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

2022-05-12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等方面对十七大以来学界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第一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启示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是在曲折中前行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现，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以其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也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深刻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民本思想;制度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执政能力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虽遭过“左”错误路线的影响(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发展经验。中国的成功，展示了很强的定力。这种定力背后主要是我们把中华文明、中共的红色传统与西方优秀文明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发展思路和成功经验。

一、始终坚持民本思想

“民为本，君为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中国古代许多执政者所秉持的执政理念。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兴衰和国家命运。民本主义思想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即不论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最终必须解决好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党定性为“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是我党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生产力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日益显现。从国际社会实践看，哪个国家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哪个国家的政治就稳定，社会就太平;反之，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管执政者在政治上多么“作秀”，都无法改变“短命政治”的结果。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改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失去民心，动摇了执政基础。民本思想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政治发展的潮流，它是中国成功超越西方政治模式的一个主要思想和经验。

二、坚持制度创新的

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所以得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过去30多年的最大成功几乎都是综合创新的结果。在学习吸收世界文明的同时不失自我，这是中国一条重要的“赶超”经验。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等方面，我们在创新发展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在经济方面，我们不排斥市场经济，而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家的“有形手”与市场的“无形手”结合起来，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结合起来，把国家经营与个体经营、私人经营、外资经营结合起来，探索和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制、承包制等多种经营形式，激发了社会活力，实现了经济繁荣，创造了世界奇迹，最终形成了在当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模式”。在选举制度方面，我们把“选拔”和某种形式上的“选举”结合起来，既吸收了中国历史传统、继承了解中共的红色基因，也吸纳了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仅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比较稳定，更富有凝聚力。在理论领域，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緊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三、坚持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它们的改革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取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就是要在理论上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首要的关键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清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进而按照这个特殊的规律来制定适合自己国情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能不断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上不断地坚持理论创新，方向上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苏联模式的民主建设的沦陷有密切的联系。苏联模式在政治上过度集中，缺少民主与法治。如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根本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同时斯大林还实行消灭异己制、监控干群制、官僚特权制，并加深了列宁遗留下来的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控制选举制、干部任命制。这十种政治体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使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社会生活民主大为缺失。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领导集团或最高领导人就容易判断失误，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破法法制。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也曾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民主与法制建设受到破坏，但我们党能在挫折中迅速而又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克服苏联模式影响，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路。无论是在党内民主，还是在社会民主，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民主制度，既有形式上的创新，也有内容上的完善。民主选择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美国首的西方国家，常用以“人权”为借口肆意攻击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推行政治霸权，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正是对这种霸权的有力回击。民主建设由于受到经济的、文化的和历史传统的等因素影响，我们的民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建设永远在路上。

五、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严峻国际形势面前，能否解决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科学制定国家政策，妥善应对各种风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成果，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纵深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望，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党的建设要全方位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四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没有良好的思想建设、组强建和作风建设便没有良好的执政能力建设，反之，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集中体现。前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丧权亡党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出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搞“左”的政策。二是民主集中制实际变成极端集中制，使得执政主体活力和战斗力丧失。同时缺乏对执政党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政治建设不是朝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进行，从而形成了一个从生活到价值观都同人民大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执政党一步步离开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民群众。三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使得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完全然丧失。我们也应从改革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的角度，详细研究处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改进领导体制、工作机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理党政关系、调整和扩大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等各方面的重要经验。多年来，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党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国际社会主义动实践中的教训，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继续推进，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明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重要成果，党的建设改革创新迈出重要步伐。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干部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工作开创新局面。创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入进行，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这也是我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活力，成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

参考文献：

[1]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张维为.中国超越[M].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金晓林

第二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研究综述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等方面对十七大以来学界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综述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概括，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大成果整合为一个整体，这是十七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但是，这一科学体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报告中没有做出具体阐述。十七大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一些问题逐渐明晰并开始形成共识。现将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否包括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不完全统一，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如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又各具不同的理论要素和理论风格，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整体。还有学者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端和初始形态。如果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空降物。

第二种观点。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并就其中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讨。

一是从二者的渊源关系看，石仲泉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括，是在这个体系的本源意义上讲的，就此而言，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李君如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但他没有完成这一探索，也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已经被邓小平理论加以继承和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但是，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即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历史的时候，必须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讲起。

二是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看，荣长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认识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贯彻，反而由于“左”的错误的蔓延，这些正确认识在毛泽东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甚至被错误的理论与实践所淹没。贾建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一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没有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二是因为两者反映着社会主义不同的历史方位和物质基础。

三是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关系看，秦宣认为，毛泽东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及成果，属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从理论形态上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仍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四是从时代背景和理论主题看，苏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是因为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共性，又有个性的差异。第一，理论主题不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如何使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理论背景不同。毛泽东思想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20世纪70年代后才逐渐形成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第三，理论内容不同。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认识，只是思想的火花，构不成理论体系，而且裹夹着错误。顾海良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没有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就是二者形成的时代背景不同，理论主题有所不同。

五是从认识的量变与质变的哲学视野看，汪青松认为，毛泽东的探索在总体上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规律性的认识，未能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质的飞跃，所以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第三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并对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是从思想渊源看，贾建芳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郑德荣、姜淑兰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1)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2)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基本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3)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二是从理论基础看，齐卫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源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同思想基础。赵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继承我们党以往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从理论内容看，杨春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作为最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而成为后来形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肖贵清、刘爱武认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来源，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有些重要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些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也应该包

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怎样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必须解决的又一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

1.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李君如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一脉相承之“脉”，就是这三大理论成果有一个共同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之所以要“进”。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三大理论成果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问题，循序渐进，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㈣习近平对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解读。说一脉相承，一是它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理论渊源上一脉相承;二是它们都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理论主题上一脉相承;三是它们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理论品质上一脉相承;四是它们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在理论基点上一脉相承;五是它们都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理论目标上一脉相承。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2.内在逻辑关系。严书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基础，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着共同的理论主题，即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核心，即以人为本的理念。有着共同的理论品质，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张瑞生认为，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本质规定上进一步揭示其内在逻辑。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和把握：(1)都是从当代的中国实际出发，围绕着同一个历史主题进行理论创新。(2)都是从走好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出发，围绕着同一条基本路线进行实践创新。(3)都是围绕着一个历史主题和一条基本路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3.原创与传承的关系。石仲泉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是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的关系，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着的理论。荣长海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前后相继的并列关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个表现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

4.整体结构关系。李德才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者之间在逻辑上呈递进关系，在历史上是发展关系，在结构上为整体关系。秦宣认为，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必须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放在一起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割裂了这一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下，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简单对比研究：更不能用后一种理论来否定前一种理论、用贬低前一种理论来抬高后一种理论。

有些学者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关系时，着重阐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地位。石仲泉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最初源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初就是指邓小平理论。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民族化和当代化，源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第三，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原创与传承关系，也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沈宝祥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课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观点、原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大框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内容的概括，学术界有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围绕三大问题而展开的：一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是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党”。

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六论)：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四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六是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理论。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九个方面内容。大体说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容包括十个方面：(1)改革开放论。(2)科学发展论。(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4)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5)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6)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7)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8)国防和军队建设论。(9)“一国两制”论。(10)和平发展论。

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12个重要观点：(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坚持以人为本。(4)坚持改革开放。(5)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6)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制度。(7)坚持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8)坚持以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9)坚持“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的完全统

一。(10)坚持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设强大的国防。(11)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发展道路。(1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六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从14个方面加以概括：(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5)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6)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7)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8)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9)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10)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防和军队建设。(1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12)关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1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和国际战略。(1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第七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三个层次十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第二个层次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关于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1)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2)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3)社会主义改革理论。(4)社会主义开放理论。(5)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理论。(7)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8)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9)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10)科学发展理论。(11)“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理论。(12)社会主义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理论。(13)社会主义外交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和执政党建设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是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尽管这一研究已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以期取得更多富有说服力的创新成果。

责任编辑　张国强

作者：周新辉

第三篇：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和实践路径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更重要的它还是中国在对社会主义追求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近代以来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传统理想的嬗变、传统辩证思维的弘扬、对资本主义的判断,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这些历史前提中提出问题的破解,就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实践哲学;大同理想

收稿日期:2008-09-11

作者简介:董四代(1947--),男,河北蠡县人,武夷学院管理系教授,天津师大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发展道路和历史任务与原生态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有一个从形式到内容全面深入的过程。那么,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是什么,在这个前提中包含了哪些历史的命题?这不能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提出一个先验模式,而是要坚持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观点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世界背景,认识中国现代化追求中文化观念的转变,研究中国人选择和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并且从中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贯通,以及这种贯通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相应的成果不断出现。安启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何萍、李维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雍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专著,都是从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的。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就该论题发表论文《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苑洁主编的《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侧重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认识该问题,给人一定的启发。从历史的进程看,中国人首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进而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探索着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命题。因此,我们就要从文本互读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理想的沟通;从对资本主义判断和现代化追求的关系上,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从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辩证思想的吸收上,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制。

一、近代以来大同思想的演变及其与社会主义的贯通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社会发展论断的那样,是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而是首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目标,然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探索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任务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呜锣开道。但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全世界的扩张,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已经不能像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理性王国”,如何“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既借助西方自由、平等、人权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又探索出一条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通路,这就成为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苦苦求索的问题。

社会主义被中国人所认同,是在传统社会危机爆发、工商业获得发展、现代文化得到弘扬、自由平等理念开始萌生、现代化历史任务被提出的背景下实现的。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已经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因为,它既没有机会和能力取得国际市场,也不可能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处在中西文明撞击,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先进中国人,一方面把来自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本土化”,并以此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含义;另一方面又把中国传统的大同、小康思想置于现代文明之中,表达了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和现代化追求。

康有为作为近代启蒙大师,根据历史进化论,把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从歌颂古代转向了追求未来。他在《礼运注》中说:“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他一方面主张通过改革,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由“塞”到“通”的转变,使中国由“据乱”走向“升平”小康,破除“九界”实现“大同”,以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他又根据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否定了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文明发达、消灭国家、人人自由平等的世界大同远景。历史证明,由于中国文化的和谐内涵,导致了在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并不容易与资本主义相耦合,从而在提出现代化任务时,从社会终极目标上否定了资本主义。

艾森斯塔特说:“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的某些因素。”康有为在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含义时,表达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现实任务。

20世纪初期,随着留日浪潮的兴起,汉语词汇发生了巨大变化,梁启超用“社会主义”一词扫却了“欧罗巴大同”、“安民新学”、“贫富均财”之说等不准确的描述,使社会主义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中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是:“废私有财产,使归公分配之主义,谓之共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这时,中国人开始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导致的矛盾中阐释社会主义的意义,并称之为“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将来必“千红万紫团簇全球”。早期国民党人开始研究西方社会主义的历史,介绍马克思的著作,并用来构思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

孙中山是现代化的追求者,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他把“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视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认为社会革命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要求,在解释三民主义时,他说:“因不愿少数满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他把“天下为公”、“博爱行仁”、“自由平等”视为最高准则,认为世界大同是“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理想”,并且明确提出:“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

从现代化的角度讲,孙中山提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消灭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发达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和使耕者有其田。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他不仅制定了庞大的实业计划,而且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主张。但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他又主张社会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还说,对外开放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些,列宁称他为:“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不惧

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认为他“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空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各种思想追求同时存在,而且每一个有创见的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也都体现出他们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但现代化追求和社会主义选择却是贯穿其中的主线。“相对于这种色彩斑斓的背景,我们必须看到还有同样色彩斑斓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理念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所有这些理念真正的意义和功能”。

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问题,因而也就不能从“应然”与“实然”的统一上,把大同与小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机地联系起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现代化的追求和社会主义选择以及其中包含的矛盾,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道路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文化前提。为了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必须消除那种以带有历史成见的眼光片面判断分析他们思想追求性质的做法,认为只加上一顶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就可以无视他们思想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理念。其实,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从来都没有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问题。正是因为康有为和孙中山学说的不科学性,才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

根据一些人新理解的唯物史观来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完成,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尚未发展起来,并且也尚未在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就恰恰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背景下,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又使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并与西方社会主义取得了共鸣。这种判断与中国大同、小康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就导致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

恩格斯认为,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虽然,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变革没有达到德国辩证法的高度,但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和社会现代性的成长也同样焕发出了人们的批判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传统,使中国人更加倾向社会主义,并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贯通,在追求现代化中认同社会主义。

康有为一方面赞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达,使“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有精密”,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他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导致的巨大社会不平等。“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康有为无法正确认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化之间的矛盾,所以他也就在主张建设小康的同时,以超越性追求提出了一个无限美好的世界大同远景。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受到美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说《回顾》的影响。这部小说的中译本曾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康有为和谭嗣同都将它与“礼运大同”相并列。但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而是一种道德进步与物质丰富互相推进的产物。张灏说:“在康氏的历史世界观构架中阐明的理想是一种未来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这种乌托邦思想构想了道德社会进步与技术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远景,是一种被证明是将激荡20世纪中国思想和心灵的卓有影响的思想混合的远景。”

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虽然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重视,并以此用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但人们又把它同均平相联系,或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与现代社会主义立脚点相同,或把古代墨子的“兼爱尚同”视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早期形态。马克思说:“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决疑法!于是就寻找一个缝隙,当实际利益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时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终于形成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

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孙中山把西方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并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但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为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握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他还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他预言,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而“在我国之大资本家尚未发生,似可无庸言及社会革命。然而物质文明,正企业家纵横筹展之时,将来资本大家之富,必有过于煤油、钢铁大王者。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社会革命,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战争之祸于未然乎?譬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我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社会主义者,谓之疗疾之药石可也,谓为卫生之方法亦可也”。正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孙中山把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融人中国文化之中,使大同思想摆脱了道德理想主义和自然经济的眼界,并且克服了康有为以超越性思维认识社会主义的局限,把实现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人民主权、发达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和平均地权联系起来,使之体现出了强烈的实践色彩。

不论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在肯定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具有进步作用的同时,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或现实性。弗雷德里克-波拉克说过,人们“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更好的未来社会的积极图景。其中某些图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审美上的要求相结合,产生了同当时社会的和精神的种种需要的共鸣,在民众中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于是,社会便被这些把人们引向另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的力量点燃了。这些幻想中所包含的种种诺言通过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爆发出来了,同时又打开了通向被隐藏的现在与未来的大门”。正是在现代性成长和文化创新的背景下,先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唤起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打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大门。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些前提出发,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实现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说过:“立太平世为

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吴玉章也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述的人人平等,消灭贫穷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了一幅未来社会美好远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三、唯物史观对传统辩证思维的吸收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之门

马克思在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置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哲学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在唯心论的体系中包含着强烈的人世精神。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要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首先一点,就是要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成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的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又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下的文献看,还找不出他们直接受到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的证据,也找不出他们的哪些主要思想是直接受到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但是,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分析,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说:“马克思主义,正如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是黑格尔的派生物。”他又说:“欧洲的辩证唯物主义来源于何处?循着黑格尔的踪迹,我们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可是然后却难以在欧洲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源头了。不过我们知道,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其中涉及到中国人的进化思想、宇宙结构层的思想以及‘理’的构成原则”。因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接受,“因为这似乎就是他们自己的基本思想重返故里,不过是穿了件新外套而已”。

莱布尼茨是数理逻辑创始人和哲学家,也是当时欧洲学者中对中国哲学最感兴趣的人。他在致德雷蒙的信中说:中国人把尽善尽美的本原称为“实体”,“这个实体是无限的、永恒的、自有的、不朽的、无本原的、无穷无尽的”。他分析中国的理气论、介绍二进制数学与《易经》中辩证思想的一致性,并且说:“有很多迹象表明,我们欧洲人如果对中国文化有足够的知识,那么加上逻辑、评论、数学,以及我们比他们更准确的表达方式”,就一定会知道更多的东西。他还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既是万物之本,又是“集合体或最完美的多,因为在这个本原的体中,就像胚芽一样,包含着万物的一切要素”。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莱布尼茨数学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的一致性,而且还看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胚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它在逻辑上展开的影子。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有什么吸收的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什么相通之处,那主要是体现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吸收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要求在对理想社会追求中实现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历史证明,简单地使理想社会与现代文明发展相适应,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问题,更谈不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内在地结合起来,这不是仅仅用把马克思主义工具化的方式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对它进行再创造。黑格尔说过:“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把传统辩证思维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就成为推进中国人思维方式转变,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毛泽东在朱熹“理”的启发下,反对从细节人手解决中国的问题,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他既认同朱熹“明义返本”的求知方式,又重视明末早期启蒙以来“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毛泽东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把实事求是作为认识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方法,也就在正确认识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追求的前提下,引导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并且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毛泽东把朱熹理学中的“理一万殊”转化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把张载“动机在内”转变为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内因;把“无过不及,道之行”的思想转化为反对“左”、右倾思想的方法,并将其上升为“度”的概念;把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转变为统一战线思想;把《老子》中的辩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概念联系起来,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哲学概念;把“欲废必兴”、“欲取必予”转变为策略原则;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运用到分析形势的转变中去,等等。他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

把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实践中,就把对“天理”的追求转变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分析了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中国革命中敌、我、友的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认识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态度,形成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理论;根据中国的特点,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把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与改变传统社会基础联系起来;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社会形态,从而超越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并且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树立了第一块丰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既肯定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又指出革命后建立的新中国就是孙中山革命中三民主义的共和国。从现代化的角度讲,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政治前提;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走向社会主义,就在革命向建设的转化中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不同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前者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加深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过程,后者是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而得出的结论。由于中西社会基础不同,从认同社会主义目标到探索其实践道路,也就必然是一个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长期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必然是由表及里、由浅人深,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逐步展开。

四、对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结合中国国情对其再创造的过程,其中概念、范畴、术语、规律的转变是必然的。历史证明,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追求和政治主张,这些追求和主张大都是在西方文化传人的过程中产生的或由它激发出来的。但由于中国社会基础变革的不充分,现代化内源生长力不足,也就造成了目标与实际的不协调。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历史命题在刚刚提出时所包含的矛盾,往往是展开过程中常常被忽略但又在以后的历史中出现的问题。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人们对它的认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完成的。当对成功者表示礼赞时,人们又往往把成功的经验绝对化,而很少反思它的相对性。在这其中,把政治绝对化往往忽视经济的决定作用;当人们为一种文化上的自圆其说而满足时,历史发展又对这种文化进行无情的嘲讽。既然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社会主义就必然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既然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制度选择,现代化也就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反映着自身发展的要求。因而,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也就必须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与之相关的一些深层理论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没有内在的必然性联系。说其有联系,那就是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然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追求中,康有为特别是孙中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变革农村土地制度,发展现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实现政治变革和文化创新,都是现代化的要求。但是,由于曾经把这些都视为发展资本主义,人们往往不大重视其中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问题,所以也就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了传统社会基础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的条件下,或者把现代化仅仅视为工业化。毛泽东虽然多次肯定孙中山提出的发展经济、变革政治、创新文化的主张,认为共产党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但并没有十分自觉地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认识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意义。这就导致放弃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纲领,并在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他们无须像当初列宁那样努力捍卫和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论断,而这一论断,无论从中国现状来看,还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理想来看,都显得很不协调”。因而,这就导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意识的产生。如何确立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统一起来,这一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是邓小平理论才正确地给予了解答。

第二,社会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主义是首先作为目标被接受的。由于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包含了很大创造性的历史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但没有遇到过非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挑战。这又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准确之处,特别是来自农民的平均主义、儒家传统大同思想、权力决定社会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都作为一种潜意识制约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自由、平等、人权等的现实要求则常常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语录为根据受到否定。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原则不能从“应然”与“实然”的关系上得到正确阐释,因而常常导致在强调政治作用时,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在强调经济的作用时,忽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强调社会总体变革时,忽视人在其中的意义。从目标上认同社会主义到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决定了根据现实任务和现实政策阐释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某些方面的现象。这样,建筑在深厚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又往往带有实用性色彩,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这就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不断在认识上深化的过程。只有社会主义实践进人更高阶段,才能正确判断原有认识的相对性。

第三,社会主义实践与乌托邦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不是由社会自身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导致的结果,而是从近代以来在现代性成长和现代化追求中,在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中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对自身社会的理性分析上,从而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因而,求实精神、实践思维、从实际出发就成为必然要求,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或经济过程,也往往会导致实用主义的流行。莫里斯·迈斯纳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由于缺乏那种乌托邦精神而渐渐变成一种使自身适应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如果以艺术家的浪漫主义把在未来才能实现的理想付诸现实固然有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如果没有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人类也就失去了批判精神,不能在对现实的反思中去追求未来。“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也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因而,我们有理由批判和否定把理想的东西付诸实施,但不能否定康有为、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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