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助”犯罪化问题研究

2022-09-10

一、见危不助的概念

对见危不助进行定义前, 需要明确见危不助的主体。见危不助的主体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具有特定身份职责、特定血缘关系的特殊主体, 另一种是一般主体。在本文中, 笔者讨论的见危不助主体为一般主体, 因为急于讨论见危不助是否犯罪化, 针对的是现阶段社会大众人情冷漠的现象。

对于见危不助的概念, 学界没有统一的说法。“在特定的危险情况下, 行为人明知自己不对受害人施以救助, 受害人就会发生死亡危险, 有力施救而不予施救的情形。” (1) “见危不助指明确意识到他人遭遇生命或身体健康的重大危险, 自己有能力救助, 且该救助不会给自身或第三人带来明显或显著危险, 而不予救助的情形。” (2) 笔者认为, 见危不助的概念应着重强调“危”的情况, “危”除了人身安全之“危”外, 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之“危”。我们论述社会道德法律化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运行更有序, 社会生活更和谐, 因此, 不能忽略公共利益。本文所研究的见危不助是这样界定的:行为人对处于危难之中, 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他人及处于危难中的社会公共利益能够救助, 而不予救助的情形。当然, 该救助行为不会给包括救助人在内的他人带来更大危险。

二、见危不助不可犯罪化

在实践中, 有的国家规定了见危不助罪, 有的国家迟迟不肯将见危不助行为入刑。笔者认为, 不可以将见危不助纳入到刑法的调整之中, 见危不助犯罪化受刑法理论制约。

(一) 见危不助犯罪化与刑法谦抑原则

刑法谦抑性到底是什么, 在我国, 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答案。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用最小的支出,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 (3) 张明楷教授认为, 刑罚的谦抑性指:“有其他法律能进行规制的, 就不要动用刑法, 能用较轻的刑罚就不要用较重的刑罚。” (4) 对刑法谦抑性的认定, 笔者更倾向于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从他对刑法谦抑性的界定中, 可分出两个层次:刑法是调整社会生活的最后手段;刑法应坚持轻罚化。

对于见危不助行为, 现阶段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动用刑罚手段的地步。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刑法中的见危救助行为, 当行为人在刑法规定的情况下去见危救助的话, 是不负刑事责任的。《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九条中, 分别规定了无因管理之债和侵权行为之债。同时, 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举措。可以看出, 见危不助行为缺乏入刑的紧迫性, 而且未通过尝试非刑法性的手段对见危不助行为进行直接规制, 就断然将其入刑, 运用刑法给予制裁, 与刑法谦抑精神相悖。

(二) 见危不助与期待可能性问题

期待可能性是指, 行为人在具体行为条件下是否能够不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而选择实施合法行为的现实可能性。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当代中国, 法的伦理都强调人生来平等、人格自由等。自由在法的价值位阶中处于首要位置, 法律不能要求任何人根据他人的意愿来行事, 尤其是刑法, 更不能随意设定义务性规定。将见危不助纳入到刑法的调控之中, 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观念, 还侵害了社会公众的行为自由, 我们可以倡导善, 可以倡导人们积极去帮助那些处于危难中的人, 但我们绝不可通过立法的形式“逼”人们去行善。所谓“法者缘人情而设, 非设罪以陷人也”, 从期待可能性问题上来讲, 不应用刑法来规制见危不助行为。

(三) 见危不助罪不具备可操作性

1. 救助义务的适格主体难以确定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 见危不助发生的情形有以下两种: (1) 受难者处于公共场所, 人很多。 (2) 处于偏僻地方, 单个人或几个人的见危不助。在第一种情况下, 如何确定救助受难者义务的适格主体呢?众所周知, 中国人喜欢围观, 围观的人越多, 犯罪者的范围就越大, 有言道“法不责众”。

2. 司法过程中调查取证困难

在上文中, 笔者提出见危不助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况下。假设危难者处于昏迷状态, 一个人来了, 不愿施救, 随后又有另外的人来了也不愿施救, 前前后后不知有多少人视而不见。由于危难者处于昏迷状态, 即便过往之人在来往中留有痕迹, 也很难证明究竟有多少人到过现场, 究竟应给多少人定罪。见危不助罪案件的调查取证是非常困难的。

三、见危不助的治理对策

在前文中, 笔者分析了见危不助行为入罪的不合理之处。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在将见危不助行为纳入到刑法调整中的德国, 42%的民众认为是否进行紧急救助, 不应由刑法来规定。在澳大利亚这个比例为62%, 在美国为75%。 (5) 那么对于这种社会上频发的见危不助现象, 我们该如何去规制呢?下面笔者将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 强化公民社会责任感、完善对见义勇为保护的立法

社会上出现诸多见危不助现象, 这与公民的道德水平有着密切联系。国家宣传部门要大力宣传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提高全民觉悟, 鼓励倡导见义勇为。同时教育部门也要加大对社会公众的德育力度, 将德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常抓不懈, 以期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将浩然正气根植于整个社会之中。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倡导见危救助行为。当救助者符合一定条件时, 可对其评奖、评优;对于公司企业来说, 如果员工见危救助, 可以允许其享受更多的住房贷款、医疗保障等公司或国家优惠政策。另外, 还需要对于诬陷见危救助者给予适当的惩罚, 如果屡屡对施救者恩将仇报的话, 必然会使很多潜在的见义勇为者在他人遇到危难时望而却步。

(二) 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建立社会救助机构

公共安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对见危不助现象的减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是一般的社会主体, 在危难者需要救助时, 救助者可能考虑不法分子过于强大而不敢救助, 如果能够建立高效的公共安全体系, 消除人们内心的忧患, 相信见危救助者会更多地涌现出来。

社会救助机构的建立, 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对危难起到一定救助作用。当今社会, 在个人危难时有发生的情况下还存在公共安全危难频发的状况, 比如地震灾害、海啸台风、高铁事故、煤矿事故等, 在这些情形下仅仅依靠一己之力往往是不能起到很好救助作用的, 所以有必要在各个地方建立民间性社会救助机构, 这样不仅能够更好的倡导见义勇为, 而且还能更专业地对危难状况采取救助措施。

摘要：春晚小品《扶不扶》让人们笑着笑着就哭了, “人心若是倒了, 想扶都扶不起来了”。社会上的见危不助现象层出不穷, 这种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道德的谴责并没有使这种现象得到丝毫改善, 然而, 这种行为能否犯罪化是值得深思的。它关乎见危不助犯罪化是否具备刑法理论性基础, 以及见危不助犯罪在现实中是否具备操作性的问题。

关键词：见危不助,犯罪化,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