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照片档案数字化

第一篇：馆藏照片档案数字化

综合性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鉴定探讨

【正文】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些档案馆开始实施数字档案馆计划，或开始对部分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便为今后实现档案全文信息络化查阅作准备，但馆藏数量较大的单位很快都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挑选什么档案进行数字化?在确定将某一全宗档案进行数字化时，又面临是否将所有档案部进行数字化的难题?在对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时，面对着庞杂纷繁甚至“鱼龙混杂”的档案，大家不约而同地感觉到面临一个新的课题：档案在进行数字化前的鉴定。当今之际，档案数字化，虽同高科技、高投入相伴随，但一旦形成共识，摆上日程，其经费和设备等问题似不难解决，然数字化鉴定，却不那么容易，它政策性强，又是劳动和知识密集型工作，至今尚缺乏明确的指导理念，弄得不好即成为数字化的“瓶颈”，拖了档案数字化进程的后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档案数字化鉴定能否顺利开展，关系到档案数字化的进程，并最终影响档案信息社会化的实现。现笔者根据近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一些管见，与档案界同行探讨。

一、数字化鉴定的目的

馆藏档案数字化，是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档案界为实现档案数字化管理和建立数字档案馆而提出，主要在馆藏档案数量具有一定规模，其档案利用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又较好的省、市一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以及一些发达地区区、县一级档案馆进行。这是一部分国家综合性档案馆顺应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在实行档案资源信息化过程中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其意义十分深远，它不仅能使通过计算机终端查阅档案全文成为现实，也将使档案馆在不久的将来通过现代计算机络向不同层次的和利用者提供远程档案信息查阅服务成为可能，由此根本性地改变传统的档案查阅方式，为档案信息资源广泛方便地为社会所用开辟一个十分广阔的空间。由于数字化档案从实体档案经过数字化处理到能够以数字方式提供利用，特别是远程利用，其中包含较高的制作和运营成本，因此要求提供利用的数字化档案具有相当的“质量”，也就是说被提供的数字化档案不能停留在原始和粗框状态。为了解决提供利用的数字化档案的“质量”问题，档案在进行数字化之前需要进行鉴定的问题很自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公开和通过络远程提供利用的数字化档案，要求其内容必须是适合向社会公开的，因此在档案进行数字化前进行划控鉴定也是必然之题(已经经过开放鉴定的例外)。一般来说，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基础状况，包括每个全宗内档案构成的合理程度，每个案卷的组合质量，参差不齐，有一部分档案组卷质量很高，十分精练简洁，卷内每份文件都具有实质性内容，很说明问题，如果从中剔除任何一份文件，都会感到整个案卷会产生缺陷，对于具有这样质量的档案，除了是否适合向社会开放的因素需要考虑外，显然对其进行数字化是无需再进行鉴定的，但实际上在馆藏档案中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档案很少，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形成的档案，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档案的基础状况多数很不理想，常常是“鱼龙混杂”，有价值的文件和毫无价值的文件夹杂在一起，对于这样的档案进行数字化，必须在事前进行鉴定，通过鉴定，剔除那些无关紧要或毫无价值的文件，留下反映历史过程本质的材料，从而使数字化的档案是“货真价实”，真正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能够派用处的档案，

从数字化档案主要着眼于提供“精品”档案的要求出发，档案在数字化之前进行的鉴定有别于传统的档案价值鉴定。也不是单纯为了解决开放而进行的开放与否的划控鉴定，它是一种综合性鉴定，既包含对开放鉴定做拾遗补缺的工作，更承担着“去粗取精”、存真留实的责任，其目的就是通过鉴定，提供组合精练、内容充实、没有“水分”的原始档案进行数字化，从而保证了对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的高投入能够得到高效率的应用。

二、数字化鉴定的原则

为了确保能够将容量密集、基础状况良好、组合科学的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必须对馆藏原始档案进行鉴定，在此基础上筛选出可以和应该进行数字化的档案，根据目前已经开展的数字化鉴定的实践，一般而言，在具体进行档案数字化鉴定时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精炼原则 数字化档案从档案的原始状态到能够远程提供查阅的数码状态，期间要经过数字化扫描、数据存储整理和相应检索关系的建立等一系列工作，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投入和技术支撑，在此情况下，为了使这些工作更具有价值和体现效益，要求提供数字化的档案必须有比较密集的容量，精炼原则即从这一目标出发，要求鉴定人员在进行鉴定时贯彻精炼思想，剔除重复件和无价值的文件，挤掉案卷的水分，特别是对于那些原来臃肿庞杂的案卷，更要舍得下狠心，剔除那些无关紧要和可有可无的文件，使经过鉴定后的档案组合非常精炼，最集中地反映历史活动的真貌。从挤掉案卷的水分来说，剔除某些正本文件的草稿、修改稿等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当然如果从深层次的专题研究需要出发，某些利用者会认为一个文本的草稿、修改稿、打印稿和正式颁发稿虽然主体内容相同，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因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记录和反映了某份文件的最后形成过程。我们并不完全否认这样的看法，但是认为在通常的档案利用群体中，像这样很专业的利用者毕竟是少数，如果都按照这样的要求来进行数字化，则数字化档案的数据库容量将因此扩大几倍，其制作和运营成本也相应提高，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利用正本即能满足利用者的需要，因为文件的正本反映了最基本最主要的历史状况。从进行数字化投入产出的策略考虑，我们显然不能为了个别利用者的特别需求而作几倍的投入，何况原始实体档案依然存在，如果确有需要，利用者还可以专门查阅原始实体档案，以解决其特殊的问题。由此可见，精炼原则主要是从减少数字化成本出发，同时也是从绝大多数利用者的利用需求出发，并不包括满足个别利用者的特殊需求，

2.存史原则 提出和要求贯彻精炼原则，其目的是为了使经过数字化的档案消除臃肿，去除水分，构成精炼，而并非为了单纯地达到精炼而将一些有价值的文件也抛弃，为此提出存史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剔除文件时应以是否违背存史作衡量，也就是说，当如果剔除某份文件，是在剔除某种重要的历史记录，从而使某一重要历史情况或细节由此消失，那么对这种剔除必须作慎重考虑。我们在数字化鉴定的实践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鉴定某一市级机关档案时，有人将区级机关上报的区情甚至基层情况的文件认为是“水分”，主张将其剔除，其理由一是此类文件在相应的区级机关的档案中会有保存，二是区情乃至基层情况不属于市级机关档案应反映的重点。但是按照存史原则，上述文件恰恰十分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特定背景下基层所发生的一段生动的历史，对于利用者直接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历史是很重要的材料，尽管此类文件在区级机关的档案里很可能也保存着。存史原则要求在进行数字化鉴定时不能一味地为精炼而精炼，还必须谨慎考虑不能将那些记录和反映生动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真实的文件作为“水分”挤掉，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史原则也是对精炼原则的制约，贯彻存史原则能够防止因贯彻精炼原则的过头而把那些确实反映历史真实的文件也精炼掉。

3.利用优先原则 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数

字化鉴定的组织实施工作，但其核心思想也适用于数字化鉴定的具体操作。所谓“利用优先”，即将利用者的要求和想法放在首位，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急利用者所急，想利用者所想”，在进行数字化鉴定时，也必须贯彻这一原则。数字化鉴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对原始档案进行一番筛选，利用优先原则要求在进行这种筛选时必须从利用者出发，充分考虑利用者的需要，也就是说，应该设身处地地从利用者角度出发。来进行这种筛选，保留对利用者切实有用的文件，剔除对利用者无用的文件，按照这样的要求，由数字化鉴定进行的筛选，其结果既减少了投入，降低了成本，同时丝毫不会损害利用者的利益，反而因为提供了浓缩的档案而节省了利用者的查阅时间，当然这里所说的利用者利益，是普通的和一般的利益，并不包括个别的特殊的要求。由于档案实现数字化所需要的巨大投入，决定了其考虑能够满足的利用者的需求只能是普遍的和一般的。

以上三项原则，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即在贯彻精炼原则时不可不兼顾存史原则和利用优先原则，而在贯彻存史原则时也不能舍弃精炼原则，在考虑利用优先原则时当然也不能违背精炼原则。在数字化鉴定的实际操作中，只有对此三项原则作通盘考虑和综合应用，才能确保数字化鉴定具有相当的质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反之，则可能顾此失彼，或重精炼而忽视存史，或重存史重利用优先而达不到精炼的结果。

三、数字化鉴定工作的策划和组织

由于馆藏档案数字化鉴定是一项新的业务，技术要求高，难度大，又缺乏实践经验，除了上述鉴定原则的切实贯彻，其策划和组织工作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策划和周全组织，是保证数字化鉴定能够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1.数字化鉴定工作的策划 数字化鉴定工作的策划主要包括对首选拟进行数字化档案的考虑和确定、拟进行数字化鉴定档案基础状况的调查、鉴定重点的把握等方面。由于档案数字化进度按页计算，一个综合性档案馆在馆藏档案数字化方面要达到规模效应.哪怕是占馆藏档案的10%或20%，都需要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实施馆藏档案数字化时必须在对馆藏档案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制订出数字化计划，挑选出急需进行数字化的全宗。

第二篇：云南省博物馆提供60件馆藏文物照片

1、广南羽人船纹铜锣 西汉高46厘米广南阿章寨出土

1919年出土。鼓面饰太阳纹，分14芒，其外分5晕，饰多种几何图案;鼓胸饰船纹，共有4组，每船上表现人物4~5人，人物头上戴羽冠;鼓腰饰椎牛纹、鸟纹、舞人纹等，纹饰生动、自然;鼓胸和鼓腰之间饰4耳。内容当与南方农耕民族祈年求雨的仪式有关。该鼓造型端庄，铸造精细，纹饰华美，光泽闪亮如新，毫无锈蚀，边边角角皆铸造得规整、圆滑，是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成就者。

广南属古句町国地。

2、立牛铜葫芦笙

战国高28.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

1972年出土。器物的音斗部分仿葫芦形状制成;器体正面开有5个孔，背面开有1个孔，孔内原来应插有竹管，出土时已经腐朽无存。上部为曲管，曲管上开一小孔，并于顶部焊接一头小牛。牛呈站立状，脚长而内翘，长尾拖于地，显得娇小、恬静、可爱，好像小牛是从器底遗址攀爬上来，至顶部时由于重量的作用而使得器官自然弯曲，造型之奇特，构思之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滇国青铜乐器中，吹奏类乐器以葫芦笙为主，大抵可以分为曲管和直管两种。笙是中国古乐器之一，属“八音”乐器。以葫芦做音斗的葫芦笙则属于“八音”中的“匏音”。古今云南，许多民族皆以葫芦笙作为乐器，载歌载舞。葫芦笙产生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法考证，此类簧管乐器在中原地区大约出现于西周时，战国至秦汉已很普遍。从出土的滇国青铜葫芦笙的情况来看，时间至少不会晚于战国时期。

3、鎏金八人乐舞扣饰

西汉高9.5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

1956年出土。器物主体造型表现了8位艺人分为上、下两层演出：上层4人头戴冠冕，冠后垂两带，嘴里唱歌，手作舞蹈状，精神抖擞，翩翩起舞;下层4人是伴奏的乐师，其中两人吹葫芦笙，一人吹短管乐器，一人抱鼓而击，用情至极......每两人间均置一壶。应当是一种以唱为主，辅以舞蹈动作的滇人歌舞。这样的场景与现代的舞台演出极为相似——台上(上层)是舞台，台下(下层)是乐池。

4、鎏金双人盘舞扣饰

西汉高12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

1956年出土。器物主体造型表现了两男子双手持一圆盘，交错舞蹈。人物髻发，无冠，着紧身裤，系腰带，佩长剑，跣足，足下饰一蛇。人物通体鎏金，线条曲折而富于变化，动感十足。目前山东、四川等地出土的画砖上也有盘舞者，但年代均比石寨山的要晚，因此这件扣饰对研究汉代的盘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5、鎏金掳掠扣饰

西汉高9厘米晋宁石寨山013号墓出土

此件扣饰表现了一场战争之后，滇国军队满载而归的情景：两名滇族士兵作前驱后赶状，他们手中各拎着一颗人头，中间夹着一头牛、两只羊和一个背小孩的妇女。而最下方，一具无头尸体正遭践踏。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胜利者已经开始启程，战争之掠夺与杀戮的本质在这里显现无遗......作品的造型设计皆正面侧位，个体安排错落有致，以鎏金工艺加强器物正面的感染力。滇国武士头戴鸭嘴型头盔，身穿高领甲，手腕戴宽边镯，肩扛靴形斧，跣足。从两位武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滇国士兵装备精良。滇国步兵比骑兵多，装备好，骑兵一般仅有头盔及臂甲。

6、鎏金圆形群猴扣饰

西汉直径13.5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此件扣饰是难得的滇国艺术珍品。器物中间呈圆盘状，正面内凹，中间镶嵌红色玛瑙珠一粒，其余镶绿松石。圆盘的四周饰10只一般大小的鎏金猴儿：首尾相连，各伸出右前肢挽住前面的伙伴，组成一个动态十足的环形图案。猴儿们的表情各异，或愉悦，或嬉戏，或沉静，似乎正在举办一次聚会，拟人味道很浓，可爱异常。

7、斗牛场景扣饰

西汉高5.6厘米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 器物表现了古滇人的一个斗牛场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11人，5男，2女，作观望状，应为观众;下层10人，均为男性，作蹲踞状，且头饰长缨。中间一头犍牛自小门冲出;门上还有一人，双手操作杆状物，应为开门放牛之人;牛后还有一人，作持棍赶牛状。这件扣饰表现的应是一个斗牛即将开始的场面。斗牛是滇国居民生活中的一种常见习俗，不过滇国的斗牛是牛与牛斗，非人与牛斗。斗牛习俗，至今在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中仍然盛行，主要是在一些节庆日举行，为了娱乐，也为了比试养牛者的养牛水平。从器物的现场情况来看，筑有围墙和看台，显得相当正规，显然不是普通的民间斗牛表演，很可能是专门为贵族们举办的斗牛表演。石寨山出土这类主题的饰物多件，有捕牛、斗牛、祭祀祝牲等说，是研究古滇人礼仪和文化传统的珍贵材料。

8、三水鸟扣饰

西汉高11.5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

三只美丽的水鸟横排站立于相互缠绕的两蛇上;中间一只昂首，展翅，作起飞状，足旁有两鱼。器物以对称比例的形式，采用动静结合的写实方法，为我们表现了自然界一个恬静而和谐的场景，轮廓清晰，线条简洁、有力，刻画生动、自然，给人以美的感受。下部两蛇起到了连接、增大底部的作用。

9、兽形金片饰

西汉最大件6.3×10.5 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器物造型似兽形，兽体型怪异，角前伸，尾上卷，作屈体伏卧状。其边沿有可供穿系的细孔，一组6片，两两相对。根据发掘时随葬品摆放的位置，器物似为古滇葬服——珠褥上使用的饰品。

10、持伞女佣

西汉高26.5厘米晋宁石寨山18号墓出土

器物为女性佣。发梳银锭髻于头后，戴耳环，肩披帔，上有孔雀、鹿、狼及蛇纹图案，腰束带，腹前有一圆形扣饰，踞坐，跣足，双手相合作持伞状;伞已脱落。人物面部表情呆滞。持伞铜佣在滇国墓葬中发现数件，但是发现时大多手中已经无伞，也有观点认为铜佣手中原先所持有的是竹伞或木伞，后在墓中腐朽消失。

滇国无论男女或地位高低，其肩部多有披帔，实际已成上衣的一部分，只是面料或制法不同。披帔形制简单，无领无袖，其上端两侧各缀一带，使用时系紧，使布幅自然下垂。一般滇国贵族和骑士披帔较短，仅及两肩及背部之上，而此件女佣的披帔长至臀部，且上有图案，既可保暖，也是一件华丽的装饰品。

11、三枝佣灯

东汉高42厘米个旧黑蚂井出土

器物为一裸体男子形象，呈跪坐状。腹部和胯下有带缠绕;双手分别向两侧平伸，手中各持一圆形灯盘;头昂立;头顶上又立一圆形灯盘。整件器物造型别具风格，灯与佣搭配较为和谐，观之给人一种美感。

12、祖形铜铲

西汉长40厘米昆明官渡羊甫头113号墓出土

扁平铲底，边沿向外翘起，祖形铲柄。器物造型规整，形象塑造十分生动、逼真。有学者研究认为，此物系滇国贵族在春播仪式上盛装种子的器具。

13、猎首纹铜剑

战国长28厘米江川李家山出土

器物为一字格;空心圆柄;刃近格处铸一人像;柄部亦铸一人，右手持剑，左手提一人头，反映了古滇文化中的猎头习俗。猎头是一种十分特殊的风俗，不仅在我国内地罕见，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极其少见，但古滇文化中猎头的形象较多。人头往往作为猎头者战功的记录和勇武的象征，也用作祭祀农神，祈祷丰收，故所杀之人以鬓须稠密者为佳。

14、云雷鸟兽纹铜棺

战国长200、宽6

2、高64厘米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 1964年出土。随同出土的还有青铜兵器、生产工具、铜鼓和各种动物铸件100余件。铜棺由七块铜板用榫卯联结而成。器身饰雷纹、燕纹、虎纹、豹纹、鹿纹、水鸟纹等多种纹饰，甚至还有蜥蜴。器物造型古朴，纹饰生动、有趣。中国青铜时代完整的铜棺，目前仅发现此一具，同时也是云南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铸造这种大型铸件，要求范有较高的强度和透气性，同时铜液要连续不断的注入。故浇铸时需几个坩埚同时熔炼铜液。这件铜棺反映了战国时期云南青铜器铸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品，冶铜作坊也具有较大规模。

15、银鎏金嵌珠金翅鸟立像

大理国高18厘米大力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此尊银质金翅鸟的立像，其鸟头饰羽冠，颈细长，翅膀向内卷，作欲飞状;两爪锋利有力，立于莲座之上。尾、身之间插有镂空火焰形背光，其上饰水晶珠五粒，加上整器鎏金，显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

三塔塔藏中，佛陀、菩萨等造像外，还有金刚力士、空行母、金翅鸟、梵僧和供养人等造像。虽数量不多，但各具姿态，颇有特色。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件银质金翅鸟的造像。大理地区自古多水患，因此佛塔常以金翅鸟为饰。金翅鸟又名“大鹏金翅鸟”，梵名迦楼罗，为佛教护法神中的“天龙八部”之一，传说能日食龙三千，能镇水患。龙王紧那罗不能忍受，求诉于佛前，二者得佛点化，均成为天龙八部中一员。迦楼罗护卫佛头，紧那罗善于音乐，常侍于佛左右。

16、镶宝石金发冠

高11.5、长径

11、短径7厘米，重320克 1963年昆明呈贡沐氏家族墓出土。

17、溪山行旅图轴

宋郭熙绢本墨笔纵9

6、横46厘米

郭熙，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孟县)人。生卒年不详。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奉诏进入宫廷画院，是一位出色的宫廷画家。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郭熙《溪山行旅图》，堪称一件镇馆之宝。此图石法圆润，多卷云皴，树多虬枝，形似蟹爪。无论在笔墨技法上或表现手法上，都概括了郭熙运用笔墨的技法特点。此图有“乾”、“隆”、“乾隆鉴赏”、“乾隆预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宜子孙”等鉴藏玺七方。另有“棠邨审定”、“梁清标印”、“蕉林”等收藏印，说明此图原为梁清标所藏，后入清内府。

《溪山行旅图》右下方署“臣郭熙”三字款，左上方有乾隆皇帝题画诗：“河阳行旅曾题句，彼似非真此似真。既曰似应犹未定，真呼欲问彼行人。”紧接题跋：“向有题郭熙雪山行旅诗，图中既无款识，笔墨亦觉纤韵，因未入石渠宝笈之弁。此图古淡雄简，似是河阳真迹，然细观题名又似后人补署者，仍致疑当故诗句及之。戊戌季秋月中浣，御题并识。”由此看来，乾隆见过此本不止一件，此件虽款为后补，却远比它件精妙，故以为真迹，并录入《石渠宝笈》。

北宋时期的绘画是以院体画为主流。北宋的山水画发展，在画史中成就最为突出，出了宫廷院体画外，在民间出现了李成、范宽、关仝等山水画名家，他们创作的山水画与院体带装饰性的山水画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山水画取材于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绘画技巧以墨为主，掺以少量色彩表现森林及阴暗。这种风格的山水画在北宋画坛延续了100多年，同时院体山水画也没有发展。直至熙宁、元丰时期郭熙的出现，才使北宋山水画获得了新的发展。

郭熙早年曾下功夫学习宋初大家李成、范宽等人的画法，且能不拘一格，又能深入现实中去表现大自然的美，他饱览名山大川，其笔下山水皆来自真实景物。笔墨技巧上纯用水墨来表现各种山石林木，使山水画显得更加秀润与真实。在表现手法上把景物分为近、中、远景，以及春夏秋冬四时美景，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格调。在文献记载中，郭熙的传世作品内容题材很丰富，有表现大自然气候特征的，也有表现行旅主题的，现今存世作品仅六幅半(包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

18、高士图轴

清担当纸本墨笔纵10

8、横59.3厘米

担当，俗姓唐，名泰，字大来。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三月，出生于晋宁县，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月，卒于云南大理感通寺，年八十一。担当父祖代代读书为官，他的父亲懋德做过明朝陕西临洮同知。入清以后因不满清政府的统治，到云南鸡足山出家为僧，释名普荷，后改通荷，号担当。担当早年书画从学于董其昌，早期作品中继承师传，晚年山水画笔墨简率纵放，用生辣峭僻的笔锋发展了董(董其昌)、倪(倪瓒)一派的水墨技法;书法笔墨奔放豪迈，气势磅礴，显示了他倔强的性格，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能诗，著有《翛园集》、《橛庵草》等传世。《高士图》构图深远，寥寥几笔，人物、树木、山峰，似一瞬而就，笔笔斩钉截铁，而意境幽深，人物情趣万千中还包含了一丝生拙之趣。自题诗一首：“此画是谁作，此人何落落。若非陆士龙，定时荀鸣鹤。”陆士龙即文学家陆云，荀鸣鹤即荀隐，均为西晋名士，担当此诗，反映出他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负。

明末清初，云南地方书画家的作品悄然胜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自古交通不便。自元朝建立行省，中原文化日渐浸透，尤其明代，伴随着汉文化的深入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云南本土开始出现一些汉学文士和书画家。这种现象是与云南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相吻合的。云南书画家除钱沣、繆嘉惠等少数人的作品外，多未流传，他们虽未形成流派，但在云南却享有盛名，对云南书画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19、游春句草书轴

清担当纸纵100、横50.3厘米

此书轴写一首七律诗：“春来无日不狂游，折得名花标满头。一自为僧天放我，而今七十尚风流。”行笔老辣，豪情奔放。字间的来往运行路线明显顺畅，在章法上表现出一种任情所至、意在笔先的自然行为，结构稳健匀称，使得人感到一种浓郁的“禅味”。

20、粉彩花蝶玉壶春瓶

清宣统高28.8、口径8.

7、底径12厘米

此瓶撇口，束颈，溜肩，腹下垂，重心下移，圈足外撇。口沿刷金彩，腹部绘牡丹、玉兰、飞蝶。图案绘工精细，色彩浅淡明快，寓意吉祥富贵，画面清新秀丽可人。釉面匀净稀薄，色白滋润。胎质优良，胎薄体轻，造型规整，敦实稳重，是宣统官窑烧的精品。

21、滇王编钟

西汉高42~29.5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滇王编钟因与“滇王之印”金印同墓出土，故明。除尺寸各异外，各枚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钟体呈椭圆形，上宽下窄;钮呈半环形绳纹状，口齐平;钟面饰对称之双龙纹，近唇处饰一圈云纹和绳纹。器物造型规整，纹饰华丽，数量虽不多，但大小依次，气度不凡。该组编钟的发现，反映了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对滇王国的影响。

编钟是中国古代一种打击类乐器，流行于王公贵族之中，民间甚少使用。编钟是中原青铜文化的产物，滇国作为汉王朝的属国，在许多方面都追随和尊崇汉制，使用编钟亦然。不过在一些看似微小之处，滇国编钟又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特点。目前一般的观点认为，中原编钟一组多为奇数，然而考古发掘证实，滇国的编钟则多为偶数，而且形制有所变化。西汉后期，当中原的钟、磬演奏已开始衰落时，云南成组的编钟仍然盛行，直至东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消失。

22、四人舞佣

西汉每个约高8厘米晋宁石寨山17号墓出土

该组舞佣服饰基本相同。头挽银锭式发髻，戴圆形耳环和手镯，右肩斜挎佩剑宽带，至侧腰处系短剑，腹部配圆形扣饰，背披兽皮衣饰，后摆长及地，跣足。其中一人抱一葫芦笙，作吹奏状，且边吹边舞，另外三人则手舞足蹈，翩翩起舞，动作轻盈、舒张，舞姿优美，引人入胜，显示滇国的舞蹈艺术十分发达。

23、虎牛搏斗扣饰

西汉长15.5厘米晋宁石寨山10号墓出土

器物表现了虎牛搏斗的场景：虎咬住牛的前腿，牛以尖角刺破虎之腹部，并使虎肠流出......古滇国艺术工匠们观察细致，把自然界生死瞬间搬上艺术作品。

蛇是滇国青铜器上的常见动物，从数量上看，仅次于牛，但蛇究竟有什么含义，目前尚存争议，有图腾说、土地说和水神说三种，以前两种较流行。此扣饰一长蛇头咬牛后腿，尾缠虎足，起到平衡的作用。

24、二狼噬鹿扣饰

西汉高12.7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器物以回旋构图的方式，着力表现了两只恶狼向一头鹿发动攻击的场面：一狼已经迫不及待地跃上了鹿背，并咬住鹿耳，拼命向后拖拽;另一狼则乘势窜入鹿的腹下，撕咬其后腿。滇国艺术工匠们以敏锐的观察力为我们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令人禁不住要屏住呼吸的瞬间：几近绝望的小鹿，两眼圆睁，张口嘶鸣——谁来救救我?生命的悲歌，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叹号......

25、牛头扣饰

西汉高8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器物造型奇特，小牛头居于大牛头犄角上，巧夺天工。滇国青铜器中有相当数量的铜牛头，器形基本相同，大小不一，均发现有对称的穿孔，很显然是为了便于穿绳悬挂。这些牛头中有的造型相当复杂，牛头上面焊接了更小的牛头和小牛的造型，有的还以鎏金装饰。牛头是滇国财富的象征。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还有在家里或房檐下挂牛头的习俗，目的是为了显示财富的多寡。

26、二人猎猪扣饰

战国高6.5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

狩猎对于滇国的贵族而言，不过是练习战斗技巧和闲暇娱乐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辖境内的中下层人民来说却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方式主要有集体围捕、陷阱套捕、骑马追逐和只身斗兽等。二人猎猪扣饰采用写实手法，再现了滇族中下阶层狩猎者的一次艰险的猎猪经历：一头硕大的野猪占据了画面近四分之三的位置，在它的后面一位猎人已经出手，并将一柄匕首深深地插入猪的后臀。又痛又惊的野猪玩命反抗，结果是前面另一位猎人被它张口齐腰咬住，双脚腾空，脸现惊惶之色，以至于本能的用双手死死抱住身前的一只猎犬，似乎在请求猎犬救他脱离险境......两猎者头梳高髻，戴大耳环，手臂多道镯箍，身着长衫，腰系带，身下有深条块形纹饰，腿系饰兽尾，跣足。此种装束多有祭祀舞巫的服饰特征。

27、孔雀盖尊

西汉高52.4厘米昆明官渡羊甫头113号墓出土

饮酒器。器物敞口，方唇，斜直腹，平底，喇叭状高圈足;有盖，盖呈塔形，中空，分五层：第一层饰二锦鸡，均呈站立状，第五层(盖顶)饰昂首之孔雀一只;器物表面饰回旋纹、三角齿纹、弦纹等平面纹饰。古滇文化发现之铜尊，盖上多饰立牛，饰锦鸡和孔雀者，目前仅见此一件。

28、五牛针线盒

战国高31.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

因出土时内装绕线板和线，同类器物中还发现针，故名针线盒。器物似有盖的蔑编箩，上部为圆形，往下逐渐收缩，至底部呈圆角四方形，平底，四足。器盖上雕铸五牛形象，一大四小，大牛居中，小牛在盖沿处以逆时针方向环绕大牛，盖面饰蟠蛇纹和竹节纹，器身饰流云纹、编织纹及节纹。

29、猴蛇铜钺

西汉高14.4厘米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

钺是中国古代仪仗兵器，在滇青铜器中数量较多，刃作扇形或新月形，銎上均有几何花纹、动物钮饰等。此件器物扁圆形銎，弧形刃;銎饰回旋纹、菱格网纹;銎上铸一猴，正在顺銎攀爬。猴首高昂，长尾垂地，四肢作弯曲状，其中两前肢用力踩踏一蛇，张嘴咬住蛇头，动感十足。

30、刻纹铜臂甲

战国高23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

滇国的铠甲(主要有领甲、背甲、臂甲及腿甲等)多用薄铜片锻打或模压成型，因墓内填土重压，多数破损。此臂甲为滇青铜器上细线刻花技术较精彩的一件，此种工艺亦称阴刻，制作要求和水平很高，极具工艺研究价值。呈圆筒状，上粗下细，与人的手臂相合;筒侧开口，边沿有对称的穿孔两列，供系绳紧束。甲面有精细刻纹，刻纹内容丰富，有虎、豹、熊、猴、鹿、鸡、鱼、虾等十余种虫兽纹，尤其有趣的是狸咬雄鸡和雄鸡啄食蜥蜴的场面，古滇人已认识到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一条食物链。

31、鎏金金刚杵

大理国长21厘米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金刚杵又称为宝杵、降魔杵，原为古代印度的武器，被冠以金刚之名，象征摧灭烦恼的菩提心，具有无坚不摧的法力。

32、金藤编耳饰

大理国直径6.1厘米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金产丽水，玉出昆岗”。虽然云南自古就是黄金的重要产地，但以纯金知足这样的耳饰，显然级别不低。这对耳饰出土于佛塔，而史载南诏王的葬俗“唯收两耳，贮于金瓶，四时将出祭之”。究竟它是用于供奉佛，还是属于王室，还有待考证。

33、鸡形壶

陶器长12.6厘米，宽9厘米，高12厘米

鸡形壶，是大墩子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代表器物。它是夹砂灰陶。体作鸡形，尾部与背部饰乳钉纹三行，通体饰点线纹，作羽毛状，口部两侧各有泥钉一个，颇似眼睛。制作精巧，造型新颖。

34、竹禽图册页

元任仁发绢本设色纵25.8、横22.9厘米

任仁发(公元1254~1327年)，字子明，号月山道人，松江(金属上海市松江县)人。元代初年著名水利家。善画鞍马、人物故事、花鸟等。花鸟画学习黄荃工整艳丽一格。《竹禽图》是一幅工笔写生小品，虽继承了南宋院体画的风格，又有别于院体画的呆滞，画面一只小鸟栖于竹梢上，昂首作明叫状，姿态逼真，自然传神，似闻之有声;画竹用双勾笔法完成，笔画坚实细劲，被风吹乱的竹叶，阴阳向背表现自然准确。尺幅虽小，颇有神韵。从收藏印鉴看，曾经明代大收藏家王世祯及清代怡亲王允祥珍藏。

元代取消了画院制度，专职服务于宫廷的画家减少了许多，而一些官居高位及一些隐居不仕的文人画家逐渐增多，他们在表现手法上离开了宋画敦雅的风格，努力表现不同的意境;山水画和花鸟画成为主要题材。在形式上注重画中的书法趣味，突出了绘画作品中的文学性，这也是“文人画”兴起的显著特点，是中国画坛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元代中晚期，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大家，从不同角度把文人画推向了新的高峰，被誉为“元季四家”。其中黄公望笔墨技巧的变化更加完善，其山水画的表现技法曾在画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开创了浅绛山水画技法，并把它推向了成熟，使之流传至今。而元代花鸟画虽然也随着文人画的发展而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艺术上讲究自然天趣，但宋代院体画的规范尚未中断。

35、剡溪访戴图轴

元黄公望绢本设色纵7

5、横56厘米

黄公望(公元1269~1354年)，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等，江苏常熟人。曾为中台院掾吏。善画山水，成就卓著。他的作品有浅绛与水墨两种面貌，浅绛山水浑厚圆润，水墨山水则潇洒苍秀，笔墨洒脱，境界高旷。《剡溪访戴图》为云南省博物馆又一件镇馆之宝。是黄公望晚年作品，以浅绛法绘制，取材于历史人物故事，描绘晋代著名书法家王徽之行船往剡溪访问人物画家戴逵时，被途中雪霁美景迷住，一路慢慢走，慢慢欣赏，直至夜幕降临时才到达目的地，兴尽而归。作者采用了“借地为雪”的艺术技法表现群山被大雪覆盖，雪中伸出的枝桠用浓墨点写，山脚下庭院积雪寂无一人，湖面上的小舟刚离去，舟中人物缩颈拢袖之状，烘托出清寒萧瑟的气氛。全图笔墨简淡，仅在深凹处略加皴擦，敷以浅绛色，天空用淡墨渲染，同时显现出山顶的积雪与夜幕的降临，突出了故事的主题。图中题款残缺，考证当为;“至正九年正月为王贤画，二十五日题。大痴道人时年八十有一。”当是黄公望去世前的珍品。其风格、款式及作画时间，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九峰雪霁图》相同。

36、夏景花鸟图轴

明吕纪绢本设色纵17

2、横108厘米

吕纪(公元1488~1505年)，字廷振，号乐愈，一作乐渔，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供奉于仁智殿，官锦衣卫指挥。善画花鸟，偶作人物，山水亦有法度。近学边景昭，远师两宋院体，工笔重彩为主，与林良同为明代宫廷画代表，时称“林良吕纪，天下无比”。《夏景花鸟图》工笔重彩，一丝不苟的继承了南宋院体画的风格。绘秀石、栀子花、芙蓉花与树下五彩锦鸡争奇斗艳，是帝王家所喜爱的荣华富贵之意。右侧有作者自署款识，钤“廷振”朱文印一方。

明代画院的规模不如两宋，官制也有所不同，统治者对待画院画家的创作束缚也很严，不允许有丝毫的超轶思想。画院中以工笔重彩花鸟画创作为主体。主要画家有林良、吕纪等，他们创作的花鸟画有工笔重彩，也有水墨写意。而文人风格的花鸟画也在以各自不同的笔墨技巧发展创新。

37、杜甫骑驴图山水扇面

明沈周纸本墨笔纵16 、横45厘米

沈周(公元1427~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常州(今江苏)人。未应科举，终生从事书画创作。书法师黄庭坚;诗宗白居易、苏轼和陆游;工画山水、花鸟、人物，成就卓著，文徵明、唐寅都是他的弟子，为吴门派之首。40岁前多作盈尺小景，极细密;后始作大幅，豪放浑厚。此山水扇面是一幅表现文人悠闲易趣的小品，笔墨粗简豪放，刚柔并用，风格文雅劲健。除自题七绝一首外，另有都穆和孙一元题七绝二首。

38、幽居图轴

明文徵明纸本设色纵157.4、横33厘米

文徵明(1407—1559年)，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工行草书，尤精小楷，亦能隶书;学画于沈周，擅山水。《幽居图》设色淡雅，用笔细腻工整，布局疏朗简练，神采气韵文雅清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避世清高的理想境界。除“徵仲”白文印一方外，尚有“百担斋”、“玉兰堂”收藏印二枚。“百担斋”为高问华先生收藏印，意指收藏担当和尚书画作品百件以上。

39、溪桥访友图

明唐寅绢本墨笔纵96.7、横35.7厘米

唐寅(公元1470—1523年)，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吴县(今苏州)人。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中应天府解元。后进京会试，因科场案被他人所累入狱，出狱后不在热衷功名，在绘画方面发展才能，诗文书画皆能。绘画早年师周臣，后集宋代院体、元四家之长，兼工带写，潇洒清逸，自成一派。《溪桥访友图》表现了文人雅士游山玩水的优先生活。虽取法宋人笔意，但工整中寓潇洒之意。自题“秋色悲凉怀抱开，古松泉石总诗材。平头鞋子方春盛，枯木桥边散步来”，表达了自己不得志的心情。此图行笔秀润，清隽潇洒，诗画相映，更显活波潇洒。

40、右军书扇图轴

明仇英绢本设色纵1

45、横74厘米

仇英(约公元1505一 1552年).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后移居吴县。工匠出身，学画于周臣而青出于蓝，擅画人物、山水,画风细秀清雅。(右军书扇图)是以王羲之为卖扇老妪书扇的传说故事为题材的设色山水人物画。 据虞和〈论书表)记载 ：一日，辞官隐居于蕺山脚下的王羲之见一老妇人持扇叫卖，便提笔在扇子上写了几个字, 见老妇人犹疑，笑道:“只要说是王羲之写的,每把可要价一百钱。”后果然引得人们争相购买。此图正是表现老妇再次来请王羲之书扇时的情景。人物工细精谨,画面以青绿色调为主,色彩浓重艳丽,仍觉柔和淡雅，精细的装饰风味也能显出娴雅幽淡的文人气息。

41、垂鞭弹空图

清钱沣纸本墨笔纵34.6、横34.5厘米

钱沣(公元1740一 1795年)，字东注,号南园, 昆明人。乾隆辛卯进士,历官通政司副使，提督湖南学政。性刚烈,嫉恶如仇,曾弹劾权臣和珅。《清史稿》评他“直声震海内”。学识渊博,诗书画均有较高的造诣。书法学颜真卿,卓然成一大家，画马尤神骏。此图描绘一位夫子气十足的学者,骑一骏马向前飞奔;一手握缰绳,一手提马鞭,身体前倾，帽带飘扬，神气活现;笔法劲秀洒脱，刻画生动逼真。题款“乙未岁八月敬拟少陵先生遗像，钱沣”，故图中人物当为杜甫。钱沣在此图中将这位唐代大诗人描绘成跃马驰骋的骑手，表达了自己宽广的胸襟和高尚的情怀。钱沣人物画本就稀少,此画虽为盈尺小幅，仍弥足珍贵。

42、楷书轴

清钱沣纸纵134.7、横56.7厘米

钱沣楷书, 结体严整开阔，结字方正宽博, 他的书法技艺被世人誉为几百年来学颜最得真意。钱沣以其俊拔的笔力和透着阳刚之美的书风，在中国书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幅楷书挺劲横拙, 力道沉郁，笔笔不苟，得颜真卿神韵。

43、青花五彩雉鸡花卉纹碗

清康熙高7.5、口径15.

2、底径7.1厘米

此碗直囗,丰腹,圈足，胎体洁白细腻,釉色平滑光润,白中闪青,碗内光素无纹。外壁釉下用青花、釉里红绘花卉图案轮廓,釉上以矾红、绿彩等填补。一面绘一对雉鸡站于洞石上,周围以玉兰、菊花、海棠等花卉相衬;另一面为两只飞燕。山石用青花渲染,层次清晰，花叶在青花的纹饰上用绿彩覆盖,牡丹在青花的勾线内填以红彩,或含苞待放，或盛开,青花在这里仅作为一一种釉下彩料来表现局部纹饰,梅花则用釉里红加以表现。雉鸡神态盎然,其冠，腹、尾都用釉里红表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雉鸡的绘工极为精湛,可谓形神兼备，其尾羽中茎留白,状如鱼骨,两边饰以细密整齐的平行线,富有装饰韵味而不失真实,是康熙时雉鸡绘画技法的典型特征。整幅画面,色彩明艳,纹饰生动,设计巧妙，达到了花鸟传神的意境。器底有“大清康熙年制”六字青花双圈楷书款。

44、五彩十二月令花卉杯

清康熙杯均高4.9、口径6.

4、底径2.6厘米

敞囗，深壁，器身较高,自囗至底略呈斜线状内收, 圈足,形制小巧,胎体坚细，轻簿,几为脱胎，釉面滋润洁净。每杯腹部一侧绘一种花卉, 另一侧配有相应诗句。画工细腻,色彩典雅,生气盎然。清代有以十二个月令的花卉为十二月花神之俗。此十二月令杯为康熙名品,传世稀少，单一件便十分难得,此六件十分珍贵。

45、青花莲瓣八吉祥宝月瓶

清乾隆高49.7、口径

8、底径16厘米

圆囗,直颈,扁圆形腹, 腹部两面各有突出圆形乳钉一一个,扁圆足, 云耳连颈接肩, 造型规整，器形宏大。胎体厚重, 釉色白中闪青，光润平滑,青花呈色浓艳并稍有晕散。囗沿部为一周回纹装饰,颈部绘缠枝花卉，腹两面为莲瓣,并在莲瓣内绘法轮，法螺、宝伞、宝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等佛家八吉祥, 腹部中心乳钉上绘莲花和回纹,瓶身侧面绘缠枝。图案随器形布局, 绘工精妙。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

46、粉彩描金大吉壁挂 清嘉庆 高

35、宽20厘米

造型精美，呈扁平式,作葫芦形,背为平面,有孔可穿系，正面葫芦上下各饰一金彩圆形开光,里面分别以金彩书“大”、"吉”二字。开光外用金彩在珊瑚红釉上绘锦地,围绕开光各饰绿彩蝙蝠5只，葫芦的颈、肩及腹部有对称而弯曲的绶带，用墨绿色勾勒带子的细部，内填淡绿色釉，绘工精细,给人以飘逸真实之感。底部带有装饰性的托座，施黑褐色釉, 质地仿木,底足呈如意形。整个器物体现出“福禄寿"、“大吉大利"的吉祥寓意。

47、青花山水人物大碗

明高

12、口径24.5、底径10厘米

直囗圆唇，深腹，矮圈足。内囗沿处绘一圈回纹，内壁饰青花花果, 底心绘山水人物,外壁绘缠枝花卉，近底足部位饰变体仰莲纹。 此碗从造型到制作工艺都带有明代洪武青花釉里红大碗的典型风格, 特别是景德镇洪武青花釉里红大碗在烧制时常在圈足内涂一 层含铁较高的涂料,此碗也同样具有此特征。

48、建水紫陶刻填诗文瓶 民国高

52、口径21厘米

撇囗,束颈，溜肩，肩至底部渐收,平底。腹部一面饰残帖，另一面隶书裴度《溪居〉诗 :“门径俯清溪，茅檐古木齐。红尘飞(飘) 不到,时有水禽啼。"落款“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岁次庚申正月, 建水定一王如清造并书”,出自名家之手。

建水紫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大约创烧于清代晚期，盛行于民国，它是建水窑瓷器衰败之后创烧的品种。

据说建水紫陶是清光绪年间由一个叫潘金怀的陶工创烧的。他采用当地白、黄、青、紫、红五色土,经泡水搅浆过滤沉淀成陶泥,用此陶泥制成的器皿烧成后呈紫红色, 再用鹅卵石打磨,使器物表面细腻滋润,光亮如镜,既显自然天成的古朴风貌,又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别具一格,深受人们喜爱。到了民国年间,建水紫陶更是空前发展,器物品种更加多样,有瓶、罐、汽锅、八家斗等，装饰技法更有创新,采用的刻填技法,刀法犀利,线条流畅。既有粗犷豪放、大笔、大块的书法,又有写意国画和民族民间图案,特别是以断碣残帖为装饰题材,集诗、书、画为一器,更显文人气息。刻画的翎毛花卉，走兽鱼虫，都栩栩如生。并出现了一批技艺精湛的陶工,如向逢春、沈河清、叶子香等,他们把建水紫陶的烧制发展到了极致,使建水陶成为中国紫陶家族中的一朵奇葩。建水紫陶造型古朴典雅,别具一格,具有“明如水、亮如镜、光鉴照人”、“体如铁石、音如磬鸣”的特点。色呈深紫，花纹雪白,特别是深黑嵌白者，尤为上品。

49、建水紫陶刻填诗文梅花纹尊 民国 高

46、口径13.5厘米

直颈，丰肩，束腰，足外撇,平底，肩部饰双铺首耳。黑褐色的器身如漆似铁，光亮照人。一面以残帖装饰,内容多为秦砖汉文、唐诗宋词、康熙字典等,并在残帖中写“钦尧院长新居落成纪念，云南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全体职员敬贺，时中华民国卅六年(公元1947年) 元旦"。一面装饰梅花，落款:“绿窗开遍玉梅花,逢舂戏毫”。很显然这个瓶不但出自制陶名家向逢舂之手 ,还是名人收藏之物。

50、唐继尧调兵虎符 民国高14厘米

护国运动后唐继尧主滇,联合西南诸省出任军政府的元帅，欲称霸西南地区,这对虎符就是在此期间铸造和使用的。虎符一般都是以右为尊，右半为君主或统帅保存，左半由执行征、防任务的统兵将领持有,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才能生效。这对虎符上端分别铸有两只老虎,左件正面镌刻铭文"云南省长唐检点副证”,背面是“民国十二年七月二号制”,并有”唐继尧印“印样。右件是"云南省长唐检点证”,背面为 “民国十二年七月二号制”,也有“唐继尧印”印样。两件扣合起来, 侧面为“军字第贰叁号”和“令行推出”字样。在近代工业和科技已经发展的时期，仍然使用这种古老的调兵凭证,可见这对虎符的特别和珍贵之处了。

51、牙雕《运木大象》

现代缅甸政府代表团赠送长23.5、高14厘米

大象在东南亚人民的心目中是吉祥的象征，又是勤劳能干、聪明灵性的好伙伴。该礼品是缅甸政府代表团来云南访问时赠送的礼物,见证了云南与缅甸人民悠久的友谊。这件造型生动形象、富有生活气息的牙雕表现的是:腿粗如柱、身似城墙的庞然大象,在主人的指挥下,从崎岖不平的山上把用铁链缚着的巨木拉拽到积木场。

52、傣族项圈

直径29厘米，重413克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征集 项圈集锤镍工艺为代表的多种传统工艺为一体,其上透雕双龙双凤, 镶嵌红绿宝石, 形成多层次组合。龙凤结合寓意太平盛世,高贵吉祥。 项圈尾部作两雁交颈状, 蕴含 “雁首之礼”,象征婚姻幸福美满,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整个项圈色彩浓重，对比强烈, 富丽堂皇,为傣族贵族婚礼用品。

云南金银器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依托云南本地丰富的物产资源以及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交流, 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使云南的金银饰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云南各民族男女老少喜用琳琅满目的饰品作为装饰,银、铜、藤 金、篾、竹，石、料珠、花，果、骨、牙、角加工而成的发饰、耳饰、颈饰、腰饰和手部饰品等。

53、傣族錾花银臂钏

高12.6、最大径6.8厘米,重315克银勐腊县征集

臂钏,即戴在手臂上的环形装饰物。隋唐时期, 此种饰物也叫“腕钏’’、“跳脱’’。臂钏的具体形制两千多年间变化不大。此臂钏将银条锤扁, 盘绕成螺旋圆筒状6圈,可自由伸缩,其上錾刻花卉图案,可以根据手臂的粗细调整节环的大小。

54、彝族月琴

高8

1、面径47厘米木楚雄彝族自治州征集 为彝族弹拨乐器。木制,长颈圆腹, 张四弦，琴杆顶端雕曲首龙头,龙头上插两个五彩绒球，面板为浅浮雕刻双龙图案，伴以双凤、跃鱼 、马缨花等纹样，装饰华美,音色清脆明亮。月琴也是彝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传情物。

55、风俗画

纵1

56、横45.5厘米纸清代

一组6张。反映云南古代少数民族社会生产、风俗民情等内容。题材涉及采槟榔、乘象、狩猎，沐浴，写经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画面细节刻画十分真实、生动,是了解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生活极其重要的形象资料。

56、傣族贝叶经

长54，宽5.5厘米贝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征集

贝叶经是用铁笔在贝多罗(梵文Pattra)树叶上刻写的佛教经文，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傣族社会、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等，包括哲学、经济、 政治、天文、历法、军事、武术、体育、生产知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伦理道德、法律法规、心理学、宗教教义、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理论、制品工艺和建筑技术等。

云南有些民族亦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纳西族创造了东巴文，用东巴文在手工纸上记录纳西族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是流传至今仍在沿用的东巴经。傣族根据地区和支系不同共有4种傣文,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经书除抄写在绵纸上外,也被刻写在贝叶上，称为贝叶经，傣族地区迄今仍在使用，藏族的经书用藏文、梵文书写，是研究文字和佛教历史的重要史料。彝族使用彝文,除记录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人和事件外,最主要的功能是彝族“毕摩”用来抄写经书，这些彝文书籍使彝族历史文化得以记录和传承下来。另外,还有用阿拉伯文写的多种版本和材质的《古兰经》等。在云南省博物馆的馆藏中,这些古老经书是十分珍贵的民族文字典籍。

57、纳西族东巴经

长30，宽10厘米纸丽江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征集

纳西族创造的东巴文被称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主要用于书写经文,是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东巴经由东巴囗诵手抄,世代相传，是研究纳西族古代哲学思想、 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民俗、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及中国西南藏彝走廊宗教文化流变、民族关系史以及中华远古文化源流的珍贵资料。

58、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

西汉高50厘米晋宁石寨山10号墓出土

器物为典型的束腰筒状贮贝器。腰部两侧各饰一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爬状，生动逼真。器盖上的装饰分为两层：外层雕铸呈逆时针方向排列的公牛4头，牛角长而弯，显得膘肥体壮;里层一圆柱物之上，饰一骑马之骑士形象，马昂首，翘尾，骑士佩剑，且全身鎏金，显得格外醒目。在区区25厘米的直径范围内，4头环绕而行的犍牛显然代表墓主人生前拥有财富的情况，而中间处于居高临下位置鎏金佩剑骑马者形象，则表示墓主人生前除了拥有大量财富外，还拥有极高的权力，其身份与地位非同一般，不是一位王族成员，就是一位奴隶主贵族。器盖上的装饰素材由动物到人物，预示着大场面的塑像即将出现。

骑士跣足。从现有出土青铜器看，滇人一般不穿鞋，在一些正式场合均赤足，即使是骑马的将军或主持祭祀者亦如此，一般人更不必说了。

59、银背光金阿措耶观音立像

大理国高29.5厘米大力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此尊立像高发髻，戴化佛天冠，面作女相，手结妙音天印。下着裙，束花形腰带，赤足。足下有二方形榫(座残)。舟形背光，银制镂空，内作莲花纹，向外分别为优罗钵花、联珠纹和火焰纹。

这件阿措耶观音总重1135克，是目前已知最大的一件宋代以纯金铸造的佛像，也是南诏大理国最珍贵的佛教艺术瑰宝。观音铸造后并未打磨抛光，至今依然金光熠熠，折射出昔日佛教的辉煌。

观音造像有阿措耶观音、杨枝观音、甘露观音、持荷观音、四臂观音和水月观音等，最主要的是阿措耶观音和杨枝观音。杨枝观音数量较多，其造像的高发髻、曲线的身材和手持杨枝的姿式，以及覆豆形或橙形的莲座、舟形背光等，无一不透出中原唐代佛造像的气息。而最具特色的是阿措耶观音，为云南所仅见，目前全世界仅发现20余尊，因其在南诏传说中的特殊地位，被誉为“云南福星”。 60、牛虎铜案

战国高43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

此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它出土于李家山墓葬群中墓坑最大，随葬品也最多的一座墓葬。器物造型特异：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作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头小牛，亦站立状。用范摸铸造，大牛和小虎一次成型，而小牛则是另铸，再焊接。从美学角度来看，大小比例搭配合适，形体塑造动静结合，立意独具匠心，想象力丰富。从力学原理分析，小虎装饰于大牛的尾部，且虎的后退紧蹬大牛的后腿，使得器物的重心明显后移，再于大牛腹下焊接一头小牛，加大器物自身的重力，使器物因追求美观、奇异而下盘略显轻浮不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至此，器物既美观又稳重，完美地达到了作为祭祀礼器庄严肃穆的美学要求。此案表面光滑平稳，丝毫看不出有因分型而成的范铸缝和修理痕迹。

第三篇：馆藏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项 目 名 称

文 物 名 称

文 物 单位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年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制

第四篇：声像、照片档案管理办法

一、我局在各项工作中活动中的照片、录音录像资料是我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收集齐全，按照有关规定理事归档。

二、录像、照片档案，应按国家有关音像、照片档案的规定和载体形式的不同，单独整理，分柜保管。

三、整理归档的声像、照片，必须图像清晰、声音清楚。

四、声像、照片档案说明卡项目填写要齐全，一律用黑色或蓝黑墨水书写整齐。

五、声像、照片档案的利用，鉴定和销毁均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篇：档案馆数字化、数字化档案馆、数字档案馆

关于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思考

2006-11-9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进入论坛

当二十世纪的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中，向人们描述着数字时代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带来的各种冲击时，人类文明已经真实地迈进了二十一世纪，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大潮朝着我们扑面而来。档案管理和利用如何应对及适应数字化信息时代的需求，是我们档案工作者要思考的。

一、传统档案馆的数字之路

2000年12月，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印发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把“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加快现有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列入其中，同月国家档案局在中国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研讨会上宣布：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由此，传统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有一些档案馆已经开始对此投资建设。我们认为，传统档案馆的数字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有了清楚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规划和解决好档案馆的数字化之路，为今后的数字化档案馆进而是数字档案馆、虚拟档案馆的建设打好基础。

传统档案馆的数字之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组成：

(一)档案馆数字化。档案馆的数字化包含着以下三层含义，其一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建立档案馆的自动化系统，实现档案馆自动化管理，完成档案管理的数字化;其二是馆藏信息数字化，数字化的馆藏档案信息能直接被计算机识别和处理，建成完备的信息数据库;其三是构建平滑高效的档案信息数字化传输平台，实现档案的统一管理和资源共享。

(二)数字化档案馆。在档案馆数字化基础上，形成以数字化信息为馆藏内容，以计算机为管理手段，以网络传递为利用方式的一种新型档案馆，是采用现代高新技术的数字信息资源系统。

(三)数字档案馆。通过国家信息基础工程联合数字化档案馆，运用网络互联技术，将个体数字化档案馆联合起来，进行扩张、伸展，组成完全意义的数字档案馆，遵循共同协议，实现数字化信息共享，是超大规模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知识信息中心。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计算机终端提出需求，由数字档案馆系统完成查找和调阅档案信息，完全不受时间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如果说运用虚拟技术，建立虚拟档案馆的话，那么，档案馆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虚拟档案馆。

二、档案馆数字化——数字化的起点

档案馆的数字化建设作为传统档案馆数字之路的起点，如何走好这首要一步，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就着重于这一点来谈一下我们的观点。

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为档案馆数字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档案馆数字化建设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是对档案馆自身管理行为现代化的确定，而这种现代化是建立在计算机数字化管理基础上的。这个特征是基础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是开展其他数字化工作的前提条件。现在许多文章在探讨数字档案馆或虚拟档案馆时，较多是对档案馆美好前景的预测与憧憬，很少涉及传统档案馆的现代化管理问题，忽视档案管理具体业务环节的计算机数字化管理问题，如档案自动编目和自动检索、档案自动全文存储与检索、档案业务工作辅助管理、计算机辅助立卷、档案自动标引、文档一体化管理、档案馆办公自动化、档案库房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数据库设计与建立等。而这些不仅是档案管理基本的业务环节，也是档案管理自动化的具体体现，更是档案管理数字化全面实现的基础。这些问题不解决，档案馆数字化建设就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开始进行档案管理数字化的实践与探索，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发展方向。

1、建立著录档案信息检索系统。著录档案信息检索系统，应该说是计算机技术与档案工作的最早结合点。由于档案馆的馆藏量巨大，档案的信息资源又是如此丰富多样，为了方便利用者，提高查询效率，档案馆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档案目录或专题文件级目录著录，以达到快速检索的目的，检索工具的数字化带来的优势尽显无遗。

2、“文档一体化”管理。1992年国家档案局提出“文档一体化”管理思路，许多档案部门纷纷尝试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文件与档案的一体化管理，从文件形成之时到文件办结归档乃至档案管理成为一条流水线的操作过程。“文档一体化”操作管理软件与传统手工操作相比，避免应归档的文件材料人为遗漏，提高了文件归档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高了文件立卷的效率，提高了档案的质量。但它也只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拟传统手工操作流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档管理数字化。

3、档案馆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建设。我国档案工作数字化管理起步时间较晚，目前还是以针对上述档案信息检索系统和文档一体化数据库系统的管理为主，停留在档案工作数字化管理的初级阶段，数字化管理的优势和潜能并未充分发掘出来。档案工作数字化管理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涵盖档案馆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工作等诸方面的大型的系统工程。档案馆数字化管理应该以此为契入点，朝着这个方向积极发展。

(二)馆藏信息的数字化。根据《档案法》的规定，综合性档案馆作为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永久集中保存档案的基地，与国家历史同在。综合性档案馆通常都有数量庞大的馆藏，内容及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就传统的档案载体而言，其记录信息都是平面的，文字、图像、声音等不同载体的信息难以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运用计算机技术与多媒体技术，所有的馆藏信息都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做到图、文、声并茂，档案信息的记录功能与显示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而且更有前景的是数字化后的档案信息能随心所欲地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给长期以来沉闷、形式单一的档案信息贴上吸引人的“标签”。馆藏信息的数字化是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核心，其数字化建设的工程量巨大，各级档案部门应根据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建设模式：

1、大型综合性档案馆，它们的馆藏基础一般都较好，馆藏信息的利用也较频繁，在建设经费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技术优先的原则，划出专项经费，成立馆藏信息数字化部门，专门负责档案信息数字化工作。这种模式见效快，但投入高，需要很强的经济支持和技术支持。

2、中小型综合档案馆，在建设经费不够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资源优先的原则，购置少量的设备，对重要的档案资源先期进行数字化处理，循序渐进逐步扩大数字化规模。这种模式见效慢，投入较少，对技术要求也不高。馆藏档案信息经数字化后转化为数字信息，以数据库的形式存在。

目前大部分档案馆馆藏档案载体仍然是以纸质为主，纸质档案数字化制作方式一般有二种：第一种是通过计算机人工录入或通过扫描仪扫描由字符识别软件(OCR)识别，制成文本文件;第二种是将档案文件的每一页看成是一张图片，不管上面具体是什么内容，由扫描仪按页扫入计算机制成图形文件。第一种方式占据空间小，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文数字化，但纸质档案信息的记录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手写体、繁体字，有的字迹褪化及非文字形式等，此时采用第一种方式就会暴露出如下致命弱点：用OCR字符识别的准确率低;若采用人工录入，不但需要大量的录入人员，而且一时还不能马上胜任此项工作，差错率大且核对困难，投入大，收效慢。而第二种方式实现容易，一般档案工作人员只要稍加培训，即可操作机器，且工作可以定量化，差错率相对较低，即便有一些错扫、漏扫等，也能很快被发现。至于图形文件占空间大的问题，在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相信适合的软件很快就会被开发出来，如果能采用先进的高速扫描机，那么对档案信息数字化无疑是如虎添翼。另外，还因为图像扫描保持了档案原件本来面目，可以使利用者在看到文字内容的同时，也能看到纸质档案的其它一些特征，如原件的纸色、墨迹、印章、圈点、批注等各种原貌，使利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线索，开展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三)档案信息传输平台数字化。档案信息只有在传递过程中才能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以往信息存在于一次文献即档案原件或经过处理的二次文献范畴内，人们需要档案信息，往往需要亲临档案馆，通过阅览摘录、静电复制或拍摄等形式来获取需要的信息。但档案信息在完成数字化后以数字形式存在时，数字网络系统就将成为其主要的传输平台，为档案信息的快速流动提供可能。数字化了的档案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可以同时进行多向传递，形成传递网络，而且通过因特网可以方便地进行远程传递，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利用者不必亲临档案馆，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计算机方便地利用档案信息。

如果把档案馆数字化建设比作一个人体的话，那么档案管理数字化和馆藏信息数字化的建设就是这个人体的骨架和血肉，数字网络系统就是它的神经网络。档案馆信息传输平台应首先构建的是档案馆局域网也可称为内网，一般的要求是在遵循统一的通信协议前提下，通过网络连线将各个部门的计算机资源整合在一起。可根据不同的应用设置服务器，部门的个体计算机通过网络共享网络信息资源，为档案馆核心数据库提供档案信息，也可以得到权限范围内的档案信息。其次是构建外网、公众网等，可使档案信息通过数字网络系统进入信息交流的大动脉----互联网，实现档案资源的共享。

三、档案馆数字化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建立标准化的规范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指出：“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标准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技术经济政策。”这充分阐明了标准化的地位和作用。现在各地的档案馆对数字化建设还都处在试验和探索阶段，采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档案馆数字化建设中，标准化的规范体系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档案馆数字化建设高质量的坚实基础。如浙江省档案局指出数据库建设要本着保证质量、规范标准的精神，并决定在2002年正式出台统一的《浙江省综合档案馆电子目录数据库结构与交换格式》相关标准，对全省各级档案馆现有的数据库与软件进行修改、规范，提高数据质量，完善软件功能，特别是数据标准接口功能。在建立标准化的规范体系方面我们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以标准化管理为主，制度管理为辅。标准化适合于技术工作领域的规范化管理，可操作性强，而且与管理体制的关系较为超脱，因此在不与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标准化管理更有利于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制度通常以法规形式出现，特别是约束力强，但管理范围有限，所以在标准化管理的基础上，配合制度可以形成档案馆数字化工作所需的严密的规范化管理体系。

2、首先考虑采用国际标准，其次才是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由于档案信息的范围和种类处于不断扩展和变化之中，因此即使在档案馆数字化阶段也应优先采用适用范围尽可能广泛的标准，尽量做到一次到位。档案馆数字化建设中确定标准的原则是：面向计算机和网络及信息平台的处理，直接采用国际和国家标准;面向综合性信息的处理优先采用国家标准;面向档案信息的处理以借鉴为主进行补充，由此形成标准化的规范体系。

(二)建设高质量的档案信息数据库。早在1992年就有学者指出档案工作现代化的核心是建设高质量的数据库，这个认识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们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核心依然是建设档案信息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传递和信息交流。

档案馆计算机数据库类型以检索性数据库和文件性数据库两种较为常见，检索性数据库主要用于揭示馆藏内容，介绍开放档案的范围、目录和提供网上检索途径;文件性数据库，主要用于完整地载入档案文件，使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档案信息。档案信息数字化后以数据形式集合成数据库，档案信息组织形式就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从原先纸张上顺序的、线形的方式转变为计算机的直接的、网状的方式，索引文件、超文本技术可以使信息按本身的逻辑关系组织成相互联系的网状结构，依赖先进的智能化信息管理技术，以人工语言或自然语言进行搜索，为用户提供方便、高效的服务。一个高质量的数据库中的数字信息要达到以下质量标准：第

一、数据的准确性;第

二、数据项目和内容的完整性;第

三、数据的规范性;第

四、数据的稳定性。

(三)档案信息安全问题。安全是档案馆数字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档案馆与图书馆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图书信息基本上是面对普通公众，而档案信息则对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要求，有相当一部分档案信息是需要控制使用的，所以档案馆数字化建设中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档案信息的保密和安全。通常采取的措施可以分为制度管理和技术保证两类，档案馆在数字化建设中对此应该形成一套管理制度体系，此外还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措施进行自动控制，才能做到更加严密。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进行民国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探索时就十分重视数据的安全问题。他们认为在黑客猖獗和网络安全保护手段不健全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档案信息的保密和安全，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数字化民国档案网络化服务。他们首先对已有的档案信息系统进行改进分化，对馆内不同用户根据权限提供全文档案信息，使馆藏信息首先在馆内达到资源共享。当馆内数据库接入Internet网时，除尽最大可能保证网络安全外，将那些有机密性的、不开放的档案不存放在网络服务器上。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为了解决档案信息的安全问题，也可以使用Intranet技术，提供授权的档案信息服务。

(四)加快相关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人才问题是关系到档案馆数字化建设成败的另一关键。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过程是与新知识、新技术的普及密不可分的，所以各类相关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档案馆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培养的人员有以下几类：系统开发与维护、数字化加工与管理、标准化建设、数据库运行管理等。

目前我国的档案专业教育，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各种专业知识培训，都显得知识陈旧，内容更新慢，缺乏计算机技术与档案及档案工作关系的内容，其结果也就使得档案界严重缺乏既具有档案专业知识又具有计算机等相关知识的复合性人才，阻碍了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在档案事业上的运用。对此，档案教育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奋起直追，加大培训力度。

同时档案馆也必须重视对在职人员的培训工作，重视引进相关的专业人才，以适应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需要。在相关的岗位培训及人才引进时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做到有提前量，使有关人员对新技术新设备提前了解。

2、针对不同对象分层次培养，要求知识技能与岗位相适应。

3、充分依靠社会支持，引进人才但不浪费人才，做到人员结构合理。

以上是我们对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一些浅见。现在各地档案部门都很重视这方面的信息，有些单位已将此摆上了议事日程，但相对于图书馆部门，档案部门的动作已经滞后。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现已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其在数字图书馆的总体结构、标准规范、技术线路等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1999年3月成立的“国家图书馆文献数字化中心”年生产规模已经达到5000万至6000万页全文影像数据，它的网络可以提供1000G存储量的网上信息服务。档案馆如果还不重视档案馆的数字化建设，不能在网络上有效地传递档案信息，就无法融入信息时代的快车道，最终将被信息社会淘汰。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档案馆数字化建设不仅仅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举措，它还具有更深刻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