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中华医史杂志》是中国最著名的医史期刊。文章以该期刊1980-201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为中心，选取这一阶段中医史研究“内史研究”的经典路径：医史人物、医史理论、药物史、治疗方法这四个方面，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并思考了这一时期我国中医史研究的状况、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第一篇：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

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医学

摘要：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文化和古代医学，二者关系非常紧密。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儒家的思想和医学联系较多。它所推崇的“仁”、“孝”现在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化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他健康状态的，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高看医学本身的建构。

关键词：古代文化;古代医学;儒教;仁;孝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

一、文化是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健康状态的

古人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味用者夭，善用者延”。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正是文化的内容之一。我们古人也充分认识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医学强调“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并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健康标准：“天人和谐”、“阴阳平衡”、“五行制化”及恒动且衡动。指出：“人与天地共存”(《灵枢》)，“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素问》)“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这些健康标准亦是古代医师的对疾病的诊断标准。

二、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着医学本身的建构

中国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较多的是儒家思想。儒家中将仁孝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将其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医学渐渐被定名为“仁术”了，成为践履儒家仁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一种技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大批儒者演变成医生，悬壶济世;二是作为医生的儒者，强调要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的行为准则。在各个朝代，儒者转而专攻或兼通医术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基本推动力量就是儒家济世行仁的思想观念。

以儒家仁的道德标准作为医界的行为准则。大量的习医戒要、箴言、规格、医话等等之中，都将仁爱二字当作首要的要求。明代陈实功在《医家十戒五要》中谈到：“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沦之书，须但夕手不释卷，——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证时自无差谬矣。”明龚信《明医箴》开篇即言：“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其予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明末人潘楫《医灯续焰·医乃仁术》一文不仅指出医者应该怎样去做，同时也强调了行医时应该禁绝的事。

孝与仁在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体系中关系十分密切，孔予在《论语·学而》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孝道观对传统医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医孝合一论虽然在北宋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并未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但在后来，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儒教把孝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人都不能违反的“天理”，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医家无不谈“孝”，甚至以“孝”治医。即认为知医为儒者分内事，而作为孝子亦必须懂医。因父母有病而萌志习医者，大有人在。这种医孝合一论显然包含有古代人道主义的合理因素，是有其一定进步意义的。

但是，这种医孝合一论是以孝为其根本的，而孝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被推向极端，认为“孝”的核心，就是子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绝对服从父母，惟父母意志为瞻，否则就是不孝。“孝”乃“父为子纲”在道德观念上的反映。“忠”、“节”、“信”、“义”都不过是孝这一观念在君臣、夫妇、朋友、主仆关系上的运用和推广。吕祖谦则认为，子女孝敬父母是无条件的，说：“孝敬之心无间断，随遇随起。”(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父母不从吾辣，至怒。怒至于挞之流血，亦起敬起孝”(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至于为洗刷自己而形成父母之恶的事情，更是不能干的。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口趋巩固，愚孝之风愈煽愈烈，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医儒关系的特殊性，许多怪诞、荒唐、愚昧甚至残忍之事，竟假医学之手而产生。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割股疗亲”。据宋张呆《医说》卷四从肉治赢疾》称：“(唐)开元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赢疾。自此间阎相效割股。”所谓“赢疾”即肺结核一类疾病，过去为不治之症。当孝子们得知人肉可治此绝症，无不互相仿效着从大腿上割肉以疗亲疾。事实证明，这种愚昧、残忍、荒唐的举动非但不能治病救命，而且阻塞了真正认识疾病病因和探寻治疗疾病正确方法的路径，其与科学理性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孝道”对于古代医学发展亦起剑的阻碍作用，还不止以上所论。解剖学为一切医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古代，此项研究活动却基本上未能开展起来，这与儒学孝道观的制约有关。《孝经·开宗明义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说。另外，儒家尚有“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礼记·曲礼下》)的说教，结果发展到尝君父之便溺的极端，此与卧冰、割股、凿脑等一样，令今人所不齿。

另外，道家的思想同样对古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占人从“天人合一”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为天地所生;与天地共有基础物质—气;与天地共守基本规律—道;人的形态与功能都与天地相对应;人要健康长寿就必须置身于天地之中，顺应天地之道。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气”的生化运动，而不是形。气的生化运动只能在机体存活的状态下才能存在。因此，我国古代医学不重视对死人的解剖观察法，而采用对活体的功能观察法。藏腑和气机虽隐而不现，但“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藏腑的气象性用必显于外，故医师可以司外而揣内。

三、文字和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对医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汉字是视觉文字，比听觉文字稳定，这使古代医学易于继承和统一，是其理论稳定性强的影响因素之一。汉字集装信息，言简意赅，是音形义的集约，是具象、想象和抽象的集约，从而使医学理论的语言表述具有文学特色和模糊性，使其具有鲜明的形象思维和艺术特征。还有语言亦有重要作用，语言的合理运用有益于病人的康复。在我国古代医学经典《灵枢·师传》对语言的治疗作用也有精辟的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远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我国传统医学是人文主导型医学，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它十分讯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医学中亦闪耀出诱人的光芒。

责任编辑　刘　皓

作者：郑　佳　柳　娟

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医学史研究述评

摘要：《中华医史杂志》是中国最著名的医史期刊。文章以该期刊1980-201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为中心，选取这一阶段中医史研究“内史研究”的经典路径：医史人物、医史理论、药物史、治疗方法这四个方面，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并思考了这一时期我国中医史研究的状况、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编史学

中图文献号：R-092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1.005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作为全国医药卫生重要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此前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医学史研究唯一的专业刊物，在杂志出版发行的60年中，成果累累，刊载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该期刊1980-201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出发，讨论这一时间段的我国中医史研究的整体走向和趋势，总结出其研究特点。

1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中医史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据统计，《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期间共31卷85期，发表论文2787篇，其中关于中医史研究的文章为2139篇，西医史540篇，中西医结合的文章109篇。就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医学史、西方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地方医学史、外国医学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及比较史等领域。

就医学史研究路径而言，人物研究、治疗方法、药物研究、基础理论这四个方面可谓“内史研究”的经典路径。为了更直观地体现《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涉及的中医史研究状况，本文首先尝试从横向角度按照类别对关于中医史研究的2139篇文章进行统计(表1)。其次，为了体现出《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来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布，本文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分为6个时间段，进行统计(表2)。

表2是关于《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中医史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统计情况，从出可以看出中医史研究不同类别在这六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总体趋势上，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研究发展平稳，波动不大，这和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为中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史的发展概况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这一阶段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上述四个方面状况分别如下：

2.1 医史人物研究

医学史人物的研究作为医学史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内容，近现代以来在研究工作中一直受到重视。仅《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刊载的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医学史人物研究文章达199篇，占总量的14%，是各类别文章中最多的，并且杂志从第24卷开始特设“医学人物”栏目，为人物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中华医史杂志》有关中医史人物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研究著名的医学家生平及主要医学思想、围绕其专著论述其医学思想，结合医学家所处时代分析其思想渊源等。

在我国医学史上，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章太炎、黄遵宪、李涛、陈邦贤等人曾为医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也被医史学者研究的较多。如第21卷邢哲斌《张仲景对防治医源性疾病的贡献》、马堪温《我国医史科研教学的先驱者李涛教授》，第36卷段晓华在《章太炎在近代中医史上的地位及成就》一文中论述了章太炎融考据学、西医学、中医学为一体，以仲景学术为本，兼容唐宋，提出“融会中西，更造新医”，对我国近代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38卷杨杏林等人《一代名医祝味菊生平述要》详述了民国时期医学家祝味菊的从医经历以及中西医学融合的医学思想，第39卷李姝淳《刘昉生平及著作考》谈论了宋代医家刘昉及其著作在医学中的作用。类似的文章被多次刊载。另外，为了纪念老一辈的医史学家，《中华医史杂志》每逢重要医史学家诞辰会特出纪念专号，如特别出刊的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专辑(第13卷)、纪念医史学家李涛教授诞辰90周年(第21卷)等，从中可以体现出在医史研究工作中对老一辈医史学家的热爱与尊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医史人物的过程中，医史研究学者一直遵循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的原则进行研究工作。在杂志第24卷李经纬的“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以下几条原则：“(1)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回归文本在此基础上更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初步看法。(2)不要回避矛盾。(3)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4)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5)要抓住主流。(6)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等原则。从30余年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期其他期刊杂志也出现了不少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如《医学与哲学》也设有“医学人物”栏目，刊载了不少研究医史人物的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医史人物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医史人物研究的专著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刘仁远主编的《扁鹊汇考》、刘隽湘主编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钱超尘，温长路《王清任研究集成》等，这些专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对于中医学术之研究，医史知识之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学家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医学人物研究的课题项目开展，这些对医史人物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2 医史理论研究

医学史理论、基础研究较其他研究类别起步较早，近代时期，就已经有关于医学起源和医学分期问题的讨论，如余山岫、范行准等就提出过医学起源“源于经验积累”、“源于巫”的看法。这些讨论相对来说不够客观深入，随后就有学者对这一看法进行批判并提出了医学源于劳动的观点。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史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点又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83年学者祝长坦、唐民浩等人也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探讨， 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活跃了学术空气， 这些论点为我们为综合考查这一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从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虽然理论研究起步早，但近代的研究仍处于薄弱环节。现代医学史在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对近代讨论的医学起源及医学分期问题有进一步的探讨外，也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的中医史理论研究为287篇，占13.4%。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医学起源与医学史分期问题：《中华医史杂志》杂志第11卷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东人达《“巫医结合”的进步与反动——我国早期医学史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金德昭《不能把“劳动创造世界”作为医学起源研究的结论》，第21卷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等文章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第10卷贾得道《试论中国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论述了医学史分期问题，第35卷李志平《20世纪下半叶中国医学发展史分期问题探讨》以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对象进行分期研究。

(2)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问题：有第18卷郑金生的《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探讨了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第22卷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的《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第23卷张知寒的《略论医儒关系》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出现的这些文章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学发展与外部因素的紧密关联，学术界对此也重点关注。

(3)医学史学科的任务、研究重点方面：第21卷甄志亚的《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着重阐述了医学史的社会功能是认识现实、预见未来，进行教育等，提出医史研究工作一定要从现实出发，沿着本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主动、积极地促进医史学向着更高层次发展。22卷吴云波的《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则认为，中医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必须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

(4)医史理论与方法方面：第39卷第2、3期集中发表8位“专家笔谈”，讨论“医学史与医史学”，内容涉及医史科学的界定及其学术地位、医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医史研究的理念、医学史研究的多元发展、医学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医史学者的学养与取长补短等。其中朱建平提出中医史研究的三个理念：第一，从内史到外史，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第二，从编写到创造，编写历史与创造历史相结合。第三，从历史到现实，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这次会谈讨论对于理清医学史和医史学的概念、学科划分、研究分野和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对于医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期，《医学与哲学》也刊载了医史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如林功铮的《论中国医学史研究范畴》、杨善发等的《中国古代医学家世系研究》等对医史理论研究颇有意义。

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马伯英主编的《中国医学文化史》、程之范主编的《中外医学史》“绪论”部分等。

除了杂志以及专著的研究，也有医史学术会议对医史理论给予了关注。如1986年9月在黄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等，对医学史理论研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2.3 药物史研究

药物学的发展和研究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的药物学研究发展进入正轨，从现有的《中华医史杂志》研究成果来看，共计97篇约占总数的4.5%，相对其他领域来说较薄弱。近些年，随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于药学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领域日益拓宽和深入，1984年《中华医史杂志》增设“药学史”栏目，为药物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好地交流平台。总的来说药物学史研究较偏重理论方面， 主要有古本草著作的研究、中药学史的研究， 少数民族药史， 药学考古， 药学人物研究等等。

(1)对古代本草著作的研究

有关药物学史研究，古代本草典籍是最重要，也是讨论最丰富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几部重要的综合性典籍尤为重要，《中华医史杂志》刊载了不少研究成果。第21卷王家葵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新证”、23卷梁茂新“《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的计量分析”两篇文章，独辟蹊径采用数学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古代本草著作，可谓新的研究亮点。关于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是古本草研究中最多的，因为李时珍在医药学界和世界科技史学界受到双重关注，《本草纲目》不仅仅促进医药学的进步，对其他科学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医学学术界对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曾出现过三次高潮1，讨论的问题包括，李时珍的生平以及学术医德思想，《本草纲目》的药物类别、译本、医药成就以及临床经验做了详致的分析讨论。三次高潮说明了现代以来我国在医学史研究上学术思想活跃，研究队伍愈渐扩大，研究日益深入。

(2)药物史进一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料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些年多种医药资料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早期药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新依据。第11卷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中有关采药、制药和藏药的记述》对马王堆医书中的药学资料及药材实物进行研究;少数民族药史研究起步较晚，自80年代以后研究者渐多，一般为文献学或通史研究以及人物传记等，相对来说研究的范围也不够广，主要集中在藏、蒙等几个民族。第17卷强巴赤烈的《藏医藏药学的形成与发展简述》与张兴乾的《藏医药的发展概况》等文章对藏医药发展的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以及1990年5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是以研究少数民族药学史为主题，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药学史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关于药学教育和药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成果。

此外，随着对药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30余年药学史专著也层出不群。如俞慎初的《中国药学史纲》，薛愚等编《中国药学史料》，黄胜白等的《本草学》，尚志钧等的《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陈新谦等《中国近代药学史》，张鸣皋《药学发展简史》，傅维康《中药学史》，陈新谦《中华药史纪年》，以及高晓山主编《本草文献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通过收集、积累和分析大量的史料、在前人基础上形成的一部部专著，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近现代以上的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山东中医药大学承担的973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将中药药性理论源流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使史学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系， 对药物学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药物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对传统药史研究较多，近现代药史和少数民族药史较少。

2.4 治疗方法研究

中医史研究中关于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医史研究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近些年伴随着专科史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古今病名的变迁及中西医病名的差异，治疗方法的研究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困惑。尽管如此，医学史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在理论建设方面从近代以来研究情况来看已经迈出良好的一步，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治疗方法是比较偏重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治疗方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华医史杂志》统计情况来看较其他类别少，发表论文为66篇占总数的3.1%。这表明在促进医学理论和实践结合发展上还有较大的差距，仍需切实努力发掘与实践。

在《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治疗方法的研究主要涉及：

(1)论述治疗方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以第11卷韦以宗《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16卷宋知行《中医儿科中温补治法源流谈》为代表，其中《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我国骨科诊疗方法的发展过程，在骨科治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2)考察疗法的史料文献，从史料分析角度对治疗方法进行研究论述，如黄健的《我国古代“蜡疗法”史料》一文;

(3)少数民族治疗方法的研究，如第25卷策.财吉拉胡《浅谈蒙医侵泡疗法之发展》和第35卷《论蒙古传统医学的安代疗法》等等，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医学治疗方法，分析了其特点以及发展状况;

(4)紧密结合现代医学出现的疾病论述其治疗史，以第32卷的张大庆《 现代医学头颈癌治疗史》一文为代表，这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

(5)治疗技术史方面的研究，近代以来治疗技术在医学史研究中已经有过探索，并且卓有成效。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相关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在《试论中国古代之外科手术》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一些先天性的纠正术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及科学性。傅芳“关于《五十二病方》的书名及其外科成就的讨论”通过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探讨书中所记载的丰富详致的痔瘩治疗技术。

关于治疗方法相关的代表性专著有蔡景峰主编《中国医学史上的世界纪录》、陈泽霖《古今舌诊之研究》等，对治疗方法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论述。

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如医史人物、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专注于此研究的医史学者也已对我国的医学史出现过的治疗方法从起源到成熟进行了历史的梳理，这也为今后医学史相关方面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 关于中医史研究现状的原因分析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30余年论文统计的情况，从横向看，这一时期中医史占到总数的76.7%，占据绝对优势，西医史研究为19.4%，中西医综合研究仅占3.9%。纵向角度看，近30年每五年为一阶段统计研究成果，大多数变化不明显，变化较明显的是2009、2010年这两年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预期杂志也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这些数字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的总的趋势。在中国医学史所处的中西医结合的大背景下，中医史的研究成果始终遥遥领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医学人物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药物史和治疗方法研究成果较少。西医史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占多数，药物史研究成果最少。并且西医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不及中医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较薄弱。对比中西医史研究发展趋势，可以分析原因如下。

3.1 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中医史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中医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库，要认真挖掘。”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群。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中医史研究论著，科技史、医学史类期刊刊载的相关文章也大幅增加，诸多的医学科研立项课题也相继展开，国家给予资金以及设备的支持使得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批医学人才，这些客观条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我国医学史研究工作取得突破进展。

3.2 西医史的研究人员和机构较少是西医史研究较薄弱、成果较分散的主要原因

回顾近代医学史研究状况，西医史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局政府对中医的打压与对西医的扶持等原因分不开。彼时中医的发展环境恰恰相反，曾几度面临生存问题，幸好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激烈的竞争中顽强的存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中医史研究机构以及研究成员日益增多，中医史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医史研究退居客位，西医史研究人员减少，再加上研究者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学术功底以及深厚的西方文化的学术背景，专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在研究成果上更无法与中医史研究相比。

3.3 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中医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30年余年《中华医史杂志》四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波动不大，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相对较稳定，科学技术各方面较之前飞速发展，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阶段。相应地，在中医史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上会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也大幅上升。

3.4 《中华医史杂志》对古代医学史以及文献史料的重视为近现代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同样也可适用于医学史的研究。在《中华医史杂志》中，偏向于史料文献的研究占文章总数的四成左右，在医学史人物研究、理论基础研究、药物史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等类别中均有涉及，《中华医史杂志》特设“文献研究”专栏，对史料进行更深入充分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的基础研究。同时，在史料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对其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挖掘和考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这个过程也包括对前人工作的补充、质疑批判以及研究成果的考证等。如第26卷仝小林、崔勿骄《“神农秤”质疑》，第37卷纪征瀚“《宋以前医籍考》的编纂与传承”，沈华，赵怀舟“对太邑友文堂版《傅青主女科》刊刻年代的质疑”等文章。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医学史研究中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中华医史杂志》也为其研究提供了发挥的平台。

3.5 同时期科技史、医学相关期刊杂志以及专著的活跃也极大促进了医学史的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医史期刊，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刊载了丰富的医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科技史期刊、医学类其它刊物对医学史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医史研究领域。如《科学》、《医学与哲学》、《中医杂志》、《中医药杂志》、《自然科学史研究》等重要期刊，也刊载了许多高水平的关于研究医学史的文章。如《医学与哲学》设有专门的“医学史研究”栏目，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大多对医学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也有助于推动医学史的研究。一批专著力作同时也涌现在医学史研究的领域，如童光东等的《现代医学发展史略》、刘学礼的《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思考》，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医学史研究的深度。总之，《中华医史杂志》和其他科技史杂志、专著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活跃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医学史研究的领域。

注释：

1 关于李时珍相关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83年9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大会，即首届全国药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以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为主要议题，收到有关论文86篇;第二次是中医学会在薪春于1989年9月召开的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暨学术交流大会，交流的论文134篇;第三次是1993年10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医药学术研讨会，有近200人参加，向会议提交论文298篇，审选交流论文212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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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保宁)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2010)

BAI Yanhui ，YUAN 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

作者：白艳晖 袁媛

第三篇：医学人文精神与健康中国梦

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独特的管理思想和方式，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时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作为公立医院，在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担当着主力军的重要职责。而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独特的管理思想和方式，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在增强医院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医院活力和竞争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健康服务方面将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医学人文精神促进医学发展

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对生命的根本态度，是促进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医学职业精神是植根于哲学的中国传统医学精神，产生于共产主义白求恩精神以及现代人文精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医学人文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广义的医学精神包含职业道德与人文精神。有四个内涵：第一，极其坚定的人道主义理想、医学职业道德信念和医学理性精神。第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第三，德才兼备，彰显医学人文服务取向的精神。第四，坚持倡导公益性和公共卫生性的精神。医疗行业有着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有的职业精神，体现为职业信仰与职业责任，“救死扶伤”是医疗行业者的职业责任，要求医疗工作者认真负责、持之以恒、精益求精、与时俱进。

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革，医学精神逐渐发展成为贯穿“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旨在在诊疗过程中融入人文关怀、弘扬高尚医德、展现医学的温情与仁慈的精神，它是人类热爱生命、反映人类对生命根本态度的精神。白求恩精神提倡的“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热忱负责、精益求精”凸显了中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医疗工作者不因病人的国家、种族、宗教、贫富等方面而有治疗上的差异，它要求医务人员不轻易放弃践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义务。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生应有特质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生职业应具有的特质，重视医学人文精神具有现实意义。

2015 年 2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打造健康中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已处于人类发展的突出位置，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医疗知识的不断普及，人们对健康与医疗服务的要求度越来越高。当前，医疗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而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在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中普遍存在，医学人文精神的理性回归是现代医学模式的迫切呼唤。

醫生的根本目的是治病救人，要求其必须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而“医者仁心”还要求医生谦虚谨慎、沉着稳重，具有爱心、责任心等优秀品质，职业本身要求医生必须具备医学人文精神。由于现在很多医学院校在培养医学生的过程中对其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够，进入临床后医务人员继續教育仍然缺乏相应的人文培养，这样一来，导致医务人员普遍缺乏人文教育背景，事实上临床中的医务人员工作任务重、压力大，所以很多医务人员从实际情况出发无暇顾及患者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

审视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一些医生过分关注医疗技术，认为病治好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由于医患双方医疗知识的不对称性，当没有达到预期的诊疗效果时，医患关系迅速紧张起来。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医患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

倡导医学人文精神，不仅仅是呼唤个体医者仁心，而更重要的是复兴群体医者仁心，也就是说医学人文精神追求的是一种医学群体精神。弘扬医学人文精神，不断赋予医学人文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就要深入探索其形成渊源，全面认识其形成的阶段和时代背景，结合最新的医疗形势弘扬医学人文精神，提高医生的人文素养，进一步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局势。

医学人文精神的理性回归不仅仅是当前医患关系良性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医疗服务领域能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更是国家医疗改革深入进行的有力保障。

医院要全方位关注医学人文精神

目前国内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更多侧重于医学院校，忽视了医疗单位在医学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作用。医院要从多方面提升医生个人素质。

在医院文化建设中加强从医人员的人文素质教育。医院可邀请医学名家、法律专家、人文学者等来院为医务人员做医学人文方面的讲座，或者进行学术交流。通过对生命的终极探讨，从医学伦理、法律、医患关系等方面进行解读、剖析，引导医务人员注重在临床中思考和实践医学人文的内涵，自发地关注患者尊严、敬畏患者的生命。

树立白求恩精神为主旋律的价值观大力倡导诚实的科研精神、务实的工作作风，以白求恩精神为医疗行业建设的主旋律，提升医疗卫生工作的服务品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体现在医院就是“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最关键的是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合理因病施治，真正做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需，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把维护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在维护病人利益之中实现自身价值。

在医院管理中注重对职工的人文关怀。医疗单位管理者应该关注医护人员的心理活动状态，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给予医护员工切实的人文关怀，形成医护人员正确的认知。

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要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加强医患沟通必不可少。医患关系之所以紧张，一定程度上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关。要不断提高医生与患者沟通的能力，为患者提供温馨、细心、爱心、耐心的服务，才能构筑起医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

医院要专注于人文精神的构建，从院区环境、诊疗、住院环境、就诊流程等方面体现对患者的人文关怀，这样患者来院才会安心、舒心，医院才能真正为患者信赖。久而久之，医患矛盾紧张的局面将得以缓和，取而代之的将是医患间的和谐共处，医学人文精神才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本文选自：民生周刊 2017年03期）

作者：民生周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