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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经济法律论文范文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启示
[摘要]“法治原则”是现代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立国四大基本原则之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法律化的经济体制，完善的法制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的依法治国方略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提供了最充分的制度保障。学习、参考、借鉴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对于构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文献标识码]A
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都应当是为公众造福，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伴随巨大经济成就而出现的严重的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社会阶层分化等社会矛盾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态势，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缺少充分的法律保障。相比较而言，德国作为当今世界最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之一，其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值得我们去思考、学习、借鉴。
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特点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深刻含义在于，把市场上的自由原则同社会平衡和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上的负责精神结合起来。”（刘光耀，2007）其基础是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建立和维护了一种绩效竞争的秩序，它总体上遵循一整套核心原则，包括维护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财产责任以及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具体而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是德国为保证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福利制国家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总和。其中有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提供基本规则的民法和商法，为国家调控提供手段的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稳定法等，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实现福利制的社会立法等。这些法律构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覆盖了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为德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一）德国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石
德国基本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是德国的根本大法。1949年通过的《基本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只调整过一次，但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瞬息万变，德国先后七次修订《基本法》内容，最近一次修改在2012年7月11日，并于2012年7月17日生效。基本法从一开始就通过确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以符合实体宪政概念的要求。这些基本政治原则是：民主、共和、社会福利国家、联邦国家以及实质的法治国原则。《基本法》突出对人权的保护，在保护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强调私有财产必须尽社会义务，基本权利第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财产权负有义务。财产权之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这就为德国的经济治理提供了法理依据。基本法从根本上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孜孜不倦、自强不息，通过自己诚实的有创造性的勤奋劳动不断创造财富，对社会作出贡献，并要对社会、对他人和对家庭负责，必须关心他人，关心弱者，决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自私自利，不能崇尚拜金主义，不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说，作为社会成员，首先要讲道德、讲责任、讲奉献，然后才是索取。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去这样做，经济才能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政治局面才能稳定，道德情操才能高尚，世间才能充满友爱，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刘光耀，2007）《基本法》第20条第1款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之联邦国家。民主和联邦的概念很清楚，但如何理解社会国家呢？这就是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很多的社会元素，也就是更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一词隐含了国家负有为了消除市场经济弊端、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而进行经济干预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德国基本法中有大量有关经济制度的宪法条款，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定为“经济宪法”，这些宪法条文是衡量国家经济活动的标准，实质上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石。1989年庆祝联邦德国成立40周年时，《德国基本法》就被誉为在德国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最好和最自由的宪法。过去没有哪一部宪法像基本法这样为德国公民所接受。随着基本法的出现，诞生了一个至今无严重宪法危机的国家。
此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国际上常被视为参照模式和榜样。对此，前联邦宪法法院法官格林描述道：‘一个接一个的代表团来到联邦宪法法院，例如有俄罗斯的宪法法院在卡斯鲁厄准备其宪法法院法的草案，而南非的宪法法院则恰恰是在此举行其第一次会议。’按照一个美国人的说法，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取代美国宪法而成为了‘世界民主宪政的主导模式’。”（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2007）德国基本法设置的裁判宪法性争议的宪政法院，为世界上大多数难以接受由普通法院实施宪法审查之美国模式国家创立了一个成功的宪法审查新模式，从亚非拉国家到1989年巨变后的东欧各国纷纷以德国宪法法院为蓝本，创建与本国体制相调适的宪政法院，乃是不争的事实。德国基本法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及基本权利效力的强化，不仅维护了人权，它所折射出的民主和法治的价值也培养了德国宪法社会文化，反过来推动了德国宪法的成功运行。德国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也是德国基本法成功运行中最动人的部分，德国最根本的成功是把这部宪法当回事。
（二）德国民法和商法——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提供基本规则
民法和商法所提供的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规则。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法律规范涉及全社会的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大到涉及国计民生的财产支配关系和流通关系，小到个人、家庭与邻里之间的关系，都是民法的调整范围。民法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其重要性只有宪法可以相比。德国现行民法是1896年8月18日颁布、1900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民法典》。百年以来，德国社会与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年成立时制定的《德国基本法》，即德国宪法承认《德国民法典》仍然有效。随着时代的发展，该法典也曾经过不少的修改，民法的内容也不断增加，但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没有大的改变。它至今仍是各国民法典中逻辑最严密、形式化程度最高、最富理性色彩的一部。德国立法者也认识到，试图用一部法典来概括和规范全部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当增加个别条文无济于事时，立法者干脆重新制定一部新法，作为《德国民法典》附从法。目前，这些附从法有《地上权条例》《住宅所有权法》《通用交易条件法定规则法》《婚姻法》《消费者信用法》等。最值得思考的是：德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的开办者和经营者都必须有学习过《德国民法典》的经历，每个大学生，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都必须有《德国民法典》的学分。《德国民法典》能有如此之长、如此之大的生命力，不可谓不是经典。德国民法典共有四个基本原则：一是私法自治，它是整个民法典的基石，包括合同自由、财产自由、遗嘱自由。二是信赖利益的保护，主要是善意取得制度。三是社会均衡原则，即国家主义条例。国家对合同自由、财产自由等方面都有所限定。四是宪法对民法的影响。民法典根据宪法内容做出合宪解释。这四项原则中后两项是在二战后形成和发展来的，反映了社会公益的思想。通过对德同民法典的结构进行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德国民法典的结构本身即体现了对人“从摇篮到墓地”的终极关怀。德国民法典第一编总则开始的第1条即规定，人从出生完成开始取得权利能力；接下来随着其长大，开始具备了劳动能力，就需要和别人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赚钱后买东西也要和人签订合同，于是总则之后出现了第二编债权；有钱买了东西，法律就需要确认其所有权，以及利用财产的法律形式，于是接下来便是第三编物权；有了钱，长大成熟后开始娶妻生子，亲属便成了第四编；有了孩子，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自己就会逐渐变老，最后诀别于人世，死亡后人格消灭，财产成为遗产，为继承人所继承，这就第五编继承。所以，德国学者称他们五编制民法典的结构安排，体现了一种对人“从摇篮到墓地”的终极关怀。
商法是专门规定有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包括法人）和事实的法律。德国在民法典之外另外制定商法典的原因，是商人和商事行为虽然具有民事主体和民事行为的一般性质，但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他们表现更多的是其独特性，即具有以营业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目的，即以商业性盈利为目的的特点。而且商行为比一般民事行为运转更快，因而其风险更大，所以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要求。从为社会公益和社会经济生活安全角度来看，必须通过国家立法对商人和商行为制定明确的规范。《德国商法典》是德意志帝国于1897年5月10日颁布，并与《德国民法典》同时生效的一部法典。它与《德国民法典》共同构成德国私法的两大法典。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商人是民事主体的特别形式，商行为是民事行为的特别形式，所以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是商法的一般法。
（三）《反限制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社会市场经济和谐发展的秩序保证
竞争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杠杆，是自古就有的社会现象，它存在于一切领域，经济领域里的竞争尤其令人瞩目。如果说德国民商法提供给市场经济参加者合法的身份和必要的权利，那么国家的积极的干预则是要确定市场主体竞争行为的边界，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在基本法确定的法治国家原则下，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主要通过《反限制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两部法律制度来施行，以确保均衡社会经济利益，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前者调节竞争本身的问题，即在一定市场上的竞争是否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是否合法，是否必须得到许可。后者调节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行为，规定什么样的竞争行为不允许，并不涉及竞争本身是否可能。《反限制竞争法》又名《卡特尔法》，1957年制定，1980年和1990年两次修改。之所以又称之为《卡特尔法》，是因为卡特尔是生产相似产品的独立企业联合起来以提高价格和限制产量的一种组织。它是企业通过公开或者暗中达成的市场横向协议即卡特尔协议进行勾结，将产品价格定在相近的水平上，以避免竞争，从而提高利润，降低营业风险，最终形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垄断）。企业间达成卡特尔协议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限制竞争的行为。卡特尔协议不仅削弱了市场竞争，影响了有效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且也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反限制竞争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要消除企业之间达成的限制竞争的卡特尔协议。德国采用世界上最严厉的《反限制竞争法》来规范竞争秩序最终为德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形成。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德国的稳健表现表明，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德国中小企业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德国抵御经济危机侵袭的中坚力量。
《反不正当竞争法》又名《竞争法》，1909年制定，最后一次修改为2002年7月23日。该法的立法目的，是排除竞争中的不公正、不道德行为，建立并发展公开、公正的竞争秩序，保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该法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分为“顾客误导”“妨碍对手”“剥削性竞争”和“违法竞争”四大类。近十几年来由于市场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欧洲市场的一体化，《竞争法》变得不合时宜。德国联邦司法部于2001年2月成立工作小组，对《竞争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建议和批评，历时3年5个月，新《竞争法》正式于2004年7月7日公布并立即生效。此次立法不是对旧法的局部修订，而是重起炉灶，致使整部法律发生了基本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明确消费者作为保护对象。新法对消费者的保护最明显的是，按照第七条的规定，“垃圾广告”是违法的，如不得通过传真、电话、电子邮件及手机发送接收人不希望收到的广告信息。（2）“超级条款”修改为：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是不允许的，如其以不利于共同竞争者、消费者或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方式妨碍竞争，且这种妨碍并非无关紧要的。同时还明确指出：影响消费者或其他市场参与者决策自由的行为；利用消费者，特别是孩子、年轻人缺乏经验的行为；在价格优惠或搭售中没有将附加条件清除无误说明的行为；在具有广告性质的有奖销售中没有将参加条件清楚无误说明的行为等等均为不正当竞争行为。（3）新法对误导性广告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新法给出了判断标准：对一个事实的沉默是否为误导性的，要考虑这个事实按照交易观点对决定订立合同的意义以及沉默对决策的影响力。这个标准是对法官裁量的授权。（4）新法规定商家完全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及何时进行特价销售的规定。（5）新法废止了“生产厂家作广告和发放购买券”的规定。（6）新法在法律后果方面规定了多种权利。新法除规定了传统的停止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之外，又规定了排除请求权，即排除由不正当竞争所造成的不法状态。还规定了削夺利润请求权，即在一定条件下以上请求权的占有人可要求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商家将其从此行为中的获利上缴联邦国库。
（四）《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调节、稳定社会经济关系
即使各种社会经济力量完全按照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竞争，有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此时就必须由国家出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节，把市场经济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1967年，德国政府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将运用经济政策手段努力实现价格稳定，高就业水平的、持续的、适度的经济增长及对外经济平衡（所谓“魔力四边形”）纳入政府的责任范围。关于具体的目标选择，德国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置于经济增长之上。在保障社会基本福利的前提下，努力实现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反对赤字财政。同时，维持物价稳定是历届德国政府都不敢忽视的最具优先地位的调控目标，因为在德国历史上曾两次遭受恶性通货膨胀，民众对此非常敏感。各政党为获得选票，就必须保持物价稳定，否则就有失去执政权的危险。为使上述政策和原则得以顺利实施，德国还成立了政府景气委员会、财政计划委员会和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保证了联邦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化和科学化。
（五）完备有效的劳动争议解决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全
德国是世界上劳动法律制度建立的比较早和比较完善的国家之一。早在1900年，《德国民法典》中便规定了雇员在雇佣关系中应享受的一些权益。一战后，八小时工作制正式确立，第一个劳资协议条例得以颁布实施。二战后，德国致力于战后重建，完善外籍劳工等相关政策，陆续颁布了丁资给付法、工作时间法、休假法、解雇保护法等一系列的专门法。两德统一后，劳动法体系更加健全，对特殊工作岗位及就业群体的保护更加完善，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判例体系。
由于德国是私有制国家，贯彻的是“劳动自由”的原则，故劳动关系的建立完全采用市场化方式即采用劳动契约形式，由雇主与雇员自己决定是否发生雇佣关系，并决定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休假、劳动保护等有关劳动的具体事宜。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总是处于较不利的地位，他们的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护，劳资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为缓和这种冲突，稳定社会关系，德国法律在保护劳动者上采取了较大的举措，其主要有：（1）为了保护员工的利益，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劳动法、《劳动保护法》、确立了统一的劳动保护条件。该法的一个显著的成就是，把对劳动关系的司法管辖权从一般管辖权中分离出来，为成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据。（2）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对劳动关系进行特别司法管辖。（3）在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出台了《雇员代表参加企业管理法》和《参与共同决策法》，建立“职工共决权”制度。规定雇员人数超过500名的大型企业必须设立监事会，选派职工代表参与重大决策。（4）建立完善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制度。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针对劳动中的危险对就业者的保护；另一种是劳动时间保护、劳动报酬保护、解约保护等。另外，对特殊劳动者如妇女、青年、重残疾人以及家庭劳动者等，由法律针对其特性作出规定。同时，德国对一切就业者建立以企业资金和国家资金为基础的强制性保险制度，它规定所有的雇员都必须参加医疗、养老、事故、失业等项保险，保险费由雇主与雇员各半分担。如就业者失业，除其可以领取失业保险赔偿外，还可免费接受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培训和转岗培训。（5）在颁布有关企业《破产法》的同时出台了《解雇保护法》。为防止企业随意解雇职员，解雇保护法规定，10名雇员以上的企业适用解雇保护。除因雇员个人原因（如工作态度差、泄露公司机密等）可立即辞退外，雇员依法享受解雇保护。怀孕、生育、服兵役雇员、残疾职工不得解雇。正常辞退必须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并提前一定时间通知。因企业经营问题解雇员工，雇员可以要求获得经济补偿。这就为员工获得企业破产薪酬补偿费以及企业转让时强制保留劳动关系等提供了保障。
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启示
中国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均强调市场效率与社会平衡的统一。二者最为根本的区别是：德国总体上把私人产权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而中国是把公有制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市场价格体系：德国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市场价格体系，包括重要基础性行业。而中国在重要基础性行业一直维持着政府行政垄断。德国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充分发挥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这一点已经通过二战后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腾飞以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德国经济的相对稳健表现为世人所认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尚处于初级阶段，无论从宪法、民法、还是其他经济领域专门法的立法和执法层面与德国相比都比较薄弱。彻底的法治经济显然应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基本的特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形式到实质的彻底转变这一终极目标，我们需要吸收和借鉴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
（一）自由原则、社会平衡原则和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上的负责精神应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首要前提
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要使经济生活正常化，就要有一定的经济秩序。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一个有序化、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新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詹姆斯·M.布坎南，1989）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关法律保护制度也愈发完善。然而，社会法律和道德失范现象依然严重，效率不高、公平不够的现实充分说明，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法律所赋予公民、法人等市场主体的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和人的自由权利并没有得到彻底实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自由发展”要求人的个性、人格、创造性和独立性最大限度地“不受阻碍地发展”。通过考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当看到自由原则也应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原则。政府、企业、公民社会都应当充分考虑各自的自由与责任。首先，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是必须在法律限定的范围之内的。经济自由就是要有自由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进行经济活动、自由迁徙和自由竞争的权利。没有自由竞争，便没有经济繁荣。人的自由是指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表达自己的愿望，并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切自己认为必要和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只有当人们拥有自己的决定权的时候，他才能在善与恶之间、真与假之间、正确与谬误之间、光明与黑暗之间按照自己的判断作出抉择。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一直是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之一，每一个市场主体必须通过自己诚实的、有创造性的勤奋劳动去谋求生存的条件，不断创造财富，对社会作出贡献，并要对社会、对他人和对家庭负责，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操才能高尚，中国经济才能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政治局面才能稳定。当然，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下，必然会出现落伍者、失败者和贫弱者，市场主体在自己做了最大努力仍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弱者，必须按照社会公正的原则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实行有效的社会保障，为市场主体的自力更生、自由竞争托底，从而实现社会的积极的平衡。
（二）宪法和宪法法院应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承载力的基石
我国从“‘82宪法’颁布后，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4次修订，内容从扩大人民民主、对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作了充分、切实和明确的规定，直到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基本国情和国家根本任务、经济体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完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制度、基本治国方略等重大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1993年我国《宪法》进行了经济改革以来的体制性的重大修正，最为突出的是将原来第十五条中的“计划经济”修正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强调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2004年修宪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并将财产权上升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予以保护，打破了多年来实际存在的两个“禁区”——“私有财产”问题和“人权”问题，把与所有公民利益最密切的权利赋予法律上的保障。如果将中国现行宪法与德国基本法内容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宪法对主体的基本权利保护方面的内容规定已经相当完善，但问题是，实际生活中宪法文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尊重和轻视宪法文本似乎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与倾向。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句话其实从另一层面反映出我国宪法长期以来在现实操作中面临诸多尴尬，一些法条被束之高阁，“大法”管不住“小法”，“立法”够不着“执法”，一些违宪行为长期难以得到纠正，宪法的至尊地位屡遭冷落。这充分说明，法治不仅是崇尚法律条文，法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社会大众从上到下普遍养成一种适应法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因而，我国宪法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不是如何继续完善它，而是如何落实它。只有将宪法从云端落到地面，才能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对宪法统一的信仰和敬畏，最终让宪法在现实中真正成为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威。正如习近平所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习近平，2012）；“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习近平，2013）维护宪法尊严，是现代法治文明的核心，也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首要原则。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对于宪法的态度是国家是否健康有序的主因，对待宪法的态度取决于主观因素，更缺少法律的监督和规范。中国宪法能否真正成为国家的根本法，起到制约和规范公共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作用，完全取决于违宪审查制度是否行之有效。毕竟，对一次违宪行为的及时追究的重大意义胜过一千次对宪法条文的宣讲的价值。一直以来，中国对于宪法的保障实施没有专门的机构来执行，或者对于违宪没有专门的机构来追究和审判，所以要保证宪法得到普遍遵守，就必须成立宪法法院这样专门的机构来执行和保护宪法。
（三）尽快出台《民法典》，加强民法教育的普及和执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行为规范基础
素有“民权保护之母”称谓的民法典，旨在厘定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民事权利，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继承权、合同、商事活动等。民法的体系化、统一化，可以使公民对自身民事权利有长期稳定的预期。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民法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涉及这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已故著名法学家谢怀轼先生曾经指出：“民法是一个国家、社会全体人民的共同生活准则。民法的内容，民法的变化发展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如果与社会脱节，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谢怀轼，2003）相比于德国几乎全民学民法，重民法，民法深入人心的情形，中国民法教育的范围，民法知识的普及程度相距甚远，区区只有156条内容的《民法通则》在现实生活中少有人关心了解，其后果就是民法与社会和市场严重脱节，多数人只有在社会和市场中遇到相关的法律困扰时才回过头关心一下民法相关内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立法也应当是民法以及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因为他们提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个社会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民间的基本的行为规范。目前我国民法立法非常薄弱，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需要。现行民法最基本的法律“民法通则”过于简单，其实质内容缺乏有实质意义的规定，而且很多条款已经被改革实践和其他法律所否定。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随着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批民事基本法律单行法的出台，民法典的框架已经具备初步基础。如果现在我国能够制定出一部详备而得当的《民法典》，不但会弥补我国目前的民间社会行为规范缺乏的漏洞，而且会极大地促进改革的发展。在《民法典》出台前后用立法形式在全社会强制普及既有的比较成熟的民法相关内容的教育和学习，以实现依法治国这一制定法律的终极目标。这也是我们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和施行百年后理应得到的经验。
著名的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在考察人类法律发展史后曾指出，“所有近代社会的进步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此中推动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进展的法律，舍民法其谁？”；“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与刑法无涉，但却无时无刻不处于民法的关怀之下，离开民法人们是寸步难行的”（亨利·萨姆奈·梅因，1996）。这种论断并非真理，但却蕴含着社会进步的深刻道理。新中国成立至今，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宪法，其次是刑法。1979年制定出台了第一部完整的刑法（刑法典），而在经济方面（民事方面），第一部出现的法律是1979年出台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一点也许是和当时中国要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联。20世纪70年代末还同时成立了起草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4个法律的机构，但结果是后3个法都公布了，民法流产了。之后才陆续分别制定公布了婚姻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继承法，最后才是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由此可见，民法确实以其特有的精神反映着社会开化和进步的程度，民法是否发达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象征。特别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文化的特质与现代民法观念格格不入，必须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实施和宣扬，进一步强化民法的自主意识和平等精神，“让民法知识、民法观念、民法精神如同血液一样流淌在人们的体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成为人们的教养，培养出既懂得主张权利，又懂得尊重他人权利的真正的人，为市场经济培育出独立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申卫星，2006）“对于法典编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当法典问世之时，也必定有适当的政治环境。”（艾沦·沃森，1992）2002年，民法典草案曾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来不了了之。时隔12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民法典再次被提上日程，这将成为中国法治建设史上一个里程碑事件。编纂民法典，不能再简单拼凑，关键是能够对已有的法律内容进行体系化，并加以优化，特别是需要优化现在民法体系中与市场经济不相符合的内容。通过为商品经济设立规则，为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发挥他们的创造欲望和成功欲望，不断地去创造财富，从而打破“人对物的依赖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唐玉萍]
作者：贾爱明
第二篇：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及其经济法律关系研究
摘要：房地产作为商品经济发展下的产物，房地产市场也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此，还需把握我国房地产相关法律制度及经济法律的关系，合理化调整房地产法律制度，保证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故而，应探究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的现状，并掌握其经济法律关系。
关键词：房地产法律制度;经济法律;相关性
作者简介：郑晓英，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忻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房地产市场伴随改革开放步伐，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大量房地产法律纠纷。但迄今为止，我国的房地产法律制度及经济法律之间依旧有很多关系并未明确，导致法律体系较为混乱，为解決房地产纠纷带来挑战。对此，本文对我国房地产法律进行研究，以期掌握房地产法律制度及经济法律的关系，对我国未来房地产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房地产法律制度
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对房地产法律制度进行优化，有利于推动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及转型发展提供全新动力。针对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掌握房地产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房地产行业在土地开发获取及建设项目管理中，与施工组织及政府部门等存在经济关系。房地产法律是协调房地产行业中的各个方面法律总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具有规范市场的作用。相比其他法律内容，我国房地产法律体系及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法律体系的完整情况关系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些年，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也为完善房地产法律提供了铺垫。
构建完善的房地产法律体系需遵循四项原则。①为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及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最为重要的环节便是促进房地产商品化。房地产开发商在承包土地后，对国有土地应当有偿使用，并明确使用期限。在保证土地资源流转的条件下，促进我国房地产企业顺利开展业务。②房地产企业在使用土地过程中，应当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并关注保护耕地。③国家扶持居民住宅发展，主要是我国的经济水平在不断发展，建设高质量的住宅能提升群众生活条件，该原则也满足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原则。对此，在完善房地产法律制度过程中，还需思考我国的基本国情，让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及其经济关系体现我国的基本性质。④充分保护房地产产权人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下，人们的大部分的财产都投资在房产上，对此，我国还需建设完善的房地产法律制度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2 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的现状
房地产法律制度内容较为复杂，内容涵盖房地产产权及买卖等多项内容，此类权益在实际房产交易过程中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房地产经济关系属于财产性及非财产性关系的融合，对此，在法律关系上，具有非平等主体行政法律关系。房地产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有着多层次及系统化文件。结合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国家可通过法律体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整，对其中一些法律条文进行更改。各个地区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出台对应的法律规定，众多法律规定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进行修缮，针对我国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看，应当适当废除及修改法律规定。对此，我国的房地产法律制度处于不断更新的局面，在大范围法律修缮过程中，难以应对地区实际情况，国家可赋予地方政府立法权，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近几年，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内容复杂，条文量较多，从实际角度看，我国法律制度具有行政管理特性，国家对房地产产业链进行干预。通过政府职能部门引导及监督、调控，将行政机关穿插在房地产行业中。
3 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及其经济法律关系
我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市场发展较为平稳，房地产法律制度相对完善，能对经济法律进行指导，对此，还需对房地产法律制度及其经济法律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推动房地产经济发展。
3.1 房地产法律制度及经济法律的基本关系
经济法律是法律的一种，表现为经济活动受到法律制约呈现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经济法律具有宏观调整特点，这种法律关系也体现出国家意愿。一般情况下，经济法律事实产生后，会导致主体之间呈现权利及义务关系，从而形成经济法律关系。房地产经济关系受到法律规范时，房地产经济关系转变为房地产法律关系。房地产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客体及内容，房地产法律关系是主体参与到房地产经济权利及义务中，成为承担义务及享受权利的责任人，包括国家行政单位及劳动群众集体、法人及自然人。房地产法律关系客体则是房地产法律关系中主体承担的责任及义务面对的对象、包括土地或者房屋等。房地产法律关系内容体现主客体互动，含有权利义务及行政职能。
3.2 房地产经济法律相关内容关系
房地产法律关系是基本要素，房地产法律关系指的是主体享有的权利及义务，根据主体参与不同性质活动中，体现为房地产管理关系及房地产市场运行关系，其中含有各个主体间的经济关系。房地产经济法律制度是政府及职能部门、房地产开发公司、公民、其他法人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含有房地产开发规划及法律关系等。房地产法律关系中，主体是享有权利及承担责任的人，也被称为当事人。房地产法律关系中常见的主体是国家，可对地方进行授权，由下级单位行使权利。房地产经济法律关系是客体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对象，这与房地产调整对象单一性相关，内容是房地产交易者需要承担的责任及经济义务。比如，在建筑投标阶段，勘查及设计、施工环节均会使用具有法律效益的合同，其中便体现出房地产法律制度及经济法律关系。
3.3 房地产法律制度可调控房地产经济
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业受到我国法律监督及保护，房地产也是基础性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发生问题，也会对我国整体产业链条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我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房地产法律制度，对房地产经济进行调整，这也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政府法律监督及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其中的关键便是管理人员对我国房地产文件有高度理解，明确地方性法律规定与上级法律规定的制约关系。在我国房地产法律文件不断修缮及调整过程中，房地产行业应当对全新的法律规定有全面的认识，避免认知不足导致房地产企业发展受到影响，最终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
4 结束语
法律作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国家可通过各种法律规定对房地产经营活动进行规范，重点关注房地产交易行为。法律调控对房地产的作用在于协调各方利益，提升房地产市场总体经济效益，保证人们购买房产的权利，推动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房地产法律问题作为关系到民生的重大问题，需要我国政府对民众需求有一定了解，并以此构建起满足人民需求的房地产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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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正华.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及其经济法律关系探究.法制与社会.2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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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亭.论经济法律关系中权义结构的特殊性.法制博览.2019.16
5.刘吉堂.传统经济法律关系原理的缺陷及其弥补——评《经济法学》.新闻战线.2017.22
作者：郑晓英
第三篇：经济法律行为浅议
摘 要 时至今日,法学的发展已经渐渐由制度中心转移到行为中心。法律行为最初是私法的产物,是一项制度。法律赋予行为人自己决定其相互之间法律关系的权利,并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各部门法对法律行为都有较为详实和系统的研究,而法学新贵经济法在此方面还较为薄弱,而法律行为是沟通主体、权利义务的纽带,加强此方面的理论研究对繁荣经济法颇有意义。
关键词 经济法 法律行为
一、法律行为对经济法的借鉴意义
法律行为的研究最初开始与民商法学,后来为其他部门法学所吸收借鉴。人们一般认为法律行为是连接主体制度和其他制度的纽带,在法学研究中是出于非常基础的概念。在民商法中更是大陆法系的标志性理论。
民商法学上的法律行为是由德国萨维尼所创“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民商法学中的法律行为在最初的含义就是“意思表示”,其设立之初就是为了个人自由,私人自治;刑法学上研究法律行为“不仅是连接犯罪构成诸要件的纽带,而且是刑事理论赖以建立的支柱”;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依法行政,限制公权力;行政行为和行政主体是行政法研究的重心。
在这三大部门法中,民法做为私法而刑法和行政法作为公法都有自己的法律行为理论。在法理学上,张文显在其法理学中的定义是:所谓法律行为,就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这是和传统“法律行为”所侧重“意思表示”不相同的。
民法以私人为主体,以私权为本位,而经济法是社会法。大陆法系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商法作为私法,而行政法作为公法。金泽良雄在其《经济法概论》里面把经济法看成除了私法和公法的第三法域,所以经济法律行为也不是单一的简单定义就可以概括。
二、 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
经济法律行为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法律行为,其首先必须符合法理学上一般法律行为的特征,其次将有经济法的独有特点。法理学上的法律行为的特征为社会性、法律性、意志性。
法律行为是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行为,所以它一定不是独自就能完成的行为,必须要和社会发生联系,能够长生出社会效果;法律性意味着法律并不是对所有的行为都赋予其法律意义,而是有选择的“失明”仅仅将那些有必要的行为纳入了法律行为的范畴之中;意志性是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一定社会价值的最求表现于外的效果。这些都是一般法律行为所具有的通性。
经济法发展到现在,由于过去过多的精力花在研究对象上面,对法律行为的研究没有像民法学和行政法学。我认为,经济法律行为就是修正传统民法所失灵的,导致实质不平等那部分法律关系的行为。类似于民法中的债权行为,其标的可以是传统的物、知识产权、人格利益、当然也可以是给付。而给付本质上就是一种行为。人行为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利益而产生的,这种目的可以通过法律行为来实现。这种目的可以通过一次的法律行为来达到,也可以通过两层的法律行为来建立。其中第二层是为了第一层服务的——比如说民商法中的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分立就是很好的例子,一所有权没有符合物权法的物权转移要件,物权是不会发生转移的。也就是物权的转移也是一种目的,本身物权行为就是一个法律行为,而合同也是一个法律行为,合同的条款就是为了将来可以获得物权转移这样第一个法律行为得以实现。所以说,法律行为之间也是可以相互作用的。
三、经济法律行为的分类
一般认为经济法内部可以分为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构成市场竞争法。而宏观调控法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计划调控的法律。宏观调控法从经济全局出发,通过计划、财政、金融等对经济进行结构优化,稳定秩序,保持经济供需平衡持续高效的发展。市场竞争法规定的是市场的基础规则,也就是市场竞争自身的规则。我们知道,经济法律制度是模式化的行为体系,而法律行为体系是动态的法律现实。所有的这些经济法规是固态的法律,必须通过法律行为这一动态纽带才能够将其变为现实。所以经济法律行为可以分为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竞争行为。有一些人把经济法律行为分为政府行为和市场主体行为、规制行为与受制行为。其实这些分类方法都是从属于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竞争行为。
(一)宏观调控行为以市场竞争行为依归。一般认为经济法内部可以分为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构成市场竞争法。宏观调控法作为一种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为市场创造独立、平等、自由、民主、和秩序,而这一切都是市场竞争所需要的条件。宏观调控行为的主体一方是国家机构,而另一方是市场主体包括经营者和消费者。我们在看到政府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并非一切政府都能如此。一旦企业强大了、市场完善了,就需要政府主动让贤于市场。因此宏观调控行为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而市场竞争行为是市场机制实现的手段,宏观调控行为必须以市场竞争行为为依归。
(二)经济法律行为以民商法行为为依归。从法律的调整对象上来说,经济法的市场竞争法和民商法的调整对象高度重合,而经济法内部的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竞争法。民法是最关乎于人的日常生活。民法是对市场经济要求的记载和表述,市场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求民法的生存发展。而民法的精髓就在于其法律行为制度,所以市场经济行为本质要求的自由交易在民法中得到体现和保护。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绝对的自由意味着不自由,事物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相反的方向。于是经济法律行为就是在民法失灵的时候调整这失衡的法律关系,使其步入正轨。一旦市场机制重新运作,经济法就功成身退,让位于市场机制。
参考文献:
[1]申卫星:《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新思考》,《吉林大学学报(社版)》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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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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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吕忠梅:《论经济法律行为》,《福建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
[7]邱本:《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刘先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