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论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形象”问题逐渐引起各学界关注，形象学领域下的“中国形象”更多地致力于对主体自身认识的批判。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论文 篇1：

近百年来社会文化影响下的报刊语言变迁

[摘要]文章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在社会文化影响下的报刊语言的变化及特点，将报刊语言的发展划分为新文化语言、泛政治化语言、返朴归真的语言、动态的大众化语言等四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文化与报刊语言的关系，认为他们是两者发展中的交互推进者，具有变化的同步性、同一性和同构性的特点，都不断地追求权力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变。

[关键词]社会文化　报刊语言　变化　关系

报刊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人们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媒介。陈原先生指出，人们可以“一方面从社会生活的变化来观察语言的变异，另一方面从语言的变化或语言的遗迹来探索社会生活的变动和图景”。…社会文化生活内容在言语方式、语言结构体系上总有集中的体现。汉语发展史总是与社会文化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近百年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当代社会转型，汉语经历了四次巨大的变化，报刊语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呈现出特点各异的面貌：有着浓厚文化启蒙色彩的“五四”新文化语言，带有激烈革命意味的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泛政治化语言，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共进的开放式变革式语言，契合当代文化转型特点的多元动态式语言。报刊不仅记录和传承了社会文化的变革，而且报刊语言记载了社会语言生活，展示了语言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报刊对近百年的语言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提供了重要的媒介平台。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报刊新文化语言

“五四”前后，是现代报刊形成和发展期。白话文报纸在晚清就竞相面世，但晚清的白话报只是对民众宣传和普及文化的工具，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文言的正统地位仍没有撼动，政府公文、正规文章仍是文言文。“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明确主张废止文言文，以白话取代，并将白话文运动提高到“文学革命”的高度，通过文学创作丰富发展现代白话语言，使“国语”成为现代的审美的语言。“文学的国语”不仅仅停留在概念范畴，而且通过实践使现代白话文学扩展了广阔且有诗性的生存空间，而且建构了现代报刊的白话语言体系。1920年，白话文经当时政府认可，取得了国语的正统地位。

现代白话文书面体系的形成，绝不仅仅是当时白话口语的简单移植，在它的形成过程中，融进了“科学”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应该说，“五四”白話文运动既是语言形式的革命，又是思想革命和思维革命。“科学”的大旗，不仅带给中国民众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而且促成中国思想文化、思维方式和思想表达的现代化转型，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由重天人合一的直观性思维转向主客二分的思辨性，文化特征由注重意念、想象转向重实证、理性，语言表达由模糊、形象转向精确、严谨。而“民主”的大旗几乎涵盖所有的社会、思想和文化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人的解放、人的权利问题，强调尊重个体的自由、生命、欲望等现代价值观：挑战经典圣人之言，“以我手写我口”，表达自由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说：“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的说出来”。“自己的声音”促使了白话文取得了合法性，成为现代汉语的主体。“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新精神决定了白话文的书写形式，出现了白话新诗、欧化的翻译文学、措辞尖锐的讽刺性散文，以及用“活着的话”直白表达鞭挞封建伦理的小说，等等。而科学与民主的思想、精神及其实践的展示平台，即是“五四”时期的报纸和刊物。

“五四”报刊语言记录了带有很深的思想文化变革、思维方式转换意味的语言革命，具有时代标志性的特色——新文化语言。

1.“五四”报刊语言是具有文化内涵、审美蕴含和理性思维特征的书面语化的语言，在“文学的国语”里还表现出个性化、富有艺术张力的特点。它将大众语言作为白话文的基础语言，经过改造吸纳进报刊语言中，具有精英学人的凝练色彩。在《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现代评论》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报刊上，新文化语言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传播作用，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无论是浅白朴实的语言风格，或是深邃幽远的言语表达，大体都做到了语言的平民化与诗性、哲思性的结合，大大提升了大众语言的文化品味。

2.词汇系统的变化是最明显的。一方面，词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由模糊走向精确：另一方面，大规模创造新词语、新术语，承载着旧的思想、脱离经验世界的旧词汇退出历史舞台，代表新思想新文化的新词语构成“五四”报刊语言的表达空间。集中地表现在翻译与思想、文化启蒙相联系的西方新思想新文化词汇，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理性、主观、客观”等；同时，全面移植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如“化学、生物、工业、农业、技术、机械、工程、重力”等，这些新词语构成了新思想和新科学的表述体系，完成了新文化的传播过程，促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3，通过“语体的欧化”，_引借鉴西方的文法、语法结构，变文言抽象、笼统、概括的表达为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的表达。语言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是意象组合式的，逻辑性、分析性的缺失使汉语在现代科学的表达中常常面临“失语”的状态。在从文言表达转为白话文表达时，“根据国语的特性，使语法组织趋于严密，意思益以明了而确切，适于应用”。如当时以“发达科学于吾国”为目的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许多论文，仿照西文“树式结构”行文，注重逻辑关系的表达，架构清楚，表达严谨。在语法上，当时的白话书面语也大量借鉴西式概念进行合理的架构，如文言第三人称代词没有性别之分，一概写作“他”或“它”，受英语he、she、it的影响，汉语书面语里也有了“她、他、它”之分化。句法结构上，由简单到复杂，走向严密化，并使用连词，将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形式化。文章的结构也围绕立论，通过归纳、演绎、论证层层展开，逻辑严密。

二、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与报刊语言的泛政治化特点

报刊语言的第二阶段是1949年到1976年，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我国的社会制度、文化生活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改变，革命的话语充斥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意识形态肃整事件：以“大跃进”为代表的社会乌托邦运动、窒息知识分子精神的反右斗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澎湃的革命热情颠覆了传统的文化心理、文化认知、文化意识和文化伦理。大众文化生活被进行了政治化改造，单一模式的革命文化成为既定的样板式文化范式。

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特点是：从政府政治到民众生活走向非理性，特别是“文革”十年，社会陷入空前的混乱，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一切以狂热的领袖崇拜为指导；政治化代替科学化、文化化，意识形态愈益偏执化，社会心理完全泛政治化，此起彼伏的全社会性、泛政治化的群众运动及相关的文化模式，带来全民的癫狂、蒙昧和人格的异化，当代知识分子从肉体到精神经历了一场炼狱，他们丧失了对社会文化进行深层次思考和批判的话语权；社会文化生活具有激烈而浮躁的特点，粗

糙、简单但充满血与火的革命激情迅速广泛地传播，并成为大众的文化范式和行为方式，逻辑的严谨、思考的深入、描绘的精致等失去了场域。

报刊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到“党、政府、人民的喉舌”再到“一月夺权”，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报刊的功能定位始终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彻底反叛了新闻专业性原则。_引此期的报刊语言是泛政治化的、畸变的语言。

1.这个时期报刊语言空话泛滥、单调乏味，缺乏文化蕴含和审美意蕴。报刊语言充斥着通俗和庸俗色彩，口语化松散的表达随处可见，暴力的贫乏的语言夹杂着革命的火药味席卷而来，没有了人文关怀、审美关注，丢失了“五四”新文化建构起来的个性、诗性凝练，沦为政治表达的苍白乏味的工具。

2.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使新词语大量出现在报刊语言中。根据《新词语大辞典》统计，这27年共产生新词4031条，平均每年增加149条。在这些新词语中，以政治类新词最多，占总数的40％，其中“文革”十年期间年均新增政治类词语占该时期新词语总数的70％，经济类占19％，其他文教類、体育类、军事类、科技类共占40％左右。

3.语言表达的非理性色彩。其一，报刊语言表现出高调、主观的色彩，缺乏理性、客观的表述，激昂的字眼、短促的排比句和诗体句成为主要的风格，以此来表达人们满腔的革命热情。陈松岑在《“文革”语体初探》：“由于对‘敌人’批判多、对群众号召多，相对减少了叙述说理的成分。从而使得祈使句、感叹句的使用频率上升，而陈述句的使用频率下降”。其二，报刊语言常见对立性和极端的表达，如革命/反动、6/黑、造反/保守等。“彻底、一切、根本、最、永远”等形容词、副词大量使用，一反中国传统表达习惯，风格尖锐、直白、激进。其三，严重的浮夸、不真实的语言泛滥至极，如“大跃进”时期“放卫星”的经典语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高调的数字：“一亩水稻能产130434斤，一亩花生能产26968斤2两”。

4.泛政治化倾向十分突出。不仅时政类、评论类的文章充满斗争的语言，就是反映民众生活、情感的表述也政治化了。如“一封小学生的来信——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解数学题”等报道，用主观的阶级逻辑代替客观的数学逻辑，斗争的逻辑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5.语言暴力倾向十分严重。“文革”期间报刊语言有大量十分粗鲁、落后、愚昧的词语，如“牛鬼蛇神、狗崽子、混蛋、放屁、砸烂狗头”等侮辱人的秽词污语登堂入室。如“文斗”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充满造谣攻击、无礼专横、血性残忍、武断狂躁的情绪。在句式的表达上，惯用对偶排比，重复词语和结构，强烈表达主观意愿，如“一千个、一万个拥护，一千个、一万个照办”等。还形成了特殊的大批判语调，是拙劣的暴力的文风大比赛。

6.语言风格严肃单一，生动活泼不足，极少有亲切感，尤其是评论文章，俯瞰式的叙述角度、控制式的语气、居高临下的气势是当时报刊语言惯用的风格。

三、改革开放的思想大解放和报刊语言的返朴归真

报刊语言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正了既往一系列错误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经历了短暂的正本清源阶段后，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思想文化领域再次活跃起来：文化现代化目标得以设定，人道主义思潮再度高涨，伴随着文化热而来的是西学新潮重新涌入，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应运而生。这场文化热是在60-70年代思想断层之后的反思和补偿，中国人在思想、理论方面的认识出现了飞跃，关于社会文化的思考开始转向关心人道主义、人的异化等问题，竞争机制促使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关心如何在中西文化差异中求同，建立与世界同步的现代民族国家，他们“不是要寻找民族的独立性和本原性，而是要使封闭的中国向全球开放，融人世界现代化大潮”。”

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高度同步，报刊的信息属性和商品属性得到认同，80年代全国性的大型受众调查开启了“传者本位”理念的转变，从“文化新闻”概念到“文娱新闻”的过渡日益凸显了报刊的娱乐功能。《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特色栏目和报刊体现了媒体监督意识的增强，而“深度报道”的出现标志着报刊媒体能动意识初萌，双向互动、读者本位的观念促进了报刊的有效传播。报刊语言呈现开放式、变革式的特点。

1.这一时期的报刊经历了80年代初集体意识“代言人”的角色向兼顾个体表达和客观中介者角色的变化。在语言表达上，书面语色彩浓厚，充满审思和社会责任意识，在语言规范化的道路上不乏个性的凸显和思想的展示。报刊或借助诗词、散文等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出现了抒情式的手法，充满道德评价的语言和慷慨激昂的语调；或以富含理性逻辑的专业语言，庄重大体的叙述建构迥异于前一阶段的理性话语体系。整体的语言风格是严肃而不失活泼，规范庄重而不乏宽松自由。

2.新词语大量涌现。我们根据《新词语大辞典》收录的词条进行统计，从1978年至1994年产生的新词语总数达5800多条，平均每年产生320多条新词语，其中政治类新词650多条，占15％，经济类的1300多条，占27％，文教卫生类的1100多条，占24％。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社会文化转型、文艺百花齐放、教育卫生快速发展的客观反映。

3.语言表达的理性和规范意识逐渐彰显。1978年《人民日报》等一些中央和省级重要报纸专门开辟了“读者评报”、“文字诊室”等栏目，开展文明用语整顿和语言规范问题的讨论，报刊语言词语、语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言语的道德建设等问题成为人们的共识。《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0日《语言应该规范化》一文，提出“对于广大工农兵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说法，非但不在规范之列，还要大力提倡”，为报刊语言提出了规范化的原则。“规范化”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前一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报刊语言的反思，新时期报刊语言的建构是在特殊时期造成的断裂之后的重新架构，报刊语言显示出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风貌相一致的特点。

4.报刊“文约而义丰”，报刊语言在简洁、精炼和蕴涵的追求中重回汉语表达的新巧、秀美之路。语体风格的返朴归真，文体风格风貌纷呈。这个时期，尤其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报刊语言语调、表达形式开始出现亲切、温和、平易、质朴的面貌，具有家庭式、朋友式的谈话风味，友好、充满人情味的平等对话的特点。复杂的长句和变换多样的短句交替融合，句式生动多样；陈述句使用频率上升，祈使句、感叹句使用频率下滑，充满平和的意味。叙述说理的成分、通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话语、情感呼唤式的表述构成了这个时期最主要的语体表达的特点。在文体方面异彩纷呈，深度报道、大特写等富有理性逻辑，政治新闻庄重严谨，经济报道精确务实，体育报道激情洋溢，娱乐新闻宽松自由适度。

四、社会文化转型和报刊语言的大众化倾向

报刊语言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至现在，以90年代中文化转型为标志。1992年邓

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市场化转轨开启了经济繁荣和文明进步的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所建构的新启蒙文化、以及知识分子本身都受到世俗化的严峻挑战。1994年激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无言的结局标志着新启蒙运动的内在分裂。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逐渐向新的范式转换，多元化的文化模式在中国不断地消长、争鸣。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后自觉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大众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开放政策中发育成熟，一跃成为强势文化，文化的等腰三角形发生逆转，大众文化处于最顶端，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分别处于两底端。

在大众文化的世界里，没有文人学士的清雅高超，也没有现实政治的束缚羁绊，文化的通俗性和娱乐性得到了充分发扬。“大众文化”赋予文化以新的内涵和表达形式，在大众的消费中，艺术如同果腹的自助餐，可以随时被加以享用。休闲、娱乐和感官愉悦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诉求目标。进入21世纪以后，消费结构不断细化，导致社会消费开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大众对原本神圣的精神追求渐失兴趣，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关心“自由”、“平等”、“正义”这类带有浓郁精神色彩的语言，他们向往的是由欲望、身体、幻象等符号和大众艺术充斥的城市空间，显示出平面化、肉身化、动态化、复制化的特点，标志着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和距离感的消失。

大众文化是伴随媒介技术变革应运而生的，90年代末互联网在中国成为大众传媒，极大地助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也带来媒介传播的变革，网络传播以其即时性、全球性、互动性使报刊受到继广播电视之后的电子媒介的第二次挑战。在大众文化、网络传播和媒介体制改革的三重冲击下，现代报刊的传播理念发生了极大变化，报刊语言表现出多元化、动态性的快速发展变化，大众化成为其发展方向。

1.在“受众本位”的新传播时代，报刊语言总体面貌表现出与大众文化的表象及新媒体传播特点相一致的变化。在语言表达上，口语化、形象化、个性化是最突出的特点，在全球资讯娱乐化趋势下。报刊一改传统说教的面孔，风格趋向多样化、大众化的表述，表达平民化的生活心态、新型生活方式和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念等，与大众文化的特点和趋向十分契合，轻松、俏皮中包含调侃，平易不拘中带着亲切，务实、求变中不乏时尚个性的追求。这种口语化的话语主体是新生代的大众，他们深受当代文化的渗透，急于解构传统、建构自我，追求时尚和个性，是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的大众化、时尚化的表达。

2.新词语快速增长。有学者认为，当前汉语中每年产生的新词有一千条左右。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从2005年起对我国的语言资源进行监测与研究，自2007年起每年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包括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新闻等)提取审定当年产生的新词语。2007年入选425条，2008年人选551条，2009年入选579条。

3.多元化、动态性的变化。多元化一方面表现在语言符号成分来源的复杂性：中英文混搭表达的马赛克现象、字母词的使用、新音译意译词、数字式语言表达、汉语类化词的大量复制能力、语言的视觉化处理、术语词的大众化转移、方言词的吸收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话语权转移使民众在报刊媒体中有了广阔的表达空间，形形色色的心态和情绪，不同的思维和话语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来源、各色风格和特点等等汇集在报刊语言中，报刊语言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庞杂、鲜活、多层次、多来源。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报刊语言新陈代谢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特别强，如“水门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水门事件”一词的特殊内涵经过抽象加工后，浓缩在语素“一门”中，英语一gate一直以来用来专指对违法行为进行掩盖的政治事件或大丑闻，汉语的“一门”意义在传媒语言中被类化后大大泛化了，涌现了“月饼门、火腿门、肉松门、拉票门、胶水门、安全门、鞋带门”等等，“一门”意义虚化、位置固定化以后，成为一个能产性极高的语缀。

不仅词语的创新能力强，就是最为稳定的语法也在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如：很“我”、非常吕燕、越来越羊城、做客新浪、曝光公司、存款银行、很绅士的男人、很东方、很贤淑、很潮等等。大批新词新语、新组合、新格式的高频使用，显示了新报刊语言时代的到来。

4.语言的时尚包装和赶潮追风。当下的大众文化喜欢标新立异、追求娱乐和时尚，甚至借暴力和恶搞发泄情绪，追求快感，他们从生僻字里寻找卖点，从现有词语里发掘异乎主流的新意，通过新词语的创造与传统和权威较劲，如“囵”、“山寨”、“雷人”等等，表达求新求怪异于主流的心理。当代报纸往往大量援用这类新造词语进行语言包装，并大量复制，形成跟风之势。包装和跟风都是源于内涵的贫乏、流行文化追求急于创造和标新立异的驱动，给人耳目一新感觉的同时，也造成在某一个时期报刊语言总用几个热门词语做标题的现象，反而失去了“个性”。如“山寨”流行期间，报刊随处可见的标题是：大学生拍山寨版《红楼梦》很累人、“山寨”呕像剧省钱招数雷死人等等，难免造成审美疲劳。

5.语体风格的个性化、文体风格的多样化。在地域文化特点、报刊定位、版面分类、编者风格等因素影响下，不同报刊不同版面尽显个性特色。根据地域特色，我们可将报纸分为京派报纸、海派报纸、广派报纸。京派报纸语体风格力求深刻、讲究厚重、体现大气；海派报纸追求实效、讲求精巧，有实用、精致、活泼的特点；广派报纸通俗化、大众化，具有开放性、务实性、消闲性等特点。就版面分类而言，体育版面亦庄亦谐、生动活泼、风趣幽默；生活版面亲切平和、自然朴实、时尚新颖；话题新闻或褒或贬，议论风生；深度报道客观准确、求深求广，贴近民众；广告新闻别出心裁、求新求变求美。

6.视觉语言的大量应用。文化心理的变化、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传播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改变，在在线阅读和读图时代，报刊语言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表达：浓缩主体的标题导语化、富含信息的图表加文字的处理、时尚化语言的语境链接、简洁明快的版块结构、货架式新闻超市简明呈现、一目了然的字母词标示等，视觉语言元素大量使用，增强了语言的感官刺激，使报刊更直观好看。

五、报刊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报刊语言是社会文化的再现者和传播者。报刊所具有的大众传播属性，时代性、信息性、知识性等功能，使报刊语言将每一历史时期的语言变化、每一阶段的文化特征记录下来，并保存和传承下去。如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语言变迁的记录”。当我们追踪“五四”以来的报刊语言的变化时，清晰地阅读了近百年的社会文化的变迁。报刊语言对社会经济变化、社会价值取向、大众生存状态、社会习俗心理等进行了充分的展现：“民主、科学”反映“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气息；“黑五类、文斗、武斗”等记录了文革时期的社会文化的畸变；“下海、小康”等传载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伊妹儿、ECO”正在传播异彩纷呈的信息化社会信息。

报刊语言和社會文化是两者发展的交互推进者。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地丰富着语言的词汇体系，改

变着语法体系，并带来语体的不断变革，报刊语言由封闭走向开放，更具有表达能力和传播能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报刊语言从文言令人窒息的表达中解放出来，重塑新白话表达系统，从而使口语进人书面语系统，彻底完成汉语由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当代大众文化使报刊语言一改传统的文化语境，赋予多彩、多元变化和丰富的文化表情，使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学者预言：现代汉语正在向“当代汉语”转型。

人类的思想、文化、思维方式就是语言创造的世界。萨丕尔认为：“语言形式的无限变异，也就是思维的实在过程的无限变革”。语言是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基础，语言不仅是思想的外壳，也是思想本身，它不仅仅是思维过程而且是思维内容。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到当下报刊语言的新趋向，都既是语言方面的变革，也是社会文化的转型，两者之间是互动和共变的。

报刊语言和社会文化变化从文化属性和特性看是同一性的，从构成内容和成分看具有同构性特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旗帜，构建了现代报刊白话文追求的基本精神，使现代报刊语言摒弃了文言文话语体系，白话文促进文化走向通俗化、平民化，推动大众的文明进步。在对白话文进行书面语改造的时候，建构起表达新思想的词汇语法体系，更注重清晰明确的词汇表达，更严密逻辑的结构方式。当下的报刊语言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向越来越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时尚化、生活化、形象化、口语化、粗放化等特点标示着社会文化的消费性特点。高速的信息传播、快捷的生活变化节奏，让报刊语言具有变化的快捷性、多样性特点，成为白话报刊历史上语言变化速度最快、创新能力最强、语言再生能力最强的时期，而且在最为稳定、最为深层的语法规则上也在发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纵观近百年的报刊语言所经历的新文化语言、泛政治化语言、改革开放语言、动态的大众化语言等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具有同一性、同构性的特点。

社会文化的变化与报刊语言的变迁是不断地追求权力话语转向大众话语的过程。近百年中国社会文化的几次转型就是不断追求自由平等、民众追求话语权的过程。“五四”运动突出“人”的权利，强调尊重个体、人的自由、生命、欲望等现代价值观，变官方的话语权为精英学人和民众掌握的话语权。当下的文化转型也越来越强调人本的回归，解放束缚，对抗权威，颠覆传统，张扬自我，争取平等话语权。白话报刊的出现，打破了文言报刊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报刊传媒从士大夫专享的尊位开始走向下层民众，广大民众从此拥有平等使用媒介、分享信息的权利。当代报刊语言的大众化趋向也是报刊回归信息传播本位，民众越来越拥有话语权的表现。

責任编辑：陶原珂

作者：杨蔚

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论文 篇2：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形象”问题逐渐引起各学界关注，形象学领域下的“中国形象”更多地致力于对主体自身认识的批判。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着力于塑造冷静、全面、客观而又丰富的中国形象，通过对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在“东西方文化冲突”“历史沉浮”“女性弱者形象”及“文化交融”四个不同纬度下“中国形象”书写的阐释和提炼，探索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本性，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形象，弘扬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中国形象;弱者;知识分子;文化交融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合肥学院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9RW032DA）。

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丰富多样且变化发展的，它体现在不同作家各具主观性和经验性的认知中，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想象与建构。“中国形象”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1]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则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予以实现，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形象。

一、形象学视阈下的“中国形象”

形象学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它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及其含义，通过文学中的形象了解国家之间的相互观察、相互表述和相互塑造。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比对与实物的相似度，它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孟华，2001）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有批判性。

正如在艺术领域，评价艺术作品的高低优劣更多地是以其艺术性为参考尺度，它与原型的相似程度并不作为主要考量的依据。文学作品中异国形象的分析也并不以这一形象与实际形象的真伪程度比较为主要研究点。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所指的“并不仅仅是造型意义上的肖像，更多地，它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混合体现”。[2]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是一个多种形象的混合体，既具有神秘、聪明、坚韧、勤劳、东方风情等优秀特质也兼具一些落后的负面形象。根据西方利益与风尚的变化，“中国形象”被不断重塑。《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述成了遍地黄金的富庶之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西方的文学世界随之出现了一大批或臆想或主观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动态地折射出欧洲人自身文化的变化和对“中国形象”的精神需求。在这样一种预设模式下产生的“中国形象”，难以成为真正的原生态的中国形象。

无论是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海外影视作品中，抑或在好莱坞的大片中，“中国形象”模式之单一、角色之匮乏，所呈现的形象的单一、刻板令人费解。在此背景下，海外华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是对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的一种反拨，是确认个人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和平崛起及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有力地做出了回应，同时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

二、“新移民小说”的时代意义

近年来，随着一批优秀的新移民小说相继问世并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国内研究者对海外华人创作的新移民小说关注度日渐增加。关于“新移民文学”的界定，有学者认为新移民作家群体包括所有中国同胞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均包含在内，创作语言不仅限于中文，作品内容更多样化，不仅限于书写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经历和感受，也可以“反映异国文化背景中对母国文化、历史的反思和对母国生活经历的回忆”[3]。

由于新移民作家独特的身份定位，书写语言的多样性，作品内容的广域性，作品内涵的深刻性使得新移民小说在书写“中国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出中国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自我呈现和发声意义。

三、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人物形象”书写

严歌苓因其小说的多产高质，涉猎广泛、思想性强等特质成为新移民小说家的翘楚。其新移民小说呈现出的独特视角、对人性的洞察和历史哲思体现在其作品中众多风格迥异、令人难忘的角色中。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不论是历史沉浮中的知识分子，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边缘人物，还是各种生命困境中的柔弱女性，抑或跨域国界、政治的普通民众都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书写了丰富多样、立体客观的人物形象。

（一）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形象

东西方在地缘政治、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历史发展上的截然不同造就了各自文化的迥异和独特，在认知方式、待人接物、人生理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中西方也大相径庭。身处跨文化环境中的新移民作家，身体里既流淌着母国文化传统的血液，又无法规避移民身份和长久的中国文化的隔阂，这使作家能保持冷静的心理距离审视母国文化，理性分析中西文化异同，化解文化冲突。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人物形象，有在外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为生计打拼的底层劳动者，有为了生活远嫁海外的中国妻子等，这些异国中的“他者”无时无刻不经历着文化冲突和民族性的灵魂拷问。

《无出路咖啡馆》一文的主人公，在美国与美国青年安德烈相识相恋，安德烈对“我”因幼时特定历史时期而错过的童年的“弥补”尽管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但“我”也感动于安德烈这些行为中的真诚和博爱;即便如此，西方文明中的伪善、冷漠、霸权等弊端也见诸作者笔端，不论是反思母国历史还是审视异国文化，严歌苓均能站在超乎二者的高度，冷静客观地审视或批判，反映出严歌苓对异国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对本国文化的冷静反思。

《少女小渔》中的小渔带有东方文化的象征意蕴，面对生活的苦难，小渔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以她的善良、质朴默默扛下所有的委屈和苦难。以小渔式的善意化解着霸道幼稚的男友的各种不满和无端发泄的怒火，以“不争”和安泰自若的处事方式感召了龌龊、粗鄙、蛮不讲理的意大利老头。处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小渔身上折射出的道德力量和上善若水的人格魅力使其呈现出温暖而善良的中国形象。

《橙血》一文中的阿贤，少年时便前往美国打工，在橙子园主人玛丽的管教下接受纯西方的教育，讲一口标准的英语，但是象征西方文明的玛丽并没有真正接受来自中国的阿贤，他没有自由和尊严，只是一副旧时代中国的活标本，但深藏于心的民族意识与中国身份时时刺痛着阿贤，中国的情义、伦理道德和西方的宗教、法律规范的冲突让阿贤感到困惑和痛苦。在遇到中国女人银好时，阿贤身上暂时沉睡的民族意识被唤醒，即使面对百分之六十遗产的继承权，阿贤依然做出了潜意识中一直想做的决定，他要寻找银好，并与她结婚，然而，当他斩断与过去的羁绊准备出走时，却意外地被枪击中了，纵然如此，他获得了生命的尊严，寻根、回归故土的中国形象在阿贤倒下的时刻得到了升华。

《女房东》一篇中经历了离婚的中年男人老柴在与美国房东沃克太太的相处过程中时时刻刻经历着东西方文化的隔膜和心理上刻意的规避。老柴和女房东居住的楼上楼下成为象征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大陆来的老柴居住条件简陋，只能在规定的时间上楼使用厨房，并且需要完成各种规定的诸如搬植物、浇水、买报纸等房屋管理工作，房东太太刻意规避着与老柴的接触，老柴在一系列对房东太太的臆想和心理挣扎后最终阴差阳错地退租搬走了，文章结尾以悲凉的笔调写出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物对长期坚守的母国文化的认同和对象征强势文化西方文明的消解。

（二）历史沉浮中的中国形象

严歌苓认为，“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4]。中国近百年历史沧桑巨变，严歌苓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回望历史，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沉稳大气的基调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年代中的特定遭遇与担当精神，探究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痛苦和挣扎，揭示了艰难生存环境中的矛盾人性和命运沉浮，讴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光辉品格，呈现出历史沉浮中捍卫真理、正义、良知和理性，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等崇高精神品质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形象。

以历史背景为题材的《一个女人史诗》和《陆犯焉识》中的主人公欧阳萸与陆焉识，都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形象。他们都才貌俱佳，风流倜傥，颇得女性青睐，而且都深谙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无论遭遇何等磨难，他们均能坚守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他们抨击时政，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是所处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缩影。欧阳萸在年代更迭中不曾停止对时局的反抗和抨击，永远一腔正气，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独立精神和对信念无比坚守的坚定品质。而陆焉识的坚忍智慧和旷怀达观同样体现在特定艰难岁月里，从未放弃的个体精神独立和对自由的坚定追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洪流中的精神抗争、蜕变和坚守。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跨入了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大潮之中，文学的“媚俗”倾向尤为严重，在“娱乐至上”的喧嚣语境中，回归知识分子传统，重塑自由独立的价值信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严歌苓新移民小说里展现出的知识分子铁骨铮铮的品格，对精神独立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价值回应。

战争是历史沉浮中不可回避的伤痛，战争题材对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和人性洞察力等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金陵十三钗》通过对大历史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描写演绎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不仅写出了人性本色之美，而且充分刻画了在国家危难境遇下国人的爱国情怀，这种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呈现在浴血奋战的战士身上，也体现在弱不禁风的青楼女子形象中。《金陵十三钗》中十三个女子在风尘谈笑中走上战场，于苦难中升腾出人性的光辉，体现出国人身上与生俱来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三）弱者女性中的中国形象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塑造了一批身份各异，但具有相同特质的女性弱者人物形象：扶桑、小渔、文秀、王葡萄、婉瑜等众多人物形象都是她笔下柔弱、沉默、顽强的女性形象，她们以柔弱之躯承担着所有的苦难，并将之消解，转化为对生命的热情，这些女性令人肃然起敬。

扶桑在小说中无论被骗婚、被拐卖、被强暴、被肆意凌辱，被迫为妓，都统统接受、消解。扶桑坚韧的生命力令人惊叹，她的顽强和与世无争的生活观令人钦佩，她的忍耐、寬容、坚韧令人佩服。“扶桑要证明的是，弱者自有其力量所在，就如大地的沉默与藏污纳垢”“扶桑像土地一般的卑贱，又像土地一般的丰饶”[5]。

王葡萄是个不懂得害怕，毫无畏惧感的女性，她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意志。王葡萄在危难中救出自己的公公，成功应对生活的一个个难关，平平安安地活着。“完整地体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的内在生命能量和艺术美的标准。”[6]

婉瑜的一生是等待的一生。年轻时等候离乡背井、出国深造，继而抗战奔赴大后方的丈夫;中年时依旧在等待，只是这次等待时间更久，丈夫入狱，从死刑到无期，婉瑜用尽了一个女人能用到的一切办法，奔走送礼，甚至忍辱牺牲身体;被改判无期徒刑后的丈夫又被发配到大西北劳改，婉瑜进入了更加漫长的等待阶段。无论是丈夫的不忠还是丈夫的受难，都不能妨碍她对他不渝的等待，对爱情的执著和坚贞不渝在一次次地等待中得到了升华。

“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7]正是对中国边缘女性的集中概括与总结。这些柔弱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中国文化中见素抱朴的道德观，上善若水的哲学精神，贵柔、不争，“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家思想。

（四）文化交融中的中国形象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不仅呈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更在深层内涵中对不同国家、异质文化如何进行包容、理解、接纳、交融进行了追问。在跨文化语境下，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人物无不经历着语言隔膜、情感困惑和东西方的价值冲突所带来的不同问题。根据作家本身跨国婚恋经历书写的《无出路咖啡馆》及《红罗裙》《花儿和少年》《约会》等小说在不同人物间描绘了跨国婚姻的状态，反思了身处跨国婚恋中的主人公们的生活境遇与生存状态，对跨文化困境中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进行了思考。

另一部涉及战争背景的《小姨多鹤》涉及中日两国间的跨国爱情书写，在极致环境和敏感的背景下，多鹤、小环这两位女性体现出的人性的善良和道德的光辉超越了国界和政治。人性的温暖和“凑合”活下去的朴实信念让这个看上去无法共存的一夫两妻家庭面对一切坎坷和风波都能平和从容地度过。

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是对彼此差异的认同，对相互理解的渴望，对罪恶的忏悔，对迫害者的宽恕等等，文化之间的差异固然存在，但只要文化间的内核一致，向善向美的渴望和追求共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就有可能。严歌苓在此类跨国婚恋题材小说中暗示了面对文化冲突和隔膜，唯有理解和包容，用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才能化解身份、语言、观念、思维方式之类的障碍和冲突，呈现了在文化交融的全球化背景中有容乃大、焕然一新的中国形象。

四、结语

正如人性具有的复杂与多面，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也同样不是千篇一律的，有善良、正义、宽容、忍耐也有敦厚、豁达、舍生取义……它是丰富多样而又变化发展的。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无论是对复杂人性的全方位展示，还是对历史别开生面的另类书写，以及她在不同人物间传递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捍卫和追寻等，都显示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关注和对生命价值的坚守与追求。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本性，严歌苓为人们提供了启示：保持中国文化的精华，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盲目自大;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也并不意味着妄自菲薄。只要在交流中真正用心体会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即使以强大的异国文化为创作背景，以异国读者为作品的隐含读者，仍然可以创造出正直自由、温暖善意、充满生命活力的中国形象，弘扬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J].东南学术，2011，（05）：7.

[2]徐雅宁.形象学视阈中美国电影的华人男性形象研究[J].电影评介，2019，（08）：72.

[3]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D].复旦大学，2008：3-4.

[4]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5]陈思和.严歌苓笔下的女性[J].当代文坛，2019，

（05）：15.

[6]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J].名作欣赏，2008，（05）：103.

[7]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J].名作欣赏，2008，（05）：103.

作者：邹姗姗

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论文 篇3：

试析近代“中体西用”教育模式的内在悖论及其文化根据

摘要：作为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中体西用”教育模式为近代中西学提供了一个会接点，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变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该模式以“重用轻体”为典型特征，并因此蕴涵着自身无法调和的内在悖论，“中体西用”模式所强调的“中体”本身是“求用”的产物，也靠“用”来支撑，“中体”缺乏一种“体”的支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是导致“中体西用”模式存在内在悖论的文化根据所在。

关键词：中体西用；重用轻体；悖论；文化根据

文献标识码：A

百年前以“中体西用”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实施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篇章。作为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中体西用”模式为中西学提供了一个会接点。为接受西学、模仿西方教育提供了合理化的依据，具有无法否认的积极意义。但同样无须讳言，该模式自身也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内在悖论。百年中国，沧桑巨变，该模式的内在悖论及其背后的文化成因却并没有因时间的流失而完全消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们依然是困扰当今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中西教育频繁“对话”与“交流”之今日。重新检视近代“中体西用”模式的典型特征。探讨该模式的内在悖论，并分析其背后的文化根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体西用”模式的典型特征

“中体西用”是近代教育变迁的一个主要指导思想，诚如张之洞在《劝学篇·宗经》中所言：“今中国京师创设大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在高等教育领域，“中体西用”模式具体通过近代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来体现。如《奏定学堂章程》并不是对西学的完全照搬，而是极力避免西化、避免中学失落。该章程将“中学”作为京师大学堂课程的重要构成，在分科大学堂中专设经学科，而经学科的具体课程也基本上是按照传统中学的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左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设置的，不难看出其中的“中体西用”意图。

“中体西用”模式具有“重用轻体”的典型特征。表面上看，“中体西用”模式所强调的“以中学为体”，体现的是一种对“体”的重视。然而，从实质上看，这一模式却具有鲜明的“重用轻体”特征。那么，为什么说“中体西用”模式具有“重用轻体”特征呢?“中体西用”与“重用轻体”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是如何实现关联的呢?

在具体分析二者的关联之前，首先有必要简要交待一下“体”“用”之含义。“体”“用”是中国古老的一对哲学范畴。一般而盲，“体”是指本体、存在，也即事物本身；“用”则指事物的功用。从本体论的层次上论，“体”“用”是不可分的，“体”是“用”的依据，“用”是“体”的表现，既没有没有“用”的体，也没有没有“体”的“用”。这种不可分离性就像《法宝坛精·定慧》中所形容的灯与光之关系：“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但从认识论层面上论，认识主体对一事物的“本体”与“功用”的认识则可以分离并有所侧重。

之所以说“中体西用”模式体现出“重用轻体”特点，主要根据在于：“求用”是“中体西用”模式产生的根本原因，无论是作为“本体”意义上的“中学”，还是作为“功用”层面上的西学。其目的是相通的，那就是“用”，只是用途不同而已。“中学”之用，体现在意图通过对人心的教育来维护长久以来形成的以忠孝为本的社会秩序；“西学”之用，则体现在意图通过对西学的选择性吸收、改造(或移植、或化西为中)来实现富强之目的。但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对它们作为非实用层面的“学”的本意均很少考虑，实际上都着眼于它们的“用”，对它们的“体”即“中学”“西学”本身是什么是忽视的。

当时王国维先生对经学科课程设置的批评可以视为“中体西用”模式“重用轻体”倾向的一个说明。张之洞制定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明确反对学习西方哲学。认为西方哲学无用且可能会有大患。当时崭露头角、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王国维认为，“学无分新旧，无分中西，无分有用无用”，惟真理是从，并因此写下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在该文里。王国维先生认为：“南皮尚书……一必以哲学为有害之学也。……余谓不研究哲学则巳，苟有研究之者，则必博稽众说而惟真理之从，其有奉此说者，虽学问之自由独立。二必以哲学为无用之学也。虽余辈之研究哲学者，亦必昌言此学为无用之学也，何则?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反对学习西方哲学体现的正是“中体西用”模式之“重用轻体”特征。

二、“中体西用”模式的内在悖论

“中体西用”模式所体现出的“重用轻体”特征体现出该模式自身的内在悖论。具体而言，这一内在悖论主要体现在：“中体西用”模式所强调的“中体”本身是“求用”的产物，也靠“用”来支撑，也就是说“中体”的确定缺乏一种合理的支撑。

虽然人们对“什么是中体”的认识不完全一致，但张之洞的“中体”主张颇具代表性。张之洞主张的“中体”实际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强调“六艺”乃学术之体，为学之根本和标准，并以此抵牾“周秦诸子”；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五伦”为社会秩序之纲，以此来抵牾民权、男女平等等主张…。但无论是“六艺”还是“五伦”，本身都是“求用”的产物。而不是对事物本身是什么的回答。以“五伦”为例。“五伦”虽然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之纲，但它并不是古人对社会本身的认识，而是古人将所认识的“天道”向“人道”的一种推衍和类比。对建立“五伦”有重要作用的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根据便在于他对“天道”的认识。董仲舒将“天”视为人间秩序合理性的背景，认为，“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而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而“人”则为“天”的投影，所谓“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他依据《王制》提出了“三纲五常”之说。他认为“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由此可见，作为社会秩序之纲的“五伦”来源于对天道而非对社会本身的认识。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对天道的认识也不是来源于天道本身。这可以从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之初来窥见。中国先民很早便意识到事物有“体”“用”之分，但比较关注事物之用。如《周易》的首卦“乾”反映的虽是天之体用关系，但旨在天之用，《周易正义》对乾卦之解释可以说明这一点。《周易》：“乾、元亨利贞。”《正义》曰：“此乾卦本以象天。……此象天何不谓之天而谓之乾者。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

故说卦云乾健者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副也就是说，中国先民虽很早便开始探索“天”，但不是探索的“天”是什么，而是“天”有什么作用、“天”对人们的启示。由此可见，原初之“中学”本身就是一种求用之产物，也就是说，近代作为“体”之“中学”本身缺乏学理性的“体”之支撑。

而被确定为“体”之“中学”的坎坷命运也体现出“中体西用”模式之悖论所在，简单言之，“中学”能否为“体”在于“中学”是否“有用”。虽然“六艺”“五伦”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确实成为中国之象征，但是，“六艺”“五伦”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真实之体的根本动因并不在于“六艺”“五伦”本身，也就是说，“中体”本身并不是它实际获得“体”的地位的理由，而在于所具有的效用。即便在古代，“中体”的地位也不是自然实现的，所谓“学而优则仕”，“中学”所以被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进入仕途的功用，“中学”可以作为仕途之敲门砖。而在“中体西用”模式中，虽然强调中学为“体”，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中学”对个人的功用失去了保障，其“学”也就开始枯萎，中学之体的地位也逐渐消失。

对“中体西用”模式这一内在悖论，当时就有人进行了批评。被当时公认为“中国西学第一”的严复在《外交报》上发表的《论教育书》可谓当时批评“中体西用”论的最佳代表作。在该文中，严复对“中体西用”模式作了条分缕析的批评，认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牛有牛的体用，马有马的体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中体西用等于“牛体马用”，提出必须破除因“中体西用”模式所设置的种种学习西学的障碍，主张“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虽然牛体马用之类的比喻不一定能解释中西文化的会通问题，但也切中了“中体西用”模式本身缺乏逻辑和学理论证的要害，击中了“中体西用”模式之内在悖论所在。

三、“中体西用”模式的文化蕴涵

对“中体西用”模式这一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实际影响的历史产物，百年后的今日若仅以得失来简单地评判其功过已无太大意义，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走到这一模式的背后追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模式?这一模式为什么会有上述内在悖论?其深层根据何在?这需要我们深入到文化之中，探究其丰富的文化蕴涵。

“中体西用”模式虽然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该模式的特征与内在悖论均深深刻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积淀于文化底层的思维方式的烙印。

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无法详细探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身，只是简单说明一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以“天人合一”为基本思维立场的整体性思维。所谓“天人合一”思维立场，是指认识主体视自身与认识客体为一种彼此相融的非对象性关系，忽视客体的客观性，由此，认识主体往往将自己的想象、情感、意志等赋予客体，混同自己的知情意。以情感代替客观认知，以情代理。而整体性思维则是指对事物的认识是一种整体性把握，即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事物的功能属性来认识事物，轻视对事物本身(包括各个不同部分及本质)的深入认识。“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体现出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重缺失：认知理性的缺失意味着在认知活动中“求用而非求真”，对事物认知主观化，将“我想象中的物”等同于“物自身”，对“物自身”缺乏意识和认知上的追问，导致对事物本质的深层认识的不足；实践理性的缺失从宏观层面上体现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界域不分、功能混溶，从微观层面则体现为具体的社会实践行为以纯粹的价值理性或传统习惯为行为取向，对行为的工具合理性重视不够。

“中体西用”模式就是上述“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应对当时西方挑战的产物，该模式的典型特征及内在悖论所体现的也正是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重缺失。“中体西用”模式以“求用”为基本动机，主要体现了主体的一种价值性认同和理想期待，而缺乏以“求真”为取向的客观分析。缺乏对认知对象的一种客观求实的正确把握。导致的结果为：一方面在对中学、西学的认识中没有将认知、情感活动分化。对中体之主张、对西用之选取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性认同，而缺乏客观的根据。体现出认知理性的缺失；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来考察，则是对模式实现的客观条件和保障条件考虑不够。体现出实践理性的缺失。具体而论，该模式以维持中学的正统性和利用西学实用性为目标，力图既保留儒学的传统又容纳西方的新知，保留我欲保留者、吸收我欲吸收者，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设想。但是，这种设想是否可能变为现实呢?进一步说，即便这种设想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又如何才能实现呢?任何理想的实现均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中体西用”这一模式能否实现更是十分复杂，如果不仅仅只是表达一种良好的愿望，就需要对支持这一模式的根据、实现这一模式的条件等进行理性的分析。比如，中西学本身是否可以嫁接、以什么方式嫁接、嫁接什么内容、具体实现步骤、需要什么条件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都影响着模式的实施效果。由于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分析，致使模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只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主观愿望。

“中体西用”模式的实施并没有带来人们希望的结果，“西用”没有很好的实现，“中体”本身也在这一模式实施的过程中逐渐沦落。在这一模式酝酿、实施过程中，始终对“中学之体”在西学的冲击下是否可以维持缺乏必要的学理上的论证，更表现在将维持中学之体的地位的希望仅仅寄托于情感层面，缺乏对中体的现实支撑点的理性分析。中学之体地位的实现主要在于它的功用。而“中体西用”模式虽然强调中体的地位，但却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它的功用性，这样“中学为体”便失去了现实的支撑点，由此中学的衰落便变得不可避免。因此，对于中学之体的地位的衰落，与其简单地将之归结为西学的冲击，倒不如说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原因。

作者：雷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