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的影响

从美国安然事件, 到世界通信财务丑闻, 由于缺乏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而不断被曝光财务负面问题的公司数不胜数。美国在2002年7月颁布《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公开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首次将公司内部控制信息公开, 使其接受公众的监督。2008年6月, 我国财政部会同审计署、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明确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概念定义及认定, 规范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2010年4月, 我国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其中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要求企业必须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经由董事会或相似权力机构审批后方可对外披露;2012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前必须经过审计。

自2010年我国实施内部控制信息强制披露以来, 上市公司信息透明情况及管理水平有明显提高。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对内部控制质量的评价尤为关键。公司在出具内部控制信息表时, 尽量少的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甚至没有缺陷披露是股东们乐意看到的结果, 也是公司高层愿意给市场及投资者传递的信号。当公司存在并且披露了内控缺陷, 企业不得不面临“坏”信号传递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及不利反应。内部控制作为公司长远发展而必要的公司主要架构之一, 对公司而言意义重大。高管作为公司治理其中的重要部分, 其任何变动对于市场来讲都是值得关注的。高管变更属于公司重大事项被要求披露。公司为维护自身信息透明度获取投资者信心, 通常在变更后几日内公告高管变更情况。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原因之一, 因此属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司高层管理变更, 自然在公司内控重大缺陷披露的许多影响因素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所以, 研究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 不论是对于内部控制信息的外部使用者, 还是对于公司内部的权力层来说, 都显得非常重要。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核心问题。近年来, 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仍然存在许多未披露内控缺陷具体内容或内控缺陷具体内容缺乏描述等具有选择性披露倾向的行为。由于投资者往往根据企业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来直接判断企业内部控制水平, 因而这些披露行为非常容易导致信息使用者忽视了公司披露的内控缺陷的重要性 (谢凡等, 2016) [1]。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等问题不被披露出来, 资本市场中的各方也就都无从得知。

赵志华等 (2017) [17]认为内部控制缺陷对高管变更有正向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与高管变更正相关的关系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中;非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较容易发生高管变更, 且非国有企业的非正常性高管变更的概率大于正常性高管变更。Li等 (2010) [18]研究发现, CFO轮换和CFO任职资格改善都会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Lin et al. (2014) [19]研究CEO特征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发现, 年龄越小、任期越长、权力越大的CEO越容易导致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从以上关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的文献中可以发现, 国内外学者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 外部审计等方面。但对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具体研究, 大多都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上市公司样本中统计分析出共性, 进而得出具体影响因素:公司规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特征、CFO任职资格与变更等, 或者基于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对公司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的影响;但从某一具体公司治理因素角度切入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的研究甚少。因此, 笔者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不再仅局限于从宏观角度探讨其具有哪些因素, 而是致力于从其影响因素中的一个具体角度——高管变更来研究。

大型上市公司的高管离职往往会引起企业内部动荡和社会高度关注。在委托代理理论中,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不同利益追求产生的矛盾, 很可能使得顾自身利益的高管任职期间公司经营状况不佳, 导致企业股东要求更换高管。在信号传递理论中, 上市公司发生高管变更并向市场公开说明, 其就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外界信息使用者收到信号, 进而热切关注公司各方面信息, 避免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传递导致无法准确辨别公司内控及经营状况。根据现代管家理论, 对自我高要求的职业管家可能在新任期间严格整治公司内部控制, 披露公司以往存在但未被披露的缺陷。从以往经验来看, 公司经营管理危机是高管离职的一大主要原因。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强化内部管理、保证运营效益、防控运营风险的重要手段, 能帮助企业化解经营危机维持稳定发展。公司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可能使公司面临经营危机, 当一系列努力也无法挽救公司危机时, 上市公司高管很可能为保全职业声誉及其他自身利益而主动辞职。

拥有合理权责分配的公司高管很好的检查监督内部控制运行, 将减少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产生的可能性, 使公司稳定发展、股东利益良好, 其自身职业更加稳定且可能受股东激励。相反, 当公司经营不佳或面临危机时, 公司内部控制情况可能不太乐观, 将会导致股东认为高管没有完全履行职责进而考虑更换代理人。而高管变更越频繁, 公司战略及经营政策等可能频频调整, 导致公司经营状况及内控状况越差, 进而使公司出现重大缺陷的可能性越大。

综上, 提出本文的假设H:高管变更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假设, 采用多元logistics回归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高管变更与内控重大缺陷披露的相关性假设H, 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模型中, ICWM为被解释变量内控重大缺陷的披露, β0为常数;βi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 i=1, 2, 3…6;ε为随机误差。

(二) 研究样本

总体上, 在8340个样本中, 2014年到2016年披露重大缺陷的公司共99家, 2014、2015和2016年分别有34、30和35家;而发生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的企业总共2166家, 其中2014、2015及2016年分别有636, 742及788家。披露重大缺陷的公司占总样本量比例不到两百分之一, 而高管变更的公司占比百分之八左右。

三、实证检验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均值分别为0.01与0.26, 其发生数据 (赋值为1) 占比低于未发生数据 (赋值为0) 很多, 说明重大缺陷披露了的数据与高管变更了的数据的占比很小。企业总资产收益率的波动程度较小, 数据集中分布在均值0.03左右, 有一定程度的离散。值得注意的是, 各样本公司规模的均值为22.09, 标准差1.3, 最大值将近最小值的2倍, 说明离散程度较大分布较分散, 各公司规模差异较大。而各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43, 最大最小值相差近64, 表明样本中大部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近于均值, 反映了少数公司反映出当期出现偿债危机情况。

(二) 独立样本t检验

由组统计可知, TURNOVER, ROA, LEV对ICMW的披露与未披露两组数据的均值相差一倍以上, 可见存在显著差异, 而公司规模对其差异并不明显, 可能是抽样存在误差的原因。从表3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来看, 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在正方向 (+) 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 表明高管变更越多, 重大缺陷披露越多。高管变动可能说明公司股东为拯救经营方面或管控方面出现的危机选择了新的代理人。当同期内高管变更频繁, 说明公司可能存在较大的经营管控危机, 比如不止一个的重大缺陷。根据现代管家理论, 继任管理者自身意愿整改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完善内控机制, 规范内控披露制度, 重大缺陷披露也就披露健全。当继任高管意识到尽管努力提高公司内控制度, 但当公司内控风险水平超过自身承受范围时, 继任者为维护自身声誉和其他方面利益, 会选择离职。初步验证了我们提出的假设H。总资产收益率与重大缺陷披露呈显著负相关, 说明收益率较高的公司可能更有经济实力与资源, 内控制度及内控能力相对较强, 因而其重大缺陷披露得较少。资产负债率与重大缺陷披露在正方向上相关性显著, 说明偿债能力较弱的公司, 经营可能存在危机, 公司治理能力较弱, 重大缺陷披露也就较多。公司规模与重大缺陷披露相关性不大, 可能不同规模的公司都一定程度的存在需要披露的重大缺陷。年份与被解释变量无相关性, 因为上市公司按规定每年按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表, 所以年份相关性不大。

(三) 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内控重大缺陷的披露、解释变量董事长与总经理变更、三个控制变量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及公司规模全部纳入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表4显示了高管变更与重大缺陷披露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企业偿债能力及公司规模的影响后, 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的回归系数为0.65, 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有显著的正影响, 说明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较多。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公司高管变更向市场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即该公司可能经历了重大的战略变革和组织人事变动, 这就意味着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相分离, 经理人出于“经济人”假设会做出有利于自己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果此时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并不健全, 经理人很有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 一旦经理人的行为被揭露, 其很可能面临被解聘;伴随着高管人员的变更, 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将会浮出水面。在现代管家理论中, 上市公司高管离任, 可能说明公司本身就存在内部控制问题, 使得高管认为企业存在的问题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范围而主动离职;而在高管离任时, 部分管理人出于身为企业管家的责任, 可能会披露在任时存在的缺陷。新上任的高管出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对社会地位认同感的追求, 在发现公司之前存在缺陷时, 很可能会选择披露原有的缺陷。因此, 高管变更可能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正相关。

在控制变量方面, 总资产收益率与重大缺陷披露之间的负相关系数为-0.047,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总资产收益率与重大缺陷披露负相关程度低。ROA值越高, 表明公司绩效越好, 其内部控制缺陷越小。资产负债率与重大缺陷披露正相关, 相关正系数为0.74, 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性较高且较为显著, 表明公司偿债能力一定程度上与重大缺陷披露正相关。当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 表明其偿债能力越差, 因此没有较多的经济资源与人力投入到内部控制管理中, 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较差, 出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可能性越大;当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出自身偿债能力范围时, 处于危机中的企业越容易暴露出存在的重大缺陷。另外, 公司规模的显著性概率0.026<0.05, 相关系数为-0.026, 它与重大内控缺陷披露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公司规模较大的公司, 其人力、物力、经济资源都相对较丰富, 其在内部控制方面越有动机及能力投入更多, 使得内部控制水平较高内控制度较为规范和健全, 企业的缺陷信息披露也就越完全。年份虽与重大缺陷披露负相关, 相关系数-0.03, 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且关系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对策分析

综上, 本文通过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及多元logistics回归研究, 结果表明:在控制了部分因素影响后, 内控重大缺陷披露与高管变更呈显著正相关。发生高管变更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可能性更高, 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变更越多, 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得越多。这是因为根据信号理论, 企业高管变更向市场可能传递了公司发生变革的信号, 公司可能出现经营或者内控危机, 导致内部控制变差产生更多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另外, 研究还发现,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 公司规模越大, 越不可能发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重大缺陷披露还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 公司资产负债率越低,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越少。而总资产利润率与公司内控重大缺陷披露相关性不大且不显著。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 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是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企业更好的控制内部控制风险, 提高内部控制水平, 减少重大缺陷的披露。

首先, 公司内部应该完善及健全对高层管理者的任用及考核标准制度。同时, 公司应该加强高管变更的信息披露, 做到披露真实、准确、及时、详尽, 提高信息透明度, 避免信息传递的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次, 在高管变更前后, 公司应该做好任职者前后交接工作的安排, 尤其是公司战略及其他重大政策方面, 避免交接衔接不当, 公司策略变更频繁, 致使重大缺陷产生。

最后, 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应该加大投入, 尽量使公司内控水平在市场及行业中保持较高水平;完善内部控制评价制度, 实现对内部控制系统的风险保持一直连续的评估与把控。

综合有效, 内外结合的多层次内部控制系统是企业内部控制方面的最终追求目标, 也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摘要：上市公司经营及财务等方面的违法违规事件的频发, 使得内部控制在完善公司内部管理、避免内部控制出现不足方面越发举足轻重。公司高管通过做出并执行科学的决策以经营发展公司, 同时设计、执行并维护内部控制, 保证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在此背景下, 本文将从高管变更角度研究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的影响, 探讨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变更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的影响方向及程度。从经济学角度对高管变更对内控重大缺陷披露进行影响机理分析, 并据此得出本文研究假设;然后, 确定变量及模型,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独立样本t检验, 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法检验假设。通过研究, 本课题验证了高管变更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间正相关的假设,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高管变更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高管变更行为确实传递了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披露的信号。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高管变更这一具体的公司治理视角实证研究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的影响, 丰富了关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文献。

关键词：信息披露,高管变更,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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