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成果的学术价值

2022-08-30

第一篇：项目成果的学术价值

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叶圣陶说过“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作文教学模式，是教师教学过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经过实践检验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比较固定的作文教学思路、教学方式。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少优秀教师已摸索总结了多种独特的作文教学模式。模式不同、风格各异，但基本目标和实际效果都是一致的，即引导学生由“学写”向“会写”过渡发展。

教学遵循一种规律，规律呈现一些模式，模式显示一种特色，模式是教学的一种追求，成功的教师都自己科学的模式。

学术价值：也叫作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科研成果对于事物的客观规律作出较深刻的反映，它同以往的科研成果相比较，在观点和资料，广度和深度，系统和结构以及表述方式上有新的进步。因此，学术价值就成了课题的生命。

本课题的学术价值是：

1.撰写出高水平的《七年级记叙文写作层递式训练》研究报告和相关论文。包括七年级记叙文写作层递式训练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构建出科学的层递式训练效果评价体系。

2.课题组成员整理出在实施《七年级记叙文写作层递式训练》过程中的课堂实录，教案设计，活动总结，教学反思，精彩案例等，力求在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1 3.提高学生的记叙文写作水平。学会如何进行细节描写、景物描写、人物描写;学会作文修改的方法;学会审题、立意、选材、布局谋篇。

把解决中学教师对于记叙文教学束手无策、问题纳入到一个探索记叙文写作大平台来思考解决，这是一种理论研究视角的新探索。

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教师，教师发展的核心是基于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升，把中学教师的发展整合到作文教学中互动中来，这是教师培养理论的创新，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的新拓展。

应用价值

①层递式作文教学有效缓解七年级学生因不会不懂何写作，而恐惧写作、抄作文的现状，作文教学给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大大提升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增强了学生对写作方面发展的希望。

②“层递式作文教学”使部分语文教师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脱出来，参与高校组织的集中培训、网络培训以及校本研修，较好地解决了教师的工学矛盾，有效地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素质，更新了农村教师的教育理念，提高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从而不断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③“层递式作文教学”促进了项城四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强化了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其它中学的伙伴关系。

社会影响和效益

“层递式作文教学”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本课题的研究

2 成果已被周口市教育局等部门采纳。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带动了作文课堂教学的优化。

在研究实践中，教师努力将先进的教育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转变为自己的教育行为，升华为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学生在写作时，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最大限度的开发、挖掘学生的潜在创造力。在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教师自身的素养也同样得到了发展。其中李冰洁老师、范海霞老师和石振老师获得了市教学成果奖。

同时，该课题也得到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项城市讯》报道了项城四中的“层递式作文教学”。2015年河南省基础教研室课题负责人杨伟动在项城四中召开《走近课题研讨会》，总结课题的实施经验与推广建议。省内目前有数十所中学在开展“层递式作文教学”工作。

第二篇：学术成果的量化与大学教育体制改革

高等学校学术成果的量化指标，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引来了颇多的争议。到了每年的年终，不论是教师还是有关的管理部门，都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而填报科研成果的教师们则如同刚从大型仓储式超市里抢购回家，必须一样一样地清点自己的“胜利果实”，生怕落下个别。因为是一年一报，今年不报明年不作废也要费一番工夫申

请才能作为特例来累积计算。如此的阵仗，真的不是校园外的人所能理喻和认同的。

中国知识分子(就国内一般泛指而言)在近半个世纪真的没少折腾，以前是政治运动的沉沉浮浮，现在不兴政治运动了，又在职称、学位上动足脑筋。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但是要说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以外的方面的意识比较突出应该不会错。以环境决定论的角度言，这都与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恶劣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还是政治本位化的社会中，政治的权术向学术领域渗透的结果。在大学里生活过的人，除了天生感觉麻木者外，大概都不会对官场作风感觉陌生。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大学，这类作风不仅不令人讨厌，还成了某些人追逐的“时尚”。大学校园从来不是“一方净土”，但是时下一些校园中官场作风以及“关系学”如此盛行，也的确让人困惑不解。

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也是官场作风的产物。它的出发点可能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便于有关方面“管理”的。大学虽然以尊崇个性，思想自由为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各自为阵，一盘散沙，必要的管理也是不可少的，这也就是管理部门树立管理信心的依据。不过，依据归依据，信心归信心，在具体的管理人员中，谁敢说他们没有“管”人之心。特别是在目前，许多工作人员对真正的管理理念不甚了了的情形下，教师们所能感觉到的也就是处处受管制，所以这种种的不合理，也很容易地成为大家议论的主要话题。说到这里，我想起曾经听到的在国外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说过的话，大意是最好的学校管理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管理并不是管理者在那里守株待兔，爱理不理或者颐指气使，而是默默地主动地向教研人员提供周到服务以致接受服务者几乎没有感觉到管理者的存在。

实际上，现在人们反对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不仅仅是针对量化本身，它隐含的也有对实际操作人员的官场作风以及种种非学术化倾向的反感。当然，事情远没有那么单纯。据我的观察，反对者的出发点，可以归为这样几类，一类是真正站在学术的角度认识问题的，这一类见解容后面再讨论。另一类则基本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因为量化后，一切都马上显得“冷酷无情”，原来曾经得利者有可能得不到利益，因为一切都要按照学校下达的指标(比如每年每人发表多少篇论文)来进行之后，职务的影响缩水了，关系的因素部分地失效了，怜悯同情更是考虑不到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动了真格，这部分人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套用“改革就是要触及某些人的利益”的公式，这部分人面临的处境并不完全叫人同情。真正叫人同情的倒是那些原来就得不到利益，现在还得不到利益的一类。这一类人往往本本分分，中规中矩，论学术能力他们并不是最差的，但可能由于某一方面的能力上的欠缺，特别是自身又不擅长关系学，所以始终是身处“底层”。实际上，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大学里可能占大多数，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

估且不说量化方式合不合理，就从一些学校争相实施一刀切的政策时的做法看，是否真的在“从实际出发”，照顾到大多数，的确难说得很。比如有的大学所规定的各类专业人员每年完成的科研指标几乎等于全国的学术期刊每年发文量总和的一半，换言之，全国的学术期刊一半的版面必须在一年内都发表这一个学校的论文，这个学校的大部分教师才能完成基本的科研指标。而又有的学校在国家出版署认可的“核心期刊”中又人为地圈定自己比较熟悉常有礼尚往来的几家作为本校认可的“核心期刊”，结果是同一学校的稿子都拥向这些认定的“核刊”编辑部，让对方无法处置，只好以关系远近与版面费、赞助费的多少来取舍。还有一类人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是学校学术的中坚，完成指标不成问题，但他们对这种政策也不会表示真正的认同。原因有可能与此方式本身的不合理有关，也有可能是他们即使能够完成指标，但草草出笼的文章与其学术态度、学术地位是否相配，也不能完全保证，因此他们也在承受着另一种心理压力。

从现今的情况看，量化大致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规定论文或著作的数量，要求专业人员按职称的高低完成不同的指标。另一种则是记分，即以论文发表刊物的级别、著作出版社的级别分别记分，然后以分数的高低，加以奖惩。两种方式当然不那么简单，它还分别包括许许多多具体的要求以及实施细则。但无论细节上有何差异，其指导思想与原则并没有什么差别，即一是要求教师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若干项科研任务(包括论著以及一定级别的科研课题)，二是这些指标要作为将来晋升职称(连带的还

包括工资、分房、提拔任用、甚至子女入托或升入重点学校、重点班减免费用等)的依据。

这里没必要去罗列两种方式各自的具体操作方法，因为那样既占篇幅，又显得无甚意义，不如对学术成果的量化在原则与指导思想上的优点与弊病以及它可能导致的后果加以简要地分析更合乎道理。

学术成果的量化的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把许多复杂的问题简

单化，从而在操作方面较之以往更加便利。但它的这个“合理”处恰恰也是它极不合理的地方。因为“简单化”过后，往往是只认量而不论质。而论质时，也往往是不管论著本身的内容而只注重它出现在哪一级别的杂志上或由哪个出版社出版。至于论著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方式刊发或出版的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在学术界流行的“职称书”、“职称论文”便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常识性”现象，以此为意倒反而让“过来人”觉得是在大惊小怪了。量化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衡量标准的客观化。可是，客观化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它本身牵涉到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从现在的研究看，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简单地用数据(量)来表示与客观化并不完全等同。这里可能引发的另一个疑问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否真的适合于简单地量化?事实上，在有的综合大学的量化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客观化的标准往往也形同虚设，每年的“实施细则”、“补充规定”或“官方解释”都有所不同，其原因当然不是为了“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总是与个别既得利益团体中人有关联。量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味地强调“专业化”，不少学校在解释任务指标时，都特别要提到论著必须是“与本专业有关”的，言外之意是与本专业无关者一律都在排斥之列。这不仅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无所着落，从根本上看，也与二十一世纪大学系统不断扩张化的国际趋势相抵牾。华勒斯坦等学者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特别指出：“大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势不可当的扩张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含义，它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学者们正在寻找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以显示他们的独创性或至少是对社会的有用性。在这方面，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性的依据。”(1)但强调“专业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量化方式内部也在自然消解“专业”的划分。比如有的综合大学的量化方案，虽然对文理工农医各科之间有所区分，但那只反映在量上，学科间不同特性的区分则无从顾及，因此，就总体上言，仍然有一概而论之嫌。还有一点也是常常为有识之士所诟病的，那便是注意量的增长以及以量为衡量指标所必然导致的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因为一年一算，学校不可能等待你用十年八年去打磨出一本精益求精的传世之作，完不成任务的，在有的学校还要受相应的惩罚。急功近利的结果，从长远看，要么是质的下降，要么便是滋生新的花样繁多，离奇之至的学术腐败。

下面不妨用现今量化的具体规定和具体指标为依据，看看它可能导致的结果。钱钟书先生是国内公认的一流学者中的翅楚，估且以钱钟书先生为例。钱先生一生中正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围城》、《写在人生的边上》、《石语》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从量化的规定看，《管锥编》是学术笔记，《谈艺录》是论文集，《宋诗选注》是古籍注释，这三部书都与“学术专著”的结构和形式要求有差距;而《围城》是小说，《写在人生的边上》是随笔，《石语》是对话记录，即使在中文系评职称，也只能列入“与学术无关”的材料一类。当然，钱先生也有他的优势，他的论文如《诗可以怨》是发在《文学评论》上的，《文学评论》是“中央级”的学术刊物，属“权威核心期刊”，而印象中，钱先生这样的文章还不止一篇在“权威核心期刊”上刊登，但就即便如此，在稍好一点的大学，钱先生也只能定个一般的教授，至于博导之类，只好免提。因为他老人家没“学术专著”，也没有主持过若干项国家级或省级以上的科研项目，与那些有好几本“专著”，又兼几项国家级或省级以上课题的主持人相比显然身处劣势，而一般来说博导的名额也有限，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只好由别人先上。等钱先生来年有了新成果或申请到若干万元的课题经费或拉到若干万元的“横向”经费，再行考虑。如果学校领导开恩，看中钱先生“过去”的学术地位，破例给他个博导，但按照一些学校年薪制的标准，博导也需尽岗位职责，比如一年要发若干篇论文，其中至少有几篇是在“核心期刊”上，有一篇则需要登在“权威核刊”。还要同时拿到至少一项国家级项目(课题)，以钱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拿到项目是没问题的，至于发到“权威核刊”上虽然也没问题，可是以钱先生一贯的严谨认真，他是否愿意轻易发表自己的成果，也还很难说。如此一来，能否坐实博导的位置又成了问题。

看来，无论是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本身，还是量化后的结果，其弱点都是致命的。其实，这个几乎就是浮在表面的问题，并非只是身受其制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深有体会而怨言满腹，学校的管理人士也未必就是雾里观花，不明就里。应该说，他们的体会一点也不比教学科研人员少。但量化方式为何还是各大学争相依次实行的“改革”呢?这只能从大学自身的现状去理解。

就总体言，目前国内大学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大学的自主权已经较之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有了明显地加大，但计划的遗存之多，以“比比皆是”喻之并不为过。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边倒”的结果，造就的教育上的“苏联模式”，其痕迹之重也不是一个政策(如大学合并)的下达就可以轻易地消解的。良好愿望理应得到鼓励，但切实地了解现状，真正从理念上加以更新的同时让新理念落实到每位具体管理者身上却不是“只日可待”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现状。

与计划相应的另一个现状，就是自上而下的评估标准。上面已经提到过，教学与科研人员在量化的指标催逼时，身心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在这种压力之下，接受管制的教研人员的内心中未必有更好的理由来反对量化，因为学术成果的量化实质上是作为“改革成果”出现的，它体现的是科学管理精神。而科学管理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便是要让管理的内容以及评估标准更加“科学化”、“客观化”。量化则至少从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个要求。这只是其一。其二，学校的管理者们的确也有他们的苦衷。现今大学除了教学以外，科研工作已经成了主要任务，并且在有的大学里还产生了诸如大学教育应该是“一个中心”(即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两个中心”(即以科研与教学为中心)的争论。而在评估与衡量大学基本水平的条件中，科研成果(不是过程)更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这一点从每年的国内大学排名以论文发表数量来厘定的方式便可见一斑。既然评估标准以科研为准绳，把抓论文数量之过记在具体的管理者头上也有点委屈了后者。

现在质疑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的学者提出，应该取消量化方式。这种矫枉过正的主张无疑是基于对学术的虔诚以及对学术公正的向往，其具体主张也多有可取之处。但是，从大学的现状、学术界的现状或者放宽到整个社会的现状看，这种主张却存在着不少可以讨论的地方。

众所周知，国内高等院校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一转型期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机制调整、完善的过程，更包含着大学精神的恢复、认同与加深。由于大学精神的长期被忽视，后一个过程必然不会是短期见效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在大学精神尚未恢复，正常的大学机制尚待完善的这个“现阶段”如何应对的问题。

应该说，学术成果的量化所面临的情况与高考制度非常相似。当人们对高考制度的一次性选拔方式深恶痛绝时，取消高考的呼声是相当高的，但取消了高考是不是就可以一了百了呢?当然不行。因为尽管高考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不公，但立即取消高考所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社会不公。这显然是与目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以及机制不健全的现状有关系。学术成果的量化波及的面没有高考那么广，它主要局限在高校或者说学术界，可学术界的“社会化”程度一点也不比别的领域逊色。不能说学术界没有对学术秉持着严谨认真态度的学者，但从整个学界的风气上看，学术在一些学者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已动摇，学术的工具性价值则成为不少学者所信奉的新道德。至今未息的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术界起码原则的匮乏。在整个学术界没有普遍建立起多数学者认可并且严格遵循的规范，学术自由、学术民主没有切实保障，校园内也没有形成良好的治学道德、治学风气的情况下，立即取消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其结果并不比取消高考好多少。

现在的情况是，学者的学术道德已经降低到非常值得疑虑的水平。退一步说，就即使学术道德水平没有降低，仅仅依靠道德的自律来改变现状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在当下大学内“现实主义”之风盛行之时，用道德谴责不仅无法遏制学术腐败，相反倒很可能在培养许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同时，增添更多新的腐败。量化尽管有着忽视质的致命缺陷，但不量化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保质保量”了，却也未可知。比如著作或论文的审稿，应该说是保证“质”的关键，可是在职称评定过程中，由校内外同行专家打(审)出的论著代表作的评定等级结果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只能说是天知道。因为在一些同样是学者的评委眼里，这类同行评定等级实在不如他们的目测准确，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想让谁上，谁就是最好的，哪怕那人得到的评语是“不合格”。而如今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匿名审稿制度是否完全按照规则操作，并且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也确是令人怀疑。实在地说，今天的学者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老辈学者，但有几位能写出陈寅恪、金岳霖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那样的见地深刻、厚重扎实、持论公允，兼具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而又公开具实名的传世名文。在关键的机制不完善、学术公德未形成之时，出现的情况往往是看似合理的制度却在增添着不合理。我曾在别处提出过，让一切与学术有关的事务都公开化的建议，即根据不同情况，让学术评奖等内幕在相应范围内公诸于众，由大家监督，由社会监督。(2)但那也只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学术的民主不仅要公开化，它也包括健全有效的批评机制的建立。这就需要大学在教育体制上有进一步的调整与创新，以便真正体现大学之为大学的特质与精神。

注释：

(1)参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第37—38页.

(2)参见拙函:《读邓晓芒教授等文章后的感想》，刊[北京]: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2001年第7期。(好范文整理)

第三篇：杨兴坤学术成果

杨兴坤简介：(1975-)，男，管理学博士，北京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建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建筑大学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民政部紧急救援职业技能培训专家，全国网络舆情考试管理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网络舆情分析师、网络舆情管理师培训专家，北京建筑大学招标采购专业建设委员会委员、秘书。

主要研究领域：公共危机管理与工程危机管理、网络舆情管理、公共管理理论与改革、行政改革、人力资源管理、紧急救援。

著有公共管理前沿研究系列：《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研究》、《大部制：雏形、发展与完善》、《网络舆情研判与应对》、《舆情引导与危机处理》;工程危机管理系列：《工程事故治理与工程危机管理》、《中国安全生产现状与管理策略》等。

近年来在《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中国行政管理》、《领导科学》、《探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天津行政学院学报》、《交通企业管理》、《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两项，参与行政改革、危机管理、机构改革等十余项省部级重大课题。

主讲培训课程：

舆情引导(全国网络舆情考试管理中心)、舆情引导与危机处理(浙江海盐等地)、突发事件处置(北京市朝阳区)、公共管理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紧急救援(民政部、沈阳、昆明、佛山等地)

电子邮件：yxk200888@163.com 联系电话：13717712518

一、科研课题主持课题

我国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重点项目，项目编号：08XNG007)

北京市突发事件舆情研判与应对策略研究(北京市教委课题5万元， SM201410016002); 建筑工程危机管理研究(校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万，101102406);

鄂尔多斯市城市危机管理评估与预警(鄂尔多斯市政府委托课题，5万元);

1 北京市乡镇街道80后处级干部培养使用路径分析(北京市委组织部委托课题，2万元); 北京市民防局宣传教育基地发展规划研究(北京市民防局委托课题，10万元); 北京建筑大学学科建设项目(2013，3万元);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2012，1.5万元); 到校经费合计28.5万元。参与课题

科技部国家软科学项目——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010GXS1B0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11&ZD032); 教育部国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公共危机安全管理系统研究(03JZD0021); 水利部2011年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财政预算项目——乡镇水利机构改革研究(水政研2011-6)。

二、学术论文

2011年以前学术论文

1.从公共管理反思“12·23”井喷事故，党政论坛，2004年4月(核心) 2.城市应急管理的能力评估，中国减灾，2010年6月

3.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经验与教训——以H1N1甲型流感为例，重庆行政，2010年4月

4.反思雨雪冰冻灾害，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3月

5.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5月(核心、CSSCI) 6.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困扰，党政论坛，2004年5月(核心)

7.我国转型时期行政精神的塑造，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3月

8.北京市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研究——来自北京市755份问卷调查，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1月(核心)

9.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构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福建论坛，2010年1月(核心、CSSCI)

10.论我国行政改革的十大嬗变，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12月(核心、CSSCI) 11.英国行政伦理建设及其启示，重庆行政，2009年10月

12.大部制建设中的十大误区与问题，探索，2009年6月(核心、CSSCI) 13.行政伦理建设：来自日本的经验，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6月

14.加拿大行政伦理建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行政论坛，2009年5月(核心、CSSCI) 15.工作生活质量研究综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4月

16.论我国传统行政伦理的特点、困境与经验，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4月 17.建立有机统一的政府：大部制问题研究，探索，2008年8月(核心、CSSCI) 18.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5月(核心) 2011年以来学术论文

危机管理方面的论文

19.谈紧急救援的职业定位与职业意识，中国安全生产，2011年12月 20.构建有机统一的危机管理体制，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1年3月

21.民间借贷风险与治理——以鄂尔多斯市为例，特区经济，2012年12月(核心) 22.强暴雨中的公共管理行为：反思与批判，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12月 23.建筑工程事故现状与对策研究，中国安全生产，2012年10月

24.我国危机管理体制缺陷与完善策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9月(核心) 25.铁路交通事故防治策略与建议，交通企业管理，2013年12月(核心)

2 26.北京市安全生产现状与管理策略研究，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12月(核心)

27.航空事故紧急救援与预防策略，交通企业管理，2013年10月(核心) 28.水上交通事故管理策略与建议，交通企业管理，2013年8月(核心) 29.建筑工程危机管理研究综述，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3月

31.重庆市安全生产现状与管理策略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7月 32.甘肃省安全生产现状与管理策略研究，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7月 33.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与防治策略，华东公路，2014年6月(核心) 34.泥石流灾害的工程预防措施，中国水利，2014年5月(核心)

舆情与舆情危机方面的论文

35.政府舆情应对工作十大误区，党政论坛，2013年5月(核心) 36.政府舆情应对工作十大原则，改革与开放，2014年4月 37.舆情引导十大策略方法，党政论坛，2014年12月(核心) 38.舆情引导的技巧与方法，电子政务，2014年12月(CSSCI)

39.网络谣言的产生与舆情引导，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3月(核心，CSSCI) 40.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防治，中国行政管理，2015.4(核心、CSSCI)

反腐败方面的论文

41.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的现状与趋势，领导科学，2013年12月(核心) 42.省部级高官腐败的现状及其防治策略，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3月(核心、CSSCI)

43.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东方早报，2014-09-09(各大媒体转载)

44.79名国企高管腐败解析,东方早报，2014-10-28(各大媒体转载) 45. 2014年中国反腐观察之二|画“虎”，澎湃新闻网，2014-12-31 46.高校领导干部腐败现状及治理策略，东方早报，2015-04-07 47. 2015年一季度反腐形势总结，东方早报，2015-04-28 48.2015年二季度反腐形势总结，东方早报，2015-07-14

中央电视台《新闻1+1》2015年1月14日《2015反腐，今年准备怎么干?》采访4分钟左右。(各大媒体转载)

《28年 164位省部官员被查处》2014年6月11《法制晚报》采访报道，《中山日报》、《半岛晨报》、《大连晚报》、《新安晚报》、《老年生活报》、《郑州晚报》等报纸转载。

49.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5月(核心、CSSCI) 50.基层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调查，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5月(核心、CSSCI) 51.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12月 52.基层年轻干部培养策略与建议，领导科学，2012年11月(核心)

53.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工作十大策略建议，领导科学，2012年7月(核心) 54.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Job Satisfaction of Civil Servants in Beijing, China，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2013年12月(核心、SCI)

55.推进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工作研究——以H市为例，探索，2012年6月(核心、CSSCI) 56.年轻干部选任工作现状与对策研究，领导科学，2013年11月(核心) 57.设立医院管理局的六大困境，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3月(核心)

3 58.论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中共珠海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2月 59.北京市地铁票价改革策略与建议，市场经济与价格，2014年5月

60.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内含的几个干部选任趋向，领导科学，2014年3月(核心)

61.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方向选择与战略重点，青年与社会，2014年2月 62.日本防治地震的经验与启示，国际地震动态，2015.2(CSSCI) 63.石油天然气安全事故应急管理策略，石油工程建设，2015.1 64.我国安全生产现状与管理策略研究——基于2000年—2013年上半年的数据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核心)

65.Does Informal Participation Increase Job Satisfaction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A Study on Civil Servants in Beijing,China.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2015.4(SCI)

三、学术专著

公共管理前沿研究系列：《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9); 《大部制：雏形、发展与完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12); 《网络舆情研判与应对》(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8); 危机管理系列：

《工程事故治理与工程危机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中国安全生产现状与管理策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6) 《舆情引导与危机处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6)，共计138万字。

第四篇：学术成果定量化

学术定量化：最不坏的选择

邓曦泽

来源：《博览群书》

关于学术界“数篇篇”的定量评价机制，近些年来一直有人讨论、质疑，大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许多评价机构将CSSCI作为学术评价进而作为利益分配的最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此种做法的合理性究竟有多大?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CSSCI这种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统计与评价工具自身的合理性有多大?许多讨论者主要聚焦于前一问题，因为前一问题直接关系学者们的切身利益。实际上，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后者更根本，虽然它并不完全决定前者。

引文索引的初衷

1958年，美国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创建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后于1963年创办了《科学引文索引》(SCI)，然后将引文数据库的做法从自然科学推广到人文社会科学，分别于1973年、1978年创办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和人文学科引文索引》(A&HCI)。CSSCI就是模仿美国的引文数据库建立的中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引文数据库。SCI、SSCI、A&HCI、CSSCI的目的都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而其采取的具体方式则是通过引文情况让研究者尽快知道他要研究的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哪些研究成果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重视(包括肯定与批评)，并通过引文线索，预测该问题的可能趋向。

自从20世纪知识爆炸以来，人类新增的知识根本无法让人完全了解，甚至同一细小领域的新增知识也无法完全了解。1980年代初，“世界上平均每天发表1.3-1.4万篇论文”，平均每6.4秒有一篇论文问世，“各种书籍每年增加25万种„„而1976年的大学毕业生到1980年已有50%的知识陈旧了”(田夫、王兴成主编：《科学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83年，P300-301)。而至目前，仅中国的CNKI数据库的重要子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每天就增加1万多篇文献。由此可知，全世界每天新增的文献(含论文、著作、实验报告等)何其庞大。一个研究者一辈子不要说穷尽阅读所有既有与新增文献，就是他的小专业的文献，也根本不可能穷尽。当然，并非所有新增知识或新增文献都是有价值的，都值得去关注、阅读。而哪些文献可读或不可读，需要选择。

谁来为研究者提供文献初选呢?引文数据库就应运而生了。考察引文情况，是让研究者尽快把握前沿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如果一个研究者要引用某篇文献，说明该文献值得重视。而一篇文献值得重视，则有两种可能，或者提供了新的正面的值得肯定的知识，或者提供了新的负面的值得否定的知识。这两种情况的文献，对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来说(而不是对于问题的解决本身来说)，都是有效文献。前者之价值不言而喻，后者也非无价值的，因为后者可以使其他研究者少走弯路。

引文数据库就是对文献的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告诉研究者。它的统计对象是研究者对文献的引用，这种引用包括了研究者对文献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但是，引文数据库本身并不对研究者对文献的引用是否妥当作出评价，而只是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它提供的数据是客观的。概言之，研究者的引用蕴涵了他对被引文献的评价，而引文数据库则是收集、统计了研究者的文献引用情况，以转述的方式告知其他研究者;研究者的引用可能有主观因素，但引文数据库的转述则是客观的，这就是研究者引用文献与引文数据库提供引文索引的关系。所以，建设引文数据库的初衷是为了有效地进行文献积累。至于其他研究者如何对待数据库提供的信息，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引文索引成为学术评价与利益分配标准

引文索引是以刊物而不是一个具体文献为统计单位，进入数据库的刊物就是某某引文索引来源刊物(多数是期刊)。在统计学意义上，来源刊物显示的是，该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较多。这间接意味着，来源刊物所发表的文章通常较有价值。这一结论对于一个刊物来说，大体可以成立，但是，这一结论无法落实到具体某篇论文。我们完全不能说某个来源刊物上的文章都是有价值的，更不能说同一期刊上的文章的价值都是相等的。

研究成果需要被评价，这是因为只有经过评价，才能遴选，促进知识积累与文明积累。同时，只有经过评价，才可能对研究者的利益进行合理分配。国外如何对学者进行利益分配，姑且不论。就国内来说，学术界(以及教育界)的利益分配机制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以前，学术界和其他行业一样，都是吃“大锅饭”，论资排辈。20世纪80年代以后，物质生产行业开始实行绩效考核，通过生产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来评价劳动成果，并以之为根据，进行利益分配。与这些行业相比，学术界的分配改革慢得多。这主要不是由于学术界的惰性，而是由于学术的特性。其他行业的产品的数量尤其是质量，是容易衡定的，但是，学术产品的质量很难衡定。对于学术产品来说，质量的重要性远大于数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知识与文明提供有效增量，而平庸的文献根本不可能提供有效增量，根本没有价值，反而成为其他研究者以及后人的文化累赘与负担。正是由于学术垃圾太多，才需要遴选，引文索引才有必要与价值。

但是，引文索引对文献价值的评价，只是非常间接的，根本不能对刊入座。那如何才能准确评价一篇文献的学术价值呢?这个问题，很难可靠地解决。只要真理标准没有得到公认，评价就会产生分歧。不过，自然科学要比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更容易获得可靠的衡量，毕竟数学计算、实验数据、实验检验以及经验运用的客观性要高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的学术价值，虽然不是不可衡量，但要软性得多，其可靠性受诸多因素制约。

最重要的是受专业分化的限制。由于知识的积累，一个人不能研究太多的领域与问题，现代学术的专业分工日益细化。虽然不少人呼吁跨专业跨领域，但实际上除了对极其个别的精英，这是不现实的，绝大多数学者(包括许多优秀的学者)不要说不能精通大学科，甚至小专业都无法精通。所以，谁来衡量一篇专业文献的学术价值?只有本专业很小一部分人才能衡量。

其次是受范式的制约。即便在同一专业内，范式的不同，也会导致对同一篇文献的评价产生重大分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当新旧范式并存时，二者是不能通约的，也就很难对同一篇文献产生一致评价。自然科学尚且经常出现无法就评价达成一致的情况，何况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容易受立场、价值倾向等的制约。

对一篇文献，如果聚集该专业的专家来衡量，又能否获得比较可靠的评价?可靠性似乎相对较高，但也很不稳定，因为这同样要受各位专家的范式、立场、价值观念的制约。如果文献的论点、方法与专家比较一致，可能会获得较高评价，但这很可能恰恰说明该篇文献的价值较低而不是较高，因为它提供的东西的创新度不够。如果一篇文献与专家的观点或方法差异很大，它得到的评价可能很低，但这并不能证明该文的价值就很低。对于这种情况，该篇文献的价值有两种可能：很高或很低。创新度很高的研究成果，在开始时，其命运常常不济，其被认可的时间常常要隔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在近代自然科学史中有许多例证，如伽利略的新发现就遭到了激烈而长期的反对。就社会科学看，海德格尔用《存在与时间》去申请教授，也被教育部长给否决了。所以，有人说，创新度超过30%，就很难被当前学界所接受。如果再介入私利人情等因素，对一篇文献评价的可靠性更难得到保证。

因此，要可靠地评价一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不论是在知识论上，还是在社会成本上，都是很难的。总言之，很难保证一项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评价的科学性。

在这种情况下，借助引用来间接评价一篇文献的学术价值，不失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法。一篇文献，如果被引用，通常来说，可以间接说明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将引用作为衡量一篇文献学术价值的一个评价指标，是合理的。当然，这一指标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在批评CSSCI时，不应忘记，当前，大学以及其他科研机构把CSSCI作为评价标准，尤其是作为利益分配标准，乃是出于打破学术“大锅饭”，促进学术来考虑的。学术需要被评价，这样才可能甄别优劣，有利于学术积累。学术被评价的前提则是产生了研究成果，而研究成果是从学者的劳动中来。学者为什么要从事学术呢?当然有一些学者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但是，大多数学者是受功利驱动而从事学术的。即便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也有基本的利益诉求。一个良性制度，不是遏制人们的利益诉求，而是善于诱导、规范人们的利益诉求，利用利益杠杆，使人们的劳动投入到符合集体以至人类利益的活动中。所以，采取尽量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激励人们投身于学术。虽然我们可以说，目前，把CSSCI(以及SCI等)借用为利益分配方式仍不够科学，但是，这种方式难道比“大锅饭”更糟糕?进步总是渐进的，总是相对的。有些问题，永远都没有彻底的解决之法，只有相对较好之法。科学评价标准尤其是社会科学评价标准问题，恐怕就属于永远也给不出彻底解决之法的情况。不论就学术成果自身价值来说，还是就利益分配来说，引文索引的学术定量评价真正保证的不是科学性，而是公正性，即提供客观数据，而其科学性受制于研究者的引用水平，所以相对性较大。

对于CSSCI(以及SCI等)，我们可以批评它的种种不足，但是，在没找到更好的评价标准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没有更优的替代方案，现有方案有再多问题，也是最好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定量化，即使不是好的选择，也可谓最不坏的选择。明白此点，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分歧、指责与怨气。

引文索引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文献检索以及科研文献交流分析，使研究者尽快把握学术前沿动态，如果把一些没有的功能赋予给它，显然既是高估了它，也是冤枉了它。对学术定量评价的批评，尤其是对CSSCI的批评，目前有一些批评找错了对象。一个搞错对象的具体案例是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的《炮轰CSSCI》，该文指出了CSSCI的四大问题(来源期刊有明显的地域偏向;一些因收费而广受批评的刊物被收入，一些广受好评的刊物被排斥在外;学科分布失衡;CSSCI沦为实权人物敛财的工具)。不论杨玉圣所述是否真实，其矛头所指对象都不对，即不应该指向“CSSCI(引文索引)”，而应该指向“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操办者)”。而杨玉圣认为该废除该标准(当指CSSCI这一引文索引本身，而不是指在某次具体遴选中入选的具体期刊)，就更错了。

因此，对于CSSCI，应分别地看，其价值归价值，问题归问题。属于CSSCI自身问题的，当然应该改进。对CSSCI的价值与应改进之处，田卫平的看法比较中肯，他说：“包括CSSCI在内的各种‘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有比没有好，多头比寡头好。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如何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的实际，科学地设定各项指标参数，使评价机制更完善，促使各类期刊优胜劣汰，步入良性循环;而不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又倒退回到过去那种没有评价体系、办刊人自娱自乐、缺乏竞争意识，水平高低仅由上级领导或个别‘权威’说了算的境况中”(薄洁萍：《聚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不能承受之重》，载《光明日报》2010年5月18日第11版)。因此，对CSSCI，需要的是改进，而不是否定。

学术评价与利益分配方式的改进

可以说，做好学术评价，有利于进行公平的利益分配，调动学者积极性，促进学术。对于改进学术评价，有许多可操作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有两点。

(一)学术打擂与摆擂

鉴于真正的重大创新在初期很难被人们接受，可以采取学术打擂的方式，发现创新人才，对之进行奖励、破格晋升，并为之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这种方式对年轻学者有利。当然，这是非常规的学术评价方式。

打擂者提出打擂申请，认为自己对某问题作出了重大创新，包括推翻了权威理论，开辟了新的领域、问题、方法等，因此他要求组织专门的辩论会，对自己的成果进行认定。如果打擂者的成果被确认，则他能够得到奖励。打擂者可以对对手(专家)进行一些条件限制，回避某些专家。

由于打擂需要为个别人组织辩论会，需要成本，为了减少乱打擂的情况，可以规定让打擂者缴纳一定的打擂成本费，这成本费不论打擂成败，均不退还，因为如果打擂成功，收益会远远大于成本费。

虽然打擂也未必真能对成果做出可靠鉴定，但是，打擂有一个附带的重要好处，打擂者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成果更有效地公之于众，如果某些有实力的人知道并认可了他的成果、潜力等，可以为他提供许多帮助。

(二)以奖代惩，允许长期不出成果

有些研究的研究周期很长，尤其是基础研究。为了让研究者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应该允许研究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出成果，给予其基本待遇，而不予惩罚。但对于要晋升的研究者，则应该拿出成果。此即以奖代惩。对于那种从事长周期研究的学者，也应该理解，一项制度的实施是有成本的，如果对长期不出成果的人都允许晋升，则鼓励庸人和懒人。所以，此类学者应该明白，因未出成果而得不到晋升，乃是他从事研究的机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