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

摘要：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考虑中间产品产生污染的情况下，通过计算中美双边贸易的内含污染，考察对外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本文首先构造中美两国28个制造业的总污染强度，在此基础上计算1987-2004年中美制造业贸易的贸易内含污染条件指标，并分析中美制造业贸易的进出口内含污染的部门来源。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 篇1：

中国—美国粮食贸易特征及其竞争力

摘 要：

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以我为主、保障产能、立足国内、科技支持、适当进口”的新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美国是中国粮食进口的重要来源国之一，确保中美粮食贸易平稳发展，对保障中国粮食供应、拓宽中国粮食安全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中国与美国双边粮食贸易现状基础上，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美粮食的比较优势、贸易竞争力、贸易互补性、产业内贸易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美粮食竞争性强，中国竞争力较差；双边粮食贸易在一些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且兼有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特征。针对中美两国贸易特点，中国应在发展中美粮食贸易过程中，审慎把握形势，针对不同贸易特点，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贸易策略。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贸易；贸易互补性；国际竞争力

文献标识码：A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4.13

中国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2013年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产量首次突破6亿吨。2016年，粮食产量达61 623.9万吨，虽然比2015年减少520.1万吨（减幅0.8%），仍稳定在6亿吨以上。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亦是粮食消费大国，粮食供求总量趋紧，且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已经跌破90%。[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在农村调研时强调，“自己的饭碗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粮食安全要靠自己解决”。[2]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政府提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思路，将新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概括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3] 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不断增加，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额已达到414.20亿美元。其中，美国是中国粮食进口的最重要来源国之一，[4]近6年（2010—2016年）中国从美国粮食进口量占中国粮食总进口量的平均份额达到35%。加强中国与美国之间粮食贸易往来[5]，确保中美粮食贸易平稳健康发展，对保障中国粮食供应、拓宽中国粮食安全路径具有重要意义。[6]

近年，许多学者主要基于贸易结构及贸易特征对中美农产品贸易进行研究，其中对两国农产品贸易方式的研究一直是热点。[7]因为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同美国之间有很大区别，而且从口粮消费的组成来看，中美也有不小差距，所以，针对农产品贸易而言，两国具有结构不协调问题；[8]当下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还未形成较大规模，究其根源，人们对农产品存在质量方面的不同需求，却不是相关的消费偏好问题。[9]还有学者借助贸易指数对两国贸易情况进行计算，认为中美在相关贸易方面，竞争性较弱而互补性较强。[10]从现有文献看，目前对两国农产品贸易各细分品类的贸易特点研究较少，尤其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重点品种——粮食，對中美粮食贸易历史演进、影响因素和结构变动的研究尚属不足。为此，本文依据2010—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互补性指数，对两国不同种类粮食贸易特点和结构的研究与探讨，立足于这些特点确定与其相应的贸易方式和贸易策略，以推动两国粮食贸易更加精细化发展。

一、中国与美国粮食贸易现状分析

对“粮食”的内涵和外延，国内外尚有不同认识。本文采用国内通用的“粮食”口径，即包括谷物、薯类和豆类，参考中国海关协调编码制度（HS2007）的商品分类，把薯类（0701马铃薯，0714木薯、甘薯）、谷物（1001小麦，1002黑麦，1003大麦，1004燕麦，1005玉米，1006稻谷，1007高粱，1008其他谷物）和豆类（0713豆类，含豌豆、鹰嘴豆、绿豆等，1201大豆）共12种品目作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均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并以出口国报告的数据为基准。总体上，中国—美国粮食贸易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中美粮食贸易规模增长逐步放缓。中国是美国第一大粮食出口市场，表1数据显示，2010到2012年，美国对中国的粮食出口发展很快，规模由117.30亿美元提高为172.84亿美元，增长了4735%；但自2014年起，美国对中国的粮食出口额出现大幅下降，2015年进口增长率为-1735%。2012年，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粮食贸易规模达118亿美元，但2016年跌至0.68亿美元，其中2015年下滑最为迅猛，达-220%。中美粮食贸易逆差亦从2010年的11671亿美元扩大到2016的15223亿美元，其中2014年为最高峰，贸易逆差高达18345亿美元，2013—2016年随着美国出口增长趋缓，中美两国贸易逆差亦逐渐减少。

第二，中国常年处于贸易劣势地位。就中美全部出口贸易而言，2010—2016年，由美国到中国的粮食出口额占据了全部数额的约12%；由中国到美国的粮食出口额仅占全部份额的近0.02%，两者相差多达11%，所表现出的差距较大。

第三，中美粮食贸易结构单一。如表2所示，2016年，中国出口美国粮食以豆类（0713）为主，占中国粮食出口总额的45.55%；排名前三的还有大豆（1201）、薯类（0714），共占到98.72%。从美国出口至中国的粮食类型单一、结构不均衡，其中，大豆（1201）占据了我国粮食进口额的89.84%，排名前三的还有食用高粱（1007）、小麦（1001），占到粮食进口额的99%。

因此，当下中国与美国的粮食贸易逆差很大，且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但已有放缓趋势，进出口粮食种类不协调。唯有全面研究两国在贸易方式上的特点，针对不一样的粮食品种，使用特定的方式，才可能妥善处理以上问题。

二、中国与美国粮食贸易结构特征

（一）中国与美国粮食的比较优势分析

所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就是某国家的全部出口额中，某种产品所占据的比例同这种产品的出口额占全球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之间的关系。若这一数字越大，就代表该国在这种产品上的出口活动更具有竞争力。公式如下：

RCAij=Xij/XkjXiw/Xkw

式中，Xkj代表j国全部的出口额，Xij代表j国i类产品的出口份额，Xkw代表全球全部的出口数额，Xiw代表全球i类产品的出口额。若RCA>1，则意味着j国在该种产品的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若RCA>2.5，则意味着j国在该种产品的出口上占据十分显著的比较优势；若1.25

中国与美国的粮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知，2010—2016年，中国粮食RCA指数绝对值均在1以下，总体平均水平在0.068左右，而美国粮食RCA指数虽然存在波动，但均大于1，总体水平维持在314左右。由此可知，在粮食出口领域，伴随我国出口份额绝对值的持续降低，总体上没有比较优势，竞争力远远不及美国。美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十分显著，符合当地发展的实际状况。

协调编码制度（HS）分类下中国与美国粮食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

知，相对美国而言，中国没有具有极强竞争优势的粮食产品。中国粮食类RCA较高的是薯类（0701、0714），且近年呈持续攀升态势， 2016年达到0676。豆类（0713）RCA从2011年的1.102下滑到2016年的0.383，跌幅较大；稻谷（1006）RCA近年呈震荡走势， 2014年以后在0.2之间徘徊。其他类别的粮食RCA则普遍在0.01以下，大麦、燕麦在2014年以后已趋近于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玉米（1005）、食用高粱（1007）以及大豆（1201）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虽然在不同的年份有明显的波动，但RCA都保持在4以上。以食用高粱为例，2014年以来RCA维持8以上。薯类（0701和0714）、小麦（1001）、稻谷（1006）、其他谷物（1008）的RCA指数虽有波动但大多都呈下降趋势。最不具竞争优势的是大麦（1003），2016年其RCA只有0256。从整体上看，美国虽然粮食RCA指数在某些细分类别不能维持较高水平，但整体的竞争优势优于中国，近乎每一细分章节粮食的RCA都要高于中国。

（二）中国与美国粮食贸易互补性分析

对于全球贸易而言，某国家会运用专业化的手段完成某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商品的制造与出口活动，同时进口国内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商品。若两国在这些商品方面彼此互补，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较好的贸易发展潜力。可以借助贸易互补性指数考察进口与出口结构之间的相关性水平，其公式為：

CCij=RXSki*RMXkj

其中：

RXSki=Xkiw/XiwXkww/Xww，RMSkJ=MKiw/MwwMkww/Mww

式中，RXSki代表i国在k种产品上的RCA（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体现出该国在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状况；在结构上，RMXkj同RXSki大致相似，体现着进口某一产品的国家的进口强度，即进口国在该种商品上的比较劣势。若某国常见的出口商品种类同其他国家进口的情况相似，那么它们之间就具有较大的互补性指数；若不相似，那么它们之间就没有显著的互补性指数。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在进出口方面的互补性越大，指数也就相应增大。

以中国为出口国和以美国为出口国计算的两国粮食贸易互补性指数如表5。从表中可知，以美国为出口国，美国在薯类（0701、0714）、黑麦（1002）、食用高粱（1007）、其他谷物（1008）具有出口优势，特别是黑麦和其他谷物，中美贸易互补性

指数区别很显著，这代表着两国在这些产品上具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

（三）中国与美国粮食产业内贸易分析

Lloyd、 Grubel首次提出G-L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它可以用来衡量某种产业中的贸易程度。公式如下：

GLi=1-Xi-MiXi+Mi

式中，GLi指i商品或产业的贸易指数，Xi指第i种商品或产业的出口值，Mi指第i种商品或产业的进口值。该指数取值在0到1之间，若为0，意味着全部产业间贸易；若为1，意味着全部产业内贸易。若大于0.5，意味着产业内贸易具有优势；若小于0.5，意味着产业间贸易具有优势。

中美两国粮食的G-L指数测算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中可见，产业内贸易占优势的粮食仅有豆类（0713），其产业内贸易指数近年一直维持较高水平，2016年达0.95。剩余种类的粮食则一般具备产业间优势。近年粮食领域的贸易结构也出现了变动。如大麦（1003），2014年和2015年产业内贸易指数维持在0.4左右，2016年回落到0.12；稻谷2014年产业内贸易指数达到0.6，尚属存在一定的产业内贸易优势，但2016年却急速接近于0，成为产业间贸易优势。从时间走向的整体大势来看，就粮食贸易而言，中国与美国正从产业内贸易逐渐转变为产业间贸易，代表有小麦（1001）、大麦（1003）、燕麦（1004）、稻谷（1006），维持产业内贸易的有豆类（0713）。剩余种类的粮食还保持着产业间贸易。总的来说，中美粮食贸易表现出产业内贸易较弱、产业间贸易较强的特征。

三、中美粮食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有许多因素会对我国粮食进出口产生作用，作用最为显著的因素如下：

（一）资源因素

1.耕地资源

粮食进出口活动的根基在粮食生产，也可说是农业生产，这种生产离不开土地，所以耕地的状况会对粮食贸易产生十分直接的影响。我国总共有960万km2的国土面积，美国同我国差别不大，也有983万km2的国土面积，仅仅多出23万km2，然而就耕地资源来看，美国为160万km2，而我国仅有112万km2，较之前者少了30.32%。从人均耕地来看，美国为0.51 hm2，而我国是它的1/6，仅为0.08 hm2，全球人均耕地约0.2 hm2，亦为我国的247倍，因此，就人均这一意义而言，我国耕地严重匮乏。[11]

2.水资源

粮食生产需要充足的水资源支持。我国年均水资源为28 400亿m3，美国为30 690亿m3，为我国的1.08倍，就人均而言，我国平均每人占有2 00471 m3的水资源，而美国为9 589.10 m3，为我国的5倍，可见，我国的水资源较为匮乏。

3.人口因素

中美两国具有相似的耕地面积、国土面积和水资源占有量，然而在人均意义上，这些方面差距悬殊，究其根源，是因为我国是人口大国，占全球人口

的20%，美国人口总数仅为我国的1/4，少了约10多亿人。因此，我们要用全球8%的耕地满足全球20%人口的需求，问题十分严峻。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大多都被国内人口消费掉了，很少能用于出口。

（二）汇率因素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起伏势必影响两国的粮食贸易活动，该汇率的上升会增加我国进口美国的粮食。[12]同时，就粮食贸易而言，香港、日本、英国、欧盟等也同我国有密切的联系。最近几年，美元、港币、欧元、英镑、日元等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持续降低：1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在1994年为862元，然而到了2015年却变为6.31元；1欧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在2005年为10.2元，然而到了2015年却变为8.11元；2005年到2015年，港元的汇率从1.05元变为0.81元；2006年到2015年，英镑的汇率从15.06转变为10元；仅日元汇率有所增加，然而增加并不显著。我国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会随人民币的升值而提高，势必会影响其他国家居民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导致出口规模持续降低。相反，我国要进口外国商品，只需要花费较少的人民币即可完成外币的兑换，所以进口产品的本币价格降低，导致我国居民对进口的需求大幅上涨，规模持续扩张。就算我国货币的升值并没有引起出口产品外币价格的提高，但所取得的外汇收入却不能兑换大量的本币货币，出口商的获利情况很不理想，必然影响我国的出口贸易。

（三）科技因素

从粮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粮食市场份额看，从世界粮食竞争力来看，中美两国差距悬殊，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粮食附加值不高、科技水平较低。[3]我国粮食生产依旧保持着以往老旧的种植培育技术，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和使用，我国灌溉水利用率、化肥当季利用率、科技转化率仅在30%～40%之间，而西方发达国家却高达70%。同时，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素养偏低，国家尚未构建出健全的农业创新制度，也使得我國粮食单位产量不高，劳动效率很不理想。

（四）农业生产方式

粮食生产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粮食生产效率及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在粮食生产形式方面，美国主要使用商业化的家庭农场方式，拥有超过200万个农场，近几年来“公司农场”数量持续上升，已经超过7万个，在美国的全部农场中，无论销售金额还是占地面积，这种农场都占据很可观的比例。美国的粮食种植方式多为生产带，比如棉花带、玉米带、小麦带等，这种形式能够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优势发展粮食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在粮食销售方面，美国多采取“从土地到餐桌”的模式。比如，在食品销售方面就构成了从给予农资、收购和加工农产品，到零售批发，最终走向政府食堂的一体化方式。

规模化、产业化、产品科技含量和机械化水平高是美国粮食生产的典型特点，粮食产业在美国可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我国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为规模较小的小农经营，生产分散，依靠人力完成精细耕作是其主要特点，机械化程度很低。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1）中国和美国在粮食进出口方面很不平衡，我国的贸易逆差严重。总的来看，从2010到2016年，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始终以进口粮食为主，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但这一差额正缓步降低。我国出口美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较小，尽管出口额在持续上涨，但增长速度过于缓慢，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贸易逆差。（2）较之美国，我国的农产品竞争力水平较低，但在很多方面还具有一定发展潜力。根据中国与美国粮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尽管近几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有所发展，但较之美国仍然欠缺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从协调编码（HS）各类别的粮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不难发现：中美都有比较优势较为显著的产品，但在大部分产品上，我国的优势十分微弱，就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种类而言，我国所拥有的种类数量也很少。（3）中美两国在某些方面的粮食进出口活动存在较好的互补性。按照贸易互补性指数的统计结果，黑麦（1002）、食用高粱（1007）、其他谷物（1008）互补性很强，这意味着伴随两国在粮食进出口贸易方面专业化水平的加深，互补性将进一步提高。同时伴随两国贸易结合水平的上升，上述种类的粮食进出口活动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4）兼备产业间与产业内两种贸易特征。借助G-L指数不难看出，中美农产品具有比较居中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但2016年仅一种产品的这一指数超过了05，这意味着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很不显著，呈现较强的产业间贸易特点。这验证了两国在粮食进出口方面拥有良好的互补性，各具产业间的比较优势；但在部分产业内部，竞争性较弱。（5）中美粮食贸易受诸多方面的条件制约，发展缓慢。中国与美国粮食贸易的几个影响因素包括汇率、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农业科技等，它们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应主动予以改善，扩大粮食出口。

总之，我国出口美国的粮食贸易活动发展迅速，但因为不具备较高的竞争力，较之美国出口中国的粮食贸易活动，其发展势头还比较微弱。伴随全球经济的增长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行，我国农业市场还有待更深、更广的开放，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粮食进出口活动还会持续发展。既要抓住机遇，又要应对竞争，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国需要：（1）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出口。不断完善和升级粮食结构，重视薯类、稻谷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大其生产和出口的规模；（2）提升科技含量，推广产业内贸易。大力创新，不断健全创新促进制度，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以增强其出口竞争力；（3）进行差异化生产和销售，增强互补性。立足于我国的发展现状，充分结合自己的优势，相互吸收借鉴，延长产业链，完成对产品的细分，立足于境外的实际需求状况发展生产，增强产品之间的差异化，实现中美贸易的互补；（4）确保主粮生产，保障农产品安全。我国是人口大国，对农产品的需求巨大，只有保障粮食的充足供应，才能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完成社会分工，但目前我国农产品严重依赖于国外，粮食安全亟需加强。尽管我国已经在政策层面强调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颁布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等政策，但还需要谨防粮食浪费，提倡节约，大力创新，使用不同的方式提高重要农作物的產量。

参考文献：

[1]

马晓河. 新时期我国需要新的粮食安全制度安排[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3）：26-28.

[2]杨艳红， 熊旭东. 加入WTO十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国际比较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11（12）：40-43.

[3]陈晓华.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上的致辞[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1）：4-7.

[4]翁鸣.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现状及其特点[J]. 国际贸易， 2013（6）：30-35.

[5]蒋和胜， 张新春， 余梦秋. TPP协议框架下的美国农产品贸易战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J]. 农村经济， 2016（8）：125-129.

[6]苗长青， 王鹏智， 郝英楠. 后危机时代中美农产品贸易结构比较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16（12）：127-128.

[7]宫智新.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产品结构影响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 2011.

[8]孙露晞， 黄楠. 汇率是否是决定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基于中美产业结构差异的实证分析[J]. 经济科学， 2011（5）：18-25.

[9]张宁宁， 吕新业， 白描. 产业内贸易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6（9）：73-79.

[10]王曦， 帅传敏. 中美农业贸易的互补性研究[J]. 经济问题， 2010（4）：81-84.

[11]朱红波， 孙慧宁. 我国耕地压力指数时空变化测度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5（8）：41-43.

[12]王锐. 我国粮食进口增长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2003至2014年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6）：25-30.

[13]崔奇峰， 蒋和平， 吴颍宣. 我国粮食“十一连增”背后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 农村经济， 2016（2）：3-7.

（责任编辑：钟昭会）

作者：陈珏颖 蔡鸿毅 孙致陆 刘合光

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 篇2：

中美贸易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实证研究*——基于内含污染的视角

摘要：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考虑中间产品产生污染的情况下，通过计算中美双边贸易的内含污染，考察对外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本文首先构造中美两国28个制造业的总污染强度，在此基础上计算1987-2004年中美制造业贸易的贸易内含污染条件指标，并分析中美制造业贸易的进出口内含污染的部门来源。研究发现，1992年之后，所有污染物的贸易内含污染条件值都大于1，这意味着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污染强度要高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污染强度，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环境受损、美国环境获利，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从部门结构上看，中国出口内含污染主要来源于塑料制品、机械设备和工业化学这三个部门，进口内含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化学、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这三个部门。

关键词 内含污染；贸易内含污染条件；投入产出法；总污染强度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增长，但与此同时，污染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形式进入我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伙伴国，也是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额的持续增长，贸易顺差也大幅扩大。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2 523亿美元，自美国进口814.4亿美元，对美贸易实现顺差1 708．6亿美元，增长4．6％。外贸顺差过大已经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突出问题，但目前的研究较多地是关注外贸顺差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注意中美贸易顺差对环境的影响。本文以中美双边贸易为研究对象，采用投入产出的内含污染方法，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国际贸易谁受益（或受损）更多，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受益（或受损）随时间的变动趋势是什么？资本密集型国家是否会更多地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减少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1 问题的提出

贸易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球化使贸易份额占世界GDP比重越来越大，这引起了一些环境保护者的担心，直接原因是贸易活动本身就会产生污染，间接原因是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贸易自由化会使这些国家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成为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环境规制对产业区位布局是否有显著的影响是贸易与环境研究的热点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会产生以下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环境主义者担心，由于较高环境标准的国家的政府所承受的产业界的政治压力，因此与较低环境标准的国家进行贸易时会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导致全球环境标准“向低看齐”(Race to the Bottom)。同时，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担心，污染产业迁移至环境标准较宽松的国家，将导致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在污染产业的生产上具有竞争力，因此，企业界倡议需要“平整游戏场所”(Level the Playing Field）以协调各国的环境标准，例如对环境标准较为宽松的国家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有关污染避难所研究的计量检验都需要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数据不足和数据质量不高的问题。Taylor［1-2］指出：可能解决上述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是采用投入产出法，该方法的优点如下：第一，不依赖于污染排放的长期时序数据的可获得性；第二，充分考虑经济生产部门的相互依赖性，这对污染排放的分析至关重要［3］。另外，中美双边贸易中，如果只是从外贸顺差数字上来看，中国得到了比较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隐藏在经济利益背后的生态利益。在生态要素投入核算中，目前研究大多只考虑最终产品所产生的污染，而忽略了中间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这种不全面、不合理的污染成本核算方法，掩盖了商品生产的真实情况。

傅京燕等：中美贸易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2期本文使用1987-2004年世界银行Trade, 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数据库和IPPS公布的ISIC三位数代码划分的2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的16种污染物的直接排放系数，采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考察1987-2004年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的内含污染情况。本文首先给出贸易内含污染量和PTT指标的定义，然后通过PTT指标检验中美两国间贸易的环境利益的得失，即检验污染避难所效应成立，还是要素禀赋效应成立？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①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中美双边贸易的内含污染，通过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影响，从而避免了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内含污染的高估。②基于双边贸易的视角，能克服现有内含污染研究中对进口国的中间投入系数的选择的困难。采用投入产出方法的最大困难是进口国内含污染的确定［4］。在多边贸易中，由于进口涉及众多的贸易伙伴，因此需要每一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的限制，现有文献多数只讨论出口内含污染，回避了进口内含污染。少数文献有所讨论，主要采用“替代效应”的方法，即选用出口国或者进口替代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进口的内含污染［5-6］。但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由于发达国家的污染强度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按产品价值计算的替代效应会严重高估进口产品的内含污染。这也说明从双边贸易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弥补采用“进口同质性假设”或“进口替代假设”以及其他随意性过大的技术系数选择方式的不足。

2 理论背景与分析方法

2．1 理论背景

对于污染避难所效应的讨论，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考察进口的内含污染（Pollution Content of Imports，PCI）。现实中，由于部门间各污染物的污染强度不同，衡量进口的内含污染需要区分不同的污染物及考虑部门的多样性。假设Mijs为i国s部门从j国的进口值，gkjs为j国s部门污染物k的单位产值排放（即污染强度），Zkij和Gkij分别为i国s部门从j国进口内含污染物k的总量和单位量，则：

Zkij=ΣsgkjsMijs；Gkij=ZkijMij=Σsgkjsuij（1）

其中，Mij=ΣsMijk，uijk是i国s部门从j国进口占总进口的份额，该指标衡量的是工业部门的整体分布情况，它的数值对行业和污染物间的排放量差异很敏感。

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模型下，假定两个国家（发达国家N和发展中国家S）生产两种商品（污染产品和清洁产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单位产出产生的污染相等，即假设两国的污染强度相等。除了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之外，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都相同。假设环境质量是正常品，因此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会更严格，从而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污染产品大于零，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存在内含污染（PCINS>0）。而发展中国家将从发达国家进口清洁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内含污染等于0 ，即PCISN=0 。因此，在世界上只有两种商品的假设下，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内含污染量大于0，而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污染含量为0。将以上的结论扩展到多种商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内含污染不为零，而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内含污染大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内含污染，即PCISN≠0，PCINS>PCISN。

以下我们再引入要素禀赋的差异，假设污染密集型行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发达国家为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如果污染避难所效应较小，那么要素禀赋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就相对重要，即要素禀赋效应大于污染避难所效应，那么发展中国家将进口污染产品。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相对较低，但是要素禀赋效应可以抵消污染避难所效应，要素禀赋假说现象产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内含污染小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内含污染，即PCINS

因此，污染避难所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对世界范围内国家间进口的内含污染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它们对分析全球化或环境政策的改变对贸易内含污染具有重要影响。

2．2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Antweiler的贸易内含污染条件PTT(Pollution Terms of Trade，PPT) 指标的计算方法。假设一国每年的投入产出关系为：

Q=BQ+D（2）

其中，Q［I×1］是产值向量，B［I×I］是中间投入系数矩阵，B［I×I］中的元素bnm代表m行业单位产值需要n行业投入的产值。D［I×1］是最终需求矩阵，最终需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对本国生产产品的最终消费DD［I×I］、对进口产品的最终消费DM［I×I］和国内生产但用于出口的产品DX［I×I］。下标I为行业数目，这I个行业生产的产品用做最终消费或者作为本行业和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我们可以通过求解方程（2）得到Q：

Q=(-B)-1D（3）

其中，［I×I］是单位矩阵。T=(-B)-1被称为Leontief总需求矩阵。每个元素tnm表示m行业单位产值需要n行业直接和间接投入的产值。包括n行业使用其他行业（生产m使用）和其他行业的投入（即中间投入的投入）等等。最终需求向量D［I×1］的内含污染物排放量e，可由下式得出：

e=PQ=P(-B)-1D=AD（4）

其中，P［1×I］是直接污染强度向量（单位产值污染），A［1×I］=P(-B)-1是包含投入产出关系的总污染强度向量。使用总污染强度A［1×I］取代直接污染强度P［1×I］计算内含污染量，即考虑了包含中间产品产生的所有污染。

单位出口内含污染（FXct）的公式如下：

FXct=ActXctj′IXct（5）

其中，Xct［I×1］是c国t年的出口向量，j′I［1×I］是单位向量，j′I=［1…1］。分子为本国的总污染强度乘以本国的出口值。

类似地，单位进口的内含污染（FMct）的公式如下：

FMct=Σj≠c(AjtMcjt)j′IMct（6）

这里Mjct［I×1］是[WTBX]c国t年从j国的进口向量。分子为各进口国的总污染强度乘以相应的进口值再加总。由于各进口国商品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情况不同，因此计算各进口国的总污染强度过程中各进口国使用不同的中间投入系数。

PTT指标是单位出口内含污染量除以单位进口内含污染量：

PTT=FXctFMct（7）

如果PTT的数值大于1，意味着一国平均出口商品污染密集度相比其进口商品的污染密集度要高；反之也成立。以上为一国在多边贸易情况下PTT指标的计算公式，接下来我们扩展到双边贸易的情况。当只考虑中美双边贸易时，双边贸易的PTT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PTT=PCINSPCISN（8）

与公式（1）不同的是，公式（1）中的污染强度（gkjs）为不考虑投入产出的单位产值内含污染量，这里的PCI为考虑投入产出的单位进口内含污染量。其中，N表示美国，S表示中国，PCINS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单位内含污染量；PCISN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单位内含污染量。如果PTT的数值大于1，这意味着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单位内含污染量大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单位内含污染量，则污染避难所现象存在；如果PTT小于1，则要素禀赋假说现象存在。

3 数据来源及处理

3．1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选用及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GTAP 4（The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数据库的数据。GTAP部门的分类采用的是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代码3位数划分标准，但该投入产出表只公布了制造业ISIC三位数代码的26个行业的数值，缺少ISIC324（鞋类）和ISIC356（塑料制品）这两个行业的数据。我们采用JeanMarie and Grether［7］的方法，使用相关行业的数据进行替代，ISIC324（鞋类）使用ISIC323（皮革制品）的中间投入系数，ISIC356（塑料制品）使用ISIC355（橡胶制品）的中间投入系数。

GTAP数据库对每个国家提供了两个投入产出表。第一个表为生产单位产值X需要商品Y的投入；中间投入系数值的计算方法为： (进口+国内中间产品的采购)／X部门总产出(出口+国内中间产品的采购+家庭购买+政府购买)。第二个表为Y部门国内生产出售给行业X的份额。中间投入系数值的计算方法为：X部门从Y部门国内采购的中间产品除以X部门总产出。即第一个表为竞争型投入产出系数表，第二个表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系数表中的国产品交易表。从生产的角度看，国内生产过程的投入，一部分来自进口中间产品，另一部分来自国内投入。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各生产部门消耗的进口中间投入部分以及最终使用部分中进口部分予以了剔除。由于我国尚未编制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使用该表的中间投入系数计算得到的污染排放包括了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贡献，有部分高估。因此本文使用GTAP数据库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中间投入系数构造中国制造业的总污染强度。

由于出口是最终需求的一部分，本文在计算中美双边贸易的总污染强度时，中国出口（美国进口）的内含污染使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进口（美国出口）的内含污染使用美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

3．2 进出口数据的选取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Trade, 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1976-2004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ISIC三位数28个产业的中美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单位为千美元。该数据库的主要贡献在于把不同分类标准的数据进行了匹配，尤其是基于贸易和关税数据的产品划分标准（SITC和HS标准）转换为基于产业的贸易数据（ISIC标准）。该数据库包括两个独立的子库：第1个子库覆盖了67个经济体ISIC3分位的28个制造业的数据，第2个子库覆盖了24个国家ISIC4分位的81个制造业的数据。由于中国在四分位的商品贸易上没有贸易数据，所以本文使用三分位数据进行分析。

3．3 污染数据的来源

本文的直接污染强度系数来自世界银行的“产业污染排放系统”（Industrial Pollution Projection System, IPPS，1987），IPPS提供了基于ISIC划分的三分位的28个制造业的每百万美元产值污染排放量（直接污染强度）。IPPS提供了工业对大气和水体排放的16种污染物的直接污染强度数据，这16种污染物分别为：①空气污染物:二氧化氮（NO2）、微粒（PM10）、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总悬浮颗粒物（PT）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②水体污染物：生物耗氧量(BOD)、悬浮物(TSS)；③有毒物质。有毒物质包括四种：总的有毒物质(ToxTot)、空气中包含的有毒物质（ToxAir）、土壤中包含的有毒物质（ToxLand）和水体中包含的有毒化学物质（ToxWat）；④生物蓄积性金属。生物蓄积性金属包括四种：总的生物蓄积性金属（MetTot）、空气中包含的生物蓄积性金属（MetAir）、土壤中包含的生物蓄积性金属(MetLand)和水体中包含的生物蓄积性金属(MetWat)。

4 中美贸易内含污染的测算结果

4．1 中美两国制造业分行业总污染强度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方程（4）的投入产出法，使用IPPS给定的16种污染物直接污染强度P［1×I］计算出总污染强度A［1×I］。另外，由于污染强度评价指标体系由IPPS的16种污染物构成，因此为了消除这16种污染物的不可公度性，本文使用公式（9）对这16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UEj=UEj-Min(UEj)Max(UEj)-Min(UEj)（9）

其中，UEj为各行业污染物j的总污染强度，Max(UEj)和Min(UEj)分别为污染物的总污染强度在所有行业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后再按照（9）式将16个污染物标准化后的指标等权加总得到经过标准化后的污染物的总污染强度。表1是中美两国16种污染物的行业总污染强度及排序。

表1中，中美两国总污染强度最高的四个行业相同，分别为工业化学、其他化学、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有一些行业在美国比中国“清洁”，例如，美国的纺织业总污染强度为2.809，低于该行业在中国的数值4.434；非金属行业在美国的总污染强度为1.805，低于中国非金属行业的总污染强度3.474；机械设备行业在美国的总污染强度为

表1 中美两国总污染强度及排序

Tab.1 The aggregate pollution intensity and its

Rank of China and the US

ISIC3行业描述

Sector美国总污染

强度和排序

US aggregate

pollution inlensity

and rank中国总污染

强度和排序

4.160，低于该行业在中国的总污染强度6.913。此外，美国的皮革、鞋类、石油冶炼、石油和煤制品、陶瓷、玻璃制品行业的总污染强度也都低于相关行业在中国的数值。

另外一些行业在美国比中国“肮脏”，例如，纸及纸制品行业在美国排名第6中国排名14；印刷行业在美国排名第8中国排名17；有色金属在美国排名第9中国排名20；交通设备在美国排名第5中国排名21。此外，美国的食品、木制品、家具、金属制品、电子机械和专业科技设备行业的总污染强度也都大于相关行业在中国的数值。

这种排序的变化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行业的污染水平远不止于其生产中直接消耗的环境资源，一旦计算其完全污染排放量之后，这些行业就从低污染行业变为高污染行业。因此，在考虑行业的污染水平时，有必要深入考察其层层生产工艺的污染消耗及所消耗的其他中间品的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环境资源。表1计算的中美污染产业排序的不同说明了两国各行业生产过程和所需的中间投入的不同导致了各行业在两国的总污染强度不同，这说明为了更真实地衡量进口内含污染量，应采用生产国的投入产出表来计算总污染强度。

4．2 中美双边贸易的PTT指标及其变动情况

由于16种污染物太多，本文选取ToxTot（有毒化学物质总量）、MetTot（生物蓄积性金属总量）、BOD、TSS、NO2、PM10、SO2、CO、PT和VOC这十种污染物作为代表，计算1987-2004年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内含10种污染物的PTT指标值。

表2中，MetTot和TSS这两个污染物在1987-2004年这18年期间的PTT指标值都大于1，且数值很高，在2004年，MetTot和TSS这两个污染物的PTT指标值分别为1.74和1.61，高于其他污染物的数值，这说明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这两种污染物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其他污染物在1992年之前在1左右波动，但1992年之后，所有污染物的PTT指标值都大于1，且有增长的趋势，这说明美国从中国进口内含污染量大于中国从美国进口内含污染量，即PCINS>PCISN，美国从 中国进口的污染强度比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污染强度要高，因此污染避难所效应成立，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环境受损、美国环境获利。从变动趋势看，中美双边贸易的PTT指标值变动相对比较平缓，1994年之后PTT指标值明显变小，1994-2001年PTT指标值平稳增长，在2001年达到顶峰，随后2002-2004年之间各污染物的PTT指标值有变小的趋势，即加入WTO后，美国从中国进口内含污染量PCINS有所变小，中国从美国进口内含污染量PCISN有所变大。这说明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贸易模式的调整使我国更多地从国外进口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污染密集型产品，这种贸易模式的调整可以从产业层面上节约资源，减少环境资源的出口，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贸易输入更多的环境容量。不过，相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而言, 进口减少的污染排放比重似乎还不够高。从缓解环境约束的角度看, 进口的潜力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发挥。

4．3 中美双边贸易内含污染的主要部门来源

中美两国制造业部门的污染程度不同，产业出口结构也有很大差异，表3是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10种污染物出口内含污染的五大部门来源。表3中，中国出口内含污染的主要部门来源在10种污染物中的排序基本相同，排名前四位的部门分别为塑料制品、机械设备、工业化

学和纺织业，其中塑料制品、机械设备和工业化学这三个部门出口内含10种污染物占总污染的百分比都超过10%，纺织业出口内含10种污染物占总污染的比例都在8%左右。排名第五位的部门依污染物的不同而不同，分别为其他化学（ToxTot、BOD、NO2、CO、PT和VOC）、其他制造业（TSS、PM10和SO2）和电子机械(MetTot)。

表4是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10种污染物的进口内含污染的部门来源。对于所选的10种污染物，中国从美国进口内含污染来源的前3个部门分别是工业化学、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这三个部门进口内含10种污染物占总污染的百分比都超过10%。其中工业化学的比例很大，除了污染物MetTot和TSS的比值分别为40.63%和39.19%，其他污染物进口内含污染占总污染的百分比都在50%左右，可见中国通过从美国进口，减少了很多工业化学制品生产所产生的污染。排名第四的部门来源主要是电子机械，排名第五的污染部门为其他化学（ToxTot、NO2、PM10、SO2、CO、PT和VOC）、有色金属（MetTot）、电子机械（BOD）和纸及纸制品（TSS）。

5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利用1987-2004年世界银行Trade, 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1976-2004数据库和IPPS公布的ISIC三分位代码划分的2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将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代表，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通过计算中美自由贸易内含污染量，即中美双边贸易各方的环境得失，考察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效应（要素禀赋效应）是否存在。本文首先计算28个行业的完全污染系数,并将此结果运用到贸易数据中,计算出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完全含污量。计算结果发现，行业完全污染系数大大高于直接能耗系数,并且行业耗能量排名有较大变化,原先相对低污染的产业在考虑了完全能耗之后变成高耗能的产业。该结论说明了综合考察行业完全能耗的重要性,并为今后计算行业能源密集度和进行能耗分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计算参考。计算结果发现：在考虑中间产品产生污染的情况下，1992年之后所有污染物的PTT值都大于1，这意味着在双边贸易中，美国从中国进口内含污染量大于中国从美国进口内含污染量，美国的进口比中国的进口污染强度更高。污染避难所效应成立，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环境受到损失、美国环境获利。但是，2002-2004年间各污染物的PTT有变小的趋势。此外，本文还得出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中，中国出口内含污染主要来源于塑料制品、机械设备、工业化学这三个部门，进口内含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化学、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这三个部门，其中工业化学的比例很大（40%以上）。

本文的不足之处为没有考虑技术效应的作用，因为国际上没有统计进出口实际造成的污染数据（污染强度数据只有一年），所以本文只考察了规模效应及结构效应。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可知，虽然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但是在考虑投入产出情况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污染强度比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污染强度高，说明中国环境在双边贸易中受损、美国受益，这从“局部”证明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存在的。

本文通过引入内含污染和“生态逆差”等新概念，发现虽然我国对外贸易价值量为顺差但资源环境却在产生“逆差”。 长期以来，我国以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出口为导向的、以量取胜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模式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而这一外贸增长模式成为我国目前粗放式的、不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加速器，加剧了我国资源环境压力。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外向型产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形成了进口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而出口多为一般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结构，单位价值的进口与单位价值的出口消耗环境资源的不同，事实上造成了国际能源需求和环境成本的转移。相关的政策建议如下:

(1)改变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的结构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善外贸环境条件的有效途径。我国政府已从2007年开始，对“两高一资”产品实施限制出口措施，这无疑会有利于降低出口产品的污染排放。后来由于经济危机保出口的压力，“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有所恢复。在目前经济形势逐渐回暖的情况下，应继续推行对“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限制。作为这一政策的对应面，则应该鼓励“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以提高进口产品的污染减排量，改善我国的贸易环境条件。通过以环境目标来优化贸易增长方式，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并最终实现贸易发展模式由“灰色贸易”向“绿色贸易”的根本性转变。

(2)加快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是典型的绿色经济模式，通过提高服务贸易比重、降低货物贸易比重，是降低污染排放的一条切实可行路子。目前，我国国际服务贸易规模较小，服务贸易增长潜力很大。基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应以服务外包、软件出口、技术引进、文化出口、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旅游相关服务、运输服务等为重点，培育一批本土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贸易企业。

(3)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低污染和低碳型产业项目。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的比重较高，以外资带动的加工贸易所产生的污染不同忽视。一方面，应致力于从源头上严把外资项目质量，不断提高外资项目准入门槛，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进驻，鼓励外资投向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建设高效益、低污染、高质量产业生产体系。另一方面，应积极引进国际低污染和低碳经济相关产业，推动我国低碳产业发展。

（编辑：田 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Copeland B R, TaylorM S．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Theory and Evidenc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2］Copeland B R, Taylor M S．Trade，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7-71．

［3］Wilting H C. An Energy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Activities［R］.University of Groningen， 1996.

［4］陈迎，潘家华,谢来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含能源及其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8，(7)．［Chen Ying，Pan Jia Hua, Xie Laihui．The Embodied Energy of Import and Expor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ts Implication［J］．Economic Research，2008，(7)．］

［5］齐晔，李惠民．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估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3)．［Qi Ye，Li Huimin．The Embodied Energy of Import and Expor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 and Environment，2008,(3)．］

［6］张友国. 中国贸易增长的能源环境代价［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Zhang Youguo． Th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ost Of China’s Trade Growth［J］． Quantitativ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s Research，2009，(1).］

［7］Grether J, Mathys N A．Measuring the Pollution Terms of Trade with Technique Effects［R］. University of Neuchtel，Swiss Federal Office of Energy and University of Neuchtel，2008．[FL)]

The Empirical Test of ChinaUS Trade and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 Perspective from Embodied Pollution

FU Jingyan1 ZHANG Shansha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Key words embodied pollution; Pollution Terms of Trade; inputoutput; aggregate pollution intensity

作者：傅京燕 张珊珊

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 篇3：

中美经贸关系七十年的基本图景和未来展望

[摘要]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成为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议题。从1949年到2019年，中美贸易关系经历了冰冻隔绝期、解冻破冰期、成长蜜月期、波动上升期、入世黄金期和正面对抗期。回顾梳理七十年历史，中美贸易虽然呈现出“长期政治化”“长期摩擦”“非对称性”“互补性竞争”等特点，但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企图推行另一种全球化，因而中美贸易战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中国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马尔萨斯陷阱”等四大困境，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战;陷阱;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议题。每一次中美经贸关系的突破，都推动两国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每一次中美关系的回转，都离不开经贸关系的“稳定器”作用。可以说，构建积极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也事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回顾中美经贸七十年的历史，有助于两国摒弃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冲突，回归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逻辑。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六个阶段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冰冻隔绝期（1949—1970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利用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和外交上不承认的手段，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中。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决策。1949年美国制定二战后第一部出口管制法，规定任何军事和政治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禁止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1950年12月，美国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下令禁止进出口中國，中美两国从此开始了二十一年的贸易隔绝期。1951年2月，美国确定了对中国经济遏制的总体战略，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1951年5月，美国通过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作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迫使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必须禁止与中国贸易。1952年美国成立禁运执行机构“巴统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的禁单项目比苏联多 500 余种。从1949年到1970年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冻隔绝期。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解冻破冰期（1971—1978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内反战声音此起彼伏，美苏争霸处于僵持胶着状态。美国开始转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缓和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希望借助中国对抗苏联。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也希望联合美国施压苏联。因此，从1969年起美国宣布了一系列决定：放宽美国人民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允许美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允许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的船舶加油，诸如此类突破中美经济往来的内容[1]7-8。1971年4月，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尼克松发表声明，美国将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对在中国使用美元将逐步放宽限制;对美国石油公司供应往来中国的船舶或飞机的燃料将不再限制;取消对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输中国货物的美国船舶的限制;列出可以向中国出口的非战略性物资的清单[2]。1971年6月，美国公布了对中国非战略性项目贸易货单，长达二十一年的贸易禁令从此成为过去。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后，当年中美贸易额就达到近500万美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当年中美贸易额立刻接近1亿美元，实现了1949年以来的历史性突破。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并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对抗，为发展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破冰，中美经贸往来不断增多，中美贸易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飞跃至1978年的11.477亿美元，增长234倍;其中出口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241亿美元，增长66倍;进口额从1971年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8.236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进口国和第三出口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整个七十年代，中国贸易额基本处于逆差地位，1976年和1977年处于顺差地位，但中美贸易额有所下降。随着中美贸易额的增大，中国对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中美经贸关系刚刚重建，在需求结构和市场容量尚需磨合，因此未形成比较稳定的贸易格局。

（三）中美经贸关系的成长蜜月期（1979—1988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经贸关系迅速上升双边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3月，中美建立联合经济委员会，并于1980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签署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协定于1980年2月1日生效，两国的经贸合作框架逐步开始建立。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问中国，中美签署文化交流协议和水利发电合作议定书，商定在广州和上海开设领事馆，扩大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1980年中美贸易额第一次超过美苏贸易额，这刺激美国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的政策。1983年中美成立商贸联合委员会，它被称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灭火器”，是促进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他是中美建交后首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文化协定、教育合作交流协定和渔业协定，促进了中美经贸的进一步发展。1987年中美在北京召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中美投资贸易法律讨论会，被称为中美经贸关系新的里程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重心转向发展经贸关系，贸易和投资成为中美双边主要议题，中美贸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进入了快速成长的蜜月期。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亿美元，增长4倍，年均增长率达16.9%，1982—1983年因台湾问题中美政治关系变得紧张导致贸易额有所回落，其中进口额从1979年的18.6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66.31亿美元，增长3.5倍，年均增长率15.2%;出口额从1979年的5.95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33.8亿美元，增长5.7倍，年均增长率21.3%。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十三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九大进口贸易伙伴。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波动上升期（1989—2000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失去了制衡苏联的价值，加上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用人权指责中国，取消一系列拟签协议，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使中美关系从巅峰上跌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中美双方经历了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巴导弹”风波、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使得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同时中美就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都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和妥协。以最惠国待遇为例，根据1980年2月1日生效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中美两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要在年中对关于是否延长这一待遇做出决定，然后提交国会进行审议。中美从1989年到1993年进行了激烈地较量，最终美国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993年克林顿首次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1994年克林顿在内外压力下，最终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人权问题不再作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附加政治条件。1996年中美就中国的“入世”问题进行多轮双边磋商，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1998年7月，克林顿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1999年11月，中美经过谈判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10月，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法案。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年12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至此贯穿九十年代的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终于解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經贸关系最显著的特点是中美矛盾争端不断，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美政治关系热度下降，经贸往来持续加温，这得益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有着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中美贸易额从1989年的122.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744.7亿美元，增长6倍，年均增长率17.8%;其中中国进口额迅速增长，从1989年的78.60亿美元到2000年的223.6亿美元，增长2.8倍，年均增长率达10%;对美出口额从1989年的43.9亿美元到2000年的521.0亿美元，增长11.9倍，年均增长率23.3%。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93年起开始转为顺差，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段时期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五）中美经贸关系的入世黄金期（2001—2016年）

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全面挑起贸易战之前，中美经贸关系处于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对话并存局面。从2001年到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美中贸易关系全面评估报告，是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加剧期。从2005年8月到2016年6月，中美进入战略对话期。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进行六次中美战略对话，2006年12月到2008年12月进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7月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至2016年6月中间进行了八轮谈判。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双边贸易进入了黄金期，贸易规模大幅度提升。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80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196.1亿美元，增长6.4倍，年均增长率13.2%;出口额从2001年的52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852亿美元，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14%;进口额从2001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344.1亿美元，增长5.1倍，年均增长率11.5%。美国对中国逆差从2001年的280.8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507.9亿美元，增加近9倍，年均增长率15.7%，由此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采取各种法律措施来规制中美贸易，扭转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不利局面。2003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中美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美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总额在2008—2009年明显下降，2011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3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总额每隔几年就翻一番，2015年中国超越加拿大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

（六）中美经贸关系的正面对抗期（2017至今）

2016年中国入世十五年缓冲期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入世进行全面评估，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兑现承诺，并否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开始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措施，相继退出各种国际机构，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启用第六次“301调查”，并进行反补贴反倾销和“201调查”“232调查”“337调查”等各种调查，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正面对抗期。美国不断扩大加征关税和极限施压，中国被迫应对反击，也对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从2018年2月到2019年10月，中美双方共进行了十三轮经贸磋商谈判，几经波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发起贸易战声称是为了改变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但实际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3]。2018年美国通过关税战，导致美国企业在关税执行期间加大订单，从而激增了中美贸易总额和逆差，2018年中美贸易额突破6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3222亿美元;美国又通过投资战、技术战、汇率战、金融战等综合打压，阻滞了对华订单从而造成了2019年中美贸易额暴跌，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跌至2583.3亿美元，远低于2017年和2018年同期贸易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到1404.8亿美元。尽管如此，就国家而言，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就关区而言，仅次于欧盟和东盟。美国重新将贸易政治化，已经引起了美国有识之士的反对，逾600家公司和100多名美国名人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中美关系应该着眼于两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中美关系要真正以经贸作为“压舱石”，回归到理性的经济逻辑轨道。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特点

中美贸易战已经进入第二年，虽然经济十三轮谈判达成了阶段性共识。但是因为没有联合公报或正式文本面世，导致市场预期和信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希望中方减少贸易顺差，在知识产权、金融、高科技、取消国企补贴等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且出台履行承诺的可监管机制。中国要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处理我们不断高企的地方债务、过剩产能、金融杠杆等威胁经济发展的风险，加快补齐高科技发展短板，同世界各国一同寻求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动能，全面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中美贸易关系长期政治化

中美贸易波动都因为政治事件而中断或剧烈震荡。1950—1970年中美两国几乎没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在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割据台湾，阻挡中国统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威胁我国安全，中国组织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外交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华实施封锁和禁运。中美产生贸易也是因为政治问题。中苏关系恶化以后，美苏争霸处于僵持阶段，美国和我国亟需共同对付苏联，两国开始突破冷战重围，逐步緩和政治矛盾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合作。美国制裁中国也是因为政治问题，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导致中美经贸环境极不稳定。美国支持中国入世也带有共同反恐需要，美国制造贸易摩擦和争端，背后也常有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伊核问题等政治因素[4]。此次中美贸易战，正是因为美国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政治考量和维持一超独大的战略需要。

（二）中美贸易一直存在非对称性

中国是巨额货物贸易顺差，美国是巨额服务贸易顺差+货币贸易顺差，中国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美国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逆差。美国对华投资远大于中国对美投资，美国对华投资带动了巨额贸易，中国对美投资效果还没有显现，即美国存在投资收益顺差，中国存在投资收益逆差。美国存在品牌、质量、技术、服务、标准等国际竞争优势，我们存在成本优势。中国产品、服务和技术处于价值链低端，美国控制了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中国从美国进口汽车、飞机、集成电路、大豆和棉花，主要是技术密集产品和资源型农产品，中国出口到美国主要是电机电器、机械器具、家具、玩具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三）中美贸易一直存在互补性竞争

中国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制造业优势，拥有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美国有中国无法比拟的科技、农业和制度优势，由此中美形成了货物贸易上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无法脱钩模式，服务贸易上的“中国接受—美国提供”的双方联动模式，货币贸易上的“中国储蓄—美国透支”的恶性循环模式。另外，中美贸易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作为支撑，美国的农产品和高科技需要中国市场，中国的工业品需要美国市场。从具体数据看，中美贸易从1979年不到25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000多亿美元，增长250多倍。美国科技实力全球领先，《福布斯》发布的2019年全球十大科技公司有八家是美国公司，美国无论在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在热点和新兴研究前沿领域都位列全球第一。美国是全球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一直在世界农业生产领域和出口领域等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中美双方贸易既存在互补性和共赢性，又存在竞争性和博弈性，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也说明了中美贸易的高度互补和高度依赖，经贸合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

（四）中美贸易长期存在摩擦争端

中美两国一直存在意识形态和治理体系上的差异，必然因为政党竞选和背后经济财团的利益，对中国产生各种解读和矛盾，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中美贸易摩擦争端不断。1980年7月2日，美国第一次对中国的薄荷醇实施反倾销调查，整个八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达十七次。九十年代美国依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发起四次调查。中国加入WTO前，中美经贸摩擦领域从纺织、服装等初级加工品蔓延至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争端范围从简单的行业产品贸易纠纷开始延伸到复杂的知识产权、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频繁采取了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等多种手段，中美经贸摩擦领域不断向服务贸易和投资扩展，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延伸，向高科技产业领域升级和高附加值产品扩大，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经贸摩擦加剧的时期。中美贸易结构虽然互补性强，但是美国存在“2/3心理”，即对GDP达到美国2/3的国家会产生恐惧，从而会本能地实施打压遏制，因而2018年美国先后发起“301”“337”等各种调查，摩擦争端纠纷不断升级，出现了大规模的关税战，最终演变成科技创新和汇率金融等综合较量。随着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提升，不可避免地出现双方企业的竞争，例如华为对美国芯片产业产生冲击;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化不断推进，中美汇率竞争也不可避免，美国作为最大的汇率操纵国，也必然将中国扣上汇率操纵的帽子，从而产生激烈的对抗。

三、中美经贸关系的平衡之道

从1949年到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冰冻隔绝期、解冻破冰期、成长蜜月期、波动上升期、入世黄金期和正面对抗期，从起初经贸关系服从政治关系需要，接着逐渐摆脱政治关系快速发展，到最后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互相影响。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两国贸易关系的最佳状态就是独立自主但又竞争合作，也就是互补性竞争和共赢性博弈背景下的市场化合作。中美大国博弈帷幕初升，硝烟刚起，中国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化压力为动力，转挑战为机遇，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跨越中国面临的四个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马尔萨斯陷阱”，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以坚持对话协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探索中美关系新模式

2012年美国学者艾利森首次以“修昔底德陷阱”比喻中美关系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美国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思维”，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尽快回归世贸组织框架内解决纠纷，同时探索新领域的新规则，让世贸框架更加公正合理，增强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更好地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美可以在照顾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求共谋经贸发展之同、存意识形态之异，增强战略互信，施展战略想象力，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雾，探索构建新的中美大国关系，加快解决中美贸易的政治化问题。

（二）以深化改革开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新型现代化国家

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底气和自信就来自于“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中国应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放宽外資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互惠互利。这样中国经济将不会为“中等收入陷阱”所困，实现平稳有序地迈入高收入国家序列，从而提升中美经贸互补性。

（三）以展示大国担当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的世界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指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因此，西方有些人担心中国崛起后不愿承担根据能力本应担当的责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息息相关，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能够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应站在道义的制高点，身体力行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大力打造国家间的广泛合作机制;量力而行实施对外援助，既进行江湖救急的现金、物资、工程等捐助，也进行长远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积极主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国际冲突地区推进谈判进程，进而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积极同其他国家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到以共享发展成果打造利益共同体，以共商互信合作打造价值共同体，以共建国际秩序打造责任共同体[5]，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威胁论”的传播，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氛围，彰显中国的世界胸襟和大国担当，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深化中美经贸合作性。

（四）以科技教育合作跨越“马尔萨斯陷阱”，破解兴衰历史周期率

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陷入持续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泛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这些都是“马尔萨斯陷阱”不同的表现形式。现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挣扎在贫困陷阱中，而中美贸易战不过是“马尔萨斯陷阱”在国际问题最突出的表现。人类历史表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方法是国际自由贸易和科技的发展与合作，而不是无序的“零和博弈”和存量争夺。中美作为世界大国，有责任不应因为产生隔阂而导致双方科技教育脱钩，而应互相提升科技创新和教育普及水平，根据各自国家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科学范式突破、农业现代化、工业智能化，甚至合作向外太空拓展生存空间，合作帮助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目标，真正使人类获得免于贫困的权利，真正使人类历史摆脱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率，妥善化解中美摩擦争端，共同支撑人类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1950-2000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2]熊志勇.中美关系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

[3]任泽平.中美贸易战：原因、影响、展望及应对[J].新能源经贸观察，2018，（7）：54-57.

[4]杨枝煌.中美贸易摩擦的分级分类推演应对及终结之道[J].兵团党校学报，2018，（4）：80-84.

[5]杨枝煌.全面打造新时代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当代经济管理，2018，（1）：37-44.

责任编辑：王玉倩

作者：杨枝煌 杨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