，而却又被强行推行，这种做法是对联合国和安理会权威性的蔑视。我国作为当今世界负责任的大国，要承担大国责任，坚守国际道义，坚持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注释]

①曾晶晶.从国际法角度谈克里米亚公投[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

②杨王诗剑.克里米亚的过去和将来[J].兵器知识，2014（5）.

③杨勉.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意义[J].地理教学，2014（18）.

[参考文献]

[1]罗英杰.那些与“独立公投”有关的事[J].世界知识，2014（7）.

[2]孙世彦.克里米亚公投入俄的国际法分析[J].法学评论，2014（9）.

[3]王英津.国际法上自决性公民投票刍议[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1）.

作者：何颖 李泽先

全民公决宪法学分析论文 篇2：

直击吉尔吉斯全民公决

马尔兰认为，全民公决顺利通过并不意外，这是人心思定的急迫表现。然而，国家恢复合法政权体系和实现经济复苏仍将面临重重困难

“我们选择过总统制，选择过总统议会制，现在，我们选择了议会制，希望这能带给我们好运。”马尔兰这样说。

他个头不高，眼睛不大，有着一张内陆山地居民典型的黑里透红的脸。今年30出头的他已经是吉尔吉斯斯坦知名私人新闻网站z-press的资深记者，此前曾供职于吉国家通讯社多年。

6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就核心内容为吉尔吉斯斯坦政体由总统制过渡到议会制的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决。本刊记者和马尔兰一起，全程见证了这场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个中亚国家未来政局走向的“公决战役”。

“马上就要有100多个议员一起腐败了”

公决前夕，在吉首都比什凯克，商场、超市、加油站等正常营业，生活看上去祥和而宁静。

不过在表面的平静下，实际上是暗流涌动。除通过武力手段严密控制局势外，吉临时政府还掌握绝对的行政资源来发动凌厉的宣传攻势。在吉首都比什凯克和南部奥什、贾拉拉巴德地区，飞机在空中散发传单，号召百姓参加公投；电视上不断播放着关于全民公决的广告，在首都街头的广告栏和电线杆上，贴满了“为我的国家投上我的一票”、“祖国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等标语口号。首都市中心百货商场的整面外墙被一幅巨大的海报占据：“我的宪法——改变自己，改变生活”。

但人们仍然对此次公决的安全心存疑虑。一位街边卖瓶装水的老大妈告诉本刊记者，4月的流血事件让人们心惊胆寒，现在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明显比以前少了很多。有的人甚至选择暂时离开首都，到郊外或别处亲戚那里“避避风头”。

为安全起见，本刊记者这次来吉也没有住在容易成为骚乱目标的市中心大宾馆，而是选择了一家位于市郊，但能提供上网服务的家庭旅馆。

“本来每年夏天我们这里都会接到很多网上订单，但今年客人们全吓跑了。”这家小旅馆的老板费多尔向记者抱怨，4月和6月发生的冲突和骚乱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生意。费多尔说他希望新宪法能够有利于恢复国家秩序，所以他明天会去投赞成票。

“算了吧，爸爸，原来好歹只有一个总统在那腐败，现在倒好，马上就要有100多个议员一起腐败了。”费多尔正在读大学的二女儿不以为然地说，“明天我就要投反对票。”

吉临时政府此前表示，为保证选民安全，安全部队将带着投票箱走家串户，帮助选民投票。

6月27日一早7点多，当本刊记者来到1341号投票站时，13名投票工作人员早已就位，投票站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只透明的投票箱，投票站外有两块红色大型标牌，分别用俄语和吉语写着“2010年6月27日全民公决”的字样。小饭店的喇叭里不断播放着爱国歌曲。8点不到，已有近30名大爷大妈等在投票站门口了。

投票站附近，3名警察和两名志愿者在负责维持秩序。据当地媒体报道，投票当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2300多个投票站共部署了8000多名警察、7503多名志愿者和数千名军人。

“真没想到人们会一大早就排着长队来投票”

当地时间8点整，投票站准时奏起吉尔吉斯斯坦国歌，全体在场人员静默伫立，神情严肃。国歌奏完之后，人们陆续走进投票厅开始投票。

本刊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人们投票后，在每个人左手的大拇指上都喷上了一种特殊的荧光剂，据说这样是为了防止有人反复投票。但是，记者在场的半小时内，并没有看到工作人员检查任何一位新来的选民的大拇指。

“真没想到人们会一大早就排着长队来投票”，在另一个投票站现场采访的马尔兰在电话里向本刊记者感慨说，“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上次全民公决我都没见过这么多人来。”

据吉中央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在6月2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注册选民约为272万人，投票者约为197万人，投票率为72.3％，远远超过各方预期。

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27日一早飞赴不久前发生严重骚乱的吉南部城市奥什，在没有任何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在奥什大学投票站投下了自己的一票。

在事后吉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画面中，记者看到，身着一身亮紫色皮夹克的奥通巴耶娃来到事先安排好的媒体采访地点，用俄语发表讲话：“许多人如今认为，我们是面临巨变的‘失败国家’，但我们将通过这次公投显示国家团结。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想弥合近期的创伤。”

“她之所以冒险选择在奥什投票，就是为了告诉人们，临时政府有能力控制南部不稳定局势。”马尔兰对记者说。

6月29日，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全民公决初步统计数据：在已统计的全部选票中，赞成票和反对票分别占90.56％和8.06％，新宪法草案实际已获通过。

新宪法草案明确规定，吉尔吉斯斯坦将建立议会制政治体制，总统权力将被大幅削减，议会权力将获得实质性扩大。

赢了公决，但并不等于赢得民心

马尔兰当天在新闻网站上撰文分析，投赞成票的选民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人坚决支持奥通巴耶娃领导的临时政府，相信她有能力带领国家和人民走出困境，第二类人虽然并不支持或并不完全支持宪法改革和临时政府，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临时政府推动的政治进程上；第三类人并不了解宪法改革的内容，他们只是要求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新宪法草案投了赞成票。

同时马尔兰也指出，虽然在选票上印着三个问题：一、是否赞成新宪法草案；二、是否支持实施新宪法的有关法律，包括废除宪法法院等，三、是否同意奥通巴耶娃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但选票上一共只印着两个答案：“赞成”和“反对”。也就是说选民其实并不能全面细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要么全部同意，要么全部反对。

马尔兰认为，全民公决顺利通过并不意外，这是人心思定的急迫表现，表明民众普遍厌倦了战乱和动荡，渴望恢复和平稳定的生活。然而，国家恢复合法政权体系和实现经济复苏仍将面临重重困难。无论是从政治，安全还是经济方面来看，吉尔吉斯斯坦恢复法治、建立新政府的进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吉政论家萨里耶夫指出，临时政府赢得了全民公决并不等于赢得了民心。如果在下一阶段重塑国家政体的过程中无甚建树。局势再度出现动荡，投赞成票的人照样会起来反对它。

根据吉临时政府制订的重建计划，全民公决后，全国将举行议会选举，时间暂定为今年9月初。

目前，支撑临时政府的三大党派为“阿塔—梅肯”(祖国)党、社会民主党和“白鹰”党，其领导人分别是三名副总理：捷克巴耶夫、阿坦巴耶夫和萨里耶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小型党派围绕在临时政府核心圈周围。这些政党除了都反对前总统巴基耶夫外，其建党纲领、执政理念都有较大差异，领导人的性格、主张和作风也大相径庭。

马尔兰的好友，曾担任吉临时政府总理办公厅主任和发言人的拜萨洛夫也对马尔兰说，尽管新宪法草案通过了，但吉尔吉斯斯坦由总统制过渡到议会制并不会一帆风顺。他认为，按照吉尔吉斯斯坦的当前国情，具有崇高威望和强硬手腕的总统更能保障国家政策的统一性、延续性和有效性。不过，目前国内找不到这样的政治人物。拜萨洛夫称，吉政党众多，力量分散，势力较强的政党进入议会，共同管理国家，有助于相互制约，平衡利益。

马尔兰还告诉本刊记者，他的这位朋友之所以前不久辞去临时政府总理办公厅主任一职，也是为了全力以赴组建自己的政党，以便赶上今年秋天的议会选举。

马尔兰的领导，吉知名政论家、Z-press创始人塔阿巴尔季耶夫指出，上述党派在临时政府内“捆绑共事”期间，尽管分歧不断，但尚能勉强保持“表面团结”。而一旦“松绑”，开始各自为争夺新议会席位而战，它们之间积累的矛盾必将释放，为本已飘摇不定的政局带来更多变数。

作者：高 帆

全民公决宪法学分析论文 篇3：

宪法责任何以免除

摘　要　《XX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关于目改革创新可以免除责任的规定曾引发了“什么责任可以免除、谁有权免除责任”的议论；一般说来，责任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而宪法责任又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XX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所规定的改革创新主体都是宪法所应约束的对象，它们完全可能因所谓的改革创新而违宪：依据现行宪法和宪法性法律，改革创新主体如果违宪将承担规范性文件被撤销和有关官员被罢免的宪法责任；改革创新的主体的宪法责任未必是《条例》的制定者即》市人大所能够免除的。

关键词　改革创新；违宪；宪法责任；免除

2006年3月XX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XX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向世人展示了其改革创新的姿态，也显示了其要始终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雄心和决心，XX市以其特有的改革创新之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同任何一项能成为改革创新的举措总会引起争议一样，该条例一经公布就受到质疑，诸如该条例的立法依据何在?该立法必要性是什么?该立法的关键词是“改革创新”，但该条例通篇没有界定(也不可能界定)什么是“改革创新”，那么它的立法价值如何?当然，疑义最大的还是其“改革创新可以免责”的规定。人们不禁要问：何责可免，谁来免责?怎么免责?因为责任有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之分，而法律责任又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宪法责任之区别。作为宪法学人，笔者仅从宪法责任的视角就此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改革创新的主体都应是宪法约束的对象

宪法首先是法律，宪法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分析宪法责任应从法律责任着手。“法律责任”是法学的基础性范畴，一般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律关系主体因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律上的义务(法律规定的或依法约定的义务)而应该承担的否定性后果或受到的否定性评价。基于这种理解，宪法责任应是宪法关系主体不履行宪法义务或不当履行宪法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或受到的否定性评价。

由于宪法及宪法关系的特殊性，对宪法关系主体、违宪主体和宪法责任主体的关系，宪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就宪法关系主体而言，作为制宪权主体的人民和因人民制定宪法而获得宪法权力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然受宪法所调整，人民与国家无疑应是最基本的宪法关系主体。但是，无论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还是人民主权对象的国家都是抽象的主体，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一方面，人民个体化为公民，在国家权力产生的过程中，人民主权的实现是通过个体化的公民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来体现的，事实上，人民行使制宪权也是通过人民选出代表组成制宪机关从事制宪行为或通过全民公决时个体化的公民的投票行为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国家具体化为国家机关，作为宪法关系主体的国家，虽然在宪法关系中有时直接以“国家”的面目出现，但在多数情况下，国家的主体地位是通过具体的国家机关来表现的，即使是在直接以国家的身份出现的场合，一般也是由各类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来行使权利(权力)和履行义务(职责)的。因为国家机关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国家权力的载体和体现，所以国家机关成了国家主体在宪法关系中的主要存在形式，因此，宪法关系的基本主体是公民和国家机关。至于公民和国家机关这两个最基本的宪法关系主体外的其他主体，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笔者认为，由公民派生出来的、在公民和国家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宪法关系主体都可概括为社会组织，它包括政党、行业协会、工会、利益集团等。除了公民、国家、社会组织外，还有特定的个人主体，如依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产生的、行使宪法权力的个人。

宪法关系主体和违宪主体是否具有统一性，即宪法关系主体是否都可成为违宪主体，在宪法学界存在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公民能否成为违宪主体。笔者认为公民是违宪主体。一方面，我国现行宪法提供了一种判断违宪主体的法规范依据；另一方面，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提供了公民是违宪主体的实证案例。承认公民是违宪主体，但并非就理所当然地得出如下结论：公民是违宪主体，因此对公民的违宪行为必须给予宪法上的制裁、承担宪法上的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尽管在宪法关系中，公民与国家(政府)是最基本的宪法关系主体、并且都有可能违宪，但是不论是从立宪的目的、宪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还是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宪法不是用来制裁公民的，而相反是用来防范、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政府是宪法义务的真正承担者，政府是宪法责任主体。但这并不是说政府是宪法责任的唯一承担者。上文已述及，在现代社会，除了传统的、强大的国家权力外，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代表国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调控职能的社会组织，它们因其组织化的权力对其成员或其他公民具有强制性，面对这些权力，个体的抵御能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这些组织完全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违宪主体，为此就必须承担宪法上的否定性后果，成为宪法责任主体。至于特定个人比如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是不是宪法责任主体，学者们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特定个人的行为可能构成违宪并承担宪法责任，但这里的特定个人应限定为依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产生的、行使宪法权力的個人。这些人基于职务的原因，拥有巨大的权力资源，完全可能利用此资源侵犯公民的权利、破坏宪政秩序，因而构成违宪并成为宪法责任追究的对象。

通过以上分析是想说明：《条例》所规定的改革创新主体都是可能的宪法责任主体。依据《条例》第7条、第8条、第10条、第12条的规定，改革创新的主体是：XX市的国家机关、公立非营利机构、人民团体；市、区人民政府；市、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市政府各部门；上述国家机关、公立非营利机构、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这些改革创新的主体都应是宪法所约束的对象，它们或他们如果因改革创新而违宪就应承担宪法责任。

二、改革创新的主体都有可能违宪

所谓违宪应当是指宪法关系主体违反宪法的行为和违反宪法行为的结果(一种客观状态)，因此。对于违宪的理解主要在于如何理解违宪行为。何谓违宪行为?在笔者看来，违宪行为是特定的宪法关系主体不履行宪法上的义务或不当履行宪法上的义务的行为。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宪法”是广义的，它不仅指宪法典，还应包括宪法惯例、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在上文已作分析，宪法是主要用来约束政府的，政府是宪法义务的主要承担者，但是，仅就宪法典而言，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典里并没有“政府的宪法义务”的专门规定和明确、具体的宪法规范，政府的宪法义务应依据宪政理念、宪法精神，从宪法的权利、权力条款中，从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宪法权力与宪法权力、宪法权力与宪法职责的关系中间接地推导出来的，这恰恰是政府宪法义务的一个明显

的特点。

就宪法权力和宪法权利的关系而言，宪法权利主体的权利是宪法权力主体的直接或间接的义务。公民与国家(政府)，在宪政实践中是以宪法权利主体和宪法权力主体的性质出现的。宪法权利和宪法权力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宪法权利当属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的含义是宪法权力来源于宪法权利，宪法权利是宪法权力的目的，宪法权利主体是宪法权力主体的服务对象，保障宪法权利主体的各项权利是宪法权力行使者的义务。“宪法权力是宪法权利主体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条件以及自身利益的有效性的产物，宪法权力解决的是宪法权利的有效性。”宪法权力本来就是宪法权利的争议的仲裁者和作为宪法权利主体的基本人权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政府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在宪政实践和宪法关系中的身份是双重的，它既是宪法权力主体，又是宪法权利主体的义务主体。当权利被称为宪法权利(基本权利)的时候，不仅意味着这些权利在权利体系中至关重要，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稳定性，因而一般要在宪法中列举，获得了基本法的法律属性或者说宪法属性．被称为宪法权利，更重要的还在于另外两个方面：其一，宪法权利本身就是针对国家(政府)的要求，宪法权利的防卫对象就是各种权力。“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的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之性质，而非针对人民之性质。”从这层意义上来理解，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成为政府的宪法义务(不作为的宪法义务)。以财产权为例，财产权既可以一般的民事权利的面目出现，也可以宪法权利的面目出现。有的国家的宪法明确地把财产权列为基本权利，当财产权是宪法权利的时候，就意味着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政府有不能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并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免受他人之侵害的义务。其二，当权利成为宪法权利时还意味着：该权利的实现需要权力的介入，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些权利。

就宪法权力和宪法权力的关系而言，特定的宪法权力主体只能在宪法厘定的权力疆界内行使权力，不能僭越其他宪法权力主体的权力。换句话说，宪法权力主体的义务人是其他宪法权力主体。在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宪政体制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互为宪法义务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宪法是在一种新型的国家理念下来规划国家权力的所属和运行的，它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而产生的弊端，更强调国家权力行使中的相互配合、国家权力的统一与行使效率，但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因此否认权力分工的必要性，同样是把国家权力分配给不同的国家机关，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是相互制衡的，但同样存在着各种国家机关只能在宪法授予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的问题。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并非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直接行使应由上述机关行使的职权；反过来说，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更不能行使本应由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

就宪法权力自身而言，政府的宪法义务又来自于它的宪法权力，或者说，政府被授予的宪法权力本身就是它的宪法义务(宪法职责和宪法义务是具有同质的两个范畴，仅仅是对应点不同，本文是把宪法职责当作宪法义务来使用的)。人民基于自己的根本利益的需要，让渡部分权利给政府，这种让渡是通过宪法这个载体来实现的，人民通过宪法这个载体让渡给政府的权利就成为政府的宪法权力．政府凭借这种权力才能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政府也必须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在行使宪法权力的时候就是对人民履行了职责和义务。政府如果放弃宪法权力、消极行使宪法权力、随意转让处分宪法权力，就是失职、渎职，构成违宪。

根据上述分析，《条例》中的改革创新主体完全可能因为他们的改革創新而违反宪法上的义务。首先，这些主体的改革创新有可能没有保护反而牺牲或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其次，这些改革创新的主体可能超越自己的权力疆界，僭越其他主体的权力。一方面，这种僭越可能是纵向的，即XX市的国家机关行使了本应由上级国家机关行使的权力，事实上《条例》有“纵容”这种情形的倾向。例如《条例》第21条规定，“改革创新属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市、区政府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先行发布规范性文件作出规定”，问题在于，有些事项虽与市、区政府的管理职权有关，但未必市、区政府就有权制定规章和发布规范性文件，这就如同有些事项虽与国务院的行政管理职权有关，但国务院并不一定能制定行政法规是一样的。比如：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但这并不等于行政法规可以创设戒严制度。因为戒严涉及在一个地区和一定时间内暂时中止公民的某项权利和自由，而中止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制定法律不是国务院的宪法权力。另一方面，这些主体可能行使本应由同级其他机关行使的权力。作为行政机关的市、区政府制定规章或发布规范性文件只能局限在行政权的范畴内，而不能行使本应由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行使的权力。

三、改革创新主体因违宪而要承担的宪法责任形式及其问责机制

宪法责任的形式是指宪法责任的具体表现形态。由于宪法责任主体的多重性和违宪行为的复杂性，宪法责任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试图将宪法责任形式类型化是困难的。本文所说的宪法责任形式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体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典和宪法惯例中的宪法责任形式。(1)弹劾。弹劾是特定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剥夺违宪的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公职人员职务的一种制裁措施，同时又是行使宪法权力的人承担宪法责任的重要形式，它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和资本主义宪法中。(2)罢免。罢免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普遍规定的一种宪法责任形式，它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特殊的制度根源，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适应。(3)引咎辞职。作为宪政意义上的引咎辞职应是指通过民选产生或者是代议机构任命的行使宪法权力的人，认为其自身存在的过错行为违反了特定的政治义务(宪法义务)，已使其失却担任公职的民意基础，从而主动向法定机构提出辞去其现任职务的申请并由后者依法对此作出处理决定的一种行为方式(同时又是一种宪政机制)。在此，一方面引咎辞职从形式上看是特定官员主动请辞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是官员向民众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4)被撤销、被宣布无效、被拒绝适用。如果特定的宪法关系主体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被有权机关撤销或者被宣布无效或者被拒绝适用，这体现了对制定这些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主体“立法”行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这种否定性评价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因此，这种否定性评价事实上是这些违宪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的宪法责任。由于各国的违宪审查模式不同，因而违宪审查主体对违宪的法

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结果在形式上就有了撤销、宣布无效和拒绝适用的区别。但在笔者看来，这仅仅是形式上的不同，对于违宪的规范性文件面言，客观上都没有拘束力。(5)被取缔。社会组织是重要的宪法关系主体。在现代国家，以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控制和影响政权为目标的政党，不仅是重要的宪法关系主体，而且是宪法规制和约束的对象即宪法责任主体。在西方宪政体制下，国家对成立政党一般不作事先限制，但对其超越宪法和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活动实行事后追惩，即违宪审查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对已成立的政党予以解散或取缔。因此，被解散或被取缔成为西方国家政党的主要宪法责任形式。

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政体制以及我国宪法、宪法性法律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宪政实践，《条例》中的改革创新主体如果违宪而要承担的宪法责任形式主要是两种：一是以改革创新为主题的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二是改革创新主体的有关官员被罢免或撤销职务。

就规范性文件被撤销而言，现行宪法和立法法相关条款规定了撤销不同种类的规范性文件的机关及其权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违宪及违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定决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立法法》在第88条规定：“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是：(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3)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4)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5)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6)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7)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依据宪法和立法法的上述规定，如果XX市、区的权力机关制定的以改革创新为内容的决议、决定违宪，将由它们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如果XX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者各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以改革创新为内容的规章、决定和命令违宪，将会由国务院、广东省人民政府改变或撤销。也就是說，《条例》中的改革创新主体的被撤销的宪法责任未必是《条例》的制定者即XX市人大所能免除的。

就罢免而言，《宪法》第10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镇长和副镇长。”“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依据上述规定，XX市及区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主要官员如果因改革创新而违宪、因改革创新造成失误将要承担的被罢免的宪法责任也不尽是《条例》的制定者XX市人大所能免除的，因为罢免权的主体主要是XX市、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代表大会是否行使罢免权是要受制于民意的，这就使被罢免的宪法责任的问责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宪法责任政治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宪法权力主体是否要承担宪法责任与特定的政治情势、人民的判断、人民的需要有密切关系，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在上一部分里已论及：宪法责任的前提是宪法义务，而宪法权力主体的宪法义务具有非规范性的特点，它大多是从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力(宪法职责)、宪法权力与宪法权力的相互关系中推导出来的，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层次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当然，从宪法义务的内容来看，宪法义务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当我们说宪法义务具有政治性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宪法义务不可能像普通法律义务那样精确地界定，本身就是模糊的、弹性的，怎样才算履行宪法义务，作为宪法权力所有者的人民和作为宪法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可能会有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同样的，《条例》的改革创新主体所制定的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政策措施能否称为改革创新，改革创新能否实施，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效，归根结底要由人民说了算，也就是常说的：改革创新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为基准，改革创新的成败得失要由人民来评判，改革创新者的责任能否免除，也是由人民最终决定的。这和普通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是不一样的，普通法律责任由专门机关即司法机关来进行，因为只有以专门机关来认定法律责任，才能保障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是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司法独立要求法院和法官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干涉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宪法和法律，这意味着法院和法官不能受外在压力的影响，即使这个外在压力是大多数人的要求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司法机关的活动并不依据民主原则，其民主性体现在宪法和法律本身的民主性。但是，宪法责任的追究恰恰要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则，如同对宪法权力主体获得宪法权力的要求一样，对其宪法责任的追究也要求以多数人的意志作为衡量标准，随多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必然要受制于社会公众的压力。

作者：刘广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