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中美两国文旅贸易往来频繁，两国互为重要的文旅产品进出口市场。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两国文旅贸易往来，进而波及两国文旅产业的发展。文章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首先分析了两国文旅贸易的现状，其次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两国文旅产业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我国文旅产业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建议。

第一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中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 金融效应 股票市场 事件研究法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美国现任政府想凭借“实力”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重塑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以此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贸易战就是其手段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为相比中国对美5000亿美元的贸易出口额，美国对中国出口则少得多，美国经济完全可以承受得起中国的贸易报复措施，而且，相比美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关税造成的影响很小，天平完全向美国倾斜。相对于美国“好战派”的乐观，经济学者却持有不同观点。美国智库RAND的Dossani(2018)认为仅关注数字大小不能真正理解贸易战对美国的影响，也误判了美国所具有的谈判优势。2018年3月2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事实上，贸易战是有害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蒙受经济损失。贸易战的损益不会仅限于贸易利益得失，效应会扩散到其他领域，比如反应敏感的金融市场。2018年3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与美国钢铁及铝材企业高层会面表示将签署行政命令，从3月5日起对进口钢材及铝材产品分别额外征收25%及10%的惩罚性关税。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巨大震荡，市场担心全球贸易战伤害各国经济，并造成全球经济萎缩及衰退。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下跌420点，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VIX波动指数上升13%。3月2日，日经225指数下跌5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60点。因此，将贸易战的研究从贸易领域扩展到金融领域是有必要的。

鉴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两国间的贸易战更加引人瞩目。早在2010年中国社科院学者张明(2010)就对贸易战与汇率战做过预测，认为经济危机往往是贸易战与汇率战酝酿的土壤，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发达国家贸易战的靶子。基于同样的背景，邝艳湘(2010)运用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得出较为乐观的结果，认为两国发生低烈度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加，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可能性在下降。事实上，2017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推翻了国内的乐观预期，国内文献开始探讨美方发起贸易战的原因、逻辑。宋泓(2017)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转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中国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头号关注目标，双方贸易摩擦将增加。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转向体现在更加倾向于以国内法规制双边贸易行为，孙丽和王厚双(2017)认为基于301条款对中国的调查不但是为美国争夺更大的经贸利益，还包括额外的政治利益和打压中国的战略目标。赵伟(2017)从对特朗普贸易战提供理论支持的竞选经济顾问、后来的美国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视角探讨了美对中贸易战的逻辑问题，认为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政策取攻势不可避免。朱磊等(2018)采用相似的视角，从特朗普贸易团队的政策主张角度解释了美对中的贸易政策，并认为从法律角度看，特朗普存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可能性。易宪容(2018)分析了特朗普政府3月份发动钢铝惩罚性关税的意图，认为特朗普发动全球以及中美贸易大战的成本太高、打击美国股市、不符合特朗普连任的政治利益，因而概率不会太高，而且认为钢铁关税的主要目标不是中国而是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全球金融市场反应过度。郭可为(2018)分别从美国内政和对华政策转变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对中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认为对内是为了配合竞选政治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华则除了扭转贸易逆差、遏制中国高新产业之外，还有就是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体现。钮文新(2018)从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角度认为特朗普之所以发动贸易战是为了逼迫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从美国的贸易战历史来看，这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薛威等(2018)对历史上美国参与的贸易战进行了回顾，认为美国善于打多维立体的贸易战，贸易战往往与金融战、汇率战相互融合，并辅之以外交、文化、政治等多领域的配合，对贸易对手进行多维度的综合打击。20世纪的美日贸易战就是一个范本，基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谈判结果是日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可以看出，贸易、金融、政治和外交都被用以解释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动因。

国外学者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动因解释多以贸易政治经济学为视角。Kai(2018)对比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发动对日本贸易战的历史，认为贸易战是美国打击新兴经济势力赶超美国的惯用手段，对中国的贸易战也不例外，这与贸易摩擦成因的早期理论一致。Katzenstein(1978)从国际政治经济霸权演变的角度研究了两国贸易战的动因：处于不同霸权周期阶段的霸权国会采用不同的贸易战略扩大或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在霸权上升时期偏好于促进开放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当霸权衰弱时则采取保守主义，对外贸易中的强烈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战的根源。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发动贸易战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为了维护自身霸权，阻止中國的赶超。特朗普认为中美贸易的巨大不平衡是不公平的，美国是吃亏的一方，因此需要重新定义一个他认为对美国公平的贸易模式和规则，使制造企业回流，提升美国的就业，这符合Mayer(1981)的解释，即政府采用贸易战这种博弈的方式是为了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美国竭力保护不具有竞争力的钢铝产业和所谓的“铁锈地带”，是基于选举政治的考量，符合贸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Peltzman(1976)就指出政府寻求的是使自身政治支持最大化的贸易政策，贸易战反映了美国国内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Grossman&Helpman(1993)建立一个将国内政治纳入国际经济关系的模型，研究同样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决定了政府政治支持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合作性贸易政策就是特殊利益集团政治压力的结果。Ossa(2011)建立的实证模型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还有一些学者从预测的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格局以及影响。盖新哲和刘颖(2017)分别就低强度、中等强度和高强度贸易战的可能性贸易战格局进行了分析。郭可为(2018)则更详细地分析了未来中美贸易战可能出现的从“最好”到“最差”的五种情形，并认为贸易战在冲击中国经济的同时会反噬美国。朱磊等(2018)进一步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模拟了不同情境下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全面贸易战给双方都将造成重大损失。这个结论与早期李昕(2012)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的结果大同小异，全面贸易战对双方均弊大于利。有学者认为贸易战的不断升级扩大可能会演变成双方的经济金融战，需要预防美国多维立体贸易战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诱引。郭榕和王昱(2017)建立了一个交易成本模型研究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显示，301贸易调查提高了交易成本造成短期资本流出加剧，增加了国内金融风险。姜建新(2018)分析认为美国的贸易打压短期内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带来冲击，但美国不具有打金融战的足够底气，贸易战向金融战蔓延的概率较小。但由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高关联度，贸易战对中国金融业仍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蔡浩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战对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贸易战的影响将从经济传导到金融，冲击会在不同金融领域、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相互传导，相互影响。黄少安(2018)则着眼于金融开放的风险，认为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战略目标是诱惑和逼迫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决定不能被动开放，主动权需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会是“自毁长城”，落入“特朗普陷阱”。

现有研究多方面揭示了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背景和动机，对可能的发展态势和对中国的影响做了预测分析。但少有文献对贸易战可能产生的金融效应做深入探讨，多数文献分析对象是贸易本身或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以及各种实体产业可能受到的影响等，没有深入涉及金融领域。即使有涉及金融领域的研究，仅为泛泛而谈，没有量化研究。本文的重点是揭示中美贸易战可能产生的金融效应，通过事件研究法对可能的金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为中美贸易战的研究增加新的视角。以中美双方股票市场为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方法实证发现中美贸易战通过直接影响投资者对加征关税行业的未来盈利预期产生了“现值效应”，贸易战的大规模升级以及政治化造成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担忧产生了“传染效应”。“现值效应”和“传染效应”同时存在于中美双方股市，表明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美国可以轻易获胜无法得到市场的支持。我国“不对称贸易反击战”对美国股市显著的负面冲击表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是有效的。

二、中美贸易战：事件与描述

近期中美贸易战起于何时，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大概是因为没有一个对“贸易战”的清晰界定，“贸易摩擦”与“贸易战”几乎被互相替代使用。姚博(2018)将其追溯到2017年8月14日美国发起对中国的特别301调查并被中国强烈回应作为第一回合。当特朗普公布钢铝关税消息的时候，Johnson(2018)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称“特朗普的贸易战来了”。沈建光(2018)认为基于232调查的中美钢铝相互征收关税的贸易额仅在30亿美元左右，远远不够贸易战的程度，同时，钢铝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所占比例较小，影响不大，但如果涉及600亿美元的贸易额(最终确定为500亿美元)，则不能再看成是一般的贸易摩擦了，可以看出其是以贸易额大小来判断是否应该归入贸易战范畴。陈建奇(2018)指出贸易战最重要的特征是对抗性、突破常规和产生负面影响，并提出了判断贸易战的三个标准：政策内容突破多边体制、政策得到严格执行和政策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在《贸易战与贸易对话》(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一文中，Grossman&Helpman(1991)将“政治因素”引入，认为在贸易战中，一方政府的行为是非合作的单方行为、无视其行为对对方政治和经济造成的任何影响。本文认为“贸易摩擦”的外延太广，涵盖内容太多，不好予以精确界定。“贸易战”远超“贸易摩擦”，就类似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与“边境摩擦”的区别一样，其程度、等级、性质不仅是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一年内，中美贸易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美国政府一边提出各种论调以及对华贸易调查，但没有真正采取有伤害性的措施，而且中间还有习特会的“百日计划”以及特朗普访华的2535亿美元成果。“量”和“质”的转折应该是2018年3月的连续事件：依232调查征收钢铝惩罚性关税(3月8日)和签署总统备忘录将依301调查对涉及6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大规模征税(3月22日)，中方同時期提出对等反击措施。贸易事件并不是孤立的，2017年12月18日美国发布特朗普执政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中美贸易战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该报告将中俄列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以及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之首，中国被定位为美国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因此，在此背景下，贸易战已不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了，已经有了“质”的改变。

按照上述学者对贸易战的定义以及贸易战情景的分析，不管是涉及的贸易规模、范围和影响程度，还是按美方带有政治性的、单方非合作来说，现在中美双方处于贸易战是客观的，不管双方是否承认，而且随着美方不断升级关税等措施，贸易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贸易战由美方主动发起，中方是同等应对，因此本文以美方的行动为线梳理中美贸易战的过程。自2018年3月至10月，中美双方共有四轮交战和四轮对话。美方共有四轮交战(关税清单)涉及或单独针对中国：钢铝关税为第一轮交战，340亿美元清单为第二轮交战，160亿美元清单为第三轮交战，2000亿美元清单为第四轮交战。双方的四轮对话则分别为：5月3日至4日、5月15日至19日、6月2日至3日以及8月22日至23日，其中前三轮获得一定成果，最后一轮没有取得进展，但对话的成果也随着美方的出尔反尔化为乌有。美方对华关税措施力度不断提升，关税税率从10%上升到25%，涉及贸易额从30亿美元上升到500亿美元，再提高到2000亿美元，特朗普甚至威胁对超过5000亿美元的全部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涉案的商品范围从钢铝产品扩大到机电、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航空航天器以及矿物燃料等，仅500亿美元的清单就涉及818个类别，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还包括化学品、纺织品、食品、电子产品等。中方紧跟美方，同时期进行对等报复，对美征税清单也包含545项。鉴于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和自恃能迫使中方让步的自信，贸易战熄火暂时看不到曙光。鉴于贸易战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本文将中美贸易战分成三个阶段：以钢铝关税为第一阶段，虽然此阶段涉及贸易额相对较小，而且中国不是特定对象，但从走向和背景来看，这是贸易战的“先锋战”，除规模较小外，其他特征都符合贸易战的定义，可以称为低烈度贸易战;第二阶段可以称为中烈度贸易战，该阶段包括分成两个批次执行的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共500亿美元的贸易额，产品范围也被极大扩大;第三阶段称为高烈度贸易战，涉及贸易额猛增到2000亿美元。

虽然现在双方并没有明确进行金融战，但如此大规模的贸易战势必对双方产生金融效应，本文以股票市场为例分析中美贸易战的双边金融效应。对股票市场来说，贸易战应该具有重要的“事件资讯效应”。股票市场价值反映的是市场对公司未来股息红利的预期，是对公司未来经营利润的期望。贸易战如果具有资讯内涵，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很容易被投资者判定为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将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对股市产生影响。征税清单中的相关企业，尤其是在美国具有很大出口份额的生产企业，关税增加降低了出口竞争力，预期未来收益的下降将直接影响股票市价，投资者抛售的意愿会提升，这种直接影响可以称为“现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战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尤其是当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将贸易战视为阻止中国崛起的手段时，贸易摩擦会演变成全面的对抗，中国宏观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连累，因此，即使不是以出口美国为主的上市公司也会被预期为“悲观”，该间接影响可称为“传染效应”，因国家之间相互提高关税造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强化了市场的悲观情绪。中方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同样会对美国股市产生影响，“现值效应”和“传染效应”也会出现。

以沪深300和标普500指数的整体表现来看，虽然程度不同，但贸易战确实在中美双方股市中都表现出“事件资讯效应”。总体来看，贸易战的发生以及升级对股市产生负向冲击，双方对话则被市场视为正面信息。在“四轮清单”中，中国股市对钢铝关税的反应弱于美国股市，可能是因为钢铝关税战的主要针对对象是全球性的，相对的中国受到的冲击较弱;但对其他单独针对中方的三轮清单中，中国的国内股市反应远超过美国股市。例如，在6月15日，美国政府正式公布5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时，沪深300当日下跌0.52%，标普500同日下跌0.1%;当6月18日，特朗普威胁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方输美加征10%关税时，对于美方威胁升级的反应，沪深300和标普500分别下跌了3.52%和0.21%。总体上，标普500指数对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反应强度较低。中美股市具有相似程度的反应是中方在3月23日的公布第一次反制措施时，中美股市的反应都非常强烈。原因可能是市场都没有预期到中国的应对是如此坚决和迅速，中方不妥协的立场打破了市场预期，贸易战可能第一次被市场认为不可避免。对于“四轮对话”的反应中美股市仍存在差异，但除了第四次之外，其他都是正向反应，说明市场将“对话”视为一种好消息。市场对“第四次对话”反应为负向是因为此次对话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没有达到市场预期，市场将其理解成“坏消息”。

三、实证研究过程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贸易战涉及的产品范围甚广，本文按照大类划分原则，取清单中占比较大的涉案商品选择双方的上市公司。美對华关税清单中最大的行业板块股票，分别为：钢铝、航空航天器、铁道车辆轨道、纺织服装;中方对美方的反制包括：农产品、石油天然气、汽车和陶瓷。中国股票采用申万行业分类标准，美国股票选择GICS行业分类，去除在估计窗和事件窗中有其他重要停牌事项发生的股票，再去掉ST股和B股以及中概股等非美国公司股票。所有数据均来自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二)实证方法与过程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事件研究法的基本思想是：在有效的市场中，某事件的发生会改变股票的收益率，使受该事件影响的实际收益率不同于没有受该事件影响的收益率，或称为预期收益率，要验证事件是否具有资讯信息对股价产生影响在计量中就是验证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是否显著不同，或者说就是检验二者之间的差(称为异常收益率)是否显著异于0。虽然还存在具体的技术细节分歧，但事件研究法的意义是被普遍认可的，该方法的基本逻辑和步骤也得到普遍认同。

1.事件日、事件窗与估计窗

重大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坏消息往往会引发投资者的恐慌，即使事件还没有真正发生，权威消息(如特普朗的推特)提前泄露会增加投资者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情绪，从而为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而提前采取规避行为。现代发达的媒体传播使投资者的行为反应会更加迅速，事件窗口期应当缩短，同时中美之间的时差造成市场反应的滞后。基于此，本文事件窗的设置将以以下原则为标准：同一事件的事件窗分成两个，“消息窗”和“事实窗”，前者为新闻媒体或官方的事件真正发生前的消息透露，后者为该事件的真实发生，窗口期均设置为事件日的前后各一天。例如，虽然2018年3月8日特朗普正式签署钢铝惩罚性关税行政命令，但消息自当月2日就被特朗普传递出来了，按上述原则，该事件有两个可能的事件日：3月2日和3月8日，事件窗则包括上述两个日期的前后各一天。本文将事件日定义为t=0，即事件日为第0期，估计窗设置为某期，估计窗长度统一设置为250个交易日。贸易战的过程梳理为本文提供了“四轮清单”事件，围绕四轮清单确定四轮交战的可能事件日如表3所示。

2.异常收益率的定义与估计方法

异常收益率是事件窗内股票的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的差。实际收益率可以直接观察到，预期收益率需要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估计，因此异常收益率计算的关键是如何估计预期收益率。在预期收益率的估计模式中，由于CAPM模型被检验出存在问题，在国外的事件研究中基本被放弃，APT模型的应用也并没有显著提升事件研究法的检定功效(Mackinlay，1997)，因此基于经济模型的估计方法基本被国外学者放弃，实证中大都采用市场模型。国内学者对估计模式在国内的适用性也做了研究。陈浪南和屈文洲(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贝塔值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比较不稳定，标准的CAPM在我国股票市场不适用。刘霖和秦宛顺(2004)则证明APT模型在我国股票市场上也不适用。陈信元和江峰(2005)的模拟结果显示市场模型更适合于中国A股市场，其检验功效具有优势，均值调整模型无明显优势。虽然陈汉文和陈向民(2002)的模拟研究显示，市场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更容易拒绝原假设，均值调整模型更具有优势。但实证发现在有事件集中的情况下，市场调整法(如市场模式)比未调整法(如平均调整法)估计异常收益率更佳(沈中华和李建然，2000：110)。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首先使用市场模型对中美两国股票的预期收益率进行估计。其模型为：

R2、Rm，分别为股票i和市场投资组合在t日的收益率，s。为误差项，为白噪音，即s～N(0)，本文中分别使用沪深3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代表中美两国股市的市场投资组合。a、β为回归参数，其值由估计窗估计得出，即a、βi。为避免事件集中带来的异方差或自相关问题，本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将上述所估参数值代人事件窗，得出股票i在事件窗“某一期”(E)如果没有该事件发生时的预期收益率E(R)，即：

个股异常收益率都进行标准化(SAR)处理，异常收益率标准化是指将个别股票异常收益率除以该股票的异常收益率的标准差。标准化的目的是将所有个别股票异常收益率的分布，都转换为标准正态分布，以符合同分布的统计条件。标准化的做法相当普遍，而且研究表明，该方法可以提高检定异常收益率的能力，尤其是在股价对某些事件反映较弱的情况下(沈中华和李建然，2000：49)。

为了消除个别股票异常收益率受所研究事件之外的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要对所有样本中的异常收益率进行平均，即计算事件窗内样本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平均标准化异常收益率SAR，使用下面公式进行计算：

异常收益率为正说明该事件对股价有正的影响，否则为负的影响，即为坏消息。

3.异常收益率的显著性检验

目前国内外文献主要以参数检验方法为主对异常收益率进行显著性验证。实证也表明，参数检验(t检验或z检验)具有相当好的检定力，即使横截面数据不满足正态分布条件对参数检验也没有太大影响(沈中华和李建然，2000：55-58)。本文采用的连续复利异常收益率的计算方法以及对异常收益率的标准化从数据上保证符合同分布(正态分布)的统计要求。鉴于此，本文首先使用参数检验，下文再采用非参数检验(符号检验)进行稳健性检定。

当事件集中时，异常收益率的横截面独立性会受到影响，独立性假设未必成立，对实证具有较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事件集中将增加异常收益率的方差，进而造成降低事件研究法发现异常收益率的能力(Brown&Warner，2006)，但标准化横截面法t值不受事件集中的影响，用于检验AR显著性的t统计量其计算公式为：

4.基本结果分析

(1)中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现值效应

实证结果显示(见表4)，我国股市对第一轮中美贸易战反应最为强烈，在“消息窗”和“事实窗”中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而且数值都较大，说明钢铝关税虽然不仅以中国为征税对象，但“坏消息”的資讯效应非常明显，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横向比较看，第一轮交战中，我国股市的异常收益率远高于其他三轮交战。钢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金额较小，但股市反应非常强，说明贸易战的“传染效应”远大于“现值效应”，国内投资者可能认为钢铝关税战已经远超一般性的贸易摩擦，钢铝关税战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转向的真正落实。投资者反应过激说明钢铝关税战的心理冲击远大于可能带来的收益损失冲击。投资者真正担心的可能是潜意识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会因美国大规模关税征收受到打击，未来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股市对6月份的清单即第二轮交战反应不敏感，可能是由于其信息在前几个月得到反映。事实上，特朗普在3月22日就签署了对中国500亿美元征税的备忘录，而且，中间不断放出相关消息，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了该“新闻”，已经不再是新的信息。从累积异常收益率的变动可以看成，从3月份到7月份，贸易战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市场，累积异常收益率(见图1)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美方不断对中方施压对我国股市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第三轮交战中，我国股市在“事实窗”具有较强的反应，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而且都是统计显著地。我国股市对第三轮美方实施的关税清单反应较为敏感可能是7月份到8月份“坏消息”密集发布的集中反应，一方面，美国不断加码关税，另一方面，8月份的双方第四轮谈判无果而终，市场出现了叠加效应。

双方第四轮交战发生在9月份，美方对中方的征税规模上升到2000亿美元，贸易战烈度骤升，较为显著的异常收益率显示“坏消息”的资讯效应也十分明显，“事件窗”内的负异常收益率低于第三轮交战，可能是事件日正好是我国的股市因中秋休市，投资者的反映被时间弱化了，同时美方将更高的25%的税率延后几个月之后实施提升了投资者的想象空间。

作为反制，中方对美方的每一轮清单都会提出报复措施，从实证结果(见表4)看，贸易战同样对美国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在3月份中方发起第一次反击之后，美国股市在“事实窗”都产生了负的异常收益率，而且具有相当的统计显著性表现，截然不同于在“消息窗”的反应。其原因可能是投资者对中方采取的果断报复措施心理准备不足，对中方可能妥协的期望被中方快速有力地反击措施打破，这种“坏消息”被反应到了股市上。之后美国股市形成了中方不会妥协的预期，因此，在后面三轮交战中每次中方给出的信息都被市场认真对待，“消息窗”中负的异常收益率证明了这一点，除了第三轮交战“消息窗”中负的异常收益率不显著之外，其他两轮的负异常收益率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从美国股市在第二至第四轮交战中“事实窗”的反应来看，贸易战的负面效应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其中，第三轮交战中，美国股市的反应程度明显比其他几轮高，说明中方的措施具有精准打击效果。中方对美方升级贸易战的第四轮反击措施效果也非常明显，事件日和之后一日美国股市都出现负的异常收益率，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2)中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传染效应

为了验证中美贸易战的“传染效应”，本文选择不在贸易战涉案范围内的银行板块来验证是否存在“资讯效应”。如果银行板块对贸易战存在“资讯效应”，说明贸易战不仅影响了投资者对受关税影响行业未来的预期，而且影响到了投资者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了负面看法，因此其他行业也会被贸易战效应所波及。

实证结果显示(见表5)，中美双方上市银行股票都受到了贸易战显著的负面冲击。整体看，第一轮和第二轮交战对中国上市银行股票平均异常收益率的影响要高于后两轮，仍显示了第一轮交战对我国市场的强烈冲击。美国上市银行股票的反应略呈增强趋势，中方的反击的负面冲击仍是显著的。从“消息窗”与“事实窗”的比较看，中美双方呈现相同的特点，银行股票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在“事实窗”更为显著，而且事件发生当日的冲击明显高于事件期发生前一日和后一日，显著性水平也是如此。

通过上述实证结果，对比中美股市对贸易战的反应，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贸易战确实存在金融效应。无论是发起贸易战的一方还是被迫回击的一方，股市都将贸易战理解成是一种“坏消息”，贸易战的资讯效应明显。

第二，贸易战对直接涉案的上市公司行业具有显著的“现值效应”，影响了投资者对相关行业未来盈利的负面预期。同时，贸易战也影响到了投资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未来预期，贸易战通过“传染效应”显著地冲击了其他行业。

第三，贸易战的“双输”性质在双方股市得到了验证。贸易战确实给中国股市带来负面冲击，并且有时还很严重，但中方的反击也显著地给美国股市造成负面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美国可以轻易取胜没有得到股票市场的支持。

第四，贸易战中征税涉及金额的不对等并没有降低贸易战的负面冲击，中国进行的“不对称贸易反击战”仍具有相当的威力。因中国输美贸易额远高于进口，在涉案金额上中方不占优，比如在第四轮交战中，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涵盖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而中方的反击仅涉及60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但从股市反应看，美国的敏感程度并不比中国低，甚至还要高。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政府高估了手里持有的筹码。

四、稳健性检验

如果采用市场模式对收益率进行估计的话，可能要考虑自相关异质变异问题(ARCH)，应对方法是采用EVENT-GARCH方法，即使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1，1)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可以明显改进效率。

在显著性检验中上文中使用了参数检验，现使用非参数检验的符号检验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非参数检验不需要对异常收益率进行任何分布的假设，可以增加结论的稳健性。符号检验统计量为：

其中，p为事件窗口期中异常收益率或小于0的观察值占样本总数的比例。

符号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对比发现，非参数符号检验仍支持本文的论证。美国第一、三、四轮对进口中方商品加税给我国股市显著地造成负面冲击，而且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受负面冲击的样本在增加。针对中方的反击措施，符号检验显示美国股市在初期反应比较强烈，再次印证中方的反击出乎意料，而且第四轮交战对美国股市的负面冲击也是非常显著的。

五、结论

美国在2018年3月發起的贸易战搅动了全球市场，重回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贸易霸凌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最大的不确定性。经贸与金融的紧密关系使贸易战效应扩散到金融领域，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对双方的金融市场都会造成负面冲击。本文以中美股票市场为例，运用事件研究法的实证表明贸易战的金融效应是确实存在的。贸易战造成被加征关税行业预期利润的降低，影响到了投资者对股票“现值”的判断;贸易摩擦的政治化使投资者放大了贸易战可能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加上“大萧条”历史的佐证，可能会恶化的宏观经济使投资者将悲观情绪“传染”到其他行业股票。“现值效应”和“传染效应”使股票收益率恶化，显著的负平均异常收益率反映了贸易战所具有的“坏消息”资讯效应。本文通过对贸易战关税清单中的行业上市公司股票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现值效应”的存在，通过对不在关税清单内的银行板块股票异常收益率的研究证实了“传染效应”的存在性。实证证明贸易战是“双输”的，中美双方的股市都存在负面冲击效应，美方不可能在自身不受损的情况下取得贸易战的胜利，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上市公司股票的反应证明美国政府高估了持有的筹码。中美在贸易额的不对称限制了中方同等规模的反击，但本文研究表明中国“不对称的贸易反击战”是有效果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是有效的。因此，对中方来说，不自乱阵脚、沉着果断应对才是正确的应战之道。当然，贸易战的长期效应可能要在较长的时间后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仍将值得持续关注。

作者：于恩锋

第二篇：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文旅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要：中美两国文旅贸易往来频繁，两国互为重要的文旅产品进出口市场。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两国文旅贸易往来，进而波及两国文旅产业的发展。文章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首先分析了两国文旅贸易的现状，其次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两国文旅产业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我国文旅产业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理论;文旅贸易

一、 引言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我国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2017年8月，美国以中美贸易失衡为由，开始对我国进行“301调查”，并针对其调查结果对我国进行两轮的征税。为此，中国也进行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战由此展开。贸易战的持续和加剧，势必会对包括文旅产品在内的中美贸易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冲击两国文旅产业的发展。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数据统计，自美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美国进行的80次“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有一半是针对中国展开的。而且这些调查的重灾区就包括文体用品。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两国文旅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从多视角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两国文旅产业发展的影响，继而针对我国文旅产业如何应对贸易战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 中美两国在文旅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贸易发展迅速，贸易合作遍及各个领域。2017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 837亿美元，其中中方顺差2 758.2亿美元，但是在服务贸易上，中方逆差540.7亿美元。文化产品已经成为国际贸易领域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型。目前，我国是世界文化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国，在总类文化产品贸易保持绝对顺差。我国对美国的文化贸易顺差总额由2011年的145.69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221.45亿美元。从出口来看，美国已经是我国文化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出口金额由2011年的150.5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227.76亿美元，占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11年的25.9%增长到2016年的29.0%。從进口来看，美国一直是我国文化产品的前五大进口市场，进口累计金额由2011年的4.89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6.31亿美元，占我国文化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11年的5.5%增长到2016年的6.4%。

从文化产品细分来看，2016年，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总额达到147.59亿美元，是上年的1.9倍，进口额为1.5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2%;出口到美国的书籍、报纸、印刷图画及其他印制品、手稿、打字稿及设计图纸总额达到11.5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5%;进口额为4.71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1%;出口到美国的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总额为0.5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20%，进口额为0.2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在影视方面，我国是美国影视行业最大的海外市场，美方贸易顺差巨大。2017年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收入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而我国电影在美国的票房仅有100多万美元，差距悬殊。

在旅游方面，中美两国都是旅游大国，具有较强的旅游竞争力。相对于美国，我国具有旅游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国民需要更高层次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国内的旅游供给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旅游需求，出境旅游人数增长迅速。旅游成为美国对我国最大的顺差产业。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NTTO)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成为美国第三大旅游客源国，赴美旅游人数由2016年的305万人次增加到2017年的317万人次，增长了3.9%。与此同时，美国对我国的旅游相关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60.8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1.6%，而我国对美国的旅游相关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38.9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54.7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仅为3.8%，中方逆差由2008年的21.90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298.2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3.7%。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在玩具等文旅产品制造上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实现贸易顺差，但是在影视、旅游等真正体现文旅内容和价值且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上，美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方贸易逆差明显。可以看出，在文旅贸易上，我国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贸易结构不稳定，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三、 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文旅产业发展的影响

1. 堵塞了两国文旅贸易渠道，冲击了两国的文旅贸易。关税是影响贸易往来的关键因素。过高的关税会形成贸易壁垒，缩小了两国的贸易渠道，阻碍两国贸易往来。随着贸易战的打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波动下降。根据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的数据显示，美国出口中国的贸易总额从2017年10月的12 963.434百万美元降低到2018年9月的9 789.081百万美元。在文旅贸易上，从电影行业看，2012年，中美签署《中美电影协议》在2017年到期，但新的谈判还未彻底谈好。随着两国贸易战的触发，新的电影协议谈判可能会中止，相关协议的签署可能会搁置，引进的电影数额可能会减少，影片审查周期可能会延长，审查尺度可能会加大，上映时间可能会缩减。这严重影响了两国的电影贸易，尤其打击了拥有巨大中国市场的美国电影。

2. 影响两国文旅产业的投资、收购和并购，不利于文旅企业开辟新市场。中美两国是全球对外投资大国，两国在文旅产业上的投资合作不断。作为美国著名的跨国公司，迪士尼集团在全球共修建了6个迪士尼乐园，其中两个在中国，分别位于香港和上海。随着贸易战的拉开，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加强了外资对美投资的审查，这将波及到我国对美国文旅领域的投资，制约了两国文旅领域的投资合作。而且，贸易战使得两国未来投资政策的不稳定性加剧，投资环境恶化，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利于其投资。此外，贸易战还阻碍了两国文旅企业的收购、并购活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严格审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收购、并购活动，这使得文旅企业在收购、并购方面面临巨大障碍。

3. 减少了两国文旅产业的就业岗位数。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或使两国文旅产业的就业岗位数减少，不利于两国居民的就业，很有可能增加两国的失业率。根据美国赋税基金会的最新报告，贸易战可能使美国减少292 000个工作岗位，并使美国的每个中产阶级家庭平均损失453美元。从旅游来看，直接依赖旅游业的美国人达到860万，间接依赖旅游业的人口更高达15%左右。美国旅游业对我国游客依赖程度较高，一方面是由于2017年美国对多个穆斯林国家的旅游禁令导致这些国家赴美游客大幅减少，另一方面我国赴美旅游人数众多，消费能力强大。由于贸易战的发生，美国政府决定未来会增高中国居民赴美旅游签的门槛。这极有可能降低中国居民赴美旅游的热情，减少中国居民赴美旅游人数。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2018年5月至9月，我国国民获得美国商务、教育和休闲娱乐签证的人数比2017年同期减少了10.2万人，下降幅度高达13%。而且，若我国对美国进行旅游制裁，中国赴美旅游人数还会进一步下降，美国旅游业将遭受到重创，依赖旅游业的就业人口将面临巨大的失业风险。同样的，中美摩擦也使我国文旅产业发展降速，就业岗位减少。2018年，我国游戏、影视、旅游等行业招聘需求大幅下降，掀起一阵裁员潮。根据2018年新三板挂牌文娱企业半年报显示，在50家影视类企业中，有78%的企业的员工数量减少。

4. 阻碍了两国文旅企业的互相学习与交流。一直以来，中美两国的文旅企业联系密切，交流频繁，在交流中两国文旅企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然而，贸易战带来的汇率波动等风险给文旅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不利于两国文旅企业的联系与交流。从会展业来看，从2006年以来，两国会展业一直保持互惠互利的合作。在合作交流中，两国会展业不断提质增量，会展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由于国际性展览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国际厂商，中国企业通常非常乐意参加国际性展览，其对国际性展览的关注度高于国内展览。2018年在美国举办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上，我国有1 551家企业参展，占参展企业总数的30%以上。然而，贸易战严重打击中国企业的参加美国展览的热情，使得两国会展业交流减少，降低了中美会展企业互相学习的机会，阻碍了两国会展业的发展与进步。

5. 威胁两国文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文旅企业对中美贸易战顾虑较大且应对能力较弱。由于贸易关税的增加，企业可能会减少甚至放弃部分生产，这不仅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严重威胁了企业的生存。根据中原证券统计，受贸易战的影响，文旅企业的股票行情堪忧。2018年5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我国500亿商品征收25%关税导致当日A股暴跌，文化传媒板块跌幅达到3.10%，其中广播电视、电影动画和平面媒体分别下跌4.61%、1.92%和0.03%。2018年7月11日，美国决定对我国出口美国的2 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其中包括艺术品、收藏品及古董和颜料瓶、彩盒等部分玩具配件。相应的，我国政府决定对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5%～25%的关税，其中部分玩具产品将加征10%～25%的关税。贸易战提高了两国艺术品企业、玩具企业等文旅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订单量，压缩了企业的利润，危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四、 我国文旅产业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建议

1. 扩大文旅产品内需，减少外贸依存度。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根据我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1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33.6%，远高于日本等国。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减弱了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与出口不同，消费具有内生性，受贸易战等外部环境变化影响较小。目前，我国国民的文旅需求还未充分释放，增长潜力巨大。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为2 086元，平均消费倾向仅为8.03%，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小。鉴于此，扩大文旅产品内需，刺激国民文旅消费是我国文旅产业应对贸易战的重要手段。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为扩大文旅产品内需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住房、医疗、教育保障体系，让居民进行文旅消费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促进国民消费升级。第三，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融合，贯彻乡村振兴，改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释放农村文旅消费潜能，扩大国内文旅消费市场。

2. 积极拓宽国际市场，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目前，我国在文旅贸易中对美国的依赖度较高，这大大增加了我国文旅贸易的风险。因此，积极扩宽我国文旅产品的国际市场是应对贸易战的必由之路。首先，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沿线国家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旅贸易，构建国际贸易产业链，建立全方位、多元化、多渠道的国家文旅贸易战略。其次，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文旅贸易合作。虽然非洲经济较为落后，距离我国较远，贸易成本较高，但是非洲资源丰富，拥有约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快速，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文旅贸易潜力巨大。因此，应积极增加与非洲国家的文旅贸易合作，缔结文旅贸易协定，构建新文旅贸易结构，实现文旅贸易格局多元化。

3. 加强宏观调控，调整贸易政策，加大对文旅贸易的支持力度。根据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国家实施的贸易政策可以提高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优势，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分工格局。因此，首先，我国政府应积极发挥其在文旅产业上的宏观调控作用，主动参与制定全球文旅贸易规则，使我国文化理念与价值观不断渗透到国际文旅贸易规则中，提高我国在国际文旅贸易规则中话语权。其次，积极制定、调整和完善文旅贸易政策，营造公平公正的贸易环境，为我国文旅企业在国际贸易上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第三，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政府干预贸易政策措施，为文旅贸易创造和建设良好的竞争环境与平臺。加大文旅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文旅产品的出口关税，并对出口文旅产品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4. 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文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影视、旅游等文旅产业上，美国对我国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文旅产品供给水平不高。目前，我国文旅产品的供给水平和质量还未达到居民的需求，这就导致居民的需求外溢。因此，应加快文旅产品上的供给侧改革，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战。首先，加快文旅产业内外部融合。促进文旅产业内部融合，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增加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以文化赋予旅游新活力，助推文旅业态升级。积极引导文旅产业与科技、教育、互联网等深度融合，发挥其在文旅产业中的创新作用，创造出能够满足国民高层次文旅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其次，根据文旅产业的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才为中心，坚持人才引进与培育并重，坚持人才数量与质量统一发展，全面提高文旅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培育、孵化、培训、管理、激励的体制机制，为文旅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撑。

5. 自主创新，打造品牌，形成文旅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文旅贸易上，我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多数企业以制造、加工为主，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附加值低，缺乏创新和核心竞争力。而美国的文旅企业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知名品牌众多，如迪士尼、环球影城等。要扭转我国文旅企业在国际贸易上的劣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就需要我国文旅企业打造品牌，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首先，根据消费者需求、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利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自主创新产品与服务，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从产业链低端走向中高端位置。其次，加大宣传与营销，创新营销手段，构建品牌文化，提升企业知名度，打造知名文旅品牌。第三，积极寻求文旅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中小文旅企业可以进行兼并与重组，实现文旅企业战略和资源整合，形成文旅航母企业，提升文旅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企业抵御贸易战等外部风险的能力。

五、 结论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一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本质上破坏了全球生产网络，粗暴践踏了当前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贸易战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是违反公平贸易竞争的行为。特朗普政府高度强调“美国优先”，实质上却是“美国独行”，这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发展。中美两国是互相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两国均能从贸易合作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中美贸易合作不仅能够给双方国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改善民生，给企业带来巨大商机，增加利润，而且能够助力两国产业升级转型，促进两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进一步来说，中美经贸关系深嵌于全球价值链中，两国对世界经济肩负重大责任。若两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既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又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若两国互相伤害，不断升级贸易战，不仅会两败俱伤，还会影响世界经济形势，威胁世界经济安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2018年～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世界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迹象，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因此，两国应摒弃狭隘的自我观念，以世界经济大局为重，通过公平、平等、友好、诚信的磋商，积极妥善解决两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公平竞争，友好合作，互惠互利，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 俞萍萍，赵永亮.中美贸易战本质、影响及对策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8，(11)：87-89.

[2] 闫玉刚，李怀亮.中美文化贸易摩擦加剧的原因与对策[J].国际贸易，2008，(10)：39-43.

[3] 佟东.国际文化贸易[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57.

[4] 夏先良，等.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6.

[5] 宗毅君.中美出口二元邊际、品质与竞争优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28.

作者：王琪延 曹倩 高旺

第三篇：美元霸权与中美贸易战

摘 要：中美贸易逆差是客观存在的，但将这种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中国则有失客观。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发起贸易战，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贸易领域，而在于如何对待新兴大国的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尤其是美元霸权。中美关系能否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正是考验。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许能够为之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和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美元霸权;贸易战;修昔底德陷阱

今年初以来，美国政府一再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让美国经济利益损失严重，并持续加码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挑起了贸易战。中美贸易逆差是客观存在的，但将这种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中国则有失客观。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发起贸易战，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贸易领域，而在于如何对待新兴大国的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尤其是美元霸权。

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从根本上说与美元霸权密不可分，即“特里芬悖论”所揭示的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元霸权又是美国霸权的核心，用美国学者自己的话说，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了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正因如此，美国向来不惮以各种手段维护美元霸权。因此，美元霸权是理解美国贸易逆差的基石，也是理解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基石，要看清楚贸易战，就必须充分了解美元霸权。

一、美元霸权的界定

本文在界定美元霸权时借鉴华裔学者廖子光先生的研究[1]，在时间维度上改变对战后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的历史进行笼统考察的传统路径，把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界定为美元霸权的考察起点;同时，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改变对美元本位比较中性化的通常理解，使用“美元霸权”这一权力指向非常明显的术语，以此不仅表明美元的特权地位，更要体现出它是一种霸权护持战略，从而找回缺失的政治因素。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需要承担维持宏观经济均衡和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义务，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抛售美元购买黄金对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约束。而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由于缺乏有效财政金融纪律的规范、国际制度的约束和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犹如脱缰的野马，美国政府开始不加节制地动用货币特权，以稀释对外债务、转移军费开支、承担国内消费和对外投资的成本，美元“霸权”由此形成。当此之时，美元獨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已偏离美国的经济实力，并非自发的市场选择，其实质是美国政府通过高度政治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维护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并借助美元的这种优势地位和主导作用，所引导和塑造的有利于其全球领导和支配地位，并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胁迫的权力结构。

二、“特里芬悖论”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提出：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其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顺差国。上述两个要求相互矛盾，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2]。“特里芬悖论”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特里芬悖论”凸显。为摆脱长期的黄金外流及财政困境，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这被视为美国力量衰退的征兆。但随后美国政府意识到，虽然美元与黄金相脱钩，但由于还不存在其他可运作为国际货币的通货，资本主义世界仍将不得不接受美元;也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不受束缚地扩大，从而美国联邦预算也可以不受束缚地扩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国内消费可以高度膨胀，而不用顾忌债务负担。此后，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作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中“金融搭便车”的工具。此即美元霸权的缘起，也是美国由贸易顺差国完全转变为逆差国的开端。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汇率进入自由浮动时代，“特里芬悖论”中美国须保持贸易逆差以输出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的要求依然有效，而“特里芬悖论”中有关美元币值稳定的要求则大为松懈，美元供给量增加摆脱了黄金储备量的约束，获得了充足的上升空间，美国拥有了真正自行“印刷”国际支付手段的特权。国际贸易成为类似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购买的产品的游戏。自此，美国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都在快速增长，在 1971 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之后，除1973 年、1975 年出现过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渐渐地，各国包括美国自己对不断攀升的逆差总趋势的震撼感消失了，贸易逆差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嵌入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自1995年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全球霸权国美国同时成为一个最大的全球债务国，整个经济活动依靠不断积累的负债完成。

因此，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霸权下的一种结构性现象，是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必须要面对的困境。美国精英们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们根本无意调整美元霸权，则只有将问题甩锅给其贸易伙伴。美国尼克松时期的财长约翰·康纳利说过这样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3]借贸易问题打击潜在对手并维护美元霸权，刚好一举两得!这是美国惯常的外部归因策略和霸权护持手段，不管是对当年的日本，还是对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那么，为何美国在面对贸易逆差时治标不治本地“整”其他国家，却要不遗余力地维护美元霸权?只因独大的美元可以为美国带来巨大的霸权收益，造就了美国“流入式”的富裕。

三、美国的“流入式富裕”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从贵金属本位向信用本位的转变，美国不再需要在提供流动性和维持币值稳定的两难中抉择，美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大大提高。甚至有人形容摆脱了与黄金挂钩的约束之后的美元，进入了一种可以不加节制、不负责任的人神共嫉的“自由之境”[4]。

由此造成美元霸权下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模式是完全失衡的，其运作包括三个层次：(1)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向美国输送实体性资源以获得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以此满足美国国内消费;(2)美国贸易伙伴对美贸易顺差所积累的美元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使美国得以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从而避免经常项目逆差的不可持续，同时保持了美元汇率的稳定和美国利率的较低水平;(3)美国在通过贸易逆差积累外债的同时，也对外输出资本，其积累的外债以美元和国债这种无息和低息负债为主，而输出的资本以直接投资这种高收益资产为主，只要美元债券的利息支付额度小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所得总和，那么，美国就可以继续以政府债券吸纳外国贸易盈余的做法。

正因如此，廖子光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20世紀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5]。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教授也认为，“美国的富裕完全是一种‘流入式’的富裕。外国资金、熟练工人和进口商品大量流入美国，而美国只需付出以美元纸币计价的债务。美国获得外国资源是如此之容易，以至于其本国境内的生产已越来越少”[6]。历史上，债务缠身的国家不仅会失去其世界权力，还会因经济上依赖于人而失去其制定国内政策和处置公共资源的自主权;如今最大的债务国是全球霸权国，债权国因受制于美元霸权反而越来越多地失去其政策自主权。历史上，军事上野心勃勃的国家都变成高负债、高税收的经济体，最终难以为继;如今超级大国美国并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它一直以攻为守，已进行多次局部战争，却没有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美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其根本就在于美元霸权，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了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

四、“金融恐怖平衡”

国际体系中一直存在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因国际货币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策略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往的中心——外围结构更多体现的是贸易领域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但美元霸权下的中心——外围结构是一种金融国家对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在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这关系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生产不被实物支持、不受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事实力、地缘政治力量和话语权力支撑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和高昂的环境与资源代价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美国的贸易伙伴通过贸易顺差满足了美国国内的过度消费，同时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也为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了资。简单地说，以中美为例，中国是廉价商品输出和贸易盈余低价返回美国的“双重输出”，而美国则是商品和资本的“双重输入”。这导致：一方面美国经济寄生化，以“债台高筑”维持对内福利和对外扩张，承担了美国全球霸权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对美国的贸易尤其是出口，进而依附于美元霸权下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不得不牺牲国内自主的内生式发展。

不仅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持有数额巨大的美元储备，若他们突然将其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转走，由于美元价值的大跌，其自身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所以都想不出办法解套，甚至在有些时候还不得不成为美元地位的被动守护者，即形成了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谓的全球“金融恐怖平衡”格局。

在这种格局中，美国表面上似乎是国际收支失衡的受害国，好像贸易逆差剥夺了其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实际上长期搭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向其商品输出和贸易盈余输出的“双重便车”，甚至可以说贸易逆差也是美元霸权红利之一，因为美国是通过发行美元“免费”获得外国商品。所以，多年来美国一直倡导新自由主义，推进自由贸易，并乐享其成。那么，现在为什么突然就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心理感觉不平衡了呢?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中美战略态势的变化，让美国产生了“霸权焦虑”。甚至当拥有明显高于潜在对手的实力时，它仍然会继续寻求机会增加权力，因为很难估算必须具备多少高于对手的相对权力才是安全的。美国想要的是绝对优势。

五、美国的“霸权焦虑”

当前和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挑战是身份认同和身份认知的差异与冲突。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人们通常会倾向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寻求对现有信息的最简约解释。因此，人们对国家身份的认知倾向于采用简单的两分法，比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日益崛起的新兴大国，美国则是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掌握全球主导权的守成大国。在这种两分法之下，人们容易将“自我”与“他者”对立起来，将差异身份“污名化”和敌对化，很难看到身份互动的其他可能性。尤其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魔咒”，更是成了美国挥之不去的“霸权焦虑”。

对于中国来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从中国独特国情出发、基于中国自身发展需要的自主选择。尽管中国一再表明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将会聚焦自身发展，无意也不会挑战任何国家，也无意取代他人[7]，但美国在“霸权焦虑”作用下，倾向于赋予其对抗性的涵义：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始终是对美国制度上的威胁，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就是对“美国优势论”的否定，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从而判定中国已形成对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发展模式和美国霸权的全面挑战。

在这样一种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下，美国人的心态变得焦虑、敏感，将中国的每一种举动都当做自证预言的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对冲美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亚投行的建立是要挑战美国在国际金融制度中的主导权，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要改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大的格局。特别是中国在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新的发展需要，提出“中国制造2025”，走产业升级之路。但这对美国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促进了美国经济向实体产业的回归和再工业化趋势，中国的“制造业升级”与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可能形成对撞;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中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更具比较优势的是中低端制造业，不会影响到美国科技领先的优势，而一旦制造业提档升级成功，将威胁到美元霸权下中美“中心—外围”的利益格局，所以美国加征关税的对象精准指向《中国制造2025》中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意图阻止中国产业的发展和提升。

总之，美国发动贸易战绝不仅仅只是贸易逆差问题，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对中国进行包括高科技产业打压、发展模式压制、社会制度抹黑在内的全面的战略遏制，其核心依然是霸权国家如何对待新兴国家的发展这个古老的问题。中美关系能否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正是考验。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许能够为之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和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Henry.C.K.Liu. The economics of a global empire. Asia Times. Aug 14， 2002.

[2]Michael Hudson. Global Fracture：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M]. Pluto Press， 2005.

[3]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s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M]. Pluto Press， 2003.

[4]廖子光. 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5]潘英丽.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国对策[J].博鳌观察，2012：135-137.

[6]荣正通. 身份认知差异与中美关系中的南海问题[J].国际关系研究， 2016：20，142-154，160.

[7]观察者网.王毅在美智库演讲：中国外交要更加有效维护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BD/OL]. (2016年2月26日).https：//www.guancha.cn/strategy/2016_02_26_352164_2.shtml.

作者：林小芳 查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