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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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旧城改造论文范文

旧城商业街区改造的和谐之路

摘 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旧城商业街区改造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提出旧城商业街区改造的分析和定位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才能科学地确定其合理的容量和规模，并制定相应的更新策略。文章提出要科学地确定商业街区的容量及建设规模，另外还从开发模式、交通体系的优化和空间环境的构筑进行阐述。

关键词：商业街区; 功能定位; 商业容量; 建设规模; 开发模式

文献标识码：B

商业街区作为城市中最为活跃、最富有活力的一个缩影，是反映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敏感区域，它的改造与再开发成为城市内部空间调整一个举足轻重的热点。旧城商业街区更是如此，一般来说，旧城商业街区见证了城市发展历史的沧桑，如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

中山市长堤路商业街区地处曾经的商贸中心，但随着新区的开发建设，城市中心逐渐向东部转移，以孙文路和长堤路为商业中心的单核心城市结构向多核心的方向转变，逐渐削弱了孙文路和长堤路的吸引辐射能力。因此，对长堤路传统商业街区进行改造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目前中山市长堤路正在进行改造工作，商业街区改造如何恢复其生机又能保护其传统的特色呢?中山市先后也进行过一些商业街区的更新，如孙文步行街、逢源商业街和大信新都汇，可以说，孙文步行街改造是相当成功的，无论从空间尺度还是改造成本上都为我们做出了一定的榜样。步行街的成功塑造仿佛带给了我们希望，但是实际上步行街“一层皮”的改造，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交通隐患。旧城中心地带的主要交通被切断却无法找到新的替代，南北交通缺乏应有的顺畅贯通。另一条商业街区逢源商业街的改造也已经完成，其中有90%的居民原地回迁，但由于周边的旧城居住区人口结构趋于老年化和大部分是出租户，消费能力不高，加上新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尤其是商业，以及人的消费观念转变和需求档次的提高，逢源商业街虽然更新得不错，但并没有预期中的那么理想和繁荣。

因此，我们不得不深思这些原因何在?旧城商业街区到底应该考虑那些因素?如何才能精益求精呢?我们希望以长堤路商业街区为主要对象，针对其商业街区在城市发展与更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功能定位、规模容量和交通改善等方面提出改造更新的具体解决对策和设计方法，籍此为探讨旧城商业街区改造与更新寻求和谐的整合之路。

1合理界定商业街区的发展定位

现代商业街区应该是多功能的，具体有购物、休闲、文化、娱乐、餐饮、旅游等六个方面的功能。商业街区必须先对目标消费群体进行透彻的调查研究，根据消费群的大小规划商业街区的规模，以及根据消费群的结构和市场的竞争状况规划商业街区的行业构成，也就是哪些产品应该是主流，哪些是次要但又应该有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在此基础上确定商业街区的布局，形成建筑规划。对于商业街区改造来说，前期的发展定位在整个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在界定商业街区发展定位之时一般要考虑规划建设要求、环境特色、消费需求、商业性质和建筑风貌等因素，根据区域优势明确发展定位，避免无差别定位造成的资源浪费，可以形成城市各商业街区的优势互补。

1.1城市规划建设因素的考虑

从中山市城市规划建设对商业街区的要求来说，中山政府部门也充分认识到商业街区对于提升城市形象，加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由于现代商业街区的多功能性，它的建成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山商贸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功能定位，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消费者、旅游者，对于中山未来的发展无疑会带来更多的建设资源。因此中山现代商业街区的建设可以说是和中山城市建设息息相关，改造后的商业街区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能体现中山的风采。

从《中山市商业网点规划》对商业街区的要求来看，中山市商业中心体系由市级商业中心、高级区级商业中心、一般区级商业中心和社区级商业中心组成。目前这四级体系虽已基本成型，但称得上市级商业中心区的只有一个，就是以孙文西路为中心的商业圈。大信新都汇与益华商业圈在规模、人流、交通条件等方面都具备成为市级商业中心的条件，但其在步行街、相邻区域特色街、以及城市广场等配套设施方面发展空间不足，近期内难以成为具有全市影响的综合性商业中心，且大信新都汇与益华商业中心与孙文西路商业中心的距离较近。故将大信新都汇和益华商业中心分别作为市级商业中心的东西两翼，成为孙文西路商业中心的有益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以孙文西路商业核心区为主体、大信新都匯和益华商业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市级商业中心结构。

1.2环境特色因素

商业街区的环境特点是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环境是展现商业街区特色的基础。每个商业街区总是处于特定的空间位置，它是区别于其他商业街区的天然条件。充分利用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空间特点，营造建筑群体与不同空间环境的和谐统一，体现商业街区面貌的环境特色。旧城商业街区改造要立足于发挥自身的优势，挖掘潜在的文化内涵，其更新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一部分，不能只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孤立系统，也不能只是对现有城市结构形态的刻意模仿与呆板延续。相反，现代城市中的旧城商业街区应该成为绽放于城市环境大系统中的一朵奇葩，生于斯长于斯，虽年代久远却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璀璨夺目。

以长堤路商业街区为例，该地块处于旧城区，是中山市商业起源的地方，其区别于一般的城市区域，它拥有唯一的历史文化资源，位于旧城风貌区的核心位置，街区周边面水背山，其商业地产的开发不仅仅只是考虑商业因素，与城市其他片区商业网点对比，具有更多竞争优势的就是它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底蕴，在未来的发展中对自己的竞争市场要敢于重新定位，振兴街区的商业活力。

1.3消费需求因素

从消费者因素考虑，首先以孙文西路为中心，包括长堤路、凤鸣路在内的商业街区客流量来看，近几年来，该商业街区的客流量处于下降的趋势，据统计，长堤路商业街区附近的步行街平均日流量为1~2万人次，近几年节假日的日流量一般维持在10万人次左右。而新出现的大信新都汇目前平均日流量是4~7万人次，节假日高达18万人次。从客流构成角度看，长堤路商业街区以及周边的消费者中青年人的比例很大，他们可谓是消费的前卫群体，追求时尚新潮，希望通过特色化的商品显示出个人的特色，因此他们对新品、特色品的需求较大。而一些家庭收入较高、事业上较成功的消费群体则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可以汇集休闲和精品名牌的地方。

1.4交通环境因素

交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包括动静态交通、设施、交通需求、交通工具政策、交通管制、公共交通和土地利用等方方面面。旧城商业街区往往是城市物流、人流汇集的核心地区，是城市中交通出行总量最大、密集度最高、高峰时间强度最大的区域。中心商业区内部及其周围地区人车混杂、交通阻塞、停车位紧缺等现象经常发生，交通条件的便利与否直接影响商业街区的形成和发展定位。旧城的商业街区开发必须适应城市的发展，在规划设计的协调配合下，与整个城市的交通体系结构紧密相连。商业街区的定位必须要考虑该街区的交通容量，在交通负荷允许的情况下合理地确定其发展和功能定位，其开发建设应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区域的交通情况、停车的难易、路面的宽窄和居民意向等因素。

2科学确定商业街区的容量及建设规模

商业区或商业建筑在建成以后，顾客稀少，则达不到设计的目的和预期的效益;相反商业区或商业建筑长期处于饱和状态或超负荷运转状态，既影响了消费者消费活动的质量，也对经济效益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城市建设中，商业容量的规划和确定是城市规划和商业建筑设计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如广州作为南中国的大门，北京路和上下九路的步行街每天吸引着50、60万的旅客，北京路的商铺，平均月租金就能达到2000元/m2。这种人潮和物业兴旺的情况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消费业态金字塔结构的顶尖。反之，如果在常住人口只有几十万或一百来万的非旅游型中小城市里做商业街区，就不能照搬照抄大城市的做法。因为在中小城市的消费者，外来人口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只占极小的比例，目标消费人群以本地居民为主，居民的购物习惯并没有因为商业街区的出现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商业街区的建设，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本文所说的商业容量就是该商业区或商场在某一时间内，依据其环境等条件，可吸引顾客购物及相关活动的能力，国内学者曾经做过相关方面的研究。商业容量概念与客流量概念相比，研究的侧重点在于空间环境对客流量的影响，具有明确的空间界定，也可从顾客的心理感知角度、基本服务设施供给能力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客流量并无严格的空间界定，主要与时间和人数有关。

商业容量Q=(1)

Q——该商业区或商场在某一时间内，依据其环境等条件，可吸引顾客购物及相关活动的能力;

α——日变化系数(α≥1);

β——辐射区内常住和暂住人口平均年出行至该商业区或商场的次数(次/人·年;)

P——辐射区内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的总数(人);

1+n——流动人口修正系数，n为到该商业区或商场的流动人口占总客流量的百分率。

商业的建设规模则是依据城市商业容量、城市规划要求及设计任务书确定的商业区或商业建筑总营业面积或建筑面积，可以由以下公式表示：

S= (2)

式中：S——可开发的营业面积，S=K·S1 ;其中K是营业面积利用率(%)，S1 是开发的总建筑面积(m2);

P——每m2营业面积日均客流量(人次/ m2·日);

Q——商业区与商业建筑的商业容量(人次/日)

使用这些公式求得准确商业容量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各个参数，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影响这些参数的各因子状态。以长堤路商业街区为例，公式的参数结合旧城的相关项目和《中山市商业网点规划》的调查而确定，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计算公式测算的建设规模为67000m2，长堤路商业街区开发方案实际确定的总建筑规模是56067m2，这个规模通过交通影响评价也可以证明是可行的，因此，无论对环境容量还是交通容量来说，从公式中推算出来的规模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选择恰当的商业街区开发模式

对一个城市而言，旧城商业街区的改造更具有代表性。旧城一般都是商业的最初发源地，也形成了较多具有特色的街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街区非但不复往日的繁华，更面临衰败的危险。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各地都开始对城市进行改造。但是，最初改造的模式却千篇一律，都是由政府安排拆迁计划，交由商业企业进行开发。随着旧城改造的深入，无论是政府还是人们都对旧城改造的开发模式产生了质疑，什么样的改造才是最佳的呢?为何要对旧城进行改造?如何处理好保护与改造的关系?能否让开发商介入其中?政府扮演着何种角色?公众参与是否必要?中外历史表明，对于这些命题的作答，都曾或多或少地走过一些弯路。从国内外商业街改造的情况来看，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从改造的范围来讲分为(街区)整体改造与(街道自身)局部改造两种;从改造的力度可分为大规模成片再开发、小规模渐进式与项目梯度为主的三种模式;从开发主要参与者来看有政府主导;政府与开发商合作开发;政府、开发商、市民共同参与等模式。

不同的模式存在不同的问题，在经济能力与客源市场有限，又无法回避自身种种问题，怎样实现旧城商业街区的改造?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商业街改造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等重要，因此本文研究更加倾向于保护与开发、形式与内容、局部与整体并重的“复合型”开发与改造模式。

复合开发是一种宜居生活方式的载体，整合了商业、旅游、生态、体育、教育等各类产业，将舒适便捷的生活方式完整地镶嵌到城市的生活区之中，满足人们对于文化休闲更高的理解与追求，因此复合开发模式将成为最有效的模式之一。然而复合开发在国内的现状却并不乐观，许多人将其理解为将各类功能简单拼装到一起。正确的复合开发模式首先需要确立经营主题，明确项目的核心竞争力，然后再围绕这一中心，进行扩散式功能开发。复合开发不仅仅是结合各类功能，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融合这些功能，不仅仅是把复合开发作为一个标牌，应该是在规划设计之时，将复合开发的理念融合到每一个环节中去。复合开发模式运做成功的前提是不采取短期行为、应采取适当的租售结合比例，接受相对于住宅地产项目长的投资回收周期。其中开发范围、开发步骤、改造力度及改造模式是复合开发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以长堤路商业街区为例，为了建议加强对开发商、管理者与经营者的选择，保证改造该片区投资主体的实力，政府在委托项目开发建设的同时，应该要求开发商委托有名的策划公司对片区未来的商业发展进行专业策划，探索新型的运营策划模式。然后政府的开发建设单位寻找一家具有雄厚实力的商业管理公司，将约定40年或70年的期限整体委托其进行运营和收益，达到建设资金的回收。项目的规划思想、原则与要求就转化为政府的政策与要求，规定开发商的开发行为。同时将规划内容转化技术指标与要求，辅助开发业主的招商或者招标。从长堤路商业街区的区域位置来看，该街区处于最能代表中山历史的核心风貌区，成片大规模的开发不可能进行，全部采用小规划摸渐进式的开发又会进展不大，因此綜合考虑诸多因素的影响，建议将改造片区中由凤鸣路、长堤路、光明路和孙文西路所围合的区域划为核心的商业街区，这部分区域大部分属于公房，又是危房，建议其作为一期开发，采取大规模开发的做法，对其进行整体开发，核心区域东面的街区则采用小规模渐进式进行，由居民或公众作为改造的主体，对建筑立面和区内的景观环境进行改造。核心商业街区以整体性原则进行设计，即规划、建筑、景观、交通、市政等多专业统一设计，然后采用公用资产或政府旗下的企业或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这样可以保证核心区的完整性和开发进度。

4采用适度的土地混合使用及空间复合组织

一般我们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时，都会将不同的地块划分为各种各样的功能，每个地块的功能都是较为单一，相互补充的。但是对于商业街区来说，越来越多的商业街区改造采用混合用途土地开发的概念。混合用途的商业区模拟城镇中心区的功能模式，将不同功能的内容和建筑，以街道、公园、广场公共空间为主轴展开。一般来说，商业街区应由多幢建筑和街道所组成，其用途可以包括零售、公寓、办公、酒店、电影院、娱乐、餐饮等。在旧城中心区改建时，保留某些旧建筑，利用原有的空间和格局，再加上新的建筑和内容，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其不同用途功能内容可以是水平划分的，即不同用途的建筑在平面布置上解决;也可以垂直方向划分，即在同一幢建筑中安排不同用途，如底层为商场，上面数层为居住或办公。建筑物之间用露天街道、步行通道、公园和广场来组织和联系，在开发程序上也较为灵活，降低投资风险。这样的一种混合使用的土地开发，可以避免建设单一的商业功能，尽量减少对区域外的依赖，减少步行时间和距离。

对于长堤路商业街区来说，土地的混合使用主要体现在建筑功能上，建筑功能以商业、文化娱乐、餐饮及居住多功能混合。因此，长堤路片区改造采用适度的土地混合使用，垂置方向由下到上布置有商店、酒吧、餐厅、办公和旅馆等，充分利用商业的空隙优势，加强片区商业业态的多样化。

5优化旧城商业街区的交通体系

交通条件的改善是旧城商业街区改造与更新最关键的内容。从国外商业环境更新的成功经验看来，步行化改造是旧城商业环境发展的必然选择。人车分流是当前旧城商业街区交通优化和调整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目前旧城商业街区的交通问题多属结构性失调，其次才是道路本身，故必须从城市或区域整体结构入手，并与城市规划密切配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优化旧城商业街区的交通体系主要从三大方面着手考虑：

5.1交通组织上的优化策略

5.1.1公交优先与交通换乘站

以公共交通为主导，鼓励居民出行采用公共汽车这些公共交通设施，减少商业街区的私车交通量。另外，对于外来的机动交通，采用在商业街区的中心适宜地段设置交通换乘站。

5.1.2停车

停车因素对于环境质量的有两个直接的影响：一是对城市形体结构的视觉形态产生影响;二是促进旧城商业街区的生存。因此提供足够的、具有最小视觉干扰的停车场地是旧城商业街区改造与更新成功的基本保证。通常可采用以下四种途径：

① 在商业街区的外围对外的主要通道处，结合交通换乘站设置一定数量的停车面积。人们的出行方式，由“驾车直达”转向“停车一换乘”。

② 在时间维度上建立一项“综合停车”规划，发挥停车场地的最大效率。

③ 停车尽量不占用商业街区地面空间，停车设施应立体开发使用，建立多层停车库、屋顶和地下停车场。

④ 建立高效、协调的停车场管理体制，如停车诱导系统。

5.2区域道路系统的整合

由于商业街区的前身往往都是城市“心脏”部分的一根“主动脉”，原本依靠交通便利形成的商业优势，现在又要以限制交通来实现新的发展。对于商业环境的发展而言，步行化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对于城市原有的结构而言，街道性质的脱胎换骨，宛若割去一段动脉，对其所承担职能的重新分配，将改变整个区域一贯的自平衡系统和本地块长期存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因而商业街区的改造与更新，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区域的交通重新分配与整合。

5.3步行空间的系统化

建立系统化的步行空间是激发商业街区环境活力的有效手段。步行空间系统化是指用步行化的方式将传统商业街道、街区、水系、历史建筑、公园与市民的生活空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良好的购物、交往、休憩、娱乐、感受历史文化的步道系统。同时商业街区的步行系统与城市整体环境产生内在有机的联系，在旧城中心区范围内形成涵盖广泛的由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系统构成的由微观到宏观的城市步道系统。

6精心构筑商业街区步行化的空间环境

6.1步行化空间环境改善的主要内容

6.1.1拆除违章建筑，完善基础设施。两者是改善商业街区环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创造积极外部空间的前提。

6.1.2组织绿地系统及开敞空间的序列，增加休闲区、小广场、小公园等空间节点，为人们提供宜人的休闲停留空间。

6.1.3增加雕塑、水景、座椅、花坛、指示牌等小品和街道公共服务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同时通过颜色、比例、尺度、形状、连贯性等风格和形式设计产生良好的视觉效果。

6.1.4对公共空间界面的整修、清洁、粉刷和立面改造，去除对公众视觉产生不良影响的因素，对于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建筑可以通过添加构件、符号、粉刷等措施进行立面改造。对于新建建筑要从商业街区的整体特色和天际轮廓线的角度，控制其高度，风格特色等。

6.1.5广告牌匾的清理。调整杂乱无章的广告牌。广告位的设计尽量减少对建筑物的遮挡，强调秩序感和整体性。

6.1.6建筑色彩控制。色彩是提高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色彩的控制可以创造统一感，同时利用色彩的分区亦可以形成节奏感，突出环境的主题。

6.1.7夜景照明设计。夜景设计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灯光往往更能烘托商业中心的繁华，成了商业中心形成特色的标志。夜景照明设计，要注意建筑、街道、广场以及绿化等不同部位的灯光设计特点，对灯饰的位置、种类及色彩等有一个总体的控制。

6.2长堤路商业街区步行化空间环境的构筑

由于地块比较狭长，不宜做内院式建筑，也不宜做成商业街的形式。根据现有地形，与周边的建筑、歧江以及烟墩山结合，使建筑能很好地从立面以及剖面都能融入到原有环境中。初步确定做成文化商业的综合体，地块上布置若干50m×30m或50m×50m的建筑单体，沿凤鸣路比较规整，沿江可以做得比较丰富，部分建筑甚至可以向江边延伸，使人沿江边活动时能在室外跟室内两种空间中交替穿梭。立面设计上主要结合当地建筑材料运用现代建筑的设计手法，注重把分离的若干建筑用特殊的手法形成一个整体性较强的建筑综合体。设计特别注重挖掘地块及周边的原有肌理，使基地建筑环境既能融入于整个区域之中，又能突显自身个性。

地块建筑大致为2-6层(包括地下和地上)，地下为1-2层，具体层数根据停车量灵活安排，功能为停车场或一些零售商业;地上为2-4层，一二层为酒吧、餐厅和零售商业;三四层为一些文化设施如影院、博物馆、文化馆，除此还安排一些中小型办公空间和居住空间，其基本原则按照基地周围需求量来安排具体功能。

沿凤鸣路继续用现代的手法延续原地块骑楼街的风格，保留凤鸣路的街道整体性和历史记忆，而地块西侧则着重于建筑与歧江河的关系，一是需要加强东西向空间和交通联系，二要保持基地南北向三地块的整体性。

南北向三地块地下空间贯通，根据建筑规模需要实行全开发或半开发，交通成系统，人流不通过地面可从地下直接进入目标地块;地下一层除布置停车场之外，还可开发部分商业，来客停车之后在地下一层可直接进入地下或地上功能区。

西部滨水区空间是整个改造的重点，基本原则是外部滨水环境与建筑之间相互交融，根据周围建筑肌理和功能需要设置开敞空间，尽可能保护好原有道路行道树，并丰富驳岸形式，如根据水位线设计1-3层驳岸空间，加强亲水性。临歧江河一侧的空间在设计与组织上具有丰富灵活、多层次的特点，例如适当增加一、二层甚至三层的观景休闲平台;局部创造出更多的面向歧江河开敞而舒适的观景休闲平台，使室外活动空间与室内空间形成自然过渡;提供多层次近距离的观景休闲场所。这类平台空间虽是半开敞的公共空间，但对游客而言，观景视廊是通畅的，既丰富了观景的空间与层次，又增添了片区的活力。

对旧城商业街区改造的研究兴趣，源于工作中一些关于旧城的项目，使我们对其日新月异的发展產生一种感性认识。现代社会多种多样的新型商业组织和商业形式不断涌现，而作为城市商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旧城商业街区，它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式?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再次焕发出光彩和活力?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希望通过总结该商业街区的开发经验，从而可以为下一个旧城片区的改造开发提供依据，也对今后的旧城商业街区改造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曹昌谷.商业容量与建设规模的探讨.华中建筑，2002(2)：48.

[2] 曹昌谷.商业容量与建设规模的探讨.华中建筑，2002(2)：48.

作者：江宁进　吴青苗

第二篇：从旧城改造到古城保护

城市是人类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创造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历史文化名城承载了更为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当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构成的宏观背景下，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历史文化名城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社会中所表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构成鲜明的对比。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走向的探讨，有利于拨开层层迷雾，寻找在多元价值取向之下层层遮蔽的科学历史观，从过去获得对未来的启迪和教益。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关乎文化认同心理的构建。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的背景下，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成为执政党必须应对的重大的问题。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充分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并未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加强文化建设工作势在必行。历史文化名城中一片片历史街区、一条条古老街巷、一座座传统建筑，就像一部部史书，一卷卷档案，贮存着城市的文化信息，见证着城市的历史足迹。因此，通过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不仅可以在物化的层面立体地展示和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增强构成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修复民族集体记忆，强化文化共同体意识，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的苏醒，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力。

意义深远，但是现状却不容乐观。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至今，已经有119座城市(截至2012年3月15日)获得此项认定，从数量上看是蔚为大观，但是经过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席卷之后，能够实至名归仍旧保存丰富珍贵历史文化遗存的历史文化名城已经不在多数，绝大部分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风貌已经荡然无存。从理论意义上来讲，不断地试错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但是落实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试错显现出的沉重代价往往难以支付，“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之后造成的损耗和创伤几乎无法弥补。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有资格完整以“历史城镇”入选的中国古城，仅有平遥和丽江，在完整保护好的平遥和丽江之外，还有大量历史文化名城仅仅保存着部分历史遗存，且这些历史遗存又参差夹杂在现代化建筑之间。从表象上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矛盾重重，事实上，这样的矛盾是人为捆绑在一起的，实践证明，松绑之后，两者之间可以实现互利双赢的平衡。而怎样处理新城与老城的关系，怎样避免建设性破坏，怎样判别“真实性”原则，这些问题的提出，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实践者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由此也正是本文探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走向问题的出发点和意义所在。

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走向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对物质构成的保护和对文化构成的保护两方面。从物质构成来看，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首先应该包括古城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墙便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定式，《吴越春秋》一书中，便有“筑城以为君，造郭以守民”的记载，城郭之制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特征。鉴于中国古代城市多以政治职能为主，宫殿、衙署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在平遥古城内，县衙仍旧完整坐落于城市西南部，坐北朝南。钟楼鼓楼对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来讲也同样不可或缺，暮鼓晨钟，除起到定点报时作用外，还通常作为整座城市地标性的建筑。坛庙、祠堂、文庙武庙、宗教建筑，也是一座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具备的功能性建筑。

文化构成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神和灵魂。孟福德先生认为：“城市是地理的织网的工艺品，是经济的组织制度的过程，是社会行为的剧场，集中统一体的美的象征。一方面，它是一般家庭的及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行为和表现人类高度文化的戏剧舞台。城市与培育艺术的同时，本身就是艺术，与建造剧场的同时，本身就是剧场。” 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实践中，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举足轻重。薪火相传的文化火种如何完成代际传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存独立的生存空间，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必须面对的另一个考验。毕竟，城市并非简单的人工建筑物堆砌，也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概念，一座城市的人们共同分享着同样的风俗习惯、民间技艺、故事传说，也分享着同样的价值和想象，这是重要的无形财富和遗产。

必须明晰的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城墙、衙署、祠堂、佛寺、风俗、技艺等是其中重要的组成要素。根据希腊规划家道撒迪亚斯(C.A.Doxiadias)的分析，“为了获得一个平衡的人类世界，我们必须用一个系统地方法来处理所有问题，避免仅仅考虑某几种特定元素或是某个特殊项目的片面观点。”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亦须如此。在将整座古城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保护的前提下，该问题将自动裂变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如何理顺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是如何理顺历史文化名城在自身传统内完成有机更新。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国内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经验，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提出六个基本走向：

(一)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

旧城改造是破坏历史文化名城最锐利的武器。旧城区是整座城市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是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范畴，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人员密度等原因，旧城往往又成为房地产开发商争夺的黄金地段。在市场经济时代，衰落的文化古城远远不是强势的商业文化的对手，伴随着“隆隆”的推土机声，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建设性破坏正是在“名城保护”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打着旧城改造的幌子，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从旧城改造到古城保护，不仅仅是称谓上的改变，更是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自信意识的苏醒。基于对“改造”带来的恶果深刻反思之后，古城的价值和意义得到重新的认识，作为地理概念的“旧城”被具有文化关怀的“古城”替代，“旧城”的功能将不再是为新城发展让出地理空间，而是为新城发展提供历史底蕴和文化滋养，“旧城”也不再是人们要迅速销毁和抛弃的存在，而是成为人们引以为豪的见证。蕴藏在历史中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认同感，将会产生极大的动力和吸引力。

从近年来古都大同由“旧城改造”改为“古城保护”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转变带来的效果和影响。2008年，大同废止了“旧城改造”的提法，代之以古城保护的先进理念。政府发布通告，勒令古城保护范围内的旧城改造项目全部停工，60多个开发改造项目被紧急叫停，古城保护工程全面启动。所谓保护，就是坚持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一切以保护文化遗产为纲。大同首批启动的保护项目有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寺、法华寺、文庙、关帝庙、纯阳宫、帝君庙、代王府、城墙等建筑群体，对这些建筑群保护范围内的破坏性建设全部拆除，一点一滴地扩大和保护城市记忆的特征。经由四年的努力，古城居民的荣誉感和归属感逐渐苏醒，修复后的建筑以其独特的视觉语言方式，续接了整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古城的整体文化氛围，也得以重新的凝聚和升华。

(二)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若仅仅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单体，不可避免将会割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一处处文化遗产也将沦为“文化孤岛”。城市和人一样，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了生命，越是历史悠久的城市，其文化积淀越是深厚，生命体系越是完整。正如生命体的发展离不开母体遗传信息的传递一样，文化名城的延续也离不开它生存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氛围。建筑是人创造的，人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审美渗透到建筑中去，建筑承载了灵魂的重量，其经历和沉淀历史的年代越久远，建筑的历史纵深感越强烈。因此，名城保护的核心和灵魂，在于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一个拥有完整历史风貌的城市，才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

可惜的是，并非从一开始人们就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相关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宪章中针对历史环境整体保护的法则，也是处于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之中。即便在以提纲挈领著称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里，关于城市整体保护，也仅仅模糊地提到“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 ，直到41年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公布的《西安宣言》，才直接将“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定为主题，真正认识到环境对遗产、遗址和地区重要性的贡献。《西安宣言》明确指出，“遗产建筑、遗址和地区的环境，界定为直接的和扩展的环境，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或贡献者)” ，“有关遗产建筑、遗址和地区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准则，应规定在其周围设立保护区域或缓冲地带，以反映和保护其环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全世界第一座整座城市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城市。在布拉格，遵循整体保护的理念，整座城市有着极为严格的“天际线”规则，即老城内的新建大楼必须控制高度，以此保证那些历史悠久的塔尖永远展现在城市的最上空。而城市的新增建筑，也必须与整座城市风格相符。反观当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罕见能有将整座古城视为一个完整系统进行保护的整体观和大局观，多是将历史遗迹简单围挡与逼仄狭小的空间内，供游客参观，至于古建筑周边氛围营造，则完全无暇顾及。摩天高楼十面埋伏，咄咄逼人，历史遗迹形单影只，苟延残喘，历史文化名城不仅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善待，甚至连起码的生存都成问题。因此，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层次、第一标准、第一境界、第一规范应当是整体保护，包括文化遗产的文态、生态环境，都应得到全面妥善的安排和维护。

(三)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长期禁锢和束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致使在求保护还是求发展的问题上人们形成激烈的对峙。矛盾的凸显是片面强化传统与现代之间鸿沟之后不可避免的后果，事实上在抛弃简单片面的二元对立模式之后我们可以寻找到更为稳妥圆融的解决路径。在以往处理此类问题上是教训多于经验，一面是为保护划定保护范围，另一面是为发展划定建控地带，二者之间寸土必争的博弈之后，企图获得一个可被双方满意和接受的限度。正是在对峙和斗争之中，现代建筑极尽气力以大体量取胜，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被肢解，厚重的历史文化气场被击碎，现代建筑亦得不到相应环境和氛围的帮衬，突兀并且扎眼地横亘于拥挤的空间内。

历史文化名城中古城区的面积通常并不广阔。根据数据显示：平遥古城面积约2.25平方公里，丽江古城面积约3.8平方公里，阆中古城面积约1.78平方公里，大同古城面积约3.28平方公里。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对传统的保护和对现代城市化的发展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早在50年代，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就提出北京古城保护的“梁陈方案”，即保护古城，另辟新区，把保护放在古城，把发展放在新区。可惜“梁陈方案”并没有在北京得到实施，导致中华民族文化保护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憾。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每个时代都应当在城市发展中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因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可以有现代建筑的足迹。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很容易把城市规划者引入歧途。作为一个消逝的时代留下的真实的凭证和纪念，历史传统建筑遗存珍贵稀缺并且不可复制再生，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正是由于受此源源不竭的灌溉和滋养。蛮横地将今天的记忆塞进狭小的古城，直至完全将古城挤压碎裂，周而复始重新建设，这种淡漠历史记忆随时准备推倒重来的狭隘视野，往前追究是数典忘祖，往后追究是愧对子孙。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空间尺度是处理古城保护必须具备的眼界和胸怀，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古城是纯粹的古城，新区是纯粹的新区，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古、一个新，两者产生强烈的对比，对比形成强烈的冲突，冲突产生强大的文化张力，张力形成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将会给予参观者深刻的思考和绚丽的想象空间。

在埃及开罗的名城保护过程中，已经蕴含着两全其美路径。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开罗，一个是中世纪的开罗，风格古典，位于市中心的狭长地带，一个是现代化的开罗，摩登时尚，位于尼罗河沿岸。在古都大同，类似的实践是以御河为分界，2008年初，大同开始采用“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名城保护基本思路，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梁思成先生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大同得到了具体的实践，大同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严格意义上遵循“梁陈方案”保护古城的城市。

(四)从文化造假走向修旧如旧

时近60余年，在文化遗产遭遇巨大建设性和自然力双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正确的文化名城保护之路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应当看到，在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从物质结构层面看，西方建筑多以石头结构为主，残垣、孤柱可以露天保存，展示残缺之美;中国建筑则以砖木结构为主，屋宇一旦残破不堪便难以保存，不加修复就会彻底毁灭。从文化审美层面看，西方建筑以单体高大雄伟取胜，中国建筑以群体神韵意境见长。单体孤存，没有群体绵延连续的空间背景，完全无法体现传统建筑之美，故宫群体、晋商大院、平遥古城等，都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大规模的修复工程难免触动禁止复建的底线，影响历史文化遗存的原真性，蒙受“文化造假”的责难。事实上中国文物保护自古以来就有经常保养、局部维修加固、重大修缮和复原重建等方法，这样才使许多重要的建筑得以传承下来。在范仲淹千古传颂的《岳阳楼记》中，记载的就是庆历四年春(1044年)对岳阳楼重修的盛事，以及由此引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现存之岳阳楼为清代重新修复之后的建筑，如果没有及时的修复工作，贮存在岳阳楼中一千多年的历史信息就会消失。

罗哲文先生曾经提出，现存的古建筑90%以上都是经过维修加固，或重大修缮，或重修复建的。如果没有历代的修缮、复建，就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可不可以进行修复，而在于将“文化造假”与“修旧如旧”区分开来。不能把文物“修旧如旧”正宗传统方法，不加辨析，笼而统之斥为“文化造假”。

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四个基本方法：一是考证充分。在大量考古发掘、信息收集、调查研究、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寻找历史的依据和隐藏在历史中传承的信息，坚持设计和开工必须在充分的历史依据和专家论证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二是遗产本位。文化遗产修缮和复建必须严格遵循遗产所属朝代的营造法式，不能张冠李戴。三是“四原”保存。在历史建筑的修缮、重修、复建工程中，务必保存原来的建筑形制、原来的建筑结构、原来的建筑材料、原来的工艺技术。“四原”是鉴别文化造假与修旧如旧的试金石，“四原”中又以原来的建筑材料为核心。中国有史以来的传统建筑大都为砖木构架，砖木结构的原材料和传统做法即为修旧如旧，钢筋水泥的材料和现代制造即为文化造假。四是浑然一体。基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和审美要求，梁思成先生提出了异于《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中“可识别性原则”的“修旧如旧”，梁思成先生提出：“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 ，“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用桐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 。根据梁思成先生的分析，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新旧浑然一体。中国的古城修复必须遵循这个贯穿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建筑修复的规则，坚持修旧如旧，原汁原味，保持中国传统建筑整体性的完美，真实地传承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美学特征和美学价值。

(五)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

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正确认识，是进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的基础。遗憾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破旧立新”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种观点似乎很难在短时期内立刻根除。这种观点认为：低矮破旧的、苟延残喘的老院落，饱经沧桑、满脸褶皱的老房屋，功能缺失、狭窄弯曲的老巷陌，都是城市文明进步与发展过程中沉重的历史包袱，与崭新的现代化国家格格不入，花钱保护的成本又极其昂贵，需要支付的代价也十分巨大，整个保护工作实在是得不偿失。在利益的比较与权衡中，规划者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挥起了屠刀，希望能在一个毫无阻碍的空间中，雄心勃勃地开始伟大崭新的规划和梦想。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无力续接传统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无力思考如何在遵循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完成城市的更新和发展，这种观点甚至缺乏对历史文化遗产最为基本的尊重和善意。任何试图抹去历史印记重新设计的野心都应让位于绵延厚重的历史传统，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馈赠，但更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礼物。

另一种认识的误区存在于：在充分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的丰厚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认识价值、科学价值等多重价值之后，决心尊重和善待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其于博物馆中“藏于深闺”或者就地慎重修复保存而后不管不顾。如果文化遗产因其珍贵性被束之高阁，与城市公众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和互动，那么这一类的收藏和传承与封建王朝中王孙贵人收藏传家古董的癖好并无不同。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给予整座城市、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的财富，子孙后代可以并且应该从它身上不断汲取更多理想的养分、精神的能量和文明的情愫，借此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

学者和政府应当在文化遗产向文化资源的转换中做出积极的引导和努力，而并非走向两个极端。文化遗产可以并且应该得到合理的利用，可持续性的使用是其保存的最好方式。世界上不乏以文化遗产转化文化资源而成功的城市，例如日本的京都、奈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是依靠着珍贵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旅游名城。大同也在名城古都的保护中，孕育着一个文化旅游大产业的发展战略，“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 四位一体。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经由这样的良性循环，历史文化名城才能在自身传统中完成有机更新，持续不断地发展，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

(六)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

每一座城市应该明确它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它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应该能够在与外部的对照和比较中，认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体验，应该能够给当地居民强烈的身份归属感。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几乎将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迅速卷入同样的模式和面貌中，导致了严重的“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城市化进程陷入如此境地，已经并非经济发展所能治愈和解决的问题，剥开城市特色消失的表象，藏匿其中的是文化多样性受到的威胁，因此还应从文化上寻找解决的路径。

城市学家杰布·布鲁格曼认为，“文化是城市战略中最微妙的一个方面” 。这样的论点不难推理，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文化特色既是城市景观中极具活力的视觉要素，又是构成城市形象的关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多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优势，这是城市中高贵的价值所在。从古老城墙、官衙王府、寺庙宫观、雕塑石刻到壁画造像、民居街巷，从传统技能、风俗习惯到民间工艺、戏剧表演，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夜以继日地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和变迁，承载着城市丰富的文化记忆和信息，赋予城市独特的文化面孔和文化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震撼。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城市中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文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特的个性。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不同的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诚哉斯言，文化擦亮城市面孔，特色打造城市品牌，思想决定城市战略，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优势，将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真正的魅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保护的程度取决于视野的高度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城市面对的状况千差万别，即便是对于同一座城市来讲，也是有千头万绪的问题和挑战。是重新织补被现代建筑切碎的城市肌理以强化城市的独特价值，还是抽象地提取传统建筑符号融入新增建筑中以求得整体风格的一致，是通过材料与色彩的延续来显示城市的风格还是通过材料与色彩的对比，什么样的设计是“合理的、巧妙的设计使之既满足现代化生活需要，又能延续历史特色”，在本文探讨的六个基本走向之下，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操作，还存在于价值层面的判断，这些问题被学界反复地探讨和梳理，力图寻找一个完美解决方案。

即便在全世界第一座以整座城市被认定为世界遗产城市的布拉格，也曾经出现过如下的报道：“总理周二在一次登山之后在小吃店喝啤酒时曾经表示，捷克可以自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事情的起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评布拉格潘格拉茨城区高楼大厦的建筑计划，敦促捷克政府考虑该计划对布拉格造成的后果。捷克政府新闻部门迅速否定了总理曾有过要退出的说法，捷克新闻社的评论说，“只有那些热衷于摩天大厦的设计师和房地产商有时的确会把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视为自己的绊脚石，但却没有一个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敢于发表类似的意见。”

虚惊一场，但是却绝非空穴来风，这一事件引申出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各方立场，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要站在什么样的高度来看待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把这个基本的问题梳理清楚，我们才能进一步计算出愿意付出什么样的成本和精力。

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显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根据《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的文章显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示。”

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机组成部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任何人没有独享和毁坏的权利，只有不遗余力保护和传承的责任与担当。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是要强化文化遗产代代传承的责任，就是要唤起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的情怀，就是要强化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建立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共识，就是要不断清除建设性破坏的肌瘤，恢复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真实性。“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和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己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力量之源。”

作者：耿彦波

第三篇：旧城改造、城市更新与地方重塑

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更新与改造的新陈代谢过程。任何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更新必然会作为城市自我调节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存在于城市发展之中，城市更新是维持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必经之路。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发布《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五大战略性弊端，其中包含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非公平”、“偏重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忽略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呈现出粗放式生产的非集约”以及“必须解决如何进入现代管理制度、消除城市病的非成熟”等重要问题。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新城建设已接近尾声，上海2040年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实现建设用地总量零增长，城市发展从关注“增量空间”转向“存量空间”，代表着城市进入了一个“城市更新”时代，成为一种“新常态”。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源于二战后的西方国家，主要是针对高速城市化以后，由于种族、宗教、收入等差异而造成的居住分化、内城衰退和社会冲突问题，以清除贫民窟为目标。城市更新综合了改善居住、整治环境、振兴经济等目标，较以往单纯以优化城市布局、改善基础设施为主的”旧城改造”涵盖了更多更广的内容，但是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却相当多。1980年代以后，美国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已经停止，总体上进入了谨慎的、渐进的以社区邻里更新为主要形式的小规模再开发阶段。也出现了诸如城市复兴、城市再生等概念，其表征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城市物质环境的改善，而有更广泛的社会与经济复兴意义。

城市更新在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中国城市内城发生的更新活动并非针对城市的衰退问题，而主要是针对内城遗留的各类问题，诸如交通拥挤、环境品质低下、配套设施不足等。关于城市更新，过去更多称之为”旧城改造”，可以看作为早期城市更新的一种实践模式，主要针对物质空间改善活动。随着城市的发展，改造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城市更新更能体现活动的本质。而站在发展的角度来说，近年来随着多学科的交叉介入，针对一个地区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更多地体现出“地方重塑”的特征，应该来说，这个词是城市更新的升级版本，且着重于艺术人文在地区改善中的作用，内涵更加丰富。这三个词语反映了不同时期城市更新活动的特征及内涵，同时本文用这三个词语作为标题，主要是通过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的研究来展示一个全景式的画面，反思历史，展望未来。

2015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于9月拉开帷幕，主题为城市更新。本文借助艺术季的实践案例展示，梳理一下上海城市更新的历程，以更好地理解上海的城市发展。

一、上海城市更新历程

上海市的城市更新历程既体现了国家宏观政策的主导型背景，也体现了上海对城市更新模式地方性的积极探索，其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80年以前

长期以来，上海普通市民较为低下的居住条件闻名全国，相应的，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城市更新的对象主要是住宅区，主要模式是原住地拆建改造。上海解放时，全市住宅总面积中棚户、简屋占13.7%，旧式里弄占52.6%，因长期失修，有不少已成危房，旧区改造的压力很大。解放后至1980年，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旧区改造难以大规模推进，“零星拆建”成为主要形式，旧区总体面貌改变不大。32年间，年均拆除旧住房只有8.7万平方米。

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拨款成为最为主要的方式，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政府财力有限，在一些情况下也动员了一定的社会资金，实质上主要是被改造住宅的居民自有资金，如”自建公助”方式中，居民自筹就成为一种主要方式，在杨浦区的眉卅l路、南市区的复兴东路以及普陀区的石泉路等地，都建有不少自建公助住宅。1965年改造了旧上海最大的贫民窟之一番瓜弄：1970年代，在漕溪北路沿线建设了上海市的第一个高层住宅区。

(二)1980年至1990年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性质从“以工业为单一功能的内向型生产中心城市”逐步向”多功能外向型中心城市”发展，城市更新工作正式起步。

这个时期的上海城市更新以偿还”历史欠账”为主，重点关注住房建设改造以及基础设施的补充，改善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布局混乱、基础设施缺位、道路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等问题。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980年3月召开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制订了”住宅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相结合，新建住宅与改造修缮旧房相结合”的方针。针对旧区改造确定了“相对集中、成片改造”的原则，并制订了全市23片地区改造规划，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旧区改造的主要内容，为旧区的规模化、系统化改建做出了有益探索。

旧城改造开始系统化尝试，从主要针对“点”的改造过渡到针对“面”的改造。改造的主要方式由先前的“零星拆建”变为“成片集中拆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成片改造的占地10.9公顷的普陀区药水弄。出现了保留旧住房基础上的改善改造方式，不仅丰富了旧住房改造的方式，也成为历史保护建筑改造的有益探索。原南市区蓬莱路303弄的改造，使每户家庭有独立成套的住宅单元，可以说是最早的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的尝试。

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改造方式有所发展，改造进程明显加快，但改造规模仍旧有限，市中心系统的大规模的更新活动难以得到有效实施，仍然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模式，地方政府承担起主要职责。从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零星的尝试利用”商品房经营”的模式来解决资金问题的改造实例，代表性案例如1988年黄浦区瑞福里、虹口区久耕里的改造。

(三)1990年至2000年

进入1990年代，上海市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浦东开发起步，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国家战略，上海进入跨越式发展新时期。在浦东开发以及退二进三战略推动下，城市格局呈现出中心城圈层扩张和郊区城市化并行的特征。

1992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确立了到20世纪末的上海城市居住目标，其中“完成人均居住面积4m2以下困难户的解困”和”365万m2成片危棚简屋的改造”成为贯穿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同时一大批基础设施开始建设，如地铁1号线、内环高架路、南北高架路、杨浦大桥等等。

整个90年代的上海城市更新以”大拆大建”为主要模式，追求“短时间大变样”，在规模上扩大许多。有部分以市政工程建设方式进行大规模拆迁，如南北高架建设、延中绿地建设：有部分以“365危棚简”改造方式拆迁，如占地面积近50公顷的“两湾一宅”(潭子湾、潘家湾、王家宅)改造工程、原南市区西凌家宅改造工程：也有相当部分以市场化再开发方式进行拆迁再开发，如卢湾区斜三地块建设。这一时期的旧住宅区改造大多采取了居民外迁，旧住房全部推倒重建的方式。总体上，尽管有部分居民回迁，但是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居民全部外迁、特别是迁到近远郊区成为更主要的模式。

在这个时期，国家启动住房制度改革，市场力量大量介入城市更新。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土地的级差地租效应，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借助市场来获得大量资金。在中心城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城市功能提升、基础设施和生活改善的同时，部分历史街区被成片拆除，社区传统和集体记忆迅速消失。

(四)2000年以后

2001年5月，国务院批复上海新一轮的总体规划，明确了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上海城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经济总量和综合功能持续提升，正向全球城市迈进。

随着2001年上海市政府圈定1348万m2的试点地块(307块)，“新一轮旧区改造”的序幕拉开。相比以前相对单一的以住区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这个时期的城市更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除了传统的对大量存量住宅的更新改造以外，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城市更新案例。

1、历史保护区的更新

新天地，上海城市更新史上无法绕开的一笔。在更新改造中保留了石库门的外观风貌，对内部进行改造，成为适于聚集商铺、餐饮的商业旅游区。既保留了老上海的风情，又时髦舒适，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经典案例。距离新天地不远的田子坊，原为弄堂工厂，上世纪末陈逸飞、黄永玉等艺术人士率先进入，将厂房改造成艺术工作室。随后的10多年中，田子坊逐步聚集了文化创意、商铺餐饮等各种商业形态。2005年，田子坊被确立为“上海历史风貌保护街区“，传统里弄获得新生。

2、工业遗产的更新

沿黄浦江、苏卅l河等区域存在着大量的工业厂房，随着该区域功能的转换，大量厂房闲置下来，通过更新改造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创意产业园区，如位于莫干山路的M50创意产业园区、黄浦江边原为国棉十七厂旧址的国际时尚中心以及2010年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

3、公共空间的更新

这个时期对城市公共空间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新改造。2007年启动外滩综合改造工程，包括拆除高架外滩大通道、建设外滩地下通道、将地面交通空间释放为公共活动空间以及设计多层景观场所等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项目是徐汇滨江的改造工程，借助2010世博会举办之际，在政企合作、国际招标的机制下，采取了综合性、富有创意的更新规划策略与设计，使得徐汇滨江从一个衰落的工业区蜕变成为一个滨江综合商务区，并建设了高品质的公共开放空间体系。

这个时期，上海总体上形成了“中心城一中心城周边地区一新城一郊县“四个更新区域层次。更新改造完全进入市场化运作阶段，更多主体的不同方式参与互动以及”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这一时期的改造资金问题逐步解决，公众参与重新得到重视。

二、当前上海城市更新存在的问题

回顾上海城市更新的历程，特别是近10年，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当前整个上海城区城市更新的质量与水平，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首先是用地结构问题。上海还有大量的工业用地，占建设总用地的27%。随着上海的后工业化进程，工业用地会越来越少。尽管大量的工业用地面临再开发机遇，但存量的工业用地如何退出面临制度上的障碍，工业用地面临更新改造和再利用的制度困境。

其次是品质问题。虽然说上海城市更新不乏优秀案例，但必须客观地认识到，当前大量的城市更新活动仍然处于较为粗放的阶段，大部分建设水平不高，品质一般，配套服务不完善。如广场面积大，但缺少休憩空间：社区人口众多，但缺少服务设施：老人越来越多，但没有养老床位：家门口绿地不少，但没有游玩空间等等。这些问题看似不是大问题，但关乎品质，关乎市民福祉，城市更新任务任重而道远。

再次是风貌保护问题。当前上海城市风貌的塑造仍显不够。开埠以来，上海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城市设计、优秀的历史建筑，并产生了诸如石库门里弄住宅等本土建筑形式。上海的历史风貌保护启动相对较晚，在上世纪特别是90年代多轮旧区改造中，有些历史风貌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已经被彻底拆除。如何有效地保护，以及今后如何继承和发展，尚未形成系统的保护机制和制度，这也在客观上影响着地区风貌特色的形成。

还有以人为本的问题。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只是口号，但真实情况并不乐观。过去二三十年的城市更新仍以政府开发为主导，旧区改造强调效率，城市更新表象效果明显，大拆大建式的改造方式，在迅速提升城市面貌的同时，忽视社会公平、切断邻里关系、破坏城市文脉，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

最后是政策问题。城市更新在政策方面也存在缺失，缺少系统的更新改造规划和管理体系，对现实更新改造中出现的诸多实际利益问题，缺乏高效的管控方法和标准，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三、上海城市更新趋势展望

对于城市来讲，城市更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未来的城市更新趋势是什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动向?随着2015年5月《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的颁布，以及2015年6月SEA-Hi论坛，许多指向初露端倪。

《办法》中归纳出这样几点：首先，坚持以人为本、公共优先。公共是上海城市更新中最重要的要素，城市更新政策的运用以增加公共要素为前提条件。其次，加强历史风貌保护。城市更新应当评估区域的城市空间景观特征和风貌特色，结合人文历史特点，评估值得保护、保留、修缮的文化风貌要素。再次，极为强调公众参与。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公众意愿的关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必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引入更新主体参与制度与权益协调平衡机制，实现多方共赢。最后，引入国际经验。实现产权人收益、公众权益、政府利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SEA-Hi论坛对上海未来城市更新趋势做了积极探讨，体现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为丰富的内涵，为了建设一个更有个性的城市，也为了更好地重塑上海形象，可以用地方重塑的视角来审视未来的上海城市更新。

l、打造绿色交通，建设步行城市

最新修订的上海2040总体规划中，提出了“绿色交通”的发展策略。这一策略包括继续发展轨道交通，让轨道交通在中心城区联络成网，解决中心城区70%以上的交通问题;其余部分，尽量以公交车、自行车和步行来解决。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两个案例，一个是波士顿大开挖工程(Big Dig)，将一条沿海湾而建的高架路全线埋入地下，并在原来地上部分建设一条绿色景观廊道，整合周边区域开放空间建设，改善环境品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还市民一个步行休闲空间。另一个是首尔清溪川的改造，政府抓住建设生态城市的机遇，从交通系统着手，拆除高架，提出市区巴士整合计划。复原清溪川，极大地改善了市中心的生态环境，延续了城市的历史文脉，并促进清溪川两岸的均衡发展。

2、营造有活力、魅力和凝聚力的邻里空间

上海有众多的各种类型、各种档次的社区，有的已经进行了更新改造，但还有大量的未经改造的旧里和老工房。一方面，各类社区之间是割裂的，邻里关系淡漠：另一方面，社区的大部分生活必须依靠标准化的大型卖场，社区里缺乏应有的便利性和人情味。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基本的组成单元，也最贴近市民生活。让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营造有活力、魅力和凝聚力的邻里空间是提升日常生活品质的必然要求，也是体现城市更新品质的重要内容。

在社区邻里空间营造方面，上海市已经在曹杨新村的更新改造中做了很好的探索，台北大稻埕社区自主参与的社区营造案例也可以带来很好的启发。大稻埕位于台北市西北部，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地区商业的逐渐没落而衰败，从1990年代开始，由民间自下而上提出，并在政府机构、保存联盟、学者、专家、社区组织的共同参与下，对大稻埕历史街区进行了历史保护和更新改造，其中运用了发展权转移(TDR)的机制和“面向人、文、地、产、景的社区综合营造”的理念，保留了历史街区独特风貌，并使得大稻埕地区恢复了活力，得以继续发展。

3、工业遗产的多用途利用

除了沿黄浦江和苏卅l河的旧有工业厂房被大量用作创意文化产业以外，上海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工业遗产需要利用，可以拓宽更新改造的思路，深入挖掘这些工业遗产的使用价值。

阿姆斯特丹GWL自来水厂的更新提供了一个工业遗产更新改造的新思路，从一群社区居民请愿开始，到后来成为国际住宅社区典范。社区居民的环境意识、住宅协会的法人机制、开发商和政府的弹性合作传统等因素的有机结合是这个项目成功的关键。在这个项目建设过程中，追求社会正义、族群融合与永续发展，才换得今天的成果。借由妥善的土地使用管制，依靠民间的活力与自治，以及采取住宅协会的第三部门机制等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许多以开发挂帅的城市值得深入研究的经验。

纽约高线公园的更新改造体现了新旧并存共生的宏观思考。高线公园原为一段废弃铁路，一度列入拆除计划。社会公益组织看到后，提出保存景观、修建公园的计划。现在，“新旧并存“的高线公园，让曼哈顿的过去和现在融合为一，成为纽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和综合利用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固然重要，但如果能够通过更新改造发挥其固有的使用功能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中，关于历史建筑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标本封存“或是“异化重建“，有着不同的争议声音。不过，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希望城市的文化、精神能在空间里存续。

巴塞罗那圣卡特琳娜菜市场的改造体现了如何在“历史遗产保护”和“现代生活需求”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使得其成为从基地历史中生长出来的菜场。圣卡特琳娜菜市场建于1848年，亟待改造，并且在更新改造过程中发现了重要的考古遗址，最终方案采用新建屋顶覆盖原有建筑墙体的方式，如山丘般起伏的彩色屋顶也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为人们的休闲娱乐和生活提供最自然的活动空间。

5、公共艺术介入生活

城市从来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的堆砌，更是人类社会精神思想和各种创造欲望的摇篮与实验场。这其中不仅是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孕育，还有对人的情感和理想的孕育和包容。因此，有魅力的城市空间需要艺术的介入，需要艺术特别是公共艺术从私人的、小团体的、博物馆的艺术中走出来，服务于更多的专业与非专业的城市居民，体现公众对社会问题、私人问题的各种态度、期望，体现公众意志和社会审美文化。此外，对一个公共区域的环境景观与美学品质进行美的形式和应用功能的改造，这其中都需要公共艺术及其观念的介入。

6、营造有辨识度的上海

什么是有辨识度的空间?对于上海来讲，是高楼大厦如金茂大厦或是新落成的上海中心?还是外滩、城隍庙、石库门?又或是林荫道掩映中的衡山路花园洋房?事实上，“辨识度”不仅仅存在于几个地标式的建筑，更多地体现于整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巴黎、伦敦、纽约、东京是相似的，但又个性鲜明。那么，上海的面孔清晰吗?有没有很多细节可以慢慢品味?有没有很多景象挥之不去、让人着迷呢?或许，这是城市更新应该解决的更高层次的问题。

不管怎样，城市更新，必将让上海更美好。

作者：刘勇　张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