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思维方式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文化的不同，如茶与咖啡在理念与行为方式的差异，了解这两种文化背后所隐含的思维方式差异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茶文化和咖啡文化。茶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过程性、关联性和直觉体悟式思维，茶作为文化的载体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成为一种承载中国传统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介质。

第一篇：思维方式论文范文

逻辑起点与思维方式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要花大力气建构中国特色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其中关键的一环，是认真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从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需要的形态，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文明的形态，是开创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的里程碑。它高层面的理论建构逻辑起点、多层次的辩证思维方法，值得我们在建构新的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践中认真学习和把握。

关键词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作者简介郭正元，1937年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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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已经提到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日程。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结构体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视角和方法来说，可以从人类文化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形态学、符号文艺学，甚至更新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和探讨文艺的规律，作出理论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从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生产实践层面出发，以整体性的方位来考察文艺现象的，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但是，它的结构体系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新时期以来就有“美学—历史”相统一的各种体系模式、艺术生产论模式，还有人主张艺术反映论、审美创造论等等模式，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强求一律，要建构“大一统”的“范式”，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诚然，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在新的文艺实践中，文艺理论研究要花力气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形式。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以为，起码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科学地总结人类的文化实践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丰富经验。因为这种文艺实践经验，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把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同他们在改造世界中的审美活动重新结合的伟大实践，有着许多新的美学特征和优秀的思想的、艺术的传统；同时，它又是不断汲取人类文化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艺术成果创造出来的文艺，有它的辉煌的成功经验，也有挫折的深刻教训。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进行新的理论思维的宝贵财富，它理应是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主要理论概括内容。第二，广泛研究、分析西方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思维材料，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成果，去其糟粕，取其优秀合理的成分，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思维角度和内涵。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命题，欧美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者”，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伊哈布·哈桑、丹尼尔·贝尔等，对“后工业社会”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存在和精神的评论和分析，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引为鉴戒的。第三，要认真梳理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份十分宝贵而且丰富的理论遗产，有它不同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体系、范畴和命题，需要我们进行艰巨的分析和转化的工夫，吸纳融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去，从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20世纪都在做，但显然没有做完。在上述这些工作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学习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以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路和思维方法。本文就这方面阐述一些个人的见解，请方家与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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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它建构的逻辑起点。黑格尔说，“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注1)。这个基本“原理”，笔者以为就是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从理论建构的根本层面来说，就是实践；从理论展开的层面来说，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由此出发，它从宏观的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实践中，从人类社会大结构中，确定文艺是人们“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审美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科学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逻辑起点。列宁从俄国革命的实践条件出发，根据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十月革命后又提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列宁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中心，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以此展开他的文艺思想，这也就是毛泽东文艺理论思想展开的逻辑起点。

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它集中表现在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里，也展开在他关于反对思想战线的错误思想倾向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讲话与报告之中。在《祝辞》里，他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阐述了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下，他指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注2)，从而系统地阐述他的文艺思想和一系列理论命题以及原则。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他的文艺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就是由这一起点出发，他论述了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现实任务和长远目标，整个文艺工作的“是非标准”和社会主义文艺属于人民的根本性质与一系列思想原则。这一理论逻辑起点是很高的。就理论上说，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学说，丰富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命题，把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理想，同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重要发展，在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的崇高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从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需要的形态，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文明的形态；在实践上又给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与发展、艺术生产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开创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的里程碑。这一理论价值，我们是必须充分认识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他们在具体指导建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文艺的革命性、阶级性，以及文艺为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斗争服务的课题，对这些课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自然也没有忽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他们指出要注意描写人民群众的革命代表，要歌颂坚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要求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应当在现实主义的领域占有自己的地位，以至于列宁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毛泽东提出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文艺从属于政治等观点。这些都是根据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和实践需要提出的思想理论原则。列宁和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以后，虽然曾经提出了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与文艺的任务和一系列思想原则，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他们未能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概括文艺为革命实践服务的理论形态，推进到为全面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的发展有着三大生产，即生命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只有后两种社会实践，才能推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使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开始人类“真正人的历史”。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就要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获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生产水平，同时进行艰巨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经过长期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邓小平同志正是继承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同时建设“两个文明”的理论命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理论内容和现实道路，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他在这一理论和现实高度上建构的文艺理论思想，把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同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事业有机地联系起来，不只给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指明方向，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即讨论文艺如何为全面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服务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理论内容，也给我们探索新的理论命题、范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它也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起点。这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坚持又根据现实实践加以发展的学风，都是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中，需要深入领会和继承的。

正是从以上的逻辑起点出发，邓小平同志明确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指出“‘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注3)。这种批评，是对上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理论内容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防止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消极面影响确定了正确的指针。这是我们需要深入领会和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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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过，“体系要求方法”(注4)。我理解就是要有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或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把握事物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同志坚持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来解决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基本课题。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艺创作和发展中，把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现实的任务统一起来。在《祝辞》中，他在指出了文艺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后说，“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这就把文艺在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崇高使命和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主要是涵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始阶段的现实任务。它应该从当前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水平出发，进行艰苦的审美创造，既要有现实的丰富性，又要有前瞻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国“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满足这种不断发展的多样的审美需要。但是，随着人民大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又要适应和引导这种审美需求的提高和发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它既是文艺当前不可推卸不可代替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既是前两项任务的具体内涵，也是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求取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注5)。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状态，是需要每个劳动者都有高度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才能做到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排除或忽视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这三方面“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文艺的长远理想目标与现实任务统一起来的范例，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

把文艺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是邓小平文艺理论辩证思维的又一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从来就把文艺的一般规律，同文艺的特殊规律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在《济金根》中，“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提出要“更加莎士比亚化”；要描写时代“更加突出的性格”，反对把人物“写得太抽象了”(注6)。恩格斯则认同戏剧应“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注7)，他还曾经反复说明，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最高标准”(注8)去批评文艺作品的，也就是既首先尊重文艺的审美规律，又把文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审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明确指出在文艺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注9)。毛泽东在讲到文艺创作时，详细地阐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和要求(注10)，还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11)。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既唯物地揭示文艺能动地反映历史生活的一般规律，又注重文艺审美创造的种种特点和规律。邓小平的文艺思想继承这一理论思维传统，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艺创作与发展的一系列课题。例如，在阐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创作原则时，他重申列宁“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继承毛泽东关于“接近工农兵群众”、“去表现工农兵群众”(注12)的观点，针对当时出现的鄙弃歌颂人民丰功伟绩和平凡劳动的错误思潮，具体阐述了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以及一次又一次写下的光辉灿烂篇章的历史事实，明确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文艺不能批判落后思想和丑恶现象。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文艺要在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时，便提出除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政治思想影响以外，还要“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明确提出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这些都是根据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歌颂革命无产者和人民，批评人民内部缺点以及暴露人民敌人观点的新阐述，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指导原则。

但是，如同以上马克思主义导师和革命领袖那样，邓小平文艺理论也总是充分注意把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在阐述了上述基本创作原则之后，就十分具体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这实际上是用新的语言、新的观点，精要地概括了文艺创作中艺术的形象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反映生活的丰富性与揭示社会关系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性相统一，艺术的真实性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倾向性相统一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原则，并在新时期文艺创作中作出的新阐述。他还从文艺的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论述了创作多样化的要求，其落脚点是使人民获取两个“得到”：即“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这也是对文艺审美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概括。

从以上这些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文艺思想在解决文艺的创作原则时，总是把一般规律同文艺的特殊规律多方面、多层面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建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时，需要坚持的思维方法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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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的创作与发展中有种种不同性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矛盾。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原理。邓小平同志也是坚持这一原理的典范。就文艺的方向和政治思想倾向来说，他历来坚持文艺是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重要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决反对在这个领域的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但是，他同时又提出学习和借鉴资产阶级文化的课题。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注1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接着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注14)。这是在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问题上，把对立面统一的唯物辩证法观点贯彻始终的突出表现。此外，对作家与人民、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及其多样性等等对立面的统一，他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阐述，为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解决这些课题确立了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讲对立面的统一，不是矛盾双方的均衡和无原则的调和。唯物辩证法说的矛盾对立，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们主导着事物的性质，并在与对立面的斗争中，求得事物的进步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在阐述坚持“双百”方针中，就体现了这些思想。他坚定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还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作为贯彻“双百”方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指针。但是，他也明确指出，“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他还说，“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注15)。这些论述，除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之外，也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关于对立统一的基本思想。它对于我们处理和解决文艺其他层面和范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是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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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这些思维方式的特点，归根到底就是把马列主义文艺学说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当代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和文艺发展的实际相统一。这一理论建构特色，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基本原理，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邓小平同志说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16)。又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17)。这里提出，一是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要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艺理论就是这方面的范例。首先是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理解，这就是说，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而后加以继承和发展。不能离开当代中国的现实实践，去照搬马列主义的“本本”来硬套现实的发展情况。例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中的重要课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明确认为，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独特部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这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是有它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意义的。可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以后，到了需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观点就需要调整和发展了。因为无论从文艺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特征来看，或是从文艺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层面来说，文艺都不能局限在与政治联系的领域；加上长期的实践表明，“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对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利少害多。在《祝辞》里，邓小平同志就首先说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以后，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又明确阐述“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注18)的理由，给调整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作了理论准备。不久，以他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便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第二是，要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从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改变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口号之后，并没有排除文艺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他接着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还进一步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注19)。70年代末又曾经指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20)。这就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以新的思想和观点，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与政治相互关系的新内涵。特别是他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内涵，就帮助文艺工作者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与政治的联结点，把文艺的历史使命同文艺的审美创造对象及其塑造人的美好灵魂的审美特性连接起来。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统一的范例。其他如上述关于文艺要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不能代替”的历史使命，关于文艺创作的“三个统一”原则和两个“得到”的审美要求，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以及教育服务部门和精神产品生产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最高准则等等论述，都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的光辉成果。

诚然，邓小平的文艺理论，只是提供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思维方法。它的重要观点和思想，也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文艺理论科学还有它需要提出和阐明的具体概念、范畴及命题，需要如前所说的通过总结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及汲取中外古今一切文艺创作和理论思维的有益成果，发现新问题、新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解决新问题，才能建构起有新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善于运用邓小平文艺理论，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注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84页。

(注2)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186页。以下引自此文均不注出处。

(注3)(注13)(注14)(注15)(注16)(注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第44页，第44页，第46—47页，第291页，第291—292页。

(注4)转引自阿尔麻·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2页。

(注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

(注6)(注7)(注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0—341页，第343页，第347页。

(注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8页。

(注10)(注11)(注12)《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65—87页，第74页，第80页。

(注18)(注19)(注20)《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20页，第220页，第149页。

作者：郭正元

第二篇：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摘要〕 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文化的不同，如茶与咖啡在理念与行为方式的差异，了解这两种文化背后所隐含的思维方式差异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茶文化和咖啡文化。茶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过程性、关联性和直觉体悟式思维，茶作为文化的载体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成为一种承载中国传统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介质。而西方的咖啡文化体现的是一种二元性、线性和逻辑性思维，咖啡作为一种对象性的物质被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探究并加以消费，较少作为一种价值承载的中介。

〔关键词〕 茶，咖啡，文化，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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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特定区域和民族的人们会根据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渐凝聚成认知和习惯，并形成特殊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种特定文化主体固定了的思维习性的基本状态，包括思维结构、价值取向、认知属性、审美情趣等[1]，它是文化中最深层次的一部分，也是最为稳定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在这种稳定状态下，以惯用思维模式进行思维并行为。思维方式体现在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比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尤其体现在哲学、语言、美学、文学、艺术、医学、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外交、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思维文化的差异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深入研究具体的文化现象，就需要深入研究文化现象背后起作用的思维方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利用和饮用茶的国家。茶发源于神农氏，兴起于唐朝，繁盛于宋代，发展传播于明清，迄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茶与其所根植的中国文化所衍生出来的茶文化，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之相对，西方人最受欢迎的饮品是咖啡。咖啡源于非洲，发展于阿拉伯和埃及，风靡于欧洲和北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作为饮品的茶与咖啡似乎已经不再受限于地域及其传统文化，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共享，但很少有人深究这两者所烙有的各自区域、民族思维方式的特征。本文将以茶文化与咖啡文化为例，来探究两者背后所隐藏的中西思维方式差异。

一、 茶和咖啡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茶树原产于中国西南地区，茶的英文学名最早见于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种志》， 他在书中把茶的学名定为“Thea Sinensis”。“Sinensis” 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中国的“茶”字最早见于唐朝的《百声大师碑》和《怀晖碑》中，由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将“茶”字固化并由此传播至今[2]。历史上真正意义的饮茶起于何时难以确认，根据《中国风俗史》中所记载的“周初至周之中叶，饮物有酒、醴、浆、湆，此外犹有种种饮料，而茶其著。”这表明，在殷周时期，茶才从药用转变为日常饮品。秦朝统一中国后，茶叶便沿长江而下传遍了半个中国，而茶叶作为商品形式向海外传播最早始于4世纪末5世纪初。佛教由中国传入高丽国时，茶叶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新航路的开辟不但开始了西方人的世界之旅，也意味着他们开始接触到充满东方魅力的茶叶。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成为了寻常人家的待客之物，饮茶与以茶待客成为约定俗成的事。这时，饮茶不再仅仅为了解渴和提神醒脑，而是有识之士提倡简朴“养廉”的首选。无论是以茶待客，还是用茶来祭祀，都是一种表现精神和情操的手段。到了唐代，茶文化开始正式形成[3]，饮茶的方式自唐代以来逐渐由药饮和粗放式煮饮，发展成为细煎慢啜的品饮，进而演进为艺术化、哲理化的茶文化。总体来说，中国饮茶文化经历秦汉的启蒙、六朝的萌芽、唐代的确立、宋代的兴盛、明清的简化和普及等阶段。人们在长期的饮茶过程中，逐渐把饮茶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随之产生了各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功能[4]。

茶的药用、食用，或粗放式的解渴饮用，仅仅只是利用了茶的自然属性，满足了人的生理需要，而茶的品饮才是真正利用了茶所赋有的精神意味。对茶由“饮”到“品”的转换，体现了对茶叶认识的质的飞跃，也说明人们开始通过开发并赋予茶叶崇高的精神属性而发展出越来越丰富的茶文化，满足了中国古人社会心理上的需要。古代文人留下的大量诗词书画说明了茶与精神享受或价值追求的密切关系，“三分解渴七分品”，茶会、茶宴、茶礼等品饮形式使得品茶活动成为能够显示高雅情趣、寄托情感、修养身心的一种生活艺术。并且，中国传统的朴素自然的品饮艺术理念，以及蕴藏在民间的各种饮茶习俗，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意蕴和中国人独特的思维形式和观点。

从历史发展上看，唐代的茶文化既與文人的吟咏歌舞、琴棋书画相关联，也与佛教及朝廷的倡导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唐朝廷对佛教的推崇，促成了佛教的兴盛，因为僧众坐禅需要茶的破睡功夫，寺院种茶制茶便逐渐成了风尚。宋代饮茶、斗茶之风兴起，茶文化的形式也开始丰富起来，茶诗、茶词、茶论大量出现。明代倡导以散条茶代替茶饼，以沸水冲泡的淪饮法替代传统的研末煎饮法。饮茶法的变更，导致了绿茶、黑茶、白茶、黄茶、乌龙茶以及花茶等茶类的迅速兴起与发展。清代时期，茶叶生产工艺已经十分成熟，茶叶成了出口产品的一个行业，茶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从思想根源上看，中国茶文化是在儒道佛思想的塑造下形成的，它尽管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却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即表现为凝聚了中国传统价值追求、道德情操、伦理观念和审美取向的中国茶道。茶之所以能被选中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文化现象并被发扬光大，是因为茶之淡泊、清纯、自然、朴实的品格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一致的。在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是灵魂。“茶”字体现了“人在草木中”，茶生于天地草木之中，而人承天地之精华，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生成和发展的规律和法则。在《茶经》中，陆羽极富创意地提出了“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道即通过品茗来体悟人生，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情操。儒家强调中庸、仁爱和谐，以茶养廉;道家倡导自然、清静，以茶求静;佛学讲求禅修、悟道，以茶助禅[5]。茶以载道， 茶作为一种介质，为人们接近道、体验道、悟道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

根据历史学家的发现，咖啡树最早生长在埃塞俄比亚的卡发省(Kaffa)。但阿拉伯人最早把咖啡豆晒干熬煮后，把汁液当作胃药来喝，认为可以有助消化。后来发现咖啡还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同时由于伊斯兰教圣经《古兰经》严禁教徒饮酒，因而就用咖啡取代酒精饮料，作为提神的饮料而时常饮用。十五世纪以后，到圣地麦加朝圣的教徒陆续将咖啡带回居住地，使咖啡渐渐流传到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宗教是促使咖啡在阿拉伯世界广泛流行，并最终演变为世界性潮流的一个重要因素[6]。咖啡进入欧陆归功于土耳其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由于嗜饮咖啡的奥斯曼大军西征欧陆并在当地驻扎数年之久，在大军最后撤离时，留下了包括咖啡豆在内的大批补给品，维也纳和巴黎的人们得以凭着这些咖啡豆，和由土耳其人那里得到的烹制经验，而发展出欧洲的咖啡文化。虽然咖啡诞生于非洲，但是种植和家庭消费却离开了非洲本土，而且主要的饮用方式及其相应的文化习俗都是近代才逐渐出现的。实际上，正是欧洲人让咖啡重返故地，将其引进他们的殖民地，在那里，由于有利的土地和气候条件，咖啡才得以兴旺繁荣。

咖啡对于西方人来说，也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7]。 欧洲结束了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精神代替了沉闷的神学思想，更多的欧洲上流社会的成员和普通公众日益接纳和亲近咖啡，因为追求和享受幸福的人生是人文主义的主旨，在咖啡馆里喝着咖啡讨论人性以及有关人的问题成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1554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卡内斯咖啡屋，因为有不少学识丰富的人光顾咖啡馆并在那里高谈阔论，所以咖啡馆被称作“智慧的学院”，现代意义上的咖啡馆就此出现，伊斯坦布尔也被称之为“咖啡通向欧洲的起点站”。自1615年威尼斯商人把进口的咖啡豆运回威尼斯开设欧洲第一家咖啡馆开始[8]，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咖啡馆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各个城市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普及。

尤其是20世纪以来，咖啡馆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交休闲场所，人们在这里谈论政治，构思文学作品，闲聊生活琐事。一些欧洲著名的咖啡馆里长期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在那里构筑了全世界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心中的圣地和精神家园。17世纪中后期，伦敦的咖啡馆已经成为主要的聚会场所，对于英国人来说，咖啡馆是个沟通交流、学习思考甚至进行商贸交易的场所，圆形或椭圆形的咖啡桌四周围着高谈阔论的人们，彼此间的对话平等、随和、自由，咖啡的消费只需几便士，所以咖啡馆在当时又有“便士大学”的美称，暗含了咖啡馆自由平等的精神。18世纪的巴黎咖啡馆是政治家、文学家、思想者、诗人和艺术家的聚集地。卢梭、伏尔泰、罗伯斯庇尔、马拉都是咖啡馆的常客。19世纪末开始，咖啡馆早已不仅仅是喝咖啡的场所，宴会、展览、婚礼、沙龙、创作、歌舞表演等几乎一切活动都在咖啡馆进行。哲学家萨特曾在巴黎的花神咖啡馆留下凝思，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也曾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中陶醉。

18世纪中叶开始，北美咖啡馆逐渐成为政治家、商人聚会的场所，经常笼罩着浓郁的政治氛围，波士顿的咖啡馆成为了当时策划革命的大本营。不管是欧陆还是北美，最早的咖啡馆都是政治思想萌芽和发展的温室，咖啡史学家威廉·乌克斯在其《All about Coffee》中写道：“每当一个国家引进咖啡，就会引起革命。咖啡是人间最激进的饮料，它总能引发人们思考。而老百姓一思考，就会反抗暴政和专制，对极权统治者构成威胁。”[9]美国人目前是世界上最爱喝咖啡的族群，但美国人喝咖啡，没有任何规则，比欧洲冲调咖啡时更不讲究，不强调咖啡的口感，也不甚讲究环境和情调，更随性自由， 咖啡对于美国来说更像是为了高效工作的快速强心针。

从美食的角度讲，意大利的咖啡文化擅长对咖啡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意大利人专注于开拓咖啡的外延，为咖啡加奶沫、加巧克力酱，甚至加各类酒、加奶油等等。复杂、精细和量化的制作咖啡过程，孕育了意大利独特的咖啡文化和不胜枚举的咖啡种类。Cappuccino、Latté、Mocha、Macchiato等耳熟能详的花式咖啡名字都来自意大利语，正因为意大利人的想象力和钻研精神，咖啡才会呈现出今日的多姿多彩。意大利人对咖啡本身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把咖啡制作提升到了一门手工艺术，他们反对美式的快餐式咖啡，要求尽量保留和发展咖啡本身的香味。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追求美味即是追求个体生命的张扬，是一种轻松、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一种志趣和品味。

时至今日，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喝不喝咖啡不重要，泡不泡咖啡馆却是一件大事情，咖啡并非是他们去咖啡店的主要目的，而只是去咖啡馆的一个理由。因为咖啡馆可以提供一个与友人自在聊天、放松和个人沉思的场所[10]。西方的咖啡文化是和咖啡馆文化缠绕在一起。与在西方充当重要角色的咖啡馆相比，中国茶馆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并没有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它只是商业形式的一种，而茶文化更多地与儒释道人生哲学密切关联。

二、 文化现象的背后：中西思维方式的分殊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东西文化的区别就在于中西思维模式不同。不同的文化孕育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稳定的思维方式，又会影响文化的塑成和发展。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西方古代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近代以北美和西欧为代表，东方则以中国为代表。李约瑟曾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11]只有认真地比较和剖析中西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各自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从而促进两种文化的深层次理解、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中西方具有各自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综合以往学者的论述见“参考文献”[1][12]等相关论述。，可以总结出三点差异。首先，中国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中国哲学无论是儒还是道，从一开始就是追求一种浑然一体的境界，也就是要掌握一种整体的宇宙观。”[12]天、地、人、万物在本质上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资相持，庄子把这种万物的整体性概括为“道通唯一”。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外化形式就是“天人合一”，追求這种“合一”，从整体上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整体性思维把天、地、人和自然、社会放在一个关系网中从整体上去考察其中的有机联系，注重相互的关联性，倾向于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西方则以一种二元性的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等，强调分殊和差异。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对立分析”的逻辑判断似乎已经成为哲学家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逻辑注重从事物的本质来把握现象，并且，人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可以客观地认识自然、控制自然。

其次，东方强调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和事物及实践过程和意义内涵，而西方则更注重追求事物确定的本质及其相关知识。中国哲学一般把宇宙的起源和发展视为一种运动不息的自然过程，存在一种“本根”，化生出万物，而这一“本根”与具体事物之间有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样一种“本根”就是“道”。天地万物是一个浑然有机的整体，而且永远处于一种“Becoming”的过程之中。这种过程性思维承认过程和变化要优于静止和不变性，并不妄断存在着一个构成事物一般秩序的最终原因，而且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具体的变化和发展正是由事物间的关联和转化所促生。“道可道，非常道。”道虽然是万物的本根，滋养万物发展的动力，但这玄妙之“道”却无法用清晰的语言说明。万物皆源于道，万物皆秉持道，因此，中国古人倾向于从具体的物、具体的实践、以及事物间关联的基础上建立对道的觉悟以及对世界的看法。而西方思维将宇宙理解为具有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断言静止比变化和运动具有更优先的地位，有一个唯一的、不变的、永恒的、终极的动因决定了宇宙的秩序。因此，西方的哲学总是把存在分为“本体”与“现象”，不断追问事物的本质。这种对于本质的追问诱发了科学普遍必然性的论证，催生了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精神。也就是说，本体与现象的划分使得共相和概念的使用获得一种理性的支撑，刺激了概念、判断和推理三段论逻辑形式的成熟，并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和思维方式[13]。

最后，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悟性思维，更注重直觉、体验、领悟，而西方传统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更注重逻辑性、客观性、抽象性和分析性。中国儒家讲“格物致知”，强调从外界的经验中去领悟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而人心具有领悟事物本质的内在能力，“置心物中”便可“究见其里”(《朱子语类》卷九十八);道家主张“玄览”，即“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强调向内省悟，保持内心的清净和安宁，以把握外界万物的真谛，所谓“不窥牖，见天道”(《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內悟说”把自我作为“悟”的主客体，“自悟自修”，“以心传心”(《坛经》)，依靠个体的自我体验，取消概念性的理性认识，排除一切思虑杂念和语言，“超言绝虑”，达到最高的智慧。相较于中国古人强调自身的内省、体验和人格修炼，西方人更关注对外部世界的探析和认识，希望能够借助逻辑分析，在论证和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开始，逻辑性成为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17世纪，培根发展了逻辑学，创建了归纳法，强调观察、经验、事实、实验和实证。此后，穆勒等人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形成了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形式逻辑;17世纪60年代，莱布尼茨将数学方法引入逻辑，发展出了数理逻辑;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黑格尔提出了辩证逻辑，而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主义改造了辩证逻辑;随后更是衍生出更多的逻辑系统，比如概率逻辑、语言逻辑等。逻辑思维强调语言上的严谨性，而中国悟性思维却认为语言是悟道的障碍，应该靠灵感直觉而非逻辑论证来获取智慧，所以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道德经》第七十三章);孔子反问“天何言哉?”;禅宗明确主张弃绝语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皆主张靠直觉体认而非逻辑思辨和语词概念的明晰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为一”。

上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特征是从总体的、相对的角度而言的，我们不能对其进行简单、教条、僵化的理解，不能否认各自思维方式特征中存有的例外和两者存有的相似性。然而，对思维方式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更深层的理解和解释。比如，茶和咖啡，分别是中西日常生活中的最具代表性的饮品，茶和咖啡的起源、传播、饮用方式、文化内涵等方面不仅能够折射出中西文化差异，其背后更体现了深层的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三、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在茶文化与咖啡文化上的体现

由于思维方式的区别，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认识事物的结果必然存在着差异，茶文化与咖啡文化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正是体现了中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的印记和思维智慧，体现了判然不同的思维精神。

(一) 整体性与二元性思维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讲求“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相协调，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综合地相联系。“和，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仁者与天体万物于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泯除物我界限，达到个体与他物，乃至整个天地及其芸芸众生的契合无间，“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和其序，鬼神合其凶”(《周易·文言传》)。这不仅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审美的最高理想。“天人合一”蕴含着整体和谐的思想，任何一个自然组成部分都相互联系，共为基础，人在保持对象整体性的前提下体悟其总体精神内蕴。“茶”字是“人在草木中”， 即人在自然之中，事茶饮茶的过程，是放下人生执念与欲望，回归清静纯真初心，与自然融为一体，进而悟道的过程。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西方传统的看法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普罗泰戈拉著名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便是西方天人关系的鲜明写照。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了“心物二元论”， 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将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的东西，人是认识、利用、征服自然的主体，而自然是被认识、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西方认为理性是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认识事物上采用的是一种理性的追问方式，这种认识以理性思维来把握，并且由思维的物化形态——语言所组成的一套明晰清楚且符合逻辑的概念系统表达出来。西方的审美或倾向于从对客观世界精确的描摹中获得一种认知的、理性的愉悦[14]，这是一种严谨的、理性的审美;或倾向于主体能动地将自己的情感、意志等投射在外物上，正如黑格爾对美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人和自然外物并没有真正相通，“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15]咖啡的品饮相较于茶来说，是一个更为个体化的事件。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咖啡文化所承载的是一种以人的幸福和自由解放为核心的精神，人们更多的关注个体内心深处的体验和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咖啡并非被要求作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而是人品味和鉴赏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拥有平等自由气氛的咖啡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充分表达自我，进行思想交流的场所。

(二) 过程性、关联性思维与线性、抽象性思维

在《中国人的思维》一书中，格拉耐认为关联性思维是中国人思维的一个特征[16]。一些从事比较哲学的西方学者，比如葛瑞汉、安乐哲和郝大维等人，对中国的“关联性”思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安乐哲和郝大维 [17]认为，中国式思维是一种类比的、关联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承认变化或过程要优于静止和不变性。而西方思维是一种因果性思维，倾向于把宇宙理解为具有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而这种秩序来自某个确定的永恒的动因。柏拉图对于理念世界的设定，亚里士多德对于以永恒必然世界为对象的沉思生活的推崇，基督教对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截然划分，都体现了西方对于固定不变的永恒世界的追求。法国汉学家于连指出，“希腊优先看重摹仿关系(特别是感觉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很少注意物中间的关联，而在中国则相反;不是挖掘表象性，而是在关联的基础上建立对世界的看法”[18]。西方人的哲学总是追问一物的背后，借助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去论证事物的本质，构造一种抽象、普遍的概念或原理，而中国人偏重于讲一个象和其他象之间的互相关系[19]， 这种关系不是通过概念抽象确立的，而是生活本身的一种提取，是一种隐喻和生活智慧，它因人因地因时的诠释而发生变化。

中国茶文化即是一种由物过渡到心灵的文化，强调品茶人的心性在茶、品茶过程中的价值与审美投射，儒家的人生境界，道家的自然境界，佛家的禅悟境界，融汇成中国茶道的基本格调与风貌。比如儒家将饮茶与伦理相结合，其中以茶示廉，以茶示俭，以“省己”为前提，茶即是省己的中介，将人性之“洁”与茶性之“洁”对等，由品茶而自省，审己，以茶修德，以茶修身，以茶雅志，以茶树礼仁。道家讲究清淡虚空，茶为天地之精华，故茶之物，含有虚灵之气，饮茶却忘茶，在宁静自然之态中获得自在之境。

茶和咖啡从味觉上来说，都有一种苦后回甘的感受，即入口苦涩，咽下去之后却有甘甜的回味。然而咖啡所承载的隐喻并不如其实体意义丰厚，咖啡本身的酸苦味道很少与人生意义等价值诉求相关联，比如意大利人将咖啡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探索，研究咖啡的各种口味和造型的可能性，为咖啡加奶沫，加巧克力酱、加奶油、加酒……千姿百态的咖啡体现了人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喝咖啡本就是种享受，每个人有每个人嗜好的喝法，仪式感和其所承载的终极意义并不重要，它为人们所带来的轻松愉悦与满足才是最重要的。比如，20世纪60年代，冷战中的美国人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次计划运行中曾发生过一次可怕的事故，当时地面指挥部人员安慰三位生死未卜的宇航员时说，“加油!香喷喷的热咖啡正等着你们。” 咖啡在西方语境中代表了一种惬意、幸福的生活[20]。相较于咖啡而言，中国古人通过运用这种类比的、关联性思维赋予饮茶的这种回甘体验以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正如茶的苦后回甘，中国古人相信甘是对苦的回报，苦尽才能甘来，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受成功的甘甜，将饮茶的直观体验类比人生奋斗的真谛。比如，《朱子语类》有记，“先生因吃茶罢， 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 终于逸乐， 理而后和。…’”林语堂[21]在其《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曾提到，茶是国人最好的朋友，是苦中作乐的来源，那久经煎煮的茶壶，与饱受煎熬的人生，竟有相通之处，人只有在历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才能体会人生的本质。这种回甘的感受，是吃茶悟道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另外，不仅仅是饮茶的味觉感受，烹茶、沏茶、品茶的一系列过程都是悟道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行云流水般自然的过程。比如苏廙在其《十六汤品》中说“盖一而不偏杂者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汤得一可建汤勋。”这个“一”就是整体，是连贯的过程，是时空的统一[22]。茶事从煮到品，是一个连贯流畅的过程，人在整个茶事过程中以茶为媒介去沟通自然，内省身性，从而使自我的道德、审美境界得到逐步的提升。中国茶道反映的是一种浑然一体，超越形式，不可言传的情怀和美感。因此，饮茶并不止于解渴或提神醒脑，通过这一事茶的过程来追求和体现某种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才是更高层次的目的，尽管茶仪形式各有不同，但最终都要体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传统的冲泡咖啡大都以主观的经验法则来描述咖啡的萃取、烘焙、栽培与处理，尤其是在意大利，冲泡咖啡是一门手艺，比如，意大利‘espresso’咖啡的制作体系是化学和物理学达到完美状态的结果，它让咖啡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味道和浓度[23]，咖啡的香味和浓度是衡量咖啡技艺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以后，咖啡的制作与冲泡越来越“科学”，大量具备创新性和高科技元素的咖啡器具、咖啡机涌现出来，辅以更精确的科学研究数据，比如咖啡品种的蔗糖、有机酸、芳香成分的含量均有科学数据做比较;烘焙与萃取的化学变化，也以科学理论来解释，就连抽象的咖啡浓度也以具体的数值呈现。所以，咖啡的制作与品鉴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体现了科学的严谨性，也体现了西方人对于物本身的进行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和把握的偏好，以及对物本质的探究和追问。不论是咖啡师的专业品鉴还是消费者随意的日常品饮，咖啡都很少单纯地充当一种体味人生意义的介质，并且在烹制咖啡的时候，咖啡师大多只强调配比调制的精确性，而并非把调制咖啡的过程作为一种与外物、与天地相关联的意义生成过程。

(三) 直觉体悟思维与逻辑思辨思维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以求知、求真，探究世界万物的本原为主要课题，其体认世界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理性逻辑，另外一条是通过经验实证。思辨理性把思维与理性看做是衡量一切存在与否的尺度，认为理性演绎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可靠办法，而实证经验主义则强调感觉经验是一切认识的来源。这两种路径以思辨或实证的方式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究，高举着“科学”与“理性”的旗帜，对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进行把握，在认识的过程中通过区分物我，划清主客，強调概念、逻辑、和证明等来试图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因此，西方在审美方式上也是注重思辨理性，注重自身的逻辑性、严密性，美的事物应当体现组成这一事物的各个因素之间的一种完美的比例和数量关系[24]，美好的事物总是与和谐、整齐、规律、匀称、适度、比例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任何事物包括艺术作品要形成和谐的美的整体，必须在提及的大小与各部分的安排方面保持适中或恰当的比例与秩序[25]。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对冲泡咖啡的技艺要求和审美旨趣上，也体现在西方种种传统艺术形式上，比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等。

正如毕达哥拉斯要在一切审美对象中去努力发现神秘的“数”一样，孔子则倾向于在一切山川景物中发现“德”，他并不注重理性自身的逻辑形式，而立足于生动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将君子的德性赋予特定的自然对象，在物我交融的境界中培养人的道德情操。与西方偏重理性的审美旨趣不同，中国古人的审美不侧重于对美的本质的探求，而更体现在对“审美何为”的追问，这种价值、意义层面的追问，决定了中国人审美体验的方式更偏重于内心的体验，直觉的感悟。直觉性思维强调向内寻找，“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通过内省的方式去获取某种意义。借助直觉的体悟感悟，通过静观、体认，从而获得对事物和世界的整体感觉和整体把握。禅云：“一悟即是佛也”，禅宗的悟道是一种“既非刻意追求， 又非不追求;既非有意识，又非无意识;既非溟灭思虑，又非念念不忘;即所谓‘在不在中又常住’和‘无所谓住不住’中以获得‘忽然省悟’”[26]。

“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既是万物之始，又存于天地万物之间。“道”可道，非常道，它难以用理性或感官或言辞将其完全把握，而只能以独特的方式去体悟。这种体悟的前提需要主体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不能心怀世俗物欲，而要进入宁静清笃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尽己之性，达到内心的平和，从而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所谓“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所有大千世界的自然对象都与人心有着相通之处，所以，人可以迅速突破对物的外在形式的掌握，而用心灵去体悟对象，从而达到对物、对自然、对人生瞬间感悟的境界。茶道中的审美并非是一种理性认知，而是建立在个体的感性领悟之上，经由个人的体悟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唐代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说：“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茶与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饮茶亦能悟道。中国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尤为密切，唐代赵州大师三称“吃茶去”，使得“吃茶去”成为禅林的经典公案。禅在茶中融进“清净”的思想，饮茶需要平心静气地品味，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和安谧，而参禅需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开释。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自然外物融为一体，在茶中“悟道”，茶道与禅道便联系在了一起[27]。所以，茶以“悟道”。

总之，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茶与咖啡文化的不同。茶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过程性、关联性和直觉体悟式思维，中国茶道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通过茶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事茶的过程中蕴含着儒家廉简高雅的君子品格，道家淡泊归朴的自由精神，以及禅宗禅茶一味的悟道方式，茶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成为一种承载中国传统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介质。西方的咖啡文化体现的则是一种二元性、线性和逻辑性思维，咖啡作为一种对象性的物质被进行科学的、理性的认识、探究和消费，较少作为一种价值承载的中介，咖啡文化更多的是咖啡馆文化，其所隐含的是追求自由，平等、舒适和实效等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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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360-361.

[27] 徐干. 浅谈禅与中国茶文化[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责任编辑：马胜利)

Key words： tea; coffee; culture; way of thinking

作者：原理

第三篇：练武术要讲究思维方式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经数千年发展，门派众多，高人辈出。它与西方技击技术不同，而是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形成的宇宙观，人生哲学，人体生命学为基础，吸收了传统医学及仿生学等，以技击的形式表现出来。

做为我辈习武之人，更要好好的向前辈学习，从具体的套路入手，随着习武时间增长及习武兴趣的增强，练几个套路已经满足不了自己的要求，就产生了想全面深入地了解武术的真谛及某一拳种的风格特点，并渴望学习武术理论及拳理拳法，由自己所练习的套路中参悟其拳理，理与法相辅相成，互相印证，以增长见地，开阔眼界，就像吃下食物而转化成了身体所需的能量、物质。在武术中也是这样，首先要有悟性，只有领悟了武术的道理，才能更好地消化，并转化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才能在套路及实用中更好的表现出来。光靠练死功、死练功是行不通的。这就像某著名的魔术师所说：“灵巧的不是我的手，而我的大脑。”虽然表现在魔术师的双手上。所以我们只有不断努力学习，法理互参，通过具体的套路演练弄懂其理，并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理论素养。另外，我们不要单单将武术仅仅做为技击，而要将它当做一门学问，一种文化来看待。

武术又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技击中的应用，所以要想练好武术，就有必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学习传统经典、拳理、拳法、口诀及天文、地理等知识，建立起全新的思维结构，并以此来认识事物，形成自己的行为方式，或拳理特点。

为什么说思维方式很重要呢?因为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俗话说：“心念一转，生活就不一样了。”这个“心念一转”就是你懂得了换一个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并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你所以能“心念一转”则是由你的思维结构决定的，中国式思维是中国人依据所处的自然及社会环境而形成的一种生存反应模式，这种思维方式或文化，形成于远古，而至今未断。这是区别于西方的一种“引导生存”。既讲物质实体性，但重在说明关系实在性。它以天人感应为原理，以阴阳、五行、六合、八卦、干支等为表达符号。最终形成包括了传统武术在内的中华文化奇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生命学”，所谓“生生之谓大德”。 读书是提高认识，训练思维，增加悟性的好方法，要学好传统经典就要弄懂阴阳、五行、八卦等表达符号，并能熟练掌握，运用这些符号来读懂经典表述的含义、内容等。但千万不要拘泥这些符号，所谓“立言以明象，既得象以忘言，犹设象指意，悟其意则象损。”所以不泥象执文，这些符号(语言)不过是渡河之舟，既已渡河，则舟河皆可忘亦。另外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我们的“导存”方式也要改变，所以要充分学习和利用现代科学知识为发展武术做贡献。

其实，习武的过程，也是认识的过程。在习武的实践中，我们还要学会起疑情。即不断提出问题，多问一些为什么。并带这些问题向老师、朋友、书本请教。开阔眼界，提高认识。并把这些认识运用道武术实践中，这就是法理互参。广义的武术也应该是性命双修，深合传统儒、道、医之性命之学。

传统的武术扎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载体，希望每一个武术爱好者为中华武术事业的传承、发展与振兴做出努力。

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一孔之见，还望专家斧正。(本文作者为北京市武协八卦掌研究会副会长)

作者：罗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