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互联网时代论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我们的互联网时代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跨国药企进入中国二十余年，无论是在生产制造、质量控制、医学研究、学术营销还是人才培养等方面，对于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都功不可没。尤其是诞生了西安杨森、中美史克这样黄埔军校般的企业大学。

第一篇：我们的互联网时代论文

我们时代的雅皮气质等

我们时代的雅皮气质

青皮死去，嬉皮没落。规则、谦和、努力并优雅着的雅皮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主流，宣告着雅皮一统天下的时代来临。

所谓雅皮，也就是yuppie的音译，在《简明英汉词典》中，又称雅皮士，是社会中上阶层的时尚一族。

雅皮在财富的底座上寻找更加有秩序的生活，他们开始构建自己的上层社会风格。

宣言：优雅成为主流是因为优雅有无可抗争的力量。

雅皮是知识经济、信息文明、全球一体化时代脱颖而出的一个社会阶层，是最终的主流人群。

从美女的朋克造型开始联想

20年前，那个年代没有中产，没有向往，没有值得一过的生活方式。

今年，在徐克的电影《七剑》里，对时尚敏锐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发现，他们看出一个崭新的龙套形象眩目地出现了，这是近几年的中文电影里极为罕见的反派女角——光头妹。角色名叫瓜哥洛，她剃光了半个脑袋的朋克头，一身拉风的金属夹克，凌厉的眼神，诡异的笑容，临死前的古怪举止——我相信，这部电影让观众印象最深的，一定不是七个侠客，而是这位勾起一代人回忆的嬉皮形象。

这个演员已经引起电影界的关注，这位美女芳名陈佳佳，北京体育大学三年级武术专业学生。

她生于1985年。

是的，正是20年前的80年代，一个叛逆的时代，迷惘的时代，嬉皮的时代，催生摇滚和朋克的时代，一个诗人说，我们曾经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反对一切已有的权威——我们的行为勇猛但空洞。那个年代的诗人们正忙着培养自己身上的怪癖和邪恶：喝酒、泡妞、打架、毛片、流浪、逃学——他们引领了一种时尚，反崇高，同时必须厌弃小资产阶级的优雅；反文化，同时也必须反对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那时候，我们一无所有，可以在雪地上随便撒野，崔健的流行民谣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生存哲学，诗人海子在一次流浪中走进了饭馆，他对老板说，我没有钱，我给你朗诵一首诗。那个年代的诗人不会饿肚子，那个年代的没有中产，没有向往，没有值得一过的生活方式。

20年过去了，从朋克走过了小资、小私、波波族、雅痞——一切都已烟消云散，过去的记忆碎片还能在银幕上让我们会心一笑。

但今天不一样了，一切反叛都变得那么轻描淡写。

当年，那些所谓“垮掉的一代”，那些走南闯北的莽汉和糙哥也和后来的艾伦·金斯堡一样，身穿名牌，开着奔驰宝马住进了豪宅，他们作为文化商人、成功人士，传媒大腕，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形象代言人。

在时尚泡沫中沉淀的美玉——雅皮

当年嬉皮和朋克的反叛不过是一场做秀，当年的愤青如今都已功成名就，成为今天的雅皮。

亦舒在她的小说中写道：一个姑娘20来岁的时候，可以穿牛仔裤挤地铁，等到30多岁的时候，如果没有车来接就不太美妙了。是的，30多岁依然寒酸，就真是不怎么美妙了。亦舒说这段话当然不是励志，她历来都能刻薄地说出真理。

这也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如果说，中国的80年代像一条脏兮兮的牛仔裤，那是合情理的，因为她刚开放，像个农村姑娘刚进城，20多年过去，她怎么也该有珠光闪耀的晚礼服穿上了。是的，我们的80年代正如西方的60年代。60年代的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的运动，性领域空前解放，摇滚乐、波普艺术、女权主义——也许，那个年代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性的许多信条和规范都被颠覆了，那是一个男性狂欢的年代。在主流话语中，80年代的社会思想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90年代则是“创造自我、享受生活”。这一切与年轻人的追求融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一代人的狂热景象。

时光流逝，当年嬉皮和朋克的反叛不过是一场作秀，当年的愤青如今都已功成名就，成为今天的雅皮。而在新世纪，则是“享受更有格调的生活”。在新奇事物产生的刺激感当中。新新人类之所以勇于行动，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要远他们的兄辈和父辈好，他们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消费选择。

在不同年代的时尚中，“时尚”永远是一块耀眼的水晶，而能够沉淀下来的则是一块美玉。在东方文化中，玉是中庸的，平和的，也是永恒——她那秀丽挺拔的外形和冰清玉洁的气质让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众人的目光“无情地”揪出来——这，就是优雅的力量。如此精辟的话居然被芙蓉姐姐说了出来，这太容易被人理解为讽刺，而我们更愿意相信——这表明对优雅的向往已完全深入人心。

雅皮力量

2005年8月26日，号称全球华语乐坛教父的罗大佑现身北京首都体育场，带着他的《之乎者也》，也带着怀旧的情绪，但座中的看客们已经不是当年的愤怒青年，买着每张1280元的门票，他们抚摸着自己已经鼓起的小肚腩和腰包，优雅地探讨——我们还“一无所有”吗？

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拨人在经历了“愤青——嘻皮”之后终于安静下来了，逐渐具有了如此特质：中青年，拥有家庭和社会责任感，良好的教育背景，依靠自身智商维持着稳定而良好的生活品质，他们用细节标明身份，他们用规则填充格调。罗大佑老了，嬉皮长大了，成了雅皮，对社会体制他们不再反叛，而是契合——他们是雅皮，是步入“上行社会”的主流，而且拥有超强的魔法力量——

雅皮阶层的崛起改变了城市格局

写字楼和高尚社区带领着全国各个城市长胖，并由于雅皮的趣味生活，不自觉划分成不同的个性区域。中国的城市地理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改名。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命名，所有的路名、地名都掉进了红色的海洋，激进的革命歼灭了日常生活。随着雅皮时代的到来，地产商、策划公司和广告公司给城市带来了新的地名。与第一次改名不同的是，它开始按照不同的目标客户给生活贴上不同的标签。

雅皮阶层的话语权改变大众语态

雅皮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新人类，他们是新新人类的老师。不仅仅如此，雅皮还能不断制造生活焦点：潘石屹就是一个榜样，申奥成功，他用3600公斤上写“2008北京”的幕布，把SOHO现代城包了起来；刘晓庆税案，他就把公司上税材料向社会公布；SARS刚过，他又约请一干名流组织到长城放风筝，名曰中国精神。

雅皮是时尚生活态度的推销者

2002年，一本名为《格调》的书大肆流行，雅皮阶层的生活主张不再被称为矫情造作，相反却成为大众追逐的目标，白领，金领，中产一类的新词被频繁当作标签贴在不同的场合。

雅皮是新经济构架的核心

跟中国古代传统的精神领袖不同，雅皮首先是财富英雄，他们稳固地成为社会中坚阶层，“仓廪实而知礼节”，财富的积累最终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消费力量在这个社会是最具有原则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他们在新经济领域如鱼得水，在政治层面也崭露头角。他们就是主流。

雅皮气质

雅皮有文化，有理想和难得的精神追求，有细腻的情感，以及许多绝妙的幽默感。

雅皮不把文化当作谋生的手段，但一定把文化作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雅皮不会说“今天下午的心情很咖啡，房间里的空气很爵士”，也不会故意用港台普通话这样遣词：我今天下午比较没有事。雅皮从不矫情。

雅痞有语言天赋，外语除了二外甚至还有三外四外，让人叹为观止。他们个个精力充沛，但不嗜赌；他们不吸毒，却要跳舞。

雅皮旗帜

买的不是东西

在雅皮掌权的世俗生活中，要的就是一个“品”。

雅皮有钱，但雅皮的财富观绝对不是葛朗台式的守财，也不是暴发户一样挥霍无度，当享受过财富积累的过程，雅皮的消费精神就在于购买品味，并积累满足格调的基础。

雅皮的消费观念进入精致化甚至是量身定做的个性化时代，所以市场跟着他们在变，“贵族领地”成为所有城市楼盘的宣传语。

活的不是存在

在欧洲，衡量一个人的雅皮品质，需要看其所受的教育程度，听多少音乐会以及为慈善事业募捐过多少。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句话说了多少年了，在太多人仍旧为“吃饭”而奋斗的时候，只有雅皮才算找到点真谛。由于对高雅精神境界的追逐，对优雅生活态度的崇拜，使得他们“活着”的意义，脱离了存在的粗陋。

目的不是享受

据说某上市公司老总宣称自己每天生活花销不超过百元，他这样跟别人解释：睡不过一张大床，饭不过一日三餐。雅皮的生活由简陋化成睿智，雅皮的目的不在于打下天下然后坐享天下，他们如同亚当斯密在理想国中描述的：富人在不断追求财富的同时，带动整个社会不断“上行”。

雅皮索引

雅皮行头拎超大公文包，西装革履或者职业裙装，即使休闲装，也是师出有名的品牌，有了这些才能心神笃定，浑身有力。

话语风格用“概念”、“分析研究”来影响公司的决策人，用“适应”和“追随主流”来教育不成熟的嬉皮，用“企业理念”在办公场合脱销自己的生活态度。

专业水准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对雅皮而言，万一不小心被如此鄙视是心灵所能承受的最大的恐怖袭击，因为只有良好的教养才能换来高薪的工作，怀里只有揣着DOCTER、MASTER、BACHELOR等学位标签，腰板才能挺直了对老板大声说自己的意见。既没有为生存发愁的悲苦处境，也没有暴发户的轻狂之气，精尖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是雅皮的立身之本，借此在人才掠夺和商业竞争中使自身价值实现最大限度的货币化。

财富观雅皮通常能比一般员工领到更厚叠的薪水，而且很有在商言商的明智，但他们从不讳言对财富的渴求，但也绝不是见钱眼开的市侩，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种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高尚职业。他们有着自己的信条：金钱不是生活目标，而目标就是以各种优雅的方式更好地生活，存款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得存款折子上数字增加的方式和过程。

情色观雅皮反对24小时工作的狂热精神，他们重视自己的真实需要，绝不自欺。“好色而不淫”是女雅皮对男雅皮的最高要求，红颜知已，青衣之交是雅皮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绝不会用一种纯生物的概念去建构男女关系。

社交观雅皮有着固定的交际模式，在雅皮的交际圈子里，雅皮们被格式化成温文尔雅，得体大度的群体，高贵和优越简化成一种形式，并向社会微笑致意。

从嬉皮到雅皮：

25年的时间简史

准生（1978——1985：一部分人先嬉皮起来）

六十年代，嬉皮在美国是主流，他们反体制、反战，追求迷幻药、性开放；但在中国，嬉皮能够诞生，准生证还是小平同志颁发的。

1978年年末，从十年浩劫中苏醒过来的人们，开始拼命地呼吸国门外的新鲜空气，带着对过去时代的强烈反叛，嬉皮精神跟着迪斯科和流行歌曲一路窜红。喇叭裤，长头发和火箭一样的三节尖头皮鞋，使得一部分人还没有富起来的时候，已经先酷起来了。

那个时代的嬉皮，颓废就是他们的表情，甚至没规矩，游手好闲是他们的表面特征。但即使是文化层面中的嬉皮，也是在享受着城市生活的同时，又心不在焉地做着小小的梦：“我们的生活就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我们的爱情就要开，往哪儿开？往永恒里开。”

1980年之后，港台歌星的盗版磁带卖到2元一盘，嬉皮们迷上了霹雳舞，身体可以剧烈扭曲，但嬉皮精神却开始没落，而此时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小平同志提出了“小康”的概念，中国有了经济特区，那些文革后的大学生开始在这些地方扎堆。精英文化崭露头角，雅皮悄悄崛起，准备夺取嬉皮的时尚地盘。

蜕变（1985——1995：10亿人民9亿商）

随着社会财富的流转加速和社会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造导弹”的把“卖茶蛋”的远远抛在后面，1992年连续半年，上海工商局每个月都要发放掉2000个个体营业执照和160个私企执照。北京大学的南墙被拆除换成了商铺，教授下海学生经商成为新时尚，点子公司和头脑企业成为新经济焦点。雅皮倚仗着知识积累和财富积累，逐渐掌握话语权。而原来的嬉皮姿态也逐渐被日益上升的小资情调所解构，雅皮风尚理所当然成为许多知识人的生活选择。此时嬉皮的所谓反主流仅仅是用来招人耳目的策略，他们内心深处真实的念头是梦想过上中产阶级的白领生活，这也意味着嬉皮阵营的日渐式微。

命名（1992——2005：雅皮捍卫秩序）

知识经济崛起了，在中国人对所有可能的发财机会都试过一把之后，这才开始从杨致远、张朝阳和比尔·盖茨等“知识英雄”身上找到了那句早听得耳朵起老茧的名言含义：知识就是财富。而“知本家”的出现，更标志着雅皮阶层登堂入室。跟嬉皮风格不同的是，雅皮在财富的底座上寻找更加有秩序的生活，他们开始构建自己的上层社会风格，利用行为举止跟嬉皮区别开来，他们不屑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他们对于春树们的残酷青春宛尔一笑。□

优雅的真理

优雅是什么？它就是一种人性的独立，温润而不可摧毁。

自亚当和夏娃穿上狐皮裙被上帝赶出伊甸园那一刻起，人类宣布告别蛮荒时代，走上寻找优雅之路。

这是一条艰难的救赎之路。优雅的权杖，最早本是掌握在母系社会的女神手中。二神教出现后，圣母玛利亚成为一个生产工具，基督继而成为参拜的对象。优雅的权杖于是转交到男人手中。此后，在西方，男人陷入一场优雅的狂欢不可自拔，女人现在几乎所有代表性别的服饰都曾被男人垄断。但商业时代的到来逐步瓦解了专制时代，男人先是失去了对另一群男人的专制，然后开始失去了对所有女人的绝对控制。直到近代，一战和二战耗费掉男人的所有精力，女人走入工厂，获得经济独立，从此，女人在逐步收复失地中赢得了优雅的自主权。

1968年，一群女性主义者在“美国小姐”的比赛现场，把口红、性感内裤、胸罩、假发统统丢进了火堆，她们宣称：一切女性化的东西都是男人强加在女人身上的，女人如果不想成为观赏动物，不想继续被奴化的生活就必须抛弃自己的性别。

一时间，女人开始穿上男性衣服，甚至裸胸上街，美国地铁特地规定如果有裸胸女人出现将一律扭送警局。但是没过几年的性解放运动让女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女人开始反叛一切过去关于优雅的定义，放纵自己的肉身，用身体作战，终于女人获得了性的解放，可艾滋病也从此盛行。

随后，女人发现从男人手里夺来的优雅的权杖，落入了巨大的商业机器手中。女人对优雅的追求已经到达了畸形的边缘。

据统计，美国女性每年购买化妆品约花费300亿美元；在日本，一个女性平均一生所要使用的基本化妆品中，化妆水为980立升，各类霜膏为150千克，乳液为125立升，口红400克。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到服饰以及各种优雅的消费上，我们将面对一个更让人震惊的天文数字。

到底谁是优雅的上帝？是T型台？是服装设计大师？是时装模特各种明星？还是好莱坞和时装杂志？或者是我们自己？

什么样的优雅才是正确的，才是真理？

这样的争执也许是愚蠢的，正像我们争执超女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审美标准的中性化一样，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绝对的性别专制已经过去，我们正在进入性别分权的时代。关于优雅的定义，开始像一个盛满各种染料的大染缸一样，已经分不出本来的颜色。

女人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后，那些柔弱的依赖的美感自然会逐渐消失，或者说不再成为主流，而刚强、坚韧和自我的美感开始溶入女人的体内。另一方面，一场关于针对各种专家对审美的垄断运动已经开始。

我们可以认可各种美，比如木子美，比如芙蓉姐姐，她们的出现，对过去传统的美感都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同时我们也在建立新的优雅观念。看看今年的超女，李宇春身上拥有着现在男性缺失的纯真，而某一天我们也可以发现某一个美男身上拥有现在女性难有的品质。

全新的优雅标准开始出现，优雅开始变得不可捉摸，无法预测。

可是优雅的本质没有变，它不是繁文冗节，不是虚荣做作，不是炫耀浮夸，不是风骚性感，更不需要风华绝代，它与特权无关，与性别无关，与种族无关，它只与我们的心相关——高贵的骄傲的自由的心。它就是一种人性的独立，温润而不可摧毁。听从它的召唤，它能让你永远上流，永不自弃！

优雅“英雌”

所谓“英雌”，就是那个时代优雅女性的标本，她们在女性优雅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沙龙女人，优雅的第一次高潮

18世纪的法国女人用头脑，而不是用心去爱。

朗布依埃夫人，法兰西之魂

1608年，世界上第一个文学沙龙在法国诞生了，创办者为德·朗布依埃夫人。“金色的阳光透过长长的窗户披泻下来，窗外的小花园直通杜勒丽宫。室内陈设精美绝仑：蓝色和金色交错的垂幕，造型奇特的橱柜，典雅古老的艺术品，威尼斯风格的灯盏，中国风格的水晶花瓶，瓶中鲜花不断，四时如春……”4个世纪前，圣西门如此形容坐落在巴黎卢浮宫圣托马斯路一带，著名的朗布依埃院蓝色沙龙大厅。

如果说这个大厅里珍藏着法国之魂，这个优雅的带有古希腊美感的贵妇就是掌匙人。在沙龙中，人们从时尚到政治，从文学艺术到飞短流长，无所不谈。他们诵读作品，讨论批判，写诗歌咏。在座的有孟德斯鸠、丰特奈尔、梅朗、伏尔泰、卢梭等等，都是法兰西最有才华最有学识的精英，一个人在沙龙中的地位，不取决于他的权势，而在于他的谈锋。

这个智慧从容、敏锐和独立的女人，把与生俱来的社交天赋和高超的鉴赏能力及善于取悦他人的天性，文雅、喜好评价及谈吐锋利的性格赋予了沙龙，决定了沙龙的主要特征。

这个“女性的共和国”是当时最显赫的名士淑女聚会的场所。内阁要员的政治生涯在这里起落，作家和艺术家在这里开始成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也从这里产生。每个追逐名望的人都要来此接受批判。沙龙成为这一动力的策源地，成为公共论的喉舌，其地位堪比现代报纸，在沙龙，冰雪聪明的女子能够找到驰骋的疆场：18世纪的法国女人用头脑，而不是用心去爱。

女性力量全面潜入政治。据说，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有半数是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造就，每一场政治运动都少不了女性的影子内阁，女性的地位大为提升。卢梭说：“和一群哲学家讨论道德问题不如和一个巴黎美妇讨论。”

为了确保沙龙的圣洁，杜绝狎亵，朗布依埃夫人尽量避免相互之间太过熟悉，沙龙里对语言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规定。独特新颖的会客厅，精致的礼仪准则，让沙龙迅即脱俗于红尘凡世，使所有宫廷中沾染的所有喧嚣粗俗，到了这里都得到了良好的净化，所有的女性被供奉于高台之上，接受柏拉图式的崇敬和仰慕。

罗兰夫人之死

1793年，法国大革命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5月31日，雅各宾派终于在残酷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全城搜捕政敌。罗兰夫人的被捕，就是在这一天的深夜。

罗兰夫人没有任何公职，但她却是“吉伦特的无冕女王”。这个39岁的女子风华绝代，才华横溢，她的沙龙是吉伦特派最主要的聚会场所，她的意见决定了吉伦特派的政治走向，以罗兰名义发出的各种决议，几乎无不出自她的手笔。

令人费解的是，当天她已经获知被抓捕的消息，而她本人却回到家中休息，直到警察拿着逮捕令找上门来。

为什么罗兰夫人要自投罗网？悲壮而浪漫的结局，让人感慨万千。19世纪末，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几封书信重见天日，这些书信，是罗兰夫人在狱中写下的，它们彻底揭开这个悲壮故事的谜底。

这个出身于巴黎雕刻匠家庭的女孩，从小表现出罕见的天赋，早熟的她最终和比她年长20岁的罗兰结婚，不仅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也因为罗兰的年龄让她安心，她可以用一种与父辈相处的心态，建立起靠着精神纽带维系的夫妻关系。

1791年，仪态优雅的吉伦特派政治家博佐出现在罗兰家的客厅。罗兰夫人沉睡了多年的情欲在这一刻苏醒。他们疯狂相爱。但罗兰夫人无法放弃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她向丈夫坦白了一切，希望他能谅解这份柏拉图式的恋爱，但丈夫的心胸远没有她想象的那样宽广，罗兰完全被痛苦压倒。

逮捕时，罗兰夫人束手就擒，在狱中也放弃了越狱的机会，她刻意选择死亡这个结局：“我的被捕，让我能将自己奉献给丈夫，同时与我所爱的人结合。多亏了刽子手们，让我的义务和我的爱情能够并行不悖。”只有在牢狱里，罗兰夫人可以问心无愧地思念爱人。她常把博佐的信紧紧贴在胸口，一遍遍亲吻；连续几个小时伫立在窗前，任泪水如潮水般流淌。

11月8日，罗兰夫人被判处死刑。她的死也同样从容。她最后的遗言今天已经传遍世界：“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兰夫人之死意味着自德·朗布依埃夫人所开创的沙龙时代的告终。法国大革命后是黑暗的资本积累时期，文学艺术这些优雅的事物在赤裸裸血淋淋的金钱面前黯然失色。女人再也无法通过沙龙操纵整个时代，此后就是无休止的战争，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被硝烟所覆盖。

优雅的标本

无论是时势造“英雌”，还是“英雌”造时势，不同时代出现了不同的优雅事件和历史人物，这些优雅的标本已经成为定义今日优雅的灵魂。

标本一：骑士和贵妇

——优雅的起源

108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整个欧洲陷入无休止的200年战争之中。西欧的吟游诗人创作了大量赞美骑士爱情的诗歌，并游走于各个宫廷，到处煽风点火。女人第一次拿过男人的皮鞭，她们成为婚姻与情爱游戏的主角。

骑士，成为一种“优雅”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骑士和他们的情妇，改变了今天关于男人的概念。贵妇人担负起培养骑士的任务，过去的骑士大都是举止粗鲁，目不识丁。在法国南部出现了所谓“骑士爱”，出于对贵族的崇拜和一种恋母情结，从小在贵妇人照料下长大的骑士子弟变得温文尔雅，为炫耀而写作诗歌。

真正意义上的Romantic的爱情模式都源于那时的公爵夫人城堡下的歌唱，从梯子爬到窗下送上的玫瑰花，或者大规模的爱情决斗。

就是在等级森严、宗教裁判所进行酷烈统治的时代，骑士的优雅风度与缠绵爱情成为法国12世纪普罗旺斯爱情文学的源泉。

标本二：“欧洲的祖母”

——典雅爱情的起源

埃莱亚诺先后当上法王路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在其所生的5子3女中，有两个儿子做了英国国王，3个女儿嫁给了其他欧洲君主，她因此被称为“欧洲的祖母”。

“欧洲的祖母”把典雅爱情引进了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宫殿。埃莱亚诺及其女儿们甚至还创办了“爱的法庭”，裁决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爱情。确定了典雅爱情的31条原则。Romantic故事风靡一时，当时任何进入法国巴黎的外省骑士都可以轻易得到一本花都贵妇的花名册，详细记载着她们的地址、性格、爱好和容貌，供乡下青年选择。爱情成为贵族女人的一种时尚。女人教会了男人如何“文明地尊重女人”的习惯。丈夫的情妇和妻子的情夫都被对方容忍和尊敬。

标本三：伊丽莎白一世

——女皇的力量

50年来，25岁登基的伊丽莎白面对着王公贵族的求婚，谁都知道，获得了这个金发女人的心，就得到了一个帝国。但伊丽莎白知道，没有权力，她什么都不是。她别无选择，只能“雌雄同体”地活下去，成为王座的祭祀品。1588年，英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她对士兵发表演说：“朕虽有柔弱的女人的躯体，却也有君王的狮心。”

为了掩盖脆弱的女性气质，她将胸部推成平原，用兽骨打造的坚硬马甲紧紧锁住胸部，她的乳房如钢板铸就，无坚不摧。就这样，她将乳房扼杀在马甲之中，也拒绝了女人这个性别，她牺牲了婚姻，换来一个强盛的大英帝国。

标本四：凯瑟琳小姐

——文艺复兴时的女神

亨利二世是个平庸的帝王，但他在位时期遇到了几个不寻常的女人，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是教皇侄女凯瑟琳，她把瑰丽的意大利文化带到巴黎，巴黎就是在她悉心调教之下，成为世界时尚之都。她是彻底的天体主义者，巴黎市民对她何时去塞纳河中洗澡了如指掌。

凯瑟琳小姐即将去巴黎与亨利二世完婚时，她在嫁妆里增添了“秘密武器”——高跟鞋。还给肮脏而不肯洗澡的法国人带去了香水，从此法国人香水名甲天下。

在万众瞩目的婚礼上，凯瑟琳与亨利二世翩翩起舞，恍若天人，她立刻成为整个欧洲最轰动的美女。很快，魔法鞋子传遍整个欧洲上流社会。

从此，晃动臀部是当时欧洲女人的生存技能之一。随着臀部摇晃，用衬架支撑起的裙摆就会抖动不已，高跟鞋使这样的扭动更加剧烈，而提起裙裾，露出层层衬裾和高跟鞋与袜子，更充满香艳的刺激。

标本五：奥黛丽·赫本

——好莱坞定义下的“秀场时代”

“她是我们中的一员。”在会见赫本后，英国皇太后伊丽莎白对女儿说了这么一句话。她优雅、简洁、大方的风格已经成为优雅的最完美定义。

奥黛丽·赫本几乎每演一部电影，都会带起一股新的流行浪潮。《罗马假日》后风靡整个欧洲的“郝本头”，《蒂梵尼早餐》中的黑色长裙，超大镜框的太阳镜……即使是最有贵族血统的女王也以攀附她为荣。

通过奥黛丽·赫本，好莱坞终于成为继时装设计师之后最大的优雅制造者之一。优雅也从此进入“秀场时代”，通过电影和各种媒体用最直观最快的速度传播开来。于是，优雅可以被操作，被定义和被预谋，变成了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成为女人的必修课。犹如头羊带领着群羊，我们在奥黛丽·赫本的旗帜下走向优雅终点。

标本六：凯瑟琳·赫本

——世界之颠的电影女神

这个高颧骨、褐色头发、有着可以杀人的鹰钩鼻子和可以粉碎玻璃的尖锐声音的女人，她被誉为“高贵、不朽的电影女神”；被电影人称做“我们的陛下”。

和她咄咄逼人的外表一样，这个差点成为运动健将的女斗士，永远拥有女超人一样的超级神经，每次排戏时，她总像一头怒吼的母狮子，这个大姐大总喜欢一个人搞定所有的事情，如果她想要某个角色，她会直接冲进制片人的办公室，拎着他的领子发号施令。

凯瑟琳·赫本的独特在于她的高贵，不同于费雯丽的清丽狐媚，不同于梦露的性感天真，她仿佛占据世界之巅，俯视众生。在此之前从未有第二个女人制造出这样的帝王形象，她的表演已经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她开启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时代，女人可以像她那样骄傲地活着，赢得那绝顶之上的孤独。

标本七：夏奈尔

——第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女设计大师

“当你找不到合适的服装时，就穿夏奈尔套装。”这句至今仍在欧美上流女性中流传的“衣经名言”足以表现夏奈尔品牌的魔力。

夏奈尔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她一生际遇无数优秀男子，每一次爱情，她都收获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从每一个男人身上，她榨干了他们身上的精华和灵魂。在她之前，服装设计一直被男性所垄断，夏奈尔设计出了完全女性主义的服装，舒适、方便实用，女人从此告别了自我摧残供男人观赏的历史。她的服装已经超越了服装概念，充满了自我、独立，最重要的是已经成为一种主义，一种优雅的精神。至今，夏奈尔依然为优雅女性所青睐，她的衣服只为这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新物种设计。自夏奈尔之后，优雅属于所有的女人，它的定义不再由教会、国王和丈夫指定，也不再是贵族妇人的沙龙上的禁脔，而是由设计大师、时尚杂志所指定，正像夏奈尔所说的那样：“我让优雅走上街头”。

那些优雅的男人

原来男人的刚健可以如此绚丽，男人阳光可以如此灿烂，男人的生命可以如此纷繁如花。

妖娆，男人的优雅进化史

奢侈、鲜艳和华贵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革命在于一个阶级的消亡。

在中世纪，几乎所有国家都颁布有关于衣着的法令，非贵族不能穿金戴银、不能着丝绒和毛皮衣物，甚至规定衣着的长短及颜色。

国王的宫廷，各级领主的府邸，都是最新式样的创造者与推动者。优雅是有阶级属性的。它终结了进化，而是靠血统世代流传的。

这种垄断同样存在于男女之间，贵族们在服装上的开支是很惊人的。1300年德国提洛尔伯爵的账簿中记载：“为缝制公爵的服装，共花去6000颗镀金珍珠，6000颗珊瑚，3串五颜六色的珍珠，5盎司白珍珠和6块丝绸。”

优雅是一种贵族的特权，一种奢侈的义务，最终，它成为贵族存在的所有意义。

铁血优雅

路易十六生前最喜爱的巨大的金黄色假发套和所有弄臣戴的假发套被人放在破箱子里当抹布和拖布贱卖。法国大革命后，贵族们的假发成了他们黑类身份的象征。《遮盖物和道德》中记载：当时税额是一个吉尼，任何在街上戴假发的贵族都成了“吉尼猪”，人人喊打，最终导致了这些修饰之风的终结。

奢侈、鲜艳和华贵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革命在于一个阶级的消亡。三级会议上服装的对峙说明，优雅而妖娆的男性优雅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开始缓慢地侵入男人体内。男人们在这个物欲扩张的社会形态中，逐渐朝功能化的方向发展着。实利主义忽略身体美感，转而强调男人身上的功能性。男人们为了争夺、维系统治地位，需要成为商业机器上的一个关键齿轮，这使得那些靠装饰维系地位的前一代优雅的武器全部失效。

男性的服饰也不再继续从前的翻云覆雨，而是变得越来越简洁干练。

进入20世纪以来，时尚舞台的主宰就让贤给了女性，男士对于自身的美化和修饰到达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男性对于自身的美化仅限于理发和剃须，甚至连个人护理用品也只局限于洗脸用的肥皂而已。女性主宰了时尚，繁华似锦的时装层出不穷，各种美容护理品如雨后春笋，美容美发的对象也转为针对女人。

都市优雅，男人最后的进化？

1994年英国记者马克·辛普森发现男人出现了一个全新物种：“metrosexual”，这个词由metropolis（都市）和sexual（性）两个词复合而成，指那些中性主义的都市人类。

10年以后，这个物种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并统治世界。美国方言学会甚至将Metrosexual选为2004年度风云词。

这些男人具有如下特性：

1．男性潮流引导者 2．异性恋者 3．消费主义者 4．中性风格

他们拥有社会认同的正常性取向；他们时尚、敏感、极度自恋；看起来很像花花公子，但却有一套完美的道德价值观；他们颠覆了资产阶级问世以来传统男性的刻板形象，更精致、更纯粹、更优雅，如同淬火的钢。

第一个完成进化的当然是小贝，他就是“metrosexual”的“icon”。如果不是遇到维多利亚，这个带着伦敦西区土得掉渣的口音的穷小子绝不会有今天的“万人迷”称号。当初皇马花2500万英镑买下小贝的时候，商人佩雷斯更在乎合同对小贝广告的一半开发权。这是一个公司并构案。勋爵小贝、任意球王小贝，这些都只是附属品，真正值每年8000万美元进账收益的是他那身光洁紧凑的皮肤和漂亮协调的肌肉，还有他完美的脸蛋。

在维多利亚的调教下，他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亚洲的潮流引擎，时尚之王。他来定义什么叫作男人，他拥有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权力。

他使得大都市美男成为一种样板，过去人类的进化是通过基因进行的，而现在人类的进化是通过电视、杂志网络甚至在球场上进行的。

最重要的是，男人们意识到，他们也是需要取悦女人的。最完美的男女关系应该是互相观赏与互相取悦的。原来男人的刚健可以如此绚丽，男人阳光可以如此灿烂，男人的生命可以如此纷繁如花，他不再是机器，不是冷血杀手，不是黑帮老大。

他就是一个跟女人一样美丽的生物。

他们的武器

16世纪文艺复兴到发现新大陆的18世纪，男人的服饰发生了巨变，崇尚自然和复古巴洛克与洛可可式的花样越来越繁复，在征服东方世界的同时，涂脂抹粉的男人们也在探索着优雅的极致。他们发明了很多优雅的武器，杀伤力惊人。

大腿

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巴思之妻爱上了她的第五任丈夫，因为她看见他跟着当时整个欧洲的男人那样露出他的“美腿”。在一幅描绘英女王伊丽莎白在布莱克弗莱尔的画中，穿着厚厚衣服的女王，被一群暴露着大腿的男人包围。无论在古希腊、在罗马、在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男人总是穿着更短更暴露更性感的衣服。

纽扣花及香粉

15世纪，纨绔子弟们为了炫耀，常在胸前戴上一枝鲜花，于是扣眼就成了插鲜花的插座，雅号称作“美人眼”。至今在有些重要场合中，男士仍有在扣眼上插上一朵鲜花的习惯，以示优雅。男人们最喜欢的是暗红的石竹鲜花；而在晚餐服中，又习惯佩戴寓意为荣耀的白色石竹花。

17世纪的欧洲，男士的优雅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男人们扑上满脸的香粉和丝绸做的“饰颜片”，撒上金粉和香水，留有尖梢很长的口髯，并用玫瑰花来装饰，在脂粉气重重地包围中，男人的阳刚之气消失殆尽。

性感围巾和领带

1764年，一些年轻英国人从意大利回国，创建了花花公子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带领了一种挑剔而又夸张的服装样式潮流：他们有平领的外套短得几乎可谓过分，还有短身马甲，丰富繁多的编织，大大的褶边，背着透窥的望远镜，戴小小的三角帽，左肩上镶着大大的花束，这成为花花公子，更是那个时代优雅男人的标准制服。

荷包

莎士比亚的时代，活跃在舞台上的男人们的屁股后面的衣褶上别着精美的荷包。上面嵌着名贵的宝石黄金。

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男人开始穿紧身裤了，吊得很高的双排套或者夹克也越来越短了。荷包就从身后转移到了前方，一开始这只是突发奇想的小装饰，但随后，这竟然成为一种极其隆重的服饰风潮。

长筒袜

圣女贞德以女巫罪被烧死，其中最大的证据就是她居然穿着男人的服饰——她穿着鲜亮的甲胄，铠甲之下是她的红色紧身裤，最难以容忍的是，她居然穿着只有男人才能穿戴的长筒袜，为了不让长筒袜松垮，袜子顶端都有成对的扣眼，就像双排背心一样，中间可以用绳子串起来系紧。一般来说，普通男子要用7种以上的花色系这种袜子，而贞德居然用了20种。

尖角鞋

在感观享乐主义盛行的13世纪，一种叫做保莱茵的鞋流行于大不列颠宫廷，这种鞋有极长的鞋尖，开始还只有2英寸长，但随后就像比诺曹的鼻子，不可遏制地长了起来。以至于到最后必须用木头、头发塞到鞋里才能让它竖起来。保莱茵一般在4英寸到8英寸左右，最长的有14英寸。后来，为了避免不互相踩到，保莱茵鞋上多了一个小铃铛。

紧身衣

在14世纪，欧洲贵族脱下传统的宽松式服装。男式服装的灵感是从军装中汲取的（男式时装几百年来一直是这样）。中世纪骑士的衬衣变成了当时的男式紧身上衣，男人的线条分外突出。

毛发运动

16世纪，男子头发长短适度，做成波浪卷，有时还留齐眉的刘海，他们留着鬓角和络腮胡子，显得很有风度，西班牙男人有时还在头上戴上夸张变形的玫瑰花装饰品。那时流行高耸垂肩的假发，许多男人甚至为了戴假发而把头发剃光。法国人制作假发的技术在欧洲首屈一指，戴着法国制造的庞大假发成为高贵者的标志。17世纪，所有法国士兵每周都会发一磅面粉，以便给他们的假发扑粉。

优雅的道具

如果没有这些细节，优雅只会索然无味。

内裤的由来

从20世纪初透气的棉束裤，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维多利亚的秘密”，裙下的束裤是现代史中最早的内裤雏形，而这要拜一个舞女所赐。1727年，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的裙子被舞台布景上的一个东西挂住了。她的屁股让台下的男人几近疯狂。从此，巴黎通过了一项治安规定：女演员或者舞女不着束裤不得登台表演。

1876年，巴西发生橡胶籽偷窃案。英国植物学家亨利·威克汉姆爵士逃过巴西政府的层层封堵，偷偷带着上万株巴西特产的橡胶树树籽回国，然后将其运到锡兰和马来西亚。英国种植园从此发达起来，加速了廉价橡皮筋的开发。到1900年，束裤再也不需要那种很难缠束带了，因为这些束带有可能会掉入厕所，橡皮筋的出现使女人穿上了更贴身而不下垂的内裤。从此妇女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内裤。

鲸骨裙

沃斯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宫廷设计师，他的设计总是巴黎服装界最昂贵的衣服，他本人也成为巴黎的代名词，妇女们对他的设计着迷，甚至崇拜他的一切。

19世纪中叶，宽大、臃肿的撑架裙正在流行时，裙衬用马鬃、棉麻等制成伞状骨架，向四周扩张，故又称之“鸟笼裙”。沃斯为有散步嗜好的皇后设计前裙裾提高到腓部的散步裙，不久，沃斯把裙子的支点从腰部移到肩部，这种镶金银的绣花天鹅绒礼服，让人耳目一新。

胸衣

上流社会频繁的社交活动意味着女人像孔雀开屏一样展示服装，女士们一天之内通常需要换装达5次之多，她们的外衣里面罩着多层内衣。内衣是用高档丝绸和花边制成。此类精致柔软的织物很容易受损，大多数衬裙有豪华的饰边，其在走动时发出的嗖嗖声被认为很有挑逗性。

法国大革命时期，胸衣被当成贵族女人的阶级象征，弃之如敝履。1795年执政官塔宁夫人“以乳作则”，参加巴黎歌剧院的舞会时，只穿一件无袖丝质长衣真空装出席。

1816年，不甘寂寞的女人们又想出了新的花样：让乳房之间的距离越大越好，其实让乳房分开，就是变相地将乳房隆出地面，是对遮盖禁令的软性反抗。

便鞋

在中世纪以前，女人是植物性的，她们就像脚上那双精美但不实用的便鞋一样，只是用来欣赏的，但绝无用处。事实上，女人与柔弱同形。

即使是男人们也都喜欢这样的真丝锦缎或天鹅绒平底便鞋。到了伊丽莎白执政期间，英国的男男女女都流行穿带跟的便鞋。精美华丽的装饰和昂贵的材料无不炫耀着自己的身份和富有。

18世纪，除了高跟鞋以外，缀满宝石、鞋头微微翘起的便鞋很受喜爱，和高跟鞋异曲同工的是，它都致力于将人们的目光引到足下。在革命中渐渐发达起来的中产阶级的妇女们穿着装饰豪华的仿制木底鞋，模仿昔日的贵妇们。鞋底上刻意的装饰几乎以假乱真，就好像用真正的花锦缎、花边、丝带和宝石等稀有昂贵的材料做成。

法国大革命后，贵族们专有红色高跟鞋被禁止了，18世纪80年代，鞋成为危险的政治工具，一度流行于法国的带扣带的高跟鞋于法国大革命后停止了流行。断头台像疯狂运动的机器，贵族的头颅像韭菜花一样纷纷跌落。没人敢再穿这样嚣张的昂贵的鞋子在大街上晃了。

在19世纪，舞会上玫瑰花饰品、小绒球或蝴蝶结装点的娇小便鞋大多用极薄的山羊皮或轻盈眩目的真丝制成，这种轻薄的鞋子属于一次性鞋，往往一场舞下来，就会穿破。精致、细腻的便鞋成了新贵们显示身份的标志。

高跟鞋

世界上第一双高跟鞋，传说是由一个嫉妒心很强的威尼斯商人做出来的，高跟鞋令当时的意大利贵妇如弱柳扶风，花枝招展，可以想像到鞋跟在威尼斯的石板路上发出惊心动魄的脆响和女人们纤纤摇摆的娇娇模样。

那时女人还没有像现今的女人这样久经考验，别说像霹雳娇娃里穿着高跟鞋大打出手，这些贵妇，简直要经过一段时期的“高跟鞋特训”，才能走路。至于要达到在舞会上的凌波微步，那就需要更长时间的磨砺了。贵妇们在平地上，尚可袅袅娜娜，但到了台阶处，却不得不脱下鞋子，赤脚走坎坷，虽然麻烦，但她们乐在其中。

女人穿高跟鞋时，由于重心放在前脚掌，身体不稳，使女人把肩向后放，背向后弓，这使她们的胸部像花一样盛开，胸部更大，腹部更平坦，臀部由于弓背而更圆更翘。最后由于腿部紧绷，身段显得更直更修长。对女人来说，高跟鞋就是传说中的红舞鞋，一旦穿上就无法脱下。在这个冒险的旅程中，女人发现，自己的体型在高跟鞋的魔法中，开始变得销魂荡魄。

高跟鞋给女人带来根本性的气质上的改变，这是一场身体的革命，它使女人完成猎物到猎人的转化，比起只能袒露而无所作为的胸臀来说，脚是身体第二灵活的器官，它的运动会带来全身所有部位的运动，进可攻，退可守，既可以将男人勾来，又可以将他们踢走。

丝袜

一战后，一个摩登时代到来，由于成衣的普及，时尚不再是上流社会的特权，下层妇女们纷纷起来闹革命。

1937年，杜邦公司的化学师卡罗瑟斯发明了尼龙，击溃了当时横行一时的日本真丝出口业；接着他又发明了合成橡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军大量使用，一为越野车轮胎，一为女人丝袜，前者征服了沙漠之狐隆美尔，后者征服了整个世界的男人心。

为推销尼龙丝袜，杜邦命令公司里的女秘书们每天穿丝袜上班，很快，该公司男员工们成了世界上第一批为丝袜流鼻血的人。巨大的广告效应和口耳相传的舆论造势之下，1940年5月5日第一批2美元一双的尼龙丝袜上市后，在短短一天中72000双被抢购一空。这种深色半透明的东西把整个美国裹了起来。从那时起，丝袜成了Q博士发明的新性感手枪，成了好莱坞女星们屡试不爽的“杀人”工具。

就连后来的时尚教母夏奈尔都制定了铁律：不穿袜子不戴帽子休想出门！那时一双玻璃丝袜要比一顿奢华的法国大餐还要昂贵！不出1年，整个世界为尼龙颠倒不已，街头巷角传唱《尼龙之花常开》之歌。

不久二战爆发。尼龙被列为军需品，丝袜生产陷入瘫痪。1942年，尼龙丝袜开始限量发售。此时，日本的真丝袜又开始在美国市场占了上风。珍珠港事件后，一双丝袜的黑市价格已卖到3000—4000美元。这对当时的女人来说无异于另一场经济危机。丝袜恐慌开始蔓延，没钱的女人只好用眉笔在腿上画出丝袜的条纹应急。二战期间一次调查女人最想要什么，2/3的女人选择了“尼龙丝袜”，只有1/3选择“男人”。可见男人是奢侈品，而丝袜是必需品。

对美国女人来说，最黑暗的时期莫过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段日子。当时，美国开始抵制日货，当时的日货主要是丝货。日本生丝85%销往美国，占美国输入日货的大半，其中尤以丝袜为主。美国各大学女生只好唯心地发誓不穿丝袜，而代之以棉袜。学校纷纷举行仪式，女生们一脸肃穆，由礼堂排队而出，手中各执一只丝袜，扔入垃圾桶里，脸上犹有泪痕。而男生们也保证绝不与穿丝袜的女生跳舞。

二战后，尼龙终于恢复生产，女人们兴高采烈地排长队抢购尼龙丝袜，“求袜若渴”的女人买到了尼龙丝袜后，等不及回家，干脆坐在马路边，露出雪白大腿当众换上，一时肉色撩人，风情万种，鼻血飞溅。

优雅的救赎

我们经历了杀戮，经历了战火，经历了那些黑暗绝望的时代，更经历了神志错乱乃至失去自我的生活，但是即使在最黑的深渊之中，依然有微弱的优雅之光在闪烁，它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希望，有了它，我们永远不会迷失于阴郁的暗黑丛林中。

华裳：移动的城堡

18世纪末段，欧洲对性的压迫进入到了变态的境地。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岁继承王位后便致力于绞杀性的运动。她规定：任何作品中都不能出现女人的大腿，为了不使人们轻易窥察到女人的大腿和臀部，女人必须穿上层层包裹的僵硬而宽大的衣服。甚至连所有的家具和钢琴的腿都要包裹起来，防止一看到“腿”就联想到女人。鸡的腿肉改称为“黑肉”，鸡胸肉统称“白肉”。医生给女人看病时，只能在医生们随身携带的人体模型上由女病人指明病痛的部位。人们被告知：“一个有德行的妇女是很少有性欲的”，男人不应该在妻子身上逞欲超过“绝对的需要量”，最好是每月一次即可。而性行为应该是冷淡的、有计划的、没有任何激情的，那样才对健康无碍。

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在穿着极不科学的紧身胸衣和大撑裙外，还须穿九件衣服和七至八条裙，若要外出还须加一件厚重的羊毛披肩和一顶插上羽毛、花朵、丝带及面纱的大帽子。据统计，体面的淑女至少背负10——30磅重的衣饰。不难想像，在路易十六或伊丽莎白一世的华贵衣袍下，是多么羸弱的身躯。“穿”衣成为一种繁文冗节和让人难以忍受的酷刑。现藏于布鲁克林博物馆内的一件18世纪的对襟长袍，外加长斗篷，这是20世纪初的海水浴衣，即如今的“沙滩装”，可见上世纪初人们面对脱衣问题，远比今天想像的要困难得多。当淑女们的曳地长裙刚离开地面，舆论界便戏谑道：“原来女人也是两足动物！”

到19世纪圆撑裙依旧是女人的惟一服装，裙子沉重的龙骨常有十几磅重，女人拖着沉重的尾巴，疲惫不堪。

哭泣的乳房：女巫迫害风潮

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对女人的迫害也到了顶峰时期。大规模猎杀女巫的行动进行了300年，一共处死了15万“牛鬼蛇神”。人们相信有超自然现象的女巫，是魔鬼的使徒。人鬼何辨？英格兰人认为，女巫身上有第三个乳房，那是为了喂养小魔鬼分泌鲜血的地方。判别女人是否是女巫，只要拿针在她第三个乳头上刺一下，如果毫无反应是女巫。大多数“女巫”的乳头在私处，其实那是女人处于紧张时的阴蒂。那些所谓的第三乳头很多都是疣、痣、雀斑、胎记、疤痕而已，医学证明，每200个女人中，就有一个女人拥有“额外乳”，这不过是人类早期多乳头的返祖现象而已。

最大的惨剧发生在17世纪一个叫做彭海瑞的巴伐利亚女工身上，一直从事挖墓、掏粪工作，在猎巫运动中，她经不住严刑拷打，只好承认自己和魔鬼私通，最后全家一起被活活烧死，死之前，她的双乳还被砍下，塞进她两个孩子嘴中。

一向喜欢出风头的亨利八世也以身作则，揪出了身边女巫总头目——皇后安波琳，她也是因为有三个乳头被砍了头。这场战斗使民众沉浸在疯狂的SM游戏中，它发生在欧洲历史中最黑暗的时代，是统治者一次巧妙转移视线的行动，通过猎巫，他们可以方便地排除异己，又让人民在这场屠杀游戏中得到些许残忍的快感，将他们的怒气发在无用的乳头上，何乐而不为呢？

战乱：永远的牺牲品

战乱中的女人，是最不幸的。战乱最大的代价、最沉重的灾难和黑暗部分，往往都落实到女性身上。胜利亦只是男人的胜利，而不会给女人带来多大的轻松。比如日本侵华战争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慰安妇”问题直到今天，还成为笼罩受害国的一块阴云：被炸毁的城市、被抢掠的资源，被虐杀的生命，都可以不要赔偿，不要精神安慰，但被侮辱的女性身体，却需要讨一个说法……或许在我们眼里，战争最大的毁坏，就是对女性身体的蹂躏，最严重最难以愈合的创伤，即女性体内的创伤。

即使在西欧，在文明程度较高、理性发达的地区，也难有例外。在法国或意大利，二战胜利后，人们竟自发地组织起来，对那些和德国占领者或侨民通婚的女子施以惩罚，将她们剃光了头，令其抱着“孽子”上街游行示众，随意羞辱、虐待甚至杀戮……在男人眼里，她们是“不洁”的，是不能被原谅的。即使对德军俘虏，也没有这般态度。

所有的摧残中，以暴民色彩的反智主义最为危险，这种带有愚昧色彩的义和团精神反对一切文明精致的艺术品，它用最恶俗的品味消解一切可以优雅起来的事务。

再回首

回到那些风姿绰约的年代，暗香浮动。

萌芽：前优雅时代

女人没有解放，就永远沉沦在黑夜里，做那个戚戚惨惨切切的千古息夫人。

中国式优雅的萌芽始于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妇女不仅居于较自由的地位，还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她们是创造发明的神灵，社会生活的主宰。和后来嗜血的男权社会不一样，母系社会充满了伊甸园一样的温情，成为人类关于天堂的永恒怀念。在中国的女神时代，几乎所有原初的女神都是创造者，都是和平主义者，而夸父、共工、盘古无不是破坏者。

随后的历史证明，男性不是最好的优雅权杖的持有者，因为他们对美的态度是兽性的观念，优雅是一种分享，一种共享，但是那些利欲熏心的男人们却只想着占有，垄断和摧残。

女人从社会上消失了，消失在寂寞的深闺中，消失在厚重的纱幕下，她们被剥夺了出行的权利，也就丧失了优雅的资格。一个花瓶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风格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红颜薄命”之说了。

周代的褒姒有烽火戏诸侯之罪，春秋时又有著名的桃花夫人息夫人，清朝诗人邓汉仪咏息夫人的名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说的就是息夫人的美貌引起了三国的战争，类似于海伦之于特洛伊，最后息夫人被楚王掳去，生了两个儿子，从此却一生不语。唐代王维对这个优雅夫人有诗：

“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王维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还有另一个典故，当时他在宁王的欢宴上，宁王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其中有一妓是王府旁卖饼者妻，是宁王凭借权势夺取过来的。他对这个卖饼人的老婆非常恩宠。

宴席上宁王问她：“汝复忆饼师否？”她凄然不语。宁王召饼师和她相见。她双泪垂颊，若不胜情。在场者无不凄异。王维当场赋诗：“王乃归饼师，使终其志。”

西周时候的悲剧、春秋时期的悲剧，到了开放的唐代依然重演。优雅的女人是男人眼中的猎物，她们除了不笑不语、垂泪，又有什么可以反抗强大的男性社会？

直到近代，中国才结束了前优雅时代，女人没有解放，就永远沉沦在黑夜里，做那个戚戚惨惨切切的千古息夫人。

鼎盛：唐朝的沙龙主义

想要想左右自己的命运，她们首先要变成一个男人。

隋唐时期胡汉相融，在基因上一扫南北朝时期汉人的委靡。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唐代女人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她们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优雅时代。

唐前期，女性盛行穿胡服、戴胡帽；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她们以男装的形象出现，意味着和男人分庭抗礼的愿望，这和后世的女权主义者的主张不谋而合。

唐朝女人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上官婉儿等女性几乎将唐朝变成“女人国”，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

《女论语》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随父读书，她们都不愿意嫁人，立志要以学扬名，唐德宗时将她们召入宫中，称为“学士”。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有的还常代丈夫作诗应酬或书写文卷。诗妓薛涛与女道士李冶、鱼玄机都是此中翘楚。鱼玄机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的诗句，表达了不能大展雄才的遗憾。

在那时，道观和尼姑庵甚至青楼俨然后世法国巴黎的“沙龙”，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诗坛巨擘、各界名流如白居易、刘禹锡与女诗人薛涛；元缜与刘采春；陆羽、刘长卿与李冶都是红颜知己，他们不是南朝宫体诗的下作文人对女性进行色情想象，追求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共鸣。

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故事的结局也并非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他们后来还互有诗文往来，非常洒脱。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我们称唐代的小说叫“传奇”是因为那时的优雅之风，对情感的潇洒态度，已经超乎后人的想象，甚至超过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水准。

那时，女人可以自由出入社交场所，她们拥有展示优雅魅力的机会。唐中宗韦皇后和权臣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中宗还在一旁为他们点筹。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一起吃饭、打闹，常常通宵不出。宫中的女官们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坦诚公开的男女社交在中国封建社会可谓空前绝后。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那些出类拔萃的女诗人们最后都不免悲惨命运，说到底，她们依然没有像后世巴黎的沙龙女主人那样，成为社会风雅的灵魂所在，她们更无法让沙龙变成一种主流意义上的社交中心，左右一个时代的命运。武则天时期，女人一度掌握了男权社会的权柄，但是她们最后发现，如果想要想左右自己的命运，她们首先要变成一个男人。

高潮：上海名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世界送给我们“摩登主义”。20年代的上海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中产阶级，奢华和优雅开始，更难得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名媛阶层也开始形成。

名媛在有一个老上海有个别称：名件。单单一个“名门闺秀”仍不足表示她们的优雅。在一篇描写上海名媛的文章中，这样阐述“名件”：“要有血统纯正的高贵族谱，她们的闺中密友可能是李鸿章的孙女、美国第一夫人的妹妹，母亲可能陪英国百岁玛丽皇太后饮下午茶，踩起华尔兹舞步来一点也不含糊；她们喜欢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

上海名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纯粹的优雅阶层，这样的优雅不再是闺门之内的幽闭之气，或青楼暗娼暧昧风流之所，而是一种融合了东西方优点的全新优雅。上海名媛具有东方的含蓄温柔，又有西方的开放自由，淑女贵妇大批出现，宋氏三姐妹，堪属当时照亮刚刚苏醒时的女界的三颗灿灿明星，陆小曼是第一个敢于离婚追求爱情的名媛，赵四小姐有胆识以名媛之身爱上有妇之夫，孙多慈17岁与徐悲鸿私奔……有如天雷勾着了地火，名媛们的爱情多是惊天动地，而她们的结局，因为乱世的风云，更充满了悲壮的色彩。

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媛，比起那些著名的优雅人士，她身上的优雅精神更加纯粹，更动人心魄。

李霞卿，出身广东世家，童年时代便随父漂洋过海，周游欧洲，说得一口流畅的英、法语。父亲李应生和叔叔李沛基都是反清的革命党人。1926年李应生与友人合组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在开明的父亲支持下，李霞卿走上星途，一时成为20年代末期家喻户晓的明星。

1930年，18岁的她突然从银幕上消失。6年后上海大街小巷的报童高举着红色号外吆喝着：“号外号外，请看今日神话——女娲补天！”上海市民倾巢而出，跑马场大世界一带更是水泄不通，上海人翘首仰望蓝天：“知道吗？那开飞机的就是6年前的明星李霞卿！”

她在上海上空飞了三圈，又在国际饭店上空做了一番特技表演，然后轻盈降落，在一片镁光灯的扫射下，只见她穿着蓝缎宽袖圆边大襟衫，蓝缎宽脚如意裤，一双大红闪光缎子绣花鞋，束起的发髻上斜插着一朵黄菊，妩媚动人。正牌上海名媛，不是为了个人的风头，是为了唤醒同胞觉醒。那时名媛们的抗战作秀都是昂贵的：珠宝、名车名衫、豪华辉煌的场地和达官贵人的捧场，她们和李霞卿相比判若云泥。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李霞卿投入救亡工作。她开始环美救亡募捐飞行。所到之处受到华侨及美国航空界人士热烈欢迎，盐湖城还派出15架飞机在离城市二十分钟航程的上空迎接，俨如国宾。

1940年，在一次募捐飞行中，李霞卿失事遇难，一代名媛的生命，陨落在蓝天碧海之中。

重生：文革后的时髦

尽管如此，文革中的女人依然没有失去对优雅的最后的追求。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悲剧。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战祸，无论是白起的坑杀十万降卒还是张献忠的杀尽四川，战争和动乱都不过是从肉体上消灭人类。但是文革却是从精神上毁灭了审美，从精神层面上消灭了优雅这个名词。

最后充满革命激情的文革沦为暴民的专政，它彻底毁灭了一切美的东西。人们必须接受统一的，刻板的制服，严禁拥有个性和自我。整整一代人失去了对美的触觉、听觉、视觉、嗅觉，他们接触的都是残忍的、可怕的和扭曲的人性，最终中国人的优雅精神出现了断代。

当文革中的十二三岁的红卫兵女孩们用皮带头打作家，用大皮鞋去踩钢琴家、小提琴家的手的时候，她们已经失去了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那就是优雅的人性。

尽管如此，文革中的女人依然没有失去对优雅的最后的追求。“穿‘毛装’的中国人骑在自行车上，男女老少一个样”，这是70年代访华洋人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但这个印象只是相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才是对的。住在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都市的青年男女，一眼就可以看出人群中的差别来。军装一度十分时髦，但军装有各式各样的，时髦程度也不一样。假军装没有真军装时髦；两个兜的军装没有四个兜的军装时髦；新军装没有旧军装时髦；旧军装中将校呢的最时髦。

鞋也有讲究。如上海产的“回力”牌白色深腰球鞋，北京产的灯芯绒面黑边白底懒汉鞋一度在武汉青年中很时髦。同是“回力”鞋，蓝色或棕色就要差一个档次；同是北京懒汉鞋，黑边黑底就不够味道。至于外地仿造的“回力”鞋或懒汉鞋，不管仿造得多像，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真假来。

姑娘们的讲究更多，头发怎么梳、用什么颜色的头饰、领口怎么翻、衣裤如何配……名堂多了。总之，文革那些年头，仍有时髦要讲；在讲时髦的人眼中，世界仍是多采的。

艰难的崛起：25年优雅大事记

1976年起，中国终于回到了优雅的进化路线上！1980年到2005年，中国的优雅正在艰难地崛起。即使到今天，“优雅贵族”这个物种还没有出现，《刘老根》和《康熙大帝》依然统治着这片大地。但是，这次的重生是不可阻挡的。

1980

1．上海芭蕾舞学校到湖南演出，舞台上出现身穿白色紧身衣的裸体。一场关于芭蕾的风化的讨论在全国展开。

2．国人拍婚纱照时穿西服成为一种时尚。

3．电影《佐罗》的观众达到创纪录的7000万人次。但这一年最火的是《大西洋底来的人》的主人公麦克哈里斯，他的“麦克镜”成为年轻人出门必备品；游泳池里多了一种泳姿。该电视剧还使飞盘这项健身运动风靡全国。

4．新《婚姻法》离婚的要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终于可以在法律上自由离婚了。

年度焦点：校园歌曲

“歌星”一词替换了“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的身份，由此出现了代沟现象：凡是青年人喜欢的，对中年人以上的人来说，都是靡靡之音，都是不健康的。

邓丽君的歌声如同天籁，革命歌曲的时代终于一去不返了！刘文正和罗大佑带来了长达10年流行期的校园歌曲时代。

青年人的爱情，有了这些美丽歌曲，忽然变得浪漫温柔了——也终于走回了人性的正规。

1981

1．“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全国展开。礼仪之邦的中国忽然开始重新学说话了。

2．《加里森敢死队》。由流氓和罪犯组成的特工队在打击德国鬼子的任务中，我们忽然发现自己不能分辨好人和坏人了。

3．《少林寺》。让成百上千的叛逆少年离家出走到少林寺拜师学艺。

4．资生堂来到北京。德国威娜公司提供的洗发水威娜宝成为首个国外日用品品牌。

年度焦点：琼瑶教

对中国人来说，琼瑶已经成为一种宗教。是琼瑶教我们谈恋爱。林青霞、吕秀菱（女孩纷纷效仿她们的中分长披肩直发）、秦汉、秦祥林等偶像席卷了内地。18年后琼瑶卷土重来，《还珠格格》系列再次风靡神州。琼瑶是惟一能“毒害”三代青少年的华人女作家。

1982

1．《血疑》使山口百惠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从此白血病成为一种小说、电影、电视中最常见的疾病。

2．日本动画片《森林大帝》开播，讲述小狮子雷欧成长的故事。《森林大帝》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广告。日本广告商提供动画片，在节目进行30分钟后插播1分钟商业广告。

3．黄书泛滥中国。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玫瑰梦》被查禁，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焦点事件之一。黄书的出现意味着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淳朴道德开始动摇。

4．军装归来。对越反击战的隆隆炮声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街头上重现穿草绿色的旧式军装和布鞋、挎军用包的年轻人。

年度焦点：李宁

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一人夺得共7个比赛项目中的6枚金牌，这在体操史上尚属首次，被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李宁不仅是25年来第一位大众体育明星，也是最成功的一位。此后，他的名字成为中国本土最成功的运动品牌。

1983

1．美女封面。杂志和日历的封面上的大美女，引起妇联干部强烈反感。指责出版社侮辱女性。

2．精神污染。有人大代表提出，近年来大陆社会上出现“精神污染”，一些青年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嗜好裸女相片、色情录像和黄色读物。

3．《排球女将》。小鹿纯子展示“流星赶月”的发球和“晴空霹雳”奇门绝技扣杀时，中国女排正进入鼎盛时代。街上到处都是“纯子头”。

4．锅盖头。《霍元甲》的精武精神成为这个昂扬向上时代的背景音乐。黄元甲和梁小龙剪的那种前面有刘海、后面长及脖子的发型开始传染到年轻人中。

5．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张克莎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

年度焦点：春晚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主持的春节联欢晚会获得空前成功，从此成为中国人过春节的主要模式。春晚成为中国最大的造星厂和销金窟。

1984

1．健美操。年龄无分老幼，地域无分南北，女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穿上勒脚的紧身裤，全民操练健身操。

2．《我的中国心》让张明敏红遍南北，《我的中国心》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国歌”。

3．涉外饭店。长城饭店等涉外饭店纷纷建成，中国第一代优雅人士在此聚集，这些人多为暴发户，他们的生活方式多为体验式，美国友人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林茨果子牛油蛋糕，只有窗外的沙尘暴是中国货。

4．第一次公开招聘模特。中央美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上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数是待业青年。

5．街上流行红裙子：《红衣少女》中的安然掀起了穿红裙子的风尚。

6．录像厅如雨后春笋，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如饥似渴地接受港台片和好莱坞盗版片的“灌鸭式教育”。

年度焦点：流氓青年

长头发、花衬衫、喇叭裤、走私的电子表这些都成为定义一个时髦青年的要件……

1985

1．西方流行乐队首次在中国演出。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广州的演出轰动一时，北京的门票是5块一张，相当于普通中国人半个礼拜的工资，黄牛票卖到了25元一张。

2．万元户。万元户成为中国的顶级富豪。

3．高尔夫球合法化。长期以来被视为大毒草的高尔夫球和保龄球被正式承认。

4．中国模特儿首次登上法国T型台。在巴黎为皮尔卡丹表演。5月工人体育馆里，1.5万名观众欣赏了“有伤风化”的表演。

年度焦点：上海滩

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头戴礼帽、西装革履，白围巾轻拭鼻尖的绅士派头倾倒无数少女。确立了中国人优雅标准。

1986

1．朦胧诗。创造并统治这一时代的几人，改变了汉语的表达方式。

2．婚姻要件出现。“海陆（落）空”成为婚姻的基础。“海”指海外关系，“陆（落）”之文革期间被没收的财产落实政策后被退回来，“空”指有一个现成的单元房子能够马上搬进去住。婚姻往往要问“有多少条腿”，也就是有多少件家具。农村结婚讲究四大件：自行车、手表、风扇和缝纫机。城市结婚要求“四个现代化”：电视机、洗衣机、立体声和电冰箱。结婚的平均开销是3500元。中国人的婚礼“奢侈”起来。

3．奔驰开进中国。梅塞德斯—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4．比基尼。第四届全国健美比赛在深圳举行。比基尼女孩在台上的竞技，引起一场风波。

5．桌球进入中国每一个角落，逃学去玩桌球的孩子多如今天逃进网吧的孩子。

年度焦点：崔健

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风”，以齐秦、苏芮为开端，港台艺人大举登陆，“翻唱歌曲”宣告灭亡。这时，一个穿着黄军装、其貌不扬的家伙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摇滚开始走入还没有堕落的黄金时期。

1987

1．霹雳舞。“太空步”席卷中国，是当时最酷的舞蹈。有人在大街上跳舞，观者如云，堵塞交通。年轻人烫爆炸头。

2．肯德基。11月12日肯德基北京前门设立了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

3．“大哥大”横行。摩托罗拉首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始向国人推销的模拟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大砖头”），成为身份的象征。

4．街机。青年男子们因酷爱打游戏而在街头消失了。

年度焦点：第一批追星族

1987年的春节晚会上，费翔说有火，于是第二年大兴安岭就燃起了大火。从此，第一批追星族出现。直到15年后，我们才逐渐认识到：费翔是一个敬业的艺人，不是明星。

1988

1．《红高粱》。这部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作品，让那个糙老爷们的声音响彻中国。

2．“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神探亨特》的民主精神大普及。

3．人体摄影。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参观者多达22万人。

4．少儿不宜。电影《寡妇村》中出现露脐装被列为首部“少儿不宜”。

5．宝洁。宝洁带着飘柔、舒肤佳等产品来了，它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外资公司。

6．绿卡：中国第一次留学潮开始。

年度焦点：王朔

王朔的4部作品同时搬上银幕，他的流氓语言成为一种术语，他彻底融解了已经不堪的中国文化已经日益虚伪和刻板的那套面皮。王朔影响了一代人说话和写字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重新打量世界。

1989

1．模特职业化。首届“新丝路”模特大赛结束。

2．港台明星引进年：大批台湾歌星的盒带正式引进，形成自邓丽君以来第二次港台歌曲输入的高潮。王杰、童安格、姜育恒、张雨生、千百惠、小虎队、红唇族、谭咏麟、梅艳芳等港台歌星风靡一时。

3．王菲出道。她一度左右了流行的风向标，从熊猫眼、蝴蝶妆到晒伤妆，惊艳一时。

4．席慕容热。那时年轻人有两件大事：背英语、背席慕容的诗。

5．名片热：最时髦的小纸片上各种装模作样的头衔，有身份的象征。

6．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传唱一时，身体乃至心灵的归宿问题成为困扰人们生活的严峻课题。

年度焦点：宫廷风

“宫廷风”席卷中国，月饼盒与保健药的外包装上比比皆是。阔起来的中国人试图找回帝国时代的骄傲和雍容。

1990

1．“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围城》的忽然火爆，成为整个时代的隐喻。

2．《渴望》让让中国的普遍城市百姓和知识份子，回忆起“文革”那个特殊的充满辛酸和泪水的年代。

3．夜总会。在深圳、广州出现。奢侈开始成为时尚。

年度焦点：汪国真

朦胧诗太朦胧，不如看点简单的，汪国真的诗以手抄本形式风靡全国。5月21日，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出版，连续5次印刷，印数达15万册，成本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两年后，汪国真淡出人们的视野，诗歌的年代成为绝响。

1991

1．内衣外穿。麦当娜使这种风尚行销全球，也成为中国男人最喜欢的性感象征。

2．呼啦圈。呼啦圈全民运动，是当时最普及的运动器材。

3．卡拉OK。至今依然是娱乐的主流，不过在硬件上更专业化了。

4．“傍大款”和“养小蜜”如同瘟疫蔓延整个社会。

5．传呼机。今天短信的前身。买不起中文机的年轻人发明了一套表达爱意的符号系统。

年度焦点：金学出现

金学进入大学教授研究的范畴，武侠成学问，所谓的严肃文学和通俗已经没有分野。

1992

1．炒股。全民炒股从此开始，上海重现“轧金花”抢购风潮。

2．《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歌曲让大陆人有了自己的校园歌曲。

3．国际顶级时尚品牌集体进入。路易威登的第一家专门店在北京王府饭店开张，阿曼尼、夏奈尔和古琦、CD跟上。专卖国际中高档品牌的国贸商城开业。

4．洋酒。轩尼斯XO再次打入中国市场。无数暴发户无此酒不欢。

年度焦点：《编辑部的故事》

国产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笑倒了大半个中国。很多笑料都来自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种种不适应和尴尬。

1993

1．第一份吃喝玩乐的报纸《精品购物指南》创刊。

2．建国后第一本时尚杂志《时尚》杂志创刊。时尚类杂志从此登上历史舞台，至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优雅方式的主要媒介。

3．《北京人在纽约》告诉我们留学真相。

4．最大的商业化民间外语学校北京“新东方外语学校”成立。

年度焦点：《废都》废了谁？

《废都》出版，被称为“当代的《金瓶梅》”。正式印刷48万册，加上各种盗版发行量在100万册以上。

同样都有性描写，陈忠实的《白鹿原》却受到了欢迎。其实原因很简单，乡土作家贾平凹始终无法把握城市优雅之魂，像一个刚进城打工的农民一样，他迷失了自己。

1994

1．《过把瘾》让王志文和江珊成本年度最受注目的影视明星。他们那时的着装，在现在看来很有沧桑感。

2．第一部进口大片11月12日《亡命天涯》首映，主演哈里森·福特。

3．诺基亚接通中国第一个GSM移动电话。2003年，它挤下摩托罗拉，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供应外商。

4．宝马在北京设立第一个代表处。国人“开奔驰、坐宝马”的财富大梦想由此起步。

5．马来西亚零售商百盛进入中国，超市出现。

年度焦点：哈日

70年代人共同喜欢的《樱桃小丸子》、《灌篮高手》等卡通片，看《情书》、《爱情白皮书》等日剧，他们穿着松糕鞋和有短流苏的裙子，顶着一头纤维烫发，他们疯狂地热爱酒井法子、安室柰美惠、宇多光和木村拓哉。人们管他们叫小资。但是随着中日关系紧张以及韩流的崛起，中国人和日本人拉开了距离，在现在的中国公然叫嚣哈日，一定会被“正义人士”所扁。

1995

1．正版大片强势进入。进口分账电影成批进入，《北京青年报》率先称其为“大片”。这一年，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和汤姆·汉克斯的《阿甘正传》引人注目。成龙的《红番区》是首部在全球华人区同步上映的贺岁片。

2．口水歌出现，《大中国》响彻街头，毫无意义的口水歌猖獗一时，人们还处于春晚势力的笼罩下，我们的歌越俗越好。

年度焦点：《大话西游》

经典桥段被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人长期地大面积地引用，痴迷者要看上十几遍才觉过瘾。周星星摇身一变成为“后现代”掌门人和大陆大学生的偶像，这才是他所经历的最滑稽的桥段。

1996

1．搜狐网问世。张朝阳创办了这家门户网站后，成了时尚人物，受到国内媒体的追捧。他通过包装自己建立公司地位的办法堪称经典，尽管他长得的确对不起观众。

2．李保田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吸引了大批观众。连刘罗锅爱吃的芋头也突然热销北京。同该剧一同蹿红的还有饰演和坤的王刚。此后，他几乎包揽了所有和坤的角色。

3．《廊桥遗梦》。人们对婚外情开始抱有一种诗意的情怀。

年度焦点：韩流入侵

当哈日成为禁忌的时候，比日本更生猛的韩流趁虚而入。比韩曲更打动人的是韩剧，随便一部韩剧就能让中国人泪雨滂沱。安在旭、张东健、金喜善等韩国明星如日中天；从中国足球队到韩国汽车，韩国的一切东西都博得中国人青睐。

1997

1、MBA（工商管理学硕士）成抢手货。书店冒出各种MBA书籍。醉翁之意不在酒，MBA是贵族俱乐部的雏形，每次听课都如同一次商贸洽谈会。

2、拖鞋本是家居和澡堂里的专利，本年，大街上出现了趿着五颜六色的凉拖鞋的年轻女性，它们大多以透明塑料和真皮制成。

3、都市白领的标准着装成为时髦。

4、《心太软》。一首小男人的内心独白竟然轻而易举地捕获了数以亿计的脆弱灵魂。

年度焦点：香港回归

香港的回归使中国的大众流行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香港的时尚流行都能更迅速地渗进内地；香港娱乐圈的狗仔精神和八卦新闻移植到内地娱乐界。

1998

1．《还珠格格》。连续火了两年后，至今仍有电视台重播。女主角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从此新闻不断，成为话题大王。

2．“今年过节不收礼，除非你送脑白金。”脑白金就是恶俗文化的代言人。

3．内地第一部贺岁片，冯小刚登场，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票房电影。

4．《泰坦尼克号》赚走国人1.04亿人民币。

5．三家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网站在这一年诞生：联众网。成为全球最大华人游戏网站；腾讯公司更成为我们的第三种通讯工具，它的即时交流性使网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新浪网诞生，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网站。

6．“相约1998”。“来吧、来吧、相约酒吧”，酒吧文化席卷中国。酒吧迅速从优雅和贵族的代言人转变成摇头丸、吸毒、滥交、性乱这些肮脏的名词。

年度焦点：“伟哥”

蓝色药片其实并不只是帮助一些男人坚挺起来，更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思想的洗礼：我们终于不再回避食色性，从而直面我们的性福。

1999

1．星战迷，卢卡斯星战系列第4部《星球大战前传之魅影危机》在华首映，好莱坞大片征服中国。

2．湖南卫视的“欢乐总动员”栏目推出“超级模仿秀”，夺得本年度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桂冠。央视大哥地位渐渐失落。

3．1999年9月9日在整个20世纪再也找不出比这个日子更合适结婚的了，本着天长地久的美好愿意，中国婚龄男女有相当一部分都选择了在这一天结婚。

4．《常回家看看》。中国的流行歌曲依然没有摆脱晚会歌曲和节日歌曲的窠臼。甜腻的曲调和空洞的思想让人绝望。

5．痞子蔡。痞子蔡的出现，为已经陷入绝境的文学指明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网络文学。

年度焦点：美女作家身体写作

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成为潮流。乌鸦的妓女文学、木子美的放荡文学、甚至到了今天的芙蓉姐姐和真的用身体写作的青瞳老师，她们告诉我们：出名，就是生产力。

2000

1．MP3。MP3逐渐替代CD机成为主流音乐播放器。

2．“爸爸”掀起励志热。《富爸爸，穷爸爸》是第一本类型书，从此《谁动了我的奶酪》、《水煮三国》等励志书成为畅销书。

3．哈里·波特光临：哈里·波特系列丛书上市，同时电影和游戏也破门而入，中国与世界同步。

4.宽带中国人的信息接受能力以几何级数速度增长。

5．丁克。没有人知道爱能否永恒，那么何必要拖累？丁克成为社会潮流。

年度焦点：世纪末情结

一个世纪即将终结，人们惶惶不安，70年代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师说的“跨世纪人才” ，现在，大家终于跨了过去，可是，为啥没啥感觉呢？

2001

1．“传奇”缔造传奇7月，上海盛大网络公司引进大型网络游戏“传奇”。一年后，同时在线游戏人数突破50万人。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和机器斗的时代，《黑客帝国》的预言，已经开始兑现。

2．《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做成FLASH后随着网络火遍大江南北，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声音放到网络上去，此后的《刀郎》《两只蝴蝶》都是由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

3．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大受16——35岁之间潮流人欢迎，和柯南一样，大家都想做回小孩，我们实在是太累了。

4．同性恋不再被当作精神病。中国做了个美国28年前就作出的决定。

5．唐装享誉全球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国家领导人集体亮相，他们齐刷刷地穿着大红色和宝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中国唐装迅速流行，为期3个月。

6．《花样年华》带动旗袍热。片中张曼玉身着旗袍的造型性感、优雅，我们发现旗袍不只是服务员的工作服。

7．劳斯莱斯正式在内地建立了专门的展示厅。

8．主题餐厅引人关注：我们终于从吃转移到对吃的环境和意趣的方面上来了。

年度焦点：911

这一年，所有奢侈行为都受到遏制。世界沉浸在痛苦之中。

2002

1．手机短信拜年火爆春节期间，共有70万条短信从手机发出。

2．《谁动了我的奶酪》。小资教科书。

3．新同居时代异性合租风潮出现，虽然炒得火，但从之者寥寥。

4．小资成为昨日黄花，BOBO一词开始流行，虽然影响力不如当初的小资，但中产阶级的雄起让顾盼自傲的小资相形见绌。

5. 德国大众超过美国成为德国大众第一海外市场。满街都是桑塔那、POLO和帕萨特。QQ系列更成为白领的专宠。

6．F4。不知道我们的偶像为什么越来越弱智？男明星的迅速花瓶化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

7．野蛮女友。当男人变成弱智和花瓶以后，女人只有野蛮了。赤名莉香、会动粗会永不屈服的杂草杉菜都代表了时代的主流。

年度焦点：汤加丽

这本2002年9月出版的写真集，仍然跻身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它就是号称“中国第一本人体模特署名”的《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她是第一个敢于亮出姓名的写真者，由此她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女性，直到木子美的出现。

2003

1．木子美：我要一盒持久型杰士邦。

2．碧咸，你还穿短裤吗？6月18日，当弗洛伦蒂尼·洛佩斯以3000万欧元为皇家马德里买到小贝时，他知道买到了世界流行引擎。这个“涂指甲油，穿妻子内裤，4年换12次发型”英国男人，连飞眉骨上的十字胶布都成了全球男人疯狂模仿的对象。

3．地狱之音。8月28日，作为世贸大楼的安全负责机构———纽约新泽西港务局首次公开了世贸大楼倒塌前死难者打出的电话记录。也许只有聋子才能坚持听完这1，2000页原声记录，你会感觉到，这是从地狱传来的呼喊。

4．博客。木子美三个字火了博客两个字，于是成千上万人忽然都成了网络作家。

年度焦点：日本

近年来的中日之争，让哈日族和使用日本电器的中国人产生精神分裂的倾向，日本在文化上的确一直在影响着中国，但是从政治上彼此却无法相容。同时日本也在想象中与中国文化对接，比如12乐坊。

2004

1．小私。所谓小私，就是拥有自己的私人发型师、私人营养师、私人购衣指导等等，只要价格能接受，什么都可以私。

2．Thumbculture。拇指文化——打电脑，发短信，玩PDA，拇指才是当代最有用的“finger”。

3．IF一族。中产们还没完全在中国站稳脚，另一个生活概念“IF一族”（国际自由人，International freeman）又诞生了。

4．BJ=单身女人？BJ源自电影《BJ单身日记》女主角布里吉特·琼斯，已代表了这样一群女人：30岁左右、白领、感性、迷茫、小资情调、有抽烟喝酒熬夜等不良嗜好、向往完美的爱情和婚姻，并且，单身。

年度焦点：刘翔

当刘翔站在领奖台上时，全体中国人仿佛回到霍元甲打败俄国武士时的至HIGH境界。他证明，亚洲人同样可以在短跑领域战胜黑人，因此成了中国人眼中的神。所潜藏的品牌资源价值也是让人晕眩。刘翔用12秒91的速度跑进了中国富豪的行列。

2005

1．超女。超级女生在中国掀起的巨大风浪简直要比“麦莎”还要惊心动魄。我们震惊于FANS的组织能力，她们几乎像选举总统一样有效率运作。我们的时代标准是不是“中性美”？

2．芙蓉姐姐。芙蓉姐姐更像一个蓄意的玩笑，只是当事人不这么认为而已。

3．林志玲崛起。一个30岁的“老模特”忽然成为台岛第一美女，让人惊奇，她的忽然横祸更让人感到无常，但是我们发现比起超女，她还是典型的花瓶。人类的审美变得如此宽容。

4．康熙来了。小S肆无忌惮和搞笑风格以及蔡康永的性取向，让我们乐不可支。看过台湾的节目你很难再看大陆的访谈节目。

年度焦点：超女

超女对我们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一个节目的局限，它对我们的审美的挑战的意义是深远的，事实上它意味着专家模式下的所谓专业偶像的罢黜，人民的偶像，人民选！

作者：黄　桥等

第二篇：我们的黄金时代

跨国药企进入中国二十余年，无论是在生产制造、质量控制、医学研究、学术营销还是人才培养等方面，对于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都功不可没。尤其是诞生了西安杨森、中美史克这样黄埔军校般的企业大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一名医生转变成为一位医药营销人，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理解了科学营销就是要根据不同医药企业的历史发展阶段，基于市场全景的市场分析、竞争分析、政策环境分析，从而科学、有效地匹配企业资源，获得市场地位，部署企业未来发展路径。

首先，要考虑企业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其进行全景的市场分析、竞争分析、政策环境分析，客观地学习与解读相关疾病领域的诊断与治疗指南、处方认知与不满因素、学术热点与研究发展趋势。

其次，要有效而系统地进行产品营销战略规划，进行产品研究，构建客观证据、严谨的学术内容与有效传播、产品价值与市场准入优化、目标市场与产品定位、5P组合与营销规划。

最后，合理地匹配企业资源。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与业务目标，合理地拟定经营计划，配备内部资源，进行持续的财务控制与质量检核，稳步获得市场地位，部署未来发展路径。

当下，医疗健康产业已经来到深刻变革与重构的历史关头。随着药品价格放开、医药电子商务、公立医院改革攻坚、医保支付体系等政策的推进，我们又将面临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在此，有一点毋庸置疑，医药企业的发展必将回归到行业的本质与源头，未来的主流中国医药企业，一定是充分地理解“临床决策思维”与系统构建“科学营销体系”的现代医药企业。

作者：鄢浩宇

第三篇：“重构”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

一

从2000年至今，中国新诗已走过的这20年历史，自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可以在未来某一刻适时而发，为新诗创作和研究提供某些资源。在此前提下，“‘重构’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可作为一次总结后的问题再思。

时间回溯至2005年，在批评界还为已莅临5年之久的21世纪文学努力寻求命名契机，并已初步诞生“打工文学”“底层写作”“草根性”以及“世纪初文学”名称的时候，“伦理”一词也以不同的面相进入当代诗歌批评之中：2005年，由张清华撰写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就将“底层生存写作”这一“我们时代的诗歌”和“伦理”结合在一起，进而诞生了“诗歌伦理”的概念。同是2005年，《新诗评论》第2辑刊载了钱文亮的《伦理与诗歌伦理》一文。此文主要针对“当前一些来自诗歌之外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公共性概念”，指出诗歌界应保持“足够的质疑和批评”，并认为“有必要提出‘诗歌伦理’来申明诗歌艺术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由于钱文从坚守诗歌艺术本位的立场出发，与从“打工”“底层”的角度介入诗歌，为后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写作世界的思路形成了某种对立，所以，在之后围绕“诗歌伦理”以及“诗歌道德伦理”的争鸣中，其一直被引用且多受质疑，而对“诗歌伦理”的讨论也随即成为数年间诗歌界反复言说的热点话题之一。

如果仅从围绕“诗歌伦理”的角度考察相关的论述，那么，在2006年至2007年间，较大规模的集中探讨大致有三次。第一次是《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推出的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王永的《“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罗梅花的《“关注底层”与“拯救底层”——关于“诗歌伦理”的思辨》、冯雷的《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第二次是《南都学坛》2007年第1期推出的“诗歌与道德伦理研究(笔谈)”，包括吴思敬、张立群的《诗歌的“想像”与“真实”——从现象出发论“诗歌伦理”的问题》、张桃洲的《诗歌与伦理：批判性观察》、刘金冬的《诗歌的伦理責任与时代承担问题》、张大为的《诗歌道德承担的四个层次》。第三次是2007年《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3辑刊发的霍俊明的《诗歌伦理与深入当代》、龙扬志的《什么是诗歌伦理》，以及冯雷的《近年来“诗歌与底层经验”研究综述》。除上述提到的文章之外，对“诗歌伦理”的探讨还包括部分散落在文学期刊上的相关文章。鉴于“诗歌伦理”最初是从“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现象中生成，进而成为“世纪初十年诗歌”批评的重要关键词，是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着眼，“诗歌伦理”话题的争鸣还涉及2005年至2010年间(具体持续时间应当比此更长)发表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星星诗刊》《上海文学》《山花》《天涯》《文艺报》等刊物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以“底层写作”“中产阶级趣味”为主题的文章和对话，以及2005年召开的“世纪初中国新诗走向研讨会”，等等。【关于这几年间相关文章的概况，见冯雷：《近年来“诗歌与底层经验”研究综述》，《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7年第3辑。】而作为“潜在的历史”，对“诗歌伦理”的论辩还包括2009年4月“诗歌与社会学术讨论会”期间，钱文亮在发言过程中对众多引述其文章但并未完全理解其本意的文章的“回应”和“再解读”，以及霍俊明2010年的文章《重返“政治”和社会学批评——对21世纪以来一种流行的诗歌批评倾向的批评》和张清华的回应文章《什么“政治”，又何为社会学批评?——回应一篇批判文章兼谈几个问题》，【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和第6期。】只不过后两者更多涉及的是诗歌批评的方式方法和命名问题，已与诗歌写作本身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从2010年以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状况可知，“诗歌伦理”的话题虽有所减少，但理论界对文学伦理的关注度并未降低。2014年《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了“文学与伦理”的笔谈，共刊出聂珍钊的《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高楠的《文学的道德批评》、陆建德的《文学中的伦理：可贵的细节》三篇文章，分别从文学历史发展、文学批评和文学实践的角度谈及文学和伦理的关系。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到具体命名的生成与演绎，再到理论的提升与再度向文学扩容，包括“诗歌伦理”在内的“文学伦理”无论从普遍还是具体层面，均已具备了可以深入展开的可能与条件。至于在此基础上如何言说，则不仅是一个视野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讲述的问题。

二

尽管对于“诗歌伦理”一词的理解见仁见智，但作为亲历者，我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诗歌批评界在当时对其质疑者居多，而作为当代诗歌的实践者，诗人们更多是将其视为把诗歌之外的东西强行植入诗歌，为诗歌写作增加负累而不以为然。【如笔者在2008年4月接受《汉诗》(季刊)杂志邀请写一篇对于“诗歌伦理”质疑的文章时，邀稿者(是一位著名诗人)的态度就大致如此。后来，我选择了分析概念生成的方式写了题为《身份与权利、表意的策略及其时空生存状态——重估世纪初诗歌的“底层写作”等相关命名》的短文，发表于《汉诗》2008年第2季。】结合这样的现实，“诗歌伦理”在当时产生争议并最终偃旗息鼓似乎已成定局。然而，从学术研究和当代诗歌的发展现状考察“诗歌伦理”，问题似乎又没那么简单。

历史发展原本曲折无限，许多命名的出场虽看似偶然，但其背后往往隐含着必然的因素。当十年之后，我们以客观的态度从远处回望，不难看到“诗歌伦理”从现象到命名及争议的症结所在。为了能够将问题说得更为透彻，我认为有必要先交代如下两个前提。其一是文学批评(包括诗歌批评)的使命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诗歌伦理”是将社会学概念引入文学批评，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及其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并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与文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及时追踪文学热点现象，为其命名，甚至是“制造话题”，进而引领一时之风潮。文学批评的边界可能更加模糊、更少历史的沉积，文学批评极有可能在未来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学术的推敲，但这样的后果并不应当由批评本身来承担。今日之批评为来日之研究奉献了丰富的文献史料，而其价值更多地应当交由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去发掘、整理，在此过程中，批评家所需的只是同时具备独到的眼光、发现的能力，以及可以自圆其说的阐释就足够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的是，当代文学批评甚至是当代文学研究出于对新意的追求，正日趋呈现出“跨界批评”的倾向——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断通过借用文化研究等新的理论话语，或是通过引入其他学科理论保持自身的前沿性和新鲜感早已屡见不鲜，而日趋年轻化、不断扩大的批评与研究队伍更使传统文学批评和研究范式遭遇强烈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我们当然期待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融入生命体验的和有见地的文学批评的出现，但这一期待并不意味着漠视、排斥，甚至取消其他样式批评的实践及其相应的合理性。

其二，“诗歌伦理”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处于变动的状态。也许，对于部分当代诗人来说，“诗歌伦理”的提法有些不伦不类，甚至是空穴来风，但如果我们放眼历史，“诗歌伦理”的提法一直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孔子的一部《诗经》，不仅确立了古代诗歌“思无邪”，可以“兴观群怨”，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温柔敦厚”“美刺”等诗教传统，而且还确立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写作伦理和批评伦理。现代诗歌即新诗作为中国诗歌的晚近阶段，虽以“反传统”的姿态和现代化的追求拓展了自己的历史，但显然其自生成之日起就笼罩在传统浓重的阴影之下。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学的开路先锋，虽都在不同场合和文章中多次否定过诗教传统，但其或是出于矫枉过正的立场，或是部分否定传统的腐朽落后之一面，都使新文学自生成之日起就与传统保持着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具体至新诗，胡适的白话诗尝试虽使现代诗创作自生成之日起就面临着世俗化的趋势，但其使引车卖浆之徒皆可读诗、写诗的策略，却因为符合“平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的标准，而适应时代对诗歌的要求，暗合“群”的逻辑。20世纪20年代后期兴起的左翼诗歌，虽在相当长时间里因“大众化”以及“工具化”“概念化”而被认为艺术性不高，但必须看到的是，在“大众化”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思想启蒙和革命文化教育的诉求，因而具有时代、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合理性。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

结合以上两点看21世纪最初10年的“诗歌伦理”命名及其争鸣，作为研究者，我们首先应当在学理上承认其合理的一面。在“打工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多，诗歌写作在客观上日益关注社会底层，甚至是许多“打工者”开始动笔参与写作的现实背景下，将包括“写底层”和“底层写”在内的“底层生存中的写作”与“时代的诗歌伦理”【见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联系起来并无什么问题。反映现实生活、书写时代，本就是“诗歌伦理”的一部分。同时，将“我们的时代”作为“写作伦理”的修饰语，也充分显示了批评的使命和应有的尺度。同样地，如钱文亮文章中的“有必要提出‘诗歌伦理’来申明诗歌艺术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式的提醒，则因为强调诗歌的艺术性即基本的审美属性，也遵循了业已形成、被普遍接受的“诗歌伦理”。至于原本应是出自一家的“两位兄弟”最终给人留下了“相互对立”的印象，在我看来，除了因为望文生义而人为地割裂了“诗歌伦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之外，如何更为客观、合理地表述和全面、公正地理解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

三

何谓“诗歌伦理”?这个多层次同时又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如果从“伦理→诗歌伦理”的角度加以解读，恐怕会因为伦理自身的古今之异、中西之辨而落入命名的陷阱。“诗歌伦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有其特定的言说范围。“诗歌伦理”是诗歌创作过程中为实现真善美而遵从的原则、规范及其有效的实践方式。“诗歌伦理”是比“诗歌道德”更小的概念——如果“诗歌道德”的命名也可以成立的话，“诗歌伦理”是“诗歌道德”的实践层面，因而具有时代性和可塑性的特质，但从评判角度上说，它无法拒绝以道德的尺度加以衡量。

中国诗歌历史悠久且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所以在经历长期发展和阐释之后，已形成了前文所述、可以追溯至《诗经》的诗学传统。这一传统既涉及诗歌创作，又涉及诗歌批评，在经过充分的时间积淀之后已超越了历史，稳定而绝对，成为中国“诗歌伦理”的普遍价值。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中国诗人的创作、每一个批评者的阐释，进而成为后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自觉遵循的原则和律令。与“诗歌伦理”的普遍价值相比，具体实践过程中“诗歌伦理”还有时代性和可变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新诗的历史上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则新诗表现的现代价值与传统有很大不同，造成其伦理价值易于和普遍伦理形成某种张力;二则新诗天然的近距离，也易于人们在考察其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发现其这方面的特性。“诗歌伦理”的时代性及可变性决定其具体的言说离不开特定的语境，而具体实践意义上的“诗歌伦理”又是诗歌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交融、对话的结果。具体的“诗歌伦理”可能在外力的作用下换取了诗歌的艺术性、削弱了其贵族氣质，但其强调诗歌功用意识的内在需要却让我们无法过分地苛责历史，诗歌审美与功用的二律背反同样是“诗歌伦理”可能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诗歌伦理”有特殊性的一面也正在于此。

从世纪初围绕“诗歌伦理”产生的争鸣，我们不难看出，恰恰是“诗歌伦理”特殊性一面占据了上风，才使这个本可以进一步深入的课题未及大面积展开便草草收场。“特殊性”虽代表着生动的个性，符合世纪初诗歌“个人化”的趋势，充满活力;但只强调“特殊性”则极有可能使本属同一事物的不同层面彼此孤立、各执一词，从而走向事物的反面。为此，我们有必要区分“诗歌伦理”，特别是当代语境下“诗歌伦理”自身的不同维度与多义层次，而后方能在“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同时，实现“诗歌伦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立体呈现。

为了能够全面揭示“诗歌伦理”的内在构成，笔者在结合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将其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其一，心灵感动的层次。任何一首诗的创作就其孕育和起始阶段来看，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心灵的触动，而后才是“缘情”与“言志”。没有心灵感动的诗歌是模式化、概念化的，缺少内在的生命力。同时，只有经历心灵的感动，才能全面展现诗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和诗歌所要表达的喜怒哀乐。心灵感动承担着诗歌创作中的“真”，虽常常只是一闪而过、带有“非理性”的直觉，但这个并不具备任何评判价值的层次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诗歌伦理”最具道德价值的部分。其二，思维观念的层次。思维观念层次同样与创作主体关系密切，但受业已形成的理性原则的制约，同时，也不可能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简言之，思维观念的层次决定诗人在具体创作中的诗歌想象方式，它不仅包含诗人可以明显意识到诗歌创作时应有的美与丑，而且还包括诗人对于自己创作主观判断上的对与错。思维观念的层次最能显现诗教传统及“诗歌伦理”普遍价值对于不同时代诗人的影响，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一个诗人对于时代文化的深刻感知。其三，语言伦理层次。语言伦理层次顺应思维观念层次，自然强调诗歌语言及形式的美感，同时诗歌的语言伦理层次还意味着与现实对话过程中如何保持固有的美学品格。语言的伦理层次最终会营造出一种诗歌风格：或是雄浑苍劲，或是唯美灵动，而其表现手段往往是通过对“差异”即“陌生化”和“难度”的追求展现一个诗人的个性，至于其拒绝与回避的自然是语言的媚俗与放纵。其四，意义功能的维度。诗歌写作必须要承担某种意义，具有某种功能，通过有价值的思想内核，唤起读者某种情感的共鸣，获得审美的愉悦，这是诗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本。否则，诗歌必将成为一堆空洞的符号或是一堆漂亮的废话，无法肩负写作的使命。其五，阅读鉴赏的维度。诗歌写作可以追求难度，但必须限制在可以阅读鉴赏的范围之内，否则诗歌将无法进行有效的传播，自然也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一般来说，现代诗歌由于使用现代汉语，本不必过分担心阅读时存有阅读的障碍。但诗歌可以阅读鉴赏显然不能仅仅停在读懂文字的程度，从艺术的角度上考察，诗歌可阅读鉴赏其实在客观上要求诗歌是一种“有意味的写作”和“有意味的形式”，而后才能在“得意妄言”的感悟中形成诗歌阅读与鉴赏过程中的良性互动。

以上五方面虽以历时性的方式讲述，但在具体展开时它们是以共时性的方式共同支撑着诗歌的伦理。它们当然可以进一步区分，如前三个层次可纳入诗歌创作主体维度，而“意义功能的维度”和“阅读鉴赏的维度”之所以以维度而非层次言说，是因为它们已脱离了创作主体，或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或已完全进入阅读、接受和传播的环节。“诗歌伦理”正是由这些要素构成并在和历史、现实的交流对话中不断呈现新的面孔，进而塑造出自身实践的品格。

四

任何一个议题的出场，特别是时隔多年之后的旧话重提，都肯定包含着相对于当下的现实所指，这一逻辑自是同样适用于本文所言的“诗歌伦理”。如果我们采用一种逆向思维，或许会得出“诗歌伦理”的此刻再现是因为近些年诗歌正隐藏着某种伦理的危机，而一旦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又当如何高扬“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呢?

“我们时代的‘道德议程’充满了过去时代的伦理学家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到的题目，因为它们没有被清楚地表达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1页，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鲍曼这段话道出了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由于网络科技和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事物及其价值都无法像之前那样可以准确地判断，人们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时代——日常生活速度变快，竞争比率增大，城市化进程使生存居所从平面转向立体空间，增加了生存的孤独感与围困意识，还有经验、交流以及日常生活方式正日益遭受技术的异化，网络技术虽以快捷的方式缩短了时空距离，但同样也限制了人们的情感和想象力。在此背景下，人们会因为生存焦虑而倾向于务实的原则，进而使一部分读者无暇于品读并逐渐远离了诗歌。当然，远离诗歌还与消费时代兴起弥合了大众文化和高雅艺术之间的鸿沟、流行文化占据大量阅读空间等有关。除此之外，网络新媒体还凭借其技术优势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从而使传统纸媒从写作到发表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诗歌不再像往日那样高高在上处于文学的顶端，而是走下神坛成为失意的贵族，从写作到评价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那些仍旧不改初衷坚持写作的诗人，我们必须抱有敬意，因为在他们身上寄寓着诗歌的希望和未来，但若换另一个角度，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诗歌日趋进入一个狭窄的空间，圈子化，自说自话，与时代、社会现实对话能力持续减弱，正成为我们时代诗歌的处境。

应当建构一种“诗歌伦理”，以便更好地把握和处理21世纪以来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种来自诗歌内部的需求既决定我们时代的诗歌观念，同时也决定着诗歌的未来。应当强调一种“诗歌伦理”，或至少是关于诗歌的伦理意识，以确立当代诗歌的写作秩序和评价标准，提高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整体水平。应当逐步确立完整的“伦理观”，缓解“诗歌伦理”整体化和个人性理解过程中的张力，为当代诗歌带来新的课题与认知领域。没有行走意义上的当代“诗歌伦理”，就无法全面理解“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在主客体方面具有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相应的现实关怀。同样地，缺乏正确的“诗歌伦理观”，则不能看到我们时代的诗歌正在时代的推动下悄然发生着改变。诗人需要通过有效的写作呈现、深化这种改变，而更为直接的是，“诗歌伦理”有助于确立一种关于诗歌的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减少因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网络化思维而诞生的表演式的诗歌、哗众取宠的作品、失度的“身体风暴”，对抗没有诗性的书写、非诗与伪诗的流行与效仿，对抗过度沉湎于自我、片面理解“个人化”写作、创造性和能动性日渐萎靡等问题。

考虑到这里所说的“诗歌伦理”主要指向近年来的诗歌创作，它在面对传统诗歌的“诗歌伦理”时常常让人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所以，我们更应当强调其建构过程中有效的“介入方式”。“毫无疑问，‘介入’需要一种道德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一种美学的力量。对于诗歌来说，‘介入’的道德，首先是一种对于语言的道德。而‘介入’的美学则须通过‘介入’的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其价值。”【张闳：《介入的诗歌——九十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诸问题》，孙文波、臧棣、肖开愚编：《语言：形式的命名》，第317-3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张闳在20年前对于90年代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与思考在今天读来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介入”的诗歌不仅意味着从观念到诗艺再到文本呈现的“过程伦理”，更意味着诗歌面向时代、现实、社会时对话能力的增强。“介入”的诗歌会将诗歌的“词与物”紧密地联系起来，言说及物，以历史、道德、美学统一的方式表现深刻的现实关怀，拓展诗歌的叙述和生存空间。

也许，在多年以后，人们重新面对今天的诗歌，谈论的或者说留下的记忆只是我们时代的高端写作，即最具探索性、艺术性以及影响力的典范之作。但立足于当下，我们却需要，同时也会真切感受到一种紧迫感：“诗歌伦理”的出场与普遍的自我认同，可以呈现更多执着写作但被诗坛浮躁之风遮蔽的“沉默的诗人”。同时也是提升当代诗歌自我约束力、凝结出优秀之作的必经之途，通过“诗歌伦理”，当代诗歌将获得充分的公共参与意识和历史意识。

五

从2006年10月参加“新世纪中国新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到2009年4月参加“诗歌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当代诗歌“适度公共化”“适度政治化”，一直是我反复陈述的观点，这一及至晚近也初衷不改的观点，在多年间不乏和多位诗歌研究同行产生共鸣，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一直没有找到强有力的、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诗歌“适度公共化”“适度政治化”并不是个新话题，它不过是相对当代诗歌的处境和现实有感而发。从理论上讲，它完全可以参照特里·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观点来解读，即“我用政治的(the political)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的種种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s);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是它们在将自己的学说作为据说是‘技术的’‘自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来之时的那种盲目性”。【〔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196-197页，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如果将上述言论的“文学理论”替换成“诗歌”和“文学”，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同样地，如果我们借用鲍曼的“‘承担责任’与其说是社会调整和个人教育的结果，不如说它建构了萌生社会调整和个人教育的原初场景，社会调整和个人教育以此为参照，试图重新框定和管理它”，【〔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序言第1页，郁建兴、周俊、周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考察我们时代的理性与道德存在，那么，当代诗歌显然也无法置身事外，需要拥有、履行并实现一种“担当”。而从实践上讲，诗歌“适度公共化”“适度政治化”，其实是期待当代诗歌能够走出狭窄的空间，通过书写时代表现自身的现实关怀，密切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当年以“在生存中写作”为议题进而推动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以及“诗歌伦理”，本就着意于此。除此之外，从当时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势看，写实性、民生关怀也是众多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和各级文联、作协评奖的重要原则与标准，只不过，从“诗歌伦理”的生成和发展来看，这种趋势虽为批评所触及，但却并未深入。值得一提的是，其间诗坛虽一度掀起诸如“地震诗”的热潮，但这种主题式的、现象式的涌动却由于其外在的、暂时的波动，很难承担起诗歌“适度公共化”“适度政治化”的全部。为此，“诗歌伦理”的再度出场肯定还需要现实语境提供堪称历史性的机遇，才会在拥有坚实基础的同时获得时代的合理性。

我是在谈及“新时代诗人主体的自我建构”时再度与“诗歌伦理”相遇的，

①并由此打通了困扰我许多年的难题。“新时代”不仅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且也为当代诗人提供了新的写作空间。“新时代”文艺思想在为当代文学确立总体方向的同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代诗歌的创作理念和相应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新时代”文艺思想还会贯注到当代诗歌生产、传播和阅读等各个环节，确立一种新的评价标准和舆论导向，从而深刻影响到当代诗歌的写作方式与精神面貌。当代诗歌将由此实现“个人化”写作方式的转换，抵达更为广阔也更为深入的领域。在告别或是纤弱无力或是空洞无物、狭窄局促且肤浅表面的写作之后，当代诗歌将再度焕发自己纠正、宣示的力量，通过语言建构弘扬价值。而当代诗歌多年来略感停滞的写作机制将以“介入”的方式被重新适度激活，在打开一片新的空间视域之后与时代同步，并在展现新质与活力的同时重构自己的文学地位、专业能力与专业精神。

回顧21世纪以来2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虽有一些话题已对其历史进行了十分恰切的描述，而在话题之外，当代诗歌也从不乏以自我的行为方式(如各种诗会活动、民间评奖等)不时为其制造一些热点，甚至是热潮，但热点与热潮显然不是高峰与高潮。从漫长的诗歌历史来看，20年的光阴或许只是匆匆一瞬，不应有过多的要求;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无论是时代社会，还是诗歌自身，都会自然而然地有不满于现状、有所期待的意识，甚至理想。是以，“诗歌伦理”虽无法为诗歌制订某种规约、律令式的物化标准，而只能像道德、伦理一样作为当代诗歌写作的内在理念和言说尺度，但其现实意义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诗歌伦理”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对诗歌的基本要求，积极回应;它不仅有助于诗歌走出“个人化”“圈子化”的泥潭，还可以拒绝说教式的、表演式的、浅表化的写作，使当代诗歌在重获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同时，重构自己历史与文化的想象力。重构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是一个契机，同时也是当代诗歌与时代对话、思考其合理路径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当代诗歌将由此获得创作与艺术的生命力，其研究的视野也将由此获得一次新的打开。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17JJD75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立群，文学博士，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① 见张立群：《“新时代”诗人主体的自我建构——兼及写作的道德伦理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张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