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研究

第一篇：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研究

地理标志的刑法保护研究

法学专业本科**班：王**

指导教师：*** 【内容摘要】: 地理标志，是由“原产地名称”逐步发展而来的，在国际上被广泛运用于农副土特产品、传统的工业产品和手工艺品等诸多领域。我国《商标法》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地理标志既是产地标志，也是质量标志，更是一种知识产权，它的出现，源于消费者对特色产品的消费需求和生产者对特色产品生产地域的保护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理标志刑法保护的欠缺问题愈加凸现。仿冒和滥用地理标志的现象屡屡出现,严重危害到市场管理秩序和广大消费者、权利人的切身利益。我国刑法规制的滞后性,导致现行刑法对严重侵犯地理标志权行为的制裁显得捉襟见肘。本文拟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对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现状、刑法介入地理标志权保护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加强对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地理标志、刑法、保护

地理标志是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地理标志既是产地标志，也是质量标志，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之一。随着世界各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国际贸易和市场竞争中，地理标志的商业价值不断上升，正日益成为企业提升产品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符合地理标志条件的产品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有效的保护，在新的国际背景和市场条件下，加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和管理，对于提高我国农业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一.各国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法国于1919年5月6日颁布了《原产地名称法》(最近一次修改是1996年7月6日) ， 对本国原产地名称进行全面的保护。在法国法律上，原产地名称保护制度有两大类：一般制度和特别制度。一般原产地名称权产生的程序有两种：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葡萄酒和烧酒适用特殊制度。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家则运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对原产地名称的保护。如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假冒商品原产地的行为和使用使人误认商品出处的标志的行为，作为使人产生混淆或误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加以禁止。因该行为而可能使营业上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可以要求制止此行为。如实施此行为的人是故意或有过失的，可以要求其赔偿损失和采取恢复信誉措施。德国商标法第99条规定了地理来源标志作为集体商标的可注册性，“不受第8条第2款第2项所述规定影响的，在商业中可以标明商品或服务地理来源的标志或标记可以构成集体商标。”英国商标法第37条规定：“某项商品的标志如果在贸易过程中适用于由某人证明商品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其它特征的该项商品，同为经过如此证明的商品区别开，则该标志应作为有关商品的证明商标，申请人以所有人名义在注册薄A部办理注册。”美国商标法第4条规定：“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包括原产地名称，可按一般商标注册规定，与普通商标一样依本法注册并具有同样效力。此种商标由对其使用实行合法管理的某些人、国家、州、市等具名申请注册，注册后与普通商标一样，受到本法规定的保护”。西班牙在商标局之外，另设地位独立的原产地名称局，相关当事人可以通过选择申请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或选择申请注册原产地名称的途径来获得对原产地名称权的保护，如果当事人选择两种保护方式的，则可以获得双重保护。

二.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现状

我国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起于20 世纪80 年代, 主要通过原产地域产品和商标法模式提供保护。1985 年我国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开始将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进行保护。1989 年国家工商局在法国政府的要求下发布了《关于停止在酒类商品上使用香槟或Champagne字样的通知》, 履行了《巴黎公约》成员国的义务, 把 “香槟”或“Champagne”作为原产地名称给予了保护。1999 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 2001 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局又颁布了《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 对原产地域名称产品提供了法律保护。为了适应加入W TO 的需要, 2001 年修订的《商标法》将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产权予以保护, 规定地理标志可以注册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2003 年6 月1 日实施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申请的条件、申请部门、使用管理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2005 年7 月15 日, 由中国质检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开始实施, 该《规定》将原产地域产品改称为地理标志产品, 并明确规定: 原有法律文件中关于地理标志的内容与该《规定》不一致的, 以该《规定》为准,《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同时废止(第28 条)。与TR IPS 协议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标准相比,我国现行立法已采纳了该协议第22 条第

1、3 款及第23 条第

1、3 款的内容, 基本达到了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最低标准。依我国《商标法》第16 条规定: 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 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 误导公众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但是, 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这与TR IPS 协议第22 条第3 款规定一致。商标法第16条第2 款对地理标志所下定义的实质内容与TR IPS 协议第22 条第1 款内容一致。另外,《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条例》第9 条和第12 条分别吸纳了TR IPS 协议第23 条第

1、3 款的内容, 对葡萄酒和白酒的地理标志提供了额外保护, 履行了TR IPS 协议第23 条第1 款赋予成员方的义务, 除禁止非权利人使用他人已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来标示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指地方的葡萄酒或烈酒外(第12 条) , 还对可以彼此区分、不会误导公众的同音异义和同形异义的葡萄酒地理标志给予平等保护(第9 条)。然而,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吸纳TR IPS 协议第23 条第2 款对酒类产品的特别保护, 也没有涉及TR IPS 协议第24 条第

4、

6、

8、9 条所规定的在先使用、通用名称、姓名权使用和原产地国的保护等内容, 这些规定的缺漏不利于我国酒类产品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 也不利于保护那些已经在我国境内成为通用名称、或已在我国境内使用多年或获得注册的外国地名商标, 使这些商标面临相关国家异议的威胁, 因为我国法律并没有对这类商标提供法律保护, 而其他成员国没有义务保护在其本国不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三.我国地理标志刑法保护的现状分析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采取的是集中性立法模式,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3章,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7节之中,规定了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由于刑事立法的滞后,现行刑法关于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地理标志权的刑事法律保护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其一,我国在1979年《刑法》有关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规定中设有“假冒商标罪”。此时的犯罪主体限定于与工商企业有关的直接负责人员,犯罪行为仅限于假冒商标。但当时在国内立法中还没有地理标志的法律概念,故不存在对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现实条件。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将侵犯商标权的罪名改为“假冒注册商标罪”。

为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于2001年10月第二次修订的我国《商标法》首次在“法律”的层面上明确了地理标志的定义,并予以注册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的方式纳入商标法保护。但后来并无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对地理标志权适用刑法保护。司法实践中我们也难以找到侵犯地理标志权犯罪的实例。虽然依据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证明商标、集体商标,严重侵害地理标志权的也许可依法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落实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刑法保护尚有较大距离。尤其是对于那些未申请(或未核准)注册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地理标志就无法律依据给予刑事法律保护。

其二,有学者认为,假冒他人地理标志(包括未注册的地理标志) ,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如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将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刑法》第140条,可根据情节处以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的处罚。此外,侵权人如利用他人地理标志对商品或服务作虚假宣传,根据刑法第222条之规定情节严重的,可构成虚假广告罪,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在此,可将某些侵犯他人地理标志权的行为可作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罪、虚假广告罪的一种客观表现,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但笔者认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虚假广告罪二者与侵害地理标志权的知识产权犯罪在犯罪构成中的客体、客观方面及主观方面等具有重大差异,与真正着眼于保护地理标志权这一新型知识产权目的的刑法救济尚有较大差距。

其三,存在着对严重的商标侵权行为“以罚代刑”的问题,商标的行政管理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民事与刑事保护之间的配合协作机制不尽完善。民事侵权案件涉及犯罪的移送少是不争的事实。在审理地理标志侵权案件过程中,即使发现被告的侵权行为可能达到犯罪的程度,在原告没有提出刑事自诉的情况下,实践中几乎没有将审理中的地理标志侵权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移送的情况。此外,地理标志侵权案件刑事公诉和自诉两种诉讼方式的界限和衔接也不够明确。

我国加入WTO之后,自然要积极履行TR IPS协议中关于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定,完善地理标志权的刑法保护。TR IPS协议第61条规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下,成员应提供刑事程序和刑事处罚。是否将刑事程序及刑事处罚适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由成员决定。可采用的救济必须包括足以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者罚金,或者二者并处;在适当场合,可采用的救济还应包括扣留、没收或者销毁侵权商品以及主要用于犯罪活动的原料和工具⋯⋯成员方可以规定适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刑罚,特别是故意实施并具有商业规模的情况。”可见,我国对于地理标志权予以刑法保护符合TR IPS协议对成员国的最低要求,这也是我们必然的选择。2004年12月及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降低了知识产权刑事追诉门槛,加强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使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基本符合TR IPs协议的要求。目前对已经注册为商标的地理标志依照商标法模式予以刑法保护是可行的,但对于尚未注册为商标的地理标志的刑法保护则处于空白,且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法使用他人地理标志的行为难以实施刑法规制。可见,我国并没有建立完整而有效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体系,我国对于地理标志侵权的刑事法律救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尚有法律空白。对地理标志的刑法保护方式、内容、程序等尚需进一步完善。

四.加强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思考

1. 刑法典与商标法应尽快明确对地理标志权的刑事保护

地理标志权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十分重要的一项权利,对其法律保护体系应当不断完善,尤其不能忽视刑事法律的调整。应明确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相关立法,改变理论上认定刑法典可对地理标志权予以刑事保护、但实践中难以实施的状况。

英国1994年通过的新商标法,规定了对商品商标、服务商标、证明商标及集体商标和“驰名商标”侵权情节严重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英国将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也予以保护,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有效保护地理标志权,从这点上说,英国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比较全面。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如仍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体系保护,则在今后修改刑法典、商标法时明确规定商标权刑法保护对象包括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含未注册为证明商标的地理标志) ,如此,即可使地理标志权明确地受到刑法保护,又不至于在实践中理解适用不一。而应逐步形成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公法与私法相呼应的全面保护地理标志权的法律制度。 2. 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立侵犯地理标志权的专项罪名

由于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为凸显对地理标志权的保护,诸多学者建议对地理标志权进行专门立法。笔者认为,在条件成熟时,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建立统一的商业标志法,将《商标法》更名为《商业标志法》或《商标及其他商业标志法》,凸显对地理标志、商号和域名等商业标志的法律保护,还可考虑设立侵犯地理标志权的专项罪名。如此可解决侵犯地理标志权犯罪在犯罪构成、特征与认定及刑事责任等方面与其他侵害知识产权罪的差异问题。

笔者以为,未来设立的“侵犯地理标志权罪”应是指行为人违反地理标志管理法规,未经地理标志所有人许可,故意将他人的地理标志用作自己的同种产品的名称、商标、产品标记或用于广告宣传等,误导消费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该罪应当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能成为本罪主体。就自然人而言,只要行为人达到了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侵犯地理标志权、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就单位而言,单位实施了侵犯地理标志权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实行两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通常情况下主体从事与地理标志使用人相同或相近产品的生产或经营。

第二,犯罪客体是国家有关地理标志的管理制度和他人的地理标志权。犯罪对象是他人已登记或注册的地理标志。此点需国家进一步明确地理标志的确认主体及效力等。地理标志无论是否注册为证明商标,均应得到同样的保护。

第三,行为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应明知某地理标志为他人受保护的权利,且应当明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他人权利,却希望或放任侵权后果的发生。“以营利为目的”不是侵犯地理标志权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可能有些侵犯地理标志权的行为是为了损害他人地理标志产品的信誉。

第四,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侵犯他人地理标志权的行为。该行为通常表现为作为,而且其后果具有“复合性”特征。它不仅损害地理标志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同时,该侵权行为破坏正当竞争,扰乱有序的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利益。行为人为了谋求竞争优势或其他经济利益而将他人的地理标志用作自己的商品名称、商标、产品标志,或将其用于广告、产品宣传文件,误导消费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

由于侵犯他人地理标志权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复杂而严重的,常可能由一般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故我国在刑法中应设立侵犯地理标志权的专项罪名,明确规定侵犯地理标志权的刑事责任,方可有效地防止和惩罚违法犯罪行为。 3. 自由刑轻刑化,提高财产刑地位

我国现行刑法对可能侵犯地理标志权犯罪的法定刑规定主要采用罚金刑与自由刑相结合的方式。例如,以目前的假冒注册商标罪为参照,刑法不仅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时还规定“并处罚金或单处罚金”。不难发现,在法定刑中,采用主刑与附加刑并举的方式,实际上体现了自由刑和罚金并处的现状,从而使犯罪者在经济上不能得到好处,而且削弱犯罪行为人再犯罪的经济能力。尽管我国刑法中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法定刑的自由刑期设置均低于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与其他经济犯罪相当,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刑期规定普遍较高。如法国关于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规定在《法国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商标法》第27条至34条,援引了法国刑法典第422 条和第423 条的规定,自由刑最高可处3年。从世界各国的刑法发展趋势分析,轻刑化将是一大特点。我国对于侵犯含地理标志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犯罪,应将罚金作为主刑适用,改革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提高财产刑的地位,从经济上严厉制裁贪利者,同时考虑适时将法定刑的最高刑作调整,以最高不超过五年为宜。加强行政管理机关和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在目前我国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模式的状态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地理标志的过程中,如发现涉嫌犯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获取一定证据后,应尽快移送给公安机关,不能“以罚代刑”。公安机关在基本事实清楚时就应尽快立案侦查,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或者逾期不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的,地理标志权人可以提出异议,请求行政执法机关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责令改正,限期移送,如果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加强行政管理机关和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

在目前我国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模式的状态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地理标志的过程中,如发现涉嫌犯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获取一定证据后,应尽快移送给公安机关,不能“以罚代刑”。公安机关在基本事实清楚时就应尽快立案侦查,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或者逾期不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的,地理标志权人可以提出异议,请求行政执法机关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责令改正,限期移送,如果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结语

我国历史悠久, 资源丰富, 有着众多的土特产品、传统手工艺制品及民族手工制品, 因此, 保护我国地理标志意义重大。除完善法律制度外, 我们还应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公众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意识, 防止地理标志被恶意抢注。同时, 我国应关注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发展动向, 及时作出反应, 并采取应对措施。有关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多边贸易谈判已接近尾声, 对我国来说, 将TR IPS 协议第23条的特别保护延伸到非酒类产品, 有利于我国特色产品和民族手工艺品进入国际市场, 并维护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知识产权利益。此外, 我国的烈酒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建立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志通知及注册的多边体系, 有利于我国利用该体系保护我国国际市场上的酒类产品地理标志。因此, 我国谈判代表应以严肃、认真、慎重的态度参与各项讨论, 正确分析地理标志国际保护标准对中国的利弊, 综合考虑我国各具体产业特点和具体情况, 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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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8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预测：刑法责任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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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预测：刑法责任年限

背景链接：

(援引自光明网“窃店大盗带来司法惩戒制度设计问题”)2015年1月23日，香港英皇钟表一家珠宝店内的“镇店之宝”——镶满55颗钻石、钻石总重达117.31克拉的项链被湖南道县农村一个不满12岁的女孩在两分钟内偷走了。近日，湖南高院公布了对被告人何燕辉作出的二审判决：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1年。而直接动手盗窃的12岁女孩因为未成年，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这起共同犯罪中，12岁的女孩蒋某是共同犯罪分工的关键犯罪行为的实施人和完成者，但是，由于实施犯罪时的年龄没到刑事责任年龄线，因而未受到刑事处分。一个12岁的农村孩子，进了一个从未到过陌生环境，进入一家珠光宝气的店铺，竟然可以一气呵成地实施上述犯罪，这种胆量，这种定力，怕是绝大多数成年人所未有。作为未成年人我们一方面不能一律求严格的去惩治与处罚，更多的是需要给予相关人员的更就要有更加详尽的

类似这种“小人”干大事的案件，近年多有发生，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由此也引发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设定的问题。即，现行法律的刑事责任乃至民事责任年龄，是否有必要根据人们生长发育以及成熟的年龄段普遍较以往提前的现实而降低。这个问题，是近年法学界有所争议的问题。

中公命题预测：

随着当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青少年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犯罪等问题频频见诸报端。法学界有专家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将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由14周岁改为12周岁(学生上初中的年龄)，进一步修改完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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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的相关法律。对于这种看法，有人认为这可以有效的警示未成年人，避免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也有人认为此举并不是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有效策略。对此，你怎么看? 中公参考答案：

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犯罪问题通过各式各样的媒体涌入大众的视野，在今年两会上，就有代表提出，希望通过下调刑法的责任年龄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举措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与支持，但是同样存在诸多的反对者。对于这一提案，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刑法是抗制违法行为的“最后手段”，如果道德、习惯、风俗等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和民事、行政等其他法律手段能够有效调整社会关系、规制违法行为时，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在有其他手段尚未配套实行之前，我们就盲目的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这本质上体现了我国法律体系中“慎刑”的观念。而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包括欺凌行为，应保持必要的宽容和“容错率”，尤其是刑法的干预要保留必要的“谦抑”。首先应该想到我们是否在除了刑法下调责任年龄之外的其他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直接就给出刑法这记猛药。因此这一提案在可行性上我们不能认可和作出改变的。通过刑罚来惩罚、隔离问题青少年儿童，并不利于其改造教育，也违背人道主义。毕竟，青少年即使能够有意识地犯罪，但仍充满可塑性，所以，教育、矫治才是最好的办法。在当前中国的现实，对于14岁之下的青少年犯罪，没有惩罚，也没有矫治与教育，几乎是完全地放任不管。两年前发生的10岁女童从15楼抛下男婴，除了家长赔钱，犯下严重罪行的青少年本人，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不会接受任何矫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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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之前，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体系，来矫治问题青少年。实际上，很多时候，保护、矫治与惩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规定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每天在固定地点报到，接受三小时的法治教育，这既是一种限制与惩罚，有限度地震慑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同时更是一种矫治与教育。

中公教育辅导专家相信通过以上讲解会对大家有所帮助，衷心祝愿广大考生直挂云帆济沧海，早日成功上岸。

文/天津中公教育(tjof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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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摘 要： 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存在，由此形成了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于较为全面的城市养老保障体系而言，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目前多数农村人口仍然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农村居民从制度中得到的养老保障待遇几乎没有，其主要根源在于：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险，政府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思路之一就是明确其中的政府责任，并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关键词： 老农保; 新农保; 政府缺位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2-0047-05

the study on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n china’s rural social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song yang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在我国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中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著名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曾指出：政府有义务根据国家财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推进社会保障建设，却不能将社会保障视为“包袱”，因为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也是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1]。我国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事务基本完全由政府承担，而通过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承担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在当前条件下，政府责任的缺位仍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制度设计、财政责任、立法责任等方面的政府缺位。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支撑，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滞后的首要原因即制度设计不足，“老农保”和“新农保”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可概括如下：

(一)“老农保”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

1. “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抚持”[2]的三方负担原则设计不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其供给必然以政府为主。根据《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三方负担原则中的“集体补助为辅和国家予以政策抚持”是以当地集体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然而，由于当时条件下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集体经济实力亦有限，这一筹资原则的设计本身就存在缺陷，使“老农保”制度的三方负担原则难以得到保证。制度设计缺陷使“老农保”主要靠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亦无稳定保障，而政府未提供任何补助，“国家予以政策抚持”基本成为一句空话，制度设计难以体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特点，因而无法在制度实施中落到实处。正是由于三方负担原则中“国家予以政策抚持”的设计不到位，最终导致“老农保”制度难以维系，而以失败告终。

2. “老农保”交费与给付水平设计过低，缺乏相应的调整机制。根据《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月交费标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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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元十个档次，供不同的地区以及乡镇、村、企业和投保人选择”[2]。虽然“老农保”的交费标准是根据制度设计时的经济水平设定的，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实际操作中交费与给付水平却未作相应的调整，导致交费标准极低，保险费积累太少。例如，1998年59.8万参保人领取了养老金，人均约42元/年，月均仅有3.5元[3]，如此低的养老金标准显然难以起到真正的养老保障作用、维持参保者的老年基本生活，使得农民缺乏参保的积极性。鉴于“老农保”在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1999年国务院开始对其进行整顿和清理，至此，“老农保”作为一项统一的制度安排已不复存在[4]17。

(二)“新农保”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

从2002年开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进入了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新阶段。“新农保”吸取了“老农保”在上述制度设计方面的教训，但在相关制度衔接设计上仍存在缺陷。由于制度设计时只是单纯地从“新农保”制度的建立与健全等角度进行考虑，制定政策方案时并没有涉及到今后完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对未来如何与“老农保”及“城保”制度进行衔接等方面设计不足。

1. “新农保”与“老农保”制度衔接设计存在缺陷。在“新农保”与“老农保”制度的衔接方面，《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仅提出“原来已开展以个人缴费为主、完全个人账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称老农保)的地区，要在妥善处理老农保基金债权问题的基础上，做好与新农保制度衔接。在新农保试点地区，凡已参加了老农保、年满60周岁且已领取老农保养老金的参保人，可直接享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对已参加老农保、未满60周岁且没有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应将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并入新农保个人账户，按新农保的缴费标准继续缴费，待符合规定条件时享受相应待遇”[5]。由于新老农保制度实施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参保的缴费标准和基数等方面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制度设计中却并未对新老农保待遇标准等调整比率做出适当的规定，因此单纯地将“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并入“新农保”个人账户而未制定相应的调整办法，则可能会损害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

2. “新农保”与“城保”及其他养老保险制度衔接设计存在缺陷。在“新农保”与“城保”等制度衔接方面，《指导意见》中仅提出“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办法，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制定”[5]，但至今有关部门尚未出台具体办法并提出合理的转移与接续机制。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会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由于享受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6]待遇而参加“城保”，因此，必须在不损害农村居民切身利益的原则下，妥善做好新农保与这些制度、政策的衔接设计，否则“新农保”制度设计的不足将为我国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不利影响。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财政责任缺位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安全网”，以及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调节器”。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特殊的产品，兼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属性，其中公共产品的属性则更为突出[7]。正因为社会保障具有如此强烈的外部性，其中，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应由政府来提供并承担财政责任的全民性公共产品，必然覆盖包括城市、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国民[8]。因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薄弱环节之一，政府有义务来建立与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其建立与完善也必须由政府主导并提供资金支持。

(一)“老农保”制度建设中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

从全国范围来看，就我国农村现实情况而言，由于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并且绝大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尚不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无法成为稳定的缴费主体，因此，根据“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抚持”[2]的三方筹资原则，“老农保”制度的顺利实施必须由政府承担相应的财政支持责任，“国家予以政策抚持”亦必须落到实处，而不能沦为一句空话。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老农保”“社会保险”的性质并不明确，当地方集体经济实力不强时，“老农保”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个人交纳，实际上演变为农民的个人储蓄保险，而国家并未提供财政资金补贴，最终导致“老农保”因缺乏财政支持而难以为继。

(二)“新农保”制度建设中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

近年来我国“新农保”制度建设的经验也表明，如果缺少政府的财政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则会遇到种种障碍和困难。例如2002年国家同时开始进行“新农保”制度和“新农合”制度的试点及推广工作，其中由于各级政府兑现了相应的财政补贴责任，目前“新农合”进展比较顺利，而同样于2002年开展的“新农保”试点工作则由于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进展极为缓慢。截至2010年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数达8.36亿人，参合率为96.3%;而同期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10277万人，仅占农村总人口的15.2%[9]。2010“新农合”筹资总额达1308.3亿元，人均筹资156.6元，全国新农合基金财政支出达1187.8亿元，补偿支出受益10.87亿人次[10];而截止到2010年年末，全年共有2863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仅覆盖参保人数的27.9%，全年共支付养老金200亿元[9]，尚不足财政对“新农合”基金支出1187.8亿元的17%。①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发现，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无疑是“新农保”制度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政府未能像对“新农合”那样为“新农保”提供应有的财政支持，从而造成两种制度的发展情况差异如此巨大。

此外，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财政责任缺位则更加严重。虽然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缴费责任，但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则是政府财政兜底，实际上政府每年有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补贴城镇养老保险，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例如，2008年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约为10.9%，其中绝大部分支出亦用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共7390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达1437亿元[11]，财政补贴占基金支出总额的比重达20%，而财政全年共支付农村社会养老金仅仅56.8亿元[11]，财政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支出总额尚不足城镇养老保险基金补贴的4%，甚至还不到社会保障总支出的1%;而2009年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9.97%，甚至与前五年平均水平相比仍下降了大约1%，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8894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共计1646亿元[9]，财政补贴占基金支出总额的比重为18.5%，而财政全年共支付农村养老保险金仅仅76亿元[9]，财政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支出总额仍不足城镇养老保险基金补贴的5%，甚至也不到社会保障总支出的1%。通过上述分析，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财政责任严重缺失。

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立法责任缺位

从西方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无一不是以立法的形式来体现的，无论是1935年美国出台的《社会保障法案》，还是1971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农业者年金基本法》等，都不断推动这些国家的养老保障事业向法制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和稳定发展，在制度推行之前立法先行。对制度的实施做出明确规定，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和稳定发展也必然由国家立法来保障。

然而，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现状而言，无论是“老农保”还是“新农保”制度的实施，政府在其中的立法责任均始终缺位，由此导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和根本的法律保障。例如，我国直到1992年才有民政部颁发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2009年国务院也仅下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社会保障法》或相关的《农村养老保险法》。立法的缺失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政府责任、基金筹集与管理、农民享受的待遇标准等没有具体的规范[13]，并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带来相应的问题，诸如保障对象不明确，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保障标准不一致，保障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等[14]。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原因虽是多方面的，如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使其缺乏经济基础，相关法律的欠缺使其实施缺乏约束力，农民浓厚的养儿防老情结使其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等等[15];但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承担的缺位无疑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薄弱的主要原因。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

政府在制度设计、财政责任、立法责任等方面缺位现象的产生，除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影响外，还有如下三方面主要原因：

(一)认识上的偏差——对传统养老保障功能的弱化趋势认识不足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家庭养老即“养儿防老”和土地养老是我国数千年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主要方式，无论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这种传统的养老保障方式都将继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而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亦使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子女的赡养负担越来越重;同时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16]，传统的“养儿防老”等方式不断受到巨大的冲击，并进而对农村养老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由于政府的认识理念仍不到位，在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政府责任仍长期缺位。

基于上述分析，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政府对传统养老保障功能弱化的趋势缺乏正确合理的认识和预期，主要受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政府仍将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视为农村养老保障的必然方式，即使在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日益弱化的背景下，政府依然长期忽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对其责任承担的力度亦明显不足，由此导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并未取得较大进展;二是受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思维模式的影响，政府认为城市居民靠工资生活，仅需要承担城市干部、职工等的养老保险责任;而农民靠土地生活，政府认为国家已经给农民一份土地，并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农民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管理的土地，生老病死有所依赖，这就保证了中国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基本稳定。”[17]

(二)实践上的偏差——受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政策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为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建设，“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政策一直被长期奉行，各级政府在思想上也相应形成“重城市，轻农村”、“重居民，轻农民”的观念，缺乏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统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客观上强化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在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中，“重城市、轻农村”政策的影响表现则更为明显，两种制度模式的具体差异见表2。

如表2所示，根据“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三方负担原则，政府为保证城镇居民获得基本的养老保障，如城市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时，政府会提供必要的财政“兜底”。然而，与“城保”相比，政府并未对“农保”给予应有的支持及财政补贴，导致“老农保”最终演变为农民个人的储蓄积累，并未体现社会保险的互助共济功能、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障;同样地，与“城保”相比，尽管各级财政对“新农保”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补贴，但仍存在水平低、范围窄等问题。在“新农保”试点中，虽然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18]，但上述政府补贴也仅针对少数试点地区，并未覆盖到绝大部分农民。

简言之，相对于政府在城市养老保障体系中承担的责任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受“重城市，轻农村”、“重居民，轻农民”政策的影响，因而导致政府责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长期缺位，使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日益明显，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

(三)“政府财力不足”——政府财政责任缺位的直接理由

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践的过程中，财政资金的筹措机制和财政的支持能力是政府承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的前提保障，一直以来，政府财政责任缺位的直接理由是“政府财力不足”。然而，无论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内外实践，还是我国财政收支情况来看，“政府财力不足”的理由并不充分。

作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供给本应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然而，我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其中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出现了财权过度集中到中央，事权过度下移至地方的现象。随着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和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基层政府的财力需求和负债率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力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更为短缺。，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将“财力不足”作为“新农保”制度建设中政府财政责任缺位的直接理由。事实上，即使部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中央政府已积聚起巨大的财力，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也可为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近几年，中央财政连年大幅增收，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均在50%以上[12]，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份责任。而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责任却长期缺位，“政府财力不足”的理由已显得越来越不充分。

综上所述，在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位已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保”制度建设不尽如人意，建立由政府支持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中国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最为有效的途径[19]。因此，在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思路之一就是明确其中的政府责任，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当积极主导，并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第四篇：严格考核 责任追究稿件

安全大检查 重在严格考核 成在追究责任

路局开展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安全大检查活动，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抽调了各专业、各系统的精兵强将到各个运输站段开展检查。本次大检查力度之大、要求之严、人数之众，超乎以往。路局决心以本次检查活动解决单位间、部门间、系统间的深层次问题，取得成效。窃以为，安全大检查，重在严格考核，成在责任追究。

考核是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效率效益的保障。考核能制造警觉意识，引起思想上重视，明确行动方向。对错误行为的考核能形成强烈的心理预期，极大的减少主观上犯错的概率。铁路行业，安全是最大的效益，考核是安全最真实反映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能和安全工作划等号。很难想象一个经常两违的职工、一个经常出事故的单位安全成绩优秀、考核成绩优秀。因此在考核上务求严格、再严格、更严格。唯有严格考核才能如实反映工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有下一步整改措施，才能出安全成绩。目前在一些单位和部门，一些安全问题屡禁不止，危险镜头频发，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对两违考核把关不严是重要原因。个别领导干部对两违考核思想上轻视，心理上敌视，行为上漠视，管理上忽视，自以为是保护了干部，照顾了职工，撑起了面子，但于实际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两违问题不及时被制止、纠正，大量隐患被掩埋，成为不定时炸弹，出事故只是时间早晚、等级大小

问题。现在对事故，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而且还有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到那时，悔之晚矣!

责任追究是考核的最终指向。明确有效的责任追究能让当事人在思想上认清危害，在工作中纠正、杜绝错误行为。它是预防、制止事故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在错误中进步的绝佳时机，是廉价而非带血的受教育机会。责任追究取决于单位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管理水平和对问题的态度、看法。领导干部作风严谨、思想重视，责任追究到位，则会形成引以为戒、不令而行的良性循环;反之，作风漂浮和姑息迁就则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当前，个别领导干部片面陶醉在“发现了多少问题、考核了多少人、制定了多少措施”数字中，偏偏对老大难、重难点问题缺乏碰硬、较真的勇气，不敢、不愿去追究相关责任人。或是采取“鸵鸟”政策，拒绝追究;或是以会议传达会议，以口号来追究;或是重拿轻放，以“下不为例”结束追究;或是大而化之，全体追究，不了了之。事故就是在这四种“边缘追究”中造成的。

严格考核、责任追究要打破好人主义思想。各位检查指导干部必须牢记肩上使命和责任，坚决杜绝好人主义思想，不能有怕得罪人、揭家丑的顾虑，牢牢树立“宽是害、严是爱”观念，敢于直面问题，直击难点，切实按照要求开展检查。要严格责任追究，对在检查期间发生责任事故的提级处理。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现场，将最主要的精力、时间和智慧放在检查活动上，以最快捷、最有效的工作确保检查落到实处。

严格考核、责任追究要真正落实“四不放过”原则。各部门、各单位要逐级全面排查、逐级制定安全大检查问题库，将发现的关键性、普遍性和倾向性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按照问题原因未查明不放过、整改措施未制定不放过、责任人未明确不放过、整改效果未落实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实行销号制度，形成动态管理，闭环管理，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严格管理，责任追究要发挥职能科室的作用。安监部门是检查活动的职能部门和主要力量。局安监室要发挥指导引领的作用，及时分析当前安全状况，明确下一步方向，确保安全管理有序可控，使整体工作更具针对性。各系统、各部门的安监科室地处运输生产最前沿，对基层情况最清楚，要以本次安全大检查为契机，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力求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第五篇：班级管理中的宽容与严格

班级管理中的宽容与严格

宽容是我们这个以儒学为基础的、文化积淀厚重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孔子早已有言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意思是说：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君子，重要的是要严格地要求和责备自己，而对人则采取宽容的态度，在责备和批评别人的时候应该尽量能够做到和缓宽厚，这样，就自然不会招致怨恨。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

知先生也早就把“宽容”列为教师必须学会的一种教育方法。这启示我们在班级管理中不仅要有严格要求，也不能忽视“宽容”所起的积极作用。《教育学》中指出：“学生往往透过师生关系这面窗户透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从中体会人世间的炎凉冷暖，学习与人处世的准则，从教师那里获得炽热情感的学生，可以在他们身上萌发出热爱人、热爱人生的积极态度，打下与人相处的良好行为基础。”基于此种认识，我将宽容教育的方法运用于班级管理之中，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因为班主任对学生实施宽容教育，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行为。

宽容，其实也是一种严格，一种特殊的严格。当然，要使宽容这一教育方法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也得注意分寸，掌握尺度，灵活而辩证地使用它。

一、严格与宽容的辨证关系

严格与宽容的关系，作为班级管理

以及后进生转化工作中的基本关系，包含于班级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方面。

1、从管理手段上看，严与宽的关系表现为制度化为制度化行为与非制度化行为的辨证统一。这种行为方式根据制度的标准进行，比较注重制度上的原则性和执行上的公平性，可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理性化行为方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激发学生内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学生自觉完成班级所规定的各项目标。如果说制度化行为是对事不对人，强调对原则的遵守和坚持，那么，这种非制度化行为的准则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非制度化行为崇尚的则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严与宽在管理手段上所显示出来的对立，又以双方内在的统一性和互补性为前提。只严不宽，就很难从根本上培养出学生健康健全的心理品格和良好的班风与学风;只宽不严，则不能及时而有效地制止各种不良行为和不良现象的发生。所以关键就在于做到两种手段

的有机结合，既重视班级制度化建设，同时又要加强班主任的思想教育工作。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双方才显出深刻的互补优势来;严在情感化方面的短为宽所弥补，宽在约束力方面的弱为严所克服。宽严结合使得双方优势和各自长处都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施展，既培养了学生坚持原则，明辩是非的能力，又加深了师生间的感情和相互关系，从而使得学生在达标过程中，将外力与内力化合成一种巨大的加速前进的动力。

2、从管理方式上看，严与宽的关系表现为班主任管理与学生自我管理的辨证统一。方式上，他必然表现为班主任的外在管理方式;班主任是管理的主体，学生是被管理的客体，班主任与学生的关系是改造与被改造、教育与被教育、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班主任通过运用班级管理权利，对学生的行为予以监督和调控，以此确保学生的发展符合既定方向。与班主任管理方式对应的学生自我管理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

学生在管理活动中既是被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人;既是被改造的对象，又是改造者;学生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一种自我培养，自我塑造的过程。这种管理方式意味着学生所受外在强制力的减弱和学生自由空间的增大。很明显，这种管理方式属于宽的范畴。

严与宽在管理方式上所表现出的这两种形式各有利弊，所以必须把班主任管理与学生自我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充分发挥班主任的主导作用，又要特别重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在班级管理制度的建设上，坚持班主任把握方向的前提下，使学生逐步学会自我管理，成为班级管理的主人，在自我管理中调动管理的积极性，派样自治能力。也就是说班主任在严格管理方式中必须包含着对学生自我管理方式的承认和尊重。

3、从管理规范上看，严与宽的关系表现为强制性规范与非强制性规范的辨证统一。

管理规范是班主任在实施班级管

理过程中，对学生具体行为的操作性规定和要求。按照规范的强制程度，又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之分。所谓强制性规范就是指那些必须履行，并且以强制手段做保证的行为规范和要求。非强制性规范则相反，是指那些在管理规范中靠学生自觉遵守，不作强制执行的方面和内容，它多半以提倡的形式出现。强制性规范与非强制性规范的这种差异和对立，正是严与宽的关系在管理规范上的具体表现。严的特点是强制性，宽的特点是宽容性。严要解决的问题是班级最基本或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为了保证所有力量都集中于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宽所针对的问题则是班级非根本性问题或不构成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因此，在解决过程中就可不作过高的要求，有一定的弹性。严与宽的这种差异，又决定了二者在管理规范上的另一个特点;强制性规范比较具体而明确，非强制性规范则相对抽象和含糊。

在管理规范上要做到严与宽的辨

证统一，关键要善于区分班级每一时期内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从主次矛盾方面的严，又有反映次要矛盾的宽，二者有机结合，才能确保管理规范的科学与合理。

从严与宽三个方面的辨证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宽容，其实也是一种严格，一种特殊的严格。当然，要使宽容这一教育方法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也得注意分寸，掌握尺度，灵活而辨证地使用它。一般说来，如下几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二、班级管理中宽容的灵活运用

1、宽容不是无目的的不理不问，而是有意图地沟通思想。有些学生，由于年幼无知说了错话或做了错事，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错在哪里?如果只是倾盆大雨式的批评甚至棍棒相加，学生吃尽了苦头也不会明白什么，留下的只能是不解和怨恨。遇到这种情况，无论是哪位老师，都应满怀激情的开导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

认识，一点一点地为他们营造改正的环境和时机。或者有目的有针对性指导他们去阅读有关画册和书报，让他们逐步感知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逐步认识到家长或老师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这样，在他们的认识提高之后，不仅不会再犯同类的错误，而且对家长也会更加尊敬，对老师也会更加信赖。思想上沟通了，孩子们对我们有感情了，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2、宽容并不是无原则的放任自流，而是有区别的教育鼓励。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是培养人教育人的场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应在孩子犯了错误或做了错事之后，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尽可能地从错误之中找正确的因素或合理的地方，在辨证分析的基础上，再进行教育、帮助。(班级管理 )尤其是在教育之后，千万不能忘了鼓励，不能损害他们的自尊心和上进心;绝不可事无巨细，唠唠叨叨，直弄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比如学生上学之

后，在他做值日生那天，锁了门之后才发现钥匙仍留在教室里，只好爬窗子取钥匙。对诸如此类的事儿，我们应既可顶他的责任心，又批评他的不细心;既希望他改正不细心，又鼓励他保持自己的责任心。

3、宽容也不是没办法的不即不离，而是有技巧的热情处理。班上有个女生，平时生活散漫，学习成绩很差，挨批评被处理成了她的“家常便饭”。老师和家长，都感到这孩子无药可救。后来，我把她请到宿舍，让她坐下，给她倒茶，……不等我开口，她在接茶杯时就感动得哭了起来。从她的哭诉中我才知道，原来，仅仅因为成绩差，同学就瞧不起她，小学老师说她不是读书的“料儿”，家长也说她至多是个“锈才”。这样，她也就想破罐子破摔了。但是这一次，仅仅一个让坐，一个倒茶，她就感到毕竟还有人关心她，爱护她，相信她，理解她，因此，她深切感觉到世上毕竟还有温暖在!此后，她认真改正缺点，认

真学习，各方面都慢慢地好了起来。

4、宽容更不是无限期的撒手不管，而是有时效的积极感化。有个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小皇帝”，几乎天天挨批评，隔三差五地被送到办公室来。我教育他时，也曾“严格”多次，但效果很差。后来，我换了一手，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以极为宽容的尺度，允许他在下半学期中再被送来5次。想不到这一宽松的允诺却收到了奇妙的效果;他没有再被送到年段室了，而且，在考试中还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呢?

因此，我深深的感受到班级管理真的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其中的严与宽要共进交融。我们应该恰当的运用宽容的手段对学生多关心一点，严格要求学生也要看学生的承受能力，师生之间如果“破脸”了，教育效果也就没有了。对宽容和严格尺度的把握，可以体现出一名教师的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