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位思考对医疗的影响

第一篇：换位思考对医疗的影响

医疗费用增长对医疗保险基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摘要：医疗费用的持续快速增长推动了人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由此建立的医疗保险基金能否保证其支付能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基金来源收入确定的情况下，医疗费用增长是导致基金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威胁。造成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包括医疗保险外部和内部因素，前者给基金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应该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后者形成了基金风险，成为应重点控制的领域。

关键词：医疗费用;信息不对称;基金风险;道德风险：风险控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医疗费用不断增长。1996-2003年，我国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沉重(高强，2005);医药卫生消费支出已成为我国居民继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2006)。目前，50.4%的城市居民和87.4%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全民健康保障制度尚未建立(高强，2005)。面对高昂的医疗服务费用，人们对医疗保险的期待和需求日益高涨。按照医疗保险产品供给主体的不同，医疗保险主要可以划分为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无论是社会医疗保险机构还是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其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要保障按照一定的保险费率收取的医疗保险费和建立的基金，足以补偿被保险人发生伤病后的医疗费用支出，并在财务上能够达到收支平衡、留有结余或者盈利。本文中笔者将两者积累的基金统称为医疗保险基金。医疗费用支出的持续快速增长，无疑是导致医疗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威胁。因此，从医疗费用增长的原因人手，深入探讨如何缓解基金财务压力、减少基金风险、实现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险公司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医疗保险外部因素造成的医疗费用增长与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压力

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的变化、医疗科技的进步、保健需求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等医疗保险外部因素，使得满足公众医疗服务需求的医疗费用开支数目巨大;而且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的下降，在许多国家，社会医疗费用的增长趋势仍将持续。但这些导致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在长期内是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因此从技术上讲，在制定费率时可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如果将医疗保险基金风险定义为实际医疗费用支出偏离事前的预期，那么短期内这些因素由于对医疗保险基金的不确定性影响有限，因此不应视为导致医疗保险基金风险的因素。然而，医疗保险基金的建立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若这些因素引起的医疗费用增长超出了社会的经济支持能力，则是非常危险的;它不仅会给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或使商业保险公司退出供给，而且最终也会导致人民健康福利的丧失或减少。以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影响为例，一方面，由于老年人的发病率和患慢性病的比率都很高，因此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对基金的需求量将逐年增加——据测算，1978-1985年和1985-1989年两个时间段的公费和劳保医疗费用的涨幅中，老龄化因素分别为4.5%和6.4%(雷海潮，1996)，而我国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总共有1.45亿人左右，到2020年将增加到2.43亿人，到2050年将增加到4.5亿人左右(项怀诚，2006);另一方面，供给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来源即在业劳动人口所占的比例却在下降，医疗需求的相对无限性和基金筹集的有限性形成了悬殊的落差，医疗保险基金的财务压力可见一斑。

二、医疗保险内部因素造成的医疗费用增长与医疗保险基金风险

引起医疗费用增长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于医疗保险本身。早在1970年，Feldstein就提出了医疗保险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上升(费尔德斯坦，1998)。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保险与医疗费用增长之间的矛盾关系。医疗保险市场上参与主体众多，包括保险机构或保险公司、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患者)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缴纳保费以获得医疗保险保障，在其身患疾病时由医疗机构提供相应服务，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由保险人负责支付，医疗机构由此得到补偿。但医疗保险市场中参与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皂、不对称，由于人为的因素，很容易改变疾病风险的发生概率和损失程度，使实际医疗费用支出偏离预期的基金风险。

在信息不对称与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会利

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谋取利益。他们的道德风险行为会引起医疗费用的恶性膨胀，成为基金风险的根源，主要表现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患者)的过度需求行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服务行为两方面。

(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患者)过度需求的原因和影响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过度需求行为主要表现为无病呻吟、小病大治、谎报或夸大病情、冒名顶替等。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例：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参保的12708万人员中，50%以上人群有医疗资源过度利用的行为，导致1/3以上的药品资源存在浪费;50%的诊疗项目为个人主观意向的要求(吴传俭，2005)。

造成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患者)过度需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医疗服务发生作用的对象是宝贵的身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医疗服务消费具有不可重复性、不可更改性和不可逆转性;人们在接受医疗服务之后，无论治疗结果是好是坏，都必须自己承担，因此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身体“试错”，患者在寻医、用药上具有“求快、求稳、求好”的心态，这通常意味着较高的医疗费用或者是一部分不必要医疗费用的需求。第二，医疗保险的第三方付费(third-partypayment)机制在降低个人支付、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之时，使被保险人对医疗费用的增加不再敏感，被保险人或在投保后疏于关心个人的身体健康、或从事有可能危害其健康的行为、或在患病时缺乏努力寻求较低医疗服务价格信息的积极性、或在接受医疗服务时超出其全部自费的消费量，直至其获得医疗服务的边际效用等于享受医疗服务的边际成本为止;但若此时把保险人为其支付的绝大部分医疗费用考虑进来，真正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用，医疗服务资源被低效率地使用或浪费。因此可以说，第三方付费机制促成了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

如果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完全无弹性，需求曲线可用D0表示，无论有无保险，他所消费的医疗服务为固定的数量Q0。在一般情况下，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曲线为D1，当医疗服务市场价格为P0时，如果完全自费，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量是Q1;在参加保险以后，被保险人只需负担原来价格的一部 分，对他而言，实际医疗服务价格为P1=kP0(0

(二)医疗服务提供者过度服务的原因和影响

过度服务是指医疗服务主体在给患者诊治过程中提供了超出疾病实际需要的服务，主要表现为大处方、大检查、重复检查、药物滥用和手术滥用等。一项研究证实，在我国CT的使用中，有16.3%的检查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些患者本来可以利用收费较低的检查而不会影响其诊断质量(雷海潮等，2002)。据统计，我国CT扫描检查显阳率仅为1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0%。

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过度服务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医疗服务的高度风险性和现代社会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使医疗过失的成本上升;医疗服务提供者为规避风险，倾向于采用防卫性治疗，向患者提供“更多、更好、更准确、更昂贵”的医疗服务。第二，从医学伦理上讲，基于生命无价和人道主义的理念，医疗服务提供者应该采用“最好的方法”为患者服务，这可能会引起实际上对患者并没有太大帮助的医疗服务的提供。第三，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和利润与医疗费用增长有不可割裂的正相关关系，物质诱惑和刺激使医疗服务提供者具有过度供给并诱导需求的动机。在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医生和医院既是患者的代理人。又是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这种双重角色又为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便利;而“在医疗服务选择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疗效及因此导致的医疗技术有效使用的不确定性……一定的诊治手段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精确的说明，也很难区分不同诊治手段的医疗效果”(Meelellan，1995)。医疗服务质量难以确定，使患者无法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有效评价和惩罚。

如果把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之间这种隐含的委托代理关系视为契约，把医疗机构过度服务和诱导需求行为视为违约，那么违约的数量同违约被发现的可能性、违约后的惩罚、从事违约行为可得到的收入之间的关联，可以用函数来表示，即：

这里，Oj代表医生过度服务和诱导需求的数量;Pj代表过度服务和诱导需求被发现的可能性;fj代表过度服务和诱导需求被发现后的惩罚;uj代表过度服务和诱导需求的收入。医疗服务的特点决定了Pj和fj很小而uj很大，因此过度服务、供给诱导需求现象严重。

由于供给诱导需求的存在，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不但不会使价格下降，而且会使价格和医疗服务的数量上升，医疗费用一路攀升。图2中，假定开始时医疗服务供给和需求分别是S0和D0，均衡点E0对应的价格和数量分别是P0和Q0。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使供给曲线由S0右移至S1，此时医疗服务的价格会下降并导致提供者的收入下降，提供者会通过成功的诱导需求使医疗服务需求曲线从D0右移至D1，新的均衡点E1对应的价格和数量分别是P1和Q1，因供给者过度服务造成的医疗费用的增加如阴影部分面积所示。

可见，对于医疗服务，患者和医疗机构都存在多多益善的心态。在引入医疗保险后，医患双方的交易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和制约，医患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损害最终支付者——保险人的利益。“医患合谋”之下的医疗费用不断升高，使保险人对医院和医生的支付大大增加，严重地侵蚀了医疗保险基金。

三、缓解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压力与风险的对策研究

(一)缓解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压力的对策

医疗保险外部因素引起的医疗费用增长固然不可避免且难以控制，可视为合理的增长;但是合理却未必合度，对此我们不应无动于衷地消极应付，而应积极地寻求对策。

1.扩大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同时在有效避免逆向选择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商业保险

医疗保险的重点在于以“众人”力量化解个人“风险”，因此在更大的人群范围内运用风险共担机制，不仅有利于基金的安全和平稳运行，也顺应时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商业医疗保险中，保险人按照均衡费率收取保险费，因而特别容易受到投保人“逆向选择”的冲击。处于信息弱势的保险人如果不对承保对象进行有效甄选，就只能靠提高保费来维持经营，这会使保险人陷入不断提高保费的恶性循环当中;其结果只能是为数较少的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才会参保，基金规模和风险较小，无法发挥保险的风险分散和损失补偿功能。因此，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必须注意控制逆向选择。社会医疗保险具有强制性，只要是其实施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不论疾病风险大小都必须参加，能有效避免逆向选择。但当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还相当有限，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市居民只有43%的人拥有社会医疗保险，农村居民拥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只有3.1%，极大地限制了基金的规模;而且统筹层次大多是地市级范围，参保人数有限，基金相对分散，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此外，还存在一些单位低报缴费工资基数、少缴保险费的现象，对此需要加大稽核力度，减少基金流失。

2.改进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机制，拓宽基金来源渠道，增加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

随着基本医疗保险向社会医疗保险、全民健康保险的发展，以及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压力的增大，医疗保险由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走向筹资渠道多元化是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1)政府通过预算向医疗保险提供资金，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进行定额补助以及在基金出现赤字时给予专项补助。从历史债务的角度考虑，对于退休人员所占比例相对较多的地区，更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医疗保险基金的预算支出安排;资金来源可按财政收入 或新增财力的一定比例提取，或从国有资产分红收益、土地拍卖所得中提取一定比例。(2)随着我国经济的动态发展和单位、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增强，适当提高医疗保险费率，并主要用于增加统筹基金的总量。(3)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投入资金支持医疗保险基金。

3.理顺资金管理机制，使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逐步市场化

当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由各省市政府部门成立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机构负责运营和管理;而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属于国家事业单位，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基金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行政机构效率低下、财政预算软约束等通病，不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可以考虑借鉴国际经验，将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管理逐步市场化。具体说来，第一步，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筹集和管理资金;第二步，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筹集资金但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来管理和运作;第三步，考虑逐步打破医疗保险基金的属地管理，建立集医疗经费使用和医疗服务提供于一体的医疗保险集团，且每个医疗保险集团由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组成。

(二)缓解医疗保险基金风险的对策

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医疗保险的强烈需求，而这种强烈的需求又导致欺诈和滥用行为这一严重的问题。根据美国(Heahh Insurance,1992)的一份报告，医疗服务欺诈和滥用占据了每年医疗服务费用的大约10%，为100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医疗保险计划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说明防范和控制医疗服务欺诈和滥用、缓解医疗保险基金风险势在必行、医疗保险市场中医患双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则被认为是诱发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的内部因素，因此保险人从制度安排上建立起费用约束机制是关键所在。

1.针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患者)的措施

(1)采取费用共付机制来进行风险控制。引入使用者付费(user’s charges)或者共付机制(co-payment)是发达国家医疗保障体制中小修小补的共同方向，其实质是实行风险分担，由医疗保险享受者在每次就医时承担部分医疗费用来制约其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它或者规定保险方开始偿付的起始标准、最高偿付限额、个人自付比例，或者限制接受医疗服务的项目、次数和天数。需求方个人自担费用越多，过度消费的动机就越小，对医疗保险基金造成的损失就越小。但是，如果个人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保险将丧失其部分保障功能，也会对医疗费用负担的公平性造成负面影响。如广东1999-2003年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结余高达128.73亿元，占全国的19.2%，引起人们反思举办医保的目的何在，且相当数量的医保对象抱怨医保制度设计不合理，难以发挥保障作用。因此，应该设计科学合理的费用共付办法，达到控制费用与抵御疾病经济风险的均衡。

(2)将那些道德风险发生频率较高的险种或项目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费用共付机制是为了控制医疗服务消费者的败德行为，也就是滥用医疗保险的情形;但是对于医疗服务和医药品的消费者来说，其边际效用仍然高于边际成本，所以效果不尽理想，无法完全克服道德风险。对于道德风险较大，又难以察觉的险种或项目，应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社会医疗保险机构还可以凭借政府强制力，对被保险人的行为作出限制性的规范。

(3)加强监控，对欺诈行为进行有力惩处。商业医疗保险中，如果被保险人有谎报或夸大病情、挂床住院、冒名顶替等行为，一旦发现，应将其列入黑名单，并按照《保险法》相关条款规定，采取解除保险合同、不退还保险费、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追回赔偿等措施。社会医疗保险中若有出借、冒用医疗保险卡的行为，则要求其进行一定的经济赔偿或采取停用的处罚。

(4)加强健康教育和推动预防保健。健康教育不仅可以使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疾病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变患者观念，使之审慎明智地利用预防性、医疗性服务和设施，减少患者对医疗设施和资源的盲目依赖及过度利用。这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医疗服务供给方在市场上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对医疗费用控制影响很大。保险人为预防保健措施提供激励与补偿，则可降低整个医疗服务的成本。但我国医保制度改革后，基本医疗保险的项目不包括预防保健的内容，各单位预防保健的职能也大大削弱，全部成为个人的责任，导致健康水平下降、患病人群增加，从而加大了医疗基金的支付压力。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扭转这种“重治疗、轻预防”的现象，特别是在商业健康保险中，利用无赔款优惠措施也可推动被保险人进行预防保健，最终减少其索赔。

2.针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措施

(1)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支付方式由后付制发展为预付制，并加强服务规范性管理。保险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支付方式，主要包括按服务项目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的后付制以及按人头付费、按总额付费、按病种付费的预付制;不同的支付方式决定了医疗机构提供各种医疗服务所受激励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调节和规范着其行为，并最终决定着医疗费用的高低(见表2)。与后付制相比，在预付制下，医疗服务提供者承担了部分医疗成本风险，为其提供了硬预算约束，能有效抑制供给诱导需求行为;但医疗机构为了控制成本，可能会采取降低服务质量的做法，因此必须同时加强服务规范性管理。比如按病种预付，它强化了医院降低成本的动机，在促使医院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实证分析几乎没有直接的和一般性证据表明它降低了医疗服务享受者所得到的保健服务的质量(J.Feinglass，1991)。

(2)建立医疗服务信息系统。相对于患者和保险人，医疗服务提供者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这不仅表现在专业优势上，还表现在信息不透明上。如对保险人来说，输入的是患者和就医次数，输出的是医疗费用，而对其间的一系列诊疗过程并无所知。建立信息系统，包括每一病例的患者基本情况、医生基本情况、疾病症状、所做检查、诊断结果、药品名称及数量、单项费用与总费用等详细信息，以及据此得出的各项统计指标和分析结果等内容，可以帮助保险人对医疗费用进行实时监控和事后审查，便于在医疗机构与医生之间进行服务价格、服务品质的横向比较，以及对患者和医生进行信用监测和信息披露。信息系统的建立可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需要医保机构、商业保险公司、政府机关、医疗机构和卫生管理当局的共同协作。

(3)完善医疗保险服务合同并引入退出机制。医疗保险服务合同是保险人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签订的为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契约。保险人应该运用自己强大的服务购买力，积极发挥“第三方付费人”的作用，在医疗服务合同中明确定点医院的职责、义务和违约责任，规范用药和诊疗项目管理;在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费用控制等方面，制定具体的评价标准、考核办法和奖惩制度。保险人不是与医疗机构签订长期合同而是签订一般为期1年的合同，如果医疗 机构提供的各项医疗服务费用合理且被保险者认为服务质量满意才能续签;如果医方无法满足保险人代表患方所提出的要求，保险人则退出这种委托关系并寻找新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引入退出机制虽然增加了过度服务的机会成本，但能促使医疗服务机构提供低价优质的服务。

(4)采取管理型医疗。为了从制度上防范医生的道德风险行为，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进行了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一体化的探索，即把管理保险基金和提供医疗服务两种功能结合起来，这样医疗机构也要承担风险。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医疗机构会增加保健和预防方面的开支，并合理有效地安排治疗、节约服务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整个医疗成本。虽然当前在我国成立医疗保险集团还不现实，但是应当汲取管理型医疗的精髓，即将医疗服务提供者与保险人的风险、利益挂钩，以及保险人对医疗费用发生的过程进行积极干预。保险人还可采用医疗服务利用审查、第二外科手术意见、医疗服务使用情况监测等方法，对诊疗、住院、结算等各个环节进行控制，避免和减少不合理、不必要的医疗费用。

(5)由全科医生充当内部守门人角色。在大多市场经济国家中，医疗服务常分为初级、二级和三级三类。初级医疗服务主要针对一些非急性的疾病提供一般的门诊，在许多国家由“全科医生” (general practitioners)执业;二级医疗服务由医院提供，主要针对急诊、需要专科医生治疗的疾病和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病;三级医疗服务针对一些特殊的疾病，提供专业化的特殊护理。全科医生作为患者接触医疗服务的第一站，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不经过全科医生的转诊，非急诊病人一般无法接触二级和三级医疗服务(claudia Scott，2001)，㈣此外，全科医生还承担了不少非医疗性初级卫生服务，这可以降低医疗费用并且低成本、有效地加强预防保健工作，减少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当前我国城镇的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在三级医院门诊诊疗的人次中，80%是社区可以解决的常见病、多发病;住院病人中，60%是可以在社区提供康复治疗和护理的慢性病病人，由此造成卫生资源分配和利用不合理，医疗费用也居高不下。如果不建立医疗保险内部守门人制度，各级医疗服务缺乏制度性和结构性分工，单靠政府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投资，无法改变人们的就医选择，也无法有效减少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四、结束语

事实上，医疗费用的增长和医疗保险制度之间既可以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关系，又可以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如果医疗费用的增长过快，会造成医疗保险基金风险，收不抵支。因此，要么提高保险费，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参保;要么是减少待遇水平，造成保障不足，导致全社会获得的医疗服务总体水平降低。另一方面，通过医疗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维持和扩大保险覆盖面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医疗费用补偿机制的合理设计，尽力减少道德风险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和对医疗保险基金的侵蚀;与此同时，如果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能够和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相匹配，则能起到监督医疗服务机构经营管理、促进其产业优化组合、有效控制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增长的作用(Cutler,David M.，2002)。

为了应对医疗费用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需要医疗保险的深入发展和改革，更需要政府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如实行医药分家，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医药产品的定价机制，对药品实行统

一、公开招标采购，实现流通环节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改革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系，适当提高医疗劳务价格，充分体现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含量和风险价值;转变补偿机制，采取合理的税收或补贴方式，加大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打破公立医院垄断，推动形成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机构之间(包括国有医疗机构)合理合法竞争的局面;制定相关扶持社区医疗卫生的政策，鼓励引导各种社会资金参与社区医疗卫生建设，加大社区医疗机构的投入力度和培养全科医生;等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如果跟不上，仅靠保险人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来缓解医疗保险基金的财务压力和风险，收效必定甚微。

第二篇：互联网对部队官兵的影响及思考

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互联网正以其高效、快捷、实时、互动、直观、私密、信息量大等特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而在部队，随着官兵个人拥有电脑、手机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官兵通过网络获取知识和信息，使其对部队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也日益加剧。对官兵来说，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活跃思维、融入社会。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看到，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满足官兵求知、娱乐和交流的同时，也会给官兵的思想、道德、身体、心理以及部队管理等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如何认真审视并有效应对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机遇挑战，是当前我们应该马上思考并正确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互联网对部队及官兵的影响

一是冲击官兵理想信念。互联网已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非法组织倚重的舆论宣传工具，他们凭借信息技术优势，广泛散布“中国威胁论”、“政治多元化”、“军队非党化”等反动言论和所谓事实真相，想尽各种办法，试图挑拨我党和军队的关系，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少数官兵生活阅历有限、社会经验少、政治辩别力不高、、抗干扰力还不强，加之这些反动信息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使官兵受其影响容易在思想上出现疑虑、困惑和迷惘。

二是弱化官兵道德情操。由于互联网所特有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使得各种东西方不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这里共享和交织，导致了思想、观念、文化、信仰的多元性，甚至一些淫秽、色情、暴力和迷信等内容也充斥其中。这些都使官兵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没有加以正确的引导，很容易造成官兵是非观念模糊、道德意识下降，出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观念。由此可见，官兵在享受互联网开放性、交互性、虚拟性和隐蔽性等优点的同时，也容易导致自律意识弱化，影响志趣的健康和道德的纯洁。

三是侵害官兵身心健康。青年官兵好奇心强，求知欲望盛，渴望交流交往，追求生活时尚，互联网的丰富性、私密性、交互性、娱乐性等特点正好切合青年官兵的需要，对官兵吸引力很大。如果官兵自制力弱、鉴别力差和外在约束不强，很容易沉溺网络不能自拔，迷失自我。甚至有的个别官兵由于沉溺于网络游戏、聊天交友等活动，曾不同程度地产生焦虑、抑郁等症状。尽管这些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如果长期存在，势必会对其他官兵会产生比较大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

四是危及部队安全稳定。网络泄密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上网聊天、参与论坛时公开自己军人身份和职务，被敌特分子发现并利用，在其诱导下泄密;一种是虚荣心作祟，在与亲朋好友或网友聊天时，把掌握的军事秘密当成炫耀的资本，引发泄密;再一种是使用办公电脑或公用移动存储设备上互联网，被敌特病毒程序发现并植入，造成军事秘密失窃。青年官兵防范意识不强，又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军事秘密，在交往过程中极易成为敌特分子的猎取目标，严重的酿成失泄密问题。

长远来看，互联网日益普及，并渗透到官兵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已是必然趋势。那么作为部队，就应该趋利避害，合理利用互联网，摸索出一种新颖高效，适应现代官兵信息交流特点的管理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真正使其成为满足官兵需求、促进全面发展、有效履行使命的有效载体。

二、应对互联网对部队官兵影响的思考

一是要扎实搞好教育。首先要增强认识，转变观念，变单纯的“堵”为主动的“疏”，引导官兵合理安全使用互联网。同时针对网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官兵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针对部分官兵思想政治基础薄弱、鉴别能力不足的特点，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组织官兵学习我党和我军的优良传统，先进事迹，以及胡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帮助官兵从根本上打牢抵御网上不良信息侵蚀的思想基础。加强法制安全教育，增强官兵遵纪守法意识，同时以反面典型，警醒官兵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蚀。加强四反保密教育，切实纠正官兵的侥幸心理，引导官兵熟悉掌握各种失泄密隐患和敌特分子网上窃密的各种手段途径。

二是要加大管理力度。结合开展的“三知”和“两个以外”专项活动，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人员，加强对所属官兵的管理教育，定期组织思想形势分析，充分掌握喜欢上网的官兵的情况，适时加以引导;二是管理，严格落实请销假制度，加强八小时以外和营区以外的管控，加强公勤、学习和外住人员管理，利用前期掌握的营区周围网吧情况，定期组织检查纠察，堵塞管理漏洞。三是泄密，加强对涉密载体的管控，严格落实“十条禁令”和空军有关制度规定，规范官兵家庭上网电脑、个人电脑和移动存储设备的管理，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

三是要丰富文体活动。新形势下官兵精神文化需求层次和品位的不断提高，对军营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平时谈心和调查了解，官兵普遍反映：目前基层文体设施还相对缺乏，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打扑克、看电视已成为主要项目，俱乐部和军营网吧形同虚设，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兵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因此，我们必须着眼满足官兵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为官兵业余文化生活提供多样化选择，努力创建与时代发展同步、与官兵思想共振、与部队建设合拍的拴心育人环境。

四是要坚持主动作为。前期机关开展了“政工网进班排”活动，此举极大丰富了官兵的业余生活，有效减少了官兵违规上互联网的现象。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政工网的规模和水平，与官兵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单位电脑少，经常都是

5、60人公用

三、四台电脑;网络速度慢，打开网站、浏览网页经常都打不开;时效性不强，看来看去都是一些老的资料和旧闻，使得官兵对政工网的兴趣不大。但同时，许多官兵认为，如果能解决好这些问题，政工网基本能够替代互联网，极大的满足官兵求知、娱乐、交流的需要。针对于此，如果能加大政工网的建设力度，就能使官兵渐渐减少对互联网的依赖和关注，使具有部队特色的政工网占领网络阵地。

第三篇：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

当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了分工，而分工使得人类有了群居这一属性，于是渐渐形成部落。再往后发展有了部落间的联合或征服，由于分工的不同，负责保护部落的那群人拿起了武器，相较其他分工的人们因为手里的武器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于是形成各个阶级。随着这个社会所涵盖的地域越来越广，人口越来越多，国家由此形成，于是阶级的权力差距更大，由于统治需要，出现统治阶层，腐败也应运而生。以上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只是笼统的叙述，毋须拘泥，想说的只是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必然性不容否决，因为人类的性格阴暗面无法抹杀。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必然滋生腐败。古代中国有腐败，古罗马也有腐败;民国时期有腐败，共和国时期也有腐败。一个国家的政治清廉往往只能在其开国之初维持一小段时间，我们应该将腐败视为一个正常且合理的现象，一个没有腐败的国家注定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无法立足于现实，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存在即合理，我们不应偏激地看待腐败问题，而是在合理范围内接受腐败的存在。这并不是为腐败问题强行洗白，只是为了端正看待问题的态度。任何事物超出了其合理范围(或规模)，都会产生危害，反之则益。就我国的腐败问题而言，毫无疑问其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其对我党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首先，所谓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指的就是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其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购物，是通过某种以价格和供货的体系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完成资源配置;再比如一块政府出让土地实地使用权，继而招标，众多公司进行竞标，最终一家公司拿到该地，这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所谓的“腐败”又是什么呢?本质上说，就是通过滥用权力来影响或控制资源配置，并获得不正当利益。广泛一点说，当政府官员或者掌握权力的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没有优先为公众利益考虑，没有最大化公众利益，而是被别的动机所左右，将资源配置给了不恰当的人，这就发生了腐败。如果腐败的成本是可以计量的，那么其对经济的影响也许没那么大。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所以巨大，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其成本是不可计量的。举个例子，房地产商吐过都认为要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而成功拿到一块土地的话，房地产商会把贿赂的金额作为购地成本，做出最合适的市场决策，如果受益不好，他们就不会去行贿。但如果腐败的成本不可计量，他们如果不行贿，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损失多少，因为也许这不仅仅一块地的损失而已，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无形的损失，所以他们在权衡之后必然会行贿而规避不可计量的损失，这就扭曲了市场资源的配置，使得腐败难以避免。

在中国，其腐败现象的很多表现不同于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以中国是一个国有资本主导经济的国家，很多投资和消费由政府主导，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效力较为低下，往往会被官员盘剥投资额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是08年在皇城根下的奥运项目，其资金也不免会被一些官员从中盘剥了一部分去。这里所谓“腐败”其中包含了“贪污”与“腐败”两个内容，官员将项目的部分资金放入自己口袋一事为“贪污”，而“腐败”指的是使用贪污所得的资金。如果这些被贪污的资金用于再消费，对经济本身或许没有影响，只是某一部分人利益受到损害，一部分人得了好处而已。但假如这些资金被腐败分子用于储蓄，或其他非生产型投资，比如证券投资，这就影响政府投资本来对经济刺激的放大倍数，使投资效果低下。假如所有的资金全部用于奥运项目建设上，那么建筑工人的工资就会提高，就会更多的用于消费，因为穷人的消费倾向注定是要大于富人的。总而言之，假如被贪污的前并未用于消费，流入市场，那么也就减少了市场中的资金，由于这部分资金数目颇为可观，便降低了资金的流通速率，降低了经济活力，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便涉及方方面面，可以体现在个人工资增长缓慢，企业订单减少，市场需求减小，诸如此类。如此说来，腐败对经济发展注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然而让人有些惊讶的是，目前经济学领域关于腐败的研究并不能证明腐败对经济发展不利。整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有32%的论文说腐败和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62%的论文说没有显著相关性，6%的论文说正相关。综合以上内容，私以为腐败并非必然会对经济造成恶劣影响，当其规模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时，其对于一个国家以及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譬如腐败提高了办事效率，利于转移社会矛盾，增强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利于拉动内需。

腐败妨碍经济发展这个假说有很多反例，最经典的反例莫过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虽然国内腐败问题突出，但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对此一些腐败问题很小的国家却望尘莫及。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是因为腐败的性质不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不同。分析腐败，可以从多种角度出发，用垄断性来衡量的话，不同国家的腐败性质就是非垄断性与垄断性两者连续区间内的一个点。比如在一个偏向垄断性腐败的国家，贿赂政府一些钱就能拿到你想要的利益，贿赂金额可以预见。而假如在一个偏非垄断性腐败的国家，需要贿赂很多机构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各个机构之间缺乏不沟通，可能结果你花了好多钱也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时因为腐败而使成本增加的部分就无法预估了，腐败对经济的负面效应相当巨大。另一方面，腐败给人的感觉普遍是低效和落后，但这是一种错觉，是由于充斥着贪污腐败的国家往往也是低效和落后所带来的错觉。低效和落后并非就是由腐败

造成的，论其根本，私以为制度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一个官员极度腐败的社会突然不腐败了，这个社会并不会变得高效和先进。官员即使不贪污，也并不代表他们就会有了工作的动力。他们仍然可以拿着工资在政府机构里悠闲散漫地工作，那些急需通过审批的项目仍然无法通过，去政府部门办个证件仍然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在一个信息不透明的、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政府自然会是低效的，无论官员是否腐败。在这种社会里，行贿恰恰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贿赂给了腐败官员工作的“动力”，这胜过上百封投诉信。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腐败官员绕过某些不合理的税负和法规。从这个角度看，行贿者无疑是悲哀的，因为行贿这一行为只是行为者为了从政府手中保护自己的权益，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利用政府侵犯竞争对手的利益，这或许也是整个体制的悲哀。假如体制无法及时地改变，那么我们只能暂时接受。在很多国家，没有贿赂是无法做生意和交易的，通过贿赂可以避免那些破坏性的法规以及勒索。从这一角度看，一个腐败的政府，与一个其官员非常严格的执行法律的毫不贪污受贿的政府相比，并非是一件坏事。腐败至少可以允许一个社会中自愿的交易和行为的局部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和高效只是一种妥协，对制度的一种适应，是相对于信息不透明的、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并不是说一个腐败的国家就会比一个真正信息透明的、自由和民主国家更先进。

所以，在短期上，腐败促进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即前文所述的一个观点——“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但这首先要建立在腐败规模被控制在合适范围内才行，而我国目前的腐败规模已远远超出合理规模，所以反腐败是势在必行的事情，而且从长期来看，腐败是必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然而正因为短期内腐败可能促进经济，就出现了“我国现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腐败问题应该予以容忍”这样的声音。腐败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经济，它对一个社会道德、公平正义、人与人间的诚信的破坏是相当巨大的，假以时日，社会将会彻底失去温度，真善美将无处栖身。如果以最终收益的大小，来作为善和恶的标准，那么，腐败成为一种善举，是可能的。但是腐败是不道德的，经济利益是不能凌驾于道德之上的，否则只会出现一个经济高度繁荣却道德沦丧的社会，那时候，不禁要问人类文明发展到最后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物质?城市里的人们形同陌路，人人都被孤独笼罩，即使物质生活再丰富也无法抚慰心灵的孤寂。

腐败，可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长期而言注定影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然而腐败在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所以要做的是如何将腐败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反腐败的措施有很多，纵观北欧各国，可以说他们的高薪养廉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那么是否中国也应该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呢。就高薪养廉

而言，其不可能作为单一抑制腐败的办法存在，想要有效果必须配合监管和惩处，形成一个合理的抑制腐败的系统，才能有效的运作下去。除此之外，社会发展水平也至少要处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单纯的高薪是养不了廉的，因为这部分高薪对官员个人来讲，风险和收益比还没有达到一个阙值，只是削弱但是断绝不了贪腐的动机，只有把监管和惩处机制建立起来才有效。当官员收入太低时，他对风险的偏好就大，愿意冒风险去获得违规收益，当收入较高的时候，官员对风险的偏好就明显下降，当监管严厉起来的时候，风险成本之高会让官员对风险更加望而却步，而选择稳定的正常收益。人的贪念是无法根本解决的，我们得承认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相关措施的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高薪会制约其养廉作用，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当前反腐工作确实遇到了一定的瓶颈，群众呼声高与措施效果不明显形成更鲜明对比。阻力来此哪里?很大一部分来自官员内部，因为反腐这一措施很大程度是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腐败的长期存在已经让官员习惯了工作生活中各种因上层腐败等带来的福祉了。面对切身的利益被剥夺，政策自然会面临官员内部的阻力，自然有人怨声载道，反腐工作也自然难如坚冰。我们需要的是在坚冰上找到一个一个突破口去打破它，那么通过高薪满足公职人员的合理诉求，便能起到这样一种缓冲作用，也就是一个突破口。类似的突破口还有很多，都可以成为反腐败的手段，就像我们当改革开放也要找试点，那么高薪养廉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国较为可靠的试点。然而我们仍需徐图渐进，因为目前阶段，我国假如要实行高薪养廉除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允许之外，还有人民内部的阻力。兴许是历史遗留问题抑或是其他原因，现在我国的公民群体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显得愚蠢、短视、无知，整体的嫉妒心太强等等，人们一边为公务员福利削减而弹冠相庆，一边对官员的腐败表示怒发冲冠。有人说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就应该拿这微薄的工资。君不见明初年间朱元璋将官吏断骨扒皮却依然止不住腐败之风，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官吏工资实在难以维持生计。隔行如隔山，一个不明白其他行业的人，总会把其他行业想的太简单。这年头，愚民要是没骂过两句官，都觉得不好意思继续夸夸其谈，有人嘲讽有人辱骂，看见工资低就说他们有灰色收入，看见工资高又说分配不公平。私以为官员拿一份高薪是与他们做出的劳动与贡献直接相连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了公权力，现在我们将这份公权力托付于官员由他们代为行使，这些代行公权力的人一部份可以直接创造社会价值，比如修铁路，造大桥等，他们掌控国家的基础命脉;另一部份则可以为创造社会价值创造条件，他们构成国家的根基。官员需要人们去肯定他们的价值，而确认这样的价值，通过高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然而我国的大多数群众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官员的工资就应该处于平均线甚至更低。如此，官员的低品质的物质生活又会促使其腐败。官员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超过许多职业的，所以给与相对应

的高薪也是合适的。这其中并没有不公平的因素，因为官员的门槛就摆在那里，它不是垄断的行业，任何想要官员般待遇的公民都可以去考取公务员，而其中难度也确实不小。这么说可能有些庸俗，但却是实实在在地有助于他们树立责任感。古语云“敬畏之心，人皆有之”，一个敬畏公权力的官员才不会去贪腐，但假如公权力没有带给他相应的回报，为何要求他不去要求他应得的利益，既然这公权力不给官员应有的高薪，为何要敬它?抗争精神不也是我们所崇尚的吗，那么官员就会“勇敢”地去腐败。所以，这才是高薪养廉最为深层的含义。

腐败有其善恶，反腐败同样势在必行，现在的舆论都崇尚“法制”，却唾弃“德治”，认为那是中国传统之糟粕。然而，世界上没有一套完美的“法制”制度，有利益就会有腐败，事在人心，制度只能将腐败钉在那里，却无法让其真正消亡。我们在推行“法制”，建立一套可以钉死腐败的制服的时候，也应该重视“德治”，将腐败净化，古人追求的大同，也是现代人的梦。

第四篇：对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建设的思考

1.理顺农村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实施乡村医疗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

各级政府按照分级管理，以县(市)为主的农村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对农村公共医疗卫生工作承担全面责任，加强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实施乡村医疗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确立乡镇医疗卫生院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的管理地位，由县(市)级政府负责，有利于解决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监督与管理缺位的矛盾。在乡镇医疗卫生院为主体的统一管理下，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才能形成分层经营、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服务体系，只有通过对乡镇医疗卫生院统一管理，县级医疗卫生行政部门才可能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实现全行业管理，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乡村医疗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的核心在管理，盘活现有医疗卫生资源，调动积极性，加强预防保健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职能。强化县对乡村的医疗卫生业务扶持和监管功能，提高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2.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投入力度，扶持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领域和导向作用，是其他医疗卫生费用来源(包括社区筹资、社会筹资、服务收费等)所不能替代的，因此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应适当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国家财政对贫困地区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应给予补助。落实对口支援和巡回医疗制度，采取援赠医疗设备、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巡回医疗、双向转诊、学科建设、合作管理等方式，对口重点支援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镇)医疗卫生院建设。要提高投入的有效性，把财政支持的重点调整到支持公共医疗卫生、预防保健、人员培训和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上来。

3.合理布局，统一规划，有效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

随着农村经济、交通、区域和基层组织的变化，原有的三级医疗机构设置不尽合理，甚至重复建设。存在着种种不适应，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一是应打破行政区划布局，解决乡镇医疗卫生院重复设置问题，原则上坚持“一乡一院”、“一村一室”。乡医疗卫生院和村医疗卫生室的设置要考虑其服务人口多少、服务半径大小。二是乡镇医疗卫生院与乡镇计划生育指导站实行共享，解决两者并立造成的资源浪费。三是对那些离县级医疗机构过近，且生存能力很差的乡镇医疗卫生院，应实行撤、并、转，以实现资源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四是要控制乡村医生的数量，提高质量。严格实行乡村医生的准入制度。五是在明确服务功能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高档设备购置，减少资源闲置浪费。

4.改革农村医疗卫生人员培养模式，强化继续教育制度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键还是人才。根据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人员素质低，人才匮乏的现状，一是要定向培养适用人才，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城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在职或离退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服务。国家可以安排专项资金委托高等医学院校定向为农村培养全科医生，或由医学院校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面向农村的大专班的方法，即由学校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或合同书，学生全部定向分配到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二是要强化继续教育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目前我国各地农村医生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医学知识素质、操作技能、服务态度等与全科医生的标准还相差较远。要加强对在职的乡村医生采取多种途径的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医生接受医学学历教育，力争到2010年，全国大多数乡村医生具备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执业资格。

第五篇：对影响政府公信力因素的几点思考

尚柏仁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与合作的基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代表着最广大公众利益的政府。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就是政府取得公民信任的能力。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政府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政府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一个政府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没有公信力的政府终将失去生命力，被受众鄙弃。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政府公信力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国家就把政府公信力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指出要“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曾说过：“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从一定意义来讲，政府是否以人为本，是否依法从政，是否公开透明，是否言而有信、勇于负责，决定着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因此，政府的公信力不仅是政府的生命力，也是百姓的人心，它决定着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因此，提高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和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让更广大的人民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政府有权威、伸张公平正义，人民群众才会信任政府，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政府说了不算、言行不一，人民群众就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就不想、不敢、不愿参与到政府的活动中来。因此，只有努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才能激发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进而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和谐社会建设。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期，社会矛盾也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这也是任何社会变革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问题。但矛盾只有得到有效化解，才能避免激化，进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能否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政府赢得公信力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较高的政府公信力又有助于政府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政府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政府做事有人信，说话有人听，遇事有人干，有号召力、凝聚力，百姓就会相信政府，当社会矛盾出现时，民众就会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托付给政府，并全力配合、帮助政府解决矛盾，从而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以达到和谐。

(三) 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低迷的挑战，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健康发展。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将更加复杂。这场经济危机持续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崩溃，特别是人们对金融体系信心的丧失。重塑民众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信心是尽早摆脱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基础。有效应对这场全球性的经济震荡，保障我国经济继续平稳向前发展，只有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团结奋进。只有负责的政府才能给民众以信心，才能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危机，从而减少危机的不利影响，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及原因

(一)改革的不彻底及巩固改革成果政策的不配套导致人民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使政府公信力下降 当前，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一些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成为改革进程上的一座座大山，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改革的顺利进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搬张桌子都需要流血。比照今天的改革的艰难，可谓举步维艰、步步艰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放不开、不彻底及已经实施的部分改革政策因种种原因而改弦更张，落不到实处，使得改革在一些方面仅仅让少数人受益，更广大的群众无法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不要再去管哪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应该明确政府的职能，哪些事该管，哪些事不该管。而改革时至今天，仍然是政府既当教练，又当运动员，一切事情政府说了算，且一些决策不透明、不公开、不科学、不法治、不连贯，做出的一些决定，人民不理解、不认可，还有一些官员的行为偏离了公民的基本权益，过度扩张了公权。国进民退，与民争利，使公民对政府冷眼相对，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二)价值观念混乱，潜规则盛行，扭曲了公民的基本价值观，政府公信力下降

当前，正值信息保障、知识激荡、宣扬个性的非常时代，各种思潮、各种文化、各种理念充斥着人们的头脑，特别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和平演变”、“文化渗透”、“精神鸦片”政策，使一些人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模糊了视听，加之由于传统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横行，特别是代表政府形象的官员贪污腐败案件频频高发，且涉案数字越来越大，窝案人数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给党和政府抹了黑、丢了脸，离间了干部与群众、党和人民的血肉鱼水关系，造成社会上一些人为了名利物欲不择手段，惟上是从，曲意逢迎，极力迎合，甚至爆出“男人提钱进步，女人日后提拔”的官场潜规则。政府的很多官员更是理想和信念缺失，灵魂和精神不存，血性和勇气匮乏。浮躁的工作态度，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言行不一的做事效果致使人们对政府的成见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公务人员的不检点行为，钓鱼执法，红顶商人，罚款经济，新官不理旧账，“一个领导一张牌”，官官相护，权钱经济等行为使很多人当领导并不是为了干事，而纯粹是为了“当官、被提拔，再当更大的官。”这些人所谓的做事，要么作秀，要么为了政绩，为当更大的官去捞资本，至于做的事是否“科学”、是否“可持续”、是否“为民”，不得而知。 除此以外，一些基层和地方政府为了局部或区域利益，不惜花费纳税人的钱，不惜代价地人为去截访、拦访、堵访，人为地把民众与政府对立起来。如此这般些现象，渐渐地让人民对官员失望，让群众对政府质疑，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此起彼伏的公共事件不能妥善处理，影响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近年来，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信息不对称，政府及一些官员只对政府形象和领导负责，而轻视人民的利益和损害公众的知情权，在第一时间和新闻发布会上的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或政府信息公布迟滞，严重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度下降。李刚事件也好，官员形象也好，官二代行为也好，各地的拆迁事件也罢，周老虎事件、瓮安事件等都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有不少人偏激地将当前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政府的头上，质疑政府的一切行为。如吏制问题，司法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房改问题，企改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假酒，假烟，假药，假发票，假证，假学历，假论文，假新闻，毒大米，毒牛奶，地沟油，毒香蕉，瘦肉精等。“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最终是很多人宁可相信民间传言和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所谓的主流媒体。

(四)公众和政府信息的不对称造成谣言四起，降低政府公信力

由于政府的公权力优势，掌握着大量的公权力而成为管理者。个别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本应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常常误导了社会公众，甚至有个别政府官员处于对个体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权力寻租而忽视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使公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特别是个别政府决策的不透明、不公平、不科学、不法治，不以人为本，导致政府没能充分吸纳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缺乏有效的监督，造成失地农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城市建设扩张，物价飞涨，工人失业，农民种地不挣钱等。上海交通大学舆情室在蓝皮书中指出：“当某些部门封锁消息的时候，谣言通常会走在真相的前面，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大道不通，小道消息作乱，谣言四起。最可怕的是很多所谓的“谣言”后来都被证明是事实，人们就怀疑到政府在说谎。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蝴蝶效应”也好，“雪崩效应”也好，一件小事、一个小环节处理不好，事态升级蔓延之快，常常会酿成大乱，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三、几点思考

(一)重塑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要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广泛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开展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主题的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坚定全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和信心。紧紧围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把诚信建设摆上突出位置，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建立鼓励诚信、打击失信的长效机制，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有榜样、见贤思齐，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二)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络平台。在现代信息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表达意愿、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传播。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互联网舆论的力量，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络平台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要大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加大依法申请公开的力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政府和公众的有效沟通，拓展信息公开范围。通过电子政务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实事求是地在网上公开公众关心的事务，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范围，为参与政务提供便捷渠道，拉近政府与公众的距离，有效缓解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会和带来的矛盾;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建设，让人民大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构建高效、廉洁、务实、法治政府。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彻底抛弃旧的治民观念或“为民做主”的观念，确立为民服务和“人民做主”的理念，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服务来维护公共利益。同时，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意识，把崇尚和信仰法治的精神融入血脉之中，教育广大政府公职人员学法、懂法、知法、守法，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进一步健全对权力监督的完善体系，推广问责机制，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四)加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党风党纪及作风教育，使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良好的作风，树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观点，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大对公职人员违法违规的惩处力度，一旦发生违法、违规、违纪事件，不论职务多大，级别有多高，都要一视同仁，严加处罚，绝不姑息迁就。

(五)切实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是一把手说了算，党委集体领导不是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党管干部不是党委书记管干部。当前，党的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权力、权威不到位，党的领导者个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却过分集中，是党内民主发展和民主集中制贯彻的根本障碍。理顺和规范党内权力关系，要以保障党员权力主体地位和党内权力科学配置、相互制衡和公正有效运作为重点，安排好党内权力的赋予、切割、划分、行使、监督和终止方面的配套制度和程序。切实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彻底打破党内一把手就是党委的化身，党委书记经营党委，党委一把手说了算的干部体制格局，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