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档案馆馆藏资料地位问题的再认识

对档案馆馆藏资料地位问题的再认识（通用3篇）

篇1：对档案馆馆藏资料地位问题的再认识

对股指期货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推出股指期货是顺应国内外形势的,这已为各界人士所认同。近来许多文章论述了股指期货推出的诸多益处,但鲜有涉及有关股指期货本身风险及推出时机等方面的问题。本文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补充与论证,以便投资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股指期货。

关于股指期货的推出时机包括国有股权和法人股在内的约三分之

二的股权不能流通,是我国股市的一大特色,如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推出股指期货,难以回避以下问题:首先,这一特殊的股权结构对发展股指期

货市场而言,影响了股价指数的代表性,股价指数不能真正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以总市值为权重或以流通市值为权重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股价是以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为前提所形成的供求均衡价格。从套期保值效果来看,特殊的股权结构使衡量股票风险的β系数具有不同的估计方法,其解释程度也很有限。从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的要求看,流通股比例偏低使得股价的可操纵性强,影响定价效率。

其次,在国有股减持、非流通股流通实现流通的过程中,无论采用总股本加权还是流通股本加权,股指的连续性很难保证。而以一个缺乏连续性的指数作为标的的股指期货,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此时推出股指期货会无法实现其发现价格与套期保值的功能。因为,第一,一旦从众效应或聚堆行为使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生非理性的下跌,股指期货市场将缺乏风险承担者,从而套期保值不能找到合约的对手而无法实现风险转移；第二,在股指预期持续处于空头状态时,股指期货价格肯定低于其理论价格,在成熟市场本来可以通过做多期货,卖空股票组合而实现套利,从而使实际期货价格与理论价格靠拢。但在我国由于股票市场没有做空机制,难以建立股指期货和股票市场的均衡机制,造成股指期货的定价机制失灵。

最后,国外实证研究表明,股指期货推出从长期看不增加现货市场的波动性,但短期内确定是增加了现货市场的波动性,而在当前中国股票现货市场处于变革时期,在这种环境下推出股指期货万一失败,代价很大,股指期货要再次推出可能就不是等上三年五载的了,正如国债期货的失败就令人们心有余悸。因此我认为,股指期货是一定要推出,这是一个方向,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把握推出时机。在国有股减持没有完成,非流通股实现流通之前,至少有关确切方案(给投资者一个完整、系统的释放计划,最大限度地降低其预期的不确定性；释放的程度时机合适的非流通股流通方案)提出来之前,股指期货不宜过早推出。即使有关指数的计算、交易的方式、合约的设计以及结算程序等问题都已经解决,产品的推出也需要等待时机。

关于股指期货避险功能的发挥目前主张推出股指期货的一个重要理由

就是股指期货可用来对冲股市下跌的风险。那么股指期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冲股市现货风险呢?

利用股指期货对股票现货套期保值,除非投资者持有的股票组合其构成与股票指数的`成份股构成完全一致才能进行直接套期保值,由于作为股指期货标的物的股票指数的成份股多达几百只,这样只有资金实力雄厚的指数化基金才可能进行直接套期保值。而大多数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的组合与成分股构成是不同的,因此对他们而言只能是交叉套期保值,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套期保值的。

对于一般的机构投资者,通过持有大量股票构成的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然后通过放空股指期货对现货多头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但这里要特别注意不能进行直接套期保值,而是要选择适当的套头比(Hedgc.Ratio,是对一单位现货头寸进行套期保值所需的套期保值工具单位数),以达到有效的套期保值,在选择套头比的过程,由于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变动不可能是平行的,而且衡量组合系统风险的β值估计的准确度不高,也存在风险。

对个人投资者而言,由于其持有的股票品种有限,如果也通过卖空股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的话,很可能因为其所持有的股票价格运行方向与股指运行方向背离而根本达不到套期保值的目的,反而很可能造成的现货与期货的双重亏损,反而增大风险。

由于我国股市没有借空机制,因此只能在现货市场做多,而通过放空期货来套期保值。如果在此时建立股票组合多头头寸,然后卖空股指期货,即使股票组合的价格变动完全与股指相关(股票组合中的股票构成结构与股指成分股的构成一致),也存在现货与期货价格差异的风险(即所谓的简单基差风险)。

因此,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并不象有学者描述的那样简单、直接与有效,对非指数化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对个人投资者而言,这一功能并不容易实现,比起商品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而言,要实现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要难得多。

关于股指期货本身的风险在大家热炒股指期货具有发现价格与转

移风险功能时,似乎很少有人对股指期货本般具有极大风险进行论述。

首先,存在结算风险。推出股票指数期货后,如果一旦出现交易双方持仓量激增,赢家拿钱走了,输家没钱给,这样的话很可能出现巨大的结算危机导致市场崩溃。

其次,隐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由于投资人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影响,香港市场上最活跃的期指品种就是当月合约与下月合约。于是每到月底结算日的最后几天,指数期货和股市都会有不少联动以及反动效应。以国内证券市场高投机的心态和短线操作风气,不难想象,对于整个金融体系都会有潜在的风险。

第三,具有巨大的市场风险。由于对个人投资者与非指数化基机构而言,投资股指期货并不能很好地回避现货市场的风险,因此他们参与股指期货市场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机,而期货具有保证金交易性质,能够将损益额放大数倍,其风险可想而知。

第四,存在技术风险。我国期货交易发展时间很短,对期货交易风险的监控技术还相当薄弱。股指期货作为期货的一种,虽然有避险的一面,但其风险和投机的特点也很明显,如果风险监控技术与能力得不到大幅提高,只会加剧市场的操纵和投机行为。

关于股指期货的标的指数大多数文章认为,统一指数是股指期货推

出的基本条件。市场只有具备这样一个权威的股票指数,相应的衍生产品才有创建的可能。还有一种观点是,股指期货的标的并不一定是一个所谓的“统一的指数”,可以是多种不同的指数,当然使用不同的标的指数开发设计的产品特

征是不一样的,而且使用不同的标的指数也意味着可以设计多种不同的股指期货,因此对于统一指数的过多研究和探讨没有多大必要。

按参与股票指数期货交易的目的不同,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套期保值或对冲,主要是为了规避当前所面临的风险；第二类是投机,为了获得收益而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第三类是套利,利用市场中产品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异获得无风险利润。这三类投资者对股指期货合约及其标的指数的设计要求是不一样的。从套期保值的角度看,标的股指应具有不可操纵性,这就要求成分股的构成要相对均衡,单只成分股的市场比重不宜过大,成分股的市值之和占总市值的比重要相当大(70％以上)。同时,股指的成分股构成要满足稳定性,标的指数本身要具有连续性。此外,标的指数要具有代表性,成份股能够涵盖整个市场的主流交易品种,标的指数的走势能够反映整个市场的波动,这样才能便于与股指期货相对应的指数基金的构建与风险对冲,以及发挥价格发现功能。至于投机对股指本身没有太多额外要求,它要求的是期货合约的设计对其有利,比如合约的价值、最小变动值、交易成本等；套利涉及的是期货市场的有效性问题。因此我认为,股指期货的标的指数也不一定必须是统一指数,但是它必须满足上述的一些基本条件。

其实,在国外,统一指数与股指期货交易指数也不尽相同。按照国际市场规范,股票指数按使用功能分为两类------指标指数和交易指数。指标指数作为市场整体的表征,目前的沪深指数、即将出台的统一指数都是指标股。交易指数则是作为指数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等结构性产品的标的以及作为金融衍生产品的标的。

交易指数与指标指数的差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交易指数的真实性、连续性,交易指数作为金融期货合约标的必须能够较好地发挥经济功能尤其是较好的套期保值效果,其必须具有抗操纵性、编制方法的高透明度和纯客观性。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种现成的指数被认可满足上述交易指数特点,因此有必要编制一系列的指数,这也就自然将编制统一指数首先提到议事日程,而且最早推出的指数期货也应以统一指数为宜,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再开发其它的交易指数。

关于股指期货投资者主体结构在文章称,调查表明股指期货对于一些中小

投资者会有很大的吸引力。现在管理层提出的先引入大机构而限制个人投资者的想法是诸经济的思维。持此观点认为,只要清楚说明风险自担,没有必要再去把股民当小孩子。只要控制成本,加强透明度,严格风险监控,指数期货成为一大投资热门在中国是很可能的。

国外经验表明,股指期货推出之初,主要参与是机构投资者,而不是个人投资者。事实上,这不是管理层主观上要这样规定,而是由股指期货本身固有的性质决定的。

从投入的资金量看,参与期市比投资股市的门槛要高。从入市缴纳的基础保证金,到其后的维持保证金,其数额都不小,尽管股指期货采用保证金交易,但由于期货合约金额本身较大,因此保证金也大。相对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资金量的保障要低得多。

从对冲风险看,要用期货对冲风险,现货与期货的价格运动必须高度相关。由于股指期货的标的物是股票指数,因此只有持有的股票数额多且足够分散,其价格运行才可能与指数有较大的相关性,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股票金额与数量显然很难满足这一要求,因此个人投资者投资于股指期货实际上并不能对冲现货风险,而只是投机,加上保证金交易具有的杠杆效应,会使赢利的机会和潜在的亏损风险放大数十倍,其风险极大。

从投资策略看,股指期货盯市制度使得投资者不可以无时限持仓,一旦投资者投资失误,而又无法补充维持保证金时被强行平仓,这不同于股市,即使投资的股票三五个月处于跌势还可以长期持有待涨,有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相对机构投资者而言,这对个人投资者也是更不利的。

从投资需要具备的专业知识看,期货应该是一个专业人士投资的小圈子,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象股市一样的大众投资工具,从总体上看,机构投资者在专业知识的拥有与操作经验方面显然优于个人投资者。

据《汪洋证券》

篇2：对档案馆馆藏资料地位问题的再认识

目前, 对馆藏资料在档案馆中地位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馆藏资料是档案馆馆藏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认为档案馆收集和管理资料, 主要是为了丰富馆藏, 配合档案更好地为各项事业服务;档案与资料可以相互转化, 资料是档案馆馆藏的一部分。这是目前一些关注馆藏资料的档案界人士的主体认识。

第二种观点:馆藏资料对于档案馆馆藏来说可有可无。这一认识是基于对档案馆和档案馆馆藏资料的一些片面理解而产生的。一是认为档案馆是保管档案的地方, 资料不属于档案范围, 在档案缺失的情况下, 还有保存资料的必要, 在档案收集齐全完整的情况, 没有保存资料的必要。二是混淆馆藏资料与资料的概念, 把馆藏资料等同于资料, 认为档案馆不是图书馆, 不应主动放弃自己的优势, 没有必要大量的收集图书、期刊、报纸等。三是从馆藏资料的利用状况出发, 片面依据馆藏资料利用率低的现状, 对馆藏资料的价值缺乏准确认识。

笔者认为, 馆藏资料是在其作为档案馆馆藏的组成部分、补充馆藏档案不足的基础上, 与馆藏档案互相印证、相互转化;馆藏资料工作与档案工作并不相悖, 与档案工作共同组成了档案馆工作, 并有效地促进了档案馆工作的发展, 为档案馆改变当前的馆藏结构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1. 馆藏资料工作是档案馆的基本任务之一

《档案馆工作通则》第三条规定:“档案馆的基本任务是在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前提下, 集中统一地管理党和国家的档案以及有关资料, 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积极提供利用,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规定明确了档案馆的基本任务是集中统一管理党和国家的档案以及“有关资料”, 为档案馆的资料工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此外, 档案馆收集和管理资料并不是我国独创, 当今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档案馆法都明确规定了档案馆的资料收藏工作, 如瑞典的档案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档案馆备有一个资料室, 主要藏有同档案学和研究国家档案馆活动范围的有关书籍”。可见资料工作是档案馆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 馆藏资料在档案馆工作实践中不可缺少

资料工作在档案馆工作中的重要性还表现在资料在档案馆工作实践中不可缺少。首先, 在档案馆编研工作中, 档案编研成果的史料 (资料) 来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原有馆藏在其中只占有一个极小的比例, 而主要的是在编写过程中向社会广泛征集而来的。这种现象在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活动时也非常普遍。其次, 从档案从业人员情况来看, 目前我国档案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专业人员较少。要做好档案馆工作, 档案从业人员必须不断加强档案业务知识的学习,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使自身知识水平与档案学科的发展相同步;即使是科班出身的档案从业人员也需要继续学习、了解档案学发展方向、动态。因此, 出于档案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档案馆工作实践提高的考虑, 馆藏资料不可或缺。

3. 馆藏资料弥补了档案馆馆藏档案的不足

篇3：对做好档案编研工作的再认识

关键词：档案编研工作馆藏资源档案信息开发

档案编研工作，是将静态的档案资源转化为动态的、可供利用的信息资源的加工制作过程，它是档案部门系统、广泛地向社会提供利用服务的一项工作。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档案编研工作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档案编研工作者更要围绕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努力开发满足社会各界需求的选题，以便更好地发挥档案存史资政的作用。

一、深挖馆藏，做好选题的开发工作

各级各类档案馆都保存着较为丰富的档案史料，主动挖掘相关馆藏，按照不同的专题进行编研并予以出版，是档案编研工作者的应尽之责。

选题是编研工作的起点，也是取得较好编研成果的关键。档案编研工作者要使“死档案”变成“活资料”，就是要在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基础上，从浩瀚的档案史料中选择出集科学性、研究性、史料性于一体的选题。也就是说，档案编研的选题工作，要以坚实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结合形势和重大纪念活动以及理论建设和历史研究来进行相关选题工作。

（一）将馆藏档案与社会公众需求相结合来开发选题

沈阳市档案馆保存着部分老结婚证书，这部分结婚证书主要是该馆的馆藏精品以及市民建立家庭档案时无偿提供的。沈阳市档案馆就社会公众对热播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关注，结合上述馆藏档案，特别是馆藏的再醮婚书档案，以“老结婚证书”的专题形式开展选题工作。通过展示不同时代的结婚证，以及婚书记录下的婚姻档案的故事，获得了社会公众的一致好评。

（二）将馆藏档案与社会重大事件相结合来开发选题

2011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针对这一重大社会事件，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结合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大量馆藏历史档案，以及党和国家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开发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的选题，得到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13年6月，由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出版发行，这套书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研究人员学习研究党的历史、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历史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依据。再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围绕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相关单位根据馆藏抗战历史档案资料，积极调动各方因素，联合社会力量编辑出版图书、画册。这种选题方式，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既弘扬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又发挥了档案宣教育人的作用。

二、围绕选题，制定《编辑方案》与《编辑细则》

选题一经确定，就要开始着手制定《编辑方案》与《编辑细则》。《编辑方案》与《编辑细则》的制定要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权威机构与资深专家的意见，组织参与编审人员、出版人员反复讨论、研究、修改，使《编辑方案》与《编辑细则》趋于科学与规范。其中，《编辑方案》即“编辑大纲”，它主要用来确定编辑原则，是对所编研作品基本原则、基本构架的规定。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的《编辑方案》来说，它主要包括基本原则、收编范围、工作程序和要求、版本选择、文字加工、文件的排序、岗位职责七个方面。《编辑细则》则主要对编辑加工的拟写标题、日期标识、正文体例格式、文字校订、数字规范、标点符号、注释七个方面做了规定，并明确了坚持存真求实的编辑原则，即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可动可不动的不动，只对少数明显错、漏、衍字进行订正规范，而不能用现在的字、词、成语、句子来规范历史文件。由于《编辑细则》在编研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对实际操作能力的要求较高，因此笔者重点对其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一）文字校订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对文件中错、漏、衍字的确认，必须经过认真研究考证，准确判断该处的字义、词义后，才能用符号予以订正。如“一部”不必订正为“一部〈分〉”等。

2.特定历史时期已经为公众所认同的同素同义倒序词，未明文废止的异体字，目前仍在通用的同义字、同义词等，均应保留原文用字，不予订正。例如：“议决”、“脚根”、“声请”、“热中”等等。

3.多方求证不明确的问题后再进行订正。比如：档案文件上出现“大轰大雍”，有编辑认为“雍”应订正为“嗡”，但是在《辞海》中查到“雍”同“拥”，那么“大轰大雍”便说得通，可保持原貌不予订正。

（二）文字、数字规范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所谓“规范”，就是对繁体字、已废止的简化字、被淘汰的异体字、自造的简体字等不规范的用字，直接换成规范文字。例如：“澈底”直接改为“彻底”，“武汗”直接改为“武汉”。

2.档案中经常会出现数字计算误差和多处数字不一致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编辑要通过计算，纠正这些错误，并根据《编辑细则》的要求，将数字用法予以统一，以保证数字的准确性和规范化。例如：档案中出现的“105000”改为带千、百、十的汉字表述，编辑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十万零五千”，有的认为是“十万五千”。向专业人士请教后，他们认为两种表述方式均可，但前者更为严谨，故应采用前者的表述方式。

三、对选题相关材料范围和版本的确定

（一）选材范围的确定

选题的不同，编纂目的的不同，使得选材范围也不一样。一般来说，供研究人员使用的大型综合性的文献史料，其选材范围相对宽泛。其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收录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正式文件及其必要附件。主要包括：（1）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文件；（2）中共中央和其他机构联合下发的文件；（3）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的主要文件，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央全会的各项决议等等。如1960年11月15日，中央对省、市、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后来根据需要加入了中央批转的地方报告等作为附件，如20世纪60年代中央批转山东省总工会党组的报告等。从上述内容来看，该选集作为一部系统公布党史文献的大型资料汇编，其选材范围应该相对宽泛。

（二）选材版本的确定

1.选材时要注意档案的真实性和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做到“去伪存真”。档案或文件在形成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不同的版本。有的可能是没有印发的草稿、草案，有的可能是无政策性指导意见或未批转其他部门执行或参考的简单批复，加上在战争年代斗争形势的复杂，因此形成的档案也有“真”“伪”之别。如在部分档案中征集来的零散文件、敌伪文件中有伪造的党中央文件的问题。因此，要注意辨别档案的真伪和内容上的真伪，千万不能把伪造的文件编入党的史料文集，以免酿成重大的政治错误。

2.在选用版本时要根据每一份文件的具体情况，收集其主要版本，比较各版本的形成时间、文字优劣，分析各版本的形成过程，选择出最好的版本作底本。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中央文件，它们在档案中一般都保存有草稿、修改稿、定稿（签发稿），还有地方收电、代电、给各地指示电等版本；有些文件还刊登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或编印成册。对于上述情况，选择版本时，都要进行细致地比对，方可确认相应的版本。

四、编研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坚持历史性与全面性原则

在进行编研时，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收录客观准确反映这一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形成过程，反映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探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历史研究价值的文件。另一方面，要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党的历史原貌，既要选入反映党在重要时期的重要文件，又要反映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方面面工作的文件，将党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呈现给读者。

（二）正确处理编研之间的关系

在编研工作中只“汇”不“编”，或只“编”不“研”的现象较为常见。这种现象反映不出档案文件及事件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编研出来的作品利用价值有限。从这个角度来说，正确处理编研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不能把专门的研究工作和编辑工作绝对对立起来，即只从编辑的角度进行研究，或只从研究的角度去研究，而是要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通过深入研究和挖掘相关档案史料，了解档案史料背后的故事，进而将这些研究材料结合现实所需进行编研，从而实现编中有研，研中有编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