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衰落分析论文

2022-04-19

【文章摘要】日本企业集体衰落,除了国际金融危机、日元的持续升值等外界因素之外,还有更根本的原因。本文将从创新模式和经营模式两个方面探讨分析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日本企业曾经引以为傲的持续创新模式和日本式经营不再符合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最终集体陷入困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日本制造衰落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日本制造衰落分析论文 篇1:

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性与内生性缺陷

[摘要]根据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及相关嵌入性研究发现,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外生性嵌入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方式与手段。我国在利用FDI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外生性产业集群,正是由于缺乏内生性嵌入而难以形成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陷入“OEM锁定”而难以自拔。

[关键词]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内生性嵌入;外生性嵌入;内生性嵌入缺陷

一、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

(一)FDI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关文献回顾

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最初源自于发达国家的地区实践和当时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虽然许多发达国家的典型产业集群云集着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但研究者们更多地强调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资源和能力,对FDI的关注较少。因此,在为数不多的研究FDI与产业集群形成的国外文献中,对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内生的观点,即在国内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探讨内生产业集群对外生产业集群形成的引致作用。Head、Ries和Swenson在研究日本制造业在美国投资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对日本投资选址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国既有的产业集聚效应,指出日本投资的区位显著受到美国产业簇群定位的影响,美国产业内和产业簇群的市场关联和技术外溢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国垂直产业关联对日本公司区位选择的吸引力很强。Guimaraer等人对集聚在葡萄牙的FDI定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集聚经济是影响FDI投资的决定性定位因素。

相对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形成的内生性,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多来自于外力的作用,即FDI的作用,如波特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总是倾向于能够获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先投资的外国企业对后来的企业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有鼓励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同产业的集群。Head&Ries对中国1984-1999年引进FDI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现有工业规模和利用外资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集群研究进行跟踪,在国内众多研究产业集群的文献中有一部分与FDI相关。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1.指出FDI是导致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魏后凯、徐康宁、梁琦等人从FDI区位选择的角度,指出某些地区特有的区位优势因素导致FDI流入并形成地区集聚。我国学者朱华晟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及全球联系一直受到关注。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受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深刻,尤其是对后者的技术依赖性增强。茹玉骢指出是跨国公司垂直型的FDI导致了我国FDI产业集聚的形成。王剑以江苏省FDI的历史数据为样本,分析FDI集聚过程的空间演化模式,得出如下结论:传统行业由最初的集聚逐渐向扩散演化,而新兴行业则由最初的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演化。刘义圣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类:内生式传统产业集群、外生式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并指出外生式产业集群是FDI与当地的区位优势结合形成的以外商投资为主的产业集群。李锋从实证的角度对江苏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江苏产业集聚很大程度上是FDI推动型集聚,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生产对集聚网络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郑胜利通过台商在大陆投资特征的分析,指出台商目前已在大陆形成地域集聚,但与当地企业缺乏密切合作,根植性不足,对当地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他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国内的区位优势与FDI链合的结果。黄德春指出,在开放型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跨国公司将会影响技术型集群的知识辐射、生产型集群的集群结构,并成为市场型集群的枢纽。开放型集群的形成会给地方性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业。

2.认为产业集群或集群因素形成了吸引FDI的特殊区位优势,促进了FDI的流入。毛新雅通过对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产业集聚状况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贺灿飞用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有关的变量来解释我国207个地级以上城市间实际利用FDI和协议FDI的分布,验证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对FDI的重要作用。王焕祥以FDI双集中为背景,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吸引FDI的二重优势,即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随着各国吸引FDI的竞争日趋加剧,基础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不断弱化,而集聚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日益强化。祖强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FDI纷纷投向中国,跨国公司的FDI对我国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部分学者将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折衷,指出我国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首先是因优惠政策、市场、资源等因素导致FDI流入,在路径依赖以及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又成为进一步吸引FDI流人的区位优势。如李锋指出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增强了区域的整体福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区域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降低了商务成本,从而增强了区位的引资能力。

综上所述,我国的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而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区位优势,如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廉价的劳动力等,吸引了大量FDI进入我国。由于历史与偶然因素使FDI驻留于某一地区,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开始形成产业集群,并引致本地与外资企业加入,导致更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效应的示范与带动下,更多的FDI进入,从而使集群效应成为吸引FDI的区位优势。因此,我国的外资利用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已进入良性循环:区位优势——FDI进人——形成集群效应——区位优势增加——更多FDI进入——形成更大规模的集群效应。

(二)FDI与我国产业集群区域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我国加工制造业利用FDI数量最多,相应地外生性产业集群也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产业中。随着近年加工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的集中,形成了三大经济核心区和若干制造业带。由表1数据可知,我国各地工业增加值与FDI的地区分布相一致,利用FDI多的地区,相应的工业增加值也高。

注:①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②FDI实际利用额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

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内蒙古、广西、云南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目前,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7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粤)、长江三角洲(苏浙沪)和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辽)三大经济核心区,随着FDI在这些地域内的集聚,在沿海地区初步形成长三角制造业带、珠三

角制造业带、京津制造业带、山东半岛制造业带、闽东南制造业带和辽中南(沈大)制造业带。这些制造业带,由最初的简单聚合到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集聚后,由于集聚体内企业之间不断发生联系,已经开始由集聚向集群转化,形成产业集群化趋势。

2.FDI区域分布与各地产业集群数量分布呈现一致性。根据表2数据,2004年我国东部lO省市(不包括海南省)利用FDI实际额共计46 714 984万美元,占全国FDI利用实际额的比重高达83.11%。2005年我国25个省(市、区)的产业集群数共计748个,而东部10省市的产业集群数为569个,占25省(市、区)集群总数的76.07%,产业集群数排名第一至第五的省份均在东部。通过FDI利用额与产业集群数量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FDI利用多的地区,产业集群的数量也位于全国前列,这进一步说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FDI的区位分布存在高度的相关性,FDI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网络组织,它兼有企业与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建立在网络中各种中间组织的地理接近、相互依赖、持续交互作用以及产业组织间柔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具有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生产网络、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

嵌入性的概念是新经济社会学在具体阐述其观点时用到的三个概念之一,即嵌入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最早形成于美籍匈牙利学者波兰尼的思想中。嵌入性一词的普遍应用归功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工作。西方产业集群网络的嵌入性研究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实践,经历了由内生到外生,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该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内生的本地化基础与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联系。因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可分为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前者指集群区域内部的企业之间、企业同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联系;后者指集群中的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同区域外部成员之间的网络联系。本地化嵌入即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关系性嵌入),即集群成员间的互动联系;行为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结构性嵌入),即集群受其所处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全球性嵌入主要是指集群对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 Chain,简称GVC)的嵌入。

产业集群的嵌入性研究之所以会经历由本地化嵌入到全球性嵌入,原因在于一些过于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集群,由于嵌入性依赖,导致“锁定效应”,致使集群走向衰落或解体。在相对较早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重要性,认为集群本地企业间网络、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这些研究都往往忽视过密、过强的集群本地化联系可能导致集群创新能力的退化和竞争力的下降。因为过度嵌入会导致集群的“锁定效应”,即集群网络互动模式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能力的弱化或丧失问题。集群对本地特定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完美适应将削弱本地经济的外部适应性。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便可能因资产高度专用性所带来的高转换成本,放弃进行内在调整的努力,转而沿着既有路径演变甚至衰落。

为弥补本地化的区域研究范式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从集群与外部联系的角度探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的路径。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发表《弱关系的强力量》一文,将行为者的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是指互动频率高、相互间感情投入多、亲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互动交往关系;弱关系是指偶尔联系的互动频率低的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强关系是集群交易治理的重要机制,它可以增进集群内各成员之间的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集群内信息的共享与创新效率。但集群的弱关系可以使集群规模增大,信息量增多,信息的重复性降低。强关系网络适合显性知识的传递,而弱关系网络适合隐性知识的传递。随着全球化中不确定性的提高,隐性知识对集群的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弱关系可能给行动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使具有弱关系的集群由于具有更多与外界的联系而使集群更稳定,并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发展的机会。

Burt于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从网络整体结构性特征来探讨网络关系的多余程度以及网络关系的位置对于行动者资源的影响。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接触间的非多余的关系。行动者所拥有网络的结构洞越多,则行动者所可能获得的资源、机会就越多,能带来的收益便越高。跨越结构洞的网络成员至少可获得两方面的优势: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信息利益),占据影响交易结果的主导位置(控制利益)。Ow—en-Smith and Powell提出“全球性管道”一词,对集群与外部知识体的互动渠道进行描述。认为如果本地化网络可以为集群企业互动提供大量自发及不可预期的环境,并形成某种解释性社区,从而促进集群的创新,那么全球性管道则能为本地集群的创新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并能为本地企业提供大量可行技术。

Raphael Kaplinsky&Mike Morris等人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品定义、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消费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过程。全球价值链包括生产商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和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的价值链。在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包括其上下游联系)的协调中发挥主要作用。比较典型的有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产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贸易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鞋类、服装、玩具、手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很普遍。

新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相对于工业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时代,价值链各环节中的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高,而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较低,所以企业以内部一体化取代市场一体化,以企业组织形式代替市场形式以规避市场不完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在新经济时代,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价值链各环节中,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迅速提高,而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低,形成“u型”价值链曲线(见图1)。

由于价值链各环节价值量的变化,使众多跨国公司发现将非核心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可增强其竞争优势。于是跨国公司借助世界各国及众多企业之间存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将生产过程分解为散

布于世界各地的诸多步骤而将全球价值链分割。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分割,跨国公司将自己不再具有优势的、使用标准化技术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而集中自己的资源优势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从而获取最大的价值量。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分割价值链以及将制造业外包的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获得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综上所述,西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从内生到外生的过程,其集群的嵌入性研究相应地经历了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中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本地化嵌入是集群稳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的来源,全球性嵌入是保持集群发展基础、扩大集群优势的方式与手段。相对于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具有先天的外生性,即首先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环节形成集群,然后通过培育集群的内部优势,促使集群中的企业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通过外生性嵌入,培养内生性嵌入的基础与优势,最后利用内外嵌入性的共同作用实现产业升级的目的。

三、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与“OEM锁定”

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过程中FDI的技术、管理与品牌等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形成之初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但这种嵌入对于我国来说属于被动性嵌入,是FDI为保持和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适合投资区位,进行产业链分割与产业外包的结果。根据现有研究文献以及我们的实地调研,本文将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目前这两类集群都以OEM方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在集群内由于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严重依赖,使内资企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

我国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嵌入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一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垄断全球生产环节的大型制造商,其通过控制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的R&D能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与全球营销网络,以强大的生产规模、技术优势与工业资本,构筑起以全球投资为基础的纵向网络,形成对新进人者强大的产业链高端生产环节的进人壁垒。在这类集群中的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不具有或欠缺研发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与全球营销网络,只能围绕集群内的跨国公司,以OEM方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被动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有限并处于受控地位。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上分布这样几类生产方式:接单产品组装(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接单加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设计生产加工(Own design Manufac-turing,ODM)、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EMS)。从OEA—OEM—ODM—OBM—EMS,随着生产方式的转换,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量的创造也由低到高。EMS、OBM、OD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量的高端环节。OEA、OE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处于价值量创造的最低环节。以当今世界计算机生产为例,其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在美国(EMS),核心技术集中,利润率高达25%以上;第二层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ODM、OBM),利润率达15%;第三层在东南亚和中国(OEM),以制造业为主,生产规模高达几十亿美元,但利润率却不到5%。在我国信息设备制造集群中,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凭借垄断计算机硬件生产的核心技术、CPU、存储器及其关键材料单晶硅的制造,独占该行业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使用标准化技术,产品的专用性低,与EMS、OBM、ODM厂商之间的关系松散,被其他厂商替代的可能性大,讨价还价能力差,价值捕捉与创造能力差。

我国外生劳动密集型集群嵌入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在全球销售环节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零售商和经销商,其通过控制设计和销售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中的设计优势、品牌优势与全球营销网络,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构筑零售商、经销商与设计者之间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水平网络,从而形成对新进入者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相对于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较高的生产环节进入壁垒,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由于其技术难度不高,生产环节进入相对容易,但市场进人壁垒较高。在我国劳动密集型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由于在产业的上游不具有设计优势,在产业下游不具有品牌与全球销售优势,只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被动地以OEM方式为全球大型供应商提供产品,嵌入其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获取微薄的工缴费。 。

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共性是:二者目前都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价值量创造有限。由于无法进入到研发、设计与销售环节,缺乏生产的自主性,被动地依赖于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这种“两头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国内企业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但二者的外生性嵌入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嵌入性发展好于技术密集型集群。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高,技术决定市场进入,加之国内缺乏产业发展的传统基础,因此,国内企业要想由生产环节进入到设计、研发与销售等高端环节面临的困难较多,摆脱OEM锁定还需要时日。相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技术壁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较低,且国内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传统与基础,因此生产进入相对容易。国内企业通过多年为外资企业进行OEM生产,已开始普遍采用国际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工艺与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差别日益缩小。因此,外生性的劳动密集型集群已开始向全球价值链的上下两端扩展,一方面向上游的设计环节延伸,另一方面向下游的自有品牌的市场开拓环节延伸,从而能够分享来自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集群所获利润相应提高。从内外资企业在集群内的融合发展来看,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了集群的产生,也促进了本地民营企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与完善,使外资企业与当地的联系加深,增加了其对当地的本土化嵌入,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发展,使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由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单纯合作关系向竞争与合作关系转变。国内企业在依托OEM赚取稳定收益的同时,开始积极自创品牌,开拓国内市场,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国内近年来在纺织服装、鞋帽、家具等众多产业中已经涌现出大批知名国内品牌。但在追求品牌竞争优势、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一些矛盾开始暴露,

即内资企业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彼此间的无序竞争已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使竞争优势难以形成,集群发展后劲不足,不仅没能获得集群所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而且也较难摆脱OEM锁定,实现产业升级,从长期发展来看还将威胁到集群的存续。

综上所述,导致“OEM锁定”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存在的内生性缺陷。我国的外生性集群的形成是在外资作用下被动形成的,虽然形成的时间短,发展速度快,但不具有或缺乏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集群在长期自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性嵌入优势,而内生性嵌入优势才是产业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之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催生”了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但在一些外生性集群中,由于跨国公司大力借助于其内生性嵌入网络提高竞争优势,将与其配套的上下游厂商、服务商整体移植到我国,形成孤立于本土企业的具有较强的追逐廉价劳动力的“复制群居链”,如东莞的台商IT集群。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推行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要素价格的上升,廉价劳动力将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因而基于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也同样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培育出内生性嵌入优势,争取集群发展的自主权,我国将永远处于落后、被动的地位,并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

四、我国产业集群的内生性缺陷

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要包括各类企业、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见图2)。各类主体在集群的内生性嵌入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发挥不同的作用。首先是集群中的各类企业,它们是集群的核心主体,企业在经济利益和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会平等互惠地进行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在价值链上的投资成本。其次是与企业具有各种联系的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主体。政府是产业集群中的建设主体,在产业集群的网络活动中,政府通过法律、经济和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引导产业集群的活动方向,并刺激大学与研究机构同企业之间协同创新,保护创新成果和协调创新主体间的矛盾。产业集群中的一些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在产业集群中起到积极作用,它们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主要节点,通过其自身的专业化服务促进集群内各主体间的合作博弈。这些主体间的群内相互作用形成集群的关系性嵌入,与集群网络所处区域或国家宏观环境体系之间的互动形成结构性嵌入。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缺陷主要表现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不足。

关系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集群网络主体不健全,许多集群内的各种中介组织缺失,如商会、行业协会不健全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少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不发育以及缺少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等;二是核心主体——企业与其他各类主体间的联系不密切。目前许多外生性集群中的企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纷纷与跨国公司结网,努力成为全球化网络中的一员,形成集群内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基于生产流程的上下游垂直分工体系。集群内的信息由跨国公司控制,呈单向流动。集群内地方企业之间(企业与竞争者、与协同者、与同一价值链上的供应商、销售商)、地方企业与本地其他行为主体(大学、科研机构、市场中介组织、政府、公众)之间的联系不密切,网络水平联系没有形成,网络的本地嵌入性不强,导致集群内集体学习能力有限、创新严重不足。而只与跨国公司结网,不与本土企业联系,会造成对国外企业的严重依赖,成为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网络中的一个丧失自主性的结点,最终将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

结构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作为不当及市场的不健全,具体表现为:(1)行政审批效率差,不适应某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家规定,3 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要报国家审批,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不能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2)海关的通关时间长,通关渠道不健全(如缺少全天候通关渠道),境内外人员出入境手续繁琐,通关环节多,通关效率低,导致外生性产业集群中高科技人员流动不便,企业的产品运输不畅,影响集群的持续发展。(3)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缩小了企业资金的来源,降低了企业的筹资能力。(4)优惠政策存在瑕疵,没有顾及价值链上的配套与协作企业,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与发展。(5)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利于对集群内各类企业的规范与管理,也不利于集群的创新与知识在集群内的传播,更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氛围的形成。(6)缺乏技术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中的本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的销售环节缺少竞争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固有的发展现状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与国内缺少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密不可分。

五、结论

1.随着我国FDI利用规模的扩大,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中日益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而这些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即是在FDI的引致与孵化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主要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两类。

2.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一开始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外生嵌入一方面使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时间缩短,发展速度提高,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现有的外生性产业集群陷入“OEM锁定”状态,很难沿着产业链进行产业升级。

3.根据对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嵌入性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手段。没有充分的内生性嵌入作基础,想通过单纯的外生性嵌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优势是非常困难的。

4.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之所以发生“OEM锁定”,原因就在于集群存在内生性嵌入缺陷,集群内众多的本地企业间竞争多于合作,使群内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难以形成,致使本地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提高,只能单纯依赖本地的廉价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相链合,简单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5.我国的各级政府、众多的本地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内生性嵌入与外生性嵌入的关系,在集群外生性嵌入的前提下,在国内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充分认识到内生性嵌入的重要意义,转变政策思路与经营模式,促进与加强本地企业之间以及本地企业与集群内其他主体间的联系,构筑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的网络关系,从而内在地为本地企业提升竞争优势提供基础与支持。

作者:夏京文

日本制造衰落分析论文 篇2:

日本企业衰落的原因探析

【文章摘要】

日本企业集体衰落,除了国际金融危机、日元的持续升值等外界因素之外,还有更根本的原因。本文将从创新模式和经营模式两个方面探讨分析其 衰落的根本原因,日本企业曾经引以为傲的持续创新模式和日本式经营不再符合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最终集体陷入困境。

【关键词】

日本企业衰落;创新;日本式经营

日本企业的传统优势领域是汽车和电子电器领域。如今,这些优势领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汽车领域,以品质著称的丰田汽车公司频发召回事件,甚至陷入“刹车门”。电子电器领域,索尼公司2013财年净亏损12.5亿美元;夏普和松下在2013年全年的净利润仅为1.14亿美元和12亿美元,与其竞争对手三星和苹果相差甚远。

日本企业衰落表现为竞争力不足的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缺乏新兴企业。20年前,是丰田汽车公司、索尼公司等这些大企业为日本打天下,如今仍然是这些企业。反观美国,新兴企业不断涌现,引领着经济的发展,以前的通用公司、IBM等的地位早已被苹果、Google、因特尔、Facebook等新兴企业取代。

日本企业为什么会集体陷入衰落,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创新理念跟不上潮流

日本“持续改善之父”今井正明在《改善——日本企业成功的奥秘》一书中提出Kaizen方法(持续性创新方法)。Kaizen方法涉及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和每一个工作流程的持续不断的改进。“持续改善”战略是日本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概念,是日本企业竞争成功的关键。

日本的这种持续性创新能力与“第2.5次产业”(知识集约型的制造业)的需求非常匹配,所以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的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能成为品质的代名词,从而成为汽车领域的翘楚,索尼公司生产的随身听walkman能卖出2亿5000万台。

这种持续性创新方法对于超长生命周期的产品如汽车、家电等具有很大的作用,但对于生命周期较短的产品却收效甚微。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长生命周期的产品将不再是市场的主流。因为长生命周期的产业已经高度成熟,竞争格局也相对稳定,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利润上都很难有高速的增长。对于生命周期较短的产品来说,需要的创新方法是与持续性创新相对应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在当今知识经济下,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需要的是上述的破坏性创新能力,而日本持续性创新能力的强大是以牺牲破坏性创新能力为代价的。

20世纪80年代,凭借持续性创新,日本企业如索尼公司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市场、利润,尽管预见到了未来的数字化趋势,但以索尼为代表的公司受现有市场的拖累,没有及时进行破坏性创新,从而错过了信息产业革命,导致目前的“一步错、步步错”,所以日本企业会面临着目前的境况。

有人提议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技术。但从技术专利的数量来看,日本的技术仍处于世界前列。从更深层次分析,日本欠缺的是将技术和生产力结合起来的经营战略。

2 日本式经营的拖累

日本式经营的三大核心是终身雇佣制、工资与晋升的年功序列制和各企业组织的劳动工会。在这三大核心中,终身雇佣制是重中之重。

首先,我们来分析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下的员工几乎不会被解雇,为了应对新的局面,减少新员工的雇佣成为必然选择,企业转而雇佣“非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不仅薪水差距巨大,而且身份不平等,他们被排除在公司的制度之外,这使得非正式员工的积极性难以发挥。更糟糕的是,绝大多数的非正式员工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也没有机会加入到正式员工的行列,因为他们失去了正式员工那样积累技能的机会。对于在终身雇佣制下生活的他们来说,前途显得一片黯淡。

接下来分析年功序列制。过去,在年功序列制下,人们热衷于奉献是因为他们坚信企业在三四十年之后还存在,以前的“储蓄”等自己退休后能够被“提取”。这其实是企业同年轻劳动者之间达成的默认契约,即向他们保证,年老之后他们可以得到优厚的保障。如今,企业能否活过今年都成为了疑问。与此同时,年功序列制下的工薪阶层真的热爱公司吗?第一,他们过得并不开心,因为辞去现有的不喜欢的工作的成本过高,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不但可能找不到新的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不会有太多的保障。第二,在公司,他们要对领导唯命是从,很少据理力争,所以在开会时,随大流采取逃避策略是工薪阶层的生存之道。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不会在工作中偷懒或背叛公司,但要他们站出来批评上司或反对公司的某项决策也是难上加难。敢于质疑在如今的时代又显得极其重要。第三,工薪阶层的竞争不是围绕工资展开,而是围绕主流职位。这种竞争不能为企业提高生产力,对生产毫无贡献。

最后,我们来分析工会制度。日本对解雇正式员工设定的规制非常严格,2003年修改的“劳动基准法”规定:“如果没有客观合理或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理由,不得解雇员工,否则将视为滥用权力,解雇无效。”这里的员工特指加入了公会的正式员工,面对严格的规定,工会为了维护正式员工的既得利益,就不断的增加招聘非正式员工的比例,这就降低了正式员工被裁的机率,为正式员工建立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这导致社会上出现大批的非正式员工,他们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日本式经营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它曾经有利于日本企业的发展,如今,曾孕育和促进了日本式经营的环境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还原封不动的坚持日本式经营,只会对企业的发展起到反作用。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日本企业集体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其一直遵循的发展路径和创新路径以及日本式经营跟不上信息社会的要求所致。

【参考文献】

[1] [日]池田信夫.《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胡文静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5月。

[2][日]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李国庆,刘畅 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

[3][日]今井正明.《改善——日本企业成功的奥秘》.周亮,战凤梅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4月。

[4][美]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胡建桥 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6月。

[5][美]克里斯坦森.[加]雷纳.《创新者的解答》.李瑜偲,林伟,郑欢 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6月。

[6][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 译.商务印书館.1990年6月。

【作者简介】

边慧颖(1990-),汉族,江西吉安人,哲学学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方向是科学技术哲学。

王文明(1989-),汉族,江西余干人,哲学学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2011级硕士研究生,方向是科学技术哲学。

作者:边慧颖 王文明

日本制造衰落分析论文 篇3:

日本的“加拉帕戈斯化”是种什么病

日本人对工匠精神情有独钟,这使得精益求精的“日本制造”曾盛极一时,其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更是所向披靡,索尼便携CD播放器Discman、任天堂拔插卡带式游戏机Gameboy,以及各式日系冰箱、电视机、显示器、功能手机等都是昔日之经典,无不引领潮流。但如今,这些让日本人骄傲的作品中,一部分已随着科技的发展沦为古董,而另一部分则在越发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被来自中、美、韩等国新生的、更为大众化的产品所取代,魅力大不如前。

包括索尼、夏普和松下在内的日本电子产业三大巨头的辉煌已成过眼云烟。2014年,长期亏损的索尼从伦敦证券交易所退市;2016年,夏普则在经营危机中决定接受台湾鸿海集团的收购……

面对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国有“中国制造2025”战略,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牵头推进“工业互联网”,而日本却在竞争力逐渐丧失中面临衰落。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评论道,“日本工业界并非固步自封,也非毫不进取,而是思想保守、排外心重造成了恶果,日本是深陷‘加拉帕戈斯化’(Galapagosization)现象的国家。”

源于南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经济现象

要了解日本这一独特的“加拉帕戈斯化”经济现象,还要追溯到位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島(Islas Galapagos)和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发现,那里许多大型哺乳类动物及其他生物由于长期处于孤立状态,产生了与大陆物种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自成一个体系。然而,这些物种只反映当时、当地的条件,进化出只属于自己的肢体、翅膀、牙齿等,出了岛便会死掉。

再看日本,该国企业专注于孤立的日本市场内部,独自进行了“最适当化”的改进,因此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形成了自我封闭的性格,即“日本制造”适应了本身,却自绝于世界市场之外。在日本还是一个工业先进国或本区域唯一工业国时代,日本是能发挥领先作用的,一旦进入全球化时代,技术、资本、人才交流常态化之后,日本就会显得孤独,甚至与世界格格不入,在商业世界陷入自我隔离的状态。面对来自外部适应性和生存能力更高的产品和技术时,最终陷入被淘汰的危险。

根据日本思想库的代表——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分析,该国的“加拉帕戈斯化”现象主要有如下特征:日本国内存在独特的市场环境;海外市场的需求与日本市场的需求存在差距;日本市场独自“进化”的同时,与海外标准脱节;当察觉时日本企业已经脱离世界。

局限本土市场日系手机偏爱封闭式创新

体现日本“加拉帕戈斯化”较为明显的便是其内向化发展手机业。

在智能手机大军到来前,日本市场曾经历过多年无与伦比的功能机时代,人们用它看电视、上WAP网、下载小说、做门禁、付款等等。不过,这些手机还有一些特性,例如,几乎全是翻盖式的设计,但这种款式却在海外市场并不流行;日本人还痴迷于频繁的硬件创新,像太阳能电池、防水灯功能等,但又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们就像加拉帕戈斯岛上的生物一样,美则美矣,却深藏闺中不为人知。

《锵锵三人行》节目曾这样评论过日本的手机:日本基本实现只带手机可做一切事情。比如,手机刷一下便可在街上的自动贩卖机买东西,但这有个前提,就是自动贩卖机的大规模普及,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自动贩卖机文化并没有达到日本的水平。因此,日系手机的这一套系统很封闭,它只在日本可以看到,出了日本之后其他地方很难去适应,水土不服,所以夏普也好NEC也好,在其他国家很难卖得动。这样看来,日本的手机制造业似乎在自我满足与沉醉中脱离了世界的目光,它不断开发各种服务于本土生活的功能,却忽视了对行业大势的把握。

《现代日本经济》中还就手机的国际标准化说明了日本手机与全球手机市场之间的隔阂。

诞生于欧洲的GSM标准是第二代手机的国际标准,以诺基亚公司为首的欧洲手机制造商一直占据着产品的优势地位。然而,当时日本却出台了独立自主的2G标准,日本制造商因拘泥于本国规格,坚持生产满足本国需求的高品质、高性能和高价格手机而被日渐孤立,又自断了实现全球通用的机会。

孤芳自赏难敌iPhone入侵

生物学上,独立完成进化的生物对于外来物种的侵入和进攻显得非常脆弱。同样,从孙正义率先将iPhone引进日本起,日系手机“自我进化”的封闭圈便注定会被打破。

软银通过降价和分期付款等策略,吸引了大批年轻时尚的日本用户转入其网络,这些人每月在iPhone智能手机上的流量花费是功能手机的10倍以上,从而在日本运营商主导的手机行业封闭体系切开了一道口子。由于日本市场对iPhone的欢迎程度超出了预期,日本NTT DoCoMo和KDDI等著名电信公司也在压力之下与苹果展开合作。

重回全球化轨道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以功能手机为代表的日本高科技产品所呈现出的“加拉帕戈斯化”,本质上反映的是日本未能搭上经济全球化急速前行的快车、闭关自行发展的境况。该国市场看起来五花八门、美艳绝伦,但却过于“个性”与“不合群”。

夏普“卖身”鸿海集团,是这家日本企业走向开放,并依附于后者强大的生产基地和与美国苹果公司紧密的商业联系重回国际市场的转变。《松下幸之助在哭泣:日本家电业衰落给我们的启示》一书的作者岩谷英昭谈道,日本家电业和快速的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在产品创新方面无法与市场匹配,所以出现了集体衰落的现象。因此,现在光有先进的技术不行,还必须要与时俱进,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日本企业到了必须转变经营意识的时候了。

作者:牛绮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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