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生态学与经济学论文

摘要：基于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系统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对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进行2点扩展：①将已有研究的3维、4维模型扩展为一个包含人口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5个子系统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②在自然资源子系统中土地资源基础上，加入了水资源和能源资源两个重要指标。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环境生态学与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环境生态学与经济学论文 篇1：

应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关系的若干思考

摘要：应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门类中联系最为紧密的两门学科。既有人把生态经济学列为应用生态学的分支学科，也有人认为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生态学的融合。应用生态学将人类活动的影响纳入研究范围，生态经济学将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纳入研究范围，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谐调人与地球生物圈关系的目标。应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有很大重合性和互补性。应用生态学应借鉴经济学成果，生态经济学更应掌握生态学原理，才能进行正确的经济分析。

主题词：应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关系；思考

在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门类中，可能再没有比应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关系更独特的了，有人将生态经济学作为应用生态学的分支学科。有人认为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的融合。对分属于两大科学门类的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做一些探讨，对推动它们的协同发展，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应该是一件不无意义的工作。

一、殊途同归的演化进程

应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作为两门新兴的充满生机的学科，几乎都是在二十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间迅猛发展起来的，这并非巧合，而是人类经济活动与支撑它的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显化、日益尖锐化的结果。人类创造的经济规模不断逼近，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包含、支撑它的地球生态系统空间和功能服务边界，经济活动产生的生态成本越来越无法承受、排出的废物、废气越来越难以容纳、地球上各种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枯竭越来越不可逆转。正是这一巨大现实矛盾，加速催发了应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发展。

生态学本来是研究动植物、微生物生命现象的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二十世纪后发展成独立的学科门类。传统的经典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的关系是不包括人类活动影响的，那时侯人类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了保证研究观察的准确性，有时还要尽量排除人类活动的影响，防止人类事物不确定性干扰研究结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口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等逐步引起世界关注，促使生态学与人类环境问题相结合，应用生态学迅速发展起来。二十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中期，国际科学联合会执行了一项有7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针对世界上一些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生物生产力开展许多观测和实验，建立大量模型，旨在查明绿色植物提供世界食物与生物能源上的潜力和前景。这一计划的执行将生态学推向以生态系统研究为核心的新阶段，但正是由于在设计思想上存在较大缺陷，没有把人的作用包括进来，因此没有取得圆满成功。吸取这一教训，197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生物学计划基础上，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这是一项有100多个国家参加的政府问大型综合性研究计划。该项计划14个专题，包括：不断增加的人类活动对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同土地利用和管理方法对温带和地中海森林景观的影响等，几乎都基于人类活动，着重对人与环境关系进行生态学研究。预测人类活动引起生物圈及其资源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本身的影响。为解决人、生物、环境关系提供全方位服务。

与传统经典生态学将人类活动纳入研究对象从而形成现代应用生态学相对应，传统经济学将地球生态系统纳入研究对象从而形成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协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系统关系的科学。如果说经典生态学忽视人类活动的影响，专注于自然生态的研究，传统经济学则相反，忽视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专注于经济本身的研究。传统经济学将宏观经济看成一个整体，而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根据面对经济活动的产业性质不同。划分为整体经济下不同的产业部门，如农业经济、渔业经济、矿业经济、牧业经济等，这种划分将自然生态系统相对于人类经济系统应有的平等地位完全剥夺，成为单纯被榨取的对象。在传统经济学视野下，人们享受的自然生态服务、产生的自然生态成本都是不存在的，对自然生态系统应有的补偿和回馈也是不必要的，因此经济增长是没有极限的。这种经济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便难以为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不仅生态压力加大，而且不断转化为政治、经济、民间等各方面压力，这种压力甚至某些方面比一个国家增长本身面临的资源压力还要强大，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转化是时代的必然要求。生态经济学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只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开放子系统，增长不仅要受到生态约束，而且这种约束越来越成为瓶颈因素。

生态经济学根据自然生态观念对传统经济学实施一系列根本性交革：

一是扩展资本定义，生态经济学认为不仅包括人造资本，也包括自然资本，即如水、空气等自然公共物品和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都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本，应予以资本化管理。

二是扩展最佳经济规模定义。在传统微观经济学中，最佳经济规模指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规模。由于不承认经济会受到生态约束，经济成本不包括生态成本，经济收益也不包括生态收益，经济可以无止境增长，所以在传统宏观经济学中，只有经济总量，没有最佳经济规模概念。在生态经济学中，最佳经济规模指的是包括消耗的自然生态服务成本和得到的自然生态服务收益在内的边际相等时的规模，所以在宏观经济中，也有最佳经济规模问题，经济不能无止境增长。

三是扩展自然生态资源共享定义。在传统经济学中，只注重当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共享，通过未来资本的贴现模式，实际上赋予未来人类对资源享有很小的权重。生态经济学认为：人类当代只是接受后代委托来管理地球资产，即所谓代际托管，不能通过生态赤字方式消耗子孙后代资产。“生态经济是能满足我们需求而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自身之需前景”的经济。

应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就是这样，一方面将生态规律与社会问题相结合，另一方面将经济规律与生态问题相结合，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共同指向人类活动与地球生物圈协调发展的目标。

二、重合互补的研究内容

在应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很多重要成果实际上很难单纯归为应用生态学类或生态经济学类，它们具有高度重合性，将之称为生态经济或经济生态研究成果更为贴切。如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可以说是一部掀起世界环保革命的划时代著作。长期在美国联邦政府所辖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供职的蕾切尔·卡逊在书中以大量确凿无疑调查事实揭露美国社会对各种剧毒农药无节制使用，毒化天空、湖泊、河流、土壤，使生命喧嚣的春天变成死气沉沉寂静的春天的景象。这实际上是一部对人类从私利出发的经济活动破坏生态平衡问题的长篇调查报告。

它既是应用生态学的，又是生态经济学的。布朗所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也具有类似性质。该书对生态经济的构想基于生态学原理，所以是生态学的；对破坏生态经济的原因和实现生态经济的途径分析依赖的是经济学架构，所以又是经济学的。

我们再随便翻开一本应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教科书，很容易发现其中许多内容是重合的。如包括农业、工业、革业、旅游等在内的产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既属于应用生态学内容，又属于生态经济学内容。虽然两者在涵盖范围、研究侧重点、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别，但研究对象基本一致，这种重合性是由这两门学科具有研究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共同性质决定的。正是这种既重合又区别的特点，使这两门学科产生很强的互补型。例如在应用生态学中，农业生态学研究的是农业生物和农业产业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生态经济学中。着重研究的是适应生态要求的生态农业的应用和改造，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农业环境，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前者研究农业生态，后者侧重生态农业。在应用生态学中，旅游生态学研究旅游地各项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在生态经济学中，侧重研究人类的旅游活动应符合生态要求。前者研究旅游生态，后者侧重生态旅游。

三、彼此尊重协同发展的科学精神

如何看待应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关系，目前存在的倾向性意见，是把应用生态学看得更高，强调生态经济学应向应用生态学学习、借鉴。莱斯特·R·布朗甚至认为：生态学凌驾于经济学之上。这固然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长期脱离生态实践的要求，迫切需要向生态轨道复归，因而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片面性，生态学没有任何理由忽视经济学成果。阻止自己主动向经济学靠拢，表现出过于高傲的态度。生态学要想更好地协调解决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漠视经济活动一些固有规律也是不行的。在《寂静的春天》中，作者痛切写道：“大多数有能力钻研生物控制方法并协助付诸实践的人却一直过分地在实行化学控制的更富有刺激性小天地中操劳。1960年报道，在美国仅有2％昆虫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的现场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员都被聘去研究化学杀虫剂。”“某些杰出的昆虫学家正在领头为化学控制辩护，对这些人中某些人的背景进行调查，披露出他们的全部研究计划都是由化学工业资助的，他们的专业威望，有时甚至他们的工作本身都要依靠化学控制方法的永世长存。毫不夸张地说，难道我们能期望他们去咬那只给他们喂食物的手吗。”这种情况，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地方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严重。毫无疑问，与生态学比起来，经济学毕竟更容易把研究成果和目标政策化、产业化、舆论化。在当今社会，脱离经济学，生态学很难走上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台，生态学成果也很难得到经济应用。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大原因：

一是生态经济不是把一切推倒重来，凭空构造，发展生态经济脱离不开现有的经济基础。而对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功能的改造，主要是经济学的任务，不是生态学的任务。

二是经济学是生态学成果运用于人类进行生态经济建设的桥梁。只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存在，客观经济规律就必然要发挥作用，生态学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必须掌握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

三是生态系统管理需要经济化。生态系统管理指的是以维持生态系统良好的动态行为，获得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产品生产与环境服务功能产出为目标的管理策略、方式和过程。生态系统管理要遵循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协调的经济原则，要运用适当的经济方法。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应用生态学对加强生态经济建设的服务和指导作用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这一意义还远远没有被普遍和充分认识，生态经济学确实需要大大增强生态学方面的营养。虽然我国生态学指导和服务作用在不断增强，但还远远跟不上经济建设的速度。我国经济生态化水平与非生态化经济和反生态化经济的差距在继续拉大。2008年。全国75％的湖泊呈富营养化，28个国控重点湖(库)中有4个水质为Ⅳ类(不能饮用，身体不能直接接触)，占14.3％；东海整体重度污染；园环境污染引发上访2006--2007达140万件；2007年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7.8％。

最突出的是我国一些经济指标如不根据生态学原理进行根本改革，将会继续发生严重误导。中国长期来热衷于绿化面积和森林覆盖宰指标，经济袜也计算为覆盖率范围，推动轰轰烈烈全民植树运动，导致人工纯林面积越来越多，天然林面积越来越少，树种单一，造成另一种形式生态恶化。福建南平是全国林改模式标本之一，所有天然林替换为人工林，闽江各支流年年洪水爆发。可以想象，当经济学在用良好的通车里程指标、森林覆盖率指标、绿化指标进行经济分析，得出分析结论的时候，如看不到背后的生态状况，将会得出多么错误的结论。显然，生态经济学在经济目标体系建设、经济结构的生态化调整、对经济效果的生态评估以及大力增强生态经济的国际协调等方面有必要充分获取应用生态学服务和支持。

作者：兰 天

环境生态学与经济学论文 篇2：

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的扩展与实证

摘要：基于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系统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对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进行2点扩展：①将已有研究的3维、4维模型扩展为 一个包含人口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5个子系统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②在自然资源子系统中土地资源基础上，加入了水资源和能源资源两个重要指标。其次以新疆为研究区，应用扩展后的模型分别选取中国、西北5省、西部12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区四个参照区，分析了新疆1978-2011年相对资源承载力演化过程和2011年的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状况。结果显示：①新疆总体处于人口承载相对富余的状态；②以2001年和2009年为两个拐点，可将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变化大体分为稳步上升期、动荡期和陡峭上升期三个阶段；③自然资源是新疆人口的主要承载资源；④2011年，在西北5省中，新疆综合承载力位于第2，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势明显；在西部12省，新疆综合承载力位于第7，社会资源略有优势；新疆综合资源承载力仅相当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综合承载力的5.83%，只有自然资源承载力高于10省市平均水平。表明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的富余是以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的消耗为前提的，因此新疆在可持续发展中更需重视环境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提升。通过实证分析，扩展后的模型能够比较真实反映各研究区域承载力的变动情况，为承载力定量化分析及其承载力贡献因素差异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扩展；实证分析

资源承载力研究是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已成为评价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最有效的评价指标。“相对资源承载力”是在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综合系统地研究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承载能力的一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有助于分析研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问题，可以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拓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范围，探讨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目前相对资源承载力研究尚未形成共识，相对资源承载力计算模型和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研究还处于探索之中，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也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以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的扩展和对新疆的承载力状况实证分析为主要研究内容。

1文献综述

关于承载力思想的研究最早可见1650年沃伦·纽斯的《通论地理》一书，他提出了人地关系，随后围绕这一主题，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和争论[1]。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承载力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758年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的《经济核算表》，他在书中讨论了土地生产力与经济财富的关系。1798年，马尔萨斯在著名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人口与粮食问题，使人们看到自然因素对人口的限制作用，给承载力概念赋予了现代性内涵，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 。Verhust将马尔萨斯的理论用Logistic方程来表示人口增长受环境因素制约的情况[3]。Logistic方程中环境容纳量K和增长率r两个参数，就是承载力概念最初的定量表达[3]。学界首次正式提出承载力概念是在1921年，人类生态学学者帕克（Park）和伯吉斯（Burgess）在有关的人类生态学杂志中，提出了承载力的概念，即“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4]。他们研究认为，可根据某一地区的食物资源来确定该地区的人口容量[4]，带动了土地承载能力的研究[5]。20世纪末以来，资源承载力概念不断丰富，其测算方法也不断改进，典型代表有生态承载力（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等[6-7]。

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大，资源总量有限，运用传统承载力计算方法、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出的我国资源可承载人口量几乎总是低于实际人口数量，从而得出实际人口超载甚至严重超载的结论，这一结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我国人口规模短期内难以改变，而年度可利用资源量基本是稳定的，但各区域分布不均，如何进行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才是应关注的关键问题，因此应考量相对资源承载力。朱宝树最早提出相对资源承载力的思路，提出了人口-经济-资源的“P—E—R”区域匹配模式的建模框架[8]。黄宁生、匡耀求则首次明确了相对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及其研究方法，构建了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9]。刘兆德、景跃军、何敏、王宗明、岳晓燕、孙慧等分别应用该模型对长江流域、东北地区、江苏、吉林、宁夏和新疆进行了实证分析[10-15] 。

黄宁生提出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在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不足。一是在资源指标类型选择方面不够全面，仅涉及到的人口、资源、经济三个子系统，没有涉及到环境指标和社会指标。二是经济资源承载力和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的权重设计不够合理，平均分配权重没有考虑到研究区资源禀赋和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李泽红 [16]，黄常锋 [17-19]等针对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的不足进行了模型改进研究和计算方法设计。但目前对于模型的扩展研究涉及不多。通过研究在区际交流增强、资源利用与开发效率提高的条件下，如何提升人口的承载能力、促进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将是实现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受区际交流增强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下，研究人类对自然资源依赖的降低，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互补的实现，对提升人口承载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是比较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在分析相对资源承载力扩展必要性的基础上，依据系统理论扩展相对资源承载力的资源范围，并运用扩展后的模型纵向分析了新疆1978-2011年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状况，以及对横向上西北5省、西部12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2011年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揭示新疆资源承载力的趋势与特征。

孙慧等：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的扩展与实证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1期

2理论研究

2.1理论基础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是由人口资源子系统、自然资源子系统、环境资源子系统、经济资源子系统和社会资源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如图1所示。黄宁生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仅涉及到人口、资源、经济三个子系统，没有涉及到环境指标和社会指标，本文将模型扩展到环境和社会子系统，图2为扩展后的相对资源承载力体系框架。

本文将一般系统理论应用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研究中，运用系统的观点、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按照系统管理的原则，来考察区域相对资源承载力状态及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复杂系统中，自然资源子系统、环境资源子系统是承载力持续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经济资源子系统和社会资源子系统是承载力持续发展

图1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系统图

Fig.1System framework of P-R-E-E-S

图2相对资源承载力体系框架图

Fig.2System framework of relat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的条件基础。人是社会子系统的主要组成因素，从经济学角度，由于人作为经济行为的活动主体具有主观干预性，会通过一系列经济行为对自然系统、环境系统进行主动干预，体现人口、经济、社会系统对自然、环境系统的干预性；同时一定区域的人们对已有的自然资源存量的依赖性将会越来越低，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优势和劣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充，相对资源承载力的大小，既不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承载力，也不完全取决于经济资源，而是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体现子系统之间的互补性；同时经济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通常表现为贸易的形式存在与社会子系统中，相对资源承载力以比研究区更大的一个参照区作为对比标准进行研究，强调了研究区的开放性。

2.2模型设计

根据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借鉴朱宝树相对资源承载力的思路和黄宁生的相对资源承载力计算方法，构建了扩展后的“P—W—L—3E—S”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

考虑到水资源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极为重要的作用，应将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承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考虑到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关键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对于经济生活发展的拉动作用非常显著，因此，应将能源资源作为自然资源承载力计算评价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所以，本文把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共同作为自然资源的代表，与经济资源、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共同纳入资源承载力计算评价范畴，建立一个扩展的“P—W—L—3E—S”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

Cs=W4Crwle1+W5Cre2+W6Cre3+W7Crs（1）

其中，Cs为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Crwle1为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是Crw、Crl和Cre1三者之和的值，即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承载力，其计算公式为：

Crwle1=W1Crw+W2Crl+W3Cre1（2）

W1，W2，W3，可根据研究区具体情况，设定权重。

Cre2为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Cre3为相对环境资源承载力，Crs为相对社会资源承载力。W4，W5，W6，W7，可根据研究区具体情况，设定权重。

2.3承载状态类型

承载状态可分为超载、富余和临界三种状态：P-Cs>0、P-Cs<0、P-Cs=0

其中，P为实际人口数量。

超载率公式为：R′=P′P，R′为相对资源超载率，P′为实际超载人口，P′=P-Cs。

2.4前提与约束条件

（1）相对资源承载力是在将研究区和参照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区际资源承载力的差异与原因，并提出适宜的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措施。选择比研究区更大的一个参照区作为对比标准，根据参照区人均水资源、人均土地资源、人均能源资源、人均经济资源、人均环境资源、人均社会资源的消费量，和研究区相对应的各种资源的存量，计算出研究区的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相对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相对社会资源承载力。

（2）在计算和比较研究区相对资源承载力时，根据研究区的具体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和横向、纵向的易比性，选择水资源指标、耕地面积指标、能源生产产量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对外经济贸易进出口总额指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3）假设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研究区与参照区一样，人口总量与自然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经济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的总承载量是不平衡的，即对研究区或参照区而言，不同的资源与人口的配置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考虑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的均衡性和研究区的具体情况，相对自然资源2式中和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1式的W权重，可根据研究区具体情况设定。具体反映出不同区域的区际资源承载差异和能源对人口生存质量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以及区际资源承载差异和开放程度对资源承载转换、互补的影响。

（4）计算所得各量值仅适用于在参照区框架下，研究区与参照区、研究区与研究区的相对比较，不具有绝对意义。

（5）计算研究区承载指数时，假设研究区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用于本地区的人口。

3实证分析

根据扩展相对资源承载力“P-W-L-3E-S”计算模型和方法，以新疆为研究区，分别选取中国、西北5省、西部12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区四个参照区，分析新疆1978-2011年的相对资源承载力和2011年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状况。将中国、西北5省、西部12省区作为参照区主要是体现新疆在不同区域中的相对承载能力及其优劣势；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发达省份作为参照区主要是找寻新疆在经济资源承载力、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社会资源承载力等方面的差距，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借鉴和参考。

3.1前提与约束条件

3.1.1权重设定

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采用Delphi 法，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2式）中的权重设定为：W1=0.5；W2=0.3；W3=0.2；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1式）中的权重设定为W4=0.3；W5=0.3；W6=0.2；W7=0.2。

3.1.2参照区选择

分析新疆1978-2011年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情况时，设参照区为中国（不包含台湾、香港、澳门），研究区是新疆；

分析西北5省、西部12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2011年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情况时，参照区为西北5省、西部12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研究区为新疆。

3.1.3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实证分析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1979-2012）、《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2）、《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12》、《国土资源公报》。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部分年份缺失数据选取下一年度数据进行填补处理。

3.21978-2011年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实证分析

1978-2011年新疆的相对资源承载力及其演化过程见表1、图3、图4。

3.2.1总体上新疆处于人口承载相对富余的状态

（1）1978-2011年34年间，新疆人口总量平均为1 675.197 4万人，综合承载力平均1 934.213 2 万人，平均富余人口259万人。截止2011年末，新疆现实人口总量为 2 208.710 0万人，综合承载力为2 836.778 5万人，富余人口628万人。

（2）现实人口和综合承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经济资源承载力、环境资源承载力、社会资源承载力五项承载力指标总体上处于增长与增长趋势状态。

3.2.2对新疆人口承载力贡献最大的是自然资源承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富余，经济资源、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承载力均超载，其中，社会资源的贡献度最低

（1）新疆自然资源承载力能力最高，高于现实人口数量。经济资源承载力、环境资源承载力、社会资源承载力的承载能力较弱，低于现实人口数量。

1978-2011年34年间，新疆自然资源承载力平均为3 925.003 8万人，经济资源承载力平均为1 568.231 1万人，环境资源承载力平均为907.894 0万人，社会资源承载力平均为523.319 6万人。截至2011年末，新疆自然资源承载力为5 886.746 3万人，经济资源承载力为1 886.415 6万人，环境资源承载力为1 679.813 0万人，社会资源承载力为844.336 6万人。在自然资源承载力、经济资源承载力、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社会资源承载力四项指标中，只有自然资源承载力高于现实人口数量，其余三项均低于现实人口数量，其中经济资源承载力为现实人口数量的0.82，环境资源承载力为0.46，社会资源承载力仅为0.26。

（2）新疆经济资源承载力曾短暂超过现实人口数量。1983年新疆实际承载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人口处于持平状态。从1978年开始，经过12年的时间，在1990-1994年新疆经济资源承载力首次超过了现实人口数量，表明此阶段新疆人口稳定，经济走势向好。但仅维持了四年，1995年起，现实人口数量又超过了经济资源承载人口，且呈现波动性扩大的趋势，至2009年现实人口数量与经济资源承载人口差距最大，为经济资源超载人口为481.466 4万人，超载率为22.30%。说明新疆人口呈刚性增长，经济承载力脆弱。

3.2.3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以2001年和2009年为两个拐点，可将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变化大体分为稳步上升期、动荡期和陡峭上升期三个阶段。

（1）1978-2000年的稳步上升期。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在此22年间呈现总体平稳上升的趋势。人口承载力从1978年的接近满载逐步转向富余、较大富余，至2000年达到22年间的最大富余点（见图4）。此阶段新疆自然承载力、经济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新疆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2）2001-2009年的动荡期. 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在此8年间呈现∽型不稳定上升的趋势。2004年新疆人口数量持续增长，而综合资源承载力明显下降，现实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人数有朝综合承载值靠近的临界趋向，向人们发出一个警示信号，此阶段新疆自然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均呈现下降或缓慢恢复的趋势。究其根

源可能是，此阶段处于西部大开发的前期阶段，盲目追求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益，忽略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的人口承载力。

（3）2009年以后的陡峭上升期。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在2009年后开始呈现陡峭上升的趋势。综合承载能力快速提升，现实人口与承载力之间的差额再拉大。此阶段新疆自然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均呈现上升的趋势，社会承载力也呈现回升趋势。在新疆工作会议后，国家和自治区层面更加合理、科学的规划新疆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的提高。

3.32011年西北5省相对资源承载力实证分析

新疆相对于西北5省区的资源承载力见表2。

3.3.1在西北5省区中，新疆的综合承载力居第二位，处于富余状态

2011年，相对于西北5省区，新疆综合承载力为3 003.130 5万人，富余794.130 5万人。综合承载力水平最高的是陕西，最低是宁夏，新疆居第二位，占西北5省区综合承载力的30.89%。

3.3.2在西北5省中，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是新疆的优势资源；经济资源、环境资源优势不明显

2011年，新疆的自然资源承载力、社会资源承载力在西北五省中均排在第一位，新疆占西北5省区自然资源承载力的31.40%，占西北5省区社会资源承载力的46.19%，表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是新疆的优势资源。而经济资源承载力、环境资源承载力在西北5省中均排在第二位，新疆占西北5省经济资源承载力的23.68%，占西北5省区环境资源承载力的25.63%，经济资源、环境资源优势不明显。

新疆应结合自然资源优势、社会资源优势扩大进出口贸易、发展经济，从而提高经济资源承载力。同时环境资源尚未成为新疆的显著优势资源，为新疆环境发展发出预警信号。

3.42011年西部12省相对资源承载力实证分析

新疆相对于西部12省区的资源承载力见表3。

3.4.1西部12省区中，新疆的综合承载力居第七位，处于富余状态

2011年，相对于西部12省区，新疆综合承载力为2 966.228 8万人，富余757.228 8万人。综合承载力水平最高的是四川，最低的是宁夏，新疆在广西、内蒙古、云南、重庆和陕西之后，居第七位，占西部12省区综合承载力的8.19%。

3.4.2在西部12省区中，新疆社会承载力排在第四位，而自然、经济、环境承载力均不具有优势

2011年，新疆自然资源承载力位于西藏、四川、云南、内蒙古、广西之后，居六位，占西部12省区自然资源承载力的8.12%。经济资源承载力位于四川、内蒙古、陕西、广西、重庆、云南之后，居第七位，占西部12省区经济资源承载力的6.59%。环境资源承载力位于四川、广西云南、重庆、陕西、内蒙古之后，居第七位，占西部12省区环境资源承载力的6.47%。社会资源承载力位于四川、重庆、广西，局第四位，新疆占西部12省区社会资源承载力的12.41%。

总上，新疆在西部12省区中的自然、经济、环境承载力均不具有优势，仅社会承载力排位靠前。

3.5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相比的实证分析

新疆相对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的资源承载力见表4。

3.5.1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相比，新疆的综合承载力处于富余状态

2011年，相对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新疆综合承载力为3 182.988 7 万人，富余973.988 7万人。综合承载力水平最高的是广东，其次是江苏，最低的是天津，新疆综合资源承载力相当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综合承载力的5.83%。

3.5.2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相比，新疆仅自然资源承载力较高，其余资源承载力处于明显劣势

2011年，新疆自然资源承载力相当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自然资源承载力的15.11%，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平均水平的151.11%。经济资源承载力相当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经济资源承载力的2.27%，是其平均水平的22.71%。环境资源承载力相当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经济资源承载力的2.38%，是其平均水平的23.84%。社会资源承载力相当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经济资源承载力的0.71%，是其平均水平的7.08%。

总上，新疆相对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自然资源承载力较高，具有显著优势，但经济、环境和社会资源承载力处于明显劣势，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10省市的差距还很大。

4结果讨论与模型评价

4.1结果讨论

根据上文的研究可知：①新疆在人口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大，尤其是能源资源，说明新疆综合承载力的提高是以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的消耗为前提的。②经济资源承载力贡献份额保持在10%左右，且呈现出微缩的趋势，说明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步拉大，发出警示信号。③环境资源承载力贡献份额不足10%，说明新疆在可持续发展中需要兼顾对环境的保护，从图3中可以看出，土地资源的承载力在不断缩小，尤其西部大开发以后表现明显，也说明在发展过程中环境的破坏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

影响。④社会资源承载力贡献份额最小，但呈现不断增大的良好趋势，说明新疆在对外开放领域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开始为新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⑤在西北5省中，新疆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势明显，而扩展到西部12省中仅有社会资源优势明显，这得益于新疆的区位优势；但与东部沿海经济发展10省区相比，仅有自然资源优势明显，这得益于新疆的资源优势。

因此，新疆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注意如下四个方面：①新疆需要继续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抓住当前国家对新疆经济援助和政策扶持的机遇期，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提升互补性；②新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兼顾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的保护，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对环境的损害，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强依赖性，提高环境资源承载力；③新疆需要发挥区位优势，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契机，扩大新疆对外开放尤其是向西开放的规模，通过提高开放性，逐步提高新疆社会资源的承载能力；④尽管新疆当前人口均处于相对富余状态，人口承载能力还有较大空间，但是如果只是建立在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依赖上将是不可持续的。

4.2模型评价

本文对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进行了2点扩展：①将已有研究的3维、4维模型扩展为一个包含人口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五个子系统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增加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两个指标。计算环境承载力时采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指标；计算社会承载力时采用反映社会开放结构指标的对外经济贸易进出口总额指标。②在自然资源子系统中加入了水资源和能源资源两个重要指标。这样可以充分反映出区际资源承载差异和各种资源对人口生存质量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由此，界定了相对资源承载力概念体系；建立了扩展的“P-W-L-3E-S”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相对资源承载力体系框架和一个扩展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该模型能够比较真实反映各研究区域承载力的变动情况，为承载力定量化分析及其承载力贡献因素差异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研究思路。关于同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东部发达地区的省区市，但是承载能力却又较大差异，这种区际差异形成深层次原因将在它文中专门探讨。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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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慧 刘媛媛

环境生态学与经济学论文 篇3：

绿色实践方式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价值诉求

收稿日期:20091020

基金项目: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06AKS001);苏州市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方世南,男,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摘 要: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诉求,呼唤着绿色实践方式。绿色实践方式是对传统实践模式的纠偏和超越,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实践方式从实践效益观、实践动力观以及实践主体观等方面进行一场关于实践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绿色实践方式;环境友好型社会;价值诉求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诉求,呼唤着绿色实践方式。导致人与环境不友好的深刻原因,是人类长期所持有的非绿色的价值观以及在此指导下的非绿色实践方式。只有认真反思人类的价值观和实践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纠偏,建构科学的价值观和绿色实践方式,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类实践的价值取向,保持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使人类始终能够沿着人与环境友好和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进。

一、绿色实践方式是对传统实践模式的纠偏和超越

实践作为主体能动地变革客体的客观物质活动,结果并不必然地表现为真善美,并不必然会给实践者和人类带来幸福。那种诸如毁林造田、过度放牧和捕捞、随意污染环境的实践活动,只会导致人与环境的不友好,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抽象地不加分析地抬高和夸大实践的作用,认为实践总是值得肯定的,实践就是一切的做法,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而对实践本身进行价值评价则是必要的和应当的。实践不是目的,只是人类达到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的手段。人类要通过实践使生产发展、生态优良和生活幸福,其前提条件是必须使整个实践系统的各个环节和各种要素都处于最优化的状态。也就是说,无论是实践的主体系统、客体系统还是中介系统都必须处于良性互动的和谐状态。而这种和谐状态,则是一种绿色状态——人与环境的友好状态。

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与生态环境的双向建构活动,其发展的内在源泉和活力是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谐以及共存共荣:人从生态环境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又必须通过精心呵护生态环境来保证这种获得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人与生态环境的互馈和互益的关系锻炼和提升着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实践主体对生态环境的索取能力,这一能力主要体现在这种索取的现实性、合理性、适度性和可持续性上;二是生态环境对主体这种索取的可供给能力,这一能力体现在这种可供给能力要保持可承受性、连续性和可持续性。这两种能力的协调程度和发展水平决定着环境友好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影响到实践的水平和效果并决定着实践的价值。

从价值和价值评价的角度看,实践的价值性体现在实践主体和生态环境在这两种能力方面的增长性、互馈性和互益性上。通过实践,主体和所作用的生态环境两者都能获益,就体现出实践的价值。主体和生态环境在实践过程中互益性程度越高,实践的价值就越大,否则就越小。主体与生态环境在实践活动中达不到互益,也就是说主体的获益建立在生态环境受损的基础上就会导致无价值;主体和生态环境在实践中不友好,出现互相敌对和互为其害现象,就会导致负价值或者反价值的现象出现。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在精心考虑自身价值的同时,又悉心地呵护生态环境,使良好的生态环境不断地给人类创造利益,就达到了双向价值的实现。人类在实践中如果只是考虑自身利益,置生态环境价值于不顾,巧取豪夺甚至到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的地步,就削弱和剥夺了生态环境的可供给能力,人类在得到暂时的和细微的价值的同时,却失去了长远的和根本的价值,这种反价值的实践活动是不可取的。

因此,实践是充满着价值色彩或者说是充满着绿色价值色彩的活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是个过程。环境友好型社会体现了实践主体对于生态环境的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绿色价值追求。求真,即是实践主体主动地认识生态环境及其价值,求得对生态环境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求善,即是实践主体自觉追求与环境友好的“应有”和理想的境界,把实践主体与生态环境的友好以及在此基础上达到的互益和共赢作为奋斗目标;求美,即是人类通过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能够顺应生态环境,达到人和生态环境在更高层次上的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的状态。这就是人类追求的美的境界。美是人类和生态环境共存共荣、互利互惠、协调发展的最高的和最理想的境界。绿色实践方式,就是人类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必然选择,也是摆脱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困境的不二法门。

长期以来全球所进行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充分利用,以高额消费推动大量生产的具有极大弊端的非绿色的实践模式,其直接结果是引发人与自然、环境与发展、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等一系列矛盾的日益激化,使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沙漠化、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减少、水旱灾害频发等生态破坏问题日渐凸现出来。这种非绿色因而充满着严重弊端的实践活动已经使人类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其认识论根源是传统的单一的和狭隘的价值观念。传统的价值定义将价值视为主体对客体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片面突出价值的主体性,评价价值完全以人类的需要和满足为轴心,将客体置于只能服从和提供满足主体需要的地位。在实践活动中,为了主体的需要,可以无视生态环境的要求和其发展对人类提出的要求,可以一味地索取,而不承担对生态环境反哺的责任。这种价值观说到底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是高度抽象的价值一般,它不是实体,是表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范畴,既有主观性的一面,又有客观性的一面。在价值问题上,应该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人与生态环境等结合起来考察。只从主体需要出发对客体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作出说明,就离开了价值只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除此以外就不能存在这一特定的语境范围,谈论价值也就毫无意义。价值作为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范畴,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作用和双边活动中产生的。简而言之,正如没有客体也就没有主体一样,没有客体的价值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主体的价值,反之亦然。因此,价值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建构和双向互馈的关系。就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人在向生态环境索取、获得自身价值的同时,还必须精心地呵护生态环境,使生态环境的价值也能得以实现。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体现了科学的价值诉求。就是要以主客体互益的价值观协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将生态环境当作人类实践活动的紧密伙伴,尊重和服从生态环境、顺应和善待生态环境、呵护和促进生态环境的发展。要在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架起双向作用和双向建构的桥梁:人善待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善待人;人与生态环境不友好,生态环境就会以各种方式对人进行报复,导致环境危机,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在由人与生态环境所构成的息息相关的有机系统中,对生态环境的任何破坏都会导致对社会的破坏,因此生态环境灾难实质上是社会灾难和文化灾难,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生态环境的紊乱是由于人类的非绿色的实践活动引起的,但又在人类身上施加了痛苦的影响。生态环境危机因此也就不仅是生态学上的问题,而且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人的问题和价值问题。保护生态环境,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就是追求人类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元价值的实现。

二、绿色实践方式在价值论视域引发的根本性变革

绿色实践方式作为对传统的非绿色的价值观和非绿色实践模式的解构与超越,是一个由诸多环节构成具有多方面内容的实践系统。它从实践观念、实践手段到实践行为等方面体现出绿色的价值底蕴。倡导绿色实践方式并由此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必须从科学的价值论视野深刻认识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根本性变革。

首先,在绿色实践效益观上的根本变革。人与环境友好的绿色实践是通过绿色的实践效益体现出来的。绿色的实践效益观是一种始终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实践视野中加以考察和评估的观念,是既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助于环境发展的互利、多赢的绿色经济增长观。而非绿色的实践效益观只追求能够为主体带来近期的和直接的经济利益的经济增长,追求的是人与环境不友好的价值实现。绿色的实践效益观揭示经济增长与发展以及与人的幸福不是一个概念。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物理上的物质东西的累积和吸取所表现出的数量的增加。而发展应该体现在质量上和功能上的改进。发展的合理性除了要充分考虑对人类的有益性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对生态环境的有益性,发展要遵循人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规律,遵循生态学高效、和谐与自我调节的原则。为此,要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不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经济的合理性要兼顾和服从生态的合理性。发展的人文性体现在发展是以促进人的才能增长和全面进步的发展,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有益于人的健康进步和身心自由的发展。发展并不只是为了经济指标的增长,它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发展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物质的方面,更主要的还应体现在人的身上。那种脱离人的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的单一的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思想与实践是错误的。如果以环境遭受破坏和人们的公共健康受到影响作为代价来追求发展,就会出现非人性和反人道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可以说是不能冠以发展之美名的。发展的可持续性揭示经济只是外部的有限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通过从有限的环境中吸取或积累物质而达到的经济规模的数量性增加是不可持续的。而质量性改进和潜力的实现则可使发展永远持续下去。人类的发展应该是充分考虑发展代价和环境承受能力的适度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当作任意索取和处置的客体,要将人口、环境、资源等要素联系起来思考,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发展为代价来实现当代发展的高速度。要追求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发展。而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价值追求能够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

其次,在绿色实践动力观上的根本变革。从笼统的和一般的意义上说,以科技为主导的生产力是推动实践发展的动力。但是,从绿色价值观和绿色实践方式的视野看,这一说法是不科学的,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也是极为不利的。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的是以绿色科技为主导的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将科技区分为绿色和非绿色绝不是生造概念,而是实践中的必要。科技的绿色与非绿色的价值属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科技使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空前提高,原来沉睡在地下的各种自然资源被开采出来,成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开采煤、石油、天然气,使人类获得越来越多的能量,但是又带来空气污染,使臭氧层越来越稀薄。许多化学品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又造成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如燃烧化石燃料产生二氧化碳以及硫酸盐悬浮微粒,人造的氟氧碳化物破坏平流层臭氧,使其含量日渐稀薄,其他各种形式的污染也造成了烟雾(霾害)、酸雨等。由于科技对环境的负面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许多国家兴起了一股反对科学技术的思潮。被西方称为环境保护理论的先驱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区分绿色科技与非绿色科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绿色科技是充分考虑环境问题,不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有助于生态环境发展的科技。非绿色的科技是那些不利于或破坏生态环境的科技。科技对生产力的进步作用应该在于,不损害生态系统自组织的优化,反而有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如果科技对环境产生负面作用,就不是第一生产力,相反,会成为第一破坏力。在美国,就有人将环境危机归结为科技的发展。“迅速发展的技术,它的规律就是利润,许多年来一直毒化着我们的空气,腐蚀着我们的土壤,剥露着我们的森林,并且毁坏着我们的水资源。”^[1]“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它是一种灾难,不仅影响到我们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而且也影响到我们耕种的土地和了解甚少的空间。但是这一切,最悲惨的还是现在隐伏在人们身体中的化学物品对人类所造成的污染,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默默地吞食自然。自然选择已成为过去,最后剩下的只是技术。 ”^[2]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倡导绿色科技观。对环境友好的绿色科技,如能够让自然资源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的科技,包括让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循环利用、能源矿产资源循环替代、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以及生态环境循环净化的科技,既可以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的保证。

用绿色价值观和绿色实践方式来分析生产力,也必须将生产力区分为绿色生产力与非绿色生产力两种不同类型。生产力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包括了自然力、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力。生产力的源泉的抽象形式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生产活动的环境系统,也就是以土地、河流、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微生物、矿物等自然资源为核心的自然力。它构成了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是支撑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源泉。从对生态环境所起的不同作用看,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生产力:促进发展的生产力(建设性生产力)和不利于发展的生产力(破坏性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是不破坏环境相反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生产力,如推广清洁生产,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推广绿色农业,发展生态工业和生态产品;治理沙漠、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优化水环境。让荒漠变绿洲,荒山变果园,荒滩变城镇,水患为水利。非绿色的生产力越发展,如采取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所获取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对生产力的源泉从源头上加以扼杀,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负价值或反价值的东西。

再次,在绿色实践主体观上的根本变革。片面高扬人的主体性而贬抑客体性的现代化实践模式,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崇尚并引以为豪的模式。工业革命时期,被马克思称为“工业生产的司令官”的资产阶级像魔术师那样呼唤出了巨大生产力,其实践成果充分显示出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神奇性。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骄傲地认为,凭着人类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倒海。“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其豪迈气概惊天地,泣鬼神。在实践中高扬主体性,有利于人类通过能动性的发挥,对自然界进行有效改造和利用,让它按照人类意愿贡献出人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也助长了人们只重视主体性而忽视客体性的错误倾向。只讲人的能动性,而忽视了人的受动性,即受生态环境的制约性,没有看到人类的一切连同自己的血肉都是生态环境所提供的。正像人永远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人也永远不能离开支撑自己生命的生态环境。人们抽象地谈论以人为本,这种文化心理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中就容易置客体于绝对服从主体的奴隶地位,就会否定以生态环境为本的思想,使生态环境在日益膨胀的主体性作用下越来越恶化,从而也使以人为本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成为一句空话。马克思说得好:“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49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就是将人与环境置于互为前提和相互作用的平等地位。因此,倡导以人为本与倡导以生态环境为本是不矛盾的,反而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本”,互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单一强调以人为本,否定以生态环境为本,以人为本只能在抽象的意义上存在。试想一下,在人类必须服从和遵守生态规律的状态下,在生态环境恶化状态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情况下,在人类因不善待自然而导致瘟疫、疾病、地震、海啸、沙尘暴等天灾人祸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还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可言?

三、绿色实践方式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绿色实践方式作为帮助人类摆脱生态环境危机困境,支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实践方式,是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其动力作用在于,绿色实践方式建构了新型的认识论——绿色认识论;新型的实践论——绿色实践论;新型的价值论——绿色价值论。这些都是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

首先,绿色认识论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重要观念力量。绿色认识论是当代人类探讨人与环境友好问题的重要认识成果——生态文明论。人类文明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凝聚为不同类型的文明结晶。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正在进入生态文明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取得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环境良好和人全面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种崭新认识成果和一种新型文明形态。

人与环境协调论是绿色认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也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说,工业革命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单一的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话,那么,生态文明阶段,人与环境的关系则是协调与和谐发展的关系。人类与环境组成的生物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类永远不能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永远不能成为凌驾于自然环境之上的“主宰者”或“统治者”。人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决定着,只有人类将自己视为大自然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尊重自然,善待环境,才能使自然顺从人的要求,使环境与人类和谐相处。主体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论是绿色认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实践活动将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成为自然界的强者。实践活动确证着人的主体性并推动其发展。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被主体加工和改造的自然日益成为属人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人化自然体现了人的创造能力以及人所掌握的物质力量。这一结果很容易助长人们对主体与客体分裂化的认识,即导致人们过分夸大主体的能动性,而忽视主体的受动性;重视主体自身价值和对客体的索取能力,而忽视客体应有的价值以及对主体的可供给能力。这种实践观就是非绿色的。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这是表现和证实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 ”^[3]120-121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态环境作为实践主体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来源,构成了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自然基础。人对生态环境索取得越多,主体性就越强大,同时,生态环境支出也越多。一旦索取与支出不平衡,即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输入与输出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整个实践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在尊重主体的同时,还必须以人道主义的伙伴态度来对待自然。一味地掠夺自然,反自然的价值取向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反人类自己。必须以绿色与非绿色来衡量实践是否具有人道性的价值取向,要对实践本身的合理性进行正确的价值评价。否则,不加分析地抬高主体性,不加分析地高扬实践的大旗以及任意地拔高人的主体性,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绿色实践论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所谓绿色实践论,就是主张在整个实践活动过程中,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和重要内容,将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作为实践活动应追求的重要目标。确立和弘扬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和人与环境协调和谐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有益于生态环境的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学技术,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科学地进行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合理地利用和悉心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支持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建构有利于人和生态环境共存共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文化,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使生态环境资源可以永续利用,人类能够世世代代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源于人的问题。绿色实践需要实践主体的生态文明化,生态文明促进和推动人的文明。生态文明、人的文明和社会文明从本质上说具有一致性。人的文明培育着生态文明,推动着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反过来又促使着人的文明和社会文明。在生态文明、人的文明和社会文明三者的耦合和互馈式作用中,人类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消费方式等领域都会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催生着绿色自然力、绿色生产力、绿色产品、绿色消费、绿色科技、绿色文化等新生事物,推动着社会文明进入一个更加崭新的阶段,展示出人与自然协调和谐以及人与人协调和谐的美好景象。

在全球现代化运动快速发展,生态资源的可供给能力逐渐衰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危机已成为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全球性问题的今天,绿色实践的意义越来越重要。绿色实践的状况已经关系到社会发展状况,成为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快速和持续地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绿色实践是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能否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畅通无阻、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文化的优秀性能否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保证的重大事情。

最后,绿色价值论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多种价值的实现。倡导和采取绿色实践方式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人与环境友好,人类能够幸福生存并世代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命题本身就是充满着鲜明的价值色彩的命题,体现了人与环境协调、和谐和共赢的绿色价值观,反映了人类努力的新方向。绿色价值观是一种主张多元价值共存和共荣的价值观,是人与环境和谐的价值观。绿色价值观注重的是人与环境的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的统一;近期价值与长期价值的统一;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以及人文价值的统一;人的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的统一;国家和地区的个别价值与人类整体价值的统一。在绿色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管理方式等都会发生以绿色为主题的全面而根本性的变革,催生着绿色政治文明、绿色制度文明、绿色管理方式、绿色生存方式以及绿色文化等多种新生事物,推动着社会文明进入更高阶段,展示出人与自然协调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协调和谐的美好景象。

参考文献:

[1]巴来•康芒纳.封闭圈[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4.

[2]赵红洲.论反科学思潮:上[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1,12(8):11-1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古东)

作者：方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