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制度改革农业推广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新农场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运营模式不断经受着考验，跟随经济发展的步伐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我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与西方国家的推广体系是有很大差异。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投资制度改革农业推广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投资制度改革农业推广论文 篇1：

关于创新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黑龙江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在建立新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完善技术推广服务模式、促进农业产业优化升级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宝贵经验和显著成效，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现状

（一）农技推广体系情况。

1.农技推广机构。黑龙江省现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包括种植、农机、水产）总计2079个，其中：省级6个、市（地）级33个、县（市、区）级261个、乡（镇）级1779个。目前，全省乡镇农技推广体系（种植业）基本完成了改革任务，实行县管或县乡共管的管理体制。

2.村级服务站、农民技术员、农技示范户。全省80%县（市、区）建立了村级农业科技服务站，每个服务站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下派技术人员专门负责指导。同时，建立农民技术员制度，延伸服务链条。围绕水稻、大豆、玉米、马铃薯、蔬菜等主导产业，培育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种养水平较高、乐于助人的农民，作为村级农民技术员，参与服务站工作。对村级技术员进行重点培训，使村级农民技术员成为农技推广体系的重要成员，成为农情调查员、技术推广员、政策宣传员，成为农民“看得见、问得着、留得住”的“乡土专家”。全省每年通过各种形式培训农民科技示范10万人左右，示范带动周边农民应用先进实用技术。

（二）人员构成情况。

1.人员数量。全省农技推广机构现有人数7778人，其中：种植业5694人、水产733人、农机1351人。

2.专业情况。全省推广机构现有专业技术人员7437人（种植业4955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的1578人（种植业1225人），占21.2%；中级技术职称3327人（种植业2232人），占44.7%；初级技术职称1889人（种植业1149人），占25.4%；初级以下技术职称643人，占8.7%。

3.学历情况。全省推广机构现有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2519人，占32.4%；大专学历3590人，占46.2%；中专学历1383人，占17.8%；中专以下学历286人，占3.6%。

（三）经费来源。全省各级农技人员工资全部纳入当地财政预算，每年财政预算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2009年开始，国家财政部、农业部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目前覆盖全省87个县（市、区），每年项目资金总计1.4亿元，基本解决了农技人员工作经费不足问题。2011年，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实施了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为乡镇农技站建设业务用房，配备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三年间，对96个县市区的881个乡镇投资1.5亿元。

（四）农业科技推广的主要成绩。通过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推广体制得到逐步理顺，机构设置趋于合理，推广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活力不断增强，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不断健全，推广体系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极大地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加快了农业科技进村入户。主要包括：明确了公益性职能，把过去经营性职能全部分离出去；重新设置了机构，保证了体系的完整性；理顺了管理体制，服务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核定了人员编制，保证了农技人员的专业性；建立了各项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创新了推广模式，推行了“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技术指导员+协会+科技明白人”、农民田间学校生产全过程培训、科技示范园区示范带动等服务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同时，提高了队伍整体素质，增强了公共服务能力。

二、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主要模式

（一）推广机构常规模式。一是一乡一站。目前，全省75个县（市、区）独立设置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种植业），其中由县农业管理部门垂直管理的乡镇站占24%，县乡共管的占76%。二是区域设站。根据行政区划和农产品区域分布，跨乡镇组建区域服务站，重点研究推广某类作物生产先进实用技术。区域中心站人、财、物权隶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管理，服务区域的乡镇协管。三是政府购买科技服务。2012年，全省在87个种植业县、50个畜牧县、25个渔业县和10个农机县组织实施了农技推广补助项目，项目资金1.4亿元，项目建立试验示范基地369个（种植业261个、渔业76个、农机32个），遴选发布主导品种287个，主推技术265项，推广五大粮食作物10大高产栽培技术模式1.58亿亩。

（二）科技特派员。东北农业大学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开展了“春雨行动”、“夏管行动”、“秋收行动”及“冬训行动”，积极组织专家走出校园，深入到乡镇、村屯、企业、场区，通过举办各类科技大集、农民科技节、科普之冬等活动，采取现场培训、技术指导、发放科普及致富书籍等形式，为农民送去科技知识，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目前，学校建立了以科技特派员为主体、研究生直接参与的科技服务小分队，活跃在农村生产一线，是一支流动的科技专家服务队伍。

（三）院（校）县共建。一是搭建扶贫开发平台，提供组织机制保障。通过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创办农业专家大院、实施农业致富项目、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等扶贫措施，逐渐摸索出一个全新的农业扶贫开发模式，使农业标准化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民收入、农民科技素质显著提高。二是实施“四项规定动作”，打开科技扶贫开发突破口。通过创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兴办农业科技专家大院、谋划农业科技致富项目、实施农民培训工程等“四项动作”，推进科技扶贫开发工作。逐步探索出了以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为依托、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为载体、以科技入户项目为途径、以农业信息传播和科技培训为手段，集“咨询服务、集中展示、生产示范、项目带动、技术推广、科学普及”为一体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模式。

与此同时，开展院（校）市联建。东北农业大学先后与哈尔滨、大庆、伊春、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双鸭山、黑河等市开展合作共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农科教”、“产学研”、“特派员”相结合的科技推广新模式。

（四）院（校）村共建。近年来，农业科学院为了扩大合作共建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院村共建，将科技扶贫目标定位在基层经济实体，以发展区域特色农业为宗旨，以项目制包干管理为扶持手段，提倡发展多种农业经营方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多样化，树立科技致富典型，以点带面，助推全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带动区域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五）专家大院。各科研院所与农业院校均设有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专家大院一般都设在县农技推广中心。每个专家大院配备了必要的设施，有独立的专家值班室、咨询培训场所，有电脑、多媒体等现代演示系统，开通了农技“110”热线电话。省农科院专家和县里的农技人员混合编队，常年驻院服务，轮流值班，全天候直接服务农民。

三、目前农业科技推广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员数量较少，服务半径过大。全省现有从事种植业技术推广的专业农技人员5000人，要服务全省966万农村劳动力，即1名农技人员要指导服务近2000个农民。加之黑龙江省地域辽阔，耕地面积大，每名农技人员要服务4万亩耕地。另外，由于我国目前土地经营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很难保证技术人员到位率和技术到位率。

（二）专业人员少，指导能力差。农村税费改革后，全省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下放到乡镇管理，致使人员知识结构发生了彻底改变。大量非农专业人员进入推广队伍。一些农技人员不如农民懂技术，更谈不上指导农民。一些农技人员知识老化，对先进农业知识和技术掌握不全、不准。虽然近几年开展了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工程，但整体素质提升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农民文化程度低，吸纳科技能力差。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以老年、妇女居多，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务农农民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9%，初中文化程度占54.5%，高中文化程度仅占3.4%。农村新生代劳动力绝大部分在结束学业后进城务工，务农农民难以操作高效率农业设施装备，高水平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资金投入不足，条件建设滞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基础设施较差，多数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只能借用乡镇政府房屋；缺少下乡交通工具，影响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培训条件和手段落后，影响培训效果。近年来，虽然国家投入了一些改善推广机构条件的建设资金，但资金量较小，省市县乡级推广机构条件得不到很大改善。同时，推广工作经费也存在不足。

（五）人员待遇不高，工作动力不足。长期工作于乡镇基层的农技人员工资收入低，有着30多年工龄的老农技人员每月只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非示范县由于没有项目经费，乡镇农技人员下乡拿不到绩效工资和各种补贴。基层农技人员由于长年从事技术推广工作，没有论文和成果奖励，晋升技术职称较难，20年到30年工龄还是中级技术职称以下的数量居多。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基层农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四、对创新农业科技推广的具体建议

（一）推进体系改革。国家和省下派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贯彻落实新农技推广法。对还没有改革的县（市、区），要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步伐；对已改革的县（市、区），要不断深化改革，真正打造一支“农业用得上、农民信得过、农村离不开”的农技推广队伍。

（二）增加人员编制。目前，全省从事种植业技术推广的专业农技人员仅有5000人，每个乡镇一般为2-3人，难以有效开展各项服务。政府应适当增加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人员编制，以满足农业生产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

（三）加大推广资金投入。在原有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可从新增财力中提取1%，设立农民科技培训、高新农业技术推广专项基金，并力争逐年增加，把农业科技服务当作公共事业来办，把增加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放在公共财政的优先位置，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资金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解决未来“谁种地，如何种好地”问题。各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要将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内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按规定幅度逐年增长，将农技人员经费、基本运转经费等各项支出依法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给予保证。

（四）提高人员工资待遇。要根据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需要，全面落实国家对公益事业岗位工作人员待遇的相关规定，落实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推动地方有关部门保障县乡农技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等，调动乡镇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国家和省应出台村级农民技术员队伍建设意见，保障农民技术人员工作经费，解决科技“最后一公里问题”。由省级人劳和农业部门出台乡镇农技人员特设岗位计划，通过公开招聘选录涉农专业大学生，进入乡镇农技推广队伍，严把“入口关”， 做到定编定人定岗定责，保证乡镇农技推广队伍专业化。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农研会，黑龙江省农委科教处，黑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

责任编辑：欣闻

作者：陈大光 魏丽荣 陈兆东 吴庆华 何瑞

投资制度改革农业推广论文 篇2：

国内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比较

[摘　要]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场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运营模式不断经受着考验，跟随经济发展的步伐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我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与西方国家的推广体系是有很大差异。像立法保障工作、经费投入数量、农民参与程度推广人员组成等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本文将针对上述的几个方面通过对比国内外实际情况完成对论题的阐述。

[关键词] 国内外；经费；志愿者；农民参与

自农业推广在西欧兴起至今已有100余年，一百年里各国成功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对农业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国外有很多国家成功地实行了推广工作，对各自国家的农村建设、农民素质提高、农业技术成果转化、推广和农业综合能力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历史、现状简介

建国初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党全民抓农业。1952年农业部提出“以农场为中心，互助组为基础，劳模、技术员为骨干，组成技术推广网络”以及“以县为单位，照顾经济区划，每万亩耕地设置一个综合试验站”。1954年，农业部发布《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条例》，全国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4594个，职工32740人。1956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上、肥、水、种、密、保、工、管，基层乡镇政府建立了一支农业技术队伍，包括农技员、种子员、植保员、兽医员、水利员、林业员、农机员等。1963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发展到11938个，职工71469人。其中，县级推广站1661个，乡级推广站10166个。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是人民公社承担的重要工作之一，所有公社干部都要抓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采用行政手段，把推广任务包括配套物资，如种子、肥料、苗木等层层分解，县分到乡，乡分到村，并以此作为考核各级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

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各行各业的恢复和发展，原农牧渔业部组建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分级组建省、市、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据农业部统计，一年全国共推广农业新技术项次，推广面积亿亩，增加经济效益亿元。农业试验示范项目项次，其中获得县以上成果奖项次。有些地区总结出“通过乡、村两级技术服务体系实施农村社会化服务”经验，在乡级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在村级建立农技、水利、农机、植保、种子“五统一”的综合服务队，解决分田到户后出现的田块过小不利技术推广的难题。这一阶段相对来说被认为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获取一定成绩的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有以下特点：一是部门所有。农业部有关业务司、局都按产业设站，如种植业站、畜牧站、水产站、农机站、经营管理站，还有数以其他部门的林业站（林业局）、水利站（水利部），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有关司局下设的“办事”机构，代行政府职能。而是沿袭科层制管理。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由政府核定编制，相应地定为局级、处级、科级单位也有的乡镇农业技术站被定为副科级。只是下没有领导关系。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省、市、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从职能上彼此无任何领导与管理关系，只是进行平等的业务合作。四是实行“政技合一”体制。农业技术人员和乡镇干部捆绑使用，从事各类行政职能活动或参与“中心工作”真正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时间不足1/4。五是技术推广工作的不确定性。通常是政府出钱，按下达“项目”一揽子进行，行政倾向性强，市场导向性差多头管理体制造成行政管理成本高而公共服务效率低以及推广资源的严重浪费。

20世纪90年代，通过了我国首部关于农业推广的法律——《农业技术推广法》，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政府机构经历了两次大的裁员，在“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中，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跌人低谷，全国约有44%的县、41%的鄉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被停拨或减拨事业费，有1/3左右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离岗，瞬时间出现“网破、人散、线断，局面，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挽救”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面临的窘境，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四部委《关于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意见》，试图通过“补网、增人、接线”方式恢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但由于舍本逐末，并未达到起死回生的预期效果，相反却出现了“逆淘汰”现象。因为有一些基层技术站早已自然解体，其服务功能已经社会化、市场化了，现在又要重新恢复起来，增加一部分人吃“大锅饭”。在缺乏民主监督制度和盛行‘关系”的社会环境下，有些基层农业部门趁机扩大编制，招“亲”进‘友”，无限膨胀。某直辖市农业局一位负责人就曾说他们那里一批有知识的青年农业技术人员改行进入了交警、税务、劳动部门，另一批乡镇干部子女以及村支书、老村长趁机“落户”农业技术人员编制。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市县、乡镇两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共有92万人，其中市县级32.4万人，占35.2%，乡镇级59.6万人，占64.8%，大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不足30%，其中高级职称人员仅占2.76%，有50%以上的技术人员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相当一部分为合同制干部或工人。

从上述国内推广体系的基本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中国无论是建国初还是线当代，都是采用的以政府农业部门为基础的农业推广体系。而国外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二、推广主体多元程度之中西比较

日本农业推广体系的协作系统有农业改良普及促进协会和农业协同组合。农业协同组合是一个庞大的民间农业推广组织，在日本农业推广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丹麦实行以民办为主的农业咨询服务体系，在其推广体系中推广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局面。丹麦设全国农业咨询中心和87 个地区农业咨询中心。全国农业咨询中心由两个全国性农民组织（农场主联合会和家庭农场主协会）共同领导，87个分布在各地的地区农业咨询中心，由当地农民组织领导。丹麦除了以上两级农业咨询中心外，还有种子服务、农机服务、购销服务等几个主要的农业推广服务部门。种子服务（农作物种子的繁育和销售）都由私人种子公司负责，种子公司通过种子商销售种子时，印发大量技术宣传资料，起到了推广作用。农机服务主要由规模较小的农场联合组成的农机合作社或少数私人开办的农机公司来提供。在购销服务方面，私营的各专业公司或农民入股的供销合作社负责生产资料的供应，各种农民入股的合作社承担农产品的销售，各地专业的合作社形成全国性组织，这些组织又共同组成了全国性的供销合作社联合会。为了推销和收购产品，这些合作社也雇佣技术人员，向农民推广技术。中国目前仍然是以政府农业部门为基础的农业推广体系。推广主体要想实现多元化，就要充分发挥如农协、企业等非政府体系以外的推广主体要想实现多元化，就要充分发挥如农协、企业等非政府体系以外的推广力量的作用。在行政主导的推广体系外，要吸纳多种机构、组织和群体参与推广。农民专家、农民技术员、农村基层村委会及党支部、各类农民组织都是完善中国农业推广体系的补充力量。此外，还应明确推广机构的职能定位，将农业推广机构的经营性服务与公益性职能分开，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主要负责公益性农业推广，而像产前、产中技物结合的推广活动以及产后的加工、运销服务等经营性服务职能要逐步从基层国家农业推广机构中分离出去。在市场的调节下，将企业纳入推广体系，企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也将从事一些具有开发性前景的技术推广以及承担经营性的服务。

除却上述的群体可以技术推广主体，还有另外一个在推广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群体不容忽视——志愿者。美国农业推广体系中有规模庞大的志愿人员队伍。300 万左右的志愿人员每年花费51d 时间和专业推广人员一起工作，其中有2/3 的人和推广人员一起服务5 年以上。志愿人员除了奉献时间外，在制定他们的推广计划时，平均每人每年还募捐130 美元左右，支持开展推广工作。他们帮助服务对象改善知识结构、健康条件、安全状况、提高生产技能，在服务过程中同时充实自己、丰富知识、了解社会，特别有利于掌握第一手材料，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促进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志愿推广人员在美国农业推广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支志愿人员队伍的作用在美国得到充分肯定。墨西哥的农业推广队伍由专职、兼职和职员人员组成。其志愿人员由农业系统的在校学生，农村中的公民组成，他们有热情，对本地区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成为专职、兼职推广人员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志愿推广人员可优先参加各类机构举办的培训班，农民志愿人员可以优先获得贷款、参加旅游观摩团，到新技术推广利用较先进的地区观摩学习。国外的志愿服务人员参与农业是中国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中尤其值得学习的地方。中国农业推广的志愿服务欠缺，但随着志愿精神在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再加上政府的提倡与支持，农业志愿推广在我国是有发展壮大的可能性的，近些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2003 年开始，迄今已近5 年，大学生志愿者在西部地区的农业推广中已开始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开展农业志愿推广服务，大中专农业院校的学生、老师，科研院所的专家等都可以成为农业推广中志愿服务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立法保障问题之比较

就立法时间而言，美国美国自1914 年通过《史密斯—利弗尔法》奠定该国农业推广的基础后，随时间推移，美国政府根据农村生产、生活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又不断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法案或者补充修正案。如1925年通过了《珀内尔法》，1935 年通过了《班克黑德—琼斯法》等。日本于1948 年7 月15 日公布了《农业改良助长法》。该法是战后日本开展农业推广的法律依据，也已进行了数次修改，对日本农业推广的各项内容进行了修正与完善，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本国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中国直到1993 年7 月才通过了《农业技术推广法》，时至今日一直没有进行过修订。而且该法的操作性不是很强，制约力也并不大，因而修订《农业技术推广法》已经成为农业推广体系改革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除《农业技术推广法》外，《农业法》、《种子法》等其他有关法律，也有与农业推广若干相关的条款。总体而言，现行的《农业技术推广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形势，应该进行修订，应将关于国家与基层农业拨款的比例具体化，并且修改陈旧的条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农业推广工作。

四、民参与程度比较

作为技术和服务采用的对象，理应成为推广的主体。北美和欧洲的推广哲学是以通过推广服务提供帮助并鼓励自愿响应为基础的。这个概念假定：如果农民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自愿行动而不是屈从于压力的话，政府的帮助就会使人们对国家和地方的目标产生更大响应。在荷兰的农业推广体系中，农民一方面出资资助农业推广，另一方面也参与农业推广的管理。农民可通过农会，或者通过在实验站、场的管理委员会任职等，参与运用科研和推广的管理工作。英国的推广体系由原来的NNAS（National Agricultural Advisory Service，国家农业咨询服务系统）到现在的ADA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dvisory Service，农业发展及咨询服务系统），始终强调以用户——农民为导向的咨询服务意识。而且，这里的服务不只包括技术本身，还包括市场信息、营销、农户/农场生产设计、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的农业推广工作必须要以农民为中心，农业推广活动的最后决定权应该在农民。农业推广的方式不应是行政上的强制，而应该是沟通、合作与学习。重视农民参与，必须要有向以农民为中心推广理念的转变，只有基于此才能进一步与农民有效沟通，而推广的工作重心要放在农民能力构建上。

2003 年7 月，苏州政府从370万农民中评选出100名农民专家，发给由市人事局审批的职称证书，在中国农村广阔天地中首开先河。苏州的农民专家队伍，尽管大都学历不高，一般为初高中文化，但他们自学成才，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又都乐于助人，成为当地新农艺、新品种、新技术的义务带头人，是苏州现代农业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基层科技力量。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批农民专家在四乡八村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大超过了政府和专家的作用。苏州政府为农民评“国家职称”，引导农民参与推广活动，将推广的主动权交给农民，发挥农民的能动性，这种做法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参与式农业推广”的理念，给中国农业推广体系改革中增加农业服务组织多元化，弥补科研机构与农民需求之间差距，引导农民参与推广等方面提供了新思路。可见，由于推广活动中重视农民的参与，农民的能动性得到调动，因而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且农民作为技术和服务采用的对象，理应成为推广的主体。积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农民以多种方式参与推广是世界推广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也是中国农业推广体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农业科研机构和推广机构必须使技术的研究和服务供给以农民的需求为中心，扩大技术和服务的有效供给。

五、推广经费比较

我国现阶段农业技术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我国政府财政农技推广投资在1981—1999年的19年内总体趋势是递增的，按1981年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23 %。近19 年来，我国政府农技推广投资占财政农业总支出的比重总的趋势是在不断提高的，19 年的平均值為9.84 %。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政府农技推广投资占财政农业总支出的比重似乎并不低。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偏低所造成的。尽管我国政府财政农技推广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同期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农技推广投资总量仍然不足，加之农技推广人员增加较多，这使得资金与人员的匹配关系恶化。目前我国县乡两级农技推广费用短缺现象已成为制约农技推广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在20 世纪80 年代初，113 个国家平均水平为0.96%，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0.44%。而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近19 年来一直徘徊在0.22%～0.36%之间，平均为0.25%，建议中国未来这一比重应逐步提高到0.5%以上（高启杰，2003）。从资金投入结构来看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据对调查点的分析，1999 年县级农技推广机构直接经费来源中平均有70 %左右来自政府投资，30 %左右来自非政府投资。

国外的情况于国内有很大差别，像在美国的农业推广体系中，培训和新技术的推广都是无偿的、泰国政府也每年投入农业的资金约占整个国民经济预算的7.8%。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投入的总额不断增加。农业推广经费除国家预算外，地方政府还有拨款支持，金融机构还有贷款。因此，泰国的农业推广和培训都是无偿的，良种供应是优惠的。

不同国家的农业推广经费来源差别较大，但总的趋势是：非政府部门的农业推广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对农业推广的投资领域各有侧重。非（下转第141页）政府投资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物化程度比较高、市场潜力比较大、竞争性强的技术推广项目上，政府则主要集中在基础性和公益性技术推广项目上。在项目运作机制及资金管理改革方面，大多数国家逐渐向基金制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启杰.农业推广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

[2] 高启杰等 推广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

[3] 高启杰.我国农业推广投资现状与制度改革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2（8）：27～33

[4] 佟屏亚.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调研世界2008（3）：24～27

[5] 袁纪东，廖允成.李海华.对完善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思[J].中国农学通报，2005，6（21）6：470～472

作者：李佳轩

投资制度改革农业推广论文 篇3：

农地流通制度改革的国际比较及借鉴

摘 要:合理有效的土地流通制度能够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对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地流通制度改革实施相对成功的美国、日本及俄国进行研究,从中得出对我国农地流通制度改革问题的有益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农地流通制度改革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地流通制度;国际比较;对策

一、国际农地流通制度改革的主要经验

1.美国农地流通制度变迁过程。美国农地实行农场主私有制,因此农地买卖和出租比较自由。土地转让主要方式是租佃制,拥有土地而不经营的人自找使用者出租,或通过中介出租,采用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价格由交易双方协议确定。土地所有者在土地转让、租赁、抵押、继承等各方面都具备不受干扰和侵犯的权利。法律规定,家庭成员可拥有或继承农场土地股份,但不能退股或将股份抵押,只允许内部转让,以保证在代际继承中土地不被细分碎化。政府如果用于公用目的进行土地征用,必须征得社区成员的首肯,并给予土地所有者以市场价值的补偿,如果社区成员坚决反对,土地征用也是很难实现的。政府进行土地管理规划时,只能通过农业支持项目来吸引农场主进行投资或开发,政府不能强迫和指令执行某个种植计划或调整其产业结构。因此美国的农地买卖和出租均很自由,美国的佃农越来越少,19世纪中期有40%左右,到1999年就只有11.2%了。这说明美国的土地在改变所有权上是变化不大的。但是,在对土地进行流转重组上却是不断进行着的。

2.日本农地流通制度改革及特点。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占有过于分散。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放宽《农地法》对土地占有和流动的限制,扩大经营规模,扶持中心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其主要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不断完善农地流通制度,消除农民疑虑,促进农地流转。如制定《农业振兴区域整备法》和《农用地利用增进法》,用法律确保农民安心贷出土地,缩短了土地的借用期,解除了土地贷出者的后顾之忧,从而克服土地流转的障碍。(2)建立促进农地流转的民间中介组织。日本形成许多组织来促进农地的合理流动和利用包括农业委员会、农协及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在农地流通制度的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3)建立认定农业者制度,严控农地的流转方向。1961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农业基本法》,明确地把以调整土地经营规模为中心的所谓“结构政策”摆在农业政策的首位。在农地政策方面强调放宽对农地占有的限制,鼓励农地转移,向“中心农户”集中。

3.俄罗斯农地流转的现状。原苏联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严格禁止土地买卖,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地可以进行承包和租赁。在俄罗斯以“土地份额”的形式把国有土地私有化之后,进入土地流通的不仅是实物土地,更多的是“土地份额”。俄罗斯的土地流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法律所有权转移的买卖交易;另一种是所有权不变,仅仅是使用权从所有者转移到承租者的租赁交易。俄罗斯《农用土地流通法》已于2003年1月27日起正式生效,该法首次从国家法律上明确了农用土地可以买卖,并确定了买卖规则。但是外国的法人和自然人,无国籍人士,以及外资超过50%的企业均不能购买俄罗斯农用土地,他们只能租用农用土地,租期最长为49年。

二、对我国农地流通制度问题的启示

美国、日本以及俄国的农地流通制度已经进入稳定阶段或者深入探索阶段。尽管我国的农地流通制度与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存在很大差别,不能照办其经验做法,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其有益的做法来分析我国存在的问题,作为我国解决农地流通制度问题的参照。

1.各国农地流通制度改革均以产权关系为基础展开。从以上分析来看,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农地流通制度的改革,虽然其速度、途径不一,有急进式、缓和型,但几乎都是以农村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改革为基础而展开的,都是通过对原有土地私有产权关系旧格局的打破为起点,以建立新的土地产权格局为目标。

2.各国均把农地自由流转制度的建立作为农民农地所有权的有力保证。界定产权是为了市场交易,离开了市场交易,界定产权本身并不能具有独立的经济意义。同时也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产权才能够真正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界定。在缺乏市场交易的情况下,这种所有权并没有真正实现。由于土地要素不能进入流通,农业生产者既不能以土地作抵押获得信贷,不愿意也无法确保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得到回报,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土地所有者只不过是受短期行为支配的土地承包人。因此,为使所有的土地都有自己的主人,必须使农用土地能够自由买卖。

3.多层次多样化的农地使用和经营方式是土地市场化经营的一大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土地用途分类与管制制度,有效的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和信息平台,统一的土地权利登记机构和登记制度,可以说,多层次多样化的农地使用和经营方式是西方国家和地区土地市场化经营的一大特点,虽然这些形式各具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在市场竞争中进行的。

4.发达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合理的农地流转制度建立提供了有利的资金保证。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从事农业贷款,上述国家为了促进土地集中,建立了专门的农业贷款机构。如美国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农业贷款局和联邦土地银行及合资土地银行,发放长期低利抵押贷款以资助大农场购买土地。日本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提供优惠贷款给农户购买土地,并且鼓励对大农户的贷款。很多国家正是因为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土地集中的金融政策,才促进了土地的迅速集中,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最终促进了农业发展。

5.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各国农地流通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持。各国均制定了相关农业法律,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及权限;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抵押、入股、租赁等,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律体系、税收价格政策和银行金融信贷等,都是很完备的。

三、我国农地流通制度改革的对策思考

结合我国农业特点,笔者认为我国农地流通制度改革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稳定农地所有权制度,要赋予农民稳定、明晰、完整的农地产权

从国外农地制度的改革与农业发展的过程看,使农民获得相对完整、稳定、明晰的土地产权,才会产生充分、有效的激励,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目前我国土集体土地产权所有者的虚位,使土地所有权实际上由乡(镇)和村干部来代行使。农民仅有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而所有的土地处置权和相当一部分收益权掌握在乡村干部手中,农户根本就无权干预。监督制度的不完善,更使部分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异化成为乡官和村官所有制。政府官员直接干预农业生产、农户经营,造成农业生产中政企不分。不仅如此,对土地处置权的控制还滋生了乡村干部的腐败,以权谋私的行为愈演愈烈。

建立健全土地产权界定、区界界定、土地调查与评价、土地登记制度。尤其是社会进入追求农业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阶段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私人收益往往小于社会收益,这时可以考虑将农业生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农业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使农民获得相对完整、稳定、明晰的土地产权。这样才会产生充分、有效的激励,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2.注重推动农地产权流动的市场化进程

在现代农地经营中,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有一个适度的规模。当经营规模小于现有生产力水平时,就会造成生产要素大量闲置,反之,则会造成农地的利用不充分,要鼓励农田向种田能手集中,进行规模经营。在加快推动农地产权流动、促进农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稳定农民已获得的农地所有权,不轻易改变农地所有权制度;另一方面要逐步放松对农地产权流动的管制,实行农地产权流动的自由化、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使农地资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由低效率使用者向高效率使用者移动。

第一,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以提高运作效率。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属性,即土地作为一种社会生产要素进入社会流通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功能和作用。资本化就是为了实现土地作为一种社会资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效益和政策。在我国的家庭承包制下,要使土地进入市场,必须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在即定的财产权利和法律范围内,实现土地作为社会化生产要素的增值功能,其现实表现为土地作为资本的市场化配置,即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流转。

第二,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培育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动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而完善中介服务组织是农地市场化的关键。该机构负责受理需转让土地农户的申请,需承包土地投资人的申请,采用多种形式为双方牵线搭桥,保护流转双方的利益。基层农经合作经济管理部门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工作,确保土地“自愿、有偿、合法、有序”流转。进一步发挥中介机构的搭桥引线作用,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和产业化经营。

第三,建立一个有效的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和信息平台。一个真正繁荣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和信息平台。一个完善、发达的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可以将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项目等市场要素和资源与农村的农业土地使用权迅速、有效地连接起来,实现各种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与整合。因此,这个信息平台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范围不仅限于一个地方的,应是各种信息尽可能丰富系统的,传递速度准确快捷的信息平台。此外,还应确立一个统一的土地权利登记机构和登记制度,依法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积极稳妥地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

3.通过经济立法,加强农地流通过程中的农地保护政策的贯彻实施

第一,在农田交易转让中,政府应制定一定的限制条件。不能擅自改变规划用途,受让者必须具有农业知识、农业技能和经营土地的能力等,从而保证土地的高效开发和最优配置,并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出于对国家或社会公众利益需要而改变农业用地为建设用地,政府应参照市场价格,以合理的价格进行征购或收购业主所有权,废止传统的无偿或低价征用方式。收购资金不足,可以发行长期有息的土地债券,分期还本付息。本着“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原则,对征购集体土地业主所有权获得的资金,由土地委员会进行管理,用于农村的发展生产、社会保障以及农村公益事业。第二,严格限制土地规划调整,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严厉打击土地利用的违法违规行为。在农地保护与土地规划的实施过程中,不能仅以文本、图件等作为审查依据,要加强实地验收、监督、考察,确保规划的严格贯彻执行。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保护好基本农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多地少,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大,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人口数量还会继续缓慢增长,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土地政策极其重要的全局性战略性目标。第三,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继续完善和严格执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探索建立和完善世界上最严格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制度。对于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的,通过缴纳相关税费,专项用于耕地整理开发以补充耕地。对于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粮、棉、油生产基地、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和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蔬菜基地等在内的耕地,在农地转用审批和土地征收等方面要继续实行严格管理。

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要建立多层次的农村保障体系,包括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以及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险功能,建议研究“用土地流转出让金作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金”制度,为农民解除放弃土地承包的后顾之忧,使“完全不依赖土地为生计”的农民真正离开土地,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城镇化建设。

农民缺少资金及可靠的融资渠道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也必将制约农村土地流转。因此,建议在稳定承包权30年不变的基础上,促进农村信贷,以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的方式,使农民较为方便地获得急需的启动资金,发展农业或农村二、三产业,以此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在农业发展基金中,列出一定比例的专项基金用于扶持适度规模经营,主要用于农业基础建设、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等。要简化种养大户的贷款手续,通过信用社审定,发给“支农信用卡”或“贷款信誉证”。

借鉴国外对土地流转进行金融支持的经验,提出政策建议如下:(1)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土地流转。因为国内现有农村金融机构不能满足土地流转的金融需求,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建立政策性的专业金融机构以支持土地流转集中。(2)财政支持。国家和地方财政可以为支持土地流转的专业性金融机构提供资本金,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相关业务实行税收减免,对金融机构因实行对农贷款利息优惠而导致的损失实行财政贴息。(3)积极探索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农户联保、社区担保等多种贷款担保方式,解决农户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贷款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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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伊 人

作者：李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