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论文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表现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现在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则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自1998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见表1)。尤其是从2000年以后，其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平均高达5％。而在美国的五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中之间的贸易差额增长最快。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论文 篇1：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与对策分析

[摘要] 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显然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对此，该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关应对策略。

[关键字] 中美贸易 贸易不平衡 产业结构 产业转移

1 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 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 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 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 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 应对策略建议

3.1 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 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 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 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 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 张燕.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 北方经贸，2007, (5).

[2] 张璐, 刘增涛. 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 经济研究导刊，2007, (7).

[3] 李佳. 中美贸易失衡从何而来[J]. 科技信息，2006, (9).

[4] 杜厚文, 彭志文. 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 (2).

作者：魏　然

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论文 篇2：

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思考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表现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现在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则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自1998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见表1)。尤其是从2000年以后，其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平均高达5％。而在美国的五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中之间的贸易差额增长最快。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中美贸易顺差从1999年的687亿美元，猛增至2005年的2016亿美元，7年增长3倍多，年均增长率达28％；而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中美贸易顺差从1999年的225亿美元增长至2005年的1142亿美元，7年增长近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58％，尽管在绝对数上小于美国的统计，但增长率却更高。尽管我国和美国的统计数据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双方的数据都显示了中美贸易处于中国顺差、美国逆差的不平衡状态，而且中美贸易差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剖析

关于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国会议员将原因归咎于中国，并积极酝酿多项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法案，例如“制裁货币失调国家”的提案，对中国所有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等，并频频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虽然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贸易不平衡已成为一种常态，各国能够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实现相对平衡，但过大的贸易差额容易引起贸易纠纷，影响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和国际关系。因此我们要客观地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维护中美正常的经贸往来。

(一)中美贸易顺差扩大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必然结果

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力倡导经济全球化战略，他们把许多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于是出现了大量物质产品在亚洲生产并向美国、欧洲出口的新局面。参与这种国际分工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普遍都有较大的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增长也比较快，不单是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到2005年底，全球官方外汇储备4.87万亿美元，亚洲国家和地区占了3万多亿美元。

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目前我国经济活动人口达7.8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明显。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2.9％、日本和加拿大的3.1％、法国的2.8％、德国的2.1％、韩国的5.8％，因此即使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翻一番，也仍然不足美国的10％。正是由于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来华投资。中国对美出口的主体是在华外商投资企业，2006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近60％。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中有85％左右来自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又是美国企业。从本质上讲，这种加工贸易型产品的出口并不真正意味着我国出口能力的增强，因为这些外商企业可能会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而转移其生产能力。

(二)我国外贸顺差的快速增长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成果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出口创汇能力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外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办厂，也推动了我国出口额的增长。商务部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1994年以后，我国基本呈现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态势，由1994年的53.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累计增幅高达4765％，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逐步释放的正常反映。

近几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和外贸顺差的快速增长也体现了我国加入WTO后的积极效果。在WTO的框架下，我国有权享受相关国家的贸易优惠条件，同时我们也承担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严格限制对华出口造成的

美国目前的出口管制政策覆盖了2500项产品。中国是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国家之一，美国本来完全可以对中国多出口一些产品，但据国外某网站报道，由于政治上的偏见，美国制定的对华禁售商品目录长达7000页纸。2006年，美国政府否决了拟向中国出口的价值达1250万美元的产品。2007年6月17日美国商务部又发布对华科技出口管制政策，确定20类严格限制出口产品。2005美国商业部共收到了1294件向中国出口技术的申请，其中72％被通过，3％被拒绝，25％被退回而没有下文。

(四)现行贸易统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美贸易差额

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其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项基本原则，即“原产地原则”和“物品跨境原则”；一条数据采集方式，即“报关登记方式”。进出口被定义为商品流进和流出国界的物资流动，或者是一国居民与外国居民间所有权的易手，贸易差额只是流入或流出一个国家的销售总值之间的差额。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较少的国际环境下，能够较真实的反应国际贸易各方的贸易得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颠覆了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的基本统计原则。外国直接投资使得国际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无国界，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其海外附属机构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和有力的市场准入方式。然而，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在有关贸易差额统计数据的收集上还无法反应这些变化的影响。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为14739亿美元，而流出存量高达20182亿，净流出高达近6000亿美元；而我国2006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为2455亿美元，流出存量仅为388亿美元，净流入高达2100亿美元。因此在现行贸易统计体系下，由于外国直接投资通过海外附属机构的经济活动，虚增了我国的出口而缩减了美国的出口，从而扭曲了中美贸易差额的真实情景。

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在国际生产网络的全球产业链中，中间品交易异常频繁和活跃。因而现行贸易统计体系的另一重要原则——“原产地原则”对于中间产品的统计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而且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还在“原产地原则”的指导下，把经过了两次甚至三次重复统计的中间品交易的总价值记录在最终生产商所在国的账下。因此在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下，那些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国家的贸易差额可能被严重高估。

以上方面充分说明，导致今日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统计不合理的原因，决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

从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近14％，而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并未减少，而是继续增加。这个事实也足以说明人民币汇率解决不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三、对策与建议

(一)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不能依靠制裁

如前所述，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如果美国实施对华贸易制裁，势必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其结果只会进一步恶化其贸易逆差。

中国现有1.5万亿的美元外汇储备，据美国财政部2007年6月18日公布，中国到2007年4月末，持有美国国债余额4140亿美元，对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中国对美贸易受到严重伤害，就无力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了。

美国在华企业将受重创。截至2007年3月末。美国在华企业52887个，许多美国企业的产品是返销美国的。如果美国对华惩罚，在华的美资将首当其冲。

美国商界将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经营中国商品的美国批发商和零售企业有着极大的利润空间。如果美国对华贸易制裁，这些人的生计将难以为继，使美国的失业率急剧上升。

美国人的许多生活必需品现在都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没有“中国制造”产品的生活将难以想象，美国广大消费者的支出负担也将大幅增加，进而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二)我国应尽快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

为了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反映我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改变现行统计体系给我国造成的不利局面，我国应尽快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

第一，构建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应包括下列指标：“外国附属机构的进口”、“外国附属机构的出口”、“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的销售”、“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当地的采购”、“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所发生的相关成本”等等。在这些指标的下面还应该设立按国别和按行业的次级指标。

第二，根据上述指标建立相应的数据库。我国商务部自2004年开始公布《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然而其所涉及的指标大部分为宏观经济指标，而对于外国附属机构的经营情况没有相应的进行统计。因此要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它既能收集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经济活动指标的数据，又能够收集我国附属机构在外国的经济活动数据，并且要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这一数据库。

第三，商务部应该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经营活动的微观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协同海关总署、外汇管理局、统计局等机构共同编制基于所有权原则的统计报表。

作者：蒋少华　万光彩

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论文 篇3：

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机遇与障碍分析

摘要：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契合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可与土耳其的“2023百年远景”和“向东发展”的战略对接，但也面临着贸易不平衡及贸易竞争、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以及文化交流不足的挑战和阻碍。中土双方需要克服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领域的障碍，才能共同打造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战略对接；地缘政治；贸易不平衡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5.013

土耳其位居欧亚两大洲交接处，既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中东、西亚地区的陆、海、空交通枢纽，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区位优势，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重要支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土耳其主流层面正逐渐获得认知，这将为两国经济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客观分析合作优劣势，把握机遇，促进双方深入协作，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将会更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1中国与土耳其经贸格局

1.1中土贸易总量提升明显

中国与土耳其于1971年确立建交关系，但在建交后的20年中，中土关系在冷战的阴影下发展缓慢，直到冷战结束，双方关系才开始升温。2000年中土建立了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的经济随即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双方贸易呈现飞速发展。2000年至2015年间双方贸易总额从12.05亿美元增长至215.9亿美元，增加近18倍，其中2000年至2007年八年间，中土的贸易总额增速最为迅速，最高值一度增长88.54%。2007年以后，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土贸易增速有所放缓，2009年中土间的贸易总额甚至下降19.81%，但是与土耳其同年对外贸易总额下降27.24%相比，两国贸易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相对较小，市场较为稳定。2010年中国与土耳其进一步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签订了多项协议，并且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贸易结算使用中土两国的货币来进行，通过优化货币流通环境来促进贸易发展。同年贸易总额增长近50%。2012年，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中土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发展。到2014年，中土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已达230.09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中国对土耳其出口193.06亿美元，土耳其对中国出口37.03亿美元，中国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德国。

1.2中土贸易结构不平衡

从中国出口至土耳其的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主要向土耳其出口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中国是土耳其的主要进口市场。以2014年为例，在土耳其进口的前四大类贸易商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未分类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的国家排名中，中国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中排名第一，在机械及运输设备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仅次于德国，排名第二。但在未按品种分类的特种交易和除金矿砂及精矿的非货币用黄金等未分类产品中，中国出口到土耳其极少。在土耳其十大进口国排名和占比中，中国位居第二位，占比1029%，仅次于俄罗斯，其占比10.44%，高于德国，占比9.23%。

从土耳其向中国出口的贸易结构来看，土耳其向中国主要出口非食用原料、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杂项制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其中非食用原料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中国的出口剧增，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下降。从土耳其整体出口贸易结构来看，土耳其主要出口商品是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中国市场并不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不在土耳其前十大出口国的排名中，土耳其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是欧盟和中东地区。2014年，欧盟和中东地区占土耳其的出口比重分别为39.34%和21.75%。

2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的机遇

2.1土耳其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

土耳其自1945年实行多党制以来，国内政党林立，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2年，随着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结束了土耳其多党联合执政局面，实行单独执政。正发党在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经济上倡导市场经济，对外实行全方位外交，政治经济局面日趋稳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在經济上，2000年至2014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665.68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984.2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15%左右。2014年，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815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目前，土耳其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十八位，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土耳其在人口结构上也十分有优势。土耳其总人口约有7584万人，且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民众消费能力很强，消费观念超前，市场潜力很大。土耳其还成功入选“展望五国”（VISTA）和“新钻十一国”（Next-11）两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榜单，并不断努力以欧洲标准为目标，改革、规范和完善相关政治、经济、文化、投资、福利等各项制度，以希望加入欧盟。在政治上，土耳其相对完成政治转型，政治制度和体制比较稳定和成熟。在制度上，各项制度比较规范，较适合对外直接投资。在文化教育上，较少对伊斯兰进行教条化理解，文化开放度和高等教育水平都相对较高，国民基本素质较高。

2.2对接土耳其“2023百年远景”战略

土耳其近几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国家领导人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为使土耳其跻身于世界10大经济体，土耳其分别于2011年至2012年提出了一系列的未来发展展望和计划，即“2023百年愿景”、“2053展望”和“2071千年目标”。

“2023百年远景”是土耳其的近期国家发展战略，它列出了土耳其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社会、法律和外交等领域具体预期目标。如计划至2023年出口达到5000亿美元，外贸总量达到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再修15000公里，完成南北高铁线路，建立船舶建造和航天工业区，将土耳其打造成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物流中心和制造业等等。

围绕这一国家战略，土耳其制定了一项投资激励计划，预计投资5000亿美元。主要用来支持和激励在精练和石油化工企业、港口服务、汽车、铁路、火车头和轨道车、运输管道线、电子、医学、高精和光学设备、药物、航空航天、机械生产和集成金属生产等领域的大型投资。其中仅在能源和交通部门领域，未来计划在十年内的拟投资2400多亿美元。除此之外，土耳其还拟对国外来土的投资和运营提供多种优惠措施和支持。如针对部分投资产品不仅可以免除增值税和关税，而且还可以根据投资类别减税，最高达50%，还可以根据可用性分配公共土地，补偿社保和代扣所得税以降低雇佣成本等。这些鼓励措施显然有利于国际投资者，也为中土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2.3契合土耳其“向东发展”的战略机遇

土耳其历史上曾经建立过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与中亚、中东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社会文化联系，土耳其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东方人。但从19世纪开始，土耳其采取“向西看”国家战略，一直坚持西方化。他们以西方强国为榜样进行改革，并先后加入北约、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欧洲组织，成为了西方阵营的一员。

然而至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向西看”的国家战略又发生了巨大调整和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土耳其的地缘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冷战时期的“边疆国家”跃升为诸多独立国家中的“中枢国家”。相对于以前在西方世界中的战略地位，土耳其在中东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苏联解体后中东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中东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成为各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土耳其自然也不甘落后，开始积极调整外交政策。

土耳其一方面利用其与中亚国家历史、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亲缘关系，在美、俄等大国博弈中，成为美国等大国在中亚实现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借以提升土耳其在西方国家中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力图凭借独特的土耳其发展模式，成为突厥民族和国家的霸主。土耳其希望通过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范式引导中亚国家脱离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变为世俗的、民主的和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并遏制住伊朗对中亚地区的势力渗透。再次，解决石油天然气匮乏问题。土耳其是一个油气资源较为贫瘠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土耳其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要越来越大，土耳其希望能利用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维护能源安全，保障供应安全。同时，土耳其还希望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构建一个横贯中亚—里海—欧洲的油气资源的过境国和能源中心，借此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最后，是土耳其在入欧盟问题上的巨大挫折，加剧了土耳其“向西看”战略的转变。早在1995年土耳其便與欧洲经济联盟签署关税协定，1999年成为欧盟的候选国，2002年，土耳其又积极按照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展开国内一系列改革，并于2005年与欧盟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5年进一步与欧盟提升了关税同盟协定。但时至今日，土耳其仍未能加入欧盟。欧盟部分国家认为土耳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并向土耳其提出近乎苛刻的入盟条件，一些国家甚至对土耳其入盟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使土耳其入盟问题一再受阻，无法满足本国发展需求。

诸上因素促使土耳其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将原先单纯的“向西看”战略变成既“向西看，又向东看”。土耳其开始以民族和语言为文化因素为纽带，以政治体制为范式，以市场经济为手段，以军事安全为保障，积极向东发展，推行其中亚战略，并具体提出了一些务实的计划。2008年，土耳其政府海关和贸易部发起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力图通过简化和协调海关程序，促进丝绸之路沿线边境口岸贸易便利化，形成一条可以吸引外国商人的商业路线。

土耳其“东进”计划刚好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框架形成了战略契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土耳其一改最初的谨慎反应，开始积极与中国的合作。土耳其发起了“中间走廊”的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呼应，拟建立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覆盖的范围从土耳其、阿塞拜疆经里海一直到中亚和中国的交通网络计划，通过道路联通和贸易畅通，促进亚欧区域经济合作。2015年4月，土耳其正式加入亚投行，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成员之一。2015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土又签署了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倡议相衔接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提出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实现两国发展的战略对接，并为双方相关合作提供指南。目前整个中亚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不足，缺乏有效区域合作，中土间的战略合作无疑为挖掘地区间的经贸合作潜力提供了机遇，扩展了渠道。

3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的障碍

3.1贸易紧密度及贸易竞争的障碍

3.1.1中土间贸易逆差严重，市场联系松散

虽然中国与土耳其之间贸易总量增长较快，但双方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双方贸易差额由2000年的9.51亿美元，扩大至2015年的156.7亿美元。以2014年为例，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货物贸易达193.06亿美元，而中国从土耳其的进口仅为37.03亿美元（参见表1）。中方出口是土方出口的5倍多，占双方贸易总量的83.9%。再从双方的贸易结合度上来看，中土间的贸易联系并不紧密。虽然从2000至2014年中国与土耳其的贸易结合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无论是中国对土耳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还是土耳其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小于1，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要出口国，贸易联系松散。中国不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对象，土耳其主要出口对象国家仍是欧盟、中东等国。相对而言，中国对土耳其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土耳其对中国的依赖。中土间长期的巨额逆差，已引起土耳其工商界对中国的不满，而依赖程度的这种不平衡，更不利于营造中土贸易的良好氛围。

3.1.2中土贸易结构上出口竞争性较大，贸易摩擦增加

从静态上看，中国与土耳其两国产业结构相似，都比较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实施出口导向发展，两国出口至世界市场的商品结构相似度较高，主要目标市场有一定重合性，竞争越来越激烈。根据联合国商品数据库资料计算，从2000年至2014年，中国与土耳其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基本保持在70%以上，尤其是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从动态上看，中土双方都在优化各自贸易结构，土耳其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性逐渐走低，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逐渐饱和，越发突出。与此同时，双方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又呈现互补性不强现状。贸易同质性和竞争性，与前文所述贸易逆差交织起来，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工商界不满，土耳其成为对中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

3.1.3国际贸易规则的挑战

土耳其的主要贸易对象仍以欧盟为主，土耳其国内与企业界正迫切希望能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该组织将以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为基础，影响整个全球化规则的制订。一旦土耳其加入该协定，中、土在贸易投资方面合作的门槛和难度将会提高，并大大提升中国参与贸易的成本，相互吸引力也会随之下降，从而对中国出口产生“挤压”效应。

3.2政治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的阻碍

3.2.1大国影响增加不确定因素

虽然，土耳其近几年在“西进”方面遭受重重阻碍，如申请加入欧盟，与西方大国在政治上有所离心，但是两者在经济上依旧紧密，亲西方的政策仍旧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土耳其作为美国的盟友、北约的成员，在中亚拓展影响力的过程中一直有美国、北约的支持。中美在中亚的博弈以及北约对中国的军事防范，都可能成为限制中、土耳其合作的不利因素，导致经贸发展不顺。2013年中国“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中标土耳其全球军事采购，但2015年底，却被无缘无故的取消，佐证了大国的影响。

3.2.2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

土耳其国内长期存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普世性宗教，不受民族、肤色、语言、国界都是兄弟，鼓吹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具有共同的族源和历史，主张所有讲突厥的民族，由土耳其人主导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双泛”思潮下，一些土耳其人认为他们对中亚地区以及中国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人具有“同胞”关系，并自以为肩负着维护中亚地区和维吾尔人民族权利的天然责任，不时利用所谓“民族情感”在我国新疆地区扩充势力范围。他们甚至有人同情“东突”势力，煽动极端主义。这种潜在的民族思想极有可能打破中国和中亚间的战略再平衡，威胁中国西北地区稳定和社会发展，影响中亚国家能源外交的走向，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影响中土经贸长期稳定发展。

3.2.3复杂的地区格局和日趋恶化的国内安全局势，影响经贸稳定发展

土耳其邻近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近年来形势不断恶化，叙利亚内战引爆了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跨土耳其和叙利亚而居的库尔德人长期以来存在着实现自治，建立自己国家的梦想。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进退失据的库尔德政策刺激了库尔德分离主义，在土耳其東南部库尔德聚居地，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库尔德工人党间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出现严重对峙。与此同时，活跃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又与土耳其反目成仇，不断在土耳其国内发动报复性的恐怖袭击，试图将战火烧至土耳其境内。战乱还使叙利亚大量民众沦为难民，他们涌入土耳其寻求避难。难民滞留不但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负担，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安全问题。此外，日益严重的教俗冲突也成为土耳其不稳定的潜在诱因。所有这一切使土耳其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仅2016年上半年就发生了五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伤亡人数达到近千人。安全局势不仅拖累了土耳其经济发展，也使中土间的经贸发展受到阻碍，一些项目不得不暂停，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受到冲击。

3.3文化上交流不足的阻碍

土耳其国民对我国交流不足，认知上存在偏差。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土耳其人的东方游记中，对中国印象便不佳，他们认为中国大而虚弱，没有法治等。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土两国会对方语言的人并不多，直接交流不足，土耳其关于中国的消息往往转载自西方媒体和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而他们大多对中国带有政治偏见，导致土耳其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存在非常严重的偏差和错误。根据美国知名民意测验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甚至比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还要糟糕，在二十国集团中，土耳其成为最不喜欢中国的国家。与此同时，对土耳其也存在负面态度，据2015年7月中国环球网的调查表明，在土耳其发生反华事件发生后，中国六成

网民对土耳其印象也不佳。对于中土双方在“一带一

路”的倡议和合作方面，土耳其普通公众了解甚少，他们对中国的关注点更多聚集所谓的“维吾尔问题”，并以西方性和优越感自居，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认知上偏差，极易引致双方态度的冷漠甚至误解，从而构成双方经贸合作的风险。

4结论

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国与土耳其间的经贸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而言，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契合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也面临着经济、政治、人文交流等种种困难和挑战。双方需要协作努力，携手前行，扬长避短或补短，共同克服困难。中土双方需要在政治上加强高层互访、政策沟通和协商、提高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在经济上，从双方需求出发，务实合作，提高项目合作成功率，切实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加强合作宣传，提升人文关怀，增进民间交往，使双方人民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彼此，了解共同经济利益所在。相信中土双方一定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打造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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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