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学论文范文

2022-05-13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环境社会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环境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的状况。当前我国环境问题状况严峻,社会学也处于持续发展时期。本文研究讨论西方的先进学科理念和近年来我国取得的发展,以期从社会学视角来解释环境问题乃至促进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篇:环境社会学论文范文

环境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回顾

摘要:对环境行为的研究涉及心理学、建筑学等领域,伴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涌现和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日益成熟,环境行为逐渐进入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视野。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回顾,梳理环境行为的概念与内涵,归结了环境行为的适应性、社会性、双重性和策略性特征,并对环境行为进行类的分析,构建了态度变量、社会结构变量、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三种与环境行为关系最为密切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目前环境行为研究中的概念混乱、研究方式单一以及缺乏对环境行为形成的社会互动机制的详尽分析等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环境行为;社会特征;影响因素;社会学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技术革命促成了西方国家深刻的社会变革,伴随着现代文明曙光的出现,新能源、新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新的产业部门不断出现,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起了城市面貌和环境的巨变,催生了环境危机的出现,对居民身心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末,综合心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一个新研究领域——环境行为研究诞生了。以“环境行为”为检索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德国Springer期刊数据库、英国Taylor&Francis期刊数据库、Wiley期刊数据库、Frontiers_系列期刊数据库进行精确搜索(见表1),发现西方学界进行环境行为的研究比我国进行的时间早、研究的程度深。西方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进行环境行为研究,并出版发行《环境与行为》、《环境心理学》等专业期刊。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专注于环境行为研究,2000年以后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通过对环境行为相关文献题目所蕴含内容的理解,笔者将现有文献按研究领域划分为心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等领域。

第一,心理学领域。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心理学在环境行为领域的研究又可细分为社会心理学领域和环境心理学领域,其中社会心理学延续了经典的心理学研究角度——内部心理,以态度和行为的关系为主题,研究人的认知、知觉、态度、意识、价值观等与外显行为的关系;而环境心理学则从外部出发,研究个体如何和环境相互作用,进而利用和改进人类环境,以解决各种由环境而产生的人类行为问题,例如,勒温的场理论。因此,环境心理学领域的环境行为主要涉及建筑、空间(商场、广场、公园、学校等)、城市规划、压力环境(噪声、辐射等)等环境中不同行为者的行为规律以及他人在场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第二,建筑学领域。建筑空间是人的心理空间的外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规划家KevinLynch运用“图式”理论研究人们对三座不同城市的意向,开启了环境行为在建筑领域的研究先河。进入60年代后,挪威建筑学教授Christain Norberg-Schulz以皮亚杰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了空间问题,在建筑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在同一时期,一些建筑师对传统的建筑设计方法与原则进行了反思,以Jon Lang和Charles Bumette为代表的建筑师从管理科学、系统论的角度研究设计方法的正确模型,并应用计算机把社会科学数据、观点综合到设计中去;而以Alexander为代表的建筑师重视空间与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把设计设想为多种空间模式与行为模式的结合。70年代以后,建筑界普遍强调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对人们的行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社会学领域。从社会学角度对环境行为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环境社会学,长久以来,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是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种认为环境问题是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核心。随着环境社会学的逐步成熟和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过于宏观和抽象,人与环境的关系是通过人的行为实现的,只有行动着的人才能与环境互动,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们环境行为的结果。因此,应该站在微观的生活者的角度,对人的环境行为进行理性的分析,既能阐述导致环境问题出现的原因——行为选择,又能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从而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本文主要基于环境社会学视角,对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把握。

一、环境行为的概念与内涵

关于什么是环境行为,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都尝试给出合理的界定,但到目前为止并未达成共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Hines等提出了“负责任的环境行为(responsible environmemal behav-ior)”,将其定义为“一种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行为,目的在于能够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Stem提出了“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并从行为的“影响”和“意向”两个维度将其定义为“影响导向的定义强调人的行为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意向导向的定义强调行为者是否具有环保的动机”。而Sebastian基于“规范刺激(NAM)论”和计划行为论,从利己动机和亲社会动机两方面将“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定义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及对他人、后代、其他物种或生态系统的关心”。

由上述概念界定可以得知,较早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对环境行为的界定略显偏颇,人是行为的主体,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环境行为,而西方学者的界定多数只强调了积极的环境行为,忽略了负面的、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的行为。

我国社会学学者也对环境行为做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王芳以“理性选择论”为基本预设,以环境问题为切入点,以空间作为人与环境互动的载体,将环境行为定义为“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或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它既包括行为主体自己的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包括行为主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后产生行为的环境影响”。崔凤等依据概念外延的不同总结了两种关于环境行为的理解,其中对环境行为的广义理解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行为,而狭义理解仅将环境行为理解为个体层面的行为或环境保护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学界对环境行为内涵的理解尚处于深入讨论阶段,尤其对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关系存在不少争议:一种观点以洪大用等为代表,认为环境行为是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环境意识应该包括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四个环环相扣、级级增值的环节。另一种观点以周志家等为代表,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不存在维度的交叉,若“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那就相当于我们事先已经预设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力,这样就正好回避了我们自己的研究问题——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

二、环境行为的特征

关于环境行为特征的探讨,有学者将环境行为视为一系列要素的复合体,通过对其进行解构发现:环境行为从行为本身来看具有正反两重性,从行为主体来看具有多元性和互动性,从行为发生空间来看具有差异性,从行为结果来看具有滞后性、复合积累性和外部性,从行为动因来看具有利益驱动性,从行为制约因素来看具有社会性。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环境行为与社会的互动上,认为环境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与特定的社会因素相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基于已有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归纳总结,认为环境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1.适应性

占据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类行为主体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给定的社会结构、社会技术和物质系统中进行互动和交流,但他们并非仅仅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进行各种活动,而是能够应对社会刺激,分析、理解情境,甚至构建或重塑物理环境及社会规则。环境行为是一种人类行为,因而能够适应社会环境并做出反应:一方面,个体环境行为的发生受制于环境压力,社会存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塑造个人的环境行为;另一方面,个体通过行为反应调节并满足自身需要,应对环境刺激。换言之,环境行为既具有主动性,又具有被动性,并且也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互动性。

2.社会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中所有个体都要经历社会化过程,都不可选择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之中。离开了个人的存在与行为,或者我们按下一个暂停键,冻结个体行为,社会过程就随之结束了。环境行为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行为主体的信念、期望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主流文化、经济水平、制度规范等外部因素,人格特质、价值体系、情感卷入等内部因素都能影响人的环境行为。并且,环境行为还关涉其他主体的行为,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

3.双重性

环境行为的双重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来说,环境行为具有直接性和间接性,有的行为直接与环境互动并对环境造成影响,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都直接可见,而有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但却是造成某个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如女人对化妆品和服饰的选择;另一方面,从行为的性质看,广义的环境行为既包括环境保护行为,也包括环境破坏行为。前者是一种长期行为,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从而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使之更好地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后者是一种短期行为,是片面追求短期利益而对环境资源予取予夺,从而引起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的行为,对经济、环境及社会的动态永续平衡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4.策略性

环境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并包含特定的指向选择,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行为主体根据自身一定的利益偏好,遵循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做出最优策略选择,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企业是否采取环境保护行为受到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对环保投入的政策激励和对环境污染的政策规制会为企业带来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权衡比较,企业会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但不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公众,都是理性的社会行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一旦偏离追求长期利益、社会利益的轨道,打破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间的制衡局面,就会出现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政府与企业的合谋行为,公众弱参与性、浅层性、简易性环境行为等不利于环境社会健康发展的行为。

三、环境行为的类型学分析

对环境行为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梳理现有的文献,国外学者对环境行为的分类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Sia等将环境行为分为说服行为、消费行动、生态管理、法律行动、政治行动五类;Smith-Sebasto和D'costa对环境行为的分类与Sia等人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在名称上略有差异,如将“生态管理”称作“实践行动”等,但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教育行动;Stern根据环境行为的定义,从行为的激进程度、空间私密性的角度出发,将环境行为分成激进的环境行为、公共领域的非激进行为、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其他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

我国学者也对环境行为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张兴莲等按照差别强化原则将环境行为分为正性环境行为和负性环境行为;按照主体的环境行为是否需要他人的参与将环境行为分为合作环境行为和独立环境行为,对前者根据行为主体受制约性的强弱又可细分为自主合作、条件合作与申诉合作环境行为。这一分类方法主要基于环境教育、环境素养的视角,将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识的外在体现,是环境教育的要旨所在。但这里提到的环境行为在定义上趋同于环境保护行为,是指“在人们具有环境知识、态度和技能之后,必须采取行动,参与各种环境问题的解决”,而现实的环境行为并非仅指环境保护行为,因此,这一分类方法缺乏广泛的适用性。崔凤等依据环境行为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环境行为进行了划分。依据行为主体的不同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个体型环境行为、群体型环境行为、组织型环境行为;根据行为结果的差异,可以分为环境影响行为、环境破坏行为、环境保护行为;根据行为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生产型环境行为和生活型环境行为。这一划分方式具有明显的社会学特色,通过解构行动体系对环境行为的类型进行了把握,但现实的环境行为复杂得多,行为主体间的互动结构影响了行为结果,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来的行为类型存在交叉关联。例如,企业环境行为又可细分为企业环境保护行为、企业环境破坏行为,公民环境行为又可依据政府是否参与构建出政府参与模型与政府不参与模型。此外,环境行为兼具直接性与间接性,而在已有的分类中对间接环境行为未加明确的关注,应在现有的划分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考察。

四、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考察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不仅能够分析环境行为的状况,而且能够为改善环境行为提供方法和路径。在目前针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开展的研究中,本文主要提取了态度变量、社会结构变量、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三个因素进行分析。

1.态度变量

态度与行为的关系研究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在环境社会学领域,主要沿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论、ABC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探究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关系。但目前学界对环境态度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与环境态度相似的概念还有环境意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信念、环境知觉、环境认知等,这些概念表述类似,内涵趋同,在现有研究中常常互换使用。

Hines等利用元分析法整合了128篇有关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认为环境行为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而行为意向又受包括环境态度在内的若干变量的影响。

沈立军对山西省五所大学学生的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相关,并归结出两条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一方面,环境价值观通过影响环境态度进而预测环境行为;另一方面,环境态度亦能直接影响环境行为。

余勇等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分别提取了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主要因子,进而对游客的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环境态度通过两种路径影响环境行为:在主要路径中,环境教育与环境保护行为存在显著相关;在次要路径中,环境伦理与环境干扰行为存在显著相关。

2.社会结构变量

社会结构是联结行动者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主要包括家庭结构、阶级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阶级结构。阶级被古典社会学家视为社会建构的重要因子之一,以环境为话语连接环境行为与阶级,可以发现中产阶级与环境生态的联结最为频繁,环保运动与后物质主义是其主要的议题。Cotgrove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与环境生态运动的强烈联结,特别新中产阶级多参与新环境运动(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团体),旧中产阶级多参与自然保育运动。吴瑶以《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媒介话语空间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环保话语,认为中产阶层的环保话语是本阶层特有的身份认同标志,借助环保话语,中产阶层得以表达其利益诉求,并展示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第二,组织结构。环境行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组织的内部关系及组织间关系均能影响主体的环境行为,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组织是政府和企业。对企业来说,企业类型不同、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设计不同、企业环境行为的导向机制不同,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同;对政府来说,纵向的中央与地方“二元”分级结构、横向的协调管理网状结构也会影响政府的环境政策、环境监管、环保宣传、环境治理等行为,同时,政府和企业间博弈均衡的改变也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

第三,城乡结构。Van Liere等对公众环境关注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较乡村居民对环境问题有更高的关注度;张健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研究乡村环境问题,认为二元社会结构的环境制度设计对人的环境行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乡村内生污染以及城市污染转嫁乡村综合作用,加之乡村环境保护制度的缺失,造成乡村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3.社会人口统计变量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指被调查者最基本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

在性别因素方面,Fliegensehnee等的分析发现性别是影响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环境知识水平较低,但女性更易投入情感,对环境破坏的关心水平更高,不易盲目迷信技术解决手段,更愿意尝试做出改变。龚文娟等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所作的分析也发现,在私人领域内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多于男性。但是性别与环境行为的关系并不稳定,Hines等对1971-1986年间的128篇环境行为研究文献进行元分析并未发现性别和环境行为的显著关系,Schukz等在1995年所作的五项调查结论也表明性别与回收行为不相关。

在年龄因素方面,Van Here等对公众环境关心的研究发现,年轻人较老年人更易接受新的环境保护观点,形成新的生态观,更加关注和参与环保行为;但王琪延等通过对北京市市民环境行为意愿的研究发现,年纪越大的人在资源再利用及资源节约方面得分更高,而年轻人多为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在生活中以工作、家庭及生活质量为重点,对环保给予较少关注和重视。在收入、职业及受教育程度因素方面,王凤等通过对陕西省和广东省公众环保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两地公众由于人均收入不同而表现出环保参与行为的较大差异,收入越高,公众参与环保行为的水平越高;陈奉伟对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环境行为进行调查后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游客在环境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文化程度越高,游客的环境行为越积极,但不同职业的游客在环境行为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目前学界对环境行为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体系,国外研究从理论研究到经验研究的成果都十分丰富,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才起步不久,研究的技术相对落后,但研究热度正在攀升。纵观目前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概念界定混乱,导致变量选取和指标设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从而给研究带来困难。目前已有文献中出现的环境行为的同义词有“环保行为”、“一般环境行为”、“特定环境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等,这些概念表述模糊、彼此交叉,虽提法不同,但内涵趋同。因此,增加了研究的局限性和难度,并造成相互借鉴的混乱。尽管我们现在不能对环境行为的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至少应该明确概念的范围,从而选取统一的变量维度和指标体系,以便选择统一的测量工具。

第二,研究方法单一,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从方法论层面来说,国内外研究者多采用问卷调查法测量行为变量,但环境行为具有较强的外显性、可操作性,除了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得数据外,还应主要通过观察法获得一手资料。目前学者所使用的问卷调查法只能获得被调查者主观自述的行为意向数据,而无法获得被观察到的、真实的个体行为数据,这就削弱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增加了对研究结论正确性的质疑。因此,若想克服这一缺陷,必须充分借鉴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形成多元化的方法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相关研究的健康进行。

第三,缺乏对环境行为形成的社会互动机制的详尽分析。现有的研究假设了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情境变量介入后主体环境行为的多样性,得到的调查数据使学者获得了大量有关行动者个体属性的数据,提高了学者描述环境行为的能力,但关于环境与个体发生互动的行为数据几乎未加调查。个体并非原子化地嵌入到社会结构中,解释个人主体行为必须着眼于结构性的、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机制。目前的环境行为研究多借助于定量数据解读环境行为的现状,而对社会机制与行为主体互动的刻画还远远不够。

作者:崔凤 邢一新

第二篇:环境社会学研究述评

摘要:环境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的状况。当前我国环境问题状况严峻,社会学也处于持续发展时期。本文研究讨论西方的先进学科理念和近年来我国取得的发展,以期从社会学视角来解释环境问题乃至促进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环境问题;环境社会学;理论阐释

二十世纪中叶后期以来,西方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范畴,有学者认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由于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无限度使用和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具有复杂性、危害性、广泛性的社会现象。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尚待提高,工业发展的副产品——环境污染问题油然而生。

近十几年来,环境问题的恶化首先引起的是自然科学家的关注。其次引起了医学及心理学对于环境变化引起人类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重视。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起步最晚,但成为一个全新的尚待大力发展的领域并将有所建树。

一、环境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

环境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看似雷同,然而在学科视野下是具有不同特征的两个概念。环境社会学起源于1960-1970年代的美国,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激发起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20世纪70年代末,卡顿和邓拉普发表了环境社会学相关论文,奠定了环境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卡顿和邓拉普提出了“新生态范式”理论,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就此开始。卡顿(Cottna)和邓拉普(Dunlap)在1978年将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他们认为,相比于公众环境态度的研究和关于社会阶层和环境衰退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研究本质上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后者是环境社会学。把环境问题直接作为变量来研究是区别环境社会学和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的分野标志。

为什么要区别环境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首先,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不够宽泛,从利于学科的长远发展目标来看是无法满足的。其次,是否引入环境变量作为环境社会学和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的区别标志,能使得环境社会学与其他分支学科泾渭分明。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科发展状况,这在环境社会学建立之初具有重大意义。

但随着环境问题的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深刻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不论是环境社会学还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二、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

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萨姆纳(Sumner)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便公开发文,担心地球的资源将会在未来不足以供养如此数量的人类生存发展。索罗金(Sorokin)于1940年代研究饥荒对于社会的影响,这与当时西方世界盛行的“人类几乎不受自然环境制约”的观点相悖。雷德(Reid)在1960年代出版了“自然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Nature)”,讨论物种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些成果都为环境社会学启蒙了思想,提供了发展动力。

上文提到,环境社会学的在美国的开始标志是卡顿和邓拉普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把人的行为作为变量,把环境作为常量,与他们倡导的把环境问题直接作为变量来研究有一定的出入。所以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仍需专业化发展。

经过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发展,环境社会学开始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1986年,巴特尔指出:“环境社会学在当今的美国处于一个安逸的地位,已经发展成一个社会学的专门分支”。但目前的环境社会学发展,塞尔批评其缺乏想象力,且认为该领域的发展扔停滞于寻求自身定位的阶段。他认为环境社会学应该开展新的研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由于全球环境变迁意味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将发生,但是环境与社会是互动的,环境社会学应该结合全球环境变迁的新现象开展研究。

笔者看来,环境社会学在西方的发展并不仅仅停滞于寻求自身定位的阶段,但也没有少数学者所持的盲目乐观态度,环境社会学已经成为社会学一门成熟的分支学科。当前的研究取向应当侧重于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以此为基础才能开展方向一致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

三、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滞后,中国的环境问题形成原因比较复杂,计划经济时期发展目标重于环境保护,环境管理理念滞后以及政策制定不完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落实,旧的问题还未妥善解决,新问题又接踵而至。当前环境问题之严重,对社会发展运行和全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较大影响甚至威胁。从我国国情来看,寻找与之相符的解决途径才是切实可行的思路。除了从结构功能主义模式、社会冲突论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的传统视角关注环境问题,我们还应注重一些学者全新的理论视角。

有学者从环境问题的公平性来研究环境问题,旨在说明环境问题不但影响着人类自身个体的生存发展,而且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环境问题会对不同地区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提出全新的理论视角——环境公平。在此视角下看待环境问题,将会使环境问题关注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过程的优化,这更具有社会学视角。首先,该观点认为环境公平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每个人都具有权利去享受清洁的环境,第二层含义是指对于造成环境破坏的责任和保护环境的义务相对等。其次,环境公平问题具有双重类型: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存在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间;代际公平存在于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也可以看作特殊意义上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因为只有通过促进代内公平的实现才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代际公平,所以看待我国当前的环境问题,应区分为国际、地区和群体三层次。其中,群体层次包含了代内各群体之间以及代际群体之间的公平问题。以上三个层次,中国都具有环境不公问题。

还有学者以一国整体自然环境为单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该视角立足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往的国家安全观是单一的、注重本国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而该视角从多样化、多层次的以综合安全为特征的全球共同安全转变,并极大地表现出了政治化、经济化、社会化和全球化新特征。能否解决国家环境安全间题,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能不能持续存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于是国家环境安全才成为一个战略概念,环境安全问题的研究也由此成为国家安全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马戎.必须重视环境社会学——谈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2]洪大用.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型[J].江苏社会科学,2014.5

[3]李友梅、刘春燕.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探索[J].上海大学学报,2003.1

[4]文军.国家环境安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环境安全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1

[5]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J].浙江学刊,2001.4

[6]王俊秀.环境社会学的出发[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94

作者简介:翟恺(1990-),男,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在读硕士研究生。

作者:翟恺

第三篇: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趋势与展望

[摘 要]文章旨在探讨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探索韩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文章首先概述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主要考察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的组织化以及环境社会学成为常规教育课程的过程;接着分析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归纳其普遍特征。分析发现:在该领域的代表性期刊《环境社会学研究》上,最常见的研究栏目是“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环境意识与行为”,此外还有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等论题;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关注环境问题、以定性研究法为主、重视自由主义传统的环境改革、跨学科性质的专业交流以及研究者与环保活动家的互动等。最后,文章建议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展开跨学研究和实地调研。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韩国环境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环境社会学研究》

一、引言

环境社会学是研究环境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学问,是社会学若干分支学科中较晚完成体制化的研究领域。人们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早期研究,应追溯到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人的古典社会学研究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即使在最早创立环境社会学的美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农村社会学学会(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组织的自然资源研究团队(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Group),是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最早成立的研究者组织;1973年成立的社会问题研究委员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建立了环境问题分会(Environmental Problems Division),①并于同一时期开始使用“环境社会学”(environmental sociology)术语;②197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了“环境社会学分会”。③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大约10年间,各种因素影响了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当时出版的关于警告环境危机的著作,其中卡森 (Rachel Carson,1962)、康芒纳(Barry Commoner, 1971)、埃利希夫妇 (Ehrlich and Ehrlich,1970)、哈丁 (Garrett Hardin,1968)的著作对社会学家最具影响力。二是因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环保著作的出版而引发的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现代环保运动,是区别于传统自然保存运动并源于工业与化学污染而产生的。现代环保运动的迅速传播,激发了社会学家对环保运动的关注。毋庸置疑,工业与化学污染等环境问题本身对社会各界关注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影响。总之,环境危机及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对环境主义的重视,成为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关心的重要议题。个别国家面对的局部环境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传播。随后,许多国家把环境社会学确立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成为国际会议的主要研究主题。自1971年以来,“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被设定为国际社会学学会(ISA)辖下55个研究委员会之一(RC24)。环境社会学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德国、荷兰、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中得到发展。

在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教育与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通常认为1990年以来的20年,是构建教育与研究的制度基础的阶段;经过20年的发展,韩国环境社会学被国际所熟知。①其契机是:1993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国际学术会议由韩国社会学学会举办;2004年国际社会学学会RC24在韩国举办,来自日本、中国等国家的学者参与交流;韩国学者参加和举办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会议。

本文旨在考察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进一步展望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为此,第二部分梳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主要讨论研究者团体的组织化、环境社会学及其相关课程成为高校正规教育课程的过程;第三部分探讨韩国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试图归纳其特征,重点分析学术著作和《环境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主题;第四部分展望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与任务。

二、韩国环境社会学体制化过程及现状

在韩国,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起工业化进程的加速,70年代麗川、蔚山等工业园区开始出现空气污染的危害,1982年韩国首例公害病——“温山病”在温山发生。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恶化的水质,充分引起大众对环境的关注。随后,20世纪80年代“反污染”环保运动团体开始产生,1989年韩国第一个群众性环保组织“公害消除环境运动联合”成立。对因“公害问题”而暴露的环境恶化、环境破坏等环境问题的关注,成為韩国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一)环境社会学编入正规教学课程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学者把环境社会学作为正规课程而讲授。迄今所知,韩国最初的环境社会学由西江大学研究生院的崔在贤讲授,参与此课程的学生是由西江大学、首尔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的15名研究生组成,当时的课程名称是“环境社会学”,课程内容主要以阅读环境理论著作、公害现场访谈、田野调查等构成。1993年在韩国圣心女子大学(现天主教大学)第一学期,由李时载教授最早针对本科生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②

虽然此后其他大学也开设环境社会学相关课程,但是直到1994年韩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在本科阶段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的大学仅有圣心女子大学(今韩国天主教大学圣心校园,1994年与韩国天主教大学合并)和忠北国立大学,在研究生阶段开设环境社会学及其相关课程的高校有成均馆大学、圣心女子大学和忠南国立大学。此外,还有7所大学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人类生态学(论)或者社会生态学课程,①但是从讲授内容来看,与当今的环境社会学学科有一定差异。

之后,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的大学逐渐扩大。截至2013年,39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及其相关学科中有31所(占80%)大学开设环境社会学相关课程,如表1所示,其中大部分课程以“环境社会学”为课程名称,还有一部分课程是环境与社区、城市、发展、人口相结合,釜山大学、首尔大学、蔚山大学等校则使用“生态”的课程名称。

随着环境社会学成为常规课程,相关教材的编写提上日程。1995年梁钟会和李时载翻译汉弗莱(Craig R. Humphrey)、刘易斯(Tammy L. Lewis)和巴特尔(Frederick H. Buttel)撰写的《环境、能源与社会》(Environment, Energy, and Society,1982),以《环境社会学》为书名出版,成为最早的韩语版环境社会学教科书。2000年开始韩国国内学者撰写的教科书陆续出版,其代表性教材是卢镇澈的《环境与社会》(2001)、郑大然的《环境社会学》(2002)和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所属11名研究者共同编写的《我们眼中的环境社会学》(2005)等。环境社会学学会会员共同参与执笔的教科书,对规范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及内容的标准化具有一定意义。

(二)研究领域的确立及组织机构的设置

20世纪90年代初,“环境”成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91年,社会学年会第一次以“环境”为议题设分论坛。1991年6月28日,韩国国立忠南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前期)①社会学年会组织了12个分论坛,其中第11个分论坛的议题是“自然与环境问题”,①4位学者以忠庆南道泰安的安眠岛放射性废弃物处置选点为主题进行讨论。1991年12月12—13日,韩国中央大学主办的后期韩国社会学年会正式成立了“环境与公害分论坛”,其主题是生活垃圾的处理。

至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年会环境社会学分论坛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唯一的互动平台;之后环境社会学者组织的专门研究机构,也成为环境社会学者互动的重要平台。1991—2006年间,社会学年会组织环境社会学分论坛的时间分别是:1991年前期和后期,1994年前期,1995年后期,1996年前期,1998年前期,1998年后期,1999年前期,2000年前期和后期,2003年后期,2004年前期,2006年前期和后期。分论坛上发表的论文总数达到55篇。②

随着关注环境问题的研究者逐渐增多,环境社会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开始组建。最初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是于1995年6月23日组织的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协会(会长为权泰焕)。尽管此研究会规模小,甚至没有制定行为准则,是一个松散的研究机构,但是会员的积极性高,其活动非常活跃,包括在韩国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前期/后期社会学年会上组织环境社会学分论坛及论文发表,并举办前期和后期的定期研讨会及实地考察。③

以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协会为基础,韩国环境社会学会于2000年6月3日创立(首任会长为李时载)。创立纪念研讨会的主题,是当时社会焦点之一——东江大坝(宁越大坝)建设争议的研究,发表4篇论文。目前环境社会学学会会员人数达到150多人,大多数会员是社会學家,也有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还有少数自然科学及工学专业的研究者。从会员的多元性特征中可以看出,环境社会学学会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学会,此性质与社会学“分论坛”特性相比,更倾向于具有环境社会学的“相关学会”的特性。

环境社会学学会持续开展研究协会时期的活动,举办春季和秋季社会学年会的分论坛,春季和秋季的专门学术会议及实地考察等。除此之外,学会还组织专家联合执笔,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创办学术期刊《环境社会学研究》等活动。环境社会学学会成员共同编写出版了具有教材性质的《我们眼中的环境社会学》(2005),还出版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系列丛书之一”——《环境社会学理论与环境问题》(2013)2册和《环境运动与生活世界》(2013)。环境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主要有2004年的国际社会学学会(ISA)RC24会议和2011年召开的第三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会议(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进入21世纪后,环境社会学学会的主要工作是学术期刊半年刊《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发行。

三、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主题

为了把握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笔者主要关注韩国社会学学会主办的《韩国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学会主办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④以及环境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主题、社会学者撰写的环境社会学书籍,其中最重要的分析对象是在《韩国社会学》及《环境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虽然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的论文仅有9篇,但这足以展现《环境社会学研究》创刊之前的研究趋势,因此被纳入为研究对象。《环境社会学研究》是韩国环境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学术刊物,从创刊号(2001年)至第17卷第1期(2013年上半年)共发表的167篇论文(包括研讨会)均被列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1.《韩国社会学》及《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的主题

《韩国社会学》发表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论文共有9篇,为少数,①主题也并不多样化,但是在《环境社会学研究》创刊之前,环境社会学领域的论文主要发表于《韩国社会学》,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主题是“环境运动·环境纠纷”(1篇)、“环境意识·环境行为”(2篇)、“环境政策·环境行政”(2篇)和“可持续发展”(1篇)等。20世纪90年代初期环境社会学研究展开伊始,“环境意识·环境行为”及“环境运动·环境纠纷”成为主要话题。《韩国社会学》发表的第一篇环境社会学研究论文是梁钟会撰写的《我国居民环境意识变化及社会基础》(1993),随后发表了金斗植关于环境意识的论文②和具度完关于环境运动的论文。③

下面将考察在《环境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167篇论文。笔者将论文主题分为19个类别,其中6个主题的研究频率较高。研究频率最高的主题为“核能·风险·灾难”,此主题的论文共21篇,占论文总数的12.6%。④该主题的论文之所以最多,是因为2007年发生的“河北精神”号溢油事故相关研究以专辑的形式发行2次,见下页表2。其次是以“大规模开发项目”为主题的论文,共有19篇。此主题的论文是环境社会学者对东江大坝、新万琴填海项目、四大江项目等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开发项目给予关注的结果。环境社会学者关注的其他主题分别是“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运动·环境纠纷”“环境政治”等,论文共90篇,占论文总数的53.9%。

除以上6个主题之外,环境社会学者关注的其他主题依次是“环境政策”(8篇)、“社会影响评价”(8篇)、“环境·风险治理”(8篇)、“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7篇)、“生态农业·粮食·食品”(7篇)、“环境社会学理论”(6篇)、“可持续发展”(5篇)和“环境修复”(5篇)。以“生态农业·粮食·食品”为主题的论文,大部分发表于《农村社会》杂志,所以不包含在分析之中。

以“能源·资源”(4篇)、“生态共同体”(2篇)、“环境社会学方法论”(1篇)、“环境思想”(1篇)为主题的研究论文非常少。最初分论文主题时将“人口”设置为独立主题,但由于未检索到相关论文,因此将其从主题列表中排除,这也意味着没有从环境社会学视角研究人口问题的研究者。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环境社会学的论文主题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发表少量的以“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环境运动·环境纠纷”等为主题的论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论文数量的增加,主题变得多样化,且涵盖了目前环境社会学的大多数主题。第二,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并不明显集中于1个或者2个特定主题,但是每个主题的论文数量差异较大,其中“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是研究者最关注的主题,而对“环境思想”“生态共同体”“能源·资源”等主题的关注度极低。第三,某个特定主题的研究论文并不明显地呈现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从历年发表的论文来看,关注度较高的6个主题的相关论文分布均衡,但是近期尚未发表以“环境社会学理论”“环境社会学方法论”“环境思想”“环境修复”为主题的论文。尽管近期集中发表关于“能源·资源”的论文,但是相关论文数量较少,所以难以发现显著的研究趋势。

2.定期举办学术会议的主题

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每年定期举办春季和秋季两届学术会议。如表3所示,在学会自创立以来定期举办的26届学术会议中,除了主题未确定的2届会议之外,其他24届会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主题是“大规模开发项目”(5届),具体为东江大坝项目(2001年创立纪念研讨会)、新万琴填海项目(2001年秋季、2003年秋季)、四大江项目(2010年春季)等特定开发案例和大规模开发项目(2006年春季)。出现频率第二高的主题是“环境运动·环境纠纷”,分别是在2004年秋季、2005年春季和秋季、2007年春季举办,共4届。出现频率第三高的主题是“环境政策”(2006年秋季、2009年秋季、2012年秋季)和“環境问题·气候变化”(2007年秋季、2010年秋季、2011年春季),各举办3届。与“环境政策”主题相关的论文有关于卢武铉政府的“营造宜居社区”政策和李明博政府的环境政策、绿色增长政策等研究。此外,以“核能·风险·灾难”(2008春季、2009年春季)、“可持续发展”(2011年秋季、2012年春季)、环境思想(2005年秋季、2013年春季)为主题的会议各举办2届;以“生态共同体”(2002年秋季)、“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2004年秋季)、“环境政治”(2006年秋季)、“生态农业·粮食·食品”为主题的会议各举办1届。

3.《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专辑主题

《环境社会学研究》每期设定一个主题,将相关论文以专辑的形式收录,该杂志的专辑主题目录参见表4。“核能·风险·灾难”是专辑中最常出现的主题,为6次,具体涉及放射性废弃物、核电等原子能问题(总卷6号、第10卷1号、第17卷1号)和灾难(第12卷1号、第13卷1号、第15卷1号)分别为3次,“河北精神号”溢油事故曾2次被设定为专辑主题。第二个频繁提及的主题是“环境政策”,为5次(总卷5号、总卷8号、第11卷1号、第13卷2号、第16卷2号),具体涉及卢武铉政府的环境政策、绿色国家、气候变化政策以及李明博政府的绿色增长政策和一般环境政策。第三个频繁提及的主题是“大规模开发项目”,为4次(总卷1号、总卷2号、总卷7号、第14卷1号),具体探讨东江大坝及四大江工程各1次,新万琴填海工程2次。此外,关注“社会影响评价”(总卷3号、第10卷2号)和“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第14卷2号、第15卷2号)主题各2次;涉及“环境正义”(总卷9号)、“环境修复”(总卷4号)、“生态农业·粮食·食品”(第12卷2号)、“环境·风险治理”(第16卷1号)、“环境问题”(第15卷2号)、“可持续发展”(第11卷2号)等主题各1次。

4.主要专著的主题

如表5所示,环境社会学者①撰写的著作②主题比较多样。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著作数量的显著增加,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主题的多样性也大幅度增加。20世纪90年代只限于“环境社会学理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运动·环境纠纷”“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等4个主题,但进入21世纪以后,出版了“大规模开发项目”6个崭新主题的学术著作,而最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关于“核能·风险·灾难”主题的学术著作的增加。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著作出版最多的主题是“环境社会学理论”“大规模开发项目”“核能·风险·灾难”“环境运动·环境矛盾”“环境政治”等5个,共25本,占全部著作(46本)的一半以上;其次是以“环境问题·气候变化”(4本)、“可持续发展”(4本)和“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3本)为主题的著作。

(二)研究方法

如表6所示,《环境社会学研究》从创刊号到2013年6月第17卷1号发表的167篇论文(包括论坛)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分别为9种类型。不少论文没有明确叙述研究方法,而且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的论文较多,所以不易区分类型。笔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将所有论文的研究方法分为9个范畴。

首先,论文发表时间不同,研究方法上无显著差异。只是理论研究越到后期,减少的趋势越明显。

其次,各种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差异比较明显。使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40篇)、理论研究(37篇)、问卷调查(25篇)、深度访谈(19篇),相对较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现存统计资料分析(10篇)、比较研究(8篇)、内容分析(7篇)、计算机模拟(1篇)等。文献研究及理论研究分别是第一位和第二位,说明环境社会学者独立收集资料的程度并不高。

最后,在比较《环境社会学研究》和《韩国社会学》发表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时,发现环境社会学与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使用的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依次是文献研究、理论研究、问卷调查;而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的论文中,问卷调查(32.3%)、现存统计资料分析(22.8%)、理论研究(18.6%)等研究方法占前三位,①说明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中比较重视的文献研究(24%)、案例分析(12.0%)、深度访谈(11.4%)等研究方法,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的论文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产生这种差异表明,环境社会学者与其他社会学者相比,较少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更多运用定性研究方法。

四、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特征

为了考察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特征,有必要探讨环境社会学及其研究活动的各个方面,即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理论取向、跨学科研究、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环境问题的社会学

通常,日本环境社会学家将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称为“环境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environment),而将本国的环境社会学称为“环境问题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日本的環境社会学聚焦于具体的环境问题对社区居民及受害者的生活及社区产生的影响,其特点在韩国环境社会学中也有体现。李时载在最近发表的《韩国环境社会学的回顾和展望》中认为,“韩国的环境社会学是始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并以此作为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特征之一,同时列举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②

前面我们考察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如何呈现在论文、专辑、学术会议、著作等之中,而各种研究活动中发表主题最多的论文,最能表明韩国环境社会学者选题的取向。以《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为例,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相比,环境社会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在“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等主题上。而研究频率最高的“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工程”等主题是与环境问题的关注密切相关的;“核能·风险·灾难”虽然被设定为独立的主题,但终归是特殊类型的环境问题;对“大规模开发项目”的关注则源于对开发事业造成的环境问题的顾虑。因此,如果我们关注选题倾向,那么可以认为韩国的环境社会学具有极强的“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特征。

(二)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

环境社会学在美国创立时受到了农村社会学的较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重视经验调查方法的使用,而韩国的环境社会学也延续了环境社会学的传统。如上页表6所示,在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理论研究占22.2%,按比例来看虽然不低,但是运用多种类型的经验性资料(实证)进行研究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理论研究。

在经验研究中,环境社会学者相对于其他社会学者更重视的是通过案例分析、访谈等方法获取定性资料。与其他社会学者相比,环境社会学者对问卷调查、二次数据(现存资料统计研究)的使用、汇总资料等定量研究的运用较差,而通过案例分析或访谈等方法获得定性资料则更多。

定性资料的运用之所以活跃,与环境社会学者研究对象的特征相关,东江大坝工程、新万金填海工程、四大江工程等大规模开发工程,“河北精神号”溢油事故以及与各种开发项目相关的环境运动和环境纠纷被作为案例来研究。另外,在研究这些个案时,研究者更倾向于将深度访谈作为收集资料的方法。

(三)自由主义的环境改革论

环境社会学领域存在生态学(ecological explanation)与政治经济学解释(political economy explanation)、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与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真实主义(realism)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的争论。①但在韩国社会学中,难以发现围绕这些焦点的争论,也很难看到为构建独立理论而作出的努力。正如尹顺真所指出的,“很多研究都是运用其他学科建构的理论来解释与环境相关的焦点和现象”,②或者停留在运用国外环境社会学界已建构的理论基础。

但是,即使运用其他学科或者国外环境社会学所建构的理论,研究者的理论选择也受理论取向的影响。因此,大部分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自身潜在的理论取向。那么,在韩国环境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取向是什么,其变化方向又是怎样的?毋庸置疑,韩国环境社会学中并存着各种理论取向,即汉弗莱、刘易斯和巴特尔所说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研究范式。③保守主义范式在环境意识及环境行为等研究中时而出现,但影响力微乎其微;激进主义范式主要在核电、风险、环境正义、大规模开发项目(列为国家政策事业的项目)、替代性共同体、生态民主主义等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超越保守主义研究范式;自由主义的环境改革论主要体现在绿色国家、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风险治理、可持续发展、大规模开发项目等研究中。

(四)相关专业的观点交流

通过对《环境社会学研究》杂志的投稿,可知研究环境社会学的学者专业非常多样,可能比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都多样化。根据尹顺真对《环境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包括书评)作者进行分析,可知共有24个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具体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行政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工作学、心理学、地理学、地理教育学、城市及社区相关学科、环境·能源政策学、政治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哲学、韩国学等人文专业的学者;生态学、生态昆虫学、生物学、地质学、环境保健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学管理学、生命工程等攻读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土木工程等工科专业人士。当然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数量大不相同,社会学专业的研究者最多,达到37名,其次是城市及社区相关专业(18名)、人类学专业(8名)和行政学专业(6名)的学者。④

《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中,不同专业研究者合作的情况并不多见,“几乎大部分是同一学科师生之间的合著,或者同一专业的同事或前后辈之间的合作”。⑤从这一特点来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但是至少通过学会、期刊等学术平台,各专业之间共享观点及交流的情况非常活跃。

(五)研究者与活动家的互动

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有很多研究者积极参与环境运动。环境社会学者既是研究者,又是在全国性环保组织任职的代表(李时载、李相宪、尹顺真、李必烈、赵明来)、在地方性环保组织任职的代表(朴在墨、卢镇澈、崔炳斗)和環保组织的负责人(具度完)等。与上述提到的研究者相比,更多的环境社会学者以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地方环保组织的活动。另外,环保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也作为环境社会学学会会员(李升旼、安秉玉、崔礼镕、金正洙)发表论文。

环境社会学者积极参与环境运动而活动家参与研究,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与环境社会学的特征相关的,即从最基本的问题出发,关注环境问题的根源、环境问题的影响及环境问题的解决,①而且韩国的环境社会学尤其具有“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性质。

五、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展望与任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韩国环境社会学实现了体制化过程。在此期间,环境社会学被许多学科纳为正规课程,成为社会学独立的分支学科。另外,随着该领域的研究者独立组织学会及学会发行学术杂志,具备了研究活动的平台。由此可以说,韩国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已经基本完成。

过去20年既是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构建期,也是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成长期。尽管成长速度缓慢,但研究者的数量有所增加,相应地也积累了学术成果。环境社会学者们关注的“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环境运动”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最近,韩国环境社会学进入稳定期。“年轻一代的补充停滞不前”,研究生阶段攻读环境社会学的学生有所减少。②整个社会学界的停滞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环境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环境社会学经历的倒退趋势似乎也在韩国出现。

但是,笔者预测环境社会学的停滞状态不会持续,其根据有两个:一是产生环境社会学的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另外,诸如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在未来将长期存在,而像有毒化学物质等新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总之,只要环境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环境社会学就会存续下去。二是目前的停滞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成长期之后的巩固阶段。因此,从长远来看,韩国环境社会学将会保持稳定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国环境社会学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学者如何履行自身所赋予的使命。2005年,当笔者撰写由环境社会学学会出版的《我们眼中的环境社会学》第一章时,曾将环境社会学的使命设定为“社会的绿色化”和“社会学的绿色化”。前者受人类豁免主义传统社会学的影响,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的角度进行阐释;后者则从社会学角度阐明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原因、影响及解决方案。环境社会学者们怎样完成后者的使命,将对环境社会学的未来产生很大影响。而为了完成社会学绿色化,形成跨学科研究和加强实地研究是当前需要完成的任务。

(原载于《韩国社会》2014年第15卷第1期,第55—85页。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朴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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