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论文范文

2022-05-14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导语：安倍推崇的“女性经济学”是否真的能带动日本经济，就目前来看也很难说，因为如果没有女性群体大规模地真正独立，恐怕“女性经济学”也只是海中捞月。

第一篇：日本经济论文范文

浅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与安倍经济学

摘要：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但随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加上其他种种因素，日本经济鼓起的泡沫破裂，金融危机爆发并造成股市和楼市的崩盘，给日本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打击。面对日本经济现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安倍经济学。

关键词：经济危机;安倍经济学;通货紧缩

一、经济复苏

二战后日本经济崩溃，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日本实施扶植。日本背靠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以及日本经济制度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存在缺陷、主导产业选择失误等一系列原因，日本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泡沫助长

（1）《广场协议》签订，促进了资产泡沫化。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使美国出口遭受打击，美国召集四国签订《广场协议》。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给日本出口造成极大冲击，再加上金融市场自由化政策，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最为繁荣的楼市和股市，吹起了一个巨大的泡沫。

（2）日本央行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政府税制改革进一步鼓吹泡沫。为了持续刺激经济和应对出口下滑，日本央行做大信贷规模，下调基准利率，日本政府也推行了税制改革，过剩的流动性鼓吹起了越来越大的泡沫。

三、危机爆发

1989年，日本意识到经济过热带来的威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贴现率拉回了6%，快速的加息使市场上流动性瞬间降低，泡沫破裂。

率先是日本股市的崩盘，几乎所有证券公司都巨额亏损。并且由于银行的许多贷款收不回来，出现了大量坏账。同时企业破产，大量不动产涌入市场，失业率激增;每个日本人都被动变成空头，恐慌抛售股票，政府收紧房贷、推行地价税政策，房价急转直下，资本市场崩溃。

四、危机影响

（1）GDP增速骤然冷却，失业率激增，通货紧缩显现，日本陷入了“低欲望社会”的深渊，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

经济危机后，日本经济低迷，各个市场相继崩盘并陷入了恶性循环，实体经济崩盘。企业受了严重挫折，为了存活大量裁员，失业率激增;遭受失业潮的人们不再消费，市场流动性枯竭，显现出了通货紧缩的现象;日本陷入了“低欲望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潜力大幅缩水。

（2）银行信贷萎缩加剧，金融机构不良债务增加

经济危机爆发后，企业贷款需求降低，许多企业开始不符合贷款的信用条件，银行放不出贷款，信贷需求萎缩。同时金融机构盈利能力逐年下滑，不良债务率直线上升。

五、金融危机爆发原因

（1）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催化剂

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冷战扶植政策，使日本经济迅速恢复，然而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两极逐渐转变为多极，日美贸易出现摩擦。美国召集四国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助长泡沫。

（2）政府错误地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直接原因

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政府采取了错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放弃自由经济策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泡沫迅速膨胀;然后又在短时间内将基准利率提高，使市场上的流动性迅速降低，最终刺破泡沫。

（3）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限——根本原因

高度的国家干预对战后初期资金短缺的日本非常有用，但随着社会复杂度极大提高，官僚体系无法掌控复杂的经济体系，金融机构间缺乏竞争力，金融监管机构贪污腐败盛行。这时政府应减少直接控制而强化监管和服务功能，让个人和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但政府并未做出及时有效的改革。

六、日本经济改革与“安倍经济学”

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改革迫在眉睫。安倍上台后，针对日本经济现状提出了安倍经济学，其既定目标就是使通胀率达到2%，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他在初期提出的旧“三支箭”。

（1）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下，安倍又细分出三点，其一是大力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二是为鼓励投资实行负利率政策;其三是为了推动产品出口而实行的日元贬值政策。但由于政策实行期间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实施灵活的财政刺激政策

其措施是制定大额政府预算，创造就业岗位用以解决失业率过高的问题，使GDP增长率达到2%。，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CPI由負转正，通货紧缩有了一定改善，但GDP增长率未达到2%的既定目标。

（3）结构性改革

这一政策旨在解决经济危机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来振兴经济，为日本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如鼓励妇女和外国人在日本参与工作;进行企业所得税改革使企业拥有更多资金等。

七、安倍经济学效果

（1）正面效应

自安倍上台以来，日本经济大体持续了80个月的增长，同时日本失业率下降到了较低水平，鼓励外国人在日本就业也取得一定成效，弥补了日本的劳动力缺口。此外，其对企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使企业利润明显增加。

（2）负面效应

安倍经济学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效果，但从长期看，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央行大规模购买国债、股票，使日本国债市场僵化，股价扭曲;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也导致日本本土市场萎缩，加剧通货紧缩，若此时全球经济环境出现一定波动，就会让日本陷入更困难的境地。同时，国民对经济增长“无实感”。国民工资并未出现显著提高，且临时工岗位较多，普遍工资较低、稳定性较差，人们担心失业。因此，虽然日本的失业率降低了，但消费动力依然不足。

总体而言，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缓解了日本通货紧缩，但并未达到既定目标，即2%通胀率，日本仍无法逃出经济危机笼罩的阴影。值得肯定的是，安倍意识到了日本深层社会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应当为可持续增长创造环境，经济改革不能单靠大量发放货币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还应该更注重那些会潜移默化影响经济的因素。同时安倍还应意识到，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始终是个定时炸弹，日本需要避免政府债务过高而带来的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徐梅.“安倍经济学”有得有失[J].世界知识，2019

（18）：14-16.

作者简介：冯原（2000.10-），女，汉族，海南海口，本科在读，武汉理工大学，研究方向：经济学。

作者：冯原

第二篇：女性拯救日本经济？难

导语：安倍推崇的“女性经济学”是否真的能带动日本经济，就目前来看也很难说，因为如果没有女性群体大规模地真正独立，恐怕“女性经济学”也只是海中捞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以说是日本女性的“妇女之友”，因为他在女性问题上相比起其他国家领导人独树一帜，他不仅把“女性经济学”作为执政理念，还在各种公开场合大谈女性对补充日本劳动力的重要性，积极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到职场中去。他充满激情地说，“日本必须成为女性发光的地方。”

女性经济学是什么

“女性经济学”这一概念早已有人提出，在高盛证券公司工作的美国日裔女性战略学家松井凯西在1999年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她在著作《女性经济学：日本的隐形资产》中认为，让更多的日本母亲重返工作岗位应该成为国家的重点任务，因为它能够让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提高15%。

十多年后，松井凯西的“女性经济学”为安倍所用。今年六月，急于改变日本经济现状的安倍，正式射出经济改革的“第三支箭”，“女性经济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女性经济学”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2020年以前，把女性在企业管理层所占比例由2013年的7.5%提升至30%，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公开女性高管比例；

第二、在2017年以前，新增40万个负责照看孩子的住所，新增可照看一万名学龄儿童的课后托管项目，以保障女性全天候投入工作；

第三、日本政府将商讨具体措施，为休产假和育儿假的女性提供更多援助，计划向处于育儿期的女性提供短时间工作和在家利用电脑办公的“远程工作”，同时推进男性职员休育儿假的制度。

第四、安倍还承诺考虑改革现行税收和养老金制度，使全天候工作女性的权益得到一进步保证。

不仅如此，男性劳动力主导的建筑业也会实行建筑女工的“扩招”。东京将在2020年举办奥运会，随着建筑设施需求的增加，届时建筑行业将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建筑业联合会决定在五年内把建筑女工的人数翻一番，增加到18万人。为此，建筑业联合会拟将成立以女性为主的工程队，还将在建筑工地设立女厕所，为女性在工地工作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

具体措施不少，安倍支持女性就业的声音也是雷声隆隆，处处为女性经济学背书。去年4月，安倍呼吁日本三大商业协会为每家企业委任至少一名女性高管制定目标。今年1月初，安倍访问非洲时强调，“增加女性工作机会和社会活跃度不再是日本的一个选项，而是最紧迫的事情。” 1月底，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开幕式上，他发表演讲称“女性劳动力在日本是利用最不充分的资源，日本必须成为女性发光的地方”，“没有‘女性经济学’，‘安倍经济学’就不能成功”。

而他做出的显著的实际行动是在今年9月份，他任命五位女性进入内阁，为历届内阁女性阁僚数量之最，包括前首相小渊惠三之女小渊优子。安倍说，此次任命是重申让更多女性任领导职位的承诺，而且新内阁的女阁僚必定能“带来新的女性视角，挂起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风。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

但是，安倍如此推崇女性就业目的为提高日本女性的地位吗？当然不是。这背后是日本严峻的劳动力紧缺现状。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时隔32年再次减少至8000万人以下，日本的社会经济活动面临严重劳动力不足问题。日本人口在2005年首次出现减少，2013年人口的自然减少量达到25万3000人，在1947～1949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在2015年也将年满65岁；另一方面，2013年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依然维持在1.4%左右，预计今后也不会出现大幅提高。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地区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该地区即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根据去年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为3186万人，占总人口的25%，这让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这个问题不会在短时期内得到缓解，因为据预测，日本老龄化率在2035年将达到33.4%，即每3人中就有1位老人。

劳动力的缺乏必定制约着一个社会的发展，面对这个状况，急于拯救日本经济、为自己的政绩添加光彩一笔的安倍不能不着急。2012年底，安倍上台之后，为改变困扰日本经济20年的通货紧缩，陆续提出振兴经济的“三支箭”，即：激进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减税政策、经济结构改革，总称为“安倍经济学”。近两年的时间，日本经济在这三支箭的刺激下显露出复苏的迹象，但更多地是招致批评。日本民主党党首、前日本经济产业相江田万里认为，“现在日本的经济状况其实是在倒退，基本上安倍经济学的政策就是错的”，并说，“安倍还在安慰我们说‘再等半年就好了’，即使再等一年，也不会有好转的。”

不仅如此，安倍推崇的“女性经济学”是否真的能带动日本经济，就目前来看也很难说，因为如果没有女性群体大规模地真正独立，恐怕“女性经济学”也只是海中捞月。

在本部位于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一份男女平等调查报告显示，在世界上参与各行业工作男女人数差别方面，日本排在第75位，在先进国家中排名最后。“世界经济论坛”指出：“世界各国想从经济危机中摆脱、持续恢复景气的话，有必要消除男女差别。”

而现实也指出日本女性的地位仍然堪忧。今年6月18日，在东京都会议上，女性议员盐村文夏发言质疑政府的育儿政策时，自民党男性议员铃木章浩竟然公然对盐村说，“你还是早点结婚吧”、“你又没生过孩子”。此言一出，引发各党派女性议员的指责。这事儿闹到最后，安倍也不得不出面，通过盐村所在的反对党大家党党首浅尾庆一郎转达歉意。

此事的背后，隐藏了日本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而且社会习俗认为，女性必须结婚，不结婚的女性或多或少会受到世俗的压力。

关于“婚后女性工作”的问题，日本内阁府曾做过一项调查，仅有18.3%的男性希望婚后妻子能出外工作，而另一方面表示婚后想要出外工作赚钱的女性则多达46.9%。可以看到，日本男性与女性在婚后工作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看来，安倍真的打算让女性“拯救”日本经济，得先革新日本性别观念才行。

作者：简博

第三篇：明治时期的日本经济思想简析

摘要:自幕府时代开始,日本就形成了具有东西方文化内涵的经济思想体系,明治维新时期该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就文化范畴而言,这个体系可以说至今都影响着日本文化的最深层｡那个时期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实际上是经济思想的吸收和消化｡明治时期,是日本经济思想的成长时期,当时的社会也为各种思想的交会和碰撞提供了一个相对广阔和自由的空间｡

关键词:儒学沉淀; 经济思想; 学派建立; 理论传播

日本的明治维新,一举改变了日本的封建社会形态,在日本的思想发展史乃至其社会进程的历史上,都是公认的一个关键的革命性的里程｡在日本的学术界里,对于日本近世以前的思想评价,都是以中国古代的儒教思想为核心来进行的｡就日本早期的哲学思想来看,中国哲学中的佛教观念,仅仅是贵族们在道德､礼仪以及政治上的修养,还没有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那个时期对中国儒教的吸收,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吏治和治国的需要,并且或多或少地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起到一个思想上的指导作用｡至于道教,也是一种唯心主义对于自然认识上的混合物｡随着孔子对儒学的巨大贡献,其思想之集大成的“四书”“五经”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这个体系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帮助统治者治国平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伦理规范下的经世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儒家思想以其博大精深以及其悠久的历史沉淀,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华夏帝国,而且正是这种影响力,对日本经济思想的最初形成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家人物中的荻生徂徕(又用徂来1666——1728)的思想,来源于与荀子､韩非子以及老子等中国诸子的对话之中｡在享保(1716——1736) 年间出现的儒家学者如贝原益轩､新井白石､伊藤东涯等人对经验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足以让他们成为当时的一流学者,尤其是“徂徕《南留别志》中的国史知识､《钤录》中的军事学､《太平策》中的经济论”等等,都对后来的日本思想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荻生徂徕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其中的经国济民思想曾经深受中国的传统思想熏陶｡在其认识观的最深处,充满了中国古典主义的色彩｡据说就连他的名字,也源于《诗经》“鲁颂”中的“徂来之松”一句,盖取青松繁茂不朽之意｡在他后期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非正统的儒教学说和反形而上学的法家理念,建立和催熟了他的思想体系｡这些从他的《政谈》中,也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一思想体系的痕迹｡另一个思想领袖就是中江兆民(1847——1901),他也被尊为日本儒学的大家,与福泽谕吉(1834——1901)是同时代的人,不仅通晓中国文化,也深谙法兰西学｡“兆民虽然对诸字百家佛学禅宗无所不窥,但其归宗于儒学毫无疑义｡”关于这一点,已经有相当多的对徂徕学说进行研究的学者,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有精彩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就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及其过程看,最开始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儒教､佛教与道教——所谓“三教”之上,并由宗教主义走向经验实证主义,因而产生了日本古典主义的国学｡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日本德川时代以来的经济思想形成的初始阶段｡

明治前期德川的社会秩序仍然是一个锁国制度下的状态,二百多年的锁国体制,深刻地反映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在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遭遇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日本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冰川期｡从生产内容上讲,是以稻米为主､兼有渔业以及狩猎业的农业生产结构｡国家的地租也以粮食实物征收为主,采邑和藩地的俸禄制,使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社会地位自然地位于士､农､工之后的最底层｡幕府统治非常关注社会的安定因素,因此,一度开放的通商体制所带来的外国的政治影响和传教活动最后又阻碍了这个时期的海外经济贸易的发展,相对平稳的社会使得以农业为主的交换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扩大,商业也伴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成长｡同时,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作物的专门化生产｡荻生徂徕在谈到这种经济扩大下的物价与货币､供求关系时,曾以其个人经验说:“我的祖父将伊势国中祖先留下的自耕水田卖了五十两金子,然后用这个钱买下了城里的一家店铺,到我父亲这一代时父亲又把这个铺子卖掉了,……这样看来,现在与那时相比地价上涨了40倍,由此可以推知物价飞涨程度”｡这个时期的商品经济开始游离于领主统治之外,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强了与商品生产的相互关系｡即便如此,儒学对于统治者而言仍然是精神修养,对于平民而言仍然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到了德川后期,朱子学派的主导地位虽然受到的挑战,但是儒学的基本思想一直到明治时代,依然为经济思想提供框架,其经济的概念也显然不是与欧洲的物理学影响下的独立科学;另一方面,设立在长崎长岛的荷兰商馆作为与西方文化沟通的惟一窗口,日本的一些思想者们从这里开始接触到了一些近代的欧洲学术思想｡早在19世纪中叶,日本人就将穆勒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思想介绍过来｡在明治黎明时期的思想家中,横井小楠(1809——1869)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根本深处,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而不行不为知”的实学之上的,他提倡应该与“有道之国”加强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并对美国的国家政策赞赏有加,他在其著《国是三论》(1860)中,首次提出了富国论､强兵论､士道论之集合的“富国强兵”思想,也是区别于倒幕派国家主义的舶来思想的一次启蒙｡1868年明治维新,在客观上提出了发展近代产业经济首先必须具备近代经济思想的要求,西方思想犹如洪水一般涌入了日本,日本的思想界的学者们担负着介绍资本主义制度和研究与此有关理论的学术任务｡在那个时期,经济学实际上已是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福泽谕吉从异质文化中获得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他在《文明论之概略》中,明确地确立了他的价值标准:一是功利性,一个是相对性｡进入明治时期,也就是19世纪下叶这个时期,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以及一些类似于中国书院的研究和传播学术机构在创建初期就积极地投入近代思想的传播之中｡由此而产生的被称为近代国民国家的各种价值尺度,开始彻底地否认儒教体系中的公共观念,抨击充满了“堕落”和“享乐”气氛的社会风俗｡

就世界范围的文明发展来看,传统文化的基石应该是这个地域的哲学发展的成果,在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某种思想的导入,都不会是孤立的或是偶然的,它对文化的自我发展和延续起着几乎是决定性的意义｡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伦理文化思想在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思想的碰撞中,日本人领略了西方的经济理论对于分配､货币以及价格等关系的精确描述,从而走向学术上的宏观与微观,渐渐地使它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川时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于在文化上相对孤立的环境｡”也许就是有了这个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相对孤立”的原因,才使得日本在接受新思想时,迅速而又善变｡

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放任主义,也引发了对政治词汇“自由”的争论,而实际上所带来的,是自由贸易下的关税与货币问题｡神田孝平(1830——1898)在自由主义经济的影响下,率先提出了税制改革方案,以期改变德川以来的过于复杂和不公平的税制｡在其后的实践中,也如预期的那样,地租改革使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转变成商业关系｡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人权自由等一系列的自由主义原则,一直让政府心怀戒备,或许还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的缘故,自由放任主义终究未能象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发展壮大,很快,就转向了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在19世纪后期,虽然当时的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开始流传到了日本,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发展自身的性质是在国家倡导和保护工商业为主角的经济社会,自然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就有些格格不入｡而德国历史学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所谓古典主义,却似乎颇有市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观察,这也是学术传统在选择过程中的反作用机制的结果｡学术传统在国家政策实践的结合上的外在表现,是一种或是一系列的观点､理论｡弗雷德里克·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日本的传播可以说是取代古典派经济学的重要经济思想的一个转折｡明治23年(1890年)由众多日本经济学者成立的国际经济协会,是历史学派的保护主义传播这一思想的主要途径,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政策和近代化政策在它的影响下,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自李斯特的历史学派之后,德国的社会政策学派也在19世纪末给了日本经济学以相当大的影响｡在现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看来,这种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机理,颇似与传统儒学的“经国济民”之论｡“经济”这个概念最初的意义是来自儒学的“经国济民”,它包含着“治理国家和救民于疾苦”的礼教式的封建经济文化观,而这种思想体系直到20世纪仍然一直在影响着日本的思想家,也正是这种礼教性的思想,使得日本思想界对于来自大洋的作为实证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有着天然的戒备和抵触｡它也与政治问题､道德问题紧密相连｡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金井延(1865——1993),这个毕业于东京大学的高才生,在其留学德国的时期,就对社会政策学派的新思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同于保护主义,他认为企业或是工厂的改良,主要是制度的改良,应该归结与对整个国家的制度改良,而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协调成长是改变经济机制的关键所在｡但是,他的理论还是建立在国家主义之上的,他赞同富国强兵的论调,思想上的右倾最后竟然发展到了殖民主义,开始极力地主张要以国家的力量来获取殖民地｡社会政策学派在后来也逐渐分化,在其后的世界性的工人运动中变得泾渭分明｡

但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发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似乎要比新古典派的思想更受欢迎,在开始阶段,这种学术热情完全是认识行为｡乌托邦式的理想经济法则,在当时以经济学为主导的国家思想体系中,尤其在学院派的学者中,极具诱惑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学说传入日本,并在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影响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直到今天,马克思著作中的精华《资本论》,已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知识传统的一部分｡虽然日本的经济学者对卡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固有的决定论持批判态度,但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分析中的工资理论以及收入论,对为解决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提供了思考途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开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明治后期转为政治行动,这种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谴责除了学术上的认识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人道主义和宗教思想所致｡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后期,日本已经创建了当时连接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桥梁,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分别建立于1877年和1897年),这两所大学对发展日本经济学乃至整个近代日本学术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东京大学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在大学的课程之中,最初是作为“文学部”的课程内容而设定的,进入20世纪也就是日本大正时期后,学校就成立了经济学部(相当于我国院校中的“系”),同时也聘请了来自美国的学者来讲授哲学和经济学,后来,由于教师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人或是欧洲人,据说所用的教材也大都采用外语教材,于是包括日本教师在内的学校教师用外语讲学便逐渐普遍起来｡后来李斯特､穆勒､杰文斯､罗雪尔､麦克劳德等经济学家的学说被介绍过来｡老师和学生有幸接触到了一些当时前沿的学术思想,同时东京大学培养出了为近代日本思想做出重要贡献和独创贡献的学者｡站在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明治时期是一个思想的启蒙时期,国家主义是这个时期的核心主题,国家意识以及建立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是这个时期提出的目标口号｡“实学”以及“实用”所表现的,是反映整个国家理性的宪法的完成｡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创办的“明六社”的目的,也就是旨在提高国民文化,创造自由的学术交流｡在当时,使学术脱离政治的控制,脱离“虚学”,是这个文化团体的历史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着本国的经济高速成长,终于在世界上确立了无可争议的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日本的经济思想竟然进入了深刻危机时代｡许多的研究者认为这是经济高度成长的代价,这个问题的矛盾性也回答了危机的必然性｡在美国一贯支配的世界经济秩序格局中,来自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势力正在咄咄逼人,布雷顿森林汇率制度的解体,说明了世界经济格局正朝着多极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日本国内,支持日本经济体制的理论思想也从凯恩斯主义过渡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货币主义在经济危机的沉闷空气中,向传统的增长理论主流派发起了挑战,但是它同其他指责新古典综合派学派一样,难以挑起取代主流理论学派的重任,但日本新一代的官僚经济学家如加藤孝宽､西山千明等人,在其中起到了介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戏剧性的结果是,米尔顿的《自由选择》一书在日本成了畅销读物｡事实上,货币主义的代表者,应该是铃木淑夫(1931——)和新保生二(1945——)｡尽管货币主义者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经济理论,但是由于日本令人骄傲的经济成就,在政治上抱右倾态度的日本货币主义者,更津津乐道于日本经济的优越性,如同在别人原创技术基础上的发展一样,打上“日本制造”的印记,从而试图通过经济理论的模式固定化来继续无限地扩大日本文化的“神话论”｡日本政府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就尝试要进行一次跨世纪的全社会大改革,力图适应世界新秩序｡从桥本内阁开始,就提出了金融改革､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教育改革等所谓“六大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自由而富有活力的社会”｡仅在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内,实行放松的经济规制就达到了3000多项,非常明确地表明首先争取在经济上缓和或改变长期以来的萧条状况｡这些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不仅是对应经济发展所遇见的种种困难,也是政治思想背景下的需要,可以说当前日本正在经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三次大转折｡然而这一愿望受到了各种学派的不同程度的反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这是过度的资本积累和资源枯竭下的世界经济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资本主义更广泛､更深刻的危机征兆,是将经济危机的重担转嫁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即便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对行政改革和扩大内需持消极态度,整个学术界和经济界都已经认识到这种弥漫于整个国际社会的经济低迷背后,一种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的文化危机正在或已经形成,它不仅是在日本,也不仅仅是“现代”经济学的范畴,而是远远超越了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社会特征的文化潮流,继续而深刻地影响每个国家和地区,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将通过经济活动而呈现出更加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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