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语文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提要：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以来3个时间阶段发生的比较重大的民族语文工作事件为线索，概述了70年来中国民族语言事业的发展状况，并从当时国家民族语文工作的背景和需求视角陈述、评价这些事件发生的缘由、过程和效果。
第一篇：民族语文论文范文
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层次民族学生中职语文教学思考
摘 要：我国少数民族大多位于偏远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中职教育中，要结合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教学。根据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和特点做好教学设计，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综合能力，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全面发展。该文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层次民族学生中职教育中语文教学的困难，解决策略以及职业语文能力培养方式等进行详细阐述。
关键词：少数民族 中职教育 语文教学
我国有56个民族，一些少数民族因为地处偏远区域，所以中职教育起步比较晚，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无法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少数民族区域的学生要想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需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素养，增强职业技能，全面发展，才能够符合市场竞争的需要。
1 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中的问题
在少数民族地区，很多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和思想，并且根深蒂固，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1.1 语文教学中的语言沟通障碍
在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学生都使用民族语言，普通话并没有普及，即使有部分学生说普通话也不标准，无法用准确的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在中职教学中，不可能以教小学生的方式，从最基础的汉字教起，而是主要对语文教材中的核心思想，情感态度、社会理解等方面进行教授，语言的障碍严重影响了中职语文教学的效果。
1.2 思想性格上的差异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因为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思想性格上有着不同的特点。部分学生缺少对别人的信任，思想偏激，脾气暴躁，有些学生无法判断什么是善意的玩笑，什么是恶意的讽刺。还有很多学生因为与外界接触少，父母又没有多少文化，所以思想极其单纯，可是受到民族文化影响极其严重，这些学生对读书没有多少认识，很多人很小就结婚生子，弃学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因此，这些因素在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严重的影响了中职语文教学效果。
1.3 教学环境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很大一部分都处在偏僻地区，主要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从而导致当地对教育不是很重视。在一些农村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也不高，学生的学习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就没有安全的校舍，更是缺少现代化教具，只有简单的民房和普通的桌椅就构成了一所学校。缺少电脑多媒体教室等必要的设施，这给中职教育语文教学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2 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育问题的解决策略
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慢，贫穷落后，这是客观事实，需要社会努力慢慢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深受本民族文化影响，这需要老师逐渐引导，慢慢改变他们偏激的思想，逐渐走上健康的思想道路。面对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育中的问题，本人有以下建议和策略进行研究。
2.1 充分了解学生，获取信任
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都对陌生人有着非常高的警惕性，并且有恐惧和躲避心里，所以中职语文老师在教学以前要充分的对每个学生进行调查走访，了解学生的民族背景、家庭情况以及个人信息等。再根据调查结果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发挥自己的专长，在教学中能够穿插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信仰等，拉近与少数民族学生的感情距离，获得少数民族学生的认可与信任。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要充分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不断培养学生的信心，正视自己的缺点，慢慢改变学生的错误思想，与少数民族学生融入一体，共同完成中职语文教学。
2.2 创造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
少数民族的学生因为对陌生人恐惧和警惕，所以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很少与他人合作。所以在课堂上中职语文老师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对问题给予充分的时间思考，然后引导学生将自己思考分析的结果表达出来。虽然少数民族的学生经过思考分析的结果可能有偏差，也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然后对结果进行修正，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懂得合作讨论分析问题，自主思考，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能够有效的加强中职语文教育的教学效果。
2.3 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方式
中职语文老师的教学方式直接关系着教学效果，所以在教学前要深入的了解教材，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合理的制定教学方法。单一的教学方式有局限性，只能适合部分学生，所以在课堂教学设计上，要设计多种教学方式结合，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策略，使学生在课堂中都能有所收获，共同发展。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学生的不同情况选用合适的教学方式会有更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教学中，面对比较安静的同学可以选择使用活泼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能够在游戏中学习，这样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就可以改变学生的性格，又加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的引导，只要学生迈出第一步，就要不断的给予肯定和鼓励，让学生体会学习的乐趣。
3 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能力的培养
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中职学生的语文能力比较差，学校教学条件落后，如果想提高中职学生语文职业能力，需要对中职学生满足未来岗位的实际技能进行训练。首先要加强中职学生的写作应用能力。在当今社会，文字表达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信息交流手段，所以要加强中职学生对写作应用的掌握。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要训练学生熟练使用书信、通知、总结、求职信等应用文，还要针对专业训练报告、总结、工作计划、标书、合同以及调查报告等，保证学生能够熟练使用未来就业中所需要的应用文。其次就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环境导致很多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弱，不能够准确的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育中，要加强对学生逻辑思维的训练，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为以后走进社会打下坚实的语言表达基础，促进交际能力的提升。最后要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知识积累比较少，知识面比较窄，缺少开阔的视野，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育中，要不断的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丰富学生的文化储备，提高修养，提高欣赏能力，开阔视野。通过语文教学能够提高学生人文品味，使思想受到熏陶，调动人文情怀，提升审美感悟，加强自身内在修养。
4 结语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依靠少数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然后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存环境，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体制。相信中职语文教学能够转变少数民族学生的错误思想，培养出具有人文精神、民族特色和实用技能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 刘华成.红瑶地区乡镇内教师支教工作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0.
[2] 傅锦杰.语文教学应着眼学生的可持续发展[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0(8).
[3] 徐进杰.中越边境瑶族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1.
作者：沙衣拉古丽·苏兰曼
第二篇：中国民族语文事业七十年
提要：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以来3个时间阶段发生的比较重大的民族语文工作事件为线索，概述了70年来中国民族语言事业的发展状况，并从当时国家民族语文工作的背景和需求视角陈述、评价这些事件发生的缘由、过程和效果。受当前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变化的影响，中国的民族语言将在地位规划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如此，少数民族语言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还是可以在区域自治民族语言权利等若干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民族语言权利;民族语言资源
DOI：10.19689/i.cnki.cn10-1361/h.201904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形成了国家和民族地方少数民族语文管理、教学和科研的事业体系，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法规。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总体上是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即“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7项“民族地方自治权”之一。70年来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非常巨大，这种变化也特别明显地反映到国家的民族语言工作和民族语文生活中。本文拟以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以来3个时间阶段发生的比较重大的民族语文工作事件为线索，概述70年来中国民族语言事业的发展与变化，并且尽量从当时而不是现在国家民族语文工作的背景和需求视角，来陈述、评价这些事件发生的缘由、过程和效果。
一、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
国家最早涉及民族语文工作的文件表述，可追溯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1年2月的《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该文件第五条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拟成立民族语文的工作机构和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即“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和“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与此同时，民族语文工作者随同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
（一）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针对当时全国民族语文的现状和任务，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科学讨论会，讨论和制定相应的管理工作和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工作规划。
1.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
195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制定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初步规划，建议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帮助需要创制或改革文字的民族确定文字方案。国家民委根据4年来民族语文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1954年政务院批准的《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创造文字的一般原则和既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繁榮，也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自愿自择”的总原则。
2.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
1958年3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采取了比较偏激的指导思想，强调这个时期用汉语文全面取代民族语文的思想倾向和做法，致使各项民族语文规划工作几乎全部停顿。同年8月由国家民委党组向中央递交了《民委党组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可以反映当时时代政治背景的民族语文工作问题：（1）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攻问题;（2）批判民族语文队伍中的地方民族主义问题;（3）汉语借词是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总趋势的问题;（4）批判“挖、创、借”是否正确的问题;（5）批判“异、分、纯”是否正确的问题。
讨论会也重申了1957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原则是“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和“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讨论会还提出了关于“制定文字的五条经验”，此后多年的实践证明，除其中所谓“文字联盟”属既不明确又不成熟的做法外，其他诸如各民族自愿自择、分类指导解决民族文字问题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设计文字方案的原则等都是符合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大多数群众的愿望的。
（二）全国民族语言普查
根据1956年制定的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五年计划和12年远景规划，确立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的政策，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组织7个工作队共700多人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语言。由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织领导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工作，把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分布和使用情况作为一项主要任务。调查结果填补了中国基本国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也为当时一些民族地区进行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到1959年共调查了当时已经识别的42个民族的语言。民族语言普查的基本成果包括：（1）收集了累计达1500个以上调查点的资料，每个点包括数千个常用词、一套语法例句、一份音位系统，有的点还记录了相当丰富的长篇故事;（2）摸清了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和使用状况、结构特点、内部差异、与周围民族语言的关系等;（3）了解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这个语言是否原有文字，文字与口语是否脱节;对无文字的民族，了解本民族对文字问题的意见，一些需要创制文字的民族，对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做了初步论证。这些与民族语文使用发展和语言规划有关的研究明显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语文工作的开展，社会效益是显著的。
（三）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与改革
1956年开始的全国民族语言普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了解各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需要创制文字的语言进行文字方案的初步设计;对需要改革或改进文字的语言提出文字方案的改革或改进的意见;对不需要创制文字的民族，帮助他们选择一种适用的文字。这些措施被简称为“创、改、选”。在为创制文字选择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以及根据需要为一个民族设计几种方言文字甚至不同语言的文字的处理上，学术界能够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状况的实际出发，比较合理地解决了不同情况、不同类型民族的文字创制问题。
到1958年，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有关地方政府合作，先后为壮族、布依族、黎族、侗族、苗族、佤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10个民族设计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帮助傣族、拉祜族、景颇族3个民族改进了4种文字方案。与此同时，分别在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召开了一种或多种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征求本民族和社会各界对文字方案的意见。这些文字方案根据《国务院关于各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和实验推行分工的通知》逐级上报国家有关机构审批。其中壮文1957年12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为正式文字推行，其余文字均经国家民委批准试验推行。
新设计的文字方案拟订以后，民族语文工作者深入到有关民族地区，用初编出来的新文字教材进行试点教学，目的是验证文字方案是否科学，群众是否欢迎，方案本身是否需要改进，等等;诸文字方案得到有关部门批准通过以后，正式编出文字的试行教材和对照简明词典以供推广文字的教学使用。
值得迫记的是中国当年民族文字创制改革曾受到苏联专家的指导。经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协商，苏联1954年派遣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格-谢尔久琴柯来华，谢尔久琴柯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顾问，并在中央民族学院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苏联各民族文字创制史简明教程”，推介苏联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工作经验。
谢尔久琴柯传授的经验主要有：（1）为有方言分歧的民族创制文字就要选择一个基础方言。通常是选择最有威望、普遍性相当大并在发展为统一的全民标准语时最能充分地反映出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向的方言为基础方言。（2）标准音通常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土语上，它最有威望，流传不太广，使用它的地区一般是政治文化中心，在经济上也最发达。几种土语语音不一致时，只能选择一个土语做标准音。同时照顾到其他土语是不可能的。（3）有一些语言虽然有方言的分歧（有时是十分严重的分歧），通常还是给它们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创立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文字和统一的标准语能促进民族的最大限度的团结，促使它变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4）音位是语言的基本的语音单位，必须在字母表里给它创造专门的符号。字母表必须要照顾和反映要创立文字的那种语言所有的语言（音位）特点。
二、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未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民族语文工作事业比较繁荣的发展时期，业界常称（相对20世纪50年代而言），改革开放迎来了民族语文工作事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
1.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
1980年1月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开始纠正1958年到1976年的极“左”思潮，调整民族语文政策规划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会议制定的民族语文工作任务包括：（1）继续推行或试验推行新创的民族文字方案，应该慎重对待或由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讨论决定新老维吾尔文、新老哈萨克文和新老西双版纳傣文问题。（2）建议国家颁布民族语文法律条例，以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2.第四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
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32]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报告的通知》及其后召开的“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可以说与1980年的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有密切的承接关系，因此习惯上称为“第四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最大的成就是针对国内语言状况和形势的变化，提出了要对中国的民族语文采取“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的工作规划思想。分类指导语言规划的具体做法主要是指：加强有传统文字并且在全民族地区通用的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民族语言的使用发展，特别是加强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处理等语文现代化工作;对新创和改进的民族文字的试行工作经验和效果进行调查，提出具体文种正式推行、改进完善和停止试行意见的验收总结报告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
（二）民族语文政策法规建设
1.制定民族语文政策
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民族语文政策总体上是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7项“民族地方自治权”之一。根据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2001）的相关条款，民族语文政策可具体解析为：（1）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第十条）;（2）民族区域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依法使用民族語言文字（第二十一条）;（3）学校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或进行双语教学（第三十七条）;（4）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第四十九条）;（5）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①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民族语文使用发展条例都还没有颁布实行。和发展提供帮助，创造条件（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6）大力培养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人员;（7）司法程序中对民族语文的使用（第四十七条）;等等。民族地区政府制定实施的具体民族语文工作规划，皆以上述国家民族语言条款细则为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
2.法律法规
由于国家推广普通话更多的是强调公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义务，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强调的是公民的母语权利，因此通过少数民族语言立法来保障公民的母语权利是国家最早的语言立法诉求。
197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84年5月通过（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最重要的国家法律。这段时间公布实行的其他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国家法律法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等。
此外，一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也制定了相应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地方性专门法规，如《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1987年西藏自治区政府颁布、自治区人大通过，2002年修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199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制定，2002年修正）、《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人大通过，2005年施行）。在全部自治条例中，凡有使用当地通用少数民族语文需要的，都载有使用和发展当地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规定的条款或表述。这些地方性法规关于民族语文的规定，均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同时又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自治地方正式场合的语言文字使用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一般要求可以同时使用民族语和汉语两（几）种语文。
（三）语言志书与语言地图
1.“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上文提到，20世纪50年代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全国民族语言调查，这次调查积累的语料和知识集中于1980～1987年作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分语种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每种语言简志一般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方言、文字和常用词汇附录的内容，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昆明）召开之前又重新修订再版丛书。这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60种语言），以及1998年以来后续出版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约60种语言，其中绝大多数为近年来新发现的濒危语言），迄今仍是最有影响的中国民族语言本体研究代表性的系列著作。
2.《中国语言地图集》
1987年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是一部国内外知名的学术精品，2012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发行第2版。《中国语言地图集》利用中国语言方言数据库，用地图软件绘制地图，首次以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方式，全面表现了中国的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最新的地理分布和分区分类等中国极其丰富多彩的语言资源状况。《中国语言地图集》包含79幅大型彩色语言地图，分为A类图（5幅中国语言总图）、B类图（36幅汉语方言分区图和分省区汉语方言分布图）和c类图（38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类图和分省区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每幅地图都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四）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1.“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牵头开展的“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从语言使用功能角度，分别以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和各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为单位，交叉描述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区分布、在不同社会领域的使用状况，全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全国民族语文政策和规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现状。
这部著作实际的调查材料表明：少数民族语文仍然是中国少数民族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是构成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要素，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和管理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落实;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形势的发展，民族语言关系和语言社会功能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少数民族语言自身发展的局限和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实际需要，有些少数民族已经出现本民族语言的单语状况转向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制状况，有些通用双语的民族可能会从以使用本民族语言为主的双语制转向以使用汉语为主的双语制，还有些已经全部通用汉语的少数民族可能会逐渐放弃母语而完全转用汉语。该书刊布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状况的资料为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规划提供了全新数据和科学依据，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继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展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之后，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批准，国家语委于1998年开始实施一项首次全国性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调查范围包括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使用的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国语言;调查文字包括中国境内使用的简化汉字、繁体汉字、汉语拼音、少数民族文字、外国文字;调查语言文字使用场合包括：教学活动、公务活动、宣传活动、日常交际、信息处理及其他领域;调查方法分个人调查和部门调查;调查采用全国统一问卷，由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和語言文字工作部门分级组织实施。
项目成果《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的主要内容是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通话的各种使用数据，这些数据为通过推普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为政府制定与语言文字有关的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也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进程，为当时同步开展的订立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乃至近年来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达到的普通话基本普及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有效数据。调查采用大样本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数据，因此可以提供中国多语文种、多变量和多层次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具体人数及比例的丰富数据。以其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例，有全国及分省区不同语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母语者、现实中家庭和不同社会场合使用不同语种少数民族语言者，以及读写不同文种少数民族文字的人数与所占人口比例。
（五）新创与改进民族文字试验推行调查总结
上述国务院1991年[32]号文件的一项非常重要和核心的工作部署，是对20世纪50年代新创和改进少数民族文字的试行工作进行全面调查总结，文件要求“对创制和改进的民族文字，试行效果好、受多数群众欢迎的，按规定程序上报批准推行;效果不够理想的，要认真总结，改进完善;效果不好、多数群众不欢迎的，应尊重群众意愿，不要勉强试行”。由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地方的民族语文工作机构，组成新创和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调查总结工作组分别对德宏傣文、景颇文、载瓦文、西双版纳傣文、拉祜文、佤文、哈尼文、川黔滇苗文、黔东苗文、布依文、侗文、湘西苗文12个文种的试行工作进行调查总结，并向政府主管部门至中央提交了《我国新创和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行工作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一组综合与单行文种的研究报告。各文种报告对文字的创制或改进以及试验推行的过程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着重调查了这些新文字在民族地区的小学双语文教学、社会成人扫盲、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电影等民族语文主要领域的应用情况，以及在地方政府、公检法部门等正式场合与民事、文娱、医药、宗教等民间活动场所的使用情况。
三、21世纪以来
长期以来，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制定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体制转轨实际发生的效应是滞后的，因此新的情况和问题主要出现在21世纪以后。以国家层面的社会语言生活为例，中国绝大多数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信息是靠汉语文产生、传播和运用的，因此社会交际效率最高的语言工具无疑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文处于绝对的弱势和劣势;而信息技术、互联网等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又加大了汉语文和民族语文之间的差距;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人口越来越少，使用功能越来越弱，有些甚至趋于濒危。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在国家语言社会生活领域面临着需要尽快掌握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地获得与市场经济体制所追求的社会效率有关的语言权利的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的民族语言使用发展出现的状况和问题，多与经济体制转轨有比较明显的关系，此阶段也逐渐形成多样性的民族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抑或经济资源，因此需要受到保护、开发和共享的新的语言价值观念。
（一）民族语言资源保护
1.濒危语言问题
2000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关于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的学术研讨会，首次在民族语言学界提出“濒危语言”的概念，此后学界对濒危语言问题的研究日益广泛和深入。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及多项省部委科研基金近十几年来也将抢救保护濒危语言作为重要的课题招标指南内容，资助完成了多项国内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各类课题。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多个国际濒危语言基金会等组织开展过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研和保护的合作项目。特别是2011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指导思想以来，抢救保护濒危语言事业已经成为新时期国家民族语言政策规划的一项新的内涵和任务。
2.有声语言资源数据库
为全面掌握语言国情，加快普通话推广和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抢救、保存濒危的语言及方言并向社会提供服务，国家语委于2008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以市、县（市）为单位，依照统一规范，采集当代汉语方言、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俗称“地方普通话”）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有声资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和加工，长期保存，以便将来深入研究和有效地开发利用。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设计了普通话、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篇和地方普通话的调查表和调查规范，以及用于调查记录语言的录音软件和数据库，按照一县一点原则，调查采录1000个单字语音、1200个词汇、50条语法以及规定话语和自选话语等有声语料。
3.“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2015年又开展了规模更大及更加可持续增长的、多模态语言资源库形式的“中国语言资源保護工程”。该工程的民族语言部分，涉及400多个民族语言方言点的调查资料，以及语言志、语言文化典藏、语言地图集和语言资料深度开发服务等成果形式。基于这个项目的国内国际影响，2018年9月在长沙召开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的“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并于2019年2月发布了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岳麓宣言》。
（二）民族文字资源建设
1.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于2009年11月26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正式开馆，是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人藏文物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馆藏的少数民族文字包括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字、察合台文、满文等古代民族文字，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和多种傣文等仍在使用的传统民族文字，壮文、布依文、侗文、苗文等新创与改进民族文字，以及汉字系民族文字、自创字符和近代西方传教士所创民族文字等民间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
2.“中华字库”
2006年启动的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牵头的“中华字库”是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其中涉及少数民族文字的工程子项目有“少数民族古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和“现行少数民族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两个包。以“少数民族古文字”包的字库为例，该字库是在少数民族文献扫描图档的基础上建立各文种的原形字符库，所涉文种包括西夏字、契丹大小字、女真字、方块壮字、方块瑶字、方块布依字、方块白文、方块苗文、方块侗文、方块仡佬字、怯卢字母和婆罗米斜体字母、粟特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传教士拉丁变体文字、突厥文、傈僳音节文字、水书、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
3.民族语文信息化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和“大数据”时代，网络媒体的出现与普及极大地改变了包括语言文字使用方式在内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因此对非通用的、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提出了适应现代社会语言文字活动的新需求。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有计划、分步骤地在民族语文规范标准建设，因特网上民族语文数据的传输、共享与信息安全，民族文字基础软件、通用软件的研发和统一平台的建设，相关民族语文种的资源库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是这些民族语文标准与国家和国际标准的衔接还存在较大的距离，各少数民族语文虽建立了各种操作系统，但到目前为止少数民族语言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多语种语言平台，软件之间兼容性差，妨碍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多语言图形用户界面、复杂的文档处理、语言模型等也没有统一的技术支撑。这些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基础问题，成为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化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的瓶颈问题。
（三）跨境语言资源共建
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分布约50种语言（如果按境外语言身份的标准，跨境语言数量会多出一倍以上）。近年来跨境语言问题从语言规划、语言认同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角度受到关注，将分布在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东北亚地区多国之间的众多语言，看作一种国际间地理延伸和文化辐射的语言多样性资源。
中国周边国家的语言地位规划并不平衡，由于历史的原因，总体上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在境外比较强势，南方汉藏语系语言则在国内比较强势;即使跨境分布的同一民族和语言，也会因不同国别语言本体规划和语言地位规划方面的差异，影响到不同国家同一族群内部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由于许多共同的语言地处不同国家，可能会因为以下3个方面的差异而影响这些跨境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1）因语言地位规划不同，影响跨国的语言活力地位及语言或方言身份的不同;（2）因语言本体规划不同，影响语言的文字规划或制度，以及术语、信息技术和文献等方面标准化的不同;（3）因语言的认同程度不同，跨境语言之间可能缺少共同的互动行为和认同态度而影响语言共同资源的开发共享。
（四）民族语文资料的翻译
民族语言翻译历来是国家民族语文工作的重要内容，从中央到民族地方都设有民族语文的翻译机构。现代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文本方面，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7种少数民族的语言翻译出版各类书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中心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5种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翻译和播音，中央和地方的民族出版社、报社也同时发行汉文和民族文字的书刊。现代科学技术名词术语的翻译和标准化是一项关乎语言创新发展的工作，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语特别分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民族语言的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机构，制定相关语种《术语标准化工作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审定公布相关语种不同学科门类标准化的名词术语。
随着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汉语普通话水平的日益提高，传统和常态下的汉语翻民族语的需求正在逐步减少，反之如新近规划的“少数民族经典文库翻译工作…‘为社会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服务”和“边境地区民族语文翻译出版物”等以民族语翻汉语乃至民族语翻外语为主的特殊领域需求的翻译工作将会有所加强。
（五）民族地区的推普工作
从国家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总体的语言规划角度，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是21世纪《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的首要任务。中国的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远远达不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应有的水平，因此当前国家语言规划的重点是拟通过“大力提升农村地区普通话水平”和“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攻坚工程，力争实现“国家通用语言基本普及”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国家语言生活的目标和愿景。而在民族地区加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还是加快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重要制約因素。
四、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国家的民族语文工作及其指导管理下的民族语文生活会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和变化，近5年来国家民族语文工作比较明显的调整与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语言地位规划问题。
（一）宏观语言地位规划
宏观语言地位规划问题表现为国家民族语文政策总的指导思想的显著变化。
如上所述，民族语文政策是国家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中国历来官方文件中民族政策的表述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因此“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这样的国家基本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区域多项自治权利的基本组成要件。
近年来民族理论界提出了颇具影响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民族观念、强化中华民族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这种政策取向已经一定程度地为官方、学术及社会的话语体系所接受。例如：时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的朱维群在2015年全国“两会”发言中指出中国在今后的民族工作中要更多地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强调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加强调我们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今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参加全国省部级干部民族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学员座谈时强调，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17年中共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18年全国人大首次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是从新时代最高的党章国法高度，肯定和认可了中华民族这一上位概念及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已经成为当前与今后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管理民族事务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最新治国理念。
在这种国家民族政策指导思想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政府在民族语言政策规划的实际执行和调整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也会采取与最新“民族政策”有关的价值取向，具體表现在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关系层面，存在通过在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倾向;“第二代民族政策”加强和实现国家认同的文化诉求要点之一，是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普通话。在语文工作层面，国家语委“十三五规划”已指出今后若干年内，“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将是政府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普及”这一最重要的语言规划目标的重点工作和攻坚工程，因此可以期待中国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活状况将会发生显著的政策导向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民委民族语文“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作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组成内涵的“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如何“得到进一步的保障”，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和问题重新规划和考量。
（二）微观语言地位规划
微观语言地位规划问题则是对具体少数民族语种进一步的分类指导与分工收缩。
中国最大的3个民族聚居板块为内蒙古、西藏和新疆，那里通用的民族语言分别是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此外还有两个自治州级的通用民族语言，即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萨克语和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语。这5种民族语言的共同特点是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字并沿用至今，其民族共同语可以在全民族地区通用，甚至广泛分布于相邻境外国家。这5种民族语言国内母语使用人口2000多万，几乎占到全国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总使用人口的50%。因此这5种语言在全国民族语言中是分布地域最为广袤，使用发展最为充分、完备和规范的语言，它们的语言规划地位远远高于其他民族语言，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整体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前文所述早在1991年召开的“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提出的分类指导的语言规划，主要也是强调要将这些有传统通用文字的民族语言在使用发展方面和其他民族语言区别开来。时至今日，国家民族语文工作的分类指导倾向则更加明确，例如国家语委“十三五规划”强调民族语言信息化工程仅限定这5种“传统通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意味着这5个语种以外民族地区现代信息化社会的语文生活，将主要是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形式实现。
中国属“传统通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朝鲜语之所以有这样重要的地位规划，与其在中国历史上曾为国家至高的多重官方语言地位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如清朝发行的《御制五体清文鉴》所指“五体清文”即满语文、蒙古语文、藏语文、回语文（维吾尔语文）和汉语文5种官方语文;中华民国时期“五族共和”的“五族”也是特指使用汉语、满语、蒙古语、回语（维吾尔语）和藏语5种官方语言的民族;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用于中央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7种工作语言为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以及彝语和壮语，甚至在民族语文工作全面停滞的“文革”期间，这5种传统通用文字的民族语言仍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因此，鉴于这5种传统通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特有的历史传统与现行官方语言身份，中国今后比较正式场合的民族语文工作和民族语文生活会比较集中和充分地展现于内蒙古、西藏、新疆，以及新疆伊犁州和吉林延边州通用的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朝鲜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2020年国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中国的语言功能、语言关系、语言事务、语言问题、语言制度、语言政策法规以及与语言有关的意识形态都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对此较难做出具体的少数民族语言中长期发展前景的预测。在国家语言构成层面（相对于国内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方言和外国语言），少数民族语言还是有可能在以下四方面发挥少数民族语言应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1）继续保障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法律所赋予的民族地区区域自治民族的语言权利;（2）发挥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语言载体与传承功能;（3）与国家通用语言形成互补和互相不可替代的发展与认同关系，构建和谐共赢的语言生态环境;（4）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疆安全、境内外族群沟通认同的正能量。
作者：黄行
第三篇：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与宪法爱国主义
摘要：民族国家是两种原则和结构的融合：民族与国家，二者之间往往存在张力与冲突。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提出了各自的民族认同建构理论：民族主义主张在族群传统基础上以政治方式构建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并以此来规避或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自由民族主义主张以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来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宪法爱国主义试图通过宪法、政治体系、民主程序和政治文化建构一种更为弱化的民族(公民)认同来调和二者冲突。
关键词：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宪法爱国主义
民族国家能够取代中世纪神权政治，不仅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主权国家取代了神权帝国;同时现代主权国家建构使“普通大众的效忠与认同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首先效忠君主代表的国家，而不再优先效忠于教皇和地方贵族。”①效忠对象的改变使得民族认同得以完善，与中世纪对宗教情感认同一样，在宗教世俗化以后，民族认同支撑着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产物，而是伴随主权国家形成而逐渐成型，是“那些精心制定的民族国家构建政策的产物。”②即主权国家通过塑造特定民族符号、语言，开展国民教育等政策强化民族认同感来支撑民族国家建构。然而，通过政策塑造的民族认同面临着族群认同挑战，正如金里卡所言：“在很多国家中，这些民族国家构建政策已遭受到数量众多、集中居住的少数群体的抵制，尤其是当这些少数群体在历史上曾行使过某种程度的自治权，而当他们的家园被融入到更大的国家中去的时候，这些自治权被剥夺了。”③换言之，族群的权利要求弱化了民族认同，蚕食了民族国家建构政策目标，导致民族国家因族群而面临困难。
或许，民族国家建构以及民族认同面临的困难并不只源于少数群体的权利要求，也源于民族国家建构中民族属性的二元分化。“民族，可以界定为一种名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它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历史传统和划一大众文化的神话，据有一块领土，所有成员都有劳动分工和法定权利，其中包括种族文化(种族民族主义因素)和现代‘公民’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即民族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民族属性的二元性和模糊性使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面临着国家和族群二元分化，因而，解决民族与族群认同冲突，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势在必行。对此，政治理论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其中，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是其代表。在民族主义看来，政治建构是培养统一民族认同的关键;而在自由民族主义看来，民族认同的核心是与自由主义的价值相融的文化认同;宪法爱国主义认为，通过建构政治—法律文化，即宪法性政治文化能够实现民族认同。
一、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国家和族群之间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情感，是当今世界最为有力的意识形态及情感之一;作为一种学说，它强调民族在阐释国家建构、国家发展以及世界发展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强调合理的政治单位是与民族单位同生的。……所有的人都具有所谓的民族性特征，他们生活在政治上集中的单位中，这种单位是唯一合理的强制机构，只有当他被认为是体现了前面所说的民族性时，他才构成一个‘正当’的单位。”《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页。正如凯杜里所言：“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英]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局2002年版，第52页。亦如金里卡所说：“国家试图通过诉求民族性(nationhood)理想来强化社会团结。每个国家都试图让自己的公民相信，他们构成着一个‘民族’，因此他们隶属于一个单一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彼此间拥有特殊的义务。……既是公民同胞又是民族同胞。”[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在民族主义看来，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焦点是民族享有国家主权，实现民族边界和民族利益与国家边界和利益的重合。
遵循这一基本观念，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便是实现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疆土统一、文化认同等，并且通过相应政治的、文化的策略来实现这些目标。对此，在安东尼·史密斯看来，民族主义有以下几个基本主张：(1)世界有不同的民族所组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历史和认同;(2)民族是政治权利的唯一源泉;(3)对民族的忠诚超出其他所有的忠诚;(4)为赢得自由，每个个人必须从属于某个民族;(5)每个民族都需要完全的自治和自决;(6)全球的和平和正义需要一个各民族自治的世界。[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史密斯认为上述主张构成了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为不同的民族主义行动提供了基本原理和推动力，也为表达民族思想的象征和制度提供了基本原理。”[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认真探究这些主张，我们不难理解：世界由众多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的形成源于民族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要求与追求，而在既定政治单位内，民族成员由区域内所有人们构成，它是基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诸多因素形成民族认同。进言之，民族认同为民族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世界稳定有序秩序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支撑。或许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正如史密斯主张的那样，因为在民族主义看来，民族认同为民族主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基本主张奠定基础。
在史密斯看来，民族认同“是民族概念和‘民族共同体’在这里，“民族共同体”也就是安德森言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即是被想象为一个内部成员平等的、享有国家主权的共同体。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亦即宁骚所言的国族，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13、14、25页。
的伴生物：它概括了共同体成员所感受到的、与其他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不同，以及自己的独特性。”[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因而，民族认同可定义为：“有民族共同体成员们对构成诸如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等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阐释，以及带有这些传统和文化因素的该共同体诸个体成员的可变的个人身份辨识。”[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通过上文阐述我们知道：史密斯理解民族认同的前置性条件是既定单位(民族共同体)，进言之，是民族享有主权的政治单位。那么，所谓的共同体成员(民族成员)就可以理解成主权国家内部所有公民，进而所谓的民族认同事实上是一种集体认同。同时，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构成诸如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等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阐释”，事实上指的是如何在政治共同体层面或者说国家层面上依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而构建对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因此，在民族主义看来，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合二为一，进而促使民族认同基于特定象征、价值、神话、符号、记忆和传统能够得到深化。恰如史密斯所言：“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成分如种姓、族群、宗教教派和民族等基础上时，认同感最为强烈。而其他类型的集体认同如阶级、地域等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因为在达到各自的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文化的共同体则要稳定得多。”[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史密斯的观点证实了民族构成单元与国家构成成员的统一，即民族与国家是等同的。民族与国家等同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认同跟随政治结构的变更而变更，史密斯认为，“由于外部事件的作用和内部的群体即权力的重新组合刺激了对集体传统认同的新理解，这种变化在每一代都会发生。”[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譬如：“从新独立的民族或民族国家带着斗争、解放和牺牲主题(主旋律)的民族认同的英雄想象到强调企业家能力、有组织的技能和多元化的宽容的更开放、更实际和实用的民族认同的想象。”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但无论民族认同具体内容如何变化，本质上仍然没有突破民族和国家层面，因为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本身是从族裔出发来塑造的民族认同。
或许，民族主义主张的民族认同只强调国家集体层面上的认同而忽略了族群(没有体现民族内涵的二元性)。然而，在国家内往往存在多个族群，只有一个族群的民族国家几乎不存在。当少数族群基于族裔上的认同要求实现族群自治、自决时，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出现民族分裂问题。那么，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事实上就成为国家(民族)认同对族裔认同的侵蚀，换言之，就是出于政治原则(公民民族主义)对族裔血统(族裔、种族民族主义)的侵蚀。金里卡曾明确指出，民族主义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公民民族主义试图强制兼并少数群体。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因而，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国家与族群之间徘徊就不难理解，换言之，民族主义不能规避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甚至为政治冲突、乃至战争埋下伏笔。
二、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自由价值对民族认同的型构
民族二元性导致民族主义内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种族)民族主义的冲突，使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国家公民认同和族群认同之间徘徊。面对民族主义不可回避的困难，自由民族主义试图通过自由价值塑造统一认同来解决。
自由民族主义从个人权利、民主和社会正义三方面调和自由主义价值与民族主义价值并实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容，进而调和族群与民族冲突。天赋人权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理论立场之一，而自由民族主义认为，“个人的权利与个人认知和自主是密不可分的，而自我认知和自主与民族有紧密联系，因此个人权利与民族就联系在了一起。”黄其松：《民族与自由主义价值：自由民族主义研究论纲》，《世界民族》，2013年第2期。这在于每个人都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中，而在自由民族主义论证中，这种文化就是民族文化。同时，自由主义的民主要能有效运转，需要相互信任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自由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性和民族认同促使民族成员(国家内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不仅如此，民族共同体自治的要求为民族运转提供了前置性条件。最后，在自由民族主义看来，自由主义所关心的社会正义只有在民族共同体内才能得以成立。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内在特性、理论渊源和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实现自由主义的价值。可详见黄其松：《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或者民族主义的?——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述评》，《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以及黄其松：《民族与自由主义价值：自由民族主义研究论纲》，《世界民族》，2013年第2期。通过三者，自由民族主义融合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那么，自由民族主义以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赋予个体以民族成员身份和存在价值以实现个人权利、民主和社会正义——为基础来建构统一认同来规避民族主义中公民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冲突的目的就昭然若揭。威尔·金里卡认为自由主义价值对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民族——公民或种族——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通过全部的人类活动(经济、政治、教育、娱乐、宗教等)为其成员提供了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用来意指形成了制度机构上的一体化社会，而不仅是虽在一个社会内但生活方式和共同主张各异的小群体或帮派。这样，民族认同的价值就与文化成员资格的价值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自由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的价值因在经济、政治、教育、娱乐、宗教等方面体现民族成员的权利、要求以及民主、正义等与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相一致。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作为自由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戴维·米勒从民族性出发阐释什么是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米勒看来，民族性有五个影响民族认同之处：(1)民族共同体有这样的信念构成，即成员之间彼此视为同胞，并共享相关特征。以自由民族主义基本价值或者说自由主义基本价值，人们在民族共同体内相互承认。(2)民族性是体现一种历史延续性的认同。历史性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义务共同体，体现在继承祖先事业的义务、对同时代人履行义务对后代人履行义务三方面。相互的义务以及历史延续的义务为民族认同感提供了联系纽带。(3)民族是一个积极的共同体，是一起做事、决策和达成目标等的共同体。与群体目标“为了尽可能好地理解一个外在源头的预言和命令(如宗教)”不同，民族的目标是尽肯能地追逐民族的共同价值。(4)民族认同把一群人与特定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领土要素使民族和国家紧密相联，国家才能对一个地理区域拥有合法权威。(5)民族认同要求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东西，即具有一系列“民族特征”的特点，米勒将其描述为“共同的公共文化”。在米勒看来，共同的公共文化不必定基于生物性血统，也不是指一种统一的、同质的和包罗万象的文化，而是“关于一群人如何在一起的一系列理解。”作为一种共享的公共文化，促使人们在民族与族群的选择间不相冲突，因为这因人们属于不同族群的群体完全相融。参见[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7页。
米勒将以上民族性特征总结为五个要素：“(1)由共享信念和相互承诺构成;(2)在历史中绵延;(3)在特征上积极的;(4)与特定地域相联;(5)通过独特的公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通过这五个要素，米勒把民族性与其他个人认同的集体来源区分开来。换言之，米勒从五个方面阐释了民族性的内在属性并构建出与其他个人认同相异的民族认同，用民族性去理解民族主义，将民族认同作为理论核心之一，试图从自由民族主义内在价值中建构一种文化认同，同时规避民族和族群冲突。威尔·金里卡也认为：民族性理想为实现自由主义的正义和自由理想提供了重要基础。迄今为止，基于民族性去促进相互信任和社会团结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这不必限制个人形成和修正他们自己善观念的自由。在这里，善观念指的是公民民族主义中的政治原则和相应的象征、符号等。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288页。如米勒所言：“民族性不必是(事实上也不是)在保守主义者所设想的方式上具有权威。……因为民族性并不要求遵从既定制度或支撑既定制度的神话，所以他不必宣布异议为非法，或者只挑选那些已经共享现有民族认同的人作为新成员。他需要要求移民的是，他们愿意承认目前的政治结构并加入与东道主共同体的对话，以便创造一个新的共同认同。”[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通过上文阐述我们知道：米勒阐释民族认同在乎的不是制度以及支撑制度的神话、符号等因素，而是在共同体内如何用自由民族主义价值构建共同政治认同感，即用“共同的公共文化”使族群相融于民族，将民族理解为具有族群同质性的共同体，换言之，即民族在族群共同体基础上得以延伸。而在米勒看来：“族群与民族共存似乎极有可能，任何一个都不会威胁排除另一个。”[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因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的普遍且一贯的做法是：通过民族文化和政治机构的塑造和运作，针对其疆域内的永久居民去努力塑造共同的民族身份。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米勒明确指出：“共同体将体现共同民族精神，这些共同民族精神进入解释对这些目的而言有价值的需要和利益的定义之中;就民族而言，这种共同精神采取共同文化形式。”[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这就不难理解：自由民族主义试图利用自由主义价值、通过强调人们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权利和义务在国家内部构建一种相对弱化的民族认同，而不特别强调民族主义中国家、政治以及族群等相关因素对民族认同的影响。这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言：“民族建构不需要采取促进某一特定优良生活观的形式。共同的民族身份的基础不需要是某一种共识的善观念，而只需要有这样一种较弱和较宽泛的感觉——人们隶属于某个代代相传的社会，享有共同的疆域并拥有共同的过去和未来。……共同的归属感构成了民族身份的基础。……公民觉得自己归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因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拥有同一种历史。他们共同参与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就依赖于这种共同的语言，而制度又彰显和固化这种历史;并且，在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时，他们视自己的生活机会息息相关于社会和制度的持续存在。公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共享民族身份，而不必共有同一种种族血统、同一种宗教和同一种善观念。”[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页。
我们可以说，自由民族主义利用自由主义价值构建一种弱化的民族认同使社会走向团结。但这“一切都依赖于族群群体对其民族认同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是否感到安全和舒服。”[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毕竟，自由主义价值的实现以及民族认同形成的前置性条件是国家法律、税收等政治体制，因为“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地方，他能够发展和制定一套制度——罗尔斯称之为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其社会正义观念所要求的方式一起为人们分配权利和责任。”[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同时用一系列自由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根本价值和利益，从自由价值、人权角度讲，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解决移民、少数群体和族群的民族认同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强调自由主义价值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制度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困难。
尽管人们生活在世俗的、自由民主的、多元的、都市化的、消费主义的文化中，信奉个人自由和民主平等，族群(也包括少数群体、移民)实际上的独特性正在消失。然而，深受传统共同体和制度(如家庭、学校和教会等)价值观念的影响，对政治制度及决策的观念和态度显得有所差异。在米勒看来，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认同，只有建立在自由选择基础上，认同才是可接受的。参见[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6页。因而选择必然深受传统价值即制度的影响，具体说，必然深受政治、族裔传统中家庭、学校、教会、神话、历史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同时，塔米尔认为：个人受家庭、工作单位、教会、俱乐部的影响甚至超过民族对其的作用。民族虽不是短暂的，然而它对绝大多数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是较弱的。[以]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导言。这种差异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就是对政治制度的认可差异，当少数群体(或族群)与多数人(主体民族成员)在制度层面存在分歧时，他们就不止于满足个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要的是自治权，不论是地区自治还是完全的分离。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在金里卡看来，加拿大联邦制度原本可以满意地成为魁北克实现民族自决的形式，但由于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对(真正的)联邦制度漠不关心的态度，要保证魁北克民族的意愿得到尊重，争取主权就成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或许，自由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似乎是向世俗自由多元化转变，然而少数群体(族群)的自治要求“暴露了他们深沉隐藏着的欲望，即从现代性倒退，重建一种建立在共同族裔、历史和宗教基础上的组织严密而富有亲情的社群生活。”[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那么，自由民族主义以自由价值为基础构建的相对弱化的民族认同——尽管能够缓和公民与族群(少数群体)冲突——在解决公民与族群(少数群体)冲突时的力不从心就不言而喻。或许，金里卡对魁北克问题的解决方法会为我们带来启示： 如果我们对宪法困境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就要寻找一个可以包容这两种政治认同的政治制度。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联邦制度，这种制度既允许魁北克根据其政治认同感行事，又不阻碍讲英语的加拿大人根据其同样强烈的要求——即一集体身份而不仅仅是一分裂的省份行事。[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三、宪法爱国主义的民族认同：宪法理念为基础的国家认同
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困境在哈贝马斯看来可以通过宪法爱国主义来解决。哈贝马斯认为：“宪法爱国主义可以取代原始的民族主义。”因为“有效宪法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结晶。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反映在宪法中的原则，如人民主权和人权等，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同时，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的公民身份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了团结，这种团结表现为“一种深入到政治社会化过程当中的交往关系，”[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正是主体间可能达成的沟通把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团结起来。换言之，宪法爱国主义通过强调民主的公民身份，整合公民认同，以突破族群和少数群体实现国家统一认同。正如应奇所言：“民主的公民身份作为陌生人之间的抽象的、合法的中间纽带，是可以将不同族群包容在内的。”应奇、佘天泽：《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更重要的是，“民主的公民身份不需要根植于一个民族的民族认同之中，”[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4页。因此民族国家的公民回避了民族认同问题和与之相随的民族纠葛。进而，不难理解：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宪法爱国主义构建出弱化的公民认同以整合种族、族群、少数群体并实现国家认同。彭刚在《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宪法爱国主义是一种弱化的美德，其建构的公民身份有利于实现统一的公民认同。具体观点可详见彭刚：《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既然哈贝马斯认为宪法爱国主义可以解决民族认同困境，那么，宪法爱国主义指什么?哈贝马斯说道：“一个自由和平等的联合中的人们为之而战， 最后达到的共识，其最终基础仅仅在于一个人们同意的程序的统一性上。这种满足的形成意见和做出决定的程序在法治国宪法上取得经过分化的形式。在多元社会中，宪法表达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系列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这样一种联合体是由相互承认的关系所构成的，在这种关系下，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可以期望被所有人作为自由的和平等的人而受到尊重。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可以受到三重承认：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每个人作为一个族裔或文化群体的成员、作为公民都应该能够得到对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尊重。”[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0页。
通过上文阐释我们知道：哈贝马斯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础构建共同体情感，即以宪法为基础构建国家认同。哈贝马斯所言的宪法不是指作为固定文本或成文规则存在的宪法，也不是全体公民意志简单叠加后的表达，而是通过公共论证和民主协商后获得公民普遍认可的宪法。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0页。哈贝马斯强调以宪法为基础的共识性政治原则构建共同体，并以此来指导共同体生活。那么，基于政治体系对公民自由价值保护，认同及忠诚对象转变为以宪法为基础的国家，而不是民族。进而，宪法爱国主义取代传统民族主义，即民族是公民的民族而不是血缘共同体。哈贝马斯认为，民族最初是以血缘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法国革命之后，民族的意义逐渐从一个前政治的整体变成一个对公民认同具有构成意义的实体。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4页。可以说，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与政治文化紧密相联，哈贝马斯写道：“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所培育的只是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公分母，它使人们对一个多文化社会的各不相同但彼此共存的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整体性这两方面的敏感性都得到加强。”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4页。简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既定公共领域内，宪法构建政治原则、体系、文化和法律文化保障和实现自由、民主、人权价值促使人们依据宪法而达成共识并构建共同情感和认同。
与米勒相似，在哈贝马斯看来，民族国家民族认同、集体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集体认同的形成关键在于政治文化。他认为政治认同是某种获得性的东西，是通过宪法、法律、政治体系、制度以及具体参与实践塑造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感;文化认同是一种授予性的东西，基于特定社会、传统或价值等形成。现代公民身份建构本质上是形成争取自由主义基本权利及价值——自由、平等、正义——的政治性认同，而不是基于共同语言、种族、宗教信仰、神话、传统符号等因素的集体认同。或许，正如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主张那样，政治的、公民的认同受特定的文化环影响，也深受族群、种族、宗教等文化影响，换言之，两种认同在历史和经验上相互影响并导致观念价值不断融合。但哈贝马斯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种以公共的善为取向的公民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是一种公民在对政治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宪法爱国主义，可以成为国家和超国家集体认同的基础。参见王展鹏：《宪法爱国主义与欧洲认同：欧盟宪法的启示》，《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这是“因为对于公民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具有相同的民族背景，而是具有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不是学会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不是去寻根问祖，而是学会如何批判地查视自己的利益以便进入理性的协商程序，这就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民主政治文化。”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与罗尔斯试图通过民主程序制度构建合理政治社会结构以实现正义、公平、个人权利并将爱国主义观念延及美国类似，哈贝马斯试图基于宪法共识，以政治制度为载体，在既定公共领域以民主方式实现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将宪法观念延及政治共同体，并通过这种方式塑造公民集体认同。哈贝马斯说过：“在多元主义社会里，宪法表达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些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58页。那么，在宪法共识指导下共同体共同生活如何实现呢?哈贝马斯指出：“要基于宪法爱国主义践行民主，”哈贝马斯说过：“在我看来，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我们必须把民主过程植根于一种‘宪法爱国主’之中。”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并进一步指出：“民主过程可以填补社会一体化的空白”，“从长远来看，只有民主的过程堪称是正当的并能够建立起团结，” “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所建立起来的话语型的意见结构和意志结构最终构成了一种团结的中介。”[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6-89页。简言之，哈贝马斯认为基于宪法共识，通过民主程序实现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可以“团结”共同体内所有公民，以此形成对国家共同的忠诚感。
可以说，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通过强调对宪法原则和民主程序的共同忠诚塑造了公民集体政治认同感，宪法爱国主义通过公民对宪法原则的共识(归属感)及忠诚阐释了公民国家认同的形成，以及这种共同的认同感如何对同胞产生了特殊的责任。不难理解：哈贝马斯试图普世的宪法爱国主义理念取代以民族性基础的种族、族群、少数群体追寻自我利益的观念，并用以宪法共识为基础的公民认同规避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所面临的认同困境。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从规范角度看，民主过程深入到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当中，所具有的不是一种排斥意义，不是要突出民族的特性，而是一种包容的意义，这是一种自我立法的实践，他把所有的公民都平等的包容了进去，所谓包容，就是指政治共同体对所有的公民都保持开放状态，不管他们有怎样的出身。”[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尽管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塑造的公民国家认同有效调和族群、种族与国家公民的冲突，规避相互间的矛盾。然而，宪法爱国主义本身还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困难。宪法爱国主义试图用宪法塑造共同体认同，这本身便是一种困难，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哈贝马斯正视了民族的二元性，但其宪法爱国主义的弱化的公民国家认同抛弃了民族。换言之，要么宪法爱国主义政治文化塑造的认同能约束亚文化(种族、族群、宗教等)认同，要么抛弃亚文化认同而以自由价值塑造出普世认同观。
哈贝马斯也指出：“共同的政治文化必须保持强大的约束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民国家不会四分五裂。”[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这有一疑惑，这样普世而抽象的政治文化可能吗?能够成为各种亚文化之间相互的重叠共识吗?另外，以自由主义价值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将个人视为终极道德主体，如果仅仅以政治文化及民主程序构建公民国家认同，那么，世界会不会走向统一帝国。如果是，那族群的权利(政治的、文化的、传统的、生物性的)和要求又如何处理?同时，又如何思考民族国家的边界呢?并且哈贝马斯自己也承认：“仅仅依靠规范概念还不能说明，个人应当如何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共同体。……从规范角度来讲，由自由而平等的权利伙伴组成的共同体，其社会界限充满了偶然性。”[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6页。因此，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难以解决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问题，留下的却是更多的疑问。
小结
与中世纪宗教认同支撑神权政治一样，民族认同支撑着民族国家，至少现阶段是这样。同时，民族认同也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民族国家内部，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种族的、族群的、少数人的、移民的、超越民族国家的等等。由于民族认同包含政治性的公民认同与文化性的族群(种族)认同之间的张力，因此，不论民族问题以何种形式呈现，最终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不完善。故而，塑造统一民族认同心理对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为解决此问题，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以及宪法爱国主义理论按照自身逻辑提出了构建民族认同方案：民族主义在族群传统基础上通过政治构建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并以此来规避或者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然而，民族主义并没有真正解决民族和族群冲突，反而体现为民族对族群的侵蚀。面对民族主义的困难，自由民族主义试图以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来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尽管相对弱化的民族认同在少数群体、族群、移民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族群权利要求的侵蚀着原本薄弱的民族认同，自由民族主义面临与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一样的困境。于是，宪法爱国主义希望建构一种更为弱化的民族认同来规避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困难，宪法爱国主义试图通过宪法、政治体系、民主程序和政治文化实现国家公民认同统一。然而，宪法爱国主义一直标榜的基于宪法共识的政治文化是否有效?建立世界统一民族时怎样处理族群的传统文化及利益?后民族结构是否在传统意义上讨论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这些都需要反思。事实上，各种理论内在逻辑困难都源生于民族成员身份，即国家公民与族群成员的内在困境。从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的解决方案来看，其实质是弱化民族的族群性，试图通过政治建构、制度安排、文化型构塑造统一民族认同心理。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论建构难以真正实践。因而，如何克服民族认同的内在困境以塑造统一民族认同是解决民族认同困难的关键，而理论建构与解决方案还在探索之中。
(责任编辑：王宁)
作者：黄其松