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美贸易战的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关键词：中美贸易战金融效应股票市场事件研究法一、引言与文献回顾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美国现任政府想凭借“实力”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重塑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以此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贸易战就是其手段之一。

第一篇：中美贸易战的论文

中美贸易战的无为与有为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将是持久性的、慢性的贸易战，目前刚刚开始，双方增加的关税不算很高。但未来可能继续提高关税，使得企业难以进入美国市场。对于贸易战，建议：
一、实行“四不”战略

1.不要让贸易战转化为中美争霸之战

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最终是要拉开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差距，占领未来制高点；关税、逆差都是美国制裁竞争对手的手段和方法，并不是贸易战的目的，真正的贸易战是禁止和限制产品进入，禁止投资进入。美国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度比较大，不必要用奉陪到底、把对方作为敌人的心态来进行应对。即使美国把我国作为“敌人”“战略竞争对手”，也要清晰，这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之战，而是你多我少的利益之争，要防止美国将过去的美苏争霸转化为中美争霸之战。

2.不要用汇率贬值来应对美国的关税提高

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贬值以后，引起了市场恐慌，也带来外汇储备减少，增加了央行进行市场干预的压力。2017年一季度以后，人民币升值，央行的干预压力减小，市场恐慌情绪消失。贸易战以来的汇率升值，不仅带来境外贬值预期，也对股市带来压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保持汇率的稳定，更有利于市场预期的稳定和金融的稳定。况且，汇率持续贬值，会带来通货膨胀，利率高企，企业成本加大，延缓企业转型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也不利于解决贸易顺差问题。汇率贬值虽然有利于出口，但会同等幅度降低以美元表示的企业资产、国家金融资产和国家资产的价值，削弱国家竞争力。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一直试图把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家，特朗普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正好给了美国借口，并因此更大幅度提高关税。而保持汇率稳定，甚至一定幅度的升值，可以增加进口，减少贸易顺差。

3.不要用解决逆差的办法来解决顺差

美国提高关税的实质是招商引资战，颠覆性思路的招商引资政策战。制度的公开透明（找制度不找关系）、确定可控的成本、国内降低所得税、高调保护知识产权、提高关税等，实际就是吸引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建立工厂。就是增加进口成本或迫使竞争国家降低关税，扩大美国出口。要求盟友增加费用开支等，是减轻美国经济负担，保障美国经济的稳定、创新、增长活力。

贸易战打击全球价值链，这个价值链不是国家之间的，而是跨国公司的。价值链的布局在哪里，跨国公司可以根据成本、价格和利润以及配套、便利等条件，随时调整。因此，关税的实质是吸引跨国公司调整国别投资布局，鼓励企业到美国去设立工厂。加征关税的政策出台后，给予美国企业豁免期，这是给予跨国公司撤资时间，无损失撤资。

美国现在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是从解决贸易逆差来考虑的，我国的问题是贸易顺差。如果简单跟随美国提高关税，可能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进了美国的战略圈套。用解决贸易逆差的办法解决贸易顺差，这是南辕北辙。

4.不要用传统的投资信贷刺激来解决贸易战的压力

贸易战必然带来经济下行压力，为保障经济的稳定，人们很容易期望政策宽松，期望投资和信贷扩张，投资扩张就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扩张就是增加市场资金供给。观察中国的投资资金效率和信贷投放效率已经很低，继续扩张投资和信贷，只能使得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再延后。没有市场压力，就不会有技术创新。要保持一定的市场压力，把稳就业作为第一任务，而不是保增长。中国服务业的就业潜力巨大，医院、教育以及家政等服务业，具有很大的潜力，问题在于要有控制通过金融手段暴富和推高房价的机制，使得人们安心实业和就业，而不是人人都想暴富。投资和信贷扩张恰恰不利于人们安心实业。
二、应对贸易战首先要从金融制度和政策上入手

贸易战有一个时间过程，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贸易战首先影响的是预期和金融市场，影响的是股市、债市、汇率市场，并因此影响企业的偿还能力。股市价格持续性下跌乃至暴跌、债券价格暴跌而利率上升，汇率贬值会形成相互循环，使企业资金紧张，抵押的股票跌破平仓线，带来企业清偿困难；债券价格暴跌和利率上升，会使企业资金成本提高，风险增加，实体经济的链条断裂；汇率贬值会带来国内价格、利润的结构性巨大调整，不利于市场稳定。在去产能、去杠杆及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贸易战会加剧市场恐惧，这在我国4月以来的股市、汇市、债市和企业资金链条上反映的问题已经很突出。因此，应对贸易战，首先要解决好金融问题。

1.稳定股市预期

贸易战，打的是心理预期和市场预期。而预期的基础一方面是宏观经济趋势，另一方面是对市场制度。2015年以来，我国已有多次股灾，根本问题在于缺乏严厉有效的退市制度，企业数据造假、行为造假的惩罚力度不足，对信息不公开和缺乏诚信没有有效的监管和处罚。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变脸很快。股市要培养真正有前途、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产业，而非简单地为企业提供融资，股市不能成为企业圈钱的场地。贸易战中，美国股市為什么没有受到很大冲击？就在于股市上留下的都是精华企业。股票发行制度要改革，上市企业必须在国内、国际技术领先，管理制度领先，信用承诺真实。发行上市要审查企业的技术、管理、信用和经济、经营状况，要深入企业内部，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同时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分红，否则定价就要改变。没有利润分红的拿原始股分红。

2.保持汇率稳定和升值

贸易战下，汇率问题涉及国家金融安全，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止汇率持续或大幅度贬值。首先可以宣布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DR本身是金融游戏，它类似我国计划体制下的食堂饭票，食堂饭票具有一定的免费和支付功能，但食堂饭票不能超越人民币、替代人民币。指望SDR成为超主权货币，或者指望以SDR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那是缘木求鱼，是国际玩笑。人民币加入SDR，汇率的干预和窗口指导权就丢失了，得不偿失。事实上，人民币加入SDR以后，不仅没有提高地位、扩大国际使用，反而因为贬值而缩减了市场份额。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靠汇率的升值和国家的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及其增长地位来确定的，是靠构建国际支付结算体系来确定的，不靠SDR。

保持汇率稳定应该取消离岸人民币业务和市场。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本身应该趋向统一的资金价格和汇率价格，人为分割市场，制造离岸和在岸两种市场、两种价格，其实是为套利资本服务，在市场波动幅度比较大，或者出现趋势性贬值时，很容易引起资本外逃。因此，国内要取消离岸业务试点，国际上，也不给离岸汇率交易提供清算交易机制，甚至学习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闭离岸金融市场。

为保障正常的人民币资金回流，应允许境外机构（主要是银行和具有外贸外资业务的企业）在境内直接开设人民币账户，享受人民幣的待遇（可以限定范围），流出去的人民币资金利率就不会很低，也不会有套利机构到境外发行什么人民币债券。人民币汇率升值，进口能力和国家、企业资产实力都会大大提高，既扩大进口，又让外资对中国经济更加有信心。

3.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财政的问题不是减税问题，也不是扩大开支增加赤字问题。对于企业竞争和市场公平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税收减免和优惠以及各种补贴和各种专项资助的规则不细致，减免税和补贴资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获得减免优惠和补贴的企业缺乏检查、监督、验收，这带来企业竞争不公平，定价竞争力不公平，乃至到国际上定价不公平。更重要的是，这些减免、优惠和补贴，带来产能过剩，削价竞争，企业缺乏利润积累和创新动力，而过剩产能的出清又依赖财政出资解决问题。

改革财政制度，最根本的在于建立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经济发展的评估、检查、监督和处罚机制，对减免优惠税、补贴和专项资助，要制定详细的不具有过多自由裁量权的操作标准，时间进程安排，企业做出承诺，没有达到要求的，验收不合格的，要补交税收或退还不扼。虚假申请的，要予以2倍-3倍金额的处罚。要让企业知道，财政的钱不是随便用的。补贴和减免、优惠税收，要建立制度：一是逐步退出机制，补贴金额只补贴到市场盈亏平衡点，每年的平衡点要调整。二是税收优惠和减免、产品补贴，最长不超过7七年，而且逐渐递减，最后取消。三是要改变减免税、优惠和补贴、资助机制，可以考虑将减免税、优惠税和补贴、资助等作为基金进行股权投资、研发投资，成为企业的股权，而且进行业绩考核，从而真正支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企业一旦上市，这些资金退出。这也可以减少财政负担和财政资金支出的浪费。产能过剩和削价竞争就会大大减少，补贴机制正常化，就不会出现骗取优惠减免税和补贴的情况。
三、推进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和机制改革

大国之间发生贸易战表明，目前的国际贸易体制和机制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国际贸易需求，必须进行改革。我们不主动提出改革，发达国家也会提出改革，甚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或者要求中国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好于被动。

1.修改和完善WTO机制

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竞争优势不同，仅仅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标准区分远远不够。国际社会可以考虑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和机制。一是进行成员国贸易和投资多等级的分类。分类根据贸易规模、逆差和顺差情况、税率和体制等情况决定，让各个国家自己选择。即将发达国家分为I类和II类，发展中国家分为III类、IV类和V类国家。

二是实行差异化的贸易投资规则。不同的等级，适用不同的贸易规则和对等条件、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而且要相互评估、检验和认定行为。不同类别具有自由选择权和进出自由权，也可以实行投票制度决定进出制度。同类别国家之间实行对等开放原则，即同样商品，同样的税率、同样的非关税壁垒、检验、认证通关标准等。如果税率、市场准入规则不同，则实行配额和其他市场开放替代或者补偿。

三是对跨类别开放实行门槛或者过渡条件。每类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市场开放规则相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跨类的市场开放只适合双边之间，自愿接受上一个类别的，实行最惠国待遇。发达国家不同类别之间的开放也只适合双边，自愿实行最惠国待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跨类协议，一般采取“双边+”的形式，即两边之间的协议，自愿对第三方开放，开放具体内容相互谈判。总体要求是在贸易大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自愿接受一定规模和幅度的逆差和顺差波动。

四是允许区域内设立新的贸易投资机制。但必须是在WTO制度下，即适用WTO规则地方，必须适用成员国。超越WTO规则的，其他成员不能享受，必须谈判加入。比如欧盟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加入必须征得双方同意。亚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制度和规则。区分类别在于解决各国自身的难题，使之有一个过渡时间和适应时间。

五是设定过渡期限。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原则上五年左右进行指标要求调整，十年内完成对上一个类别的市场开放。当然，如果没有达到相关指标要求的，可以申请不升级类别。

2.完善贸易和投资谈判、监督机制

首先是关税税率设置总体一致和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类别确定不同的税率和税率降低期限，使用零关税税率比例趋势目录，确立非关税壁垒的目录和期限。其次是设立不同类别的税率和零税目比例。同类别国家，税率和零关税税目的比例大体一致，略有浮动。对于关税和非关税以及知识产权等各类问题，同类成员可以谈判，逐项推进，不一定实行一篮子项目。第三是在一些共同的领域实现相同的规则和标准。比如汽车，根据类别实行同等关税税率，不同类别国家间可以有3个-5个百分点范围内的浮动。对于双方税率差异大的同一产品，可以相互不开放。就是说，对等原则在同类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国家之间，可以实现通关标准的认同，即一方检验、检疫、认证等通过，另一方即通过，前提是双方有合作机制、有共同监管乃至数据共享或联网机制。这种方法可以逐渐扩大领域。投资市场开放，也必须进行国家分类，不同类别待遇不同，对等的原则不同，双边可以相互去认同。第四，建议WTO设立重大问题标准认定机制和国际产能协调制度机制。WTO应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工业补贴、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和环境治理等确立标准区间，设立最高和最低标准，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适用，以便利选择。同时统计监督全球行业产能发展和出口影响情况，对引起贸易摩擦过剩产能的处置提出规范制度和处置细则，要求具有某种优势产能的国家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进行产能或出口配额限制，防止出现产能过剩导致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最后，建议WTO设立监督和强制退出机制。WTO应设立调查、评估机构，对成员国执行WTO规则的真实情况，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接受投诉，对公开、透明、承诺等未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在制度上允许采取惩罚性措施和政策，对连续三年评估未达到等级标准的，下退等级，下退等级以后，依然未真实履行的，存在种种非关税壁垒、行政壁垒、行为壁垒的，经过投票，同等级成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就强制退出同类成员国。这样可以真正让所有成员都在同一个规则下进行国际贸易。

四、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出资以及货币结算和清算体系改革

国际金融机构以美元出资也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只有以非美元出资，才能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和依赖。任何主权货币都具有信用，但出了国界相互不信任，而信任第三方货币，但第三方货币并不值得信赖。而且，以美元出资，无法做大业务。2017年世界银行贷款余额182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新业务322亿美元，这与亚洲开发银行预计的每年基础设施建设1.5万亿美元的需求相去甚远。如果这些机构改变资金出资方式，即以本币资金出资，扩大国际机构资本金，让各国都参与进来，就可以改变对美元资金的需求。可以首先在亚投行试点，选择亚投行试点是因为其出资的国家更具有代表性。

1.以本币出资扩大资本金规模

亚投行、金砖银行都是以美元出资的，其总体规模不大。按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模式发展，亚投行、金砖银行贷款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扩大资本金规模，有关国家必须以美元出资，如果没有足够的美元，成员国就不愿意扩大资本金规模。这样看来，亚投行、金砖银行想做大做强不容易。如果将亚投行、金砖银行从美元出资改变为以成员国本币出资，各成员国以5倍规模等值美元本币资金扩大在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本金，亚投行、金砖银行资本金规模各从法定或者初定的1000亿美元扩大到等值5000亿美元，甚至5万亿美元，各成员国就不会因为缺乏美元而感到有压力，也可以迅速做大做强亚投行、金砖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可以改变出资方式和资金结构。根据英国《中央银行》杂志的问卷调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以本币出资很感兴趣。

2.鼓励企业使用亚投行、金砖银行成员国的本币贷款

为什么商业机构在境内可以实行规模扩大，而中国组建的国际金融机构规模持续难以扩大？问题在于其资金使用机制。建议亚投行在以本币出资以后，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金，可以用于贸易融资，也可以用于各种流动资金贷款，企业投资、设备购买等。运用本币资金贷款与成员国商业银行合作，相互开展授信，或当地商业银行参与贷款，或组建银团贷款，监管风险也大大减小。当然，这些项目必须明确，要有政府信用担保，或有本国的商业银行、信用机构参与进行业务担保，政府对项目的风险承担一定监管责任，政府也可以推荐项目和企业。各国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对国际金融机构开放，允许一定额度内的本币资金享受国民待遇。

3.建立成员国本币清算体系

为便利本币出资和结算的便利，应建立成员国间的多币种银行结算体系，以与美元结算体系并存，防范单一美元清算支付结算体系的风险。甚至在区域内、双边之间都可建立起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这可以避免汇兑风险，也可以避免单边主义利用美元交易协调强制买卖的风险。避免和防止与伊朗石油交易被美国制裁的出路之一就是建立新的清算体系。当然，多币种清算体系的建立，需要成员国之间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乃至证券等市场，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安全。在不能保障金融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可以相互给予略低于本币出资总规模的市场开放额度，允许额度内的资金到本币成员国市场进行各种投资。
五、创新应对贸易战的政策思路

1.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深化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我们需要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真正落实改革开放的措施，使改革开放从规划、承诺转变为政策、兑现行为。

首先是要确保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制度的公开公正透明。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我们要遵守，不能再有红头文件、秘密文件去给企业补贴或者政策支持。如果要有，对外资和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要把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翻译为英文，这也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政策法规的出台要有公示、听证、适应期，避免和防止出现今天出政策，明天就执行的情况；要做到让外资进入中国以后，找制度、找法律法规以及办事程序、服务平台就可以解决问题。

其次是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首先在于对侵权、窃取等进行刑事定罪，而不是行政处罚。而且对于知识产权的窃取、侵权的处罚和赔偿，要达到应有的价值，使其不敢为，目前的法规处罚太轻，赔偿太少，需求进行修改。要真正保护知识产权，让创新者能够得到保护，使创新有积极性和安全性。

再次是对改革开放政策不兑现和不落实要允许起诉，并进行责任追究。不能把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兑现变成审批，甚至不落实、不兑现，也没有监督和责任追究。凡是对外承诺的，就一定要落实，而且通过制度、政策和程序去落实。防止出现政策很好，就是落实兑现不了的情况。

最后，要将对外开放从自由贸易区走向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区是国内开放，不是国际要求的相互协定的开放，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才是真正的开放。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上，可以考虑10年内关税税目的85%为零关税，15年后95%，20年后99%；削减非关税壁垒，作出具体承诺。同时，与有关国家签署合作协议，实行通关便利，即通关标准统一，相互检验检疫认同，海关报关双边联网，对有时间要求的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在企业相互检验认定、承诺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海关认同，予以快速通过。

2.在贸易制度和结构上做文章

中美贸易战表明，我国原有的以压倒性性价比优势进行自由贸易的模式结束了，从美国获得巨大贸易顺差而支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结束了，我们需要新的贸易模式。

一是轉贸易品为投资品缩小贸易顺差。将本国的顺差出口产品转化为对逆差国的投资，进行产能合作，在逆差国建立企业、工厂，增加就业，减少进口。如果逆差国不接受，甚至限制顺差国的投资，顺差国则必须将出口转化为对第三方国家的出口或者投资，通过国别结构的调整来解决贸易平衡。

二是寻求顺差原因，发现进口潜力。贸易顺差的原因很多，如果存在平均关税税率的较大差异，或在优势能力出口品的关税税率存在巨大差异，可通过谈判解决。比如美国汽车进口关税只有2.5%，中国进口汽车为25%，显然汽车关税谈判是解决逆差的一个重要选择。

三是改变贸易和投资的计价货币。解决贸易逆差顺差的最根本途径就是改变贸易以储备货币计价、结算、融资的方法，适当开放市场。各主权货币在国内都具有货币的功能，为什么出了国界相互就不承认和接受？美国之所以存在巨大逆差，也是因为其他国家获得的美元太多。在当今清算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本币进行计价、结算、融资、投资，而不一定是储备货币，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要敢于使用主权货币，在特定的额度内开放本币市场，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享受本币的国民待遇，这样，就可以不必依靠对储备货币国家的出口来创汇，顺差自然减少。

四是强化竞争优势。中国具有美国不具备学不了的竞争优势。如人口多、市场规模大，产业产品配套好，产业链条长，人才充足，交货时间有保障等，中低端产业具有性价比国际竞争优势。我们在这些优势上深入拓展其技术和研发水平，不再搞低价竞争，而是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减少产能过剩行业产品的出口，以环境和技术要求等约束国内产能，确保企业走技术创新之路。

五是取消和降低出口退税。我国产能过剩，出口高速增长，与价格低廉有关，也与地方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政策有关。因此，要适度控制出口规模，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政府要减少乃至取消对一些行业和产品的出口补贴，逐步降低、取消出口退税。凡是单位出口品价格下降的产品，停止补贴，降低出口退税。

3.做好原始创新

原始创新需要从民族特色和历史沉淀的技术中去寻找并进行突破，这种创新国外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侵权诉讼就少。比如中医的药物炮制有各种特殊的方法，这些需要特殊的器械、容器、工具和设备来生产，研发這些技术和设备就是中国独有的。中药配方有很多要求，配方后的各种成分如何检测？这可以在检测和分析仪器中进行原始创新。有些药物的效果突出，成分是什么，如何通过仪器检测和分析出来，这些技术也是中国独有的。中医有望、闻、问、切，这些都是经验，如何把这些转化为技术、设备、仪器，这就是创新，这样就把中国很多传统的中医理论、经验转化为定量化、数据化、可控化、科学化的配方、技术和设备。

不仅是中医，其他很多经验性的东西，手工操作的东西，那些不可言传的经验，都需要善于转化为可测量、控制的现代技术、设备，这方面前景广阔。

（作者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编辑：苏琦）

作者：陈炳才

第二篇：中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 金融效应 股票市场 事件研究法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美国现任政府想凭借“实力”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重塑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以此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贸易战就是其手段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为相比中国对美5000亿美元的贸易出口额，美国对中国出口则少得多，美国经济完全可以承受得起中国的贸易报复措施，而且，相比美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关税造成的影响很小，天平完全向美国倾斜。相对于美国“好战派”的乐观，经济学者却持有不同观点。美国智库RAND的Dossani(2018)认为仅关注数字大小不能真正理解贸易战对美国的影响，也误判了美国所具有的谈判优势。2018年3月2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事实上，贸易战是有害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蒙受经济损失。贸易战的损益不会仅限于贸易利益得失，效应会扩散到其他领域，比如反应敏感的金融市场。2018年3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与美国钢铁及铝材企业高层会面表示将签署行政命令，从3月5日起对进口钢材及铝材产品分别额外征收25%及10%的惩罚性关税。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巨大震荡，市场担心全球贸易战伤害各国经济，并造成全球经济萎缩及衰退。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下跌420点，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VIX波动指数上升13%。3月2日，日经225指数下跌5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60点。因此，将贸易战的研究从贸易领域扩展到金融领域是有必要的。

鉴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两国间的贸易战更加引人瞩目。早在2010年中国社科院学者张明(2010)就对贸易战与汇率战做过预测，认为经济危机往往是贸易战与汇率战酝酿的土壤，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发达国家贸易战的靶子。基于同样的背景，邝艳湘(2010)运用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得出较为乐观的结果，认为两国发生低烈度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加，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可能性在下降。事实上，2017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推翻了国内的乐观预期，国内文献开始探讨美方发起贸易战的原因、逻辑。宋泓(2017)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转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中国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头号关注目标，双方贸易摩擦将增加。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转向体现在更加倾向于以国内法规制双边贸易行为，孙丽和王厚双(2017)认为基于301条款对中国的调查不但是为美国争夺更大的经贸利益，还包括额外的政治利益和打压中国的战略目标。赵伟(2017)从对特朗普贸易战提供理论支持的竞选经济顾问、后来的美国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视角探讨了美对中贸易战的逻辑问题，认为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政策取攻势不可避免。朱磊等(2018)采用相似的视角，从特朗普贸易团队的政策主张角度解释了美对中的贸易政策，并认为从法律角度看，特朗普存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可能性。易宪容(2018)分析了特朗普政府3月份发动钢铝惩罚性关税的意图，认为特朗普发动全球以及中美贸易大战的成本太高、打击美国股市、不符合特朗普连任的政治利益，因而概率不会太高，而且认为钢铁关税的主要目标不是中国而是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全球金融市场反应过度。郭可为(2018)分别从美国内政和对华政策转变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对中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认为对内是为了配合竞选政治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华则除了扭转贸易逆差、遏制中国高新产业之外，还有就是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体现。钮文新(2018)从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角度认为特朗普之所以发动贸易战是为了逼迫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从美国的贸易战历史来看，这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薛威等(2018)对历史上美国参与的贸易战进行了回顾，认为美国善于打多维立体的贸易战，贸易战往往与金融战、汇率战相互融合，并辅之以外交、文化、政治等多领域的配合，对贸易对手进行多维度的综合打击。20世纪的美日贸易战就是一个范本，基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谈判结果是日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可以看出，贸易、金融、政治和外交都被用以解释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动因。

国外学者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动因解释多以贸易政治经济学为视角。Kai(2018)对比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发动对日本贸易战的历史，认为贸易战是美国打击新兴经济势力赶超美国的惯用手段，对中国的贸易战也不例外，这与贸易摩擦成因的早期理论一致。Katzenstein(1978)从国际政治经济霸权演变的角度研究了两国贸易战的动因：处于不同霸权周期阶段的霸权国会采用不同的贸易战略扩大或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在霸权上升时期偏好于促进开放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当霸权衰弱时则采取保守主义，对外贸易中的强烈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战的根源。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发动贸易战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为了维护自身霸权，阻止中國的赶超。特朗普认为中美贸易的巨大不平衡是不公平的，美国是吃亏的一方，因此需要重新定义一个他认为对美国公平的贸易模式和规则，使制造企业回流，提升美国的就业，这符合Mayer(1981)的解释，即政府采用贸易战这种博弈的方式是为了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美国竭力保护不具有竞争力的钢铝产业和所谓的“铁锈地带”，是基于选举政治的考量，符合贸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Peltzman(1976)就指出政府寻求的是使自身政治支持最大化的贸易政策，贸易战反映了美国国内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Grossman&Helpman(1993)建立一个将国内政治纳入国际经济关系的模型，研究同样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决定了政府政治支持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合作性贸易政策就是特殊利益集团政治压力的结果。Ossa(2011)建立的实证模型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还有一些学者从预测的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格局以及影响。盖新哲和刘颖(2017)分别就低强度、中等强度和高强度贸易战的可能性贸易战格局进行了分析。郭可为(2018)则更详细地分析了未来中美贸易战可能出现的从“最好”到“最差”的五种情形，并认为贸易战在冲击中国经济的同时会反噬美国。朱磊等(2018)进一步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模拟了不同情境下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全面贸易战给双方都将造成重大损失。这个结论与早期李昕(2012)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的结果大同小异，全面贸易战对双方均弊大于利。有学者认为贸易战的不断升级扩大可能会演变成双方的经济金融战，需要预防美国多维立体贸易战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诱引。郭榕和王昱(2017)建立了一个交易成本模型研究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显示，301贸易调查提高了交易成本造成短期资本流出加剧，增加了国内金融风险。姜建新(2018)分析认为美国的贸易打压短期内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带来冲击，但美国不具有打金融战的足够底气，贸易战向金融战蔓延的概率较小。但由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高关联度，贸易战对中国金融业仍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蔡浩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战对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贸易战的影响将从经济传导到金融，冲击会在不同金融领域、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相互传导，相互影响。黄少安(2018)则着眼于金融开放的风险，认为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战略目标是诱惑和逼迫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决定不能被动开放，主动权需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会是“自毁长城”，落入“特朗普陷阱”。

现有研究多方面揭示了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背景和动机，对可能的发展态势和对中国的影响做了预测分析。但少有文献对贸易战可能产生的金融效应做深入探讨，多数文献分析对象是贸易本身或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以及各种实体产业可能受到的影响等，没有深入涉及金融领域。即使有涉及金融领域的研究，仅为泛泛而谈，没有量化研究。本文的重点是揭示中美贸易战可能产生的金融效应，通过事件研究法对可能的金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为中美贸易战的研究增加新的视角。以中美双方股票市场为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方法实证发现中美贸易战通过直接影响投资者对加征关税行业的未来盈利预期产生了“现值效应”，贸易战的大规模升级以及政治化造成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担忧产生了“传染效应”。“现值效应”和“传染效应”同时存在于中美双方股市，表明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美国可以轻易获胜无法得到市场的支持。我国“不对称贸易反击战”对美国股市显著的负面冲击表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是有效的。

二、中美贸易战：事件与描述

近期中美贸易战起于何时，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大概是因为没有一个对“贸易战”的清晰界定，“贸易摩擦”与“贸易战”几乎被互相替代使用。姚博(2018)将其追溯到2017年8月14日美国发起对中国的特别301调查并被中国强烈回应作为第一回合。当特朗普公布钢铝关税消息的时候，Johnson(2018)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称“特朗普的贸易战来了”。沈建光(2018)认为基于232调查的中美钢铝相互征收关税的贸易额仅在30亿美元左右，远远不够贸易战的程度，同时，钢铝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所占比例较小，影响不大，但如果涉及600亿美元的贸易额(最终确定为500亿美元)，则不能再看成是一般的贸易摩擦了，可以看出其是以贸易额大小来判断是否应该归入贸易战范畴。陈建奇(2018)指出贸易战最重要的特征是对抗性、突破常规和产生负面影响，并提出了判断贸易战的三个标准：政策内容突破多边体制、政策得到严格执行和政策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在《贸易战与贸易对话》(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一文中，Grossman&Helpman(1991)将“政治因素”引入，认为在贸易战中，一方政府的行为是非合作的单方行为、无视其行为对对方政治和经济造成的任何影响。本文认为“贸易摩擦”的外延太广，涵盖内容太多，不好予以精确界定。“贸易战”远超“贸易摩擦”，就类似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与“边境摩擦”的区别一样，其程度、等级、性质不仅是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一年内，中美贸易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美国政府一边提出各种论调以及对华贸易调查，但没有真正采取有伤害性的措施，而且中间还有习特会的“百日计划”以及特朗普访华的2535亿美元成果。“量”和“质”的转折应该是2018年3月的连续事件：依232调查征收钢铝惩罚性关税(3月8日)和签署总统备忘录将依301调查对涉及6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大规模征税(3月22日)，中方同時期提出对等反击措施。贸易事件并不是孤立的，2017年12月18日美国发布特朗普执政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中美贸易战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该报告将中俄列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以及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之首，中国被定位为美国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因此，在此背景下，贸易战已不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了，已经有了“质”的改变。

按照上述学者对贸易战的定义以及贸易战情景的分析，不管是涉及的贸易规模、范围和影响程度，还是按美方带有政治性的、单方非合作来说，现在中美双方处于贸易战是客观的，不管双方是否承认，而且随着美方不断升级关税等措施，贸易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贸易战由美方主动发起，中方是同等应对，因此本文以美方的行动为线梳理中美贸易战的过程。自2018年3月至10月，中美双方共有四轮交战和四轮对话。美方共有四轮交战(关税清单)涉及或单独针对中国：钢铝关税为第一轮交战，340亿美元清单为第二轮交战，160亿美元清单为第三轮交战，2000亿美元清单为第四轮交战。双方的四轮对话则分别为：5月3日至4日、5月15日至19日、6月2日至3日以及8月22日至23日，其中前三轮获得一定成果，最后一轮没有取得进展，但对话的成果也随着美方的出尔反尔化为乌有。美方对华关税措施力度不断提升，关税税率从10%上升到25%，涉及贸易额从30亿美元上升到500亿美元，再提高到2000亿美元，特朗普甚至威胁对超过5000亿美元的全部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涉案的商品范围从钢铝产品扩大到机电、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航空航天器以及矿物燃料等，仅500亿美元的清单就涉及818个类别，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还包括化学品、纺织品、食品、电子产品等。中方紧跟美方，同时期进行对等报复，对美征税清单也包含545项。鉴于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和自恃能迫使中方让步的自信，贸易战熄火暂时看不到曙光。鉴于贸易战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本文将中美贸易战分成三个阶段：以钢铝关税为第一阶段，虽然此阶段涉及贸易额相对较小，而且中国不是特定对象，但从走向和背景来看，这是贸易战的“先锋战”，除规模较小外，其他特征都符合贸易战的定义，可以称为低烈度贸易战;第二阶段可以称为中烈度贸易战，该阶段包括分成两个批次执行的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共500亿美元的贸易额，产品范围也被极大扩大;第三阶段称为高烈度贸易战，涉及贸易额猛增到2000亿美元。

虽然现在双方并没有明确进行金融战，但如此大规模的贸易战势必对双方产生金融效应，本文以股票市场为例分析中美贸易战的双边金融效应。对股票市场来说，贸易战应该具有重要的“事件资讯效应”。股票市场价值反映的是市场对公司未来股息红利的预期，是对公司未来经营利润的期望。贸易战如果具有资讯内涵，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很容易被投资者判定为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将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对股市产生影响。征税清单中的相关企业，尤其是在美国具有很大出口份额的生产企业，关税增加降低了出口竞争力，预期未来收益的下降将直接影响股票市价，投资者抛售的意愿会提升，这种直接影响可以称为“现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战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尤其是当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将贸易战视为阻止中国崛起的手段时，贸易摩擦会演变成全面的对抗，中国宏观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连累，因此，即使不是以出口美国为主的上市公司也会被预期为“悲观”，该间接影响可称为“传染效应”，因国家之间相互提高关税造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强化了市场的悲观情绪。中方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同样会对美国股市产生影响，“现值效应”和“传染效应”也会出现。

以沪深300和标普500指数的整体表现来看，虽然程度不同，但贸易战确实在中美双方股市中都表现出“事件资讯效应”。总体来看，贸易战的发生以及升级对股市产生负向冲击，双方对话则被市场视为正面信息。在“四轮清单”中，中国股市对钢铝关税的反应弱于美国股市，可能是因为钢铝关税战的主要针对对象是全球性的，相对的中国受到的冲击较弱;但对其他单独针对中方的三轮清单中，中国的国内股市反应远超过美国股市。例如，在6月15日，美国政府正式公布5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时，沪深300当日下跌0.52%，标普500同日下跌0.1%;当6月18日，特朗普威胁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方输美加征10%关税时，对于美方威胁升级的反应，沪深300和标普500分别下跌了3.52%和0.21%。总体上，标普500指数对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反应强度较低。中美股市具有相似程度的反应是中方在3月23日的公布第一次反制措施时，中美股市的反应都非常强烈。原因可能是市场都没有预期到中国的应对是如此坚决和迅速，中方不妥协的立场打破了市场预期，贸易战可能第一次被市场认为不可避免。对于“四轮对话”的反应中美股市仍存在差异，但除了第四次之外，其他都是正向反应，说明市场将“对话”视为一种好消息。市场对“第四次对话”反应为负向是因为此次对话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没有达到市场预期，市场将其理解成“坏消息”。

三、实证研究过程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贸易战涉及的产品范围甚广，本文按照大类划分原则，取清单中占比较大的涉案商品选择双方的上市公司。美對华关税清单中最大的行业板块股票，分别为：钢铝、航空航天器、铁道车辆轨道、纺织服装;中方对美方的反制包括：农产品、石油天然气、汽车和陶瓷。中国股票采用申万行业分类标准，美国股票选择GICS行业分类，去除在估计窗和事件窗中有其他重要停牌事项发生的股票，再去掉ST股和B股以及中概股等非美国公司股票。所有数据均来自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二)实证方法与过程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事件研究法的基本思想是：在有效的市场中，某事件的发生会改变股票的收益率，使受该事件影响的实际收益率不同于没有受该事件影响的收益率，或称为预期收益率，要验证事件是否具有资讯信息对股价产生影响在计量中就是验证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是否显著不同，或者说就是检验二者之间的差(称为异常收益率)是否显著异于0。虽然还存在具体的技术细节分歧，但事件研究法的意义是被普遍认可的，该方法的基本逻辑和步骤也得到普遍认同。

1.事件日、事件窗与估计窗

重大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坏消息往往会引发投资者的恐慌，即使事件还没有真正发生，权威消息(如特普朗的推特)提前泄露会增加投资者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情绪，从而为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而提前采取规避行为。现代发达的媒体传播使投资者的行为反应会更加迅速，事件窗口期应当缩短，同时中美之间的时差造成市场反应的滞后。基于此，本文事件窗的设置将以以下原则为标准：同一事件的事件窗分成两个，“消息窗”和“事实窗”，前者为新闻媒体或官方的事件真正发生前的消息透露，后者为该事件的真实发生，窗口期均设置为事件日的前后各一天。例如，虽然2018年3月8日特朗普正式签署钢铝惩罚性关税行政命令，但消息自当月2日就被特朗普传递出来了，按上述原则，该事件有两个可能的事件日：3月2日和3月8日，事件窗则包括上述两个日期的前后各一天。本文将事件日定义为t=0，即事件日为第0期，估计窗设置为某期，估计窗长度统一设置为250个交易日。贸易战的过程梳理为本文提供了“四轮清单”事件，围绕四轮清单确定四轮交战的可能事件日如表3所示。

2.异常收益率的定义与估计方法

异常收益率是事件窗内股票的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的差。实际收益率可以直接观察到，预期收益率需要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估计，因此异常收益率计算的关键是如何估计预期收益率。在预期收益率的估计模式中，由于CAPM模型被检验出存在问题，在国外的事件研究中基本被放弃，APT模型的应用也并没有显著提升事件研究法的检定功效(Mackinlay，1997)，因此基于经济模型的估计方法基本被国外学者放弃，实证中大都采用市场模型。国内学者对估计模式在国内的适用性也做了研究。陈浪南和屈文洲(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贝塔值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比较不稳定，标准的CAPM在我国股票市场不适用。刘霖和秦宛顺(2004)则证明APT模型在我国股票市场上也不适用。陈信元和江峰(2005)的模拟结果显示市场模型更适合于中国A股市场，其检验功效具有优势，均值调整模型无明显优势。虽然陈汉文和陈向民(2002)的模拟研究显示，市场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更容易拒绝原假设，均值调整模型更具有优势。但实证发现在有事件集中的情况下，市场调整法(如市场模式)比未调整法(如平均调整法)估计异常收益率更佳(沈中华和李建然，2000：110)。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首先使用市场模型对中美两国股票的预期收益率进行估计。其模型为：

R2、Rm，分别为股票i和市场投资组合在t日的收益率，s。为误差项，为白噪音，即s～N(0)，本文中分别使用沪深3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代表中美两国股市的市场投资组合。a、β为回归参数，其值由估计窗估计得出，即a、βi。为避免事件集中带来的异方差或自相关问题，本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将上述所估参数值代人事件窗，得出股票i在事件窗“某一期”(E)如果没有该事件发生时的预期收益率E(R)，即：

个股异常收益率都进行标准化(SAR)处理，异常收益率标准化是指将个别股票异常收益率除以该股票的异常收益率的标准差。标准化的目的是将所有个别股票异常收益率的分布，都转换为标准正态分布，以符合同分布的统计条件。标准化的做法相当普遍，而且研究表明，该方法可以提高检定异常收益率的能力，尤其是在股价对某些事件反映较弱的情况下(沈中华和李建然，2000：49)。

为了消除个别股票异常收益率受所研究事件之外的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要对所有样本中的异常收益率进行平均，即计算事件窗内样本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平均标准化异常收益率SAR，使用下面公式进行计算：

异常收益率为正说明该事件对股价有正的影响，否则为负的影响，即为坏消息。

3.异常收益率的显著性检验

目前国内外文献主要以参数检验方法为主对异常收益率进行显著性验证。实证也表明，参数检验(t检验或z检验)具有相当好的检定力，即使横截面数据不满足正态分布条件对参数检验也没有太大影响(沈中华和李建然，2000：55-58)。本文采用的连续复利异常收益率的计算方法以及对异常收益率的标准化从数据上保证符合同分布(正态分布)的统计要求。鉴于此，本文首先使用参数检验，下文再采用非参数检验(符号检验)进行稳健性检定。

当事件集中时，异常收益率的横截面独立性会受到影响，独立性假设未必成立，对实证具有较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事件集中将增加异常收益率的方差，进而造成降低事件研究法发现异常收益率的能力(Brown&Warner，2006)，但标准化横截面法t值不受事件集中的影响，用于检验AR显著性的t统计量其计算公式为：

4.基本结果分析

(1)中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现值效应

实证结果显示(见表4)，我国股市对第一轮中美贸易战反应最为强烈，在“消息窗”和“事实窗”中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而且数值都较大，说明钢铝关税虽然不仅以中国为征税对象，但“坏消息”的資讯效应非常明显，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横向比较看，第一轮交战中，我国股市的异常收益率远高于其他三轮交战。钢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金额较小，但股市反应非常强，说明贸易战的“传染效应”远大于“现值效应”，国内投资者可能认为钢铝关税战已经远超一般性的贸易摩擦，钢铝关税战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转向的真正落实。投资者反应过激说明钢铝关税战的心理冲击远大于可能带来的收益损失冲击。投资者真正担心的可能是潜意识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会因美国大规模关税征收受到打击，未来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股市对6月份的清单即第二轮交战反应不敏感，可能是由于其信息在前几个月得到反映。事实上，特朗普在3月22日就签署了对中国500亿美元征税的备忘录，而且，中间不断放出相关消息，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了该“新闻”，已经不再是新的信息。从累积异常收益率的变动可以看成，从3月份到7月份，贸易战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市场，累积异常收益率(见图1)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美方不断对中方施压对我国股市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第三轮交战中，我国股市在“事实窗”具有较强的反应，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而且都是统计显著地。我国股市对第三轮美方实施的关税清单反应较为敏感可能是7月份到8月份“坏消息”密集发布的集中反应，一方面，美国不断加码关税，另一方面，8月份的双方第四轮谈判无果而终，市场出现了叠加效应。

双方第四轮交战发生在9月份，美方对中方的征税规模上升到2000亿美元，贸易战烈度骤升，较为显著的异常收益率显示“坏消息”的资讯效应也十分明显，“事件窗”内的负异常收益率低于第三轮交战，可能是事件日正好是我国的股市因中秋休市，投资者的反映被时间弱化了，同时美方将更高的25%的税率延后几个月之后实施提升了投资者的想象空间。

作为反制，中方对美方的每一轮清单都会提出报复措施，从实证结果(见表4)看，贸易战同样对美国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在3月份中方发起第一次反击之后，美国股市在“事实窗”都产生了负的异常收益率，而且具有相当的统计显著性表现，截然不同于在“消息窗”的反应。其原因可能是投资者对中方采取的果断报复措施心理准备不足，对中方可能妥协的期望被中方快速有力地反击措施打破，这种“坏消息”被反应到了股市上。之后美国股市形成了中方不会妥协的预期，因此，在后面三轮交战中每次中方给出的信息都被市场认真对待，“消息窗”中负的异常收益率证明了这一点，除了第三轮交战“消息窗”中负的异常收益率不显著之外，其他两轮的负异常收益率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从美国股市在第二至第四轮交战中“事实窗”的反应来看，贸易战的负面效应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其中，第三轮交战中，美国股市的反应程度明显比其他几轮高，说明中方的措施具有精准打击效果。中方对美方升级贸易战的第四轮反击措施效果也非常明显，事件日和之后一日美国股市都出现负的异常收益率，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2)中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传染效应

为了验证中美贸易战的“传染效应”，本文选择不在贸易战涉案范围内的银行板块来验证是否存在“资讯效应”。如果银行板块对贸易战存在“资讯效应”，说明贸易战不仅影响了投资者对受关税影响行业未来的预期，而且影响到了投资者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了负面看法，因此其他行业也会被贸易战效应所波及。

实证结果显示(见表5)，中美双方上市银行股票都受到了贸易战显著的负面冲击。整体看，第一轮和第二轮交战对中国上市银行股票平均异常收益率的影响要高于后两轮，仍显示了第一轮交战对我国市场的强烈冲击。美国上市银行股票的反应略呈增强趋势，中方的反击的负面冲击仍是显著的。从“消息窗”与“事实窗”的比较看，中美双方呈现相同的特点，银行股票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在“事实窗”更为显著，而且事件发生当日的冲击明显高于事件期发生前一日和后一日，显著性水平也是如此。

通过上述实证结果，对比中美股市对贸易战的反应，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贸易战确实存在金融效应。无论是发起贸易战的一方还是被迫回击的一方，股市都将贸易战理解成是一种“坏消息”，贸易战的资讯效应明显。

第二，贸易战对直接涉案的上市公司行业具有显著的“现值效应”，影响了投资者对相关行业未来盈利的负面预期。同时，贸易战也影响到了投资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未来预期，贸易战通过“传染效应”显著地冲击了其他行业。

第三，贸易战的“双输”性质在双方股市得到了验证。贸易战确实给中国股市带来负面冲击，并且有时还很严重，但中方的反击也显著地给美国股市造成负面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美国可以轻易取胜没有得到股票市场的支持。

第四，贸易战中征税涉及金额的不对等并没有降低贸易战的负面冲击，中国进行的“不对称贸易反击战”仍具有相当的威力。因中国输美贸易额远高于进口，在涉案金额上中方不占优，比如在第四轮交战中，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涵盖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而中方的反击仅涉及60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但从股市反应看，美国的敏感程度并不比中国低，甚至还要高。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政府高估了手里持有的筹码。

四、稳健性检验

如果采用市场模式对收益率进行估计的话，可能要考虑自相关异质变异问题(ARCH)，应对方法是采用EVENT-GARCH方法，即使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1，1)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可以明显改进效率。

在显著性检验中上文中使用了参数检验，现使用非参数检验的符号检验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非参数检验不需要对异常收益率进行任何分布的假设，可以增加结论的稳健性。符号检验统计量为：

其中，p为事件窗口期中异常收益率或小于0的观察值占样本总数的比例。

符号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对比发现，非参数符号检验仍支持本文的论证。美国第一、三、四轮对进口中方商品加税给我国股市显著地造成负面冲击，而且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受负面冲击的样本在增加。针对中方的反击措施，符号检验显示美国股市在初期反应比较强烈，再次印证中方的反击出乎意料，而且第四轮交战对美国股市的负面冲击也是非常显著的。

五、结论

美国在2018年3月發起的贸易战搅动了全球市场，重回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贸易霸凌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最大的不确定性。经贸与金融的紧密关系使贸易战效应扩散到金融领域，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对双方的金融市场都会造成负面冲击。本文以中美股票市场为例，运用事件研究法的实证表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是确实存在的。贸易战造成被加征关税行业预期利润的降低，影响到了投资者对股票“现值”的判断;贸易摩擦的政治化使投资者放大了贸易战可能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加上“大萧条”历史的佐证，可能会恶化的宏观经济使投资者将悲观情绪“传染”到其他行业股票。“现值效应”和“传染效应”使股票收益率恶化，显著的负平均异常收益率反映了贸易战所具有的“坏消息”资讯效应。本文通过对贸易战关税清单中的行业上市公司股票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现值效应”的存在，通过对不在关税清单内的银行板块股票异常收益率的研究证实了“传染效应”的存在性。实证证明贸易战是“双输”的，中美双方的股市都存在负面冲击效应，美方不可能在自身不受损的情况下取得贸易战的胜利，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上市公司股票的反应证明美国政府高估了持有的筹码。中美在贸易额的不对称限制了中方同等规模的反击，但本文研究表明中国“不对称的贸易反击战”是有效果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是有效的。因此，对中方来说，不自乱阵脚、沉着果断应对才是正确的应战之道。当然，贸易战的长期效应可能要在较长的时间后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仍将值得持续关注。

作者：于恩锋

第三篇：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影响及对策

摘要：美国政府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战，直接目的在于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借鉴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责任不在中国，主要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对中国高端制造发展及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将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升通胀，制约消费，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内部实力足够强大时，就会向外延伸甚至实施外部霸权。中美贸易战既已开打，我方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在刚刚显露出初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际，中国再度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贸易战拉开了全球领导权更迭的序幕，如能妥善应对贸易战，成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为中国的更次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 301条款

一、中美贸易战概况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企业进行投资并购。

作为还击，中国商务部3月23日7点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的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从贸易制裁领域看，中国对美国拟中止减税的地方主要在水果、猪肉这样的农产品及初级产品等基本生活消费品领域，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主要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很显然，这与其说是贸易战，不如说是对中国复兴的打压，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国家的地位。

二、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近20年来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下滑，制造业中的很多岗位流失到了国外。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可能得利很多，但美国许多普通劳动者反而喪失了工作，贫富差距加大。这个过程恰好又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大家容易看到中国拿走了美国的就业，但忽视了科技进步以及产业链分工的影响。以及，随着中国逐渐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美国或者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得不够，外国在华企业面临纠结。贸易战的出发点仍是经济利益的考量。

(一)中美贸易失衡是美方发起贸易战的导火索

目前中美贸易主要格局表现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这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比较优势。中方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5.3%;而美方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3%。为此，美方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美对华贸易赤字1000亿美元。

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中方的计算是3750亿美元，而美方的统计为5040亿美元，双方统计数据相关一千多亿，中美贸易统计存在明显差异。目前，中国是美国飞机、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集成电路、汽车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44%属于“三来一补”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的两头在外，只是在中国进行了中间环节的加工，假若这一部分剔除，那么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二)美方认为中国市场扭曲导致不公平竞争

知识产权一直是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知识产权争端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问题，美国一直把中国列入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商务部2017年10月发布的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备忘录中，美国基于中国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该角色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认为中国未充分践行市场原则、从而对经济造成根本性扭曲。特朗普政府挑起本次贸易战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指责中国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偷窃”知识产权等。在此背景下，美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农产品能源等市场，降低汽车等关税，消除金融等服务业投资壁垒，改善市场环境，并采取切实措施削减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三)美国试图借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

2017年中国GDP达12万亿美元，增长率为6.9%，远高于美国的2.3%。201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3%，按此增速继续增长十年时间，即大约在2027年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美国一直试图遏制中国的全面复兴。

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日本发起了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并通过贸易战等成功打压了日本的崛起及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日本先后被迫签署了美日半导体协议、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最后直接系统性地开放了日本的国内市场。通过301条款，美国成功地打开了日本的医药、半导体、钢铁、电信等市场，包括强迫日本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和1987年签订卢浮宫协议，成功阻止日本挑战美国经济霸权。

三、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双方贸易战已经拉开序幕，若任由事态升级，结果将是双输的，所以，中美双方都应以理性和智慧来化解矛盾。

第一，对美国经济而言，不仅其发起贸易战的目的不会实现，美国大部分工业品价格走高将引起通胀，损害消费者利益;中国对其农业品、汽车、飞机等的反制措施将挫伤其出口贸易，经济受损，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客户，美国大豆农民将损失惨重，同时汽车和飞机出口企业利益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美国当前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优先”等霸权主义思想，会引起众多第三方国家的不满或质疑，将影响其与多数国家的国际关系。

第二，对中国经济而言，美国发起的贸易制裁将使中国出口受挫，经济受损。对农产品和化工品的反制措施将推升农产品化工品价格，利好该行业企业，但二者作为重要的上游行业之一将一定程度推升食品CPI和中游工业企业成本，进而冲击消费者利益并压缩部分工业企业利润空间，影响社会福利。

第三，对全球经济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贸易战，将影响世界经济，尤其是当前正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刚开始复苏的阶段，经济还比较脆弱，贸易战对各国经济均将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

第四，对全球金融市场而言，贸易战引发了全球市场的避险情绪，短期内对股市打击较大。当前，经济复苏带动美国进入美联储加息周期、欧央行也进入“温和”退出量化宽松阶段，加息和退出QE进程的节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2018开年经济超预期美股大跌，金融市场波动较大，中美双方开展贸易战严重不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四、中方应对贸易战的对策

一味的妥协，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最终就丧失谈判权，没有谁在商业谈判中会采用这一策略。所以，我们预计中国政府在美国抛出一些措施之后，会提出一些反制措施，反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双方能更好的坐下来谈。但需要尽量避免去激化双边之间的矛盾。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美国提出的是针对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301调查”，以维系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绝对优势的国际分工地位，而中国有在提倡创新发展的经济转型升级，关系到双方的核心利益，可预见谈判会非常艰辛，但依然要砥砺前行。

但只要双方都保持相对的理性，没有进一步去恶化双边关系的行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坐下来谈的结果估计是中国会做一些妥协，例如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和扩大开放，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太可能完全如现在所愿。预计中国在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采用一些谈判策略，例如，在加大对其他经济体开放的过程中，与美国边打贸易战边谈，这样可以获取到更加主动的地位。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涉及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已有的规则对发展经济体来说并不是特别有利。例如，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实施垄断、限制或者扭曲国际贸易，抑制创新，大量存在。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希望把包括限制性商业惯例规则在内的竞争规则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但由于部分發达国家以这是企业自身行为反对纳入而告终。但我们可以考虑在TRIPs的规则之下寻求立法来鼓励企业突破与创新。

当然我们也需要充分尊重美国政府和企业关切的问题，例如，针对目前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缺失的现状，通过谈判，形成一个技术转让和技术受让方利益综合平衡的规则体系，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为今后建立国际技术转让多边规则体系奠定基础。尽管目前中国政府对禁止强制技术转让做出过国际承诺，但我们在对外宣传以及对外谈判过程中，可以考虑明确承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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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宗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