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播学两大学派“本土化”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2023-01-04

1 传播学的两大学派

依照各自的理论假说和研究方法, 西方传播学界主要分为诞生于美国的“经验学派”和1923年成立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批判学派”两个学派。

一般来说, 经验学派主要注重研究传播的直接效果, 根据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感受来微观地探索传播现象并确定传播的社会功能。而批判学派则更注重宏观地研究与传播相关的、广泛的社会结构, 它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谁在控制传播体制。另外, 从对大众传播存在的作用来看, 批判学派认为, 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学派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问题, 并引导社会变化。

2 传播学本土化的发轫

1956年,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论丛》将“Communication”译为“群众思想交通”, 可以看作是中国新闻学界与“Communication” (传播) 这一外来词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1978年3月,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教授余也鲁主办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 并发表《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 发出了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第一声呐喊。

1979年,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传播学选修课并在该校刊物《新闻大学》上开始登载《公众传播的研究》等文章, 介绍传播学理论。1982年5月, 传播学创始人韦尔伯·施拉姆访华, 向中国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活动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大陆对传播学的了解。随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 对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研究对象等进行了探讨, 并首次提出“我们应该创建中国的传播学”。1986年、1993年, 全国第二、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作为中心议题详加讨论。

3 传播学本土化的现状

首先, 谈到传播学本土化,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外来理论都必须本土化?是不是所有的外来理论都可以本土化?

实际上, 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在其本国的特定背景下提出来的, 而我们在引进它时, 是用了自己的理解在阐述, 它实际上已经是融合了东西方的“第三种文化”。因此, 我们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口号要慎重, 不能简单地将研究中国的传播视为是“本土化”, 而凡是介绍西方的传播学观点就视为“西化”。

其次, 怎样才是传播学的“本土化”?

误区一:只取其一, 不计其余的片面“本土化”。

自传播学引入之初, 研究者就一直对批判学派的引进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 不宜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 还缺乏市场经济因素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观点。这种重此轻彼的片面研究态度显然无法帮助我们全面地学习及掌握传播学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 从两大学派的研究方法来看, 是有大同而存小异。首先, 两大学派都使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其次, 批判学派在批判分析中也经常使用经验学派的数据, 只是批判的观点在其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已。传播学者李彬就认为, “与其说传播学里有个批判学派, 不如说批判学派中有个传播分支更为准确。”

误区二: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 僵硬的“本土化”。

我们研究传播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传播的实际问题, 而要做到这一点, 仅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必须要“取其精华, 洋为中用”。也就是:

第一, 在研究范式上, 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相关方法论, 而要有全新的思路。因为西方学者面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熟期的问题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期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他们的思考对我们只有启示意义, 而不宜直接使用。

第二, 在研究内容上, 不能只是单纯译介、引进西方的传播理论, 而要同时加强对中国传播历史的研究。实际上, 我国古代除了有“百家争鸣”这样丰富多彩的传播活动外, “学以致用、知行不二”等古代智慧也充分显示了重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文化传统。注重对这些古代传播文化遗产开展研究, 挖掘传统文化中值得借鉴的部分, 这样才能在“洋为中用”的同时, 做到“古为今用”。

4 传播学本土化的发展方向

4.1 目前我国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错误倾向

其一, 部分研究课题的设立有些急功近利。有些研究者为了获得各方面的利益, 往往就简单地搬用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来响应、强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某些宣传口号。这样在总体上会制约我们对于传播学的深入研究。

其二, 研究课题设置的不够宽泛。传播学是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小组传播、组织传播等的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 因此, 应该在尽可能宽泛的范围内开展研究, 而不是过分地追求实用化效果, 造成研究范围的片面和狭隘。

4.2 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

我们引进并开展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研究, 就是希望将成果用以指导我国的现实传播活动, 对我国传播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对自己的传播事业的发展现状有宏观的了解, 关注其近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开展与我国传播实际结合的更广泛的课题研究, 探讨其中的运作规律, 总结经验, 以期借鉴。具体而言:

首先, 要尽可能紧密联系中国的传播实际;指出西方传播学与其的相同或相近之处, 为人们提供启示;同时, 要尽量运用国人熟悉的思维和表述方式, 使著述通俗易懂。

其次, 要密切关注学科的最新发展态势, 尽快与国际接轨。我们强调本土化, 不是放松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引进, 闭门造车的本土化。而是要始终对其的最新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 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本土化研究处在理论发展的前沿, 并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 最终达到对西方的传播学系统全面的了解。

传播学本土化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事业, 需要有更多人投身于此作深入了解, 潜心探究。虽然目前我们面临很多困难, 各种矛盾也很突出, 但我们还应该看到, 短暂的二十年的发展, 使传播学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相信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 现存的诸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经过不懈努力, 我们最终必定能达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并使其服务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目标, 从而使我国的传播理论和传播事业走向世界。

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初引入并开展传播学研究以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已初步形成了将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的研究路数。对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 探讨并开展对传播学理论的研究, 进而借鉴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但是, 是不是必须进行“本土化”才能借鉴其成果?“本土化”的意义及目标是什么?“本土化”究竟应该体现在哪一个层面上?只有理清这些问题, 才能真正彰显传播学本土化的内在意义。从而在辨识本土化的过程中, 进一步加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深入研究, 真正做到将传播学理论成果“为我所用”。

关键词：传播学,两大学派,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