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法研究论文

摘要：在经济迅速发展环境下，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近几年，我国针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断加大力度进行治理，有关生态环境《刑法》的地位与作用愈发明显。但是，在实际发展中，生态环境《刑法》保护依然存在很多困难与问题，只有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才能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刑法》保护的价值，从而为人们创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环境刑法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环境刑法研究论文 篇1：

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研究

【摘要】环境破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环境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其中环境犯罪的法益研究更是观点纷呈。通过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刑法法益观的逐一审视，从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的狭隘、生态中心主义论的尴尬以及折中说的矛盾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基础，环境利益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重大利益。

【关键词】生态环境 环境刑法 法益 环境利益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和资源开发所带来的资源过度浪费和环境严重污染，任何国家政府都会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而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立法。美国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从对自然的疯狂攫取和破坏到意识到保护环境重要性，进而进行环境立法保护的历史。日本战后高速发展经济，但在几次大型的公害事故后，日本传统刑法理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公害刑法”转变到“环境刑法”。随后德国、澳大利亚等各国法律都表明环境刑法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和重视。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对比国内外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发展，可以清楚看到生态环境的安全已经日益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基本问题之一。人们对环境的保护也已经不是局限在原有的规则上，而是愈来愈依赖于刑法这一以自由乃至生命为代价的“最后保障法”。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法制保护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世界各国刑法基本上都规定了环境资源类的犯罪，总体上讲，都是在保护越来越脆弱的自然资源。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保护日益脆弱的自然资源的层面上是无法响应实践需求的，刑法作为一部保护法益的基本法，它的目的就是保护人之生活利益。随着环境刑法立法的发展，关于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问题，即将何种生活利益纳入环境资源之刑事法律保护的范围内，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的理论研究

法益，仅指刑法所保护的利益，而不是泛指法律所保护的一切利益。“法益”一词来至于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毕伦巴姆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毕伦巴姆在研究犯罪的规范概念时，针对费尔巴哈的“权利侵犯说”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命题。毕伦巴姆认为，犯罪并不单单是对权利进行侵害，而是对权利背后所保护的利益进行侵害，权利的侵害只是表象，而“法益”才是其实质内容。后来，在刑法领域，“法益侵害说”成为刑法领域里一个重要的犯罪的规范概念。环境刑法法益，就是指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当下关于环境资源类犯罪的法益观点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从环境问题产生开始，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就与环境刑法的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高速发展，环境遭到破坏问题就愈严重，相应地对环境刑法法益的问题研究也愈迫切。近年来国内外法学界经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熟理论，下面就最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刑法法益观，逐一进行审视检讨。

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观点透出了它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刑法提出的观点，此观点认为生态环境本身不是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人类的生命、健康、身体才是环境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那些与生命、身体、健康无关的作为公共财产的环境不是所要保护的法益①。这个观点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环境利益本身不是刑法保护法益，保护环境最终也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及财产，可以极端地讲，对环境的破坏只要没有达到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的重大损失的程度就不视为罪，这样的环境犯罪也就是典型的结果犯，德国刑法理论界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认知能力，人们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以较少的代价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如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提倡的“又快又好地大干社会主义”一样，也如“发展经济”“效用优先”一样，各国发展经济之初，都避免不了以这种指导思想来发展经济。其实，对环境资源要给予一定的刑法保护观念的形成，首先是因为环境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受到严重的侵害，然后对这个惨痛教训进行总结反思才形成这个理念。环境污染一般并不直接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财产造成侵害，甚至很多危害都是隐形的，只要不是直接地受到侵害，就不会引起人们的警觉。而对环境要素的破坏，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但其行为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由于生态系统自身所具有的自净能力，亦使人类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危害结果表现为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②

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论观点又透出了它的尴尬。“生态中心利益观”的出现，是随着学者和公众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化和扩展发展而来的。人们从传统观点的束缚中想进行突破，所以进而就受到这个观点的影响。例如有些国家的刑法已经开始将水、土地和风景区等直接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据此，如果把环境犯罪的法益仅仅界定在对人的保护，显然是很狭隘，如果把以环境是否受到侵害作为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标准，这样就把环境刑法保护上升了一个层次，环境法益的界定就在对整个环境的保护上，通过这样的法律规制，人们逐渐认识到任何对环境的破坏，即使未达到造成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的严重损害的程度，也是为刑法所禁止的，但这样环境犯罪就不单单是结果犯，而且可以有危险犯的存在。

很显然，当“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显现其滞后被动的缺陷时，这个观点应运而生。不过，“生态中心利益观“这个观点也有其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生态中心利益观“，強调的是生态主宰一切，为了不让环境遭到破坏，进而把环境作为一个实体权利来进行保护，这是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其次，人作为万物的主宰，从其诞生之初，就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区别于其他存在物，该学说为了主张对环境的保护，而去否定人的创造性的活动，这样会导致社会的停滞不前。最后，让人类背负沉重的道德责任，以人类是地球上最富有智慧的生命体去承担关爱世间万物、保卫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为了这个沉重的使命人类却畏惧不前，这确实太过偏颇。再说，道德毕竟是个自律的社会范畴，光靠道德教化是难以奏效的，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主张自己的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最高法则，用道德去规制人们的活动，必然会面临许多尴尬，因为道德毕竟不是法律，道德是要靠法律这个最后的防线来防卫的，将生态中心主义的道德标准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只会导致其适得其反。

生态中心学和人类中心学折中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的狭隘和“生态中心法益论”的尴尬，曾经一度导致学者的迷茫，后来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向将“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均作为保护法益加以规定的折中论上。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都是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这两种学说所显露的狭隘和遭遇的尴尬，让人们想到只有把两者关联起来，找出这两种观点的契合点，那么生态学的法益才最终可以成为环境刑法学上环境犯罪所界定的法益。其实这种观点的出现，是鉴于上述两种观点都存有一定的缺陷，才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学说，在现代的德国仍非常盛行。不过，在人们似乎找到了解决两者矛盾的同时，恰恰又忽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环境生态价值的独立性，折中说认为环境刑法的对法益的保护应该是将人类本位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所谓的本位又是唯一的立场、原点，这两种本位之间根本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当两者一致时，利益的保护一致，没有选择的痛苦，问题都好解决，当然立法也就没有问题；当两者出现矛盾，必须进行选择时，那就再一次地陷进“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两难境地，由于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环境的生态价值的独立性，因而在刑法理论上对其保护不够，当然在立法上也显得保守。③这种折中说把上述两种观点的缺陷一并继承，虽然它强调环境犯罪法益的保护必须和人类相关联，好像最终又回到了人类保护，不管怎样它始终逃脱不出“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

环境利益保护—环境刑法研究的新视角

通过上面的观点争论，人们进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在经过一段时间反思之后，人们集中认为不管怎么选择，还是应该把重心放在对人类的保护上，也就是说立法的立足点应该还在也只能在人类保护上。直至后来学界环境利益法益说的提出，人们开始关注一个概念“环境权”，环境利益法益说的提出，就是源于对“环境权”概念的研究，环境权这是指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按照传统宪法及民法理论，公民是无权对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表面上好像空气、水、阳光等是与公民无关，只有把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环境要素视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才能当这些环境要素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至于严重威胁到人类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公民就可以依据相关的法律去追究侵害环境利益的当事者以达到对环境利益的保护。由于世界其他国家普遍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我国学者也不乏在此领域进行研究。④

首先，在立法思想上，要从整体观念出发，对环境刑法法益的界定，不能拘泥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更不要陷进所谓折中学说的泥潭，而是要立足于环境的整体利益。所谓利益“其实就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当某种状态所反映的是人们所需求的一种秩序时，它便是利益。”⑤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就是人们对环境所享有的一切利益，这种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保护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整体的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利益法益观的提出，并不是说环境利益可以脱离人这个主体，由于个人权利和整体环境利益的不对等，让人们开始反思环境利益的平衡与保护是否一定要借助于权利的界定？还必须要满足权利的构成要件，尤其是主体性和意志自由性，正因为有些利益缺少主体的明确性，或者无法与意志自由相关联，所以即使权利本身正当，也不能被法律以权利的形式予以认可，法益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因为有太多的有价值的利益不能以权利予以保护，比如环境利益。

我国刑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还没有跳出传统的观念，关于环境犯罪的界定仅限于部分法益的保护，1997年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六节以及后来的刑法修正案规定了15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从刑法规定的这15种环境犯罪来看，从其保护的法益可以具体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其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制度；另一类是破坏资源类的犯罪，其不仅包括破坏动物资源的犯罪、破坏土地资源的犯罪、破坏矿产资源的犯罪和破坏植物资源方面的犯罪，而且侵害的客体也不外乎是国家关于这些资源保护的相关制度。所以，我国学者对此研究，也引起立法的反思，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环境污染罪”，首先就是在立法的思想上改變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把对环境的整体利益的保护在立法上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其次，环境利益法益观的提出，并不是说环境利益的概念可以脱离人这个主体。因为利益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当然也是法律产生的原因。由于个人权利和整体环境利益的不对等，让人们开始反思环境利益的平衡与保护是否一定要借助于权利的界定？因为环境利益与传统的法益如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不同，不过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诚如奥斯汀所言“权利之特质在于给予所有者以利益”。当年德国刑法学家毕伦巴姆认为，权利本身还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是一种形式的东西。某一种权利的背后还是利益，权利不能脱离利益而存在。⑥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利益都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因为一种利益要上升为权利，除了需要具备法律予以认可的正当性外，还必须要满足权利的其它构成要件，尤其是主体性和意志自由性。正因为有些利益缺少主体的明确性，或者无法与意志自由相关联，所以即使本身内容正当，也不能被法律以权利的形式予以认可，法益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因为有太多的有价值的利益不能以权利予以保护，比如环境利益。环境利益源于环境权概念，在当今时代，权利话语遮蔽了法律天空，怎么解决这些虽然不具备权利条件但有保护必要的正当利益，就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

最后，法益来自于利益与权利的差别，但法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环境利益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权，但它权利主体的公众性、权利客体的客观性，使环境利益也成为一种权利上升为法律的保护对象。生态价值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考虑定罪时就不能只注重对人类造成的实际损害，就像传统刑法上要求造成多少人伤亡、多少森林被毁、多少河流被污染等等，如果仅仅纠结在这些方面，不但不能达到对环境的保护，可能还会导致更大破坏。瑞士刑法很早就立法保护森林，谁破坏多少森林，就要栽种多少以补偿，这里不是有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考虑由于森林的破坏所导致的生态利益的损失。所以，我们的刑法不仅要从立法思想上突破传统的人本主义观念，还要在司法上改变原来的以实际造成的损失来定罪量刑的理念，必须要考虑该危害环境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能仅考虑直观利益，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

由于立法者发现了环境状态的巨大价值，一些国外的环境刑法已经规定了“环境犯罪危险犯”，不单单从犯罪结果上来定罪量刑，而是认定危害行为只要足以造成环境破坏的危险就为罪。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九章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是在其不同的介质及其他表现形式上来理解。⑦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强调的仍是如何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至于“过度”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为本文提出的环境利益法益观，并非是一个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理论路径，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一个学理性比较强的命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方面提出各自的观点，可以说是总说纷纭，其中不乏有很高的见解，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不过，纵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应该说各种学术观点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也有其探讨的意义。

（作者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计划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2400410448）

【注释】

①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②杨通进：“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迭共识”，《伦理学》，2006年第6期。

③简基松：“论生态法益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地位”，《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④杜万平：“论环境刑法法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⑤王秀梅：“环境刑法价值理念的重构—兼论西部开发中环境刑法思想”，《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

⑥张明楷：《法益初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⑦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责编 / 丰家卫（实习）

作者：王敏

环境刑法研究论文 篇2：

生态环境《刑法》保护的困境及解决方式研究

摘 要：在经济迅速发展环境下，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近几年，我国针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断加大力度进行治理，有关生态环境《刑法》的地位与作用愈发明显。但是，在实际发展中，生态环境《刑法》保护依然存在很多困难与问题，只有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才能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刑法》保护的价值，从而为人们创设良好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生态环境；刑法保护；困境；解决方式

一直以来，生态环境有关的保护通常由行政法与《民法》进行调整与规制，但是很多政策制度缺乏较大的处罚力度，无法实现应有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刑法》为当前最严格、严厉、惩罚力度最大的法律武器，使其能够有效预防生态犯罪，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但生态环境《刑法》保护也存在一定的困境，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式，保证生态环境《刑法》保护有效开展。想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刑法》的保护机制，要综合进行分析，多角度思考，从而保证不断完善我国生态刑法。

1加强完善刑事立法

要保证生态刑法在《刑法》地位中占有独立地位。想要充分发挥《刑法》对生态环境切实进行严格的保护，要在立法内容中明确保护相关生态利益的价值准则，也就是将损害生态利益的行为作为定罪与量刑的审判标准。这一过程中，可以将《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内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立出来，并将这部分分散在各个有关环境犯罪章节中的内容，独立成为一个章节。

要加强明确空白罪状具有的确定性。因为环境保护具备较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刑法》内容又要保证精简，无法将相关的环境犯罪中所依存的法律法规内容以及技术性指标等写入法条。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保护措施及质量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刑法》却不能因为客观因素变化而进行反复修改。所以，环境犯罪必然会存在空白犯罪。这一情况下，在立法技术允许的环境下，要最大程度在《刑法》条例中注明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逐渐细化犯罪与非犯罪的标准，从而提升条例的可实施性。

增加犯罪名稱。在环境治理不断发展环境下，要切实增加客体因素造成的环境犯罪。包括非法从事核设施罪、污染空气、污染水域罪、噪声罪、废物危害环境罪以及非法处置核燃料罪等。

2加强刑事政策制度的统一

第一，在全面实施刑事政策中，有关环保刑事政策要充分体现其严格的标准，针对环境犯罪行为要保证全面、严格打击犯罪行为，加大力度惩罚环境犯罪，加强开展各地环境保护的监督工作，避免地方因为当地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犯罪行为，最大程度保证生态刑法可以在各地都能实现公正、公开、统一的实施。

第二，积极促进环保政策与刑事政策的协调。制订并执行环保政策以及刑事政策过程中，要保证两者之间进行相互呼应，充分发挥其作用。司法机关与政府部门要注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情况，加强提升环境质量。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提升环境犯罪行为的法律成本，并且运用多样化的手段，有效防治环境污染。对有关环境违法当事人给予严格的刑事与执法处罚，使相关当事人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3促进“两法”的有效结合

环保执法部门在前期执法过程中，是发现环境犯罪行为、确定环境犯罪的基础。生态环境刑法保护中，将“两法”进行有效结合，对我国《刑法》打击环境犯罪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促进生态环境中“两法”的结合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在我国相关立法并不成熟的环境下，积极促进各地人大在有关“两法”结合中的工作机制，进行有效立法，从而可以有效解决机制中存在过多文件的问题，但是缺少一定的权威性。

加强监督“两法”结合工作。之所以“两法”无法保证有效结合，主要是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现阶段，负责监督的机构为检察机关，但是检察机关缺少一定的刚性措施。当下，我国逐渐进行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可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在新创立的监察部门确定“两法”结合监督责任，制订保证与检察机关可以互相配合的协作制度。利用纪律处分以及查处渎职、失职等犯罪行为，制订严格惩罚措施，从而形成一定的威慑力与强制力，有效解决检查监督缺少刚性的问题。积极促进“两法”的有效结合，保证监督工作顺利开展，从而最大程度体现《刑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有效解决生态环境在《刑法》中存在的问题，最大程度发挥《刑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严格打击环境犯罪行为，保证《刑法》内容所涉及的广泛性与权威性，从而有效改善环境质量，有利于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1]徐翔.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路径[J].重庆社会科学，2018（02）：67-74.

[2]余飞.生态刑法的价值理念探析[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7，31（04）：20-23.

[3]邓中钢，柯学刚.刍议生态环境刑法保护的困境与解决对策[J].法制与经济，2017（12）：169-170.

[4]张秋芳.我国生态环境刑法保护的对策探析[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7（01）：52-56.

作者简介：

韩仙花（1991.7～ ），女，朝鲜族，吉林延吉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作者：韩仙花

环境刑法研究论文 篇3：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研究

摘 要：在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对知识产权领域造成了冲击，特别是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了挑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虽然推动了网络著作的传播，但由于网络作品的特性也引發了更加多元化的侵权问题。加上我国刑法对侵权行为的规制存在不足，致使网络著作权领域侵权现象频发，严重影响了我国著作权的市场秩序。鉴于此，探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出路，以期营造更加安全健康的文化发展环境。

关键词：著作权;网络环境;刑法保护

互联网时代，网络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但在著作权领域，对于网络作品的保护却不尽完善。在打击网络著作权犯罪时以民事手段为主，刑法显得有心无力。当网络著作权人的作品受到侵害时，会出现无法通过自力救济对权力进行维护的情况，并且一些专门针对网络著作权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我国的著作权管理秩序，因此通过刑法手段对侵权行为加以规制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我们应该提高数字时代规制网络著作权犯罪的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科技的优势，为网络作品的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刑法保护，从而应对技术进步给我国网络著作权领域的保护带来的挑战。

一、网络著作权的界定

著作权是一种源于作品的权利，网络著作权并不是一种新型的权利，而是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适用领域的一种延伸，是一种新型的、特殊形式的著作权。与传统的著作作品相比，网络著作作品呈现出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著作权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著作权的形式和特征。首先，权利内容以及表现形式的多元化。时代和技术的进步使得网络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方式更加便利和多样，侵权的手段和工具也相应提高。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网络作品的著作权，网络著作权的权利内容也相应扩张。其次，著作权原始主体更加大众化。对于传统的著作权来说，创作者只属于一个特定的领域。而在网络环境下，作品的创作主体趋于大众化、普遍化，普通网民可以利用网络的便利进行创作并公开发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近几年新兴的短视频创作。最后，网络著作权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限制，相应的传统著作权也有地域性的特点，因为不同的地域对于著作权的保护是不同的。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作品的传播和使用不再拘泥于特定的区域，因此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地域性也逐渐消失。但也正是由于网络著作权的这些特征，使得网络著作权侵权现象泛滥频发，从而滋生网络著作权犯罪行为。

二、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亟须刑法保护

（一）从侵权行为的发展趋势而言

首先，犯罪的手段更科技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网络作品的传播方式更趋于多元化、科技化，例如一个网络链接可以成为大量作品的传播方式。因此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手段也更科技化，只需更改一下程序的源代码就可以获得盗版的作品。其次，犯罪成本降低。随着新兴科技和技术的发展，侵犯网络著作权无须太多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成本，只要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即可完成一系列侵权行为。最后，社会危害程度加大。侵权行为发生在相对特殊的网络环境下，对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可能一秒内突破万元或者不能估计，久而久之必定会影响我国网络著作权市场的正常运行，也会冲击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管理秩序。

（二）从侵权现状而言

首先，犯罪案件的数量逐年增加。互联网使侵权人对作品的复制和传播更加便捷，任何一个互联网终端用户都可能成为网络著作权案件的侵权主体。同时网络侵权行为的隐蔽性也给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带来了技术上的挑战。因此网络著作权侵权现象高发、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其次，取证难度较大。数字化的证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技术进行修改或者彻底的销毁，因此取证的难度较大。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被侵权人在取证的过程中会遇到相应的技术难题，也增加了取证的难度。最后，著作权人的保护意识有待提高。公民的素质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提高，但是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言，对著作权尤其是网络著作权的保护意识还有待提高。这或许是由于知识产权法作为外源性的法律，在我国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并且我国对于著作权保护的法律还不够完善等原因造成的。

（三）从民事处罚的力度而言

我国对于侵犯网络著作权的民事处罚力度不足，其处罚方式以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为主。但是相对于侵权行为人人而言，其侵权成本不高，但可获取的侵权利益却是巨大的，甚至其赔偿的金额远不能超过其获取的利益。再加上维权的成本较高、取证相对困难、维权的周期较长等原因，网络著作权人可能或放弃维权，那么侵权行为将愈演愈烈。因此民事处罚不足以有效的规制侵权行为，需要刑法这种更强有力的手段对网络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保护。

三、刑法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困境

（一）关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缺乏合理性

我国刑法在侵犯著作权以及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都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目的要件。然而，在互联网环境中“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具有以下不合理性：首先，“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刑法对侵权行为的打击范围，使得不以营利为目的侵权犯罪行为不能受到刑法的有效规制。其次，“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条件增加了司法机关的证明难度。在互联网环境下，侵权者的主观目的多样甚至试图通过新型的犯罪手段规避“以营利为目的”的要件，这都增加了司法机关的证明难度。最后，“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与国际立法对著作权的保护相背离。现在，不只国外一些国家没有“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在一些国际条约中也将其纳入刑事法律，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著作权的国际交流与发展造成了阻碍。

（二）侵权的数额情节认定难

刑法规制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前文所提到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目的要件的限制，还体现在“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和“其他严重情节”的客观行为要件的限制。加上网络作品本身的特性，侵权人或许会采取间接营利的方式，因此侵犯网络著作权的行为即使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也很难达到入刑的程度。例如，运营商在盗版网站上发布免费的网络作品的盗版链接，其行为根本构不成“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后果，使得不少盗版网站逃脱了刑法的规制。再者，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确地列举关于“其他严重情节”的类型，在实践中一般是按照违法所得的数额以及著作作品的侵权复制数量来确定的。但是现在网络作品一般是发布在其授权的网站上并且定时更新连载，盗版网站会同步更新网络文学。并且在实践中多以“部”为单位计算，因此通过“其他严重情节”来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地位与责任模糊

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相关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刑事主体，以及与侵权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并没有体现。网络服务提供者给网络著作作品的传播带来便利的同时，给侵权行为者的犯罪行为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例如，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著作权侵权者同谋，将被侵权的著作作品放到网络平台上获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侵权者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并没有对侵权的自然人和单位做出具体的分类，也就是说，我国的现行刑法并不能直接认定网络服务的提供是否具有犯罪主体的资格。但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在网络著作权犯罪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刑事立法的罪名与现状不适应

我国刑法针对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只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但这两条罪名却没有办法覆盖我国目前的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所有情形。由于1997年修订刑法时网络作品还未出现，因此只针对当时的传统型侵犯著作权犯罪设置了罪名，自1997年至今，我国刑法进行了11次修正，但都是对现有的法律条文进行部分的补充和修改，并没有针对网络著作权增设新的罪名或者对其进行单独的规定。网络作品作为新兴的领域，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響越来越重要，加上科技的进步和网络作品的广泛发展以及新型侵权手段涌现，我国刑法仅在原有条文上进行增补会使许多犯罪难以被认定，同时侵权行为人也会利用愈发成熟的科技手段来规避刑法的规制，最后致使侵权现象频发，对我国著作权经济管理秩序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四、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出路

（一）对“以营利为目的”的设置进行合理调整

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限制曾经对于保护法益以及打击犯罪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网络空间中越来越多“非以营利为目的”的侵犯网络著作权的行为出现。因此，“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目的条件限制给司法取证工作增加了困难，同时助长了侵权行为者的嚣张气焰。我国刑法作为权益保障的最后救济方式，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刑法应对“以营利为目的”加以区分适用。从源头出发，转变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理念，从而适应现阶段我国网络文学作品发展的需要。在打击传统的著作权侵权犯罪时可以继续适应主观目的限制。当面对网络著作权侵权犯罪时应当对主观目的的限制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加强对侵犯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力度。虽然这种区别划分的调整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但并没有与刑法的谦抑性相背离。这种合理的调整不但应对了网络著作权保护的需求，并且适应了我国网络文学作品发展的需求。

（二）明确量化要素，健全认定标准

我国刑法关于“违法所得数额”“其他严重情节”主要是针对传统的著作权侵权犯罪制定的，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犯罪还没有相对明确、合理的量化标准。将“复制品数量”“点击数”以及“注册会员”纳入定罪的标准，尽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却仍旧不能准确地认定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较于部分违法所得数额不高甚至为零，但是社会危害性却极大的行为，也应当给予适当的处罚。因此，我们需要在进行量化的基础上，给予司法人员更多专业的支持，从而使司法人员从专业的角度来判断侵权行为是否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例如，发展适应互联网新形势的专门司法鉴定人员。现阶段，应当更加注重入罪标准的适用程度，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给司法适用带来困难。

（三）加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法规制

我国刑法没有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犯罪主体地位进行具体、详细的规定，从而使得大量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受到相应的刑事追究。本文认为，对于有采取措施义务而没有积极履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明知存在侵权行为却不进行监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予以惩处，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着巨大的主观过错。由于其行为存在相应的过错，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以上两种情形下应该被认定为侵犯网络著作权犯罪的主体。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以网络平台为基础的侵犯网络著作权的犯罪行为频发，为了维护网络安全以及著作权管理秩序，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

（四）重设罪名

我国现在还没有将网络作品单独地列入刑法保护对象，而国外一些国家在刑法中对网络作品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可供参考。例如英国、美国先后将网络作品的著作权直接列入了刑法的规制范畴。我国在网络作品领域的刑事立法寥寥无几，就现有的刑法条文来说，其规定也较为笼统和宽泛，从而导致司法活动中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适用，造成了不能有力打击侵犯网络著作权的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对此，本文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对此问题采取相应合理的处理措施，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有两种方法较为合理和便利：一是将现有的罪名分为传统型侵犯著作权罪和侵犯网络著作权罪，后者将网络作品以及其他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作品囊括进去，并加以具体的规定;二是将我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罪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区分，从犯罪行为的主客观要件角度对网络著作权进行详细的补充和规定，这样既避免增加刑法罪名的烦琐，也可以让网络著作权受到刑法的专门保护。

五、结语

网络文学作品同传统文学作品一样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我国国民生活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并且从近几年网络技术以及网络作品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会呈现一个更加蓬勃的局面。但是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我国对于网络著作权的保护体系并不完备，侵犯网络著作权的犯罪行为频发，民事处罚手段已经无法阻止其蔓延，也不能较好地救济侵权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此种情况下，我国应该完善刑事立法，以应对网络著作权犯罪给当前法律体系带来的挑战，从而充分保护网络作品的著作权，监管我国的网络著作权市场秩序。同时，还可以起到鼓舞国民创作，促进文化繁荣的效果，为我国文化建设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王迁.论著作权保护刑民衔接的正当性[J].法学，2021，（8）：3-19.

[2]  苏阳洋.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1.

[3]  王志远.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挑战与应对——从知识产权犯罪的本质入手[J].法学论坛，2020，（5）：114-123.

[4]  王伟.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制[D].济南：山东大学，2020.

[5]  张先昌，鲁宽.近十年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件的实证研究[J].知识产权，2016，（9）：76-80.

作者：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