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我国刑法中存在的弊端也逐渐得以完善，对于刑法使用解释来说，能够很少的诠释刑法适用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因案件审理较为复杂，刑法适用解释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本文将从刑罚积极主义与刑法适用解释入手，重点研究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解释，以便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刑法解释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刑法解释研究论文 篇1：

刑法解释规则及其应用研究

摘 要：在社會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司法领域开始对于域外的一些法律解释方法以及刑法交易学体系进行引用，也使得我国的刑法方法理论逐渐向部门化及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因此，若想使得刑事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刑法理论的精密性以及刑法方法论的使用性得到有效的提升，就需要对刑法解释的具体规则及其应用进行有效的研究。

关键词：刑法解释；规则；应用研究

作者简介：朱加美（1997-），女，汉族，山东人，长春财经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学术研究。

法律解释规则是基于法治的原则，其要求法律人在进行思维运行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其相关原则。因此，本文主要以刑法解释规则为切入点，对于刑法解释的思维规则、文艺规则以及体系规则进行研究分析。为刑法解释规则的实际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一、刑法解释规则的基本含义

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重要的部门法分支。以观念形态层面而言，刑法解释学包含在法律解释学中，其是作为种属关系存在的。刑法解释学需要应用法律解释学的主要原理与基本方法，但刑法解释规则中的基本概念及内容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就其实践形态层面来说，刑法解释的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怎样对刑罚进行判处，其也是法律解释在刑事法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具体应用。但因为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核心，其与其他的法律存在一定的差别，其有着明显的严厉性及强制性特征，所以刑法的解释在很多方面则区别于民法等法律解释。同时，由于刑法解释规则受到民主原则、人权原则等思想的影响限制，导致其与别的法律解释规则之间也有着较大的差别。

简单来说，刑法解释规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首先，刑法解释中的思维规则存在一定的抽象性，其指的是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所应用的思维运作规律。刑法解释要素所具有的操作规则是作为具体的形态存在的，其希望能够以较为直接的方法从刑法解释要素的具体运用过程中对于一些规律性的内容进行提出。

二、刑法解释思维的比较规则

（一）刑法解释主要的思维内容

刑法解释的思维所指的是解释者与司法者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具有总括性及抽象性的思维及思考的方式方法。而就当前我国从事刑法的解释相关学者来说，如今所应用的刑法概念、原则、规则以及制度和各种理论体系都与西方一些法系国家其所具有的法治经历及经验存在紧密的联系。在法律领域中，这样西学东渐的现象在很早就出现了，最早能够追溯到清朝末期。我国所应用的刑法理论、制度及实践样态也是从最初的德日模式转换逐渐向苏俄模式转变，并最终又向德日模式进行复归。在较长的发展历史中，我国的刑法理论中也有着明显的西方国家刑法理论的特征，在刑法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也体现出了西方刑事制度的框架及运作特点。但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其与西方式的思维兼容过程存在较大的问题，导致西方的法治思维不能得到有效的彰显及发扬，特别是随着形式化色彩一些概念思维中的缺陷问题无限的放大，刑法制度就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良好的实施。

（二）刑法解释思维中的比较规则

比较思维规则一般能够帮助申明类型思维中，将构成要件的塑造行为类型进行突出。刑法分则中所存在的罪状则是以文本形式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描述的，但其所描述对象的来源则是实际生活中的某些行为类型，其也就是立法者在进行刑法创制时，对于比较及归类进行应用塑造的。若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进行刑法裁决的过程中，刑法文本不能自动地和案件事实及裁判的结论产生一定的关联，裁判结论则是根据生活事实及法律规范相融合的具体产物。同样，法律文本中所存在的法律规范通过其构成要件向行为类型进行细化，且生活事实就是由司法者的经验进行提炼，并逐渐向行为类型进行升华。

行为类型作为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间所存在的中间环节，其具有认知、分析、评价以及决断的活动意义，且体现出了真实生动的特点。刑法适用若行为类型将其中介作用进行发挥，使得刑事案件和刑法规范产生一定的连接并产生双向互动的过程就叫做刑法适用。类推以及类比的方法使得生活实际与法律规范进行紧密的联系，将构成要件和生活的事实进行相关，就能够避免有与实际生活相脱离的解释结论出现。

也就是说，比较思维规则要求司法者能够具有自觉培养且合理运用的类型思维，在对行为类型进行重构的过程中，充分的考虑历史以及未来的关系。类型思维还可以将具体案件与抽象刑法规范连接在一起，其能够发挥辅助作用，使得司法者在宏观视角下对解释对象进行观察，防止不当解释结论的产生。

三、刑法解释操作的文义规则

文义解释主要的特点就是初始性、辅助性以及限定性。文义解释是作为所有解释活动的基础存在的。只要对法律文本进行审视，那就证明且解释活动已经开始。体系、历史以及目的等任何解释的前提都是文义解释。

普通法系的国家对于法律解释一般都有字义规则、黄金规则以及弊端规则。首先，字义规则指的是若法律文本中的字面含义较为清晰，就要根据字面含义解释，不能对其可能造成的一些不合理结果进行考虑。

而我国的学者把文义解释的应用规则简单称为语法规则、通常含义规则以及次要含义规则、通常含义、技术术语含义的选择规则，还有就是概括用语下的解释规则。因为其主观与客观解释实际上都是考察了规范产生、适用语境的，所以就使得语言及目的解释间是有重合关系存在的，所以也就不再对语言解释的规则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性较强，所以也需要对其进行足够的重视，但不需要对于一些已经被广泛应用的解释规则展开研究。因为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影响，因此刑法解释规则要比普通的法律解释规则更加重视文义底线的保障，也非常看重其解释结论出现变化时对于公民行动自由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刑法解释中的文义规则则需要确定形式层面分析的文义范围确定的标准，并探讨实质层面刑法用语含义确定的基本规则。

四、刑法解释操作的体系规则

在法学界的一些研究学者认为，体系解释的规则应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律制度体系化所具有的推定规则。其规则指的是解释者在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要推定法律制度经过了体系化的过程，并构成了较为完整且内在存在一致性的健全体系。其规则则需要包含两则不能进行解释的相互矛盾的结论。其次，使用整体对个别规则进行理解。其规则要对于法律所具有的整体性及全面性进行理解，从而避免存在对于个别法条的误解情况。再者，应用同类解释的规则。这一规则所指的是一般性类别要和具体举例的人以及物同属于一种类型。此外，明示其一，也就是排斥其他规则。其就是说法律文本要对于所涉及到的特定的种类的事项进行明确，也就是要对默示的方法对此种类之外的其他事项进行排除。另外，例示性规定要比概括性规定有限。这项规则所指的是立法者想要使得法律的可操作性及适应性得到同时的实现，一般都需要对具体列举的方式进行应用，将例示性的规定以及一般条款所具有的概括性规定进行同时的呈现。这种情况下，解释概括性的规定还要对例示性的规定进行参照。

五、总结

综上所述，在刑事法律审判及实践的全过程中都有着刑法解释的内容及体现，其与法律论证及推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其三者进行有效的结合实现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而刑法解释规则是刑法解释的重要支撑，其对于刑法解释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本文主要通过刑法解释的思维比较规则、文义规则以及体系规则对刑法解释规则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希望能够使得刑法解释规则得到更好的应用。

[ 参 考 文 献 ]

[1]葛恒浩.刑法解释规则及其应用研究[D].东南大学，2017.

[2]薛静丽.刑法解释的逻辑展开[J].东岳论丛，2017，38（02）：106-111.

[3]唐稷尧.集权与分权：中国刑法解释机制的路径考察[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9（03）：73-88.

[4]曹震南.刑法体系解释的规范化思考[J].研究生法学，2013，28（02）：51-61.

作者：朱加美

刑法解释研究论文 篇2：

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解释研究分析

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我国刑法中存在的弊端也逐渐得以完善，对于刑法使用解释来说，能够很少的诠释刑法适用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因案件审理较为复杂，刑法适用解释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本文将从刑罚积极主义与刑法适用解释入手，重点研究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解释，以便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关键词：刑罚积极主义；刑法适用解释；扩大解释

为正确应用刑法，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应注意刑法规制。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刑法规范体系存在着刑法规范不足的情况，因此，就要联系实际情况用刑法适用解释研究刑法规范不足问题，以便发挥刑法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一、刑罚积极主义与刑法适用解释

1.刑罚积极主义

对于刑罚积极主义来说，也叫刑法积极主义，其实质就是积极刑法很少或不涉及宪政基本架构，它所代表的也只是司法立场与态度[1]。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中，各个企业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而这些企业间又存在竞争，因此，在使用刑法的过程中就要十分小心。通过研究刑法理念得知，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共同存在，而刑罚积极主义则是指合理追求现实价值的体现，也就是说法官有无权利行使释明权，同时也包括诉讼信息的交换[2]。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积极刑法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大众认可，所以只有全面了解积极刑法主义才是关键。

2.刑法适用解释

在利用罪行法定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防止出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相结合的情况，只有做到两者分离，才能有效避免执法者随意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况。然而，对于绝对罪行法定来说，在审理案件中并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具体事就无法与抽象法律规范相映衬，只有在必要措施的作用才能实现两者间的比较。现阶段，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刑法适用解释[3]。首先，对于刑法规范来说，其主要构成部分为文字词语，但由于这些词语自身存在不确定性，在使用中就需要应用到刑法适用解释。其次，刑法规范的实现来自于现实生活，而这些规范的使用对象则是那些没有出现的事实，基于此，案件事实是否被法律规范所涵盖，也需要用刑法适用解释来完成。由此可见，刑法规范和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大，所以，应重视刑法适用解释的应用，以此促进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

二、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適用解释

对于刑罚积极主义立场来说，要了解类推使用与扩大解释可以从是否存在明显突兀得知，如果某种结论的推出会让人产生突兀感，就意味着它的出现给人民带来了“突然”之感，但由此得来的结论却与词语真实含义还存在一定差异，且超出了正常预测范围，所以，应将其看做是类推适用。如果结论得出以后没有给人带来明显突兀感，那就是扩大解决。

1.类推适用下能够给人带来突兀感

通常情况下，总是以是否给人带来明显突兀感确定类推适用。在我国一直对执法人员抢劫怎样量刑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对于执法人员的这种情况应着重处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按照冒充执法人员来处理，其实通过观察可以得知，他们所纠结的无非是“冒充”这一名词。在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使用解释中，在“冒充”一词被应用以后很容易让人对其身份产生突兀感，这种说法多超出大众预测，这就出现了类推适用。如果是对真正的执法人员抢劫要着重处理，大众还不会对此产生突兀感。

2.扩大解释下能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对于扩大解释来说，主要指某些结论在被提出以后，并没有让大众感到意外，而是在合情合理范围内。一般来讲，有些事例的出现可以解释某些结论，但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对于“信件”一词来说，其中涵盖了很多内容，不仅包括纸质信件，还包括电子信件，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信件，如果没有经过收件人的允许就私自起开或损坏都属于侵犯他人合法权力的行为，都要按照相关刑法严肃处理[4]。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多数人都能接受，并不会认为有不合理之处。但如果将“雇佣他人杀人”解释为“正常劳务雇佣关系”就出现了不合理的情况，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正常劳务雇佣关系”所从事的是正当工作，而不会威胁到他人生命安全的，而“雇佣他人杀人”则已经直接对他人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所以，也就不能被看做为扩大解释范畴。但属于同类的事物可以用其扩大意义来解释，如有些人喜欢将船票称为车票，这样的词语给人的第一感觉并不恰当，但又没有不合理之处，更没有超出人们预测，所以，属于扩大解释范畴。

能够给人带来突兀感的，才能被看做为类推适用，其原因在于只有存在疑问的解释才是类推适用范畴，这里所指的疑问是本质上的疑，对于将船票解释为车票的说法并没有不妥之处，只能算作形式上的疑问，而非本质上的，船票确实是车票的一种。由此可见，只要不是本质上的疑问均属于扩大解释范畴。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研究得知，由于刑法规范中存在一些问题，就需要用刑法司法来解释，这样就可以体现出刑法作用，发挥其应有作用。通过研究得知，在刑罚积极主义的影响下，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并不相同，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能将两者混为一体，只有区分开才可以。所以，应当用是否存在显著突兀感作为界定标准，如果所得出的结论让人强烈的感受到突兀感，就属于类推使用范畴，反之则属于扩大解释，这也是保证刑法能够被利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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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统.试析刑法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性[J].法制博览，2015，01：145+144.

[4]宋保振.教义学立场下刑法目的解释的效力与规则——兼对“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认定的反思[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42-49.

作者简介：

张子高（1992.3～），男，籍贯：河北省邢台市，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法学。

作者：张子高

刑法解释研究论文 篇3：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研究

[摘 要]“作为刑法体系当中最为基本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相应会对刑法解释产生重要作用。由于刑法解释其所独有的特殊性，它与公民生杀权益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更应对其进行严格界定。因此，文章将对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进行分析，旨在厘清二者关系，更好地发挥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作用，从而完善与健全我国立法体系，切实保护公民利益。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

在我国，在进行刑法的修订之后正式确定了我国刑事立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其明显加快了我国在刑事领域之内的法律制度化步伐。与此同时，作为我国刑法领域体系的一部分，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其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再者，由于刑法解释是一项具有强烈目的性的实践性司法活动，我国的刑法解释自实践以来，也必然要受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与支配，本文将对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进行分析，旨在厘清二者关系，更好地发挥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作用，从而完善与健全我国立法体系。

一、 试析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当中的具体地位

在刑法体系当中，罪刑法定原则是其最为基本的遵循原则，由此看来，其在现代刑法领域当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司法活动以及刑事立法的全过程当中，始终贯穿于全过程的指导性原则即为刑法基本原则。因此，无论是从司法体系还是刑事立法领域来讲，罪刑法定原则都拥有绝对性地位，由此可以推断，其在刑法解释当中的地位也应如此。一般情况下罪刑法定原则都试图追求人权及自由方面的最高价值，最大限度在同一时间段当中实现对司法及立法权的限制，它总试图找寻二者之间的枢轴点，也正因为如此，其对刑法解释也产生了足够的发挥空间[1]。

刑法解释作为解释领域的一部分，它也有作为“解释”的共性，但与其他解释相比，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具体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这项基础之上，它强调其解释不可超越刑法自身与具有的解释性意义。在这里，特别是司法实践过程当中，法官必须从法律层面来完成解法法律的一系列规定，由此可能面临着多种解释方法，也可能产生多种解释结论，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官必须确保自身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也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比如有说服力、符合当前法定标准等。法官的选择并不是历史性检验，其必须根据现行法律应用与解释。必须指出的是，法官在进行解释选择的过程当中，也不应以个人想像对解释进行任意选择，它所作出的选择，应该以更高层次、更高价值标准为考量。

二、 剖析刑法解释同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

作为刑法体系当中最为基本的原则，无论是刑法解释还是罪刑法定原则，二者在同一目标、总体目标与基础等方面的实现途径还不尽相同，也就是说表现为一定的矛盾性。虽然有一定矛盾性存在，但二者还是可以相互协调与转化，因此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对立统一。也正因为如此，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具有一体化的法律价值基础。司法实践是法律正义的有效保障，也就是说，实体正义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司法同立法界之间存在一定互动效应。与此同时，立法与司法实际上也并不冲突，二者之间的相互修正的这项过程，由此也成为了我国司法解释最为合理的缘由。

我们知道，罪刑法定原则可以有效保障人权、限制部分国家权力，从法律形式上来讲，它充当着秩序保障人权的一类价值实体。一般来讲，这项权力必须与社会实际紧紧相连，也就是说，在必要之时可根据当前实际对其作出适当性的调整，而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则需要引入刑法解释。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可将这项原则当中的内容看作是一个由社会所需变革的尺寸，如果其同刑法解释之间产生重合现象的话，那么就可因此获取科学、正确的处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二者统一是实现社会实践以及基本条件的要求[2]。

三、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研究

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笔者将其归结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要求优先文理解释

第一，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必须采用严格的刑法解释原则。由于刑法与公民自身生杀予夺权力息息相关，因而对其进行严格解释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所谓的严格解释原则，即为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之下，无论哪种行为都不受惩处。也就是说，即使出现非常相似情况，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仍然无法得到惩处。在这里，我们即使多法律的角度来强调适用解释、自由裁量也必须严格遵守，只有对其刑事法律进行严格解释，才能最大限度排除刑事法律在实践过程当中的不公正性。在这里所强调的严格解释，实则是应当严格对被告人不利的相关解释的限制，同时，对被告人产生有利的解释行为则不适应此条款。针对“不利于”条件的规定以及相同法律，从目前各国的刑法体系上来看，基本上都是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当地民众认可度以及不同刑事政策地而启用的不同处理之法。

第二，严格解释的规定从而导致文理解释的优先性。法律的载体即为语言，我们要明晰法律意义，大多只可通过一定的文字阅读来实现，与此同时，法律本身要实现对公民的各类指引，在引导之初也必须会用语言的形式将法律条款予以公布。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强调，公民只可认同事先公布的一系列法律进行统治。也正因为如此，遵照字面意义对法律进行解释，实际上可视为罪刑法定原则具体在当前法律解释领域之下的具体性要求。因而无论任何形式的法律解释，都可首先运用一定的语言分析之法，也即这里所提及的文理解释。从我国法律体系当中可以看出，刑法解释者的发挥受制于法律限制，服从相关立法机构相对的权威性，对于广大法律解释者而言，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在法律领域当中，如果我们将其他解释与文理解释合二为一，位阶一致，那么也就无从谈起法律约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法律条文的具体文义是广大解释者所必须优先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的，如果出现语义表述不清之时，方可将其他解释之法纳入考虑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文理解释与其他解释相比，具有优先性。然而，这种优先性也不存在绝对性，在某些特定环境之下，也具有特殊性。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情况可排除优先文理解释：即在引入文理解释会产生显然易见的不适当结论之时；引入文理解释可能会产生出不尽相同的结论之时，可借助其他方法，如果其他解释结论与法条文义相契合且在其不违背民众预测的条件之下，可运用这种结论；在法律条件仅有一种含义且条文清晰的情况之下，适用结果却出现自相矛盾与荒谬的情形之下，可引入其他解释之法；法律出现过时，不能从法律条文当中找寻到任何结论的情况[3]。

（二）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对扩张解释的限制性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限制，扩张解释也不例外，它也无法无限将其本身文本意蕴进行扩大。在这里，扩张解释自身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如何把握这个限度？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搜集了中外刑法界的几种具体主张，供以参考。第一，刑法条文最宽含义的可能性说。此学说认为，扩张解释可以以射程、文义为限，如果其语义超出一定射程，那么就无法将其归结于扩张解释范围之内；其可以超出我国刑法当中的应当含义，但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其无法超出我国刑法当中所规定的可能性含义。第二，逻辑含义法律许可范围。这种学说的观点认为，无论何种扩张解释，其一定要基于法律条文的立法原意及逻辑含义之内进行，可从所要解释的用语及条款以及被解释的对象理应存在被包含、包含关系来判定法律逻辑语义许可的具体范围。第三，国民预测的可能性。西原春夫认为，扩张解释的划分界限基准就在于国民预测的可能性。在他的理念当中，如果将维持国家治安作为衡量扩张解释的标准，那么就容易产生剥夺国民自由的危险。

关于扩张解释的学说，远不止以上几种，在这里，笔者比较赞成将国民预测可能性与刑法条文最宽含义的可能性说进行有机结合[4]。其他学说都可归结为从不同角度对前一学说的具体化过程。关于最宽含义的可能性的确定，可以借鉴哈特的观点，他将语言区分为以下几个含义区，即边缘含义及核心意思。他认为，无论哪种词语，都包含两个部分的含义即边缘含义与核心意思，核心意思是明确的，而边缘含义则处于一种灰色而模糊的地带。一般而言，词语可能包含的具体意义，其最大含义范围即为此语言含义的一种边缘性地带。在这里，边缘之外以及边缘地带是以是否具有词语核心属性来划分的，即使与其他的属性存在区别，然而只要具有一定的核心属性，那么也可以进行解释，且这种解释也并没有超出词语含义本身的范围。但必须指出的是，对有些场合来讲，刑法扩张解释也并不是都是合理的[5]。

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我国刑法的某个词的最宽含义，无论对于一般民众理解还是法律上来讲，其意义是具有一致性的。相对于很多解释来讲，条文的普通意义是比较好掌握的，然而，在部分情况之下，“普通意义”也并不好掌握。如果在解释之后，其词语含义超出了其可能所包含的最宽含义，在这种情况之下，怎样对词语含义进行把握？在这里，可以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同词语最宽含义相结合。

扩张解释等作为我国自由裁量权的一部分，其之所以可以为当前国内外刑事活动所运用，且与相关罪刑法定相符合，追根究底还是源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制约性机制，它们在突破传统罪刑法定原则机械、刻板的同时，又与法律规范、立法本意相适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自觉对罪刑法定原则当中的缺陷有所弥补，因此，同罪刑法定原则相比，二者具有不谋而合的意蕴及价值。在此文当中，笔者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是基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由于社会是不断变化着的实体，因此，在今后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必须结合法律情况及社会变更，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只有如此，才能切实抓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当事人的各项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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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云拓，北京吉利大学。

作者：邵云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