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精选8篇）

篇1：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关于后经济危机时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与分析

摘要：在后经济危机时代，经济逐渐复苏之际，农民工数量仍然相当庞大，但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现状也令人担忧，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就业环境等等一系列切身利益均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令人堪忧。本文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且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要想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从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出发，、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要立足于社会融合、经济协调发展和公民权利的保护。

关键字： 后经济危机时代

农民工

社会保障问题 正文：

农民工指从农村进入城镇从事非农职业, 但户籍仍保留在农村的劳动人口。农民工涵盖的范围较广，既包括“离土不离乡者”的乡镇企业人，“不离地不离乡者”、“不离土却离乡者”的农场或种植大户的雇工，也有“离土又离乡者”的进城农民工。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历了从“民工慌”到“返乡潮”，又到“民工荒”，在2010年春节前后,“民工荒”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经济危机到现在已发展到后危机时段,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最新显示，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２．４２亿人。其中外出就业１．５３亿人，本地非农就业０．８９亿人。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农民工数量之庞大，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应该尤为关注。

一、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

(1)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窄。

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民工进城后没有正式身份，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另外，在日常谋生过程中，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比如暂住费、管理费等。这又增加了农民工的务工成本。几乎没有多少单位像对待城市工人那样，为民工办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使民工在遭遇疾病或天灾人祸时往往只能是束手无策。(2)就业机会少，就业后待遇不公。

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受到种种歧视：其一，没有公平的就业机会，有学历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其二，就业，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其三，不能做到同工同酬。因为大量的农民工往往以临时工的身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仅待遇低，工资少，而且到期不能续签合同，在保险待遇上也与正式工存在很大的差别。其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由于没有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相当数量的企业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

(3)农民工经常面临失业的窘境。

农民工失业现象非常严重, 而农民工失业保障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传统的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在社会和经济转型中极大地被削弱, 农民工离开土地后存在严重的失业风险, 农民工工作技能低、流动性大的特点使其失业风险远高于城市劳动者,但由于我国目前有关农民工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他们无法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从而面临巨大的生存和心理压力,容易产生种种社会问题。而城镇登记失业率从1999年以来一直都控制在4%左右。因此构建适合我国国情与农民工自身特点的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4)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仍然存在看病难的问题。大部分农民工经济拮据、难以支付大额医药费, 缺乏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据调查显示，有36.4％的农民工生过病，甚至多次生病。他们生病以后有59.3％的人没有花钱看病，而是仗着年轻，体质好，硬挺过来的。当然另有40.7％的人不得不花钱看病，但看病支出绝大部分是自费，即使得到了赔偿，也往往是私了，没有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来进行赔偿，因此，“ 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在农民工中是非常普遍的。(5)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危险度大，并且缺乏最基本、最必要的工伤保险。进城农民工从事着苦、累、脏的职业或工种, 农民工就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动条件差, 劳动时间长, 劳动强度大的现象, 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有很大一部分在存在严重安全生产隐患的行为如采矿业、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就业, 而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不到。每年因劳动条件差而致伤、致残、致死的事故率非常高, 有关工伤纠纷的事件也是频频见诸报端。

二、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出现的原因

（1）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规范。从就业保障方面看，保障制度执行不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造成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调查取证的后果。更有些执法不当的行为，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2）农民工自身社会保障意识较差，大多数农民工对用人单位和自身参保保持无所谓的态度，担心交了保障金将来没有“保障”、怕失去工作机会而不敢向用人单位争取社会保障权利等。（3）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1958 年人民公社的建立, 国家的各项政策, 沿着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分割体制的惯性, 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逐步强化了城乡分割, 为两部分居民建立起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最终形成城乡之间断裂的两个社会。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户籍制度有所松动, 但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惯性还很强大, 农民工虽然进了城, 但他们无法获得城市人的身份, 也就无法获得城市人所享有的平等的权利和利益。

（4）资金问题。近几年，国家和政府集中精力与财力加强城镇社会保障改革与建设，以确保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但是，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仍旧陷入资金困境，随着越来越多的下岗人员走出再就业中心以及企业的继续裁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当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受到资金限制时，若再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考虑在制度之内，必然面临更为严重的资金困难。

三、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几点建议

（1）、扩大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一定要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户籍制度、子女教育、住房问题、工伤、医疗等等方面。真真正正的从农民切身利益角度出发。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2）、建立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这是他们进城的目的，比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来的更直接和实在。因此必须坚决贯彻、严格执行《劳动法》，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要加大力度整治。（3）、应当简化农民工的劳动纠纷解决程序，能够调解解决的尽量调解，能适用简易程序的尽量适用简易程序。在现实中，有许多农民工劳动纠纷久拖不决，对这些案子，我们政府应该出面帮助，利用公权力的强势地位来平衡用工方与劳动者之间的纠纷。同时，对于农民工胜诉的案件，农民工对于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用等合理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其次，建立农民工自身的组织。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信息优势，提高自身的组织性，充分发挥集体优势，增加农民工维权力量。（4）、在农民工医疗保险方面, 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完善大病或疾病住院保障机制。医疗保险制度可包括大病统筹医疗保险与一般医疗保险两个方面, 有雇主农民工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 其中雇主负担社会统筹部分, 个人及雇主缴费的小部分进人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用于一般医疗或门诊费用, 而医疗费超过一定比例, 即为大病, 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负担费用的绝大部分, 其余仍为个人负担。无雇主农民工则应参加大病统筹医疗保险, 日常医疗开支, 则由个人或家庭承担。（5）、要建立健全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 这也是几乎所有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普遍优先考虑的保障项目。从保护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出发, 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应当尽快确立。政府在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中要做好制度设计以及依法强制推行, 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工伤保险实行“ 现收现付”制并坚持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相结合的原则, 费用主要由雇主负担，切实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利。

五、结语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久的坚持和不懈的努力。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需要社会、企业、相关组织及个人的认真面对。社会保障工作者和政策决策者必须立足于社会融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保护公民权利, 充分认识和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依然会面临和他们同样的问题。不能让农民工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之痛，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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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2010年内地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 [EB/OL]新华网，2011年02月12日 [3]施华斌：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初探 [J]财经政法资讯，2004（4）：25-26 [4]论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与对策[J] 现代商贸工业 2009（11）[5]高永松 吴瑶 李映雪：后经济危机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的研究[J]法制与社会[J] 2010（3）：207-208 [6]迟淑清张丽宏李健

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制度体制原因分析[J]职业技术

2006（52）231

篇2：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已经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满足了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列与之相关联的问题：社会治安与管理，城市人口严重超载，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农村土地闲置和留守老人儿童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障碍。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是社会治安和管理问题。有关调查显示，五年来农民工得犯罪率上升了21.7%，而且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较高。当然我们也不能将犯罪率的提高简单地归因于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也应该反思一下城市所给予进城务工人员的是不是已经做够让他们安分守己。随着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剧以及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收入水平最低的社会阶层越来越感受到社会不公平，再加上城市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缺乏归属感，另外社会保障的不健全，都容易引发犯罪事件。

其次，大量农民工进程使城市人口超载。城市是人口和物资的集中地，这也是城市之多一位城市的原因。如果农民工进城之后，能够相对均匀的分布到不同的城市，或许不会有现在的城市农民工问题。然而我国大量的流动人口被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四个城市所吸引。大量人口涌入少数城市，使其超过原有的承载能力，可能会导致这些城市不堪重负。这些地区的人均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拥挤的交通，住房等，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降低生活的舒适度，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过多的人口不利于城市良好环境的维持和城市文明的建设，降低对人们精神需要的满足。另外，拥挤的环境无形中增大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加压抑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再次是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从法律上确定了流动人口子女居住地政府要为他们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然而，农民工的子女是否真的能够像向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既使外部环境相同，他们能够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更好的教育，这些背景离乡的孩子是否能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在教室里享受学习的快乐。由于家庭条件的差距，在于城市孩子接触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很容易受到创伤，这就容易引发他们内心的不公平感和自卑感，这也是造成新生代犯罪率高的原因之一。

最后是农民工进城给农村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影响。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是必然的趋势。但由于我国相应的农村土地制度尚不健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导致土地荒废或者耕种效率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另外，除去外出务工人员，留在农村的一般只剩下老年人和儿童，产生了老人无人照料，孩子无人教育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老人和孩子的心理造成不好的影响。农村的受教育水平原本就落后，再加上缺乏家长的教育，容易造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当然农民自身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另外，农村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也不利于农村乡镇经济的发展。如果农村乡

镇企业能够很好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减轻了外出务工人口的数量，缓解了城市压力，农民工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上述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篇3：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央首次明确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这种新常态经济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消费观念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甚至有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也由“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到“新常态农民工”。新常态与新生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常字———现在这一代农民工打拼在城市,生活、消费也在城市,成为城市常住人口。所以,在新常态经济视角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方式、消费方式、闲暇方式等生活方式,对于进一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问题等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方式

根据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已经高达1 亿左右,占农民工总数的60%;平均年龄23 岁左右。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今天却处在了新常态经济的环境下。这种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方式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1.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价值被低估现象将有所改善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企业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靠压低工人工资、减少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入来实现低成本,赚取利润。大部分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相比,权利缺失严重,经济价值被低估。“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选择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的是通过打短工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的劳动方式,使得自身的生活缺乏保障,工作不能持续,工作技能增长缓慢。企业出现的“用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之间出现了双重困境。劳动方式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它是反映社会生产方式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辩证关系的重要经济范畴。这种困境的突围,就契合了对经济的重新认识和突围。新常态经济就是一种新的经济状态。我国经济GDP的增速多年平均近10%。自本世纪以来,则从2007 年14.16%的最高速,逐步降低到2010 年的10.4%,2014年则再降至7.4%。这是我国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潜力深度挖掘的结果,还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主动作为,因为以资源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发展不可能持久。同样在这种调整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方式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价值被低估现象将有所改善。

2.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对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失去吸引力

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视角,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第二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时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比如春节返乡,他们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第三类农民工是间歇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然兼顾农业生产。目前,第二类是农民工的主体,而出生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类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类新生代农民工又可分为农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农村新生代是在农村出生长大、走出去城市务工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新生代自小跟随父母一起外出,甚至在城市出生、在城市成长、学习,成人后留在城市务工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农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农村新生代来说,城市新生代更熟悉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已经产生了疏离感。由于成长环境在城市,他们的参照系是城市同龄人,其不平等感、被剥夺感会强烈一些,心理预期和现实状况落差较大。农村新生代参照系是农村同龄人,被剥夺感相对较弱。

不管是城市新生代,还是农村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改变。以深圳为例,深圳市总工会主持的“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显示,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一年也难得回一趟农村,渴望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农村回不去,城市又难以融入,不少外来务工群体都存在身份认同危机。和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有务农经历的仅为14.6%,没有务农经历的占85.4%,可以说,他们是没有务农常识和务农经验的中国式农民,仅在户籍上保持了农民的身份。从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没有务农经验和经历,同时也没有意愿回乡务农。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对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二)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所处的成长环境不同,使得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比上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父辈有较大差异。与此同时,他们虽然生于农村,但长期生活于城市,由于个体和生存环境的差异性,因而该群体会选择性地接受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而不同的群体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由此产生群体内部分化。从消费方式上来划分,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分为两类。一类到城市打工,回农村消费。社会学家李强对农民工汇款研究中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比例是最高的。由于流回的资金数量很大,他把这一资源从城市向农村流向的过程称为“水渠效应”。第二类城市打工,城市消费。消费是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消费获得的不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还有商品带给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价值即城市融入的价值。后一类在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处于主体地位。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从消费需求来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排浪式的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也呈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他们乐于消费,喜欢时尚新潮的事物和追求生活的品质。

(三)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方式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快速攀升,其中1996 年上升速度近5%。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逐步接近和超过50%的均衡点,城镇规模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城市化上升速度开始减缓,2014 年下降到1.94%。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我国城市化远没有完成,但是进入到持久缓慢发展期。在城市化进入持久缓慢发展的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利用或支配自由时间的方式,是其满足自己的生理、心理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的活动方式。从主观需求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需求强烈,但是对闲暇生活满意度不高。他们相信自身融入到的城市生活是最好的选择,但闲暇时间却能体现出来背井离乡的那份孤独。远离自己的朋友圈子,在城市闲暇时间交朋友是需要成本的,收入与消费的差距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时间枯燥单调,睡觉、看电视、上网成为主要的休闲方式,精神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从客观上来看,2010 年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的工作强度与工作预期不成正比,没有正常的休闲时间。闲暇时间的缺失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朋友圈子狭窄,没有心灵寄托,现实的残酷与美好的愿望发生强烈的碰撞。

二、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主要困境

通过对新常态经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的分析,我们看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失去吸引力,可以确定新生代农民工从主观上要成为城市的“新移民”,而整个社会似乎只把他们当成了城市的“暂住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强烈,而社会融入困难重重。

社会融入困境从制度上来看是由于机会公平问题严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缺少平等的城市居住权、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社会报障机会、社会参与机会等由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权利。农民工融入社会难并不是因为没有学习和适应能力,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学习和适应,而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城乡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延缓、阻止了农民工的城市化学习和适应进程。从文化上来看,城乡二元体制之下的城市化造成了城市融入行为与观念的巨大张力。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之间不论在社会认同、价值观念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张力、冲突和紧张。农民工是否有意愿市民化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点,因为这是他们主观的选择,而从根本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公平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才是最为重要的。

摘要：农民已经渐渐渗透到了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扮演着多种多样的社会角色,而这其中农民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的大多数职业都已经成功进行了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而农民工这个占有比例最大、人数最多的职业却出现了严重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社会融入

参考文献

[1]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4).

[2]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

篇4：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摘要：针对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并基于医疗改革实行十周年的背景，围绕农民工的基本状况、工作状况、权利保障情况、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和家庭生活状况设计了相关问题，在新农合制度大背景下期望获得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状况作出合理分析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新农合；医疗保障；山东德州

一、调查目的和调查状况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目前的学术界，我们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着二元性，即他们既有农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实却无工人之名。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很多应有的权利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到目前为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已经推行了十年，在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刻，我们关于新农合制度下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调查研究无疑对该方面的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山东省德州市处在山东省和河北省交界处，承接了大量的农民工，目前，德州市本地农民工184.9万人，外来农民工约有5万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德州又承接了将近15万的返乡农民工，所以德州市在维护农民工权益上，特别应针对医疗权益的保障问题有必要做出有效政策。在2012年8月和9月份，我们小组对德州市农民工较为聚集的企业、工地、餐饮点进行了为期大约十五天的调查，由于亲身接触到了农民工群体，所以在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都较高。共分发了1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20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0%。这一调查虽不足以全面反映我国农民工的整体状况，但整个调研完全是一种纯民间的行为，因此，通过对这些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从而对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上分析出相关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农民工基本状况调查分析

根据有效回收的调查问卷，被调查群体的基本概况如下表：

分析以上数据，可看出，被调查对象既有第一代农民工，也即年龄较大的部分，其年龄一

般在30岁以上。也有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即比较年轻的那部分群体，年龄在20岁到30之间。其文化程度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初高中比例相对较高，占到了总数的75%，小学及以下学历为25%。分析认为，这些拥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多属于第二代农民工，也即农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因升学无望而辍学或者家庭贫困亟须补助的年轻一代，他们直接告别乡村，进城进厂打工以挣钱补贴家用或为自己未来积蓄资本。从总体上来说，现代的农民工群体其文化素质是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对新事物、新观念接受能力更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为开放。从收入角度来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2000元以上，其比例高达40%，收入在1200元以下比例占到了10%。这就反映出仍旧存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不高、经济地位较低的现状，但近几年来有扭转的趋势。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潮之际，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是刚刚开始在城市的打拼历程，因技术、人脉等各种原因，致使这一代年轻的群体收入水平不会太高，也拉低了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从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来看农民工大多从事餐饮服务、建筑业、交通运输等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比例占据了总体的70%，这也是和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有着密切联系。从外出时间的比例表明，农民工大多是以第二代农民工为主力军，外出务工半年到两年的所占总调查人数50%，而10年以上的群体几乎为零。

三、调查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针对农民工的自身特点，立足于农民工自身医疗保险权益的维护，开展了较为细致的调查，主要是从农民工对该制度的了解和普及，以及农民工对该制度的期望上做了量化，以方便下一步的分析。其数据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参保比例可知，在德州市打工的农民工参保比重较大，高达80%，可在一定的情况反映出大多数农民工用人单位能够较好地落实政府的相关要求和政策，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参险种类上来看，虽然用人单位主要是注重对现阶段从业人员的权益的保障，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所占比重最大，分别高达30%和40%，但是对于养老保险40%和失业保险10%的投保比例可见政府出台相关法规收效甚微。这是因为用人单位，为达到政府的基本规定而做出较为保守的措施，以压低自身的成本投入，但在长期来看，对于农民工失业和养老的过低投入必然会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影响到就业导向。所以，政府在引导用人单位的同时也要对农民工做出相应保障力度的深化。

其次从未来的憧憬上看，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体状况和医保情况表现出不同层次上的担忧。从自身认为重要性上来看，医疗保险占到50%，说明在农民工心中，对自身健康的保障和维护仍旧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农民工自身对于以后的发展保障意识不是很强，例如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只分别占了5%，15%。可见对农民工该意识的提高迫在眉睫。对于看病报销机制上，并结合医疗转移重要性，可得出，大约80%的农民工认为实现地区的转移是重要的。从看病报销上来看，调查中50%的农民工在看病中是要求回家报销的，只有30%能够在工作定点医疗机构可以报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出我国针对农民工医疗保险报销机制上还存在很大的漏洞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农民工所参加的医疗保险大多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围，也就是其参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乡村，这种状况下的医疗保险并不能减轻其在城市的医疗负担。至于工伤保险，参与者也多为第二代农民工，因为相对父辈而言，其风险意识相对较高，但是其参加比例却仍然较低。针对我国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出发，设计问卷中对于保障重大疾病问题上，数据显示调查群体中85%的农民工表示选择重大疾病，在调查询问当中，不少农民工表明平时的小病能够自己承担费用，但是大病、难病就导致自身经济状况难以支持和为继。从医疗费用大小与救治选择的角度来看，倘若医疗费用超过自身经济能力负担水平时，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况下放弃治疗，这部分人占到了5%，但是选择借钱继续医治的调查者比例占到了45%，选择回家治疗的占到30%，说明部分农民工在选择就医地点时存在着户籍和地域的不便。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无疑是处在被忽视的地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参加城市医疗保障的农民工群体只能在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望而却步。

四、小部分调查群体的分析研究

虽然有80%的调查群体已参加医保，但仍有将近20%没有受益的调查群体。其次还有部分在打工期间应住院而未住院的调查群体，如下表所示：

在未参加医保的调查群众中和可列举的原因中可得出调查对象中的农民工对于维护自身权益中存在很大的缺失，认为自己身体好没必要的占到30%，而单位没有给参保的占到了35%，说明仍旧存在部分用人单位过分压榨员工，违反政府规定。而其他的如“不知道能否参保”和认为“参保手续繁琐”等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虽然比例较小，但是仍旧可以反映出我们部分少数农民工对此项政策措施的敏感性不够，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还很缺乏，并且在调查群体部分农民工认为“适用范围小”和“流动性不方便”可以看出农民工对此项政策还是不很熟知，导致了参保意识欠缺。

针对于“打工期间应入院而未入院”的群体中可见农民工在外打工缺少社会和单位的关爱，自身的社会认知感很差。因“无人照顾”而未住院的群体到达40%，可见农民工背井离乡在外拼搏是极其艰辛和不易的。而排到其次的“经济原因”则占到了30%，可见看病的医疗费用的确成为多数农民工无法住院就医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工作忙”和“一般不报销”分别占到了14%和16%，可见，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和用人单位对政策的落实密切相关。

五、小结

1.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处于新农合政策边缘。当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让城市人获得社会医疗保障时，同样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却被排除在这两项制度之外，农民工却因为身处城市而难以真正被这项医保制度所覆盖，新农合对这个特殊群体意义微乎甚微。

2.地方政策的针对性不是很强收效较小。尽管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来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但收效甚微。农民工城市化还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此外，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在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和方案上明显局限，就现阶段而言，对于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解决的指导意义不大。

3.农民工长期游走在城乡边缘，缺乏较为稳定的福利政策保障。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农民工医疗保障这一块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合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体系是目前解决民生问题的题中之义。我们从新农合的大体系下重新探究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出路问题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层面上看，对于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各界学者的重视。其中，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尽管如此，目前依然没有一项真正能为农民工提供切实的医疗保障的制度出现。因此，对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尝试从创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课题，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面。

篇5：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大量的农民工也开始涌进城市，为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该怎么办，怎么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分。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的关键是如何适应的问题，包括职业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心理适应等，而影响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低、维权意识能力弱、行为修养不得体等，因此需要从国家、城市、农民工三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关键词： 和谐社会；社会适应；农民工

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民工无疑也是构建的重要力量。而在城市中的诸多方面和农村是不同的，所以农民工出现社会适应问题，而解决了这些问题，肯定也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一、农民工社会适应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关于适应的问题，朱力在其《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一文中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比如列举了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对移民适应的界定，《社会科学大词典》对“适应行为”的解释以及《社会学百科辞典》对适应的理解，并最终采用了《社会学词典》中的适应的定义，在这里我们也借用这个定义，适应：“指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但是，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的，当社会环境成了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的障碍时，人们便采取相应的手段、措施改造环境。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相辅相成，又互为消长”。

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了生存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适应和努力改变环境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好发展的过程，就是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需要他们能在城市以市民 1的身份住下来，完成一系列的转变，以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生活。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水平较低，不仅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而且其存在的非适应行为，已成为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障碍。综合分析其现状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作、生活以及心理因素等方面。

（一）农民工在工资工时方面享有很多不公正的待遇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分布很广泛，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都由农民工的分布其中又以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行业相对较多。在不同地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也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制造业的比重最大，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建筑业的比重最大。再一面是工作时间，农民工进城找工作是为了挣钱，是弱势群体。找工作相对较难，为了保住工作，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明知雇主所要求的工作条件比较苛刻，也选择默默忍受，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工作收入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多赚钱改善生活，因此可以说其对工作收入的满意度是农民工能否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关键。我国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但尽管如此大多数农民工对其还是非常满意的。从工作强度方面，农民工大多数都是靠出卖体力来赚钱的。他们从事的行业劳动强度都比较大，但由于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在农村大多是未干过农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所以还是有很多适应不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综上可以看见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方面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农民工工作变动频繁，失业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农民工在劳动关系、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待遇不公平；农民工就业培训率低等等。

（二）在生活方面，农民工的生活、居住、医疗等方面还是很差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环境都是比较差的，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住在工棚和租的民工房里，那里非常简陋，冬冷夏热，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差，安全性低下。在消费生活方面农民工月平均支出绝大部分属于食物支出，占月平均支出的四成左右；此外住房、子女教育支出也占了较大的比例，约为四成；而娱乐应酬，医疗，嗜好类支出的比例较少，约占二成左右。这组数据反映了农民工的生活水准较低，维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这与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偏低直接相关。在医疗方面，由于农民工从事的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所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而且他们的病后为了省钱就是能拖就拖，在不就是随便买点药。这就导致病情恶化。

（三）从心理方面，农民工和城市还是存在一定隔膜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最重要的就是心理适应问题。农民工在观念、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不容易趋同和缩小的。而只有农民工完成了心理上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适应过程。进城农民工感觉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政治、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排斥，没有被城市社会接纳，感受比较消极。尽管城市居民承认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但他们认为，农民工也是城市发展的负担，目前存在的较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以及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进城农民工有关。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环境，导致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与市民相比较普遍较低。通过对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城市归属感、社会接纳与主观幸福感的考察，可以发现，农民工在心理层次上的适应比较低。

（四）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农村和城市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显示了其主动适应城市，在城市获得发展的积极性。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农民工人际交往显现出跟城里人不一样的特点，表现为内倾性与封闭性并存、表层性与功利性并存、主动性与被动性并存，反映了农民工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网络隔离，城市人对与农民工交往的不屑与歧视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农民工与城市人交往和建立感情的热情和信心。社会关系网络覆盖面窄，本来农民工在城市里就是外来者，所以在城市里的关系网也比较窄。

二、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产生的原因

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农民工自身的因素。

（一）从外部因素看由于农民工进城的条件比较苛刻

农民工进城得需要一堆证件，这就需要农民工在进城之前就要先花费一些钱站住脚。而且还存在户籍不同的因素，农民工是农业户口，但进城后需要城市户口。由于不具有城市户口，农民难以进入城市制度体系之内，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而且城乡还存在文化差异，文化不合也是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产生的重要方面。

（二）从农民工自身因素方面，自身素质较低

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于城市来说是比较低的，在城市里农民工找不到交流

对象，农村文化情结让农民工始终难以完全认同城市生活规则。为了在城市不再迷失方向，农民工又自设了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寻找同质文化，寻找都市里的老乡。他们在找到心灵慰藉的同时，也更进一步疏远了与城市居民的距离。权益意识和维权能力方面。许多农民工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基本权利，遭遇不法侵害往往忍气吞声，有的甚至没有知觉，还有的则采取过激行动以求问题的解决，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的淡薄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立足、生存、发展的困难。行为修养方面。农民工的行为修养处于相对欠缺状态，不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不注重自身形象的表现。其行为举止常常与城市文明生活格格不入，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加之农民工乡土观念浓厚，注重亲情、家庭和宗族关系，做事往往以血缘和亲戚关系考虑。一部分农民工甚至自发地抱团，组成一些“帮会”，这就很容易产生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我国城市发生了一系列恶性犯罪事件，其犯罪者主要是外来农民。

三、解决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对策

由于解决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国家对此也提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所以只靠国家是不行的，还需要农民工以及城市的共同努力。

（一）在国家制定政策法规时应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部分

政府应制定颁布《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完善其他与农民工利益相关的法律。尽量缩短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工资。完善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要坚持城乡一体，建立健全有助于农民工在城镇立业安家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在城镇能够“立得稳”。近年来，过去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对农民工实行的种种限制性规定陆续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收费也在逐步减少，但在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子女入学等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对此，应通过试点示范的办法，在探索城乡平等就业制度上取得突破，逐步形成城乡一体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模式。同时，也要放宽限制，降低门槛，让想在城镇安家立业的农民工能够以比较合理的成本，在城镇安下家，并成功融入城镇社会。

（二）从农民工方面，农民工应努力提高自身教育水平与职业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挤出时间多读书，多看报，多思考；也可参加各地为农民

工举办的文化学校和培训班学习；有条件的农民工还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学习，以获得更高的学历。一方面注重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职业知识和技能与实际操作是紧密结合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勤学苦练，才能熟练地掌握。老师傅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要虚心向师傅们学习，通过他们的传、帮、带，可以进步得更快。另一方面要积极参加职业技术培训，系统学习适合自己的各级、各类职业知识和技术，特别是不断出现的新知识和新技术，打下职业能力的基础。还要学会与时俱进，跟上城市现代人的生活，例如学会上网啊，这样可以让农民工学到更多知识，还有利于和城市居民的交流。农民工还要加强人际交往与城市居民相处融洽。首先，自己要先摆正心态，树立自信心，要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自己从农村走进城镇，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凭的是自己的智慧和力气，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其次，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大胆、坦诚地对待同事、领导、房东和周围的其他人，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当他人遇到困难时要热情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要学习一些礼节，改掉不良习惯，通情达理，力求上进。

（三）在城市居民方面，应改变对农民工的态度

应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要尊重农民工的文化与心理需求，营造一个被关怀的氛围，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并不仅仅是个过客。在城市政府方面，应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加强对农民工的服务管理。城市政府应该首先转变过去那种以公安局为主的防范式管理方式，树立服务“移民”意识。将进城农民工视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按照常住地原则将他们纳入城市管理和服务范围，保障移居城市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在子女教育、医疗、计划生育、救助、妇幼保健、法律服务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

农民工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中国经济社会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存在。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适应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意义。这更有利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解决城乡差距也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调查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J].改革，2006(5)

[2]王康 《社会学词典》[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杨云善 时明德 / 著 《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M]2005年版

[4]郑杭生 洪大用《重视和 发展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N]中国社会学年会论文1994

[5]陆益龙《 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M]中国社会科学2004

[6]卢海元《走进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7]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N]《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期

篇6：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刘娟 陈淑琼

【摘要】从风险的角度而言，中国转型期的农民工就业风险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农民工就业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社会转型期的制度转轨导致农民工就业保障机制缺失;高密度的农民工就业风险，可能引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二次失业浪潮;随着中国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群体内部呈现代际分化。

【关键词】风险社会；农民工；就业风险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风险社会理论专注于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这种转型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很多矛盾。中国目前正行驶在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新社会要素的不断生成及这些社会新要素与旧要素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导致了巨大张力的积蓄，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的共时存在导致基本的社会安排难以定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①的发展阶段。

风险社会中的失业问题“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危机。”②风险社会思维范式下的就业分析基础应该是建立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上的。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处在历史和时代的转轨时期一种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因而社会失业就表现出更多的时代特点和隐藏在社会内部产生和运行的逻辑。中国作为外源型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具有自身的特点，既具有传统遗留的特征，也具有现代发展的特性，因而是一种传统与现代混合的社会。从风险的角度而言，中国转型期的农民工就业风险的特征也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农民工就业保障机制缺失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ong Giddes)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前者是指来自于外部，由传统和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后者是由人类不断增长的知识对世界所造成的风险，这种风险的产生往往是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产生。③现代风险的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在现代世界，风险开始从“外部风险”逐渐转向“人造风险”，也就有了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由传统向现代、农业向工业、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社会风险不断突显。社会转型需要由改革来完成，改革就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必然引起社会群体地位的重新排序。中国的体制转轨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成熟的、合理的阶层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从而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风险，农村居民的生存与发展存在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共同分担机制，为此农村居民不存在个体就业风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其他产业、向城镇转移。放弃了以传统农耕为主要就业方式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劳动就业保障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农民工以一种极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在就业上受到职业、工种、学历等因素限制;在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方面，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而农民工则很难全面享受到这些保险待遇。

为此，中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同时，并未迅速形成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从而在新旧两种机制之间形成了一种断层现象。旧的制度性规则不再受到人们的信任，新的制度性规则又尚未成熟，这种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使农民工阶层缺少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开放的社会流转机制的保障，农民工在市场经济中作为低收入者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表达与保障。

农民工就业高密度风险

农民工一旦失业属于高密度失业群体，这是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文化技能素质不是很高，一般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现状所导致的。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就业主要分布在建筑、纺织、餐饮、商贸等行业，他们的就业状况极不稳定，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危险。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工长期以来被视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当社会风险来临时，他们就成为了生活于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而受到被迫失业的冲击。

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如今正冲击着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中国。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的中小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大部分企业为规避因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而减薪压岗，以牺牲农民工利益来维持企业的发展。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百村农民工调查数据来看，④ 2008年上半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1324.6元，下半年平均月工资为1131元，比上半年下降14.6%。2008年下半年平均月工资与上半年相比，工资降低的有78个村，占78.0%，工资无变化的占15%，工资增加的只有7%。

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全社会的就业风险都大大增加，城市工人、大学毕业生都面临着就业风险，城镇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增大。由于面临激烈的竞争和生存挑战，城镇人口也会去从事一些以前不愿意做的事，这将会给农民工就业带来更多困难。城镇人口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重心下移、就业层次逐级下移，使农民工就业机会绝对减少，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空间也逐步压缩。

农民工就业群体内部呈现代际分化 随着中国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群体内部呈现代际分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民工不再是高同质性就业群体，已经产生了代际分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以1980年为界，那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并于八九十年代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人称为第一代农民工，而在1980年后出生并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的一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⑤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得出，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境况和要求具有不同特点。

调查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就业心理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更注重工作稳定性，甘愿为家庭和子女付出一切;而新生代农民工求新、求变、求发展的心理更为突出，更注重自我发展。”⑥因此，第一代农民工关注的是地域和职业上的水平移动，他们实现的是农民市民化即 “农民非农化”⑦的目标。而且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倾向于叶落归根，最终回流到农村，对于未来继续留城发展的愿望不是很强烈。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结构、文化素质、职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而他们渴望长期留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有安家立业的打算

另一方面，由于两代农民工在社会环境和生活境遇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面临就业挫折的心理承受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姿态。第一代农民工因为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也造就了他们随遇而安的求稳心态。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物质环境已较他们的父辈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些轻松、环境较好、待遇较高的工作职位，而对一些脏、苦、累的工作却不愿意接受。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较为狭隘的职业观，导致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很狭小，他们既不愿返回农村务农，又难以留在城市谋求长远发展，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窘迫状态。

风险社会形象地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农民工所处的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特征，为我们反思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因此，风险社会理论也为我们理解风险与危机中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与分析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注释】

①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②[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③Anthony Giddens,Runa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2000,p75.④韩凯，王宾：“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的百村调查”，《经济纵横》，2009年第8期，第74页。

⑤王兴周：“两代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37页。

⑥钱雪飞：“代际视角下第二代农民工城乡迁移个人风险成本的实证研究基于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第36页。

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数量、结构与特点”，《工人日报》，2006年2月14日。

篇7：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以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柳村为例

摘要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现代化的一大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住房等非农用地需求的增加，必然造成一定数量的农民失去土地。由于征地制度的设计不合理，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办法单

一、安置费用低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都没有解决好。只有改革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妥善解决农民失地问题。之中西藏也不例外，西藏的部分农牧民为青藏铁路建设和城市化发展献出了他们最宝贵和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即土地或草场,成为失地或无地农牧民.本文以因拉萨火车站的建设和柳梧新区建设而土地被征用的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柳梧乡柳梧村为例,分析了青藏铁路通车对柳梧村失地农牧民的影响,并对西藏失地农牧民的就业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城市化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一 拉萨市堆龙县柳乡城市建设失地农民现状

（一）柳乡城市建设失地农民现状描述

柳梧乡是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是青藏铁路最重要的火车站——拉萨车站所在地，是以农牧业结构为基础的一个乡镇，全乡下辖4个行政村，即：达东村、德阳村、桑达村，桑达村为乡政府所在地，与拉萨市区约有13公里路程。全乡共有22个自然村，4所小学。据村调查，全村居民445户，约为1565人，其中1561人是藏族，其他4人是汉族(其中3人是四川人，因与村里的藏族女孩结婚而入赘)。因拉萨火车站和新区建设，柳梧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全村原有土地面积5368.78亩，其中被铁路建设征用1870.45亩，被新区建设征用2820.2亩，目前全村仅剩678.13亩土地。柳梧村分为由于火车站建设搬迁的柳梧新村和原来的老村。我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因火车站建设而搬迁的柳梧新村作为调研对象，柳梧新村共129户、502人，原土地面积为1784.43亩，其中被铁路建设征用1615.92亩，被新区建设征用168.5亩。目前所有土地被铁路和新区建设征用，已经没有土地。

（二）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

一是按照相关规定对失地农民进行合理的土地补偿。因开发区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需上缴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资金全部返还，直接兑现给农民。同时，对

每户每亩地的提留资金留于村委会发展第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二是对当年的地上附着物实行青苗补偿费，最大限度满足农民利益。

三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资金将由政府、农民集体组织、安置补偿费中共同出资筹集。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城镇人口低保制度；对耕地占用人均不足0.6亩的农民，收入城镇户籍，并享受一定数量的差额低保补助；在养老保障方面，将建立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按照“财政拿一点、村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的办法，落实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在医疗保障方面，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完善以农民大病为主，政府推动、个人参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四 是建立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堆龙德庆县为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工作问题，详细统计劳力，由市、县两级政府协调安排，职能部门付诸实施，组织劳动力向工厂、城市、建设工地等方面有序转移；在引进工业项目时附加安置失地农民的条款。

五是提供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部分失地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有意自谋职业或发展养殖业，但苦于没有资金，为此，为自愿学习驾驶等技术的失地农民，政府出面与有关职能部门协调，减半收费培训各类技术；由县政府投资扶持失地农民从事种养殖业，对饲养优质奶牛的农户每头奶牛补助600元，对种植蔬菜的农户每亩补贴2000 元；政府对失地农民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尤其是放宽了信贷条件，降低了贷款门槛，鼓励和扶持失地农民发展生产，提高“造血”功能，增加农民收入。

六是合理规划，加快社区建设，引导失地农民住宅向公路沿线、集中村转移。对搬迁户的民房改造，实行地方各级政府、援藏地区两级资金配套；实行统一管理，专门成立新区管理委员会，对小区实行日常综合管理；加强新区配套设施建设，改善文化生活。、现在，开发区整天机器轰鸣，建设场景热火朝天。总投资9311 万元、建筑面积达78121.93平

方米，配套齐全的江苏省小康示范村、岗德林、和平路新村已投入使用，成为搬迁农户的乐园和拉贡公路、和平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造成农民失地的原因分析

（一）城市化和市场化。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无不伴随着农村的城镇化以及大量农业人口和土地的分离。英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是由于圈地运动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可以说，没有圈地运动就很难出现工业革命，也就没有英国现代经济制度。[2]一方面，大工业的建立迫切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无法容纳原来庞大的农业劳动人口。这样，必然使得广大农民与土地分离，流向城市自由劳动力市场，从而加速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

（二）征地制度的设计不合理，导致征地的程序不民主，漠视农民的意志。我国《宪法》第十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赋予国家征用土地的权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使用国有土地”，规定农村土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国家征收。本来，只有农民和村集体才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享有对土地的占有、使用和转让等处置权，可以买卖土地。但是这一规定使得在事实上只有国家才是买卖土地的合法主体，农民和农民利益代表者的村集体却无权享有对土地买卖处置权，农民无权作为卖方与购买土地的买方处于平等的谈判和签订契约的市场主体地位上，无论是公用事业用地，还是商业用地，都必须先由国家征收变为国有土地之后，由国家作为市场主体与开发商谈判土地交易合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政府通过低价补偿或强制征地之后,凭借自己对城市建设用地市场(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采取拍卖、协议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给土地使用者。但征收后转让所得却远远高于补偿价格，政府可以获得垄断利益，并长久形成制度租金。据农业和国土资源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征地的剪刀差从农民身上取走了近5万亿元。这些巨额收益悉归政府所有，对于农民极不公平。在巨额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以“公共利益”之名，行“与民争利”之实，低价征之于民，高价卖之于商，既违背了《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为公共利益而征用的立法宗旨，也激化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法律能为农民土地提供有力的保护，使土地集体所有权能够成为农民对抗政府滥用职权，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保障。

（三）安置办法单一，补偿费用低，且支付方式不合理。目前对于失地农民的安置多是采用一次性的货币支付，只是保证农民失去土地后几年以内生计的货币发放，而对于失地农民的居住安顿、再就业等问题，却极少考虑。在补偿的标准上，根据1998年重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及其配套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对征地一律按照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只是对农民原来在土地上从事生产收益的补偿，完全没有考虑到土地的非农化价值以及土地非农化后级差收益的增值。征用土地的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是按照产值倍数来计算，法律规定为高限产值的16倍，最高不超过30倍。[3]另外在支付方式上，《土地管理办法实施条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不是直接归农民。这一规定实际是将村民作为集体成员所享有的土地收益权收归了集体经济组织，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为乡村两级干部贪污、浪费、挪用土地补偿费提供了方便，为基层组织通过参与征地谋取利益提供了动力。

（四）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得失地农民成为“网”外人。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体制，这一体制构成了失地农民享受社会保障的制度障碍。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制度以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严格的户籍制度为特点，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户籍管理等方面构成了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目前，在城市居民中已基本建立了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应保尽保”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这一制度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失地农民。如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城市居民，而将广大的农民排除在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之外。失地农民是不同于“农民”（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又有别于城市居民的边缘性群体。他们已经不再享有土地保障，也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最低生活保障。

（四）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土地是我国大多数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农民就业、养老的最基本、最可靠的保障。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生存保障，相当部分失地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失地又失业的新的困难群体。当前失地农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四难”：

一是失地农民就业难。要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根本的出路在于就业，而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就业岗位。失地农民向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除少数人能利用城市发展带来的商机来经商办企业外，由于大多数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很低，除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外，其它工作岗位在竞争中几乎处于劣势，难以找到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尤为突出，虽然他们过去是农业生产的能手，但缺乏从事二、三产业经营的技能和经验，现在土地没有了，年龄又偏大，为不至于呆在家吃闲饭，大多数只能就业于加工业、建筑业、运输业、环卫、保安等强体力劳动岗位，收入少且不稳定，还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即所谓的“同工不同酬”，不少人即便占时有被安置就业，由于多种原因，往往成为优先下岗的对象，在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失地农民生活难。由于失地农民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基本生活也就无法保障。虽然从短期看，一次性安置费能维持一时期的生计，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明显下降，但必竟不是长久之计，一次性安置补助费用远不能取代土地所具有的“最后的保障”的社会功能。随着安置费用逐渐用完，很容易造成生活无着落，陷入困境。调查发现，失地农民中，经济收入丰厚，生活水平较失地前提高的不足

10％；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占30％；而占60％的失地农民因经济收入无来源，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生活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除原来少数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农户收入变化不明显外，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因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家庭产业转移没有得到尽快解决，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少于土地带来的农业与副业的收入，收入明显下降，而失地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却有所增长，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三是失地农民的保障难。对农民而言，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一旦土地被征用，他们的养老保障出现了后顾之忧。而目前普遍实行的货币补偿办法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一次性货币安置只是为失地农民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偿，并没有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步衔接；其次，由于社会保障门槛较高，现行征地价格满足不了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需要，一次性货币补偿金直接发到失地农民手中，随着领取的一次性补偿金逐步用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突现出来。目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自谋出路的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少，而医疗和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特别是老年人、病残人等弱势群体，养老保障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是失地农民发展难。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规模、快节奏的征地而引发的“失地综合证”，对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冲击很大，引发农民“厌农”情绪。部分农民还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观念，依靠有限的补偿费和“房租经济”坐吃山空，对今后的生活缺乏信心和长远打算，失去了重新创业的勇气和拼搏精神。表现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听天由命的低落情绪，甚至赌博。

（五）解决农民失地问题的对策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做到既要满足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合理需求，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

（一）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

第一，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将经营性用地与公益性用地分开，缩小政府征地范围。为了保护耕地，中央政府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其宏观目标是防止耕地总量降至最低警戒水平以下。“基本农田”，即国家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转为他用。但是，中国现在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政府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按照有关法规，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必须由政府征用转变为国有土地后再出让使用权。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如果所有建设用地全部采取征用方式转变为国家所有，也就意味着要由政府承担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压力，而且也难免出现大量的盈利性项目假“公共利益”之名，大量非法征地。所以，我们应把经营性用地与公益性用地分开，公益性用地可以启动国家征地权，经营性项目用地不得启动国家征地权，这样就必然会缩小政府征地范围，也可一定程度上遏制耕地减少的趋势。

第二，明确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让农民代表成为委托人。从法理上讲，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应该是平等的，不能用公权侵犯私权，也不能用国有产权侵犯集体产权。然而就现行的法律而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全的。集体经济组织只有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而没有处分权，不能通过买卖、转让、馈赠等方式改变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性质。集体土地必须首先转化为国有，才可以进入土地市场，用于非农业用途。但是，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家土地的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财产权利交易过程，是国家和土地集体所有者之间的市场合约行为。所以，首先必须完善有关法律，确保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和与国有土地产权的平等性。必须让作为集体每一分子的农民享有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给其以产权主体的地位，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对涉及土地重大变革和切身利益的集体土地用途、征地赔偿、征地款用途等进行决策。其次，土地的产权明确之后，还要让农民在他们当中通过民主选举，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表来代理他们行使关于经营、出售土地所有权的事项。因为农民集体代表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在和地方政府交涉过程中会全力听取农民的要求和建议，为集体利益着想。农民可以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主动要求提供目前或附近地区的土地市场价格、以及未来可能的价值来确定出让土地所有权的价格。这样就让农民直接参与到和政府的交易中来，真正成为这项交易事项的委托人，而避免了由于代理人的错位，导致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着想产生由于业绩和权利驱使的权力寻租的发生。

第三，改变以土地的原用途为标准的补偿方式，提高补偿标准，改善安置方式。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征地补偿费并不是按照土地的实际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而是按照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地前耕地若干年的产值为标准，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体现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为了切实保护农民耕地，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给农民的补偿，应当包括对生产资料的补偿和对生活保障的补偿。现行征地补偿费中国家和集体截流的太多，个人的比例太少，应适当提高征地补偿费中个人的补偿比例。另外，还要考虑到其补偿是否能产生持续性的保障功能，现行的一次性补偿措施有时不但不能保障失地农民今后的基本生活，有些地区甚至连刚刚失去土地的安置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因此，还可以尝试改变一次性补偿的手段，采用连续性按损失程度补偿。例如，可以从土地征收后的经营性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红利或直接分配给失地农民或注入其社保账户。高补偿和高保障可以激励农民积极配合征收过程，大大减少社会矛盾。

（二）建立健全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再就业机制。

其一 对进城入镇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保障 主要包含四大块：一是子女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失地农民进城后，其子女入学应与城镇居民的子女一视同仁，享受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所赋予的所有权利。这样才能够保证其将来作为新市民的竞争力。二是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就业渠道不畅和就业技能缺乏。因而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转岗再就业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加强教育培训，首先应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其次是各级财政应拨出专款，建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专项资金，以党校、职工校、乡职业教育中心和农技推广中心、乡村成人学校等为载体，建立培训基地，充分利用公共财政资源，开展免费培训。三是对农业结构调整后的农村富余人员和失地农民进行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转岗再就业技能培训。四是把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其二，在引导失地农民就业方面，政府可以在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金融部门应适当放宽信贷条件，降低贷款门槛，鼓励和扶植失地农民发展生产。失地农民如申请个体工商经营，各部门要简化手续，并保证其在一定年限内享受城镇下岗职工的税费待遇。

（三）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从长远看，农民失地后，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以解决农民的养老、医疗等问题才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治本之策。

其一，建立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是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在农民失去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之后，就应该将其转为城市居民，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居民一样有机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其二，建立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机制。应逐步消除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与城镇社保的对接，切实改变农村人口与城市居民社会权益不对等的局面。由于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一般较低，在就业和社会竞争力上处于弱势地位。在操作上，政府应当从土地补偿金和土地征收后的经营性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注入失地农民的就业、养老保障基金账户。此外，政府也应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部分资金，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和社区，通过合作医疗、统筹医疗等形式，建立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制度，帮助失地农民解决看病难、住院贵的问题。结束语农民失地问题已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隐患。必须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解决失业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使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就业的非农化同时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转移和农民就业的产业转移同时实现，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城市扩张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收益，从而真正融合到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之中。

篇8：后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1.1 我国现阶段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1) 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被肆意侵害。

企业使用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极低, 即使签订劳动合同往往会夹杂无效甚至违法的“霸王条款”。农民工基本被排斥在《劳动法》保障的范围之外, 工资被肆意降低、拖欠, 甚至被用人单位无条件的开除屡见不鲜。

(2) 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被忽视。

现实中, 农民工就业的领域大多条件恶劣、甚至有毒有害。从事井下作业的农民工甚至没有基本的保护装备, 从事高空危险作业的农民工上岗前没有基本的培训等, 这些忽视农民工生命健康安全的做法使得工伤和职业病已经成为了我国不容忽视的一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3)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利得不到保障。

现行体制下, 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比例很低, 即使参加了社会保险投保的, 由于管理体制等原因, 也难真正受益。现行社会保障政策不适应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的特点, 我国社会保险往往按照地域投保, 办理迁移手续较为复杂, 加上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及传统观念问题, 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缺乏吸引力。

(4)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权没有保障。

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他们拥有改变命运的良好愿望, 却因为政府、企业责任缺失, 无法真正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多数企业往往忽视甚至规避为农民工提供培训的责任。农民工的子女往往也因为高昂的费用等原因无法享受义务教育。这不仅使得这些农民工及其子女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 也直接影响着社会整体素质和文明水平的提高。

1.2 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现状

(1) 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长期存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 资源稀缺, 加上牺牲农民部分利益来推动工业化的需要, 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人口流动得以开放, 但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没有改变, 从而形成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等诸多社会问题, 造成了城乡严重不平等,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缺乏, 阻碍了农村发展, 进而影响我国整体现代化的进程。

(2) 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制苍白。

这既包括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立法的不健全, 也包括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执法监管力度不够。虽然我国颁布了劳动法、教育法等基本法, 但由于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农民工户籍在农村, 却在城市从事各种职业, 这样就造成了有福不能享的尴尬局面, 使得农民工群体处于一种“权利缺失”和“权利剥夺”的状态。我国现行的立法中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规定极少而且模糊。许多的企业也没有实际落实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规定甚至钻法律的空子予以规避, 有的地方基于保护城镇居民就业加重农民工就业的负担。立法的缺失、执行不力加上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使得农民工权益保障乏力。

2 造成当前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的原因分析

(1) 现行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户籍管理的依据仍然是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该条例已不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体制以及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的机制。农民工在职业上是城市劳动者, 户籍身份上却是农村劳动力, 当城镇居民依照城镇非农户籍的身份可以享受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险等权利时, 农民工却因为户籍在农村无法在其工作生活的城市行使相应的政治权利, 同时尽管各地政府创新各种模式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的范畴, 但因现行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的有些政策难以适应农民工的特点以及一些企业规避法律规定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致使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参保或却被排除在社保之外。

(2) 农民工权益保障立法不健全、执法监管力度不够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的重要原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农民工已成为数量巨大、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一支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2008年底, 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亿人。但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尽管国务院于2004年颁布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又于2006年颁发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对农民工问题治理从理念上已经上升到了新的层次, 但是仍然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及具体办法, 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渠道仍然没有畅通。一些基本法如《劳动法》、《教育法》等其中的许多规定缺乏操作性, 也没有具体的强制措施, 农民工权益真正实现仍然是困难重重。

(3) 农民工缺乏组织性致使其维权时势单力薄。

一些企业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大认为没有必要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还有一些企业因为组建工会组织需要缴纳费用, 为了减少企业负担和麻烦不愿意或不支持组建工会组织, 同时农民工自身对工会组织的认识不足, 觉得加不加入无所谓, 这就造成了农民工长期处于涣散无组织的状态, 没有相应的组织为其主张权利, 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救济。

(4) 农民工自身观念束缚以及文化技能欠缺使其在“权利缺失”和“权利剥夺”时选择沉默。

整体而言, 农民工文化、技能素质较低, 法律和维权意识淡薄, 很少有人主动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致使不法雇主有机可乘, 在权利被侵害时很多农民工都无法意识到。其次, 由于文化技能欠缺, 加上相关部门提供就业指导不够, 农民工在找工作时处于弱势地位, 很难有底气和雇主谈条件。

3 关于构建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的几点想法

(1)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构建农民工综合保障体系。

宏观上, 对我国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同时放宽人口迁徙的自由, 改革现有的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的机制, 减少户籍上人为赋予的附加值, 制定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户籍法》。微观上, 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的农民工权益保障办法, 重点要考虑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措施及具体办法, 使得农民工权益保障切实可行。加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和劳动监察力度, 对于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及时予以惩处。畅通农民工维权的途径, 劳动仲裁机构以及法院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审理好、执行好农民工维权案件, 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利益。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把农民工作为重点法律援助对象, 按照有关规定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 将农民工逐步纳入社会组织化管理。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 人数较多, 影响面广, 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是有必要的。现阶段仅靠企业自觉组建工会组织和农民工自觉加入工会组织是无法满足对农民工管理需要的, 需要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农民工输出输入较多的地方政府应该组建专门的农民工管理协调组织, 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 推动组建工会和发挥工会的作用是该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一定阶段的发展, 待工会组织发展成熟能够完成凝聚农民工的使命时, 政府组建的农民工管理协调组织便可功成身退。无论是行政组织还是工会, 都是要把农民工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组织性的团体, 一是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 改变农民工现有的无组织状态, 二是将农民工的相关权益诉求及时反映给相关政府部门, 帮助农民工依法行使相应的权利, 三是向农民工传达将有关政策和对农民工的要求, 规范农民工的行为。特别是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 帮助农民工及时维护权益, 也避免事态扩大造成农民工集体上访等突发事件,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 促进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劳动保障等部门应当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的招、用工行为, 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监管, 对以职业介绍或招工为名损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予以查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 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并在合同中约定农民工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工作起止时间、休息休假规定等内容。劳动监察部门应该加强监督检查。对于招用农民工人数较多的企业比如建设施工单位应当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按照工程预算金额的一定比例或按照全部农民工一定时间的工资总额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保证金缴纳情况报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备案监管。若用人单位与农民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发生劳动争议的, 劳动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仲裁庭或审判庭应该加重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

(4) 将农民工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用人单位应当为农民工办理各种社会保险, 可以先行办理工伤、医疗保险, 逐步参加养老、失业、生育保险, 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 实行分层、分类保障的策略, 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现行制度, 参加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对不稳定就业者则采用过渡性的办法, 除工伤、失业保险执行现行规定外, 养老保险可先建个人过渡性的账户, 以后再予以社会统筹。

(5) 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向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制定农民工培训规划, 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承担培训经费的机制, 由劳动保障部门主导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基金, 制定缴纳和提取培训基金的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应当将农民工纳入职工教育培训计划, 按照管理办法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对从事矿山行业以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行业、高空危险作业等的农民工, 必须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政府在加强公共服务的同时, 要积极鼓励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服务和培训, 规范培训市场行为, 引导培训市场健康发展。

(6) 注重对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

“要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温总理的话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包含着“体恤民生”的庄严承诺。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 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 为农民工发放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 不得违规指挥、强令农民工冒险作业, 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农民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并在离岗前为其作职业病健康检查, 对已患职业病的农民工应该采取措施为其治疗提供保障。劳动保障等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安全卫生保障情况的监督检查。用人单位应当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基本卫生和安全条件的居住场所, 农民工自行安排居住场所的, 用人单位应当给予一定的租金补助。各级民政部门对在城市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应当给予必要的生活救助,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创造条件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各级卫生部门应当加强农民工聚居地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为患特定传染病的农民工提供免费治疗。

摘要：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成为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需要,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更是巩固执政基础的政治任务。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 特别是发达地区实施“腾笼换鸟”的重大举措, 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探讨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