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教育反思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在中国教育史上，高仁山三个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名字。作为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创始人，他认为爱国最有力的方式，是必须把教育搞好，国民只有在教育中提升整体素质和精神力量，国家才能真正硬骨铮铮地站立起来。他存世仅34载，却有16载光阴是为教育呕心沥血。
第一篇：教育反思论文范文
中国当代设计教育反思
[摘要]本文从批评的角度对中国当代的高等设计教育进行了分析，从制造大国的设计教育泡沫现状;高等设计教育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需求的错位;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根深蒂固的设计教育体制;重“道”轻“器”、重“艺”轻“技”的中国设计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对中国设计教育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制造大国艺术设计高等教育批判反思
1 引言
中国真正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步的，国内对设计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也一直是在不断的争论中进行的，如同所有的理论总是滞后于实践一样，艺术设计教育也总是落后于现代制造业的实践。这一点在中国当代的艺术设计教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制造业在迅速崛起，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几乎冲击着所有经济领域和制造产业。在制造业经历了跨越性发展阶段并实现工业产值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高等设计教育人才产出与中国制造业实际需求错位的状况，起步不久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正在以不成熟的设计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为中国的现代产业提供着滞后的服务。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奇特的现象正在全球各地发生，学设计的学生与创办设计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的设计教育进入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阶段，和20年前相比，中国设计教育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里面有正面的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这些年随着国家对于提高整个民族自主创新的重视，随着国家一系列的产业创新政策出台，也随着国际大形势的变化，设计作为一种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产品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广泛地得到重视，有大量的国际设计展览及设计的交流活动在中国举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高校有越来越多的老师到海外发达国家设计院校留学，中国的设计师也频繁地活跃在与设计相关的国际论坛和舞台上。中国政府有关推动创意设计产业的政策正在加紧制订和陆续出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分别对推动设计发展作出过重要的批示。中国设计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根据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许平教授主持的一项对中国设计教育连续五年的跟踪调查，2010年我国设计类院校已达1448所，6593个专业和407761名学生入学。在校学生达140万人，其中高职院校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高职设计教育发展速度惊人，当然在设计教育改革与社会企业设计实践的结合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都是这些年来设计教育取得较快发展的证明。以设计教育为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优秀设计人才的需求是明显的，但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尖锐。
2 制造大国的设计教育泡沫现状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在20多年来有了飞跃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引导下，在制造业迅速发展后对设计人才需求的就业市场驱动下，高等艺术设计教育迅速扩张，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大国。设计类专业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发展最热门的专业之一。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设计教育是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与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面临的问题与困难特别突出，而且中国的设计教育至今还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真正定型与成熟。
如果从数字上看，中国设计教育在近10年来发展迅速，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目前几乎所有的高校(无论是综合性大学、理工大学、农林大学、师范大学、甚至包括地质与财经大学)都纷纷开设了艺术设计专业，一时间，艺术设计突然成为国内的最热门专业之一。在中国的中学的高中阶段，初步形成了文化成绩考不上普通大学的学生就改学艺术和美术现象，通过短时间的所谓“速成培训”与“考前辅导”班，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报考人数多得惊人，虽然国内的高校目前学费最贵的就是艺术设计专业全国平均每学年学费是8000-15000元人民币，但是，交钱学设计的学生有的是，每年有上百万的考生。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盖尔哈特·马蒂亚斯(Prof，Gerhard Mathias)，对中国设计教育的现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艺术和设计院系已经蜕变为一家家营利企业，其产品就是一批又一批从有缺陷的教育流水线上培训出来的次品毕业生，每年达数十万人，可是这些被称之为“设计蚂蚁”的设计学生，刚出校门就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经济浪潮的对现代设计人员的要求，更遑论去担当设计教学之重任。③在他看来，中国的当代设计教育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巨大泡沫。
3 高等设计教育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需求的错位
虽然中国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发展迅速，盲目扩招带来的设计教育过度膨胀，但是在专业设置与课程教学体系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学校的专业设置基本集中在艺术设计、装潢设计、广告与包装设计、室内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等所谓通用设计的专业中，中国每年培养的数十万设计毕业生，大部分拥挤在广告、包装、室内设计等以装饰为主的服务行业中，于此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在近10年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与包装污染大国，建筑与室内环境污染大国，国内的大、中、小城市的建筑与城市环境已经沦陷为广告、招牌、招贴的海洋，中国的“月饼”、“粽子”包装现象成为过度设计的典型，乃至于在国家法律与法规的层面上来限制规范广告与包装、建筑与室内环境的设计。
但是，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此庞大的高等设计教育体系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形成着巨大的反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与销售大国，家电制造与出口、家具制造与出口、服装制造与出口、玩具制造与出口大国。一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汽车设计大师、家电设计大师、家具设计大师、服装设计大师、玩具设计大师。由于中国制造缺乏自己的设计与品牌，中国的制造业在近年来频频被西方发达国家以“反倾销”的理由给予制裁，我们可以从近日美国对中国木质卧室家具出口反倾销的典型案例中，汲取严重的教训，被起诉的中国家具企业不同程度地被美方征收反倾销税，面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对中国木质卧室家具出口反倾销平均税率终裁，在广东省特别是东莞地区，已有一些家具企业被迫减产或停产。更令中国制造产业担心的是，在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将不断地针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进行一系列的反倾销。
中国的当代设计教育进入了一个十字路口，目前我们培养的学生与制造业的要求差距越来越大，但是社会与产业对高等设计专业教育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但是由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关系，高校设计教育的与产业发展的跟进不够，高等设计教育的发展滞后于产业，在这方面要进行深层次的研讨，国内从南到北高校的设计教育，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院校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作为“世界制造的工厂”，艺术设计教育需要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来解决未来中国制造产业的需求。
一方面是中国设计人才匮乏，另一方面是设计专业学生分配难，毕业生无法完全满足企业需求，许多人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二是国内设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沿用传统艺术和美术教育的方式，忽略了设计教育应与产业需求结合的特点。这反映了设计教育与产业需求终端之间的矛盾，也同时说明了设计教育与中国的制造产业的对接产生了错位。
在这方面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设计教育的政策也是可以得到一定的教训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从国家政策和政府层面上抓设计是从产品“包装”开始的，而且可以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产品是“一等的产品，二等的价格，三等的包装”，所以，由国家经济委员会牵头，专门成立了中国包装工业总公司与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下设包装装潢设计委员会，各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包装装潢设计分支机构，组织全国与行政大区的“包装装潢设计大赛”。与此同时，包装装潢设计也成为中国高等设计教育起步最早的专业之一，几乎所以的高校工艺美术系都设立了包装装潢设计专业，中国的产品包装装潢设计有了快速的发展，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包装装潢设计人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广告、CI企业形象设计、室内设计的兴起，并且在中国曾经创造了“太阳神”CI企业形象设计、“秦池”白酒广告等“神话”般的案例，上述专业又进一步成为国内高校的设计类热门专业，与中国制造产业发展进步最关键的工业设计专业成为中国设计教育体系中发展最滞后的专业。广州美术学院童慧明教授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国工业设计20年反思》等系列文章中，对中国设计教育2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反思，认为虽然这20年来中国“平面设计”、“环境设计”、“广告设计”的进步很大，但是无法回避中国工业的核心——制造业的产品设计的滞后，对中国设计教育界的理想与产业经济和市场热点不合拍的现象作了理性的分析，同时还对以华南地区为代表中国制造业与工业设计的现状作了详尽的剖析。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25年来的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可以认为在设计教育的学科与专业设置方面，存在着决策的失误，中国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三流的产品设计与质量，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因素仍然是产品的科技创新与设计研发，而包装设计与广告，用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的观念来看，是应该逐步弱化的设计专业，日本的“无印良品”(取消包装)、瑞典的“宜家家居”(很少广告，用产品说话，DIY模式)风行全球，就是一个产品设计发展的国际大趋势。
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的设计教育体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二战后的德国、意大利、日本，20世纪70年代后的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经济振兴与制造业的腾飞与工业设计教育的繁荣是同步发展的，特别是韩国以“三星集团”为代表的工业产品设计，从电器到手机，已经赶超德国与日本，成为亚洲设计的杰出代表。如果从国家发展战略与民族振兴的高度看设计，目前国内一些城市的大学生发起盲目抵制“日货”的行动，如果中国的工业产品的设计与品质上不去，仅仅去消极的抵制其实是下策;韩国从发展工业设计教育和民族工业的角度去抵制“日货”的策略，才是真正的理性爱国行动，韩国的影视产业、足球运动、汽车工业都是值得中国人深思的。
中国的设计教育与中国制造产业的需求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接口，设计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而且还必须优化教育结构，包括学科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地区结构。人才培养必须以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制造产业的需求为主要目标，尤其要与国际接轨。目前的设计人才培养方式与社会产业需求终端之间存在错位，教育部门并不很清楚社会产业领域所需人才，最后用人单位往往要负担额外的职业教育成本。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学术带头人柳冠中先生给予了非常深刻的评述：“与设计教育的”不良性过度“所形成对照的是设计产业的幼小或畸形。设计教育与设计产业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造成我国设计业的两端大，中间小的模式，即设计教育与设计需求的增大，专业化的设计队伍与合格的设计人才却相当缺乏。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设计人才被大批量、快速的生产着，另一方面巨大的设计需求却不能得到满足，类似经济学的术语：滞胀。”
4 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根深蒂固的设计教育体制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体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从大学的名称、学制、办学层次到专业的设置、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材编写等，都是由国家教育部在进行统一管理的。正如潘懋元教授所言：“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看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世界科技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如果说，前一个挑战可能是世界共同的问题，则后一个挑战是中国特殊的问题。”
作为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上一直推行这种统一的模式，其结果是令人值得反思的。以设计专业教育为例，就可以得到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目前这种大一统的设计教育模式，在不断大规模的培养才一批又一批的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从中专、大专、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但是却没有真正培养出当代中国制造产业急需的、非常职业化的汽车设计师、家电设计师、家具设计师、服装设计师，乃至中国制造产业中的一些出口规模非常大的劳力密集型的特殊产业急需的设计人才，如玩具设计师、钟表首饰设计师、服饰鞋类设计师、家居用品设计师。
中国目前设计艺术教育正面临着专业设置与布局不合理混乱局面，国家教育部规定的“艺术设计”学科，专业方向太少，与日益发展的制造产业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不相适应。一些与艺术设计相关的专业方向太少，而在教育部统一的专业目录规范下，又无法得以拓展，研究生教育、本专科教育、成人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拉不开距离，形不成优势互补和各自特点，这也是专业单一而又混乱的原因之一，其二是教学模式与专业课程设置的不规范，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以及与名称的混乱情况进行了剖析，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潘鲁生教授认为这种类似“大跃进运动”式的设计教育发展的后果不是对学科的良性发展，不是对设计专门人才的优质培养，而是对艺术设计学科的葬送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家具制造与出口大国、玩具制造与出口大国、珠宝首饰制造与出口大国、陶瓷玻璃制造与出口大国，但是这些制造产业急需的设计专业在国家的“艺术设计”学科目录中都没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反而在欧洲发达国家的设计大学中，仍然在继续保留这些专业，并且发展成为具有硕士与博士学历层次、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设计专业教育，成为国家制造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今，英国、北欧的陶瓷玻璃制品占领了全球所有高端产品的市场，作为陶瓷(China)的故乡，现在中国市场上的高档日用陶瓷玻璃几乎成为日本、韩国、英国产品的一统天下。反之，中国本来已经具有很雄厚学术与技术基础的陶瓷设计教育，包括原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中国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系、中国美术学院陶瓷系，却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中取消或者削弱了陶瓷设计专业，在高端日用陶瓷产品市场失去的同时，中国的陶瓷设计教育却在朝“陶艺”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陶艺家”和“陶艺”产品。陶瓷设计专业变成“陶艺”专业，陶瓷设计教授变成“陶艺家”，已经工业化的陶瓷工厂大量破产，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陶艺”作坊。
家具设计专业也一样，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家具设计教育与中国现代家具产业的发展同时起步，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并取了迅速的发展。在短短的2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家具教育与中国现代家具产业共同走过了从小到大，以弱到强，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国内走向国际，持续多年的跳跃性发展之路，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现代家具教育体系与中国现代家具工业体系。但是20世纪90年中期“家具设计专业”被国家教育部取消，调整到艺术设计专业、工科的木材学技术专业与工业设计专业，成为大杂烩，削弱了家具设计专业的职业性，家具作为一个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却没有对口的设计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在中国教育部取消“家具设计专业”的同时，全球顶级的美国罗得岛设计学院、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却把“家具设计专业”从建筑设计与工业设计系中独立分离出来，专门成立家具设计系，进一步强化家具设计专业。西方现代家具设计高等教育的建立与西方现代家具产业的兴起同步，都是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浪潮而发展起来的。从1919年德国包豪斯学院开始创建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促进全球制造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其中美国的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罗得岛设计学院、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英国皇家设计学院、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等一批世界著名设计大学更是成为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人才的摇篮。西方现代家具设计教育与家具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相互支撑和共存发展，西方现代家具在于20世纪的崛起与腾飞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现代高等艺术教育体系的创建和发展，现代家具设计高等教育成为欧美家具腾飞的第一推动力，一代又一代家具设计人才毕业于高等设计院校，兴起一波又一波的现代设计运动与创新。
因此，我们有必要冷静理智地认清中国设计教育的现实，重新理清发展现代设计教育的思路，取消全国“大一统”的专业设置与办学模式，重新思考艺术设计学科的专业设置，重新思考中国设计院校布局，在办学模式与专业特色与区域经济产业相适应，重构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使设计教育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制造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共同迎接“中国设计”时代的来临。
5 重“道”轻“器”、重“艺”轻“技”的中国设计教育体系
与上述现象形成对比的是，目前中国的高等设计教育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在强调“拓宽基础、淡化专业”的教学改革，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强调“通才”教育的定位上，提出要培养面向未来的信息技术时代的新一代设计师，培养“全能”的设计师。在办学目标与学科建设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申报硕士点与博士点。而真正的设计专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脱离实践的“理论设计”或“模拟式设计”的状态中，特别是设计技能的实践教学课程和实践教学的车间与设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设计大学的水平，低于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设计大学的水平。
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大陆高校中的艺术设计专业设置一直是在普通大学中的艺术系、美术系与工艺美术系中(1980年后，开始在少数工科大学设立艺术设计专业)，基本上以工艺美术装饰设计教育(包装装潢设计、广告设计、染织设计、书籍装帧设计等)为主，在工业产品设计方面，长期以来，是以传统手工艺美术品为主(陶瓷设计、漆器设计、特种工艺等)，1988年至1989年，大陆的高校还在展开关于“工艺美术”与“工业设计”的概念之争，现代工业设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始起步;在教育体制方面，设计教育一直是以纯艺术的美术教育和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为基础，从师资结构到学生素质，长期以来“重艺轻技”，尤其是严重缺乏以培养动手能力为主的技术实践教育，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是导致中国设计教育落后于国际现代设计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现代设计教育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包豪斯学院开始起步，一直是强调艺术与技术的统一，技术教育在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中的长期缺失，应该值得认真反思。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虽然今天中国大陆的许多院校的设计教学与课程设置(尤其是实践教学)还未能达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包豪斯已取得的高度和水平，但是我们设计理论学界却开始“批评包豪斯”，认为包豪斯模式已经是一个“设计传统”，包豪斯模式已经过时了，并提出了“建立有民族优良道器文脉的‘有机设计’体系”。事实上，艺术设计教育界对包豪斯的贬褒或误解，往往是出于对包豪斯设计教育模式了解的偏颇与深层次研究的缺失。
当然，包豪斯的教育体系并不是一个已臻完美的成熟模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与历史条件下，“艺术设计”教育究竟怎样与“科学技术”教育实现有效的“统一”，包豪斯的教育模式并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包豪斯的“车间(作坊)”与“工厂学徒制”相结合的设计教育模式对于现代设计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进一步形成了20世纪西方现代设计教育的基本模式。
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模式和体系，中国的现代设计及设计教育源于中国的工艺美术教育，长期从属于纯美术(绘画)，从民国初期的图案教育一直到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萌芽于20世纪初期，探索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一个世纪来，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经历了从“图案”——“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的不同发展阶段，我们虽然曾经在民国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后引进了“包豪斯”及西方-的设计教育模式和体系，但是这种“引进”并没有真正切入到制造产业、教育体系和经济制度的深层，而只是浮在形式模仿的表层形态。中国“大一统的设计教育模式”，已经造成中国设计教育体系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的新一轮落后，只要看看亚洲新兴工业国家韩国、新加坡、泰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设计教育和制造产业的同步发展的成功案例，就足以证明当代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问题所在，对于正在走向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中国设计教育体系，包豪斯的设计教育模式依然是值得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典型案例。
另外一个值得学习的典型案例是台湾以技术教育为中心的设计教育体系。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大力发展科技与教育，提升工业产品的竞争力，重点发展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由于早期的台湾经济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大量的产品都是OEM的形式来样加工生产，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经济开始迅速腾飞，随着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台湾开始从OEM转向ODM，从台湾制造转向台湾设计，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台湾政府开始重视设计教育，在岛内的专科学校设立工业设计学科，培养现代工业设计人才，台湾现代设计教育从专科教育开始起步，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迅速，由于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工业升级目标的确立，对工业设计人才的需求增多，台湾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建教合作实施方案”的教育政策、鼓励支持“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教育机制，制造业与高校的产学合作进一步加强。通过“建教合作实施方案”，大学及学院有的通过政府机关的方式进行官产学合作，一方面与企业合作，师生双方都获得了资金、项目和实际的工作经验，企业也可以获得高校的技术支持和设计方案。
随着台湾制造业从OEM向ODM的转变，1973年，台湾教育部将专科职业教育司改为“技术及职业教育司”，大力发展高等技术教育，根据台湾地区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同时，劳动力高移的需要，采取了两个重大措施：一是控制专科学校数量的增长，提升办学质量;二是组建本科技术学院，提升职业技术教育办学层次，构筑完整的技术教育体系。提出“技术教育应有更多弹性，并建立系统，直至与大学平行”的改革原则，在原来专科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一批技术学院，重点发展台湾工业急需的高等技术人才，当时岛内一共有76所专科学校与技术学院，其中有34所学校设立了艺术设计学科，在学制上分别为五年制与三年制(二年制)，分别招收高中(高职)和初中毕业生，在专业设置上以现代工业设计为主，商业应用美术设计为辅。1974年8月，成立了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招收四年制的学士学位学生，随后于1979年成立设计研究所，开设了工业设计硕士班，1983年开始招收工业设计博士班学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及产业向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社会对高新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多，台湾政府采取重大措施，将一部分办学基础较好与教学水平较高的技术学院升格为科技大学。在教育体制方面，台湾的设计教育一直是强调职业技术教育，构建与普通高等大学平行的技术教育体系，形成了从职业高中、专科学校、技术学院、科技大学与研究所，从中等、专科、本科到硕士及博士阶段的完整的以技术为中心的设计教育学科体系。
6 结语
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国设计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转移，面对“中国设计”时代的来临，我们正置身于设计教育的严重滞后与制造产业发展迅速的矛盾与冲突之中，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21世纪，通过对25年来中国设计教育的回顾与反思，强烈的感受到现代设计教育将是打造中国制造强国的原动力，只有从源头上去真正构建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培养新一代的中国设计创新人才，积极参加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竞争，才能在21世纪实现中国制造产业的真正崛起与腾飞。
作者：彭亮
第二篇：值得反思的中国教育
在中国教育史上，高仁山三个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名字。
作为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创始人，他认为爱国最有力的方式，是必须把教育搞好，国民只有在教育中提升整体素质和精神力量，国家才能真正硬骨铮铮地站立起来。他存世仅34载，却有16载光阴是为教育呕心沥血。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军阀统治的斗争，因而成为继李大钊之后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第二位革命烈士，亦为北京大学教授中被公开绑赴刑场的第一人。
2010年5月14日上午9点，北京植物园满园新绿，春花盈盈，鸟语卿卿，空气清爽，景色宜人，美丽无处不在。如此美好的日子，一行共百名心怀虔诚的人们聚集在这里的卧佛寺附近的高仁山烈士墓前，举行隆重的新墓碑揭幕仪式。
一个个花篮，一副副挽联，一支支玫瑰，一双双缅怀的眼神和一颗颗盛情的心灵，默默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烈士墓碑屹立人间，烈士精神千古流芳!
是书生更是英雄
高仁山，幼名宝寿，1894年9月出生于江苏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是清朝秀才，到父辈家境破落，靠其父自食其力维持家中生活。高仁山是长子，幼时与弟弟在本县立本小学读书。他生性刚直，聪明好学，对所学过目不忘，对老师讲的课能深刻理解，尤其能俭约治身，人我一视同仁，故深受师长、父母的钟爱。他长得浓眉大眼英气俊朗，因腹有诗书，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文尔雅，富有涵养。
对于教育和国家，高仁山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他在家里挂着的条幅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17岁时，他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成为关系很好的校友。毕业后，他跟周恩来先后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期间，他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而国内的军阀政客却醉生梦死，使国权屡失。高仁山目睹此状，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悲愤异常。为聚集救国力量，他提议并发起组织了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周恩来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新中”，即建设新中华之意。学会《会章》申明：“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并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
1918年起，高仁山曾先后自费赴美国葛林纳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在此期间，恰逢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留美学生立即组成“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力图劝阻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代表不要在卖国条约上签字。高仁山以学生领袖身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自筹费用到美国各大城市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敦促北洋政府不要出卖民族利益。后他又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数月后，又赴英国，用半年时间调查了英国26个城市的教育情况。随后又到德国、法国调查当地的教育和社会状况。1922年底，他接到北京大学邀他回国的电报，便于1923年1月，怀着改革中国教育的雄心壮志回到北京，开始实践他的理想和抱负。
高仁山回国后，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在他的倡议下，创建成立了北大教育系。1925年春他与陈翰笙、胡适等人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现北京市161中学)，高仁山任校长。他倡导的办学宗旨是：适合中国现代的中学教育，造就有积极能力的公民，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主张学以致用。他在给学生们讲课时，风趣地说：“北京有个王麻子剪刀铺。比如艺文中学是北京真正王麻子，我是艺文中学校长，就算是真正王麻子的掌柜的，教师们就算制造剪子的工人们。你们大家就是王麻子里的各种大小不同的剪子。”意指每把剪子，都要成为完整独立的个体。即，主张人人每天能自己支配自己，人人能终生对于行为知识等种种方面随时随地的求适应求进步，做一个真正能自动及真能自治的人。
后来，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高仁山积极参加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在艺文中学向师生积极传播革命和民主思想，他常说：“自校长至堂役都是艺文的主人翁，教员与学生、校长与校友都是平等的，相互之间要尊重。”在他的领导下，艺文中学的民主空气很浓，革命活动非常活跃。
此外，高仁山还创办了《新教育评论》，撰写发表了大量书评、时事评论和介绍各国教育制度的文章，对教育界人士认识本国教育的弊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面对妻子和幼子时，高仁山又是极尽细心与温存。当年儿子高陶落地时，高仁山不甚喜悦，他兴奋地对妻子曾毂说：“与我一试验儿童教育之机会矣。”只可惜，他在自己子女身上的教育实践未能长久，便为国为教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高仁山1925年6月参加革命，曾是“國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之一、“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同年12月，他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人，为使教育界能通血脉，呼吸清新空气，给同行们提供—个磋商教育的机会，创刊了《新教育评论》。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使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李大钊等革命先辈惨遭杀害之后，高仁山烈士于1927年9月被捕入狱，1928年1月15日在北京天桥英勇就义，年仅34岁。
“这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书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先后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委和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负责人的李秋生先生说。在他的回忆文中这样写道：“我家的一位老人，曾目击那次‘出大差’，他从永定门外到我家来，途中听说要枪决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便在路旁观看，他说高君态度从容，面无惧色，并向路旁观众说：‘给我个好儿吧’，于是众人立即高呼‘好!’‘好!’有如评剧戏迷喝彩一样——过去北方盗匪在绑赴刑场途中，每多显示愍不畏死气概，高呼‘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观众即大声喝彩。押送的军警没想到高仁山如此好汉，所以也不干涉，不想仁山先生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到临命时也表现出这种草莽英雄气概。同时也可见他不仅是一位只知教书办学的书生。”
又据当时前去为高仁山先生收尸的车夫讲，高仁山是坐着死的，临刑前敌人让他跪下，他挺直腰板就是不跪。
首倡“超教育而教育”
高仁山先生牺牲时年仅34岁，他从18岁开始投身教育事业，倾心专注，一刻不怠，即使被捕入狱后，他仍心系教育，在狱中给妻子陶曾毂的遗书中，他写道：“……三月铁窗生活，形体上虽凶首垢面，而心志上对教育事业，未尝一日去怀，愿将狱中所思考之经过，晷书于后，以告我曾毂。他日如能出狱，当接继努力，即坐罪而死，教育界诸友，暨予之学生，得知予之心志，或可有完成一部分之希望。……”可见为教育的拳拳之心，已与他的生命融为了一体。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曾留学日本的高仁山制定了五步计划。第一
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七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第二步，在调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第三步，在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第四步，回国调查西北与云南的实况;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随着五步计划的逐步落实，他于1922年底从欧美回国，创办了北大教育系并出任系主任。然而，他的第五步计划尚未完成，他本人却在一腔爱国之心中捐躯，面对先生身后大半个世纪的寂寞，我们除了不胜唏嘘，就是扼腕叹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仁山先生在遗书上强调了他的教育主张和遗愿，他写道：“北大教育系，系予与诸同仁商议两载所手创，其中最重要主张，系根据科学方法，从附设实验学校，解决我国教育上实际问题。艺文中学即本斯旨创办，被捕之前，与筱庄、冬轩、少涵诸先生组织艺文幼稚园，亦属此意。盖予之计划，将自幼稚园、小学、初中，以至高中，成一贯的实验学校。”他叮嘱爱人，倘有不测，要“将家中所藏教育书籍可尽捐入北大图书馆。”同时他告诫他的学生要“以教育为终生事业”。遗书的最后，他抒发了自己的心境，他说：“我生34载，以16年之光阴，从事教育之研究，以所学所知，未能有裨益于社会国家，苟从圄长逝，诚死亦不暝矣。我对教育界努力，为我曾毂所深悉，除任课、办艺文而外，凡一切虚浮之酬应，皆摒弃不与，结果竟为党案所牵连，尚复何言。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二字。……”
“超教育而教育”的思想，是高仁山先生超越于一般的“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家之处，其独到的核心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很可能会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他后来参加国民党，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活动，并因此而献身，都是由此。
針对这点，钱理群教授在“高仁山教育思想研讨会”上，情绪激昂地说：“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的情况下，单方面的进行教育改革，这样所谓教育改革就必然受到未加改革与约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甚至控制，其走向形式化，以致变质，都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问题依然是这样：如果不依高仁山先生所倡导的‘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辙’的。”
继而，钱理群教授又感慨道：高仁山先生对教育的忠诚与执著，至少可以昭示我们，使我们感奋。他辞去教育行政长官不做，辞去大学校长不做，甚至不顾生计的困乏与生命的危险，而坚守在艺文中学，并斩钉截铁地说：“我既许身教育，志在救国，就不能畏惧任何艰险。”因此最终被捕并壮烈牺牲。他简直就像一个傻瓜!而我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聪明人”多多，“傻子”寥寥。我们面临的思考是：在高仁山先生这样的先辈渐行渐远的时代，我们这些还活着的，还不想放弃理想的教育者和知识者该怎么办?面对和重温高仁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实践和革命活动，我们必须思考、回答，并作出自己的选择。
中国教育现状之因与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发生了巨变，但是因过分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国民精神之贫乏。严重的信仰缺失。归究其原因，都是教育出了问题。据笔者长期观察，总结当今应试教育机制造就出来的人，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唯利是图，攀比，嫌穷爱富，一切向钱看，过分贪图和追求金钱及物质享受，自治自律能力的低下以及道德意识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沦陷，都是很惊人的。如今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共同而深刻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没有责任心，不孝敬父母，对学习不感兴趣，格外崇尚时髦、甚至糜烂的生活，他们精神萎靡，迷恋网吧、酒吧及娱乐场所，行为我行我素，攀比和贪恋物质享受，在他们的字典里，已经找不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样的词汇了。甚至曾有一位帅哥大学生对笔者认真而直言不讳地说：“你经常采访名人，路子广，认识的人也多，能不能给静忙找个富婆让我傍傍啊?”这些，不无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大问题：信仰、价值观、道德意识、为人的良知与尊严等正在渐渐消失，腐败和肮脏的权钱交易，善恶混淆、黑白颠倒、忽悠与炒作盛行，到处都飘荡着空虚、茫然而廉价的灵魂。
应试教育造就的另一种人，是满脑子都是书本上死板的东西或所谓的学问，但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自立生活能力几乎为零。譬如，三好学生，把妈妈给他煮的鸡蛋，背去又背回，原因是太硬咬不开。再譬如，上了大学都不会洗衣服，每月给妈妈寄一个大包裹，里面都是穿脏的衣服。更譬如，很多学生，学习很好，但心态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尤其是心理抗打击能力很差，遇到挫折无以面对，最终导致走极端的抑郁自杀之路，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
实际上，应试教育本身就是腐败蔓延的功利主义。
什么是好老师?答：能够在生硬的灌输下，叫学生考高分且听老师话的就是好老师。
什么是好学生?答：不管你懂不懂，你理解不理解，领会不领会，品性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老师的威望和家长的威严下，最终考出高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
什么是好家长?答：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讨好老师，请客送礼“扔信封”(信封中装着厚厚的钞票)，能够让老师对自己孩子另眼相看吃小灶的家长就是好家长。
这样的教育，教育出来的人，如何去自爱?如何去爱国?如何让我们的国民素质整体提高?这跟高仁山先生倡导的“个人自治”和“团体自治”，完全南辕北辙，对我们整个国家而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是当下中国教育绝不容忽视的很严峻的问题。
对一个人进步与成长起作用的，最重要的，是不断的启发、引导和带动，让孩子们有自己创造性的思考，让孩子养成自觉读书，主动学习的兴趣、热情和习惯，而不是生硬的灌输，强硬的命令，更不是多重压制下的高分逼迫。
早在82年前，高仁山先生就反对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贻祸国民的教育。他的教育理念是“学以致用”，主张“培养出的学生能分析、认识、解决问题，能报效国家”。他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了学生学习主动性、自主性的丧失：“父母命子弟入学，子弟不得不学，子弟的成
绩好则父母喜，子弟的成绩劣则父母忧，结果子弟在学校学习的动机在得好成绩，在使父母喜，与学生自己生活的改进，反无什么关系，这种学习是被动学习之一种。子弟入学之后，教师竭力督促，一意灌注，甚至压迫，所以学生因为教师的原因，不得不学，结果，学生学习的动机，完全由教师督促灌注压迫而发生，这又是被动学习之一种”。在另一篇文章里，高仁山先生又发出感慨：“今之少年”缺乏“自己管自己”的“自治能力”，一味“渴慕自由”而不知“约束自己的活动”。——高先生的这些忧虑之辞，亦仿佛是对当下中国教育及结果的批评箴言，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震撼：82年前与82年后，中国教育呈现着怎样惊人相似的一幕啊?!相信高仁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
八十二载后，他仍是超前者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往大说，关系着国家进步与发展的步伐，往小说，关系着一个人素质的提高和生命的质量。
环顾当今教育现状，尤其让人感怀高仁山先生教育思想的远见卓识与弥足珍贵。他说得很清楚：要推行“以‘人’为宗旨”的教育。艺文中学在当时可算是划时代的、新型的学校。其打破呆板的灌注式教学方法，强调家庭与学校、同学与学校紧密的联系。采用美国道顿制(Dalton Plan)教学原则，即“自由，合作，时间预算”。“自由”，就是要培养学生“自动、自觉、自主之精神，自由计划自己的工作”，一切都“自己去挑选，去辨别，去评定，做一个真正能自动、能自治的人”，这就为学生成为自觉的公民奠定了基础。“合作”，就是要培养学生“共同合作”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与责任心，他强调：“个人的自治是不够的，健全的公民必须有团体自治能力的训练”。高仁山尤为重视“自治”的意义，他强调：“一国之中，人民情愿被治，尚可以苟安;人民能够自治，就可以太平;那最危险的国家就是人民既不愿被治又不能自治。所以，只有大家共同努力，用自己的精神来约束自己的活动，才能有条有理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事业，这是最要紧的。”
在高仁山先生的心目中，教育和爱国是融为一体的。他在叮嘱教师时说：“教育小孩子，要首先告诉他们：中国虽有锦绣河山，如自己站不起来，所以也是枉然，假如自己可以站得起来，中国立刻可以成为世界上的强国。拿这个话告诉他们，可以养成他们的爱国思想。”而在忠告师范生时，他直言写道：“我以为从事教育的人，应当始终以教育为职业，所谓为教育而办教育，但是教育是一项清苦的专业，不能受苦的人不配从事教育，假设你看到旁人穿好的，吃好的，出门坐汽车，在家有姨太太，你就羡慕，那么你可以及早对校长告退离开师范学校好了。真正热心教育的人，应当穿布衣，吃粗粮，把眼光放大，不贪现在的快乐，为将来的中国计算。”
“把眼光放大，不贪现在的快乐，为将来的中国计算。”这是一句多么简单的话，却又是一句心胸与眼界多么宽广的话啊，其浓郁的爱国之情，呼之欲出，令人感动，更令人敬仰。
关于怎样才算好教师的问题，高仁山在他的《师范生的责任》一文中明确指出：“一个教师，对于普通的事全要会，什么听差的事情，校役的事情，花匠的手艺，奶妈的看护，如何做母亲，以及校长庶务等等的职务全要懂得才配当教师。此外，你要不会运动，不会说笑话，不会游泳，不会音乐，不会骑自行车，等等，也不配当教师。而且对于一个小孩出生以后，长大成人，其问的程序你要全明白，怎样能使儿童快乐，使他满足，并能顺应儿童变化的心理，才能算是一个好教师，就是懂得性情的才配当好老师，不懂人的性情的就是教书匠。”
随后，他对好老师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怎样才能算是好教师呢?好教师对于下面的问题都要明白：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二、国民的能力如何?三、将来的儿童造成哪种人才?四、中国人与外国人相比如何?这一类的问题，做教师的都要明白，并且随时留意执行。”言辞问，依然是透射着对国家和国民的关注。真可谓是：为教育为爱国!
潜心拜读先生文集，仔细重温先生思想，令人不得不佩服和感叹的是，虽然时隔82年，但高先生新颖的教育理念和一腔纯然的爱国骨风，简直就是为我们当今教育现状和国民精神提供的一条恰如其分的改变通道。
高仁山先生的孙子高扬在美国呆了30多年，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的著名的田子坊。他在与笔者交谈时就中国的教育现状及改革也感慨良多：“我认为中国教育当前走的路方向有些不对，它最大的弊病是从小扼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原始创造力，使小孩子们失去了童年，长大后他们自然没有为国家创造种种价值的能力。没有创造，就只能跟在别国的屁股后面，比如，冰箱、手机、电脑、空调、洗衣机、微波炉等等，这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中国人最先创造发明的。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培养孩子们从小对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的浓厚兴趣，美国的教育就很注重这些方面，尤其是文学，因为它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挖掘非常有帮助。但是，美国没有背书这一说，它只是引导和启发，让学生们在尽情的玩耍当中，把每个人的想象力和自身的兴趣爱好自觉自发的发挥到极致，这其实也是美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高扬先生所说的“引导和启发”及“自觉自发”，与他的祖父高仁山先生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自治”所表达的思想，不无吻合之处。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每个学生，都能够从小接受正确教育方向与教育风气的引导和熏陶，学会“自治”与“团队自治”，心中既有个性化的小我，又有心怀团体、社會和国家的大我，待他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一个自爱又爱国的负责任的优良公民，如此良性循环，我们还需要期待多久?
作者：张晴
第三篇：中国教育的反思
[摘要]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新教育，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存在着那些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人的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应该学习那些相关的知识，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这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度思考。
[关键词]教育理念;教育转型;教育体制;课程体系;教学目标;人才培养
从清末派幼童去美国留学开始至今，我国教育百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八年来，培养了成千上万优秀的专门人才，为国家的振兴、建设、富强，综合国力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高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我国教育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重新定位，确定新的培养模式，培养研究性综合性人才是当务之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教育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集中体现在：强调了共性、整齐划一的人才培养指导思想，强调了领导意识、按计划执行、盲目服从、偏重概念与结论的学习模式。在专业、课程、学习方式等方面，受教育者没有实质性的选择权利，教育者过分注重知识的单项传授，过分强调授课知识的系统性等等，现行的教育模式是专才教育，强调分门别类培养，这种专业设置非常单一，知识结构单一，重理轻文，人文素质有明显缺陷(最近从学生所写的毕业论文就可以看出)，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创造性和适应性，在教学实践中究竟有哪些困难和因素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①传统文化中求“中庸”求“平衡”的思维方式，制度的死板，教育的专制，思想的封闭，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个性创新思维的发展;②人才流失，如清华北大一些优秀人才50%或出国或进三资企业，尤其在西部高校客观条件缺少对拔尖人才的吸引力，孔雀东南飞，从而造成人才的流失，并存在隐性流失，由于待遇问题，现在有很多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例如举办各种考研培训班，课外创收，致使在本校教学上投入过少，这种高校教师兼职“精力外流”的问题在高校并不鲜见，所以现在任何学校存在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问题。③传统的教学模式、内容、方法以及考核体系与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脱节;社会机制中缺乏创新能力和强大的驱动力;我国教育界各院校普遍缺乏学术带头人缺乏将帅级的人才，缺乏学术梯队，使科研难以走进世界的前沿。④“近亲繁殖”，多数教师“同出一师”，例如，我们学校80%的教师就同出一个学校，使教师学缘结构和知识结构不甚合理，现在还有许多学校存在领导满天飞，一般教师却很少有机会出去接触了解国内国外教育现状，知识面相对狭窄，眼界不开，比较闭塞，视野和思路不开阔，不利于教师创新、提高。教师的整体队伍尚不能适应素质教育，特别是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的教育;目前国内多数高校的实验和实践教学条件还不能满足创新教育的要求，专业知识陈旧，高端实验设备少，技术落后，社会实践少，学生动手能力差，学习陈旧重复过时的知识。我曾多次参加监考时就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两门课的考试内容几乎是一样的，公共课与专业课重复上课，选修课质量难以保证，学生学到的是过时重复甚至是无用的知识，学习过时重复无用的知识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摧残，我个人认为必修课程考试是必要的，有些只是需要了解的知识，可以做一些专题学术报告，根本不必考试，一般如政治、毛泽东思想概论、教育学心理学、电教管理、教与学原理等这样的课，我个人认为应当是开卷考试。⑤高校连年扩招已使学生人数由1999年的108.4万人上升到今年2000万人，十几倍的扩招致使生源质量下降，师资力量匮乏，办学条件不足，质量把关不严，结构不尽合理，毕业生就业困难等现象导致的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应引起关注。所以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是应该停止扩招，在如何提高我国教育水平和质量上狠下功夫。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教育体制有问题，整体教育学科课程太多，应试教育太注重记忆的东西，课程太难，难题怪题也太多，课业压力太大。例如，我的儿子从一上学起，最大的感觉是作业永远也作不完，每晚都要做作业，暑寒假也要做作业，学习的压力非常大，厌学的时候他甚至问我你把我生下来干什么?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心里非常难过，使我不得不反思一下今天的教育制度。
在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们应该是幸福的，金色的童年少年应该是美好快乐的，可是我们天真、活泼的孩子，却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快乐童年，我们的孩子却感觉不到什么是幸福与欢乐。是欣喜还是忧伤?谁之过?整个社会沉重的生存压力，导致全社会教育观念的扭曲、畸形、错位，造成了孩子们沉重的课业负担和精神上的压力。透过孩子们十几斤重的书包，我们看到的是生存压力下导致的教育观念的扭曲和畸变。看到的是孩子们学习的困苦和压力。使孩子们过早地体会到了人生的沉重。初高中的学生就要学习十几门课程，中国教育的特点就是死记硬背，对学习毫无兴趣，孩子们被应试教育压的太苦太苦了，以至出现学生厌学出走迷恋网吧自杀等触目惊心的现象，这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也应该使我们惊醒。
现在的教育体系是使得孩子困苦，家长无奈。多年来父母都感到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前途，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面对着学生头上压着的三座大山，家长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面对着学生、老师、家长、全体教育工作者对新教育的声声呼唤，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机制，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怎样建立一个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相结合的终身教育体制，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学习与他工作相关的知识，用什么样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应该怎样改革现行的高考测评体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问题，也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应该反思的问题。忧国必须忧教，为了新教育，为了对孩子们教育的深切关心，我也非常希望就这个问题能与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探讨，在全国进行教育大讨论，能够真正看到教育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真正解决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教学模式，据我调查现在70%的教师，80%的学生渴望教育方式课程的改变，更让人震惊担忧的是现在60%的初高中学生厌学。在调查中很多中学生对我说现在课程太难不说，学习的很多知识与他们将来从事的职业毫无关系，有的学生对我说今后从事计算机专业为什么要去学习化学去背那复杂讨厌的分子式，为什么要学习生物去背讨厌的人类遗传病遗传方式的求解规律，有的学生今后去从医，有必要去学习高深的物理和数学吗，有很多家长也这样问过我。高中学生为什么学的语外数理化的课程是那样的难，那些知识对他们今后所从事的职业有用吗。强迫一个人去学习他一辈子都用不到的知识，就是在摧残人。
现在大学已经实行了学分制，我认为目前作为一个重大教育改革把报考专业提到高中时期，尽快在高
中时期就推广学分制，首先要降低高中的学习难度。初中打基础学一点人生存必须要了解的知识就行了，高中粗分，大学细分，采用多种学习模式，在高中时期就根据学生的兴趣与爱好来确立他的职业学习目标，人的知识储备应该与他今后的工作应用密切相关，在高中时期就应该把学生所要准备从事的工作专业知识有效的结合起来，如金融、化工、生物、计算机软硬件、数学、物理、中文、美术、音乐、建筑等专业。只有兴趣和爱好是学习的原动力，在高中时期就由学生自己报喜欢学习的专业。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让一个学生去苦学他一生都用不到的知识。面对着在课程上存在过难的问题，现在在初高中应尽早推行课程改革实现学分制是多么重要，我们有责任让学生学到与他们今后从事的工作相关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知识，这就是我们首先要降低初高中各科课程的难度，加强实验环节，提高动手能力，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做到和必须要做到的，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就这么难呢。
还有学生考大学时，对专业不了解，(尤其西部贫穷地区的学生)一报定终生，第一志愿没有录取，第二三志愿录取，这二三志愿一般是学生为了能够上大学的保底专业，有时录取单来时，往往专业不对口，心中不愿意还要去上学，这样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学校应该给学生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增加学生调整专业，跨专业选修课程的自由度，如果学生失去了学习目标与兴趣，为了学分硬着头皮学下去，学生就会开始厌学，这种现象在我们学校还存在不少。
我国现行的教育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应试教育满堂灌，会考试就行。好的教学体系应该重在互动和学生的参与，进行通识教育，积极与学生对话，只有吸引才能传授知识，采用趣味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学习模式也该是多种多样，多媒体教学，信息技术教育，提倡论证式的写作，参观博物馆，教育实习，社会实践，参观学习等，学生通过不同领域的学习，学会思维，学会研究性学习，才能够充分认识到各个领域存在何种知识，它们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并如何展示的，它们的价值何在，以及各门学科之间彼此相通的思考方式，要有意识对学生进行知识点的启蒙与训练，让学生懂得自信心比知识更重要，让学生自己悟出道理和知识，更要给学生一个自由宽松展示才能个性多元的学习空间，创造出他们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全面，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使每个学生都得到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教育，成为自由思考独立人格的人，才能够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创造性，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以至用，使学生质疑一切独立思考终身学习，成长在一个创新时代，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一种快乐。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个美国教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Cedar在一所高校教写作和美国文化，作为一个教中国学生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国情有更多的了解。她的感觉是中国教育太强调应试教育，考试又太注意记忆的东西。她说，美国学生大学入学考试只考英语与数学，考试的成绩只占到入学的总成绩的25%左右，建议中国也考虑降低大学的门槛，实行宽进严出的制度，在美国学生平时成绩的纪录(相当于我们的毕业会考成绩)也是申请入学时一个重要的录取参量。再加上自己的论文(论证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将要学习的专业，准备如何去学习)其中自荐的内容包括个人兴趣爱好，如体育、艺术、参加的社会活动等都是学校考虑的因素。学生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健身强体，更可以培养出人的坚强的信念和团队精神，学会如何和他人协作。对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这是他们比较薄弱的环节。教育不应该太强调学生的应试能力，而应注重多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独立主张，这些东西不一定非得有老师来传授，可以从平时的生活中获得。一个优秀的学生不能只会答题，只会选A、B、C、D，而应是一个有独立健全人格的独立人。她认为现在的中国学生太辛苦，学习的科目太多。有效减轻学生负担的办法就是减少入学考试的科目，如果一个人的专业是化学，相应入学考试的科目是化学，英语，数学。她认为生命太短暂，一个人除了学习还有其它好多事等你去做，与其学一堆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的东西，还不如学一点实用的东西(这些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在高考方面，她认为中国人口太多，采用现行的高考制度也有不得已的地方。但她建议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学生去挤大学的校门，即使扩招，也只有部分学生升入大学。所以她建议从初中毕业，部分学生应理性面对现实，选择职业教育，然后就业。这样就不会出现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年薪10万企业却招不到技工的现象。
在这里我们也不妨拿我国的教育同美国的教育进行一系列的比较。美国教育被认为本世纪最好的教育，也是当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从69年美国阿波罗号宇航员登上了月球就可以看出)，但论及美国的基础教育，人们的看法则有着较大的分歧。和美国相比一个无法回避的反差是：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每年的数学、物理在国际奥林匹克赛上得奖都超过了美国，但我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1900年至2003年，美国共有27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有650万人口的瑞士，也有11人获得诺贝尔奖，我们获得诺贝尔奖是零，想一想我国建国五十八年来我们与诺贝尔奖无缘，这不能不说是人才培养的一大缺憾，也是作为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心中永远的痛。
将中国的基础教育与美国相比，人们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打基础的教育，“学多悟少”，而美国的教育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学少悟多”。中国的教育偏重书本知识，轻视实践活动，偏重学科本位，忽视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偏重模仿。忽视创新，偏重教师传授，忽视学生主动学习，偏重统一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偏重个体学习，忽视合作与交流，而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相比较，美国则更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造。这两种教育表达了对待知识的不同态度，美国的教育则表达的是对知识的动态改变。这一“静”一“动”之间，反映了两国教育不同的知识观。
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的高钢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高钢曾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弗丝老师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
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具有这种创造性教育理念并付诸教育实践的老师，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最好的老师;这样的教育，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是最好的教育。
现在美国本土文盲率下降为0，美国的高中毕业学生毕业率保持在90%，而美国儿童95%以上都能接受高质量、具有适度开放性的学前教育，为上学做好准备，所有学生都有条件参与促进个人品德良好发展的活动，参加促进身体健康的社区志愿服务的活动和培养个人责任感的活动，接受体育卫生教育，从业教师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有坚实基础的超过总数的50%。美国的大学现已发展到2600多所颁发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的四年制大学，而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则多达3400所。建立了民主、开放，自由的终身教育体系，实现了教学、科研和生产的最紧密的一体化开放式教育。
美国教育的特点是：最有效的学习应该强调知识之间的关联，强调不同学科的知识之间存在一个必须加以认识的整体。那就要打破分科模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并认识到，由此去获得学识，重要的不是获得某个回答正确的答案，而是要去经历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探究的过程。使学生通过亲自参与类似科学探讨、研究问题的方式进行学习，由此获得良好的素养和能力。
而目前中国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应该说从上到下都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撼动当前应试体系的程度，主要原因是现代教育理念没有得到普及，教育评价和高考标准没有制度意义上的根本改变。
从1998年到今年，短短5年时间里，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已经下滑了12位;连续6年，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竟一直空缺，这与我们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难道没有关系吗?据调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基础教育较强的占15.8%;认为美国基础教育较强的占63.2%。中美存在的教育差异，最明显的还是教育观、知识观的差异。
譬如，到底什么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基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认识。以数学为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上官木子认为;我国教育界历来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运算是数学的基础，所以中小学阶段不许学生用计算器。然而在美国，基本运算不受重视，计算器在中小学的使用很普遍。美国人认为，计算器既然算得又快又准，我们又何必劳神费力地用脑算呢，人脑完全可以省下来去做机器做不了的事。我国教育的“基础”是指大脑在独立于计算机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储备知识，尽可能地提取。美国的教育注重广而博，从小就让学生论证某个观点，中国的教育注重窄而深;美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自主、自立精神，中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严格、严密、严谨精神。
从发展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生容易偏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以及因害怕出错而习惯于固守规范。基础好可以是创新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可以成为束缚和阻碍创造性思维的障碍。严谨的特点可以带来周全的思考，也可以成为跳跃性思维的大敌。美国并不比我国重视数学。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普遍低于中国学生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国际中学生数奥竞赛中，出风头的总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然而，距离是不难看出的，美国是数学创造获奖的大国，而我国只是数学竞赛获奖的大国。显而易见的是，竞赛能力不是创造能力。中国人是个擅长数学的民族，但却缺乏数学大师和世界水平的数学成果，美国学生体现出“天无我大”的自信心和对创造的强烈渴望，而具有强烈的自信和创造欲望，正是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却是在“音体美”中培养出来，美国教育资源的最大化共享，合作精神的培养无所不在，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和动手能力，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贡献等做法，更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更利于引导学生勇于创造，乐于创造，培养了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习惯品质和探索精神。而中国教育观念的陈旧，却存在对学生个性的扼杀，对学生动手能力，发问精神和自由支配时间的剥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在我国各种学习都带有明显的应试教育痕迹，不再是培养爱好兴趣的活动。现在很多学生学的都是书本上的“死知识”，根本不会灵活运用，即便学再多的知识也是无用的，无用还必须要学这正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基础知识的概念?重要的不是会背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是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美国的教育不看重会背多少公式，而是会用多少公式。由于我国的教育只是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解题技能，所以我国的教育环境适合产生数学高材生和数学神童，但不适合产生大师级的科学家;适合竞技型的数学人才快速崛起，但不适合创造型的数学人才长远发展。学习的兴趣源自探索欲与好奇心，这是学习无穷的动力，兴趣的萌芽往往产生于闲暇性、随意性的思考之中，刻板的要求，强化型的训练是兴趣的大敌，而这正是我国教学的传统。
首当其冲的是，教育体制对学生兴趣才能导向、导向的制约与误导：当学习与升学挂钩时，对学生个体来说，学习首先是出于升学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当择校是以成绩作为选拔、录取标准时，学生们是为了能进好学校、迫于择校的要求而不得不扎进数学题海之中。由此，我们的升学体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高超数学解题技能，但却厌倦乃至仇视数学的数学高材生。这种类型的数学高材生，只是为了能拥有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而利用数学作敲门砖，他们即使是选择了数学作为专业，也不会选择数学作为职业，更不会献身于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教育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所有的教育层次上，按产品划分学科还没有完全改变。跨学科的教育还刚刚开始，自觉运用创造性的思考工具来从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这样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无法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知识的长河里，他们只能够继承，但难以创新。过分强调基础会不会妨碍创新?我们有没有必要反思?集中体现在：为什么我们基础好，创新少?为什么我们赢在起点却输在终点?微软副总裁李开复曾说：“让人最痛心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滞后，无法提供给学生需要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知识。中国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认识很多中国的老师，他们大都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他们的知识比较陈旧，为了生存，计划课程中无用陈旧的知识也要去教，误人子弟。有的教师对怎样教学只理解一半，学生对怎样学习只理解一半，这种半生不熟的教育对于我们的伤害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现在有些学生以为，自己知道得很多，其实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
很多学生多次对我说过，他们学习有时非常痛苦，他们在高中或者大学，学的很多抽象模棱两可空洞无物的“死知识”根本没用，完全为了毕业应付考试
挣学分，考完就忘，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些无用的“死知识”让我们必修非学不可呢，为什么我们希望上的选修课却又选不上呢，为什么不多增加选修课程?所以我们的基础教育是不是进入了一个误区，或者说一太重基础导致迷信权威一太重基础导致负担过重一太重基础导致把旧的、不利于技术创新的东西承传下来。我们要思考要反思：开拓创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过分强调基础会不会妨碍创新培养创新人才，一个学生一生到底要学那些知识?我想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重视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应把中国教育注重基础知识，学生勤奋、踏实、谦虚，与美国教育注重智力开发、综合能力培养，学生兴趣广、视野宽、胆子大、敢冒险结合起来;把中国教育强调知识的严密、完整、系统，与美国教育注重掌握知识的内在精神和发展方向结合起来;把中国教育强调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与美国教育强调学生自立、开拓结合起来;把中国教育强调求实的作风与美国追求浪漫的风格结合起来;把中国教育“学多悟少”与美国教育“学少悟多”结合起来。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出路的所在。
目前我们的知识结构很多方面都比美国差。或许在一些考试方面我们的学生能考出不错的成绩，但要谈到创新，或者是设计什么新东西，我们和他们有相当的差距。其实应该这样考虑这个问题，只有很好地把基础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有创新。这说明创新能力强的美国孩子，基础知识是掌握得非常好的。我们对基础知识这个概念可能也有误解，认为基础知识就是掌握的书本知识有多少，其实基础知识应该包括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生的个性教育，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思考，进行有效学习，让学生“悟出”道理和知识，主要是开启学生的探究性思维，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在沈阳师范大学做演讲时说过，中国的教育态度与美国的教育态度截然不同，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偏重于灌输式教育。中国学生的根基非常扎实，这是优点，但也有缺点，中国的学生面对新事物总有畏缩心理，与美国学生比起来，创新意识较差。中国与美国式的教育，不能讲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要因人而异。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中国学生，应该让他们多创新，对于美国学生，应该让他们打好基础，这样互相弥补，是最恰当的。换一种说法，对天资高的人，美国教育会好一些，而对于大多数的学生，基本上讲，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好的，对于体制存在的缺点有修正的方法，对于上了大学的学生，尤其是那些特别聪明的学生要允许他、鼓励他创新跳跃式地发展。如何建立良好的秩序，把教师的主要精力吸引到课堂上来，如何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仍是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另一方面是教育资金投入过少问题，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去年毛入学率已达20%，高等教育实现其由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中国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与国际水平比较偏低，中国教育投资平均水平为4.0%，亚洲各国平均水平为5.0%。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只有4.8%，而OECD国家在1998年就达到了5.8%的平均水平，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甚至达到7%;低于美国1997年2.2个百分点。由于中国GDP的总量与美国差距悬殊、人口又是美国的近5倍，所以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就更为明显。即使与1998年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4.63%、4.49%、4.7%的财政投入相比，我国1995年教育投资为1878亿，人均25元，2003年教育投资为3911亿，人均60元，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也存在巨大差距，中国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致使我国有700万人不能进初中，50%不能进高中，80%不能进入高等教育而只有20%进入高等教育，所以也要积极扶持扩大民办教育，尤其要加重职业教育的投资，让每个学生都有一技之长，解决社会对教育人才的需求。
目前加大教育的投资是当务之急，当我校的校长王嘉毅对我说，他只有八百元钱的审批购买权时，这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令人费解的是现在有很多学校搞教育没钱，但搞形象工程校庆重修校门装修礼堂办公室等却很有钱。)。近几年我们在教育科学投入上虽有很大增加，但从科学投入占GDP的比例来看，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不够的。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教育大国，我认为教育资金应采用政府投入，学生学费，教育贷款，发行教育彩票，社会参与投资这五种形式来加大投入，缩小城乡教育投资差别，尤其要加强中国中西部农村的两基教育和远程教育的投资，解决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争取教育资金将来能达到6.7%或7.5%这样才能叫教育优先。
人的价值才能最大的体现是什么?真正的人才是什么?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路甬祥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不鼓励学生超过先生，论资排辈，这肯定是束缚科技进步和发展的。他同时指出，科学人才、科学思想比钱更重要。如果人才没有培养起来，没有卓越的科学思想、科学目标，基础研究的作用在于发现新知识，积累新知识，培养创新人才，为应用研究和技术发明打好基础，开辟道路。基础研究的投人并不是马上能出效益的，而是综合的、长期的。国家和科技发展管理部门应该根据科学发展的态势、国家社会的需求，来考虑一些战略布局。政府层面的选择不能过于具体和微观，而应容许创新。在政府之外，大学的科研团体、基金会，都应增设一定的资金鼓励有独创思想的科学家进行探索。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世界性的创新活动，引进已经成名的人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培养年轻、更有发展潜力的人，才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希望。现在要求中国用美国的待遇来吸引海外学者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们回来，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国内的优秀团队为基础，与国外优秀团队联合搞科学研究。可以使我们能够得到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到教育的全过程，一个人一生的全过程，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要营造创新的氛围和环境，要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要营造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包括营造社会大环境、校园内的环境和充分利用好国际竞争的大环境。
我个人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才首先应该具有综合学习应用信息知识的能力，学业精通是最基本的要求，还包括人际交往能力，外语、管理、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水平，真正的人才是技术和人文素质的结合体。学生只有到社会中去锻炼，到实践中去培养，加强情商的培养，掌握最新科学知识，崇尚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高尚道德，发展他们智力的激情，增强学生的勇气，毅力，勤奋，自信心，善于向别人学习，才能使专业素质变成综合能力，成为一名真正的高素质人才。
一个人的能力、价值观和人生志趣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关键，而其中能力和价值观是可以培养和
改变的。现在大学生身上凝聚着巨大的人力资本，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培养一些有真才实学与社会发展同步的复合应用性大学生，提倡高校与社会相结合，借鉴国外“合作教育(CO-OP)”的模式，让学生就学期间分阶段到企事业单位实习工作，用人单位提前介入培养和物色人才。社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专业，特别要注意职业目标教育，加强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目前每年大学生毕业生已达500万，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创新创业技能主动精神和生存能力，要使学生人人有技能，人人有工作，这是目前我们最关心的中心问题(据我所知，现在有35%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大学生不仅仅是就业者，而重要的是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在我国，今后应树立创业最光荣的观念，去西部创业、去三产创业、去中小企业创业、去社区创业。
高等学校作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和“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当勇敢面对新世纪和知识经济的新挑战，慎重研究和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新问题，严肃反省和思考高等教育本身存在的不足，各院校人才采取引进和培养双重模式方法，以人为本解决引进培养使用的问题。以教育创新来实现理念、体制和教学体系的创新教育，社会的需要就是我们应办的专业，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结构要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相适应，最终形成一个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
国家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教师必将承载着更多的教育责任，教育转型势在必行。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讲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教育变革。社会呼唤先进的教育体制理念的创新，创新教育要求我们改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注重学生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就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温家宝最近在会见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代表时说，中国的教育当前面临三大任务：第一是普及义务教育;第二是发展职业教育;第三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靠什么?关键靠教师，靠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除了需要深化高等教育体制和方法的改革外，还要做三件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是要贯彻启发式教育方针。启发式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在讲到第二件事时，温家宝郑重倡议，教授、名师要上课堂，给学生讲基础课。希望把这样的传统在各个高等学校推广下去。第三件事，教书育人。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不单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而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温家宝说，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有爱心。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在毕生中一定要做好的事情。现在我们讲传道，就是要给学生传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使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授业就是要给学生传授知识本领，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培养杰出人才;解惑，就是当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教师要解疑释惑。解疑释惑要有方法，要摆脱那些生硬的、死板的、教条的方法，代之以生动的、活泼的、耐心的、细致的方法。而做好这三点，一定要以德为先。最近温家宝又宣布部属师范院校学生学费全部减免，必将使师范教育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
现在如何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是创新教育的难点，面对全国的三亿学生，这就要求我们对我国目前1300万教师重新制定职业化标准，使教师的职业专业化终身化，整体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全体教师的教学水平，培养一大批优秀教师，这是创新教育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若想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国外，而若想有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科学的教育体系。我们现在讲创新教育不是一种类型，而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行动，培养创新人才一个艰巨的问题就是如何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办学思路问题，尽快找出最适合中国的教育体系。然而，创新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能否真正落实，不仅取决于政府决策者和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资力度，而且取决于国家教育部及各省领导和每个校长每个教师对教育关心的程度和观念的转变，取决于学校教育系统自身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及其所产生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包括教师素质，学生素质，专业设置，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学科融合，人才发展，研究基金，师生比例，硬件设备的量与质，毕业生的声望与成就，学校的学术声望等，这些问题它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前途中华民族教育的未来。
因此，我真心希望我们的教育专家学者应该全方位扫描各国教育制度，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调研和论证，从中找出最好的人才知识结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学的课程体系，为我所用，建设世界级一流的大学，为社会为国家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在教育部网络中心要针对不同类别的高校制定不同的评价体系，形成以独立的中介评估机构和学校教学质量认证为核心，国家，区域和高校有机结合的全方位、主体化的评估监控网络。构建新型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在当前的高科技发展的今天，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对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专业结构应该每五至十年修改调整一次，探索多样化的复合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模式，坚持学分制度，坚持五年一次的教学评估，才能使我国的教育达到科学规范高效。
当前，要想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教育在跨世纪的价值，必须对我国现行教育的目标模式、课程模式、教学模式、评价模式、管理与办学模式、教师培养与培训模式、科研与教研模式进行全方位的时代反思与历史性超越!告别旧教育，迎接新教育，建立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优秀的课程体系，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学到与社会需要同步的知识和技能，鼓励学生勇于创新，有文化有知识有技能和团队精神，激励探索未知，探索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只有尽快使我国教育系统在改革和创新方面走到时代前列，并真正起到影响和带动全局的巨大作用，中国的教育战略地位和价值才能真正为国内外教育界所公认，推动社会文化经济的进步历程，科技才能达到国际前沿水平，真正实现人才强国的目的，这才是“教育先行、科教兴国”的本意和真谛!
参考文献
[1]桑新民.我的教育观.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471——496
[2]上官来子.中黄教育比较.南方周末，2002.11.29
[3]李开复.我的人才观.中国青年报.2003.12.2
[4]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北京出版社，2004.8.1
作者：刘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