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研究生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刑法研究生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作为刑法体系当中最为基本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相应会对刑法解释产生重要作用。由于刑法解释其所独有的特殊性，它与公民生杀权益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更应对其进行严格界定。因此，文章将对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进行分析，旨在厘清二者关系，更好地发挥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作用，从而完善与健全我国立法体系，切实保护公民利益。

第一篇：刑法研究生论文范文

刑法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刑法理念创新研究

摘 要：在刑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刑法现代化进程应该顺应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将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与刑法本土化发展结合起来，注重对我国刑法理念的创新，充分发挥刑法应有的作用，实现刑法应有的机能，使刑法的理性得以回归，从而促进我国刑法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刑法国际化；刑法理念；刑法机能；理性回归

刑法理念是指公民对于本国刑法的性质、机能、作用、刑罚等基本问题的基于理性的认识，刑法理念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刑法在依托本国国情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相互吸收有益的部分，并共同缔结国际刑事公约，加强国际合作，从而使各国刑法在不同的发展轨道上逐渐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而且出现协调发展的趋势；加之，当今世界各国在各项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密切，刑法国际化趋势将更加强劲，刑法理念的创新将是中国刑法国际化努力的重要方向。

一、刑法国际化概述

（一）刑法理念的内涵和功能

刑法理念是指公民对本国刑法的性质、机能、作用、刑罚以及价值取向的反思而形成的理性上的认识。刑法理念具有主观深层次的特点，在刑法文化结构中，刑法理念属于主观范畴的概念，客观上并不总是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保持一致，但因其居于深层地位，始终控制和影响居于表层的刑事行为。由此可见，作为对刑法价值取向以及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上的理性认知和行为建构，刑法理念与法律表象、法律意识相比，处于更深层次的同时又处于更高的层次，这主要取决于其法律设定遵循原则的支配性。刑法理念趋于国际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只是受到不同国情的影响，进程过于缓慢，如果仅从理念规范制度上作出调整，相对比较容易，但是精神层面上的国际化却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因此，各国刑法的国际化进程不仅要注重刑法规范的发展，还要注重对刑法精神层面的发展和创新。

刑法创制首先是基于社会生活对刑法规范的客观需要，进而产生立法动机，通过运用刑法理念对调整社会关系的刑法模式进行评判和优化选择，最后将立法动机转换和外化为现实的法律规范。在一国法制建设过程中，科学的、现代的法律理念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现代法制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的、现代的刑法理念不仅是支撑着刑法主体的运作，使其价值基础，同时也是一切刑法活动的观念动力[3]。

（二）刑法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刑法理念创新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当今世界各国在各项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密切，各国在刑法理念上相互吸收、共同发展。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化犯罪率也在逐年递增，为有效解决全球化犯罪问题，保证国际社会行动一致，形成打击国际犯罪活动的合力，世界各国逐渐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基于国际化视域的刑事公约。各国刑法在具有一定相通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形成一个平衡协调的法律格局。

刑法理念的功能决定了我国传统刑法理念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刑法理念创新也是推动我国刑法国际化进程的首要环节。作为一个法治后发型国家，我国刑法国际化的实现，能够为刑法现代化开辟出一条发展道路。目前，我国在刑法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以及对死刑立法的限制性规定，符合了世界上关于人权保障的趋势。然而，这些都是刑法规范方面的国际化，我国刑法理念的国际化还缺少创新因素，没有刑法理念的支撑，刑法规范方面的国际化也就失去了实施的基础。换言之，对刑法理念进行创新，已是我国刑法国际化以及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也是我国当前刑事法制建设的关键所在[4]。

二、刑法机能与刑法理性的回归

（一）刑法作用与机能的辨析

通常，刑法机能指的就是刑法的作用，即刑法所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刑法机能等同于刑法作用，就难以对刑法的内在价值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刑法作用的内容有其具体的对象，也就是说，刑法所针对的对象制约着其作用的内容，首先是对人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刑法对各种性质的公民的作用，除了守法公民外，还包括对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不稳定分子的作用；再有就是对司法人员的作用。其次是对上层建筑的作用，由于上层建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刑法对其所起到的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复杂性。再次是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也会对经济基础起到反作用。最后是对生产力的作用，刑法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鉴于刑法的作用，各国的立法首先还是要考虑到刑法的相对稳定性，然后再结合刑法的时代发展需要，在二者基础上，充分发挥刑法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刑法是一个有机体，刑法机能主要立足于刑法的内在价值并为实现这种价值而反映出来的刑法积极的社会作用。因此，对刑法机能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刑法作用的具体内容，而是要对刑法的内在价值进行探讨。法的理念由正义、法的安定性和公共福祉三要素构成。由这三要素我们可以得出刑法的内在价值是正义、个人权利与自由秩序，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刑法的规制公民行为的规律机能，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机能以及保护公民权益、社会秩序的保卫机能。

刑法的规律机能主要体现在评价机能和决定意志机能两个方面，即通过确定刑法关系，对犯罪行为做出否定性评价，体现出国家的价值判断，规定公民的意志不可违背国家意志。刑法的保护机制体现了法对秩序的诉求，即保护阶级统治秩序、经济运行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以及权利运行秩序。刑法的保障机制是从公民角度提出的，体现为国家所掌握的刑罚权，主要遵循罪刑法定、不罪不罚的原则，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刑法的三种机能协调一致，展现给我们的就是刑法的作用[5]。

（二）我国刑法理性的回归

法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法律是在理性的基础上，以共同利益为理由而设定的一种规范，以此来指导和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最早的法律就是刑法，刑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刑法的发展也需要理性。以刑罚为作用机制的法律有利也有弊，从刑罚的双刃性特点中就能够看得出来，但凡出现双刃性作用，都需要做出理性的选择，这也决定了刑法的运用不仅是借助刑罚的作用与犯罪作斗争，在此过程中，还应在惩罚犯罪和保护受害人权益之间做出理性选择，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刑法是“以恶止恶”的制度性设定，在运用过程中，必须要把这种报复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现代社会强调的法治原则，实际上就是基于对法律保障机能的追求，就刑法而言，则是对其本质属性的再现，同时还是刑法理性的复归。

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以下简称《修八》）。在此之前，我国刑法中共有68个死刑罪名，《修八》减少了13个死刑罪名，现行的刑法将死刑罪名保留到55个，而且还对死刑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修八》实际上反映的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要奉行的刑事政策。以往的刑法修订和增补都十分重视“惩罚”的威慑作用，基于此，也未对死刑罪名进行具体划分和删减。《修八》实际上是我国自1979颁布和实施《刑法》以来，首次对死刑罪名进行修订和删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刑法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人权的保障。本次修订减少的13个罪名以走私类为主，如走私珍贵动物、文物罪、贵重金属罪、珍贵制品和普通货物、物品罪；其次为经济犯罪类，如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和金融凭证诈骗罪，以及虚开、伪造、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和抵扣税款发票罪；再有就是盗窃、盗墓罪（主要包括古墓葬、古人类和动物化石以及文化遗迹）和传授犯罪方法罪。

2014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修九》）提交并审议。从《修八》到《修九》，不到4年的时间里，再次进行修改，而且修改重点仍然放在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上。《修九》拟取消走私武器、假币、核材料罪，以及伪造货币和非法集资诈骗罪；再有就是组织卖淫和强迫卖淫罪、战时造谣惑众罪以及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等9个死刑罪名。如《修九》草案通过，则现行刑法中的死刑数量又将减少9个，从现在的55个，减少到46个，减少了16%。如果《修九》颁布实施，那么连续两次刑法修正案都大量减少了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数量，将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从68个减少到了46个，减少了35%左右，力度不可谓不大，决心不可谓不大。《修八》的施行和《修九》草案的审议，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评论，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我国在人权保障上取得的重大突破，是我国刑法回归理性的重要表现。

具体来说，刑法的理性体现为节制性、目的性、合理性。法律的节制性实际上体现的是人的理性要求，这集中体现为谦抑、宽和、人道三个方面，即反对基于情感报复的滥用刑法，反对重刑主义，强调“犯人也是人”的理念。在《修八》中，我国对现行刑法中走私文物罪等13项死刑罪予以废除；在《修九》草案中，拟取消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的死刑罪名。这22个罪名，都是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正是我国刑法节制性的具体体现。刑法的目的性是刑法活动理性的标志，其目的是保护公民利益，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修八》将醉酒驾车等行政违法行为升级为刑事犯罪的范围，以及增设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都体现了我国法律的目的性，尤其是彰显了刑法理性的回归。至于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存在的正当理由，如《修八》中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除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些修订内容不仅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的合理性逐渐增强。刑法的以上各种变化，都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理性回归。

三、刑法的国际化趋势及面临的困境

刑法的国际化，是指各国刑法在不同的发展轨道上逐渐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并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得世界各国刑法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过程。世界各国，由于文化、历史、环境、风俗等各种差异，使各国刑法差异性明显。但是出于主要目的的一致性，各国刑法的共同性绝不可忽视，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达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国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交往日益密切，曾经存在的交往屏障被逐渐打破，从而使得刑法交往的障碍也得以消失。刑法的国际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的，刑法的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刑法的国际化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反映的是刑法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刑法互相借鉴、吸引并不断完善和趋同的过程。由此也能够看出，刑法的国际化过程是一个久远漫长的过程。另外，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是，由于刑法具有剥夺犯罪人生命和自由的特殊性，刑法除了要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阶级统治功能的影响。因此，世界各国刑法的相较于其他部门法来说，差异性更为显著，这也是刑法国际化更为复杂、困难的原因，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趋同道路的缓慢性。这一特征也会继续延续下去，成为各国立法者以及相关问题研究专家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且必须认识到此类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只有在各项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才能得以实现。

四、我国刑法理念国际化创新的探讨

（一）刑法作用国际化

现阶段，我国刑法作用观所面临的国际化任务就是从刑法万能主义转变到刑法谦抑主义，防止刑法泛化。从各国刑法立法经验来看，尤为重视刑法理念的转变，在刑法理念指导下开展刑法立法工作，即要树立刑法谦抑观，认识到刑法作用观，能够对刑事立法权进行有效制约。刑法谦抑观包括罪之谦抑观和刑之谦抑观，体现在立法上就是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结合我国国情和刑事立法实践，无论是非犯罪化还是非刑罚化都与我国国情不符，但是国际坚守的刑法谦抑思想却是我国刑事立法需要借鉴的重要思想。当然，刑法谦抑思想付诸于实践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7]。这需要立法水平、司法水平、执法水平和公民法律意识等多方面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二）刑法机能国际化

《修八》的公布，表明我国已经开始了从忽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到人权保障优先、兼顾社会保护的转变，即刑法机能观的转变，这正是我国刑法理念走向国际化的具体表现。树立人权保障优先、兼顾社会保护的刑法机能观，在立法领域，应该做到以人为本，将保障人权作为立法的终极目的；在司法领域，应该破除以专政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意识到“犯人也是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尊重犯罪人的人权，有效保证犯罪权利的落实。转变刑法机能观，这既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需要，同时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对各国刑事法治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

（三）刑法理性国际化

刑法理性体现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刑法理性观一直都是重视实质合理性而轻视形式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的刑法理性观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的法治要求，因此，转变刑法理性观，是我国刑法理念国际化的主要任务之一。保持刑法的理性，应从多个角度出发，途径也有多种，但最为关键的是要考虑到刑法自身品质的合理性，同时还要保证其在目标和价值上的合理性，反映到刑事司法领域就是对司法权的控制，既要坚持罪刑法定的原则，也要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8]。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的现代化既是我国刑法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我国刑法国际化进程只有顺应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才能实现刑法的现代化。现阶段，基于国际刑法视域的我国刑法理念创新的研究，对当前我国刑法现代化以及今后刑法国际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4〕陈晓宇.论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J].河北法学，2011（5）：27～29.

〔3〕苏彩霞.刑法国际化视野下的我国刑法理念更新[J].中国法学，2005（9）：23～24.

〔5〕卢浩.基于国际化视域的我国刑法理论与观念的发展[J].法治与社会，2012（5）：31～32.

〔6〕肖中华，孙利国.当代中国宪法的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J].人民检察，2012（8）：22～24.

〔7〕徐成宝.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兼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和谐社会价值蕴涵的体现[J].财经政法资讯，2011（10）：29～31.

〔8〕赵秉志，王鹏祥.论我国宪法指导下刑法理念的更新[J].河北法学，2013（8）：19～20.

（责任编辑 张海鹏）

作者：魏爽

第二篇：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研究

[摘 要]“作为刑法体系当中最为基本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相应会对刑法解释产生重要作用。由于刑法解释其所独有的特殊性，它与公民生杀权益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更应对其进行严格界定。因此，文章将对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进行分析，旨在厘清二者关系，更好地发挥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作用，从而完善与健全我国立法体系，切实保护公民利益。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

在我国，在进行刑法的修订之后正式确定了我国刑事立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其明显加快了我国在刑事领域之内的法律制度化步伐。与此同时，作为我国刑法领域体系的一部分，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其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再者，由于刑法解释是一项具有强烈目的性的实践性司法活动，我国的刑法解释自实践以来，也必然要受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与支配，本文将对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进行分析，旨在厘清二者关系，更好地发挥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作用，从而完善与健全我国立法体系。

一、 试析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当中的具体地位

在刑法体系当中，罪刑法定原则是其最为基本的遵循原则，由此看来，其在现代刑法领域当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司法活动以及刑事立法的全过程当中，始终贯穿于全过程的指导性原则即为刑法基本原则。因此，无论是从司法体系还是刑事立法领域来讲，罪刑法定原则都拥有绝对性地位，由此可以推断，其在刑法解释当中的地位也应如此。一般情况下罪刑法定原则都试图追求人权及自由方面的最高价值，最大限度在同一时间段当中实现对司法及立法权的限制，它总试图找寻二者之间的枢轴点，也正因为如此，其对刑法解释也产生了足够的发挥空间[1]。

刑法解释作为解释领域的一部分，它也有作为“解释”的共性，但与其他解释相比，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具体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这项基础之上，它强调其解释不可超越刑法自身与具有的解释性意义。在这里，特别是司法实践过程当中，法官必须从法律层面来完成解法法律的一系列规定，由此可能面临着多种解释方法，也可能产生多种解释结论，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官必须确保自身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也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比如有说服力、符合当前法定标准等。法官的选择并不是历史性检验，其必须根据现行法律应用与解释。必须指出的是，法官在进行解释选择的过程当中，也不应以个人想像对解释进行任意选择，它所作出的选择，应该以更高层次、更高价值标准为考量。

二、 剖析刑法解释同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

作为刑法体系当中最为基本的原则，无论是刑法解释还是罪刑法定原则，二者在同一目标、总体目标与基础等方面的实现途径还不尽相同，也就是说表现为一定的矛盾性。虽然有一定矛盾性存在，但二者还是可以相互协调与转化，因此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对立统一。也正因为如此，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具有一体化的法律价值基础。司法实践是法律正义的有效保障，也就是说，实体正义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司法同立法界之间存在一定互动效应。与此同时，立法与司法实际上也并不冲突，二者之间的相互修正的这项过程，由此也成为了我国司法解释最为合理的缘由。

我们知道，罪刑法定原则可以有效保障人权、限制部分国家权力，从法律形式上来讲，它充当着秩序保障人权的一类价值实体。一般来讲，这项权力必须与社会实际紧紧相连，也就是说，在必要之时可根据当前实际对其作出适当性的调整，而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则需要引入刑法解释。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可将这项原则当中的内容看作是一个由社会所需变革的尺寸，如果其同刑法解释之间产生重合现象的话，那么就可因此获取科学、正确的处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二者统一是实现社会实践以及基本条件的要求[2]。

三、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研究

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笔者将其归结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要求优先文理解释

第一，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必须采用严格的刑法解释原则。由于刑法与公民自身生杀予夺权力息息相关，因而对其进行严格解释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所谓的严格解释原则，即为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之下，无论哪种行为都不受惩处。也就是说，即使出现非常相似情况，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仍然无法得到惩处。在这里，我们即使多法律的角度来强调适用解释、自由裁量也必须严格遵守，只有对其刑事法律进行严格解释，才能最大限度排除刑事法律在实践过程当中的不公正性。在这里所强调的严格解释，实则是应当严格对被告人不利的相关解释的限制，同时，对被告人产生有利的解释行为则不适应此条款。针对“不利于”条件的规定以及相同法律，从目前各国的刑法体系上来看，基本上都是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当地民众认可度以及不同刑事政策地而启用的不同处理之法。

第二，严格解释的规定从而导致文理解释的优先性。法律的载体即为语言，我们要明晰法律意义，大多只可通过一定的文字阅读来实现，与此同时，法律本身要实现对公民的各类指引，在引导之初也必须会用语言的形式将法律条款予以公布。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强调，公民只可认同事先公布的一系列法律进行统治。也正因为如此，遵照字面意义对法律进行解释，实际上可视为罪刑法定原则具体在当前法律解释领域之下的具体性要求。因而无论任何形式的法律解释，都可首先运用一定的语言分析之法，也即这里所提及的文理解释。从我国法律体系当中可以看出，刑法解释者的发挥受制于法律限制，服从相关立法机构相对的权威性，对于广大法律解释者而言，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在法律领域当中，如果我们将其他解释与文理解释合二为一，位阶一致，那么也就无从谈起法律约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法律条文的具体文义是广大解释者所必须优先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的，如果出现语义表述不清之时，方可将其他解释之法纳入考虑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文理解释与其他解释相比，具有优先性。然而，这种优先性也不存在绝对性，在某些特定环境之下，也具有特殊性。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情况可排除优先文理解释：即在引入文理解释会产生显然易见的不适当结论之时;引入文理解释可能会产生出不尽相同的结论之时，可借助其他方法，如果其他解释结论与法条文义相契合且在其不违背民众预测的条件之下，可运用这种结论;在法律条件仅有一种含义且条文清晰的情况之下，适用结果却出现自相矛盾与荒谬的情形之下，可引入其他解释之法;法律出现过时，不能从法律条文当中找寻到任何结论的情况[3]。

(二)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对扩张解释的限制性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限制，扩张解释也不例外，它也无法无限将其本身文本意蕴进行扩大。在这里，扩张解释自身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如何把握这个限度?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搜集了中外刑法界的几种具体主张，供以参考。第一，刑法条文最宽含义的可能性说。此学说认为，扩张解释可以以射程、文义为限，如果其语义超出一定射程，那么就无法将其归结于扩张解释范围之内;其可以超出我国刑法当中的应当含义，但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其无法超出我国刑法当中所规定的可能性含义。第二，逻辑含义法律许可范围。这种学说的观点认为，无论何种扩张解释，其一定要基于法律条文的立法原意及逻辑含义之内进行，可从所要解释的用语及条款以及被解释的对象理应存在被包含、包含关系来判定法律逻辑语义许可的具体范围。第三，国民预测的可能性。西原春夫认为，扩张解释的划分界限基准就在于国民预测的可能性。在他的理念当中，如果将维持国家治安作为衡量扩张解释的标准，那么就容易产生剥夺国民自由的危险。

关于扩张解释的学说，远不止以上几种，在这里，笔者比较赞成将国民预测可能性与刑法条文最宽含义的可能性说进行有机结合[4]。其他学说都可归结为从不同角度对前一学说的具体化过程。关于最宽含义的可能性的确定，可以借鉴哈特的观点，他将语言区分为以下几个含义区，即边缘含义及核心意思。他认为，无论哪种词语，都包含两个部分的含义即边缘含义与核心意思，核心意思是明确的，而边缘含义则处于一种灰色而模糊的地带。一般而言，词语可能包含的具体意义，其最大含义范围即为此语言含义的一种边缘性地带。在这里，边缘之外以及边缘地带是以是否具有词语核心属性来划分的，即使与其他的属性存在区别，然而只要具有一定的核心属性，那么也可以进行解释，且这种解释也并没有超出词语含义本身的范围。但必须指出的是，对有些场合来讲，刑法扩张解释也并不是都是合理的[5]。

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我国刑法的某个词的最宽含义，无论对于一般民众理解还是法律上来讲，其意义是具有一致性的。相对于很多解释来讲，条文的普通意义是比较好掌握的，然而，在部分情况之下，“普通意义”也并不好掌握。如果在解释之后，其词语含义超出了其可能所包含的最宽含义，在这种情况之下，怎样对词语含义进行把握?在这里，可以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同词语最宽含义相结合。

扩张解释等作为我国自由裁量权的一部分，其之所以可以为当前国内外刑事活动所运用，且与相关罪刑法定相符合，追根究底还是源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制约性机制，它们在突破传统罪刑法定原则机械、刻板的同时，又与法律规范、立法本意相适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自觉对罪刑法定原则当中的缺陷有所弥补，因此，同罪刑法定原则相比，二者具有不谋而合的意蕴及价值。在此文当中，笔者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是基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由于社会是不断变化着的实体，因此，在今后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必须结合法律情况及社会变更，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只有如此，才能切实抓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当事人的各项利益。

参考文献

[1]杨琼.再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读贝卡里亚的《犯罪与刑罚》，[J]，法制与社会，Legal System and Society，2010年18期.

[2]毛舒逸.正义与法益规制下的刑法解释——读张明楷教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J]，长春大学学报，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2011年05期.

[3]梁云宝.论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人责任范围的限缩——以罪刑法定原则之还正对罪名说的选取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10年11期.

[4]杨兴培.检视罪刑法定原则在当前中国的命运境遇——兼论中国刑法理论的危机到来，[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Journal of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10年01期.

[5]王昭振.刑法解释立场之疑问：知识谱系及其法治局限——一种法学方法论上的初步探讨，[J]，环球法律评论，Global Law Revie

w，2010年05期.

邵云拓，北京吉利大学。

作者：邵云拓

第三篇：刑法实践教学研究

摘要:应用型的刑事法律人才的培养,要求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刑事法律实践中锻炼学生的操作能力。传统的“填鸭式”的刑法教学模式并不能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操作能力,而刑法实践教学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完全具备这方面的才能。这种教学方法主要包括旁听刑事案件、模拟刑事法庭以及义务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等。

关键词:刑法实践教学应用性人才

一、旁听刑事案件

(一)学生预习与教师启发相结合

在讲解刑法每章内容之前,学生应当先预习本章的内容。然后老师利用一节课的时间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向学生进行诱导式地提问。这里采用的所谓启发式教学,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学习过程的客观规律和学生的认知结构,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和掌握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如在刑法分则的教学中,各章的罪名很多,老师可结合现实中最新案例,向学生分发,给予学生一定时间,在现实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如在讲组织、领导、参加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组织、领导、参加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时,可先播放乌鲁木齐“7·5“事件的视频与重庆市打黑除恶斗争中重庆市原司法局局长文强及其弟媳谢才萍等人犯罪的录像,然后向学生分发这些犯罪材料。学生读完这些资料后老师采用启发式进行提问。

(二)参加庭审现场

在带领学生进入刑事审判现场之前,根据笔者的实践经验,要做好以下工作:

1.与公、检、法、司等部门建立良好的协助关系。可以让学校在这些行政部门建立教学实践基地。现实中,学校可锻炼学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这些部门可达到法制宣传教育的目的,扩大的社会影响力。双方极容易达到需求的最佳结合点,极容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观摩刑事审判的关键。

2.告知学生准备的开庭时间、地点及案情。

如提出交通肇事孙伟铭案后,与当地的法院联系,询问相关的交通肇事案开庭的具体时间、地点及案情等内容,并通知学生们准备参加这起交通肇事案的现场审判。

3.复制全部案卷,把主要的案卷分发给学生。

为了让学生对这起交通肇事案有个全面的认识,老师应当到法院复制本案的案卷。复制案卷时,尽量复制全部材料,包括本案的犯罪事实及各种法律文书,如逮捕决定书、公诉意见书、公诉书及律师公函等证书。当然,这些复印费可在法院复印室以记账的方式最后由学校及系院结账。然后把关系到案情的主要案卷发给学生,让学生先了解案情。

4.简要讲解侦查、起诉、审判程序及律师事务所手续的办理。

当学生拿到这些案卷的主要内容后,简要讲解侦查文书、起诉书及最终的判决书的形成过程,辩护律师手续的办理及相关注意的要点。

5.提醒学生注意庭审纪律。

向学生讲明庭审纪律。作为旁听席的听众,任何人包括学生不能大声喧哗,不能交头接耳,不能吃零食,尊重法官、公诉人及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严格遵守法庭纪律。

6.庭审记录。

做完以上准备工作后,带领学生按时进入庭审现场。庭审时学生应当作好庭审记录。庭审记录是作为今后案件讨论和写总结的重要参考。

7.庭审结束后,向主审法官、公诉人及辩护律师提问。

庭审结束后,可礼貌地邀请主审法官、公诉人及辩护律师解答学生们提出的与本案相关的问题。学生提问时要注意提问的方式及问题内容。对于解答也应当作好记录。

(三)案件讨论、分析

刑事案件审判结束后,在课堂上分小组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要紧紧结合本章老师先前所提示的问题。在实践的基础上,分析理论知识。如先前老师让学生看完孙伟铭案后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学生应当结合本次参加的当地的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讨论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是什么?逃逸后的严重危害后罪名又是什么?孙伟铭案为什么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别是什么?等等。在讨论中,学生会主动思考、主动翻阅课本找理论要点。这样,很复杂的交通肇事罪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得到解决。

(四)写庭审小结

案件讨论、分析后,让学生根据本章的知识要点,结合旁听案件的实际情况写出小结。包括先前老师对本章的启示性提问的答案,这次庭审后对本罪的认识及这次庭审的感受和感悟等等。

(五)批改、反馈小结

收集学生们的小结后,老师要及时的认真的对每份作业进行批改,给学生一次成绩评定的机会,这种成绩当然作为平时成绩之一。批改及评定成绩后要把小结及时发放到学生手中。

(六)针对性的讲解

小结发放之后,老师应当根据学生反映出的共性问题进行讲解。如可能对交通肇事逃逸后罪名的处理没有把握,是按数罪并罚还是按牵连犯处理产生歧议,交通肇事与故意伤害、杀人及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等内容加以点评。当然,老师讲解不必系统化,只要以点带面,点到为止即可,而更多知识要靠学生们自己去理解、总结。

通过对以上案例引导和参加庭审现场,亲自体验到刑法具体运用过程,“使学生领会刑法精神,培养刑法意识,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违法犯罪现象,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二、模拟刑事法庭

在旁听几次案件后,学生具有了一定的庭审经验。之后章节的学习中,要采用模拟法庭审理的方式进行讲授。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对本章的知识要点仍以播放视频资料、启发式发问等方法简要介绍,使学生了解知识重点与难点。

(二)选择重点的一个或几罪名作为模拟庭审的罪名。

本章可能有几十个罪名,不可能把每个罪名都编成案例进行模拟审判,只能挑选主要的罪名进行分析、讨论。

(三)分组。

把本班学生以公诉方、辩护方和审判方等三方分成三大组,每组推荐主要的公诉人、辩护人及审判人组成审判庭。当然,本次成为主公诉人、辩护人或者审判人员时,下次可由别的同学担任,要求每位学生都有独立公诉、辩护和审判的经历。

(四)邀请当地知名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作为特约评论人。

模拟审判之前,要邀请当地知名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作为特约评论人,对模拟审判进行评论。特别是知名律师的辩护技巧都是建立在深厚的刑法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他们能娴熟地运用刑法总论与分论的知识,把复杂的案情剖析得淋漓尽致,让人一目了然。

(五)模拟庭审。

学生按公诉方、辩护方和审判方分成三组,各组分别准备各自的法律意见,诉讼材料。

公诉一方的学生要集体准备好充分的公诉意见,公诉书要规范,说理有透彻,要有充分的证据作为支撑。公诉方在犯罪构成方面要全面分析,特别是关于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都要分析清楚。

辩护一方要集体拿出辩护意见。针对公诉方的起诉,辩护方要严格依照刑法、诉讼法,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理由。

审判方要居中裁决,严格按照庭审要求全面控制庭审程序,依法公正裁判。

(六)评议。

庭审结束后,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针对这次庭审活动存在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问题进行评论。学生应当认真聆听并记录这些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点评意见,并在课堂上对各种疑难问题向这些法律实务工作人员提问、请教。

(七)心得体会。

三个小组的学生根据本次模拟审判活动写出心得体会,包括本罪名的认定是否准确,总则的知识与本章内容要点是否衔接,罪轻、罪重认定的是否恰当及庭审的感悟等。

(八)总结、讲解。

老师对各个学生的心得体会进行批阅后,要及时分发给学生。当然,老师应当根据学生的模拟庭审现场的表现及心得体会给每位学生作个成绩评定,这些成绩作为平时的重要成绩之一。老师要找出共同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在课堂上对本章的知识要点进行讲解。

三、义务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等社会实践活动

在反复参加庭审现场、模拟法庭审理的学习过程中,要组织学生参加义务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等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义务法律咨询、法制宣传活动要注意几点:

1. 老师要精心安排。活动之前,老师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研究确定义务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的时间、地点、遇到意外事情的处理方案等。

2. 学生们尽量现场解答民众提出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人身伤害,借贷与诈骗的区别,侮辱、诽谤行为与犯罪的区别,非法同居与重婚等一系列常见的刑事法律问题。如果学生们不能现场解答的,应当留下当事人的联系方式,得到正确的解答方案后再不厌其烦地给当事人联系、解答。让老百姓真正信服我们的大学生,让大学生、让学校的声望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来,充分展现我们大学生的风采。

3. 利用假期,特别是寒、暑假,组织学生参与“法律下乡”活动。农村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人们的法制观念比较淡薄,特别是伤害、侮辱、赌博及重婚案件时有发生。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刑事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应当积极参加“法律下乡”活动,向群众宣传这方面的知识,耐心解答这方面的刑事法律问题。

法律教育的目的并不是用现成的法律知识填充受教育的大脑,而是以已有的知识为起端,以问题为火种,去激发受教育者的能动思想。6 (p.59)通过这种实践教学,可最大限度内激发学生学习的能动性,锻炼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这种由老师启发,学生思考,实践锻炼,经验总结的刑法实践教学新模式真正达到了在实践中学,在学中实践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互动的效果,最终把我们的刑法专业的学生培养成为实用型的刑事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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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熊梅.启发式教学原理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3]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 王占洲、林苇.刑法教学中的互动式案例教学法[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3,(1).

[5] 齐延平.论现代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J].法律科学,2002,(5).

(叶亚杰:黄淮学院,讲师,法学硕士,河南尚成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研究方向: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教学、司法实务工作)

作者：叶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