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们的时代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新时代我们的时代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当代成功的教育，首先一定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如果对现在和未来社会的需要不了解，就难以把握住当前培养孩子的关键内容，培养的方法也会出偏差。虽然教育是一项永恒的事业，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很强的时代性。不同时代出生的孩子，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尤其在这飞速发展的当代。

第一篇：新时代我们的时代论文

传播与我们时代的政治

在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知识领地蕴含了影响众多当代政治问题的潜力，这就是信息传播。无论是对“平的世界”、“全球公民社会”这些总体历史状况的热情憧憬，还是对民主、平等、自由、公共性等现代政治议题的激烈辩论，无论是欢呼新经济和创意阶层的兴起，还是哀叹碎片化和功利性的“后现代状况”，我们都无法忽视媒体和传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对传播现象的认识本身就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然而，当代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很多潜在逻辑和冷战时代的知识遗产却常常制造理解这些传播现象的政治阻碍。一方面，以媒介为中心，以发展为确定前提的技术决定论和抽象经验主义拒绝将传播现象放在历史与权力关系中考察，由此搁置了任何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些追求普遍规律的媒介知识虽然不讨论政治，但是却一刻不停地提供政治。“威权对自由”、“国家对市场”等万能公式常常被不假思索地确立。例如，随着网络信息沟通的逐渐发达，近来时髦的新媒体研究常常乐于营造技术发展将带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乐观氛围，却忘了回答众多前提性的问题：都市中产阶级的媒介表达在特定文化意识背景下如何具有民主和进步的充分代表性?传播的“民主化”是否仅仅等于“国家”的退却?媒介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新型社会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是什么样的“政治”限制了理解传播的知识质量呢?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新出版的文集《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直接回应了这些普遍流行的传播观念。此书以丰富的经验材料和新颖的视角讨论了大量有关全球传播和中国传播的现实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信息传播业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更为我们探讨传播与当代政治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可能。

传播与“平”的政治

信息传播业从来就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分割，无论你说它带来了“大同”和“民主”，还是说它助长了舆论控制和战争毁灭。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一部远距离通讯和国际传播的发展史，既可以被书写成一部殖民扩张史和冷战史，也可以被书写成一部科技发展史和民主进步史。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更为人熟知的是后一种历史。

当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中想要向读者证明这个世界正在变“平”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共产党宣言》竟是颇为切题的论据。于是，一个全球自由市场的预言家竟大段引用了十九世纪号召底层造反的革命宣言。然而，弗里德曼可能忘了，人类刚刚经历的二十世纪历史几乎颠倒了《共产党宣言》的原始方案。在这段“极端的年代”中，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据阶级、民族、种族等可识别的身份组织起来的联合反抗并没有让马克思预想的冲破所有空间和文化区隔的“无产阶级化”真正出现。而弗里德曼所欢呼的“个人解放”的大同年代正是在终止二十世纪革命这一奇特的历史进程，并在文化上钳制任何重拾(再创造)这段历史遗产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开的。直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再次来袭，我们才发现二十世纪反体制运动所针对的问题，在“平的世界”中一个个地重现了。

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曾经指出：“资本无止境的累积过程需要‘权力无边’的政治结构，能用不断增加权力来保护不断增加的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传播领域的变化显然至关重要，它不仅自身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产业，而且通过对舆论的塑造容纳了剥夺与抗争的权力消长。当我们回顾全球信息传播业在这段“平”的历史中的转变历程时，不难发现以“解除规制”和“自由市场”为口号的媒体变革实际上成为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实现国际资本力量重组这一“政治工程”的重要铺垫。

赵月枝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段历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作为“平”的政治的重要工具，传播业在“市场化”的招牌下，出现了两个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构转变历程：

首先，在民族国家内部，各国传播业中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普遍衰落，资本逻辑的主要政治障碍被拆除。如果说私有化、为资本松绑和国家从公共服务领域中退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司空见惯的政策潮流，那么各国大众传媒和电信业的转型则是这一潮流的直接体现。例如，公共或由国家严格管制下的商营广播电视曾被认为是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维护社会公益的“公共讲坛”。然而，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强调公共性的广播电视业与其他国有产业部门一起不断地被新兴的意识形态攻击，其中既有“市场竞争”、“自由高效”等经济上的说辞，也有“消费者至上”、“多样性选择”等文化上的鼓噪，在资本力量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推动下，一个传媒业的“市场化热潮”率先波及了几乎所有欧美国家。具体形式是国家大幅削减对广播电视业的财政补贴,与此同时“放松管制”，即为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并实行大规模兼并松绑，让资本、广告和其他商业性收入支配传媒业的发展。

其次，传播领域内的权力重组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迅速向全球蔓延，并改变了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从国际传播的治理体制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商业贸易规则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理念代替了文化自主和多样性的民主诉求，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倡导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日渐式微，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则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构。这一轮治理体制调整的制度性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资本为导向的媒体体系的形成。这不仅体现在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等传媒巨无霸的崛起，还体现在各国的文化生产都开始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商业化的媒体生产方式在“本土形式”的伪装下扩散到全球各地。

数十年的改革之后，“独立性”、“专业主义”、“社会公益”、“公正准则”、“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这些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传媒业的金字招牌在商业大潮中一个个地褪色了。为资本松绑的传播政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兼并行动和全球性超级传媒王国，从而使传播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资源集中和垄断，击碎了名义上的市场竞争带来多元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许诺。

这场传播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化为全球范围内阶级力量的重组带来了双重效益，它不仅借着新技术和新经济的东风为资本增殖开拓了领地，更通过创造一个后现代的“单向度社会”，促进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营造出缺乏政治想象力的保守文化氛围。赵月枝用“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来概括这一历史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概念揭示了“平的世界”这幅绚烂多彩的帷幔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极权般的新型统治制度。文化观念和所有权都高度统一的信息传播业不仅忙于制造都市消费者的无限需求和选择，忙于生产对“帝国”体制的赞美和承认，而且正以无与伦比的权力过滤和打压着另类的政治话语。当然，“帝国”理论是否能够将二十世纪的政治遗产一笔勾销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崛起的特殊路径更是给这些“后现代”的政治方案出了难题。

传播与“接轨”的政治

在近几十年“全球化”的欢呼声中，我们常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那些遥远的离我们越来越近，而原本近在身边的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我们观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上海世博中国馆”中的国族史叙事时，竟发现数千年前的古老文化直接与当代的“同一个梦想”接驳，民族解放和大众革命的现代历程完全无法在这些盛大的展示中觅得一席之地。在空间上，全球都市中的金融信息、明星趣闻和时尚潮流整天包围着“世界公民们”，而那些过去通过“民族国家”或“第三世界”的认同与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边缘社会群体现在却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只是“人道的”关怀和文化上的猎奇。

作为对“平”的积极肯定和呼应，“接轨”的观念渐渐植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知识精英的“政治无意识”当中。这不仅体现在他们集体性地对自身现代历史经验的遗忘和清理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特定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体制那种天真的“反历史”阐释上。

要了解新闻传播界的“接轨”意识，赵月枝对中国媒体一九九九年“入世”报道的话语分析是再精彩不过的例子。通过对“入世”前夕中国国内各种报纸的数百篇相关报道进行研究，作者发现这些新闻内容不但系统地抹去了中国长期缺席GATT/WTO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原因，而且边缘化了正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全球化抗议，并最终通过将城市富裕阶层的利益指代为“老百姓”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来拒绝对这一经济进程的复杂性进行客观呈现。作者敏锐地捕捉了“入世”这一词汇在中国都市中产阶级政治思维中的深刻含义，即“重新进入新世界，成为国际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接轨意识下，“入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实质经济影响当然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媒体也自觉地放弃了“专业主义”的平衡原则。

文化传播领域的“接轨”观念只有放在改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社会角色和文化意识变迁的脉络中才能透彻地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将原本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和“思想工作者”部分地转变为面向市场的文化商人和文化劳工。这一过程在九十年代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中达到高潮。媒体从国家获得的行政拨款越来越少，从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则越来越多，因而相应地建立了与利润最大化目标配套的内部激励机制、管理手段和劳动关系。这些运营方式的变化进而又使得国家的行政调解和思想动员能力进一步减弱。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占据天然优势的群体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先前为国家独占的公共传播资源。因此，这场改革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播资源的准私有化过程。

在中国经济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体制的疏离创造了他们与多种政治经济集团进行有机“接轨”的条件和可能性。那些既没有完全脱离国家保护，又顺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个“新体制”的传媒业者构成了中国社会一股越发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力量，逐渐形成可以影响日后中国政治经济进程和社会舆论的相对独立的“都市传媒知识分子群体”。

从文化意识转变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业者的第一个反应是摆脱“政治”和“阶级斗争”对传播活动的影响。在当时新闻界的讨论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一是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认识论，即对职业新闻实践的非政治性理解和对“专业性”的强调;二是都市职业传媒机构的独立自主始终被直接等同于社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进步。这在事实上创造了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取国家传播资源的道德基础。相对于传统媒体体制的“党性”理论，知识分子提出了媒体的“人民性”理论。但这一群体“代表人民”的合法性却被搁置不论。以此为基础，改革时代的传媒业者一直视自身为社会的公器。只要媒体脱离了国家体制就具有了天然的“公共性”，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在传媒业改革初期的文化意识中，国家体制常常被简化成一个指令性和束缚性的落后制度，因而这套体制中的所有思想元素几乎都被传媒业者所抛弃。由此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都市职业传媒机构“公共性”和“代表性”的宣称正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和“通讯员制度”等知识分子与基层的沟通机制逐渐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矛盾状况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城市改革出现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状况下，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审美”和社会知识上对抽象规律的探求一起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严肃社会问题的实质性与公共性讨论。与此同时，在令人目眩的商品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动员”下，这一群体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将“现代化”与源自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建立了等同关系，因而市场专业主义的新闻操作和媒体制度本身就被指认为现代的、先进的和民主的，这一点几乎用不着讨论了。

然而，如果按照“平”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蕴含了非常多的“不彻底”要素。国家在改革中并没有放弃媒体的所有权，媒体管理者仍然身兼国家干部的身份，各种舆论的调控和内容的规制也还存在，商业价值和市民品位不时受到干预而难以彻底确立，市场新闻业的价值守则也常常被挑战。这些状况与中国社会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转型一样，表明了中国的改革过程并没有采用“休克”式的“接轨”路径，而是保留了大量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并不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摸索前行。从思想文化上来说，这种不彻底的局面与“接轨”的政治无法共融，因而都市传媒业者对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满时时出现在网络甚至报端。从政治经济上来说，国家所有权的保留对受惠于占有传播资源使用权和间接使用权的各种群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可能推进的发展转型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关系可能进行新一轮调整。整个社会的发展观念和文化政治在悄然发生变化，这自然对开放市场下的受益者及有关知识分子造成了压力，并不断体现在大众传媒，特别是沿海都市传媒对各种新闻议题的选取和报道角度上。这些传播业的复杂状况和矛盾给我们时代的政治走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传播领域内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识将成为影响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问题，因而有充分的理由被列入知识分子公共讨论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单。

(《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赵月枝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58.00元)

作者：王维佳

第二篇：重新认识我们的时代

当代成功的教育，首先一定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如果对现在和未来社会的需要不了解，就难以把握住当前培养孩子的关键内容，培养的方法也会出偏差。

虽然教育是一项永恒的事业，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很强的时代性。不同时代出生的孩子，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尤其在这飞速发展的当代。教育只有在符合时代特点的时候，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如果忽视时代特点，在陈旧观念指引下努力，反而会成为发展的阻力。因此，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必须先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

有些教育工作者有一种误解，以为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怎么会不了解这个时代?其实，这几十年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是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时期，如果对“急剧变化”这点估计不足，就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送见面礼的故事

我们在某小学一年级实验班进行新课程研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

刚刚开学一个多月，实验班的教师向一些教研、科研专家做“汇报课”。下了课，只见一个小姑娘走到一位漂亮的女教研员面前，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落落大方地说：“老师，初次见面，我特别喜欢您，很想和您做朋友。请接受我的见面礼。”接着，她从兜里掏出一张50元的钞票递给这名女教研员。

这名女教研员可能没有思想准备，赶忙站起来，语无伦次地说：“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初次见面……可是我没有带礼物……我把这50元钱还你得了……”

那天，在办公室，课题组成员自发地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这个六岁小姑娘送见面礼的举动，充分反映出时代对孩子的深刻影响。

一是小姑娘懂得交往的重要性，并善于主动交往。小姑娘可能并没有听说过一些专家的诸如“21世纪是交往的世纪，一个人如果不善于交往，在21世纪将无法生存”的论述。但是，她在当代现实的生活中，密切接触周围人群和大众传媒，通过耳濡目染，她有了认识，有了实践，有了体验。

二是小姑娘懂得了货币的作用。小姑娘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情下，货币处处可见。她对货币的交换价值颇有体会，因为“初次见面对老师不了解，贸然买了礼物，万一不喜欢多不好，干脆给老师50块钱，她愿买什么就买什么”。

这就是时代给每个人打下的深刻烙印。社会的急剧发展，使得每隔10年甚至5年诞生的孩子，就有着十分显著的不同特点。对这些特点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是搞好当代教育绝不可缺少的。

当今时代有很多特点，我认为至少有四个特点值得重视。

一、走向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它是以知识、智慧和创新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的。

这种以知识密集型和智慧型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挑战。发展现代科技、培养创新精神，成为当今教育的历史使命。

但是创新精神不是空中楼阁，它的出现要建立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而中国由于长期处在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由此形成的各种传统意识，使人的发展没有完全摆脱联结于血缘、地缘纽带中的人依赖人的关系，因而独立人格发展普遍不成熟，个体的价值得不到尊重，所以就缺乏培育创新的土壤。

市场经济的出现，对我国最大的贡献是使独立人格成为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如投资方向、决策能力、自我推销、自我表扬都需要善于合作、有创新精神的独立人格)。与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相对应的是人的主体性。因此，培养孩子的自我教育能力并坚持创新，是符合时代发展的第一要求的。

市场经济体现物的价值，必然关注人的价值。但市场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会对价值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这点也是在当前教育工作中需要注意的。

二、走向全球一体化时代

人类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前发生了生存状态的根本性改变，人类逐渐走向互相依赖，结成整体，世界将成为一个“地球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促使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要把局部的利益和人类整体的命运联系起来。

在步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我认为应该明确地树立两方面的理念：一是尊重并善于学习全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二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积极挖掘精华，摒弃糟粕，跟上世界潮流，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双赢”理念的产生和“强强联合”举措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教育应该如何适应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教育中的“自主-合作”理念积极体现了时代的要求。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出现了新的交往格局，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中的频繁交往，使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型交往关系正在形成。

不过，网络是把双刃剑，网络使青少年认知方式出现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网络给了青少年获得丰富多彩的知识的极大便利，有助于他们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有一定虚拟化的环境中扩大和深化了他们的交往。另一方面，鱼龙混杂的信息，也会使缺乏辨别能力的青少年深受其害;网络的虚拟性也会误导一些青少年回避现实生活，阻碍他们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网络还可能造成青少年不善于甚至惧怕现实的社会交往。这些都是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三、走向晚辈文化时代

当社会发展缓慢的时候，长辈所掌握的文化尚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特征，晚辈通过长辈的传授，仍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时就是处在长辈文化的时代。许多人可能还会记得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

放羊娃的人生

若干年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经到边远地区采访过一位放羊娃。

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要放羊?”

放羊娃答：“为了赚钱。”

记者又问：“赚钱干什么用?”

放羊娃答：“为了娶媳妇。”

记者再问：“娶媳妇有什么用?”

放羊娃答：“让她为我生娃。”

记者追问：“生娃干什么?”

放羊娃答：“长大了给我放羊。”

这就是一个放羊娃为自己设计的一生。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人生设计绝不是放羊娃自己的发明，他的父亲甚至他的爷爷，就是这么生活的。因为，在那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区，社会发展缓慢，处在前辈文化时代，老一辈的观念传到他的下一代，仍然能够满足认识上的需要。

而迅速发展的社会，长辈所掌握的文化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那些和时代同成长的一代，那些能批判性地继承长辈文化并迅速掌握最新知识且不断创新的年轻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才反映了时代的特征。这时就叫作晚辈文化时代。

下面这个事例，可以说明晚辈文化的特点之一。

当中国的第一个女总统

有一次，母亲和她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一起散步。

女儿若有所思地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女总统、女总理，唯独咱们中国还没有一个女总统。”然后，女儿悄悄地对母亲说：“妈妈，您的女儿，就想做中国的第一个女总统!”

妈妈听了，心花怒放，脱口说了一句：“闺女啊!你要是当上了女总统，你妈可就是皇太后啦!”

没想到，女儿很不高兴地说：“妈妈，我当我的女总统，您还是普通老百姓。甭想沾光!”

事后，这位母亲十分感慨地对我说：“我在单位大小也是一个领导，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觉悟还不如一个孩子!虽然是开玩笑，为什么就非想当皇太后?可我闺女为什么马上就表示反感?还是自己脑子里封建思想的油泥太多，比不了人家年轻人啊!”

因此，在当前迅速发展的时代，必然形成新的不仅仅有“三娘教子”、还有“子教三娘”的代际关系，从而宣布晚辈文化时代的到来。晚辈文化时代是一个要求两代人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时代。

在晚辈文化时代，陈旧的教育模式必须改变，长辈用调羹喂孩子知识、教师在讲台上发布真理的做法将成为历史，于是，新型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应运而生。

四、走向人的转型的时代

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的生存方式出现巨大的变化。逐渐增多的共同利益，日益密切的社会联系，使一种世界性的关系正在形成，它不能不对人的本质产生重要的影响。

人的本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中，人的类型是不一样的。社会的发展客观地产生了对新型人的需要，教育应该培养能推动世界历史的主体、走进世界历史的人。

在这样的历史使命面前，人的转型应该成为教育的主题，过去的单一主体必须走向共同主体。这样的主体就需要完成人格上根本的转型：一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它的主要特点是开放性，达到与他人的“视阈融合”。二是价值取向的转变。它认为既有个体作为存在的价值，又有对与他人共在的价值的肯定，双重规定性是价值主体的存在形式。在多元文化的今天，我们既要尊重个人价值，又要维护共同的核心价值。

通俗地说，当代新型的人应该具有“自主—合作”的特点。我们现在培养的人，不但应该自主，也能够合作。因为真正自主的人，既自尊，又能够尊重人;而真正的合作，一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自主的人共同完成的。

在当前形势下，这样一种人的转型教育，能够将主体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在深层次中结合起来，使大家更加自主、更加懂得合作、更加善于创新，具备走向共同主体时代新人的特点。因此，这十分值得我们去探索。

(责 编 再 澜)

作者：冉乃彦

第三篇：我们时代的怕与爱

摘 要：80后新生代作家张五毛新作《春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下痛与爱的断片。小说叙写了佟心与赵腾飞两人的纠缠而又令人熟知的爱情故事，继而围绕他们对都城生活的力不从心到无可奈何的回归邑城的辗转苦旅，通过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城市场域的深面剖析，引发了现代人对灵魂的寄托与现实存在的诸多矛盾与交缠。同时两位主人在措置、迷乱、辛酸的心灵处境和奋斗、坚定、尊严人生理想的缠绕中，共同构筑了我们时代的怕和爱。

关键词：张五毛;《春困》;邑城;怕与爱

英国学者杰西·洛佩兹和约翰·斯科特的《社会结构》一书中将社会结构条分缕析为“制度结构”“关系结构”“具象结构”的逻辑性命名。这个宏大理论的社会性术语在其笔下得到了可视性的分解和构答。简单意义上讲，社会结构是对社会整体制度，人际活动的时代记忆和社会可能存在的方法面面的剖解，将可能隐逸的结构谜案厘成了一条条立体镜像的断面，建构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透明骨架。人们可以通过此“社会结构”透视时代的全景概貌和记忆的勾痕。

“社会结构”偏重于社会具体形态的理解，他有助于当代知识分子分析任何一个时代留下的记忆碎片。这样的碎片是真实的样貌。而若此理路考察切入，面对当代80、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文学范式，能否从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发现当地下社会具象下个人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值得探究。

正如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评价80后的作家小说时，对他们单一写作视角，留恋于一元的贫瘠城市空间的写作模式表达了“殖民”式的声音。他说：“他们的写作眼光，普遍集中在都市生活上，过于单一。这意味着，除了都市生活之外，更多无名、匿名的生活，难以出现在他们的笔下。试想，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假如那时的读者试图通过文学来了解今天这个时代，他们一定会出现幻觉——以为今天的年轻人一天到晚都在喝咖啡、吃哈根达斯、游历世界、用名牌，而更大规模的农村生活、边地生活，底层人的苦难生活，就被彻底忽略了。”[1]126-127在城市普遍模式化的当下，新生代80，90后成为整个现代社会建设的重要传声筒，而日常生活的琐细，底层人民生活的种种断面成为了青春文学普遍的硬伤，同时，现代人生存的真实状况中的“社会结构”被无情的遮盖和得到了有效的消解。正如刘小枫所言：“当代文学的苦恼不过在于，它至今还没有获得透视历史和个体苦难的话语形式。”[2]260凡此种种，守望现当代文学这个最具有反映文学与生存土壤的创造者和研究者所承担的文化自觉和创新的责任就历时性的成了焦点和评判的对象。

在“社会结构”的整体维度下考察80、90后的小说，它所带来的意义在于让文学创作不仅沉迷社会宏大的叙事和抽象的理论叙写，而更应该关注生活中那些线性、细碎、隐匿的片段，无论是打工文学现场发声的底层叙事，还是乡村文学人们生存境遇的实证性考察，都将所谓的边缘化文学叙事逐步拉向正在发生的现代社会的宏大的机制面前，在这里，面对当下生活的细枝末节和秩序井然，现代人存在的方方面面将会得到重新的梳理和开掘。这或许就是“社会结构”视阈下青春文学的应然走向和理论魅力。

正如2017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五毛新作《春困》，是继《公主坟》之后的第二篇长篇小说。在这小说里，主人公与侧面人物的所发生的种种际遇，真实的再现了现代社会一个怕与爱、身体和灵魂的二元挣扎的真实的个人，就能夠真实的再现和叙写人们面对当下生活所隐匿的生活细节和心灵困苦。同时在文字的游走之间，也看到作者厚重和忧思。

《春困》虽为长篇，但仅18万字余，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精致华美的语言，却以类似余华小说《活着》的情节安排而令人深刻。小说以“我”为讲述者，通过主人公的回忆集结成篇构成小说的外在肌理。主要讲述了佟心与赵腾飞两人从认识到结为夫妻，从对都城生活的力不从心到无可奈何的回归邑城，最终因种种矛盾离婚的个人悲剧。小说中的主人公佟心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因一次在黄小秋家中结识赵腾飞而改写命运，而另一主人公赵腾飞本是自身条件优渥，毕业因不愿服从家人的安排而留在都城独自打拼。一次偶然的机会因对佟心一见倾心，从而两人最后结为夫妻。而小说所呈现的意义也正是从他们结为夫妻开始，两人虽然在都城有了近60平方米的小家，然而每月8000块的房贷，生活压力的增加，连生孩子的权利都没有，加之佟心对现状的不满，鼓动丈夫辞职下海，而后一波三折赵腾飞不堪压力创业失败。终于有一天，由于赵腾飞的母亲病重需要照顾，以及对现实的放弃坚持，赵腾飞决定带着不情愿离开的妻子回到家乡邑城，而后家庭细琐的矛盾，赵腾飞的出轨，佟心终于放弃对婚姻的苦苦坚守，带着孩子离开赵腾飞而回到都城。在这里小说也就结束了。

小说读罢，也就凌晨2点了。夜阑人静的时候，慢慢回味小说中那些情节，那些对话和细节叙事与浮躁的白天相比是那么的深刻。也许对现代人来说，白天的生活紧凑和虚浮，夜晚也迟迟入睡或许早已经没有了提供思考的契机。而《春困》以现实生活为取材对象，展现了在当代生活中人们面临的普遍生活困境与精神压抑，再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怕和爱、爱与恨、人生焦虑与灵魂放逐。无不让人掩卷遐思。正如小说封面一行醒目而深思的文字;“长安容不下肉身，邑城放不下灵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寥寥简语，可以凝练为小说的写作机杼，更可以看作是萦绕现代人心田的心灵术语，游离、困苦、虚无而无处安放。叙写了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恐惧、狂欢和怕与爱。

一、记忆 贫苦 生活

小说中都是通过“我”为倾听者，以佟心为讲述者。通过回忆性讲述画家莫小诗的去世，从而谈到二十年前也就是真实时间的今天“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浮躁境遇体验，最重要的是对画家莫小诗存在着的处境的感伤。莫小诗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去尊重和欣赏他的艺术，他的画也都是为了物质生活上求得温饱从而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而其去世后，作品一时洛阳纸贵，竟然达到了上千万欧元的天价。生前寥寂无人问，赢得身后闹市名。这是时代造就地悲哀，还是生不逢时地哀苦?小说中早已经给了答案。“二十年前，哪里还有什么画家!大家都忙疯了，忙着赚钱、买房、移民、创业，同学们都争先恐后的扔掉专业，只有他一直在坚持，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画画。..我也为他不值，他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那个浮躁的时代辜负了他。”[3]49在佟心看来，莫小诗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物欲横流、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至上的狂热年代，人们抛却了自己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然而莫小诗仍然坚守在精神的高寒地带，最终却遗憾的离世。

我们可以切身体会，按照小说的时间演算，二十年前的故事叙写的场面其实就是现实存在的今天。今天的大多数人都在命运的不屈中艰难的抗衡着，也更多的是在物质诱惑中失去了自我，回望那一张张惊愕、恍惚、错置的面孔，他们的身体里仍旧流淌着物质利益的血液。然而，我想无论是影视中构造的漂浮的人物，还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存在的肉身，失败的人总比成功的人要多得多，这些看惯了生活盛衰荣枯和精神挤压场面的现代人来说，难道没有自我惊醒，自我发现从而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吗?没有发现人生短暂向死而生的命题吗?为何大多数人总在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却痛苦的活在当下?在我看来，今天的人们或许多多少少的意识到自我存在的问题，意识到了物质利益下内在精神的消散和形体的损伤。然而从他们的视阈来看，回忆和经历占据了他们人生的大半部分，以前穷怕了。正如小说描述的那样，那个年代市场一片萧索，以前因为穷怕了，现在赚钱成为了唯一性生活的主题。在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或许没有比实实在在的货币拿到手能让人心安，从而隐退曾经贫苦的创伤记忆。

或许穷怕了，才让自己对此生更有了更为现实的认知和强烈的个人意识。经历过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活着也成了人的最大的构想，可一旦从从前活着的构想转向现实生活的理想，现代人拼命的努力让自己生活的更好的同时，更多是不想在重蹈覆辙。他们不愿在再那个黑暗的洞穴中找寻曾经创伤的记忆，那是曾经的一阵阵阵痛、灵魂与身体的受难。因为怕穷，所以才疯狂热衷物质利益，弥补回忆的创伤和填补惊愕的灵魂。成为一代人典型而崎岖的成长历程。

然而，我们在告别了贫苦的过去生活而立足于当下富足的现代生活，我们是否更应该反思自己当下的生活与存在?通过思索获得我们自身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存在的符号。或许可以肯定的说，贫穷的时代与穷怕的年代早已烟消云散了，今天的现代人早已抛却物质的空缺的忧思而生活于当下，但现代人精神的荒芜却在加倍的蔓延，这其实比像莫小诗那代人所面临的贫穷更加可怕和无助。我们最终会发现，如何面对精神?精神是否会像从前物质贫乏的年代一样翻转过来?将成为一代人又一面临的世纪之问。也会成为一代人忧虑与焦躁的担忧。

二、缺陷 放大

如果说莫小诗因为时代缘故而被时代放逐，那么我想主人公赵腾飞与佟心最后的离散则更有分析意义。其實最后他们才发现，也许都城生活是比较艰苦，但那个时代赵腾飞还是赵腾飞，佟心也还是佟心。如果说因为母亲的患病加之家人的规劝是让赵腾飞离开都城的原因，那么我觉得根本原因是由于其才华与野心的错位，甚至失调才让他彻底放弃艰难地抵抗。创业的失败、固定且微薄的工资、房贷的压力、妻子的不满与邑城的权利的诱导使得他与都城作了最切实的弃绝。所以才让赵腾飞对曾经厌恶的邑城充满无奈的希望。

现实的艰难让曾经赵腾飞与佟心的壮志瞬间瓦解，他们人生中的梦想一眼之间破碎了。让赵腾飞感到无力的是现实存在的物欲人情。当赵腾飞与佟心贷款二百万换购了一套一百四十平方米的住房，和陈飞扬、秦昊一起作一个小小的聚会庆祝的时候，没想到陈飞扬的成功和千万的别墅住宅让其沦为笑柄。这个时候陈飞扬为了避免赵腾飞的尴尬，他的脑子里一直都在寻找着京都城墅的种种缺陷，而这些缺陷更像一瓶瓶泡沫膨胀剂，使得在赵腾飞内心坍塌的地方得以重建。

这就是现实最真实的谜面和肌理，艰难的现状或许可以理想让赵腾飞更加努力地面对生活的曲折，问鼎成功的高地。然而，“当只有借助恶的瞬间，才可能返回天堂的精神世界”[4]203的无情洗礼后，我们才更加看清现实就像一面镜子，它或许不能让人看清自己，惊醒自己，反而更看清了自己的缺陷，放大了自身的残缺的灵魂，增加了向现实妥协的符码。现实就是一面哈哈镜，迷途知返的人以此为鉴，照出自己奋斗的青春热气，卑屈的人在不断放大的自身缺陷的镜像面前，也多了份残缺的灵魂。或许在今天“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没有看清自己，反而自己的缺陷被无限放大，看清也成了伤害。刘小枫在对诗人自杀的意义的解读中，道出了个体生存的无奈，“与其让暧昧的世界以让人不能接受的方式赢，不如自己以绝对肯定的方式让它输”[5]43而在赵腾飞这里，何尝不是如此，当邑城生活不能承受之重强压给他时，他最终只得放弃这些卑微的梦想，在现实生活面前，那些栩栩如生、棱角分明的怀揣各色梦想的人，差不多人性的棱角最后都被生活的困难给磨平直至消磨待净。

我们阅读小说，小说中叙写的各种鲜活的事例和勾连的与众不同的人生现象，都能为各行各业的人提供参考和思考，小说是现实人生的二次生命，小说中呈现的各种人物命运和事件的运转，都能够为现实人生提供一次绝佳的范本，因为现实的事情一旦做了，就难以有回旋余地，而统观小说人物命运的沉浮，都能够为现实人生提供思考的契机和再一次生活着的机会。

三、未觉人生青春梦，人生便以中年音

小说中的“我”虽然作为一个不在场的讲述者，篇幅极短，但是透过“我”和佟心的交心，仍然有重要地思考价值。在与佟心的交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生意义被搁置的“我”。在自己四十岁之前，我在既定的轨道上即上大学、上好大学，找一份工作。“我”父亲说大学教授的工作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既体面又受人尊重。我依照父亲的要求和安排努力去做而且成功了完成了他的指标。然而当“我”当上教授之后，面对人生被安排的单面人生路径，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维度。可这一切对“我”来说来的太晚了，“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就到了退休年龄。“我”按照父亲的既定步骤，参加工作，既定的论文、科研、职称的条件性完成，人生都是按照一条被既定的线段被分割、拼凑再加以组装。“我”完成了人生中各个定点。“我”也没有同龄人漂泊的故事和体验，曾经也憎恶他们，因为他们的到来使得都城拥挤不堪，一塌糊涂。但自从听了佟心的奋斗故事，他们年轻时期的历经困难和曾经人生空白的“我”形成了对照。

“我”羡慕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是羡慕他们多彩的青春和生命狼藉的日子。相对“我”自己而言，既定的人生轨迹，没有思考过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被搁置，剩下的唯有孤寂和空白的人生体验，这和现代人的处境难道不曾相似吗?可以说，现代人的人生轨迹似乎成了一条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从一出生便有预设的生命轨迹和职业规划，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到求学求职，每一步似乎都成了固定的人生指南。不能容许任何差错和节奏的混乱。然而“一当从日常存在的肤浅表层，返回存在的内核时，他们却经常承受着“失去世间生存的更高意义”的“深深沮丧”。他们不得不面对内心存在的“荒芜”。”[6]151-152

四、《春困》 暗喻 指涉

《春困》是佟心创作的一副油画，得到了王厚生的高度赞扬，并且夸它“融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但也存在些许问题，正如王厚生对油画的评介那样，赵腾飞的油画在远处设置了破败的老屋，而又在近处安排了明快的油菜花，其实这些浪漫主义笔调和他所要要表达的主题是略带冲突的。我想这里对油画的不足捕捉，与其说在评介作品，还不如说在指涉“佟心”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透过佟心一生来看，其对艺术的执着于坚守，内心深处仍然向往自然澄明的地方，这点，我们从后来老年的佟心所居住的地方可以看出。

另外，值得玩味的是，当王厚生评价油画《春困》的构图时点出了《春困》写实的笔法，会让读者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人物上，以至于忽略了整幅画所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意蕴。构图的单调、环境描绘过于潦草，让人很难产生丰富的想象。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作者借《春困》这幅油画来指涉《春困》这一小说所呈现的不足。通观这本小说，作者的确不惜笔墨刻画人物，人物细节处也表达细致，但其结构略简，叙事较急促，环境的烘托潦草，使得小说褪色不少。但是，作者的卻能在小说说自我折射，恰当是自我言明，代表了作家张五毛趋向成熟的写作路线和小说写作的自觉性。

读完《春困》你会感到莫名的压抑，似卡夫卡笔下的每一主人公，命运的错置、悲凉和疏离。《春困》每一个在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面临着悲凉的生命底色，加之小说结局的不欢而散，让人在带有凝神忧虑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契机。无论是莫小诗纵有千万般才气也得遗憾疾终，赵治平即使身处高位也有难以诉诸的苦衷。然而，这才是现实人生之中最精彩，同时也最无奈的生命场景。这也是现代生命焦虑的重要表现。阿兰.德波顿在论及现代人为何如此焦虑时说道：“我们对未来的思考总是际遇各种忧虑：可能被同事或竞争者打败，可能缺乏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或可能在市场的浪潮中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这一切失败可能因同行的成功而变得更加糟糕。”[7]88现代社会的不确定增加了现代人的焦虑与自我身份模糊的自我认同感。

这就是现代人生的生命断面。张五毛的《春困》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真实而又细碎了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真实与虚无并存、理想实现的快感与人生梦境破碎的纠缠像现代人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心灵咒语，即昭示当下，又启迪未来。构成了一幅现代生活的真实图景与断片。也构成了这个时代下我们生存中怕和爱的面影。

参考文献：

[1] 谢有顺.小说中的心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2]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3] 张五毛.春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M].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作者：常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